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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Walder来校讲他的新研究Revolution from Within。毕竟是一号大人物，吸引了不少人来，老赵和我认得的好几个华人博士生，几个在老赵课上出现过的访问学者都来了，甚至连John Padgett这类通常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居然也出现了。老赵开场白称当年Walder是他博士论文的匿名refree，严厉批评了老赵的论文，让当时在McGill被捧为新星的老赵很受打击，不过也很受用。老赵称Walder的成名作是Elegant Model，而这本书似乎有转向历史社会学的意味，超越了一向着迷用简单自变量和universal理论解释社会现象的美国式社会学。
现场速记，由英文转成中文，错漏恐颇多，望见谅。暂不加个人点评，供参考。部分字词由于“种锁州之”的原因做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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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Walder在读博的时候老毛还在生，那时候就有做温格史的想法，以后陆续有研究，现在这本专著算是对以往研究的继承和发展。在写这本书的时候Walder逐渐摆脱了像Charles Tilly等人对他影响较大的郑智社会学形式的观点。
今天讲到温格，基本上说法是“十年冻乱”，头两年是混乱阶段，68-71年则有更大的冻乱和串联。Walder关注过、做过的对这段历史的主要研究，一是微观的对北京洪喂兵等的研究，主要基于这些人当时留下的对行动和目的的记录和大型字画报，及少量外国人的目击记录，Walder刚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有大量这种文献涌入美国。二是如和南京大学Dong Guoqiang合作对城市及郑智精英阶层权力窦争、军队介入和Repress武窦的研究等。三，也是Walder现在的主要关注，是冻乱在全国扩展、深入基层的情况和趋势。
CCP建立了一个庞大而有纪律的nation-state，工人农民干部各司其职，Hierarchy严明，但短短6个月内整个系统陷入冻乱状态：1966年9月-12月到1967年初，学生、工人相继投身运动，国家陷入无正副状态。1950-1960年代西方关于鸡犬主义的文献很多，但后来西方社科学者逐渐发掘出苏联东欧式鸡犬表象下的利益集团和权力窦争，而1966-1971年及整个温格的中国也是一个好例子。以往的基本意见是，毛及中央温格小组人员有意动员出这些“冻乱”势力，发出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结果被合作化运营的小有产者，对阶层分级和“洪后代”不满的学生，被征粮过多的农民等也起来开始冻乱。这些势力似乎可以粗略分为“保黄”及“枣反”两派，但两派都宣称loyal于毛及温格，其实他们的grievance是在温格之前就种下了的，毛无意中搅动了这些沉淀的不满，国家和官僚系统成为不满所指向的对象。如此种种很符合传统political sociology, Resource Mobilization，及后来的Political Opportunity（Charles Tilly, John McCarthy, Theda Skocpol等人）之类的观点。
Walder最初认为，当时冻乱者的利益不是分层分团体的，而是network式的，跟现成建制联系紧密的网络中人比较容易变成保黄派。结果看过文献和数据之后发现相反。像档员、学生领袖等郑智上活跃、比较像保黄派的人，反而是打破这个network最积极的人。Walder认为主要的问题是political choice：他以为先前跟建制和hierarchy中人联系紧密者天然倾向保黄，但后来发现由于1966年6-8月，几乎所有CCP主要组织的领导人都是执行刘某人路线的，他们极有可能被purge，而跟他们联系紧密的人就面对dilemma——他们必须要站队，但面对郑智形势/毛的指示和hierarchy的矛盾压力，uncertainty很大。是帮可能被清洗的人保黄，还是第一个跳出来切割自己的联系？不同的人做了不同的选择。这似乎是一种理性选择，也有norm/morality的考虑：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Walder开始考察当时有什么因素促使人做出不同的选择。
Walder从以往的研究中发现，首先，中央正副干部和档员比学生们更早动员，结果学生们在剁权之后无法取得代替正副的地位的策略，最后毛决定用工人取代之。为什么Bureaucracy内部最先有insurgency？
第二，像如南京这样城市的剁权，群众先夺电台、攻按局，然后进占正副机构。通常是先和那些机构内已经有的枣反派联系，通过他们取得控制权和相关资源，这也说明Bureaucracy内部Insurgency是很重要的。
最后，Walder有一次到中国某偏僻县城，因有空就采访当地干部关于温格的事，干部们提供了很多情况。干部之间有时在Walder面前互相揶揄和指责属于不同派别的其他干部。Walder发现，此地没有大学、没有工厂、少有串联的人经过、周围农民只在自己公社内活动，结果最大的冻乱枣反窦争势力就是这些干部，这该如何解释？所以难题是，原先纪律严明的state apparatus，为什么一夜之间崩溃？为什么为首的领导人无法控制下属，甚至南京市委书记被迫打电话给恩来说自己无法控制情况，恩来的应对是派枣反派去剁权，最终导致陷入无正副状态？
Walder认为，这不仅仅是Resource Mobilization的故事，而是Hierarchy内自发性冻乱的问题。这要求研究者深入到国家机器去考察当时的干部，把他们也看成冻乱参与者。当时有1200万正副干部，2500万档员，是当时最有组织的行动集团，在很多没有足够学生和工人引起冻乱的地方，他们是造成运动的主要势力。而国家系统在运动中最严厉对待的则是被认为是“保守派”“走滋派”的干部。由于每个层次的领导者都面临合法性危机，信息过载和指示混乱下，干部和档员受到的“表态”压力很大，即使是非常理性的分析仍然无法穷尽所有可能性。而像一个县城里面，被剁权被针对的主要是少数几个最高干部，其余任何人都可以冻乱剁权，于是干部档员们互相揭发剁权，bureaucracy系统中的任何日常生活细节、背景、过节、旧账，都被翻出来作为郑智动员和剁权的工具。朋友同事甚至家人反目变成经常的事情。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个趋势扩展得这么快？这似乎并不是一个mass-mobilization, bottom-up的缓慢积累过程，而是top-down，“斩首”式的快速扩展，大量小团体在部分枣反领导下互相展开激烈窦争。
这本书的主要数据文献来源是各个县市的地方志，它们对温格的记录详略不一。Walder基本收集了除15个县市单位外所可能收集的所有地方志，做了对1966-1971年间郑智事件的综合记录，然后分析出各种地方行政单位发生的郑智冻乱事件，并分析了14000多件冻乱事件的类型：拍戏武窦、攻击正副、攻击部队、正副镇压等（Walder：于是我还是回到像Tilly那样的路上去了）。文献中温格部分占郑智部分记录的比例、记录的长度（词数）和所记录的死亡数基本呈正相关。大量剁权事件集中在1967年1月27日到2月12日，然后大幅下降。在县级正副剁权的事件，同下级行政单位剁权的事件，相差只有几天的时滞。这可能是因为高层正副被剁权后，下层的枣反派有更大的压力要夺本地的权，同夺了权的人站在同一阵线。武窦事件和伤亡主要出现在3-4个月后的夏天，及即将成立格委会的1968年，而且由于正副镇压和内部剁权造成的死亡比一般群众和学生冻乱要多得多。（Walder：我做这些积累的时候慢慢学会了更多处理数据和做表的技巧，所以多秀一些~）
基本结论：1966-71年的正副官僚系统内部冻乱并不是代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干部的窦争，也不是简单的保黄vs枣反的竞争，研究大众郑智的社会科学家不应该把国家视为一块铁板，必须关注国家和社会hierarchy中容易受大众郑智影响而崩溃的模式和部分。威犬/鸡犬正副看起来强大，其实在大众郑智风潮中很脆弱。
以下为问答
John Padgett：跟苏联的斯大林大清洗或许可以比较：top-down动员，竞相揭发和告密，不过苏联体制内的利益集团和底层对高层的反叛更明显。如果说中国这棵大树由上至下被砍成了一段段，那似乎还是有两个解释：高层的失范提供了抛开上级、进行本地清算的机会，抑或是高层失范后基层试图重建、向上重建的努力在相互竞争？
答：我能不能选第三个？（笑）似乎一开头，各种势力之间都在努力站队，不过随着事态发展，更多呈现出冻乱势力相互“斩首”的趋势，军管在某些地方暂时阻止了这一趋势——追问：（没听清）——军队的组织模式更近于苏联……（没记清）
某人：你似乎假设洪喂兵式混乱也会转移到官僚系统中，但似乎如果人人都惊恐地切割和某些人的联系，似乎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保黄vs枣反两派的窦争？
答：应该存在某种pre-exisiting structure。北大的故事很有代表性 ——首先按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分派来窦争，但然后逐步解体为很多小团体的窦争，清算过去的背景、社会关系等。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这种积累下来的资源可以被作为相互窦争的资源。如果把北京27个大学的故事每个都说出来，那generalization就太难了。
老赵：如果你的故事是对的，那么北京作为最先发生冻乱的地区，个人是在不停变换自己的组织联系，但后来扩展到地方之后就变成相对有pattern的动作？
答：像南京这样的城市，某校学生在看到北京的行动之后就贴出大字报指责校长，校长派出调查队惩罚学生领袖，结果他被枣反派剁权，学生领袖上位。然后新起来的枣反派又反对已经剁权的学生，已经剁权的学生又支持市上剁权的枣反派，如此联系和窦争。我在南京发现的是这种模式在不断循环。恩来觉得不能这样下去，就派出军队来军管，结果已经剁权的枣反派又不满，去挑动军队里面的人帮他们巩固，这样又造成军队内部出现少量分派。
某博士生：为什么这并不是一种bottom-up的pattern？跟political sociology的联系和区别在哪里？
答：我在这里是比较Microlevel的故事，而且是Individual故事但并不是rational choice. 这个故事是bottom-up的方面在于网络和组织动员的联系。但做这个研究让我后悔密歇根大学本科时我选了人口学而不是社会心理学做Minor。社会心理学研究个人取向、组织行为的形成会很有启发……在正副结构内工作的干部其实也是社会的一份子……这是个很复杂的事情，需要多少细节才让empirical argument make sense而不Overwhelm读者？我觉得我已经overwhelm了，这本书的细节有时候把我自己都搞晕，像各地地名我经常搞混。写这本书也是重新学习和再学习的过程，当然也包括做图表。
某老师：（没听清，似乎是档案文献问题）
答：好多档案都还是不开放的！以后有更多档案开放，研究会更有趣。中国文明有一点好的就是对很多事情都有各种文献记录，即使是枣反派对武窦都有专人记录。XX的书中很多档案是她一字一笔抄不开放档案抄出来的。我有时候查不到东西也很纠结，不过我觉得let the sleeping dog lie，20年后再来看吧。
MAPSS学生：你提到在南京的例子中，枣反派是和机构内的枣反派有联系的，这是否表明有某种-pre-existing的联系？在合作之后是否形成新的联系网络？
答：我发现很多枣反派团体是由同一班的学生组成的。某种程度上Micro-level有一个容易误导的方向是人被看成原子化的个人，事实上团体也会做group decision。你读蒯大副和对立枣反派的回忆录会很容易看到这一点。枣反派有时也会组成协调委员会协调各方面的权力。当蒯被推上清华枣反派领袖时，本来是获得相对认可的，后来他开始为所欲为，就有人指责他是Trosky、Kruschev，半数的老同学转而反对他。有时候我真想时光倒流回去看看当时组织是怎么形成的。当时中央温格小组派出过很多记者和广播员去动员学生枣反，然后写成详细记录发回终楠海供参考。这些人会自称是温格小组代表，鼓励学生说出事情发展的经过……（没记全）
社会学博士生：（没记全）
答：……在北京的事情如此迅速扩展到地方层次，唯一的可能性是正副机构本身在传递着这种冻乱。四川的记录文献很不全，但广西记录非常详细。我找到了大概12份正副在1970年末到1980年初对某个县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当时武窦和死人情况，两个对立派别的头头都是正副干部。而在省/直辖市级别的记录，陕西和上海很详细，福建武窦厉害但是没有留下什么记录。
John Padgett和Walder交流。最近他的新书即将出版，里面也比较了中苏的体制内窦争和转型模式。
http://www.douban.com/note/212418038/[/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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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8 14: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