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耀健：一个小学生的“保皇”与“造反”

叶曙明

一个小学生的“保皇”与“造反”

杨耀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13岁，是重庆市市中区两路口小学六年级学生。大约4、5月份，在市三十中参加了初中考试，满怀憧憬，想跨入中学校门。不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9月初，重庆由官方支持和部署建立的红卫兵纷纷成立。这时，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时称八一五派）已经开始出现。中共重庆市委全力支持由他们控制的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力图使运动在其主导之下“健康发展”。后来这一派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派”或“思想兵”，又因为据说市委曾给“思想兵”总部发放过夜宵麻饼，故此这一派被“八一五”派讽刺为“麻子兵”。初期，其组织成员都必须是“红五类”，要求根正苗红。后来为了与造反派争夺群众才有所松动。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按成分划分为“自由职业者”，不算“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不知该叫什么，人们开玩笑就称为“花五类”或“麻五类”。那时能有一个红袖章戴在胳膊上，是很荣耀的事，这成为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如果说那时的人有啥失落感，那就是生怕自己被排除在政治运动之外。所以，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下属的小学生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小兵成立，并同意将我吸收入内时，我欣喜若狂，连想也不想就投身进去。

记忆中那是当年的秋天，我去凯旋路中学（“破四旧”时改名为红岩三中）报到，毛泽东思想红小兵总部设在那里。因为我能写短小的文章，又会刻蜡纸，被分配去政治部工作。一去就发红袖章，但我觉得红小兵的名称不如红卫兵强，不爱佩戴。

毛泽东思想红小兵总部隶属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总部工作人员大约有十多人，分为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三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专门派两位大红卫兵来领导，一男一女，男的姓卢，女的忘记姓氏，我们都称他们为指导员。对于他们基本上是唯命是从，绝对照办，因为红小兵都是毛孩子，稀里糊涂的。

我们每天要干的事，就是自己动手刻传单，写标语。传单的主要内容是外地红卫兵带来的小道消息，有中央领导讲话，有哪些“走资派”又被揪了出来，以及本派别组织的消息。标语的内容，则是配合上述消息而制作。制作完成后就到街上去散发和张贴。有一天轮到我去散发传单，我和小伙伴登上解放碑旁边美术公司的二楼阳台，从上往下撒。那里位于解放碑中心区，群众特别多，一见传单自天而降，潮水般涌来争抢。我们恶作剧，一次只扔几张，还吐口水下去，觉得挺好玩的。

参加组织并没有啥实惠，伙食费是各自从家中拿来的，在凯旋路中学食堂搭伙，晚上就在学校的教室里睡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放在裤兜里的菜饭票全部被窃，异常愤怒和震惊。我怀疑是一位姓于的小伙伴偷去的，次日夜里，我想偷回来，手已伸进他的口袋里，但一看他熟睡的脸，又不忍心下手，终于未拿人家的东西。

国庆节后，重庆的造反派组织接连成立。由于市委被批判、“炮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日子就难过了。总部派出去贴标语、散发传单者，有的遭到纠缠和威胁，有的甚至被围攻。在此情况下，我们红小兵总部也被迫转移，搬迁到江北区，先后在江北嘴的一所学校和十六中、十八中落脚。那时大家开始怀疑自身在这次运动中站错了位置，不该去当“保皇派”。

不久，我又被派去执行新的任务：到“红卫兵造反战果展览”执勤。

重庆市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结束后，受市委支持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抄获的物资最多。总部决定学习北京的样子，办一个“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战果展览”，大搞阶级教育，场地征用枇杷山上的市博物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调集了几十人执勤和担任解说，并吸收部分红小兵参加，我因在红小兵总部得到卢指导员的赏识，也被选中执行这一光荣任务。

记得我到展览会场时，只见每间展室的桌子、椅子和地板上，到处堆满各种抄家物资。大件的有钢琴、红木家具、浴盆、屏风；小件的有牙雕、鼻烟壶、签筒、银筷和象牙筷。还有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国民党党证、国民党军校毕业文凭、国民党军政大员的亲笔信；黑色的烟土、鸦片烟枪；各种首饰、古玩、古籍、字画；还有少量锈迹斑斑的驳壳枪、小手枪、子弹和手榴弹。不管这些东西的主人是出于怀旧或留恋，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年代，都足以构成反革命罪状。

由于没有保险柜，抄获的大笔现金盛放在几个铁皮水桶里，上面加贴一张盖有总部公章的封条就算完事。毕竟，守卫者都是十多岁的中、小学生，对财产管理的事一窍不通。登记簿是有的，大约是日记账形式，哪天收到啥就登上，由头头保管。在展览期间，还有中学生红卫兵送来东西，我亲眼见到一位队长从手腕上抹下三只手表交公，口里还说去晚了点，有几家查抄对象被其他组织抢了先。

领导我们的卢指导员是一位高中生。他出身于工人家庭，为人忠厚勤勉，不苟言笑，平日总是很严肃。他几乎老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整天跑来跑去布置工作，自己也动手做，片刻不闲着。他对我们几个小学生格外关心，嘘寒问暖，还常常启发我们的觉悟。守着如山的金银财宝，现金又由他清点登记，他却洁身自爱，一个铜板不沾，与大家同甘共苦啃干馒头度日。他很有政治头脑，讲话有条有理，显得十分成熟，受到大家的尊重，有什么事都主动向他汇报，他则耐心听取予以解决。有他在，大家便觉得有了主心骨。

几十个执勤者住在底楼，分组各自看管一个房间的物资，除吃饭轮流上街外，平日寸步不离。晚上就睡在屋内地板上，有的人带有草席，有的人家中连草席也没有，就找几张报纸铺在地上对付着过夜。开水到附近茶馆去打，洗脸洗脚都用自来水，入秋后水冰凉，大家喊“一二三”同时把脚伸进盆里，还乐得哈哈笑。

我们当时手头拮据，每天主要靠烧饼、馒头、小面、凉粉充饥，难得吃一次肉。闲来无事，大家就吹自己过去吃过什么好东西，越吹越饥饿，暗暗咽口水。但说来也怪，明明守着一桶桶现金，晚上瞌睡都大，谁都可以乘人不备从铁皮桶里抽一张钞票，起码能管一周的好伙食，然而自始至终没人这么做。过去所受的传统教育在无形中约束着中、小学生，如今讲来令人难以置信。

布置展厅的时候，我去给大红卫兵打下手，帮忙递工具、搬板凳、准备颜料、牵扯横幅。我正在求知期，对那些查抄来的“毒草”书很着迷，如《施公案》、《青城十三剑侠》等，得暇就赶紧翻一翻。有些画片也很吸引我的注意力，因为上面有我熟悉的《封神榜》中的人物，还有充满异国情调的宗教画，栩栩如生。搬东西时，我抚摸过各种各样的砚台，有的上面还有墨香，使我回想起过去在学校填九宫格的往事。至于金条和骨牌，我们拿来排成间隔不远的队列，碰倒第一快，其它的便逐一倒下，多年后才听说洋人管这个叫“多米诺骨牌效应”。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战果展览”最初很热闹，尚未被夺权的市委、区委通知各单位组织参观，工人、农民、解放军是首先观展的，接着是机关干部和其他公教人员。那时国家实行低工资制，二级工每月30多元、大学毕业生40多元、科级干部50多元，维持着最低生活水平，他们一看满屋的珍宝和绫罗绸缎，巨大的反差感油然而生，跟着讲解员一遍又一遍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然有的也只是为了表明革命立场的政治表态。

但是，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开展，重庆造反派（当时统称八一五派）力量逐渐壮大，他们把这个展览视为“保皇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准备来造反了。

一天午后，我正迷迷糊糊地打瞌睡，突然听见卢指导员大声吆喝道：“有情况，紧急集合，快到大门口去，八一五来冲展览馆了！”

我不知天高地厚，一翻身从地铺爬起来，跟着中学生就往门口跑。只见展览馆的院坝里有近百名八一五派的人，身着军装或劳保服，气势汹汹，一股蛮劲往台阶上冲。我方的中学男生手挽手肩并肩排成一排，站在最前列，抵挡着最强烈的冲击波。女生站在第二排，也是手挽手肩并肩，尽力支撑前面的男战友。我们这些小学生照样站在最后排，一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样子。

与后来真枪真炮的武斗相比，这场冲突相对来说实在有点温柔：冲击者并不动手打人，只是竭力往台阶上钻，当他们被守卫者挤下台阶时，方才怒气冲冲地去抓扯守卫者的衣服，口里乱骂乱嚷。守卫者也腾不出手还击，仅仅在冲击者试图钻进空隙时齐心协力把对方挤出去。最激动的是双方的女生，头发蓬乱脸色通红，不停地指责对方是“暴徒”，不停地背诵毛主席语录，为自己的男同学打气鼓劲。殊不知正因为有她们在场，小伙子们才斗得更凶。有好几次，造反派的一群人已把我方站在头排的人推倒了一片，并试图从人堆中踩过去，哪知后面的我方女生立即挺胸堵住他们，使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有那么一条：不准调戏妇女。造反派顾忌与女生有了身体接触而违犯这条规定。

冲击者见正面进攻无效，又采用侧面进攻。在紧张的搏斗中，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两个造反派的人悄悄溜到展览馆后面，企图翻窗闯入。幸亏我方早有防备，已将窗户用木板钉死，他们未能得逞，但他们砸碎玻璃的“哗啦”声，的确吓了我们一大跳，赶紧从前面抽调人员过去察看，并再三打电话告急。

总部得到报告，立即派出三四十人乘车前来支援，全是初生牛犊般的中学生，天不怕地不怕。当援兵乘坐的大卡车飞快开到展览馆前停住，跳下来一大帮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时，八一五派的人顿时泄气停止了冲击。但他们仍三三两两在院坝里游动，喊叫挑衅，直闹到腹内空空要去进餐方才散去。这时，我们像凯旋的战士一样，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兴高采烈地得胜回营，好几天都有牛皮可吹。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12月初，造反派制造了“一二·四事件”，诬陷“老保”打死了人，还抢来殡仪馆的几具病人尸体说是他们的“死难烈士”，对我方造成极大压力，加上造反派报复性的打砸抢抄抓，“老保”组织纷纷土崩瓦解。

是年末，毛泽东思想红小兵总部随一部分残存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搬迁到青年路的市中区体育馆。我在那里才住了几天，父母就一同找上门来，强行将我拉回家中。“保皇派”此后的结局，我便不清楚了。我在红小兵总部大约呆了两个多月时间，印象深刻的就是老不停地搬家。

1967年初春，好友蒋建突然来找我，他当时在八一五下属的小学生造反组织“小闯将”总部工作。他明明知道我曾参加“保皇派”，但因为从小就是好朋友，也并不忌讳，硬拉我入伙。

那时八一五派已是占据重庆政治舞台的主流革命造反组织，“八一五好得很”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所以我的父母未加阻拦，反正我呆在家里也无所事事，学校均已停课。

就这样，我又进入了小闯将总部，其全称为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小闯将总部。

由于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设在市少年宫，小闯将总部也在那里，在原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公馆内办公。与“保皇派”一样，八一五也指派男女高中生、初中生各一名来做小闯将的领导，记得女的指导员姓熊，胖胖的，爱唱歌跳舞。小闯将的一举一动，都听命于指导员。与红小兵不同的是，小闯将发展的成员更多，遍布7区3县。记得有次开大会，最先来报到的是长寿县分部的两个小男孩，蒋建疑心他们是假冒者，晚上居然把他们反锁在房内，早上才放出来。

小闯将总部做的工作，主要是发动小学生回校去造反，把各区县分部的头头召来开会，指示他们向大红卫兵学习，到各校去揪斗“走资派”，更重要的是要理直气壮去找校方给经费，把宣传工作搞起来。同时，要坚决“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与“保皇派”作斗争，撕毁他们的大字报、标语，在他们开会时前去捣乱。小学生涉世不深，参加造反主要是觉得好玩，恶作剧的成分多。于是小学里也出现了给老师贴大字报、戴高帽、挂高跟鞋批斗的现象。与“保皇派”的摩擦，就是缠着对方辩论，措辞越刻薄越好。

万万没有想到，我却因此暴露了有“老保”前科的身份。

少年宫离我母校两路口小学很近，不到半站地。一天，两路口小学的小闯将要开批判会，邀请我“到会指导”。我那时已弄到大红卫兵的袖章，佩戴在左臂上，洋洋得意回到母校，那天的会是批判校长江某，无非是指责他长期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代表小闯将总部在会上发言，坚决支持母校小闯将的革命行动，号召同学们“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斗争到底”云云。

殊不知，我的同班同学、女生石世荣（时已改名为石世红），在会场上见到我，连会也不开，马上跑到小闯将总部去揭发我是“保皇派”。那时人们的派性大抵如此，对立派是水火不相容的，连夫妻也要反目。

会后，我兴致勃勃步行回少年宫，老友蒋建在半道上截住我，急匆匆地说：“有人来揭发了你的底细，总部准备把你抓起来，你千万别回去了！”

我在文革时期的政治生涯，就此戛然而止。

载《记忆》2009年2月12日第4期总第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