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从不避讳争议;本周四,他又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语出惊人。他说,如果想拥有真正的创新能力,中国就必须面对历史真相,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你们说要合拍,但是又不愿意面对中国的历史,你们根本不愿意去谈论它,要谈也是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斯通对全神贯注的观众说。他曾三次获得奥斯卡导演奖,拍出了《萨尔瓦多》(Salvador)、《野战排》(Platoon)和《生于七月四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等备受赞扬的影片。20年来,他一直想在中国拍摄一部好电影,但却未获成功,这番话表示了他的不满。
观众——他们大多是电影和媒体专业人士,其中许多都是中国人——对斯通的发言报以热烈掌声。斯通说,他经常大胆批评自己的祖国美国,所以认为自己也有资格批评其他国家。斯通这番话是在就合拍电影进行专题讨论时说的,地点是天安门广场旁边富丽堂皇的北京饭店。
这些言论是在这次官方电影节的第二天发布的;影院管理者一直在私下批评电影节,因为官方直到周二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才公布影片的放映日期和播放地点,致使公众很难参与,减少了影院收入。此次电影节是第四届,将在北京各处播放大约280部影片,其中包括一些很少乃至从未在中国公映的经典之作,比如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主演的《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以及许多当代欧洲和中国电影。
根据现场录音,斯通说,“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来过中国,我曾多次尝试在这里拍摄电影,准确说是三次,但是都碰了壁。”
他说,“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我在我长达12小时的系列纪录片《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对美国提出了大量批评,所以我认为,我也有权利批评其他国家。而我可以告诉你们,这真的很难。”
“90年代初,我曾尝试拍摄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但是最终碰了壁。”
斯通说,然后他又尝试拍摄闵安琪(Anchee Min)的回忆录《红杜鹃》(Red Azalea),书中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讲述了在专政年代寻找爱的故事,其中还包括女同性恋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中国避之唯恐不及的。他们也确实拒绝了我。他们说,‘我们绝不会拍摄文化大革命题材的电影。’当时是1998年”。
他说,2008年,他曾尝试制作一部关于中国面孔的北京奥运会纪录片,“因为我喜欢中国面孔。”
“当时我的团队很小,我们四处奔走,在北京街头收集了大约100幅照片,或许是200幅。”他说,但“一名中国官员开始干预。他开始审查那些面孔。”
斯通说,接下来,“又有更多官员介入,你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就说,‘嗯,这不是中国面孔’,‘我们不想展示这张面孔’,‘这看起来不像是会让我们感到骄傲的面孔。我们不想向世界展示这张面孔’。”然后,这部片子被禁了。
斯通说,“当时我很愤怒。”
斯通表示,美国已经审视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在美国,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展示了自己的缺陷。”
他表示,中国却不愿意正视错误,这会抑制创造力。
斯通说,“曾有无数中国电影对毛泽东进行吹捧,但却从来没有一部电影批评他。现在是时候了。你得拍关于毛泽东的电影,得拍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电影。只有这样做,你才能开放,才能搅活死水,让这个国家出现真正的创造力。”
“这才是真正实现合作制片的基础。你得直面过去,就像美国那样。”
如果说斯通的言论受到了听众的欢迎,论坛主持人、国企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张恂却似乎急于进行控制,并且多次以官僚措辞做出回应。
“刚才斯通导演说的这些,其实正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本土化的问题,”张恂说。“每一个不同的国家有它自己不同的要求,有它自己不同的特色,所以你到一个国家去合作,你一定要了解它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