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武汉“七二O”事件中的军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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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末，笔者因为曾写过关于武汉“七二O”事件的文字，由朋友热忱引见，与来京的徐海亮先生相聚，蒙赠送《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一书。这是目前所见该事件最全的资料汇集，且按时间先后逐日辑录，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其中许多珍贵的、有价值的史料，令笔者受益匪浅。在此前后，笔者曾撰有《回忆录与文革历史编造——以武汉“七二O”事件为例》、《武汉“七二O”事件导火索——所谓王力“四点指示之谜”》、《武汉“七二O”事件中的谢富治、杨成武和王力》等文，发表在“共识网”上。接下来还需要关注什么？按理说，毛泽东与该事件关系最大，惟其在此期间的活动，目前除了自15日起每天上午与周、谢、杨、王等人以及18日晚接见陈、钟等人的谈话内容略有披露外，其余均为空白。坊间传说，是耶非耶？无从落实，不可写。周恩来与该事件的关系，徐先生已有大作《周恩来处理武汉“七二O”事件》，笔者基本同意，不必写。当时武汉的“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组织，笔者对情况不熟悉，所见资料又十分有限，不能写。剩下的只有军人。笔者认为，对谢富治、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刘丰、萧前等高级将领，牛怀龙、蔡炳臣、张昭剑等高级干部以及独立师、29师和其他部队干部战士在整个事件中的言行做深入分析，还原历史真相，还是有点学术价值的。

　　对那个特殊时期武汉军人群体的分析首先涉及到评价标准问题。

　　一般来说，对武汉造反派各组织、“百万雄师”成员，甚至像王力那样的非军方人物，从其政治言行的角度做出评价就可以了（毛泽东、周恩来情况特殊，本文暂不讨论）。军人不同。军队是人类社会的特殊武装集团，其成员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任何背离该职责的行为都要受到军纪法规的约束乃至制裁。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军人无情地卷入其中。武汉军人群体在坚持自己的政治态度还是服从命令的两难选择中，发生了冲击毛泽东住地，绑架中央代表团成员及工作人员，武装上街游行、武斗等一系列叛逆、过激行为，甚至给亲自发动“文革”并坚持让军队介入的毛泽东本人也带来严重安全威胁，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是第一次。1967年7月21日傍晚，周恩来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别墅与北京来人一起吃过饭后准备返京。闲暇之余，他邀请北航井岗山、吴介之一起在景色宜人的东湖湖畔散步，说：“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实录》，第123页）。

　　几十年之后，当年激烈的政治对立情绪逐渐淡化。但对军人言行的评价，仍然面临着政治态度“对错”和军人履职“是否”的选择困境。笔者认为，“文革”结束后，“七二O”事件在政治上被重新定性，受牵连的人都平了反，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对放弃履行军人职责及其他叛逆、过激行为不再从军法上予以追究，站在当时政治需要的立场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则不能继续装糊涂，必须廓清每位当事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侧重从军人履职的角度予以分析。

　　一、1967年7月14日之前驻鄂军人的政治态度

　　毛泽东发动“文革”后，被调到中央工作的原湖北省委领导人王任重等成为当地造反派及南下红卫兵要求打倒的对象。基于多年感情以及对湖北省委1949年以来工作的认可，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在内心上支持王任重及其他湖北、武汉领导人，只是没有公开表态。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开始介入“文革”，这个庞大的武装集团由此名正言顺地与驻地政治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对高级将领而言，这种介入不可避免要造成军人角色的分裂，一方面要服从于上级命令，另一方面又要顾及自身利益而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对于基层干部战士来说，下级不服从上级，甚至可以“造领导的反”，很快引起军队机关、院校正常工作的瘫痪乃至部队内部的混乱。林彪怕军队搞乱，根据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杨成武等人的意见，口授了7条，内容包括军以下和军委指定的单位不搞运动，只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军队人员，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准在北京和其他地方逗留。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内的战备系统、保密系统。毛泽东看后，建议加上“加强对子女的教育”的内容，批准发布。这就是“军委八条命令”。

　　当时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坚决拥护“军委八条命令”。陈再道回忆说，听了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以后，“我是这样理解的：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毛泽东在湖北》，第18—19页）。2月初，武汉造反派占领《长江日报》社，发表《关于当前局势的声明》，21日又冲击了军区“支左”指挥部。3月，曾揭发过陈再道问题的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副政委张广才被打倒，军区主要领导以军委“八条命令”为依据，到卫校、文工团等处捉了200多人；宣布解散群众组织“工人总部”，抓捕其头目和骨干，在湖北全省抓了900多人，解散了100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

　　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要求保护革命小将，造反派重新活跃起来。陈、钟当时在北京开会。4月19日，周恩来在北京召集中央文革、武汉军区领导听取汇报之后，钟为了维护此前解散工总和在军内及地方抓人的政治成果，就“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陈再道将军关于“七二0事件”的检讨》，以下简称《检讨》)其实，当时钟打电话给军区常委们传达的，除了上述意思，还有江青向陈再道道歉，说是“听信了假情况，闯了大祸”，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能解散等内容。第二天，江青得知已向武汉军区传回了19日会议的消息，该消息在武汉广为传播，大怒；陈、钟被勒令交出会议记录，并警告不许再提（《实录》，第234页）。江青在19日是否真的说过上述那些话，事后收回会议纪录是否翻脸不认账？“文革”结束后，以陈再道回忆录名义出版的《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零事件亲历记》（以下简称《浩劫》）解释说：“我们在参加19日的汇报会后，钟汉华怀着一番好意，向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目的是为了及时指导军区的‘支左’工作。但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钟汉华在传达时做了规定，只传达到军区党委常委这一级，绝对不准再往下传。给武汉记者所反映的情况，是负责‘支左’的一位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工作人员吹风时获悉的”（第43—第44页）。这个解释说明了所谓江青“四点指示”的传播路径，却回避了是否真的有江青“四点指示”、江青是否真的向陈“道过歉”等关键问题。查《浩劫》一书，当时江青谈及武汉各派的插话，仅有“不知江青从哪听说的，她说：‘武汉有五万人绝食，有没有这回事？’我们如实回答：‘没有这回事儿。’江青听说没有这回事，似乎略带歉意的口气说：‘我听了一面之词，有些话讲的不对了’”（第42页）这一段。为何在钟打电话给军区常委时，就变成了充分肯定军区的政治方向，否定为工总翻案？江青表示在“五万人绝食”的问题上“听了一面之词，有些话讲的不对了”，这个“略带歉意的”口气只是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准确不准确尚不能认定，怎么传回武汉就变成了“向陈再道道歉”？该书没有一个字的解释。其实当年陈再道已承认江青“四点指示”是“造谣”。他说：“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做了一般检查。回来，作为我应当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检讨》)“文革”后不该不认账。

　　不管怎么说，武汉军区主要领导维护3月份整肃军内外造反派成果的态度十分坚决。

　　陈再道说，“五一节”前夕他们从北京开会回来，“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个阶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放了出来”，“标语、漫画、大字报覆盖全武汉市，颇具火药味，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毛泽东在湖北》，第19—20页）这段描述并没有把军区方面的行为，比如发布工总图片，把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等问题告诉读者。周恩来在“7.18讲话”中批评说，“（对）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可见类似的攻击和丑化都是相互的，不仅来自造反派，也来自军区。

　　10几天以后，受到武汉人武部支持的各保守派组织联合成立“百万雄师”。《浩劫》说“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这个说法完全无视人武系统在“百万雄师”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事实。据“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回忆说：“文化革命中我最先从基干民兵中成立‘红武兵’组织，后来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百万雄师’，这些都是市人民武装部巴方廷部长亲自促进组织的”。“我组织‘红武兵’，纺织、机械几个系统的民兵组成的；后来组成为‘百万雄师’，部长不出面，各个局都是叫我们武装干部、副部长出面。工作开展起来，军队系统都是支持我们的，从军委到市武装部，各级都完全支持我们。我与各个单位的领导也都熟悉起来”。“武斗是作战部搞的，作战部是个大部（按：13个常委，有3个是作战部长，1个是武斗与警卫专业队‘雄师支队’队长），也不是专搞武斗，他们还要‘斗批改’，开大会、批判‘走资派’。那时，大批的物资是由市一商、二商提供的，二商局长叫我‘老俞，你要什么有什么’！我们的后勤供应做的很好”（余言《俞文斌的口述片段》）。专门成立用于武斗的群众组织，当时在全国各地很少见。

　　“百万雄师”的政治诉求与军区主要领导高度一致。《浩劫》说他们坚持“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17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坚持反对对干部不加分析，一律打倒”（第48页）。6月中旬，军区党委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从武汉市人武部转交到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从人武系统移交给作战部队，是军区主要领导的一个重要举措，论资源，论力度都不能相提并论，可见其支持“百万雄师”的积极态度。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在师党委会上说：“这是武汉军区党委对我们的信任，虽然有困难，也要接受这个任务。”（《实录》，第247页）15日，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在3团会议室召见“百万雄师”总站、分站以上头头20余人，指定两个团的参谋长负责该组织总站、江汉分站、二七分站；后勤部副部长负责礄口分站；师管理科长负责武昌分站；一位副教导员负责汉阳分站，交待他们与我们单独联系。独立师干部也很愿意跟“百万雄师”头头结识。俞文斌回忆说，“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叫我去8201部队（引者注：即独立师），到部队以后，才知道团以上的干部都已经集合起来了，我一去，大家都鼓掌欢迎，我心里很激动。他们领导说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大家见见面，熟悉一下，吃餐饭”（余言《俞文斌的口述片段》）。

其后，拥有“红武兵”等专业武斗组织的“百万雄师”很快展示出自己的暴力优势，独立师也逐渐由后台走向前台。6月17日六渡桥发生大型武斗时，独立师派团参谋长坐镇江汉区委参与指挥，蔡炳臣多次打电话到现场做指示。此后“百万雄师”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武汉造反派占据的学校、工厂以及广播站等重要目标发起武装扫荡，大小规模的武斗不断发生，流了血，死了人，形势日益严峻。

　　26日，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电告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浩劫》说：“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电报发出之前，中央文革的一个‘记者’把电报拿给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的头头看，以此向他们打招呼，并且说，这份电报是经过康生批准的。‘中央’急需有关武汉军区的材料，希望他们大量收集，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他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第52—第53页）其实，这个中央意见并非电报，而是由杨成武、戚本禹商议，形成文字，何天琦专门记录打印的电话指示，周恩来、陈伯达知悉，陈伯达亲自打的电话（参见《实录》，第9—10页，第251页），与康生没有任何关系。

　　杨是后来赴鄂高级将领中唯一介入过武汉问题的人，却并不意味着他有多么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研究。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工作人员王广宇回忆，文革小组从来没有专门研究过武汉问题，毛、周看过很多武汉问题的材料，但赴鄂前也并没有做出过明确结论，只是要求军区有效制止武斗。

　　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引起武汉军队部分官兵及“百万雄师”的不满，其中也包括军区主要领导。如果说，4月19日所谓江青“四点指示”事件还只是江青个人与军区主要领导的冲突，6月26日中央文革打电话后，这个当时中央唯一的日常事务处理机构也成了他们的对立面。以前他们对中央指示和军委命令是“有选择地执行”，如执行“军委八条命令”，不执行“军委十条命令”；6月10日左右中央文革有电，传达陈伯达在“百万雄师”关于武斗的“动员令”上的批示：陈再道同志要设法重新制止武斗。秘书提出要提交军区常委讨论，陈说“你陈伯达呀，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武斗”，不同意研究（《实录》，第247页），现在则发展为对中央虚报情况。7月初，陈再道给周恩来打电话说：“近二十多天来，经过‘支左’人员的工作，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上交了。”（《浩劫》，第55页）他说的不是实话。直到6月30日，“百万雄师”还出动改焊的武斗装甲车8辆、卡车30多辆，攻打造反派的重要据点新湖大校区，撞倒围墙；包围、冲击汉口工艺大楼和民众乐园。29师出动干预后，武斗队才撤离湖大（《实录》，第252页）。收缴武斗器械的命令也没有执行。造反派一方的武斗器械是毛、周等人到武汉之后，在谢、王及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动员下于17日收缴封存的，“百万雄师”的武斗器械根本没上交，且在“七二O”事件后武装大游行中做了充分展示。7月10日，周恩来给陈打电话，说毛泽东要到武汉去，要游长江，要求他们做好准备。14日凌晨，为毛泽东“打前站”的周恩来赶到武汉时，陈再道在早餐桌上告诉他，毛每次来鄂下榻的东湖宾馆服务人员分成两派，食宿保障工作瘫痪了。

　　军区其他领导也与造反派结怨颇深。4月15日，副司令员孔庆德到武汉一中造反派绝食现场，代表军区答应他们提出的4点要求，但学生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孔庆德”，孔愤怒离去；4月中旬，“新华工”和黄石中学红卫兵就副司令员韩东山“造个屌反”的言论，与其辩论整整10天，迫使其写下承认错误的字条；5月10日，江汉公安分局到公安学校与造反派学生发生冲突，学生发起“绝食”行动，钟汉华政委于19日出面谈判，被新湖大造反派扣留8小时，被迫宣布答应公安学校学生提出的“7点要求”。这些经历不会让他们对造反派有什么亲近之感。

　　驻鄂师、团职干部们政治态度如何？独立师的牛、蔡二人坚决拥护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在毛来武汉之前说：“武汉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是支持左派的。批判了‘二·八声明’，解散了‘工人总部’，抓了一些坏人，扭转了大方向……我们8201部队站出来支持‘红卫兵’闹革命。有人怀疑陈再道是三反分子，我说陈再道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一定要保。要就保对了，要就保错了，错了还有军委顶着。”（《实录》，第9页）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在3月份谈到造反派时也说：“这次运动就是要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你们现在表演够了，该我们表演了。如果你们不老老实实，就杀了你们的头肥田，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是专你们的政的时候了！”（《实录》，第228页）但也不能说武汉军队的干部完全站在陈、钟一边。据武汉造反派组织“钢二司”头头杨道远回忆，当时担任军区副参谋长的王步青跟他说，“总理来武汉后，首先要武汉部队汇报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汇报时，因意见与军区不一致，牛怀龙朝我直瞪眼，阻止我发言，我说你瞪什么眼，我讲了你也可以讲嘛”（《实录》，第21页）。事件发生前不久进驻武汉市区的29师负责人虽然很尊重军区领导，却并未明显表露出政治态度的高度一致。同驻市区的独立师与29师之间的猜疑和矛盾，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驻鄂部队基层干部和战士大都年纪较轻，社会阅历有限，工作和生活空间相对封闭，政治态度很容易受到上级宣传鼓动的影响。据曾在独立师某部任副班长的邹文怀回忆，独立师的干部“利用坚持正面教育，贯彻两条路线教育的机会，在各种场合下，向连队的战士们大量灌输恶毒污蔑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舆论，把三新三司的学校和他们所在的民众乐园描写成恐怖世界，人间的地狱，渣滓洞的宫殿，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把三新三司的革命小将说成混蛋流氓和杀人魔王，说6.17大血案，解放军去制止武斗的一个加强团的人被民众乐园的牛鬼蛇神杀了一大半，邱少云生前的英雄连队死的只剩十几个人，一个空军女广播员被三新三司拉进民众乐园开腔破肚，割了脑袋，说他们杀人放火，抢友好商店，抢粮店，等等”（《实录》，第66页）。又据造反派方面的材料说：6月，陈再道一方面操纵“百万雄师”，大规模的屠杀革命造反派，一方面又在广大部队中进行颠倒是非的反动宣传。他们说：“挑起武斗的是工总、九．一三和三新二司，‘百万雄师’是自卫”。接着又使出更加毒辣的一手，就是要广大干部、战士站在“支保吃左”的立场上去“制止武斗”。当“百万雄师”血洗一些工厂、大专院校时，陈再道不是命令部队去制止“百万雄师”的进攻，而是转过屁股来当“百万雄师”的外围，拦截革命造反派的增援人员，让革命造反派眼巴巴的看着“百万雄师”残杀自己的阶级兄弟。他就这样，制造了造反派和解放军的对立！在这时一些阶级敌人就趁此机会出来捣乱，他们打伤了一些解放军战士，此外还有一部分解放军战士混杂在双方激战的场合，也有一些受伤。老坏蛋陈再道就抓住解放军战士被打伤这件事大作报告，一大造舆论，大办展览，统统说成是工总和三新、二司干的，煽动部队对革命造反派的仇恨情绪。8201部队的个别战士就在枪托上刻着：“踏平黑工总，为民除害！”、“踏平三新二司，镇压反革命！”参加支左的几个部队，公开戴上“百万雄师”和“三字兵”的袖章，公开在群众场合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百万雄师好！”（武汉钢二司等单位合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以下简称《武汉事件》）上述材料有多少真实性，笔者无法核实。但驻鄂部队基层干部战士的政治态度确实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态。“七二O”事件发生时，独立师部分官兵充当了主要角色，事后遭清查的多达2000多人。29师以及驻鄂海、空军等单位，甚至驻在武汉市区之外的空15军官兵也不乏参加“冲馆”和武装游行者。7月23日，武汉军区叶明副政委向29师政委张昭剑传达任务时，还专门把记在笔记本上的周恩来的话复述了一遍：“29师这个班子好，但队伍不行，也上了街”（《实录》，第146页）。另一方面，守卫东湖宾馆的独立师官兵在阻挡冲击东湖宾馆时，军区警卫营长乐庆祥和战士们在“百万雄师”批斗王力时的表现则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解救王力脱险时，驻武汉的工程兵某连、29师某团七连干部战士都表示站在师政委张昭剑一边（参见《武汉事件》）。7月21日，“百万雄师”冲击山坡机场抓王力，仍在负责机场警卫的独立师官兵出来劝说冲击者（《实录》，第125页）。可见不能说驻武汉的基层部队官兵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反对造反派的。陈再道在汇报会上与周恩来争持，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实录》，第25页），恐怕多是出于本人想象，没有多少“兵意”基础。事件发生后，独立师遵照命令从市区驻地撤出，换防过程十分平静，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上述资料表明，陈再道、钟汉华等军区领导人在介入地方后坚定地站在保守派一方，在维护整肃军内外造反派、解散工总的政治成果，支持“百万雄师”以及制止武斗不力等问题上，与中央文革产生严重分歧，也预示着可能与前来解决问题的毛、周等人“顶牛”。在当地并无重大政治利益诉求的武空副司令员刘丰、政委萧前，29师师长张绪、政委张昭剑等人则并未显露出鲜明的政治倾向。坚决支持军区党委的是深深卷入当地派系斗争的独立师、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及人武系统干部。毛泽东曾说过：“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干部支持右派。”（《王力反思录》，第266页）可见他对与地方领导关系密切的军队干部与之“利益共生”的现象有足够的认识。至于在广大基层部队干部战士中，明确表示支持“百万雄师”的人可能不少，惟目前还没有资料证明他们占“大多数”。

　　二、7月14日至19日在鄂军人间的矛盾

　　按照董保存所著《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以下简称《杨成武》）的说法，7月14日凌晨周恩来乘飞机到武汉时，随他一起来的有李作鹏（海军第一政委）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长。中午，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王力（中央宣传组负责人）、余立金（空军政委）带着北航红旗四名造反派（引者注：董说不准确。谢富治一行本为中央解决西南问题的代表团，谢为团长，王为副团长，余立金为代表团成员，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有中央文革的张根成、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还有当时北航红旗派驻《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研究生吴介之作为《人民日报》派往代表团的记者同行，应周的要求到达武汉）也由重庆赶到了武汉。毛泽东是晚上到武汉的，随行的有杨成武（代总参谋长）、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汪东兴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静等。

　　从职责上说，谢因为与驻武汉及其附近的空15军、29师都有历史渊源，周恩来特意让他及所率领的中央代表团赶到武汉来，确保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亦有防范武汉军区主要领导之意。周介入解决武汉问题后，谢成为其重要助手，此时其身份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仍被视为高级将领，积极参加了事件发生后维护稳定的工作。王力也穿军装（这是“文革”中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人着装的普遍现象），但他自战争年代以来长期在地方工作，与军队素无渊源，也未任军中职务，不算军人。对于杨，周恩来赋予的任务主要是两个，一是负责毛南巡期间的安全，二是担任与周的联络员，在鄂期间除了根据毛的指示听取情况汇报外，主要是为毛泽东游长江做准备。李作鹏、余立金以及海、空军作战部长，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等人的主要职责亦以保障毛泽东出行交通为主。汪东兴是毛安全的具体负责人。郑维山是毛提出要在专列上听取他对华北问题的汇报，才作为“扒火车”的（汪、杨开玩笑的话）随毛来到武汉，并未介入武汉之事，18日晚随周一起返回北京。

上述高级将领在政治观点上有什么不同？从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七二O”事件的爆发，说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所形成的个人崇拜热潮已在消退，毛的话并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宇宙真理”。当武汉“百万雄师”的头头发现毛的看法危及到他们的政治前途时，则不再肯引颈受戮，甚至要以“武装反抗”的形式逼迫毛、周所代表的中央改变决定。“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多年后承认，“七二O”事件就是对着毛泽东来的，足以证明毛在他们这些人心目中已不再是没有一点错误的“神圣人物”。来自北京的高级将领们则不同。他们对毛的观点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周恩来7.18讲话的原话）。权延赤所著《微行，杨成武在1967》（以下简称《微行》）以及《杨成武》两部书都大肆渲染事件发生前，在鄂中央领导人中以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为一方，谢富治、王力等人为另一方，对武汉形势的看法上有冲突。笔者已证明纯系子虚乌有之事（参见拙文《武汉“七二O”事件中的谢富治、杨成武和王力》）。钟汉华在事后检讨时也说“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可见他也不认为谢、杨对武汉造反派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因为这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态度，赴鄂军队高级将领们谁会说半个“不”字？

　　周恩来14日抵鄂后，并没有把毛泽东的安全保卫任务交给军区主要领导，而是交给了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引起军区主要领导的不满。陈再道与钟汉华随周入住东湖宾馆南山乙所，在保卫工作上并无作为。军区保卫科长王振英向钟反映“警戒不够，需要增加人。他和孔庆德都建议调29师的人进去”。钟以29师与独立师有矛盾为由，“就不了了之”（《实录》，第433—第434页）。毛泽东当天晚上抵达武汉。负责保卫工作的刘丰当天晚上去没去车站迎接？目前有两种说法：《浩劫》说他为谢、王带路看大字报去了，王力说他随周一起去了车站。陈再道并非当事人，只能是听别人说的，且系多年以后的回忆，不免有误。笔者倾向后一种说法，具体理由可参见拙文《回忆录与文革历史编造——以武汉“七二O”事件为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保障毛泽东安全的武汉军方领导人，迎接毛，调配指挥毛及随从人员从车站到东湖宾馆的用车，部署沿途的安全警戒是刘丰工作的重中之重；陪谢、王等人上街看大字报，是闲暇无事时即兴之举。孰轻孰重，担任了多年军队领导职务的刘丰不至于心里没个数。

　　毛从车站到东湖时沿途的警戒兵力，笔者推测可能系武空警卫部队，这是刘丰所能调动的力量。毛到梅岭一号后，足不出户，该部队只是在毛20日走侧门离开东湖宾馆时才第二次派上用场——与8341部队、紧急赶至武汉市区的空15军特功八连共同护送他到机场；守卫东湖宾馆外围及一些院落的是湖北省独立师，归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指挥，上承陈再道、钟汉华之命，刘插不上手；守卫梅岭别墅3座楼及控制周围要点、道路的是8341部队，由汪东兴直接指挥。这种“三套马车”式的“安保”体制无疑使刘丰在履行职责时颇为尴尬，为东湖宾馆暗中留下重大安全隐患。几天后发生的“七二O”事件证实了这一点。

　　从15日到17日每天下午，陈、钟等军区领导对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做汇报。“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钟汉华后来检讨时承认，15至16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针办。”会场上形成了以周恩来和插话较多的王力为一方，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为另一方的舌辩。据事后揭发：“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16日，直脾气的陈再道竟然与周恩来拍起桌子，说“周胡子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实录》，第41页)会下，陈再道埋怨信俊杰（武汉军区某部部长、支左指挥部负责人）没有汇报好，没有把军区整的材料交周恩来，周不了解情况。信俊杰说他不收军区的材料。陈再道说，你塞也要塞给他。周恩来当面批评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陈再道辩解说，我们没有支持“百万雄师”，我没有接见过他们，是“百万雄师”跟在我们后头喊，支持我们。总理说，“百万雄师”支持你们，那也是一个样（《实录》，第20—第21页）。钟的脾气好些。参加会议的蔡炳臣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17日，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又让其下各大单位领导汇报。钟汉华承认这是“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针办”（《实录》，第25—第26页）。

　　汇报中，周问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我想问你一句话。据说武汉市人武部有个通知，要求从厂矿抽工人训练怎样搞武斗，有这个事情吗？”巴坦诚答道：“有这个说法，五月份就有人这样说，但没有这个事……我们调查过，根本没有这个事，纯属造谣……”。周恩来从文件包里拿出一份文件交给巴方廷：“这是一份文件，是你们人武部发的。这是真的吗？”巴答道：“这个文件是假的。我们也查到几份，经鉴定是伪造的。这里有一份鉴定报告……总理，我受党教育多年，政策水平再低，也不至于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实录》，第35页）提供这段史料的是据称时在武汉军区服役的张健（所著《七月流火》书稿，保存在湖北省图书馆，书号为鄂省图内字第57号）。张当时在军队中职务不高，自然无法进入百花一号只有20—30人容量的会议室。这段传闻只能是听别人说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巴方廷等人武部领导对“红武兵”等武斗专业组织的筹建和人员培训已不再是秘密，连“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都不加掩饰。可见若真有这一情节的话，巴方廷就是当面撒谎。

　　18日下午，周恩来根据毛批准的提纲做了总结发言，大意是：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工总起来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周恩来又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实录》，第41页）。陈并不知道这篇讲话提纲是毛泽东批准的，十分抵触，指着周的讲稿说：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也（气的）得拍桌子对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实录》，第41—第42页)。

　　当晚18时，周恩带陈、钟去“梅岭一号”见毛泽东。他们这才知道毛泽东已经到了武汉，但陈仍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回忆说，我这个人有话就直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我思想不通，说话时有点气呼呼的。“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笑着解释说，显得很轻松，因为在毛主席看来，犯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听了毛主席这么一说，我沉重的心情轻松了很多，赶忙向他表态。“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毛主席笑着给我出主意。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毛主席说这番话时显得很沉重，显然，他为武汉及全国各地迟迟不能进行“大联合”和“三结合”而担忧。我直来直去地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坐在我们对面的王力，以为我们是在将他的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22—23页）毛泽东当时显然无意打倒这个大别山“犟牛”，只是希望他检讨过去的支左错误，支持造反派，这样造反派就会拥护陈。

　　周恩来吃过晚饭后，连夜乘机返回北京。临行前又让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和政委萧前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刘、肖二人后随谢富治、王力等人到水利学院，对那里的造反派组织发表了热情讲话。

　　据陈再道回忆，18日当晚在返回乙所的路上，他对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仍然没有从思想上搞清楚。但想归想，一回到乙所，“我和钟汉华决定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在湖北》，第23页）。具体是怎样落实的？陈再道说：“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检讨》）。他们按毛泽东指示办成的只有一件事：19日晚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了工总头头朱鸿霞、胡厚民等人。

　　19日是事件爆发的酝酿期。

　　上午，军区召开党委会。《微行》说：开会的十几个人“足足静有五分钟，不闻一声。‘哼’，钟汉华咳一声，终于沙哑着嗓子打破沉寂：‘现在开会。由陈再道同志宣读我们两人的检讨，请同志们讨论、补充。’钟汉华看一眼陈再道，陈再道从桌上拿起那份检查稿，稿纸遮住大半个脸，从纸后漫应一声：‘嗯，检讨。’他开始照本宣科地读检查。他文化程度不高，眼睛又花；心绪不宁，怨气郁结，几页纸念得磕磕巴巴；该停的不停，不该顿的又顿住不动；声音没起伏，没婉转，平淡得不如白开水。好歹读完了，会议室又变成哑了一般静。‘总得说句意见吧？’钟汉华望望大家。‘同意。’副司令员韩东山吝啬地吐出两个字。于是，会议室里声调不一地重复若干次这两个字。散会。留在会议记录本上的全部内容也只是这两个字：同意。”
　　同样在当天上午，经钟汉华批准，独立师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周恩来“7.18讲话”。这个传达本来已经违反了周恩来在18日下午讲话后所做的“不准向下传达”的规定，而且头一天夜里，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又与政委蔡炳臣商议，还把传达范围由团级干部扩大到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和部分支左人员，在没有做好官兵思想工作情况下扩散了周“7.18讲话”内容，武汉各单位的“支左”军代表也把讲话内容告诉武汉各部门、各单位的“百万雄师”成员。

　　下午15时，武汉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到会，谢富治和王力参加。谢传达了周恩来“7.18讲话”精神。他说，武汉的情况，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很关心，都亲自看了不少材料，对于干部、战士要教育，把他们的思想搞通，思想扭过来。特别是在座的同志不能动摇。对主席的指示，要如林副主席所说的那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上面讲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实录》，第56页）。王力主要讲理论问题。他说：“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ＡＢＣ讲起。”蔡不喜欢听这些话，怒气冲冲离开会场。牛师长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也愤然回到师作战部，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整个会议持续了差不多9个小时。与会者回忆，谢讲了两个小时，王讲了3个小时，余立金讲了半个小时，陈再道检查了两个小时，钟汉华检查了一个半小时（参见《实录》，第58—60页）。

16时，几名独立师战士到军区大院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王力“四点指示”。笔者在《武汉“七二O”事件导火索—所谓王力“四点指示”之谜》一文中指出，所谓王力“四点指示”是根据周恩来“7.18讲话”建议部分的前4条修改而来的，经加工后，更突出了对军区党委、造反派和“百万雄师”这3个最敏感群体的结论性评价，也更容易诱发本已充满火药味的对立情绪激化。其编造者以当天上午听了周“7.18讲话”传达的独立师机关和直属分队干部（或与之有联系的人员）可能性为大。当时，连军区机关干部“都不知道王力同志有指示”（参见《实录》，第61页），后来到军区大院造反的独立师战士逐渐增多，围绕着2号楼喧闹不已。

　　为了制止战士的冲击，军区领导人出面做战士们的工作，又派人找独立师的牛、蔡二人，要他们去做工作，没找到。后来又要独立师副师长、副政委去协助做工作。他们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独立师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王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22时，军区大院内外不仅聚有独立师战士，也有“百万雄师”的成员。该组织联络总站的头头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到达时，各分站开来的车辆有273辆，1.3万余人。孔庆德、叶明、韩东山等军区领导人带着支左指挥部人员到大院做工作。孔手持喇叭筒，大声疾呼：“你们不可以这样干，你们这样干是帮军区的倒忙。你们有什么意见，派代表来谈，不能成千上万的人拥进军区机关，影响军事机关的正常工作”（《一代将星孔庆德》，第424页）。

　　独立师官兵情绪继续升温。

　　当天晚饭后，该师原本决定于20日对机关勤杂人员和直属分队传达周恩来“7.18”讲话，政治部副主任周忠突然提出要提前传达。地点在铁路局礼堂，周先传达，未传达完就哄起来了，然后师政委蔡炳臣传达。22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和蔡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动员，后讲不下去，又到四楼动员。蔡还未讲完，院里就哄起来了，要去冲军区。周下楼到宣传车前巡视了一遍，若无其事地溜走了。这时宣传人员上车一哄而出，向军区大院冲去（参见《实录》，第65—66页）。

　　有人回忆，当天晚上，师属370医院听说要为工总翻案，打电话到师部询问，确认后大批工作人员便杀向军区。湖北省军区后勤政委于某在夜里12时带人到医院传达军区“四点指示”，遭到工作人员的围攻和毒打。许多人叫嚷：老子死也要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司”“二新”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实录》，第66页）。

　　“百万雄师”作战部长谢华敏还回忆说，19日晚上22左右，“百万雄师”头头聚集到军区二号楼开会，会前，有个部队干部找到“百万雄师”总站头头孙德洲，是个连指导员，他送情况给孙，是用纸抄写的。情况称：“‘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是叛军”（《实录》，第63页），这一定性比所谓王力“四点指示”的表述更严重，显然是希望火上浇油。

　　在军区2号楼，独立师作战科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专揪王力指挥部”，调度人马，部署冲击东湖宾馆的计划。

　　“冲馆”主要的行动发生于20日5时40分。作为其前奏，以独立师为主体的军人和“百万雄师”进行了全市武装大游行。那么，起到游行号召旗帜和队伍先导作用的独立师宣传车是从各自驻地直接上街游行的，还是在师部集合后上的街？目前说法不一。

　　比较可信的情节是，23时半，独立师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政委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于是宣传车倾巢而出，跑遍了武汉三镇的大游行，最后按独立师作战科孙科长主持制定的计划和“百万雄师”成员一起冲击东湖宾馆西门。

　　武汉的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军区领导和高级干部们对中央领导所住的东湖宾馆的安全有什么考虑？

　　据记载，19日夜12时多（实为20日），王巽琪副秘书长在政治部值班，听“百万雄师”的人往外打电话，叫派车到东湖去拦截和揪王力同志，当即汇报到政治部钟文法副主任，又汇报到张显扬副参谋长，张叫他们提高警惕。后张显扬副参谋长说不仅将情况向领导反映了，以前听到有这样的迹象，也都给首长那里报了，还给叶副政委和他的秘书讲过（《实录》，第61——62页）。这些情况自然会反映到陈、钟两位主官那里。钟汉华后来检查时说：“当19日晚开完会，我从军区大院回到东湖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出乱子的症候，可我这个反革命的立场促使着我，乱就乱吧，泼着干，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回去就睡了。”话虽不乏自污之词，但所述过程并不错。陈再道检讨时也说过，“这个安全工作，首先我（还是）去开会了，由ＸＸＸ布置去了。但‘七二O’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对安全没有注意，没有放在心上，这是最大的罪，那里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可恨啊！中央首长在你那里，你还不采取措施，假使有事怎么得了啊！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文革后出版的《浩劫》一书闭口不谈陈、钟二人对东湖宾馆“安保”的态度，编造出一个“我们”（包括陈、钟二人）要求中央代表团做冲击军区大院的群众工作，王力不以为然，拖了两个多钟头才叫醒谢富治的离奇故事，《微行》、《杨成武》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刻意渲染，好像“冲馆”是谢、王迟迟不去军区大院平息众怒的结果。笔者在《回忆录与文革历史编造——以武汉“七二O”事件为例》一文中驳斥了这个非常荒唐的说法。事实上，钟汉华回到宾馆后就睡下了。20日零时30分，当保卫人员打电话通知他有人冲击距梅岭一号很近的宾馆北门时，秘书因钟已经睡下而不愿意通报。陈再道从回到宾馆直至20日早上谢富治让人通知他到百花二号来，其间活动竟是一片空白，始终没有说清楚这段时间究竟干什么去了。

　　19日晚上情况不明的还有武空副司令员刘丰、政委萧前。他们当参加15时召开的军区党委扩大会。刘系周指定的毛泽东在鄂安全负责人，18日晚周离开武汉时又在机场专门对刘、萧做了叮嘱，惟其从19日夜到20日白天都做了什么事情，至今未见有任何资料叙及。

　　这期间驻鄂军人的表现，可以从政治态度和军人履责两个层面上看。

　　从14日到19日，毛、周所代表的中央与陈、钟所代表的武汉军区认识上的分歧急剧表面化。过去，陈再道虽然与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有矛盾，总还不至于对毛、周翻脸。这次却对周拍了桌子，毛接见时态度也颇为生硬。钟汉华等军区领导人也在情绪上对立，对中央意见不理解，钟在没有做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之前，违反规定允许独立师迅速传达周“7.18”讲话以及7月19日军区常委会上的沉闷气氛即足以表露这一点。牛怀龙、蔡炳臣等人明知毛就在武汉，周“7.18”讲话不可能是背着毛的个人意见，仍纵容头脑发热的部分干部战士违反军规，持械上街武装游行，希望靠这些压力迫使中央改变态度。一些职务较低的干部、战士不断挑动群众情绪，积极推动事态发展，编造王力“四点指示”；送所谓“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独立师是“叛军”的情况；带头武装游行，言行上走向极端。北京来鄂将领大多数没有具体参与到武汉问题中来。《微行》关于毛泽东、杨成武与谢富治、王力等看法不一致的描写不是事实。介入武汉问题较深的是时为副总理、中央代表团团长的谢富治和中央代表成员余立金。他们根据周的安排参加听取军区汇报和走访各群众组织，但在各种场合的表态均未超出毛、周相应的原则范围。

　　至于履行军人职责，因事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即使政治态度不同，也来不得半点含糊。虽然周恩来把毛的安全委托给刘丰，但东湖宾馆“安保”体制混乱，8341部队仅控制梅岭等几座建筑和周围部分地区，空军部队直到20日凌晨毛泽东赴机场时才第一次出现在东湖。陈、钟消极放弃领导职责，搁置保卫部门提出的调29师兵力加强警卫的建议，对声言冲击东湖的种种迹象不研究应对措施，违反不许传达讲话的规定，显然是把政治态度上的分岐带入到工作之中。独立师领导迅速并扩大范围传达讲话，又不去做干部战士的工作，主观上有推动事态发展的意向。其言其行直接或间接地对事件发生有重要影响。

　　三、“七二O”事件中在鄂军人的冲突

　　武汉“七二O”事件肇始于20日零时30分武昌公安分局“百万雄师”组织成员14人冲击东湖宾馆北门。因为该门距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很近，毛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惊动了毛安全的直接负责人汪东兴。据《武汉事件》记载，武汉军区保卫科长王振英“首先给中央首长的警卫处报告。中央首长知道后，要他们提高警惕，并充分估计了形势的发展，研究了处理办法。首长还派来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到北门去做工作”。这位“中央首长”即为汪东兴。汪“要他们提高警惕，并充分估计了形势的发展，研究了处理办法”，还亲自跑到距北门200米的地方观察形势。布置在梅岭一号周围的8341部队战士也做了最坏的准备，持枪握弹潜伏戒备，可见形势之严峻（参见《实录》，第71页）。为了解除北门之危，王力让张根成“赶快打电话给军区。”电话打来打去才找到叶明副政委，叶明答应派40名干部来。不久，汪又去电催张根成：“不行啊，怎么没见增加人啊。”王力忙叫醒谢富治，谢边穿衣服，边说赶快把宾馆造反派头头叫来，先将内部造反派稳定住，叫大家不要乱，免得群众发生冲突（参见《实录》，第75页）。其间，保卫科长王振英曾电告住在南山乙所的钟汉华，钟已入睡秘书不愿传达。王强烈要求钟立即采取措施，秘书才传达，但石沉大海始终未有回音（《武汉事件》）。有回音的是军区值班负责人，他打电话调来29师的人。由29师张昭剑政委带1个排的战士以及秘书科长、侦察参谋来到北门，他们挽着手，筑成人墙，挡住“百万雄师”的公安系统成员。

　　20日5时40分，一批部队官兵和“百万雄师”成员从东湖宾馆西门冲入，直闯谢富治、王力及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驻地百花二号别墅。谢富治、王力决定由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生叫曾秘书叫陈、钟来百花二号。陈一进门就说：“靠你们做工作了，我是无能为力了。”（《武汉事件》）。

　　“冲馆”的主要是哪些人？据独立师干部事后揭发，“我师五团五连两卡车人打头阵，车子架着轻机关枪、步枪、刺刀，随后有海军一车、空军一部分、‘武汉公安’的一部消防车，师、团宣传车六辆、三零七医院、‘百万雄师’共千余人”（《实录》，第82—83页）。

　　接下来发生的事，诸说歧出，其中不乏文过饰非，表功摆好之处。

　　目前大致可信的情节是：“冲馆”者要找谢富治、王力等人说清楚“四点指示”的事，经交涉，大家都来到百花二号屋后的草坪上谈话。不久，又一批“冲馆”者到来，携枪殴打了被误认为是王力的陈再道，后来发现是误会，被人搀到房间休息；钟汉华躲入一间小屋。“冲馆”者们还绑架了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王力，工作人员张根成、尹聚萍，部分人还一直围攻谢富治到上午9时20分左右。事后，谢曾想追回被绑架走的王力，但乘汽车路过消防队门口时，持“百万雄师”观点的消防队员说：“谢富治来了，谢富治是个大坏蛋，抓住他，揍死他，赶快拿刀子……。”（《实录》，第84页）只好返回东湖宾馆。

　　百花二号受到冲击时，王力曾要张根成去报告住在百花一号的杨成武，杨起身说：“那怎么办，那主席那边？……；按原来的议定，张要求杨不要暴露身份，张说：“主席那边汪东兴知道；你不要暴露”。杨成武道“那我们就不出去了”（《实录》，第75页）。关于此后杨的活动，《微行》、《杨成武》两部书没有任何叙述。20日上午9时许，杨成武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七二O”事件的情况，请示处置办法。北京方面已通过学生的渠道知道武汉出事了（参见《实录》，第98页）。林彪夫人叶群也说，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军区独立师警卫不力，二十号凌晨反革命分子已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实录》，第100页）《微行》说：杨成武向周恩来告急。“你一定要保证主席的安全。”周恩来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陈再道在哪里？”“他挨了打，撒手不管了，看样子也管不了，跑我住的房间来睡觉。”电话那边稍停片刻，传来周恩来的指示：“你同汪东兴、谢富治他们研究一下，多研究几种情况和应急措施，要做好他们冲击梅岭和百花一号的准备，要说服。现在的情况，要尽一切努力做好说服工作……我尽快赶到武汉。”《杨成武》则记述了周恩来的另一条指示：你们可视情况，将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北京方面在20日白天对武汉局势的判断颇为严重。为毛泽东安全计，做出一系列军事调动和部署。据奉命赴武汉充当信使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下午16时，邱会作到大会堂新疆厅去见林彪，林总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陈再道又不听指挥，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着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说，如你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附近的二十九师和空降军已经做了战斗准备。林彪说：“你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邱会作回忆录》，第533－第534页）。戚本禹回忆说，在文革小组的会上，“主要谈主席的安全问题，要主席离开武汉。决定派东海舰队军舰行动，空军做准备。林彪同意，总理去布置落实的”（《实录》，第98页）。其中海、空军的行动即由李作鹏、余立金及海、空军的作战部长部署协调。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井岗山回忆说，当天谢富治派他到百花一号杨成武处办事，他“见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言论事件，并谈到从河南、湖北调动部队来，某部乘火车，某部乘汽车什么时候到达，某部乘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何处。当时真以为8201部队哗变了”（《实录》，第94—第95页）。

　　此外，谢富治还要求井岗山给武汉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嘱咐大家冷静沉着，不要向军区冲击，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万雄师’发生冲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妥善安排处理事情的。一些院校造反派总部紧急传达此精神，要求坚信党中央，命令不得启动已在17号封存的长矛、匕首（《实录》，第94页）。

　　再看看军区主要领导20日的活动。

　　《浩劫》以陈再道的口气说：王力被抓走的时候，“我被打的浑身疼痛，已无力阻拦他们后面的行动，勉强把身子支撑起来，叫他们不要抓走王力（第85页）。上午，毛泽东传话说，让我们把王力同志找回来。我因为身上有伤，疼痛不止，行动困难，又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经过与钟汉华商量，决定我仍留在东湖宾馆，由钟汉华同志赶到军区大院，设法说服他们把王力放回来。对此，谢富治大为恼火，指责我不去军区大院保王力。对这种无理指责，我不予理睬”（第86页）。粟裕事后在中央军委传达说，当天下午，“周总理亲自带两架飞机（一架周总理坐，另一架准备接谢、王等人）。周总理秘密通知军区，别人是不知道的。但在周总理专机离武汉100公里时，陈再道派了25辆汽车，载了‘百万雄师’的人和战士，亲自到了机场。当时空军发现情况不对，马上给总理拍电报，改降在另一机场，另一架空机降在原机场。陈再道一看没有总理，他说要‘欢迎’，实际上是要扣留总理。”（《实录》，第103—104页）粟的这番话是在7月27日说的，当时一些情况可能还没有准确核实。周20日赴鄂共使用了3架伊尔18飞机，1架周乘坐，另两架运送8341部队两个中队的官兵。因为听刘丰汇报说有人冲击王家墩机场，3架飞机均改降山坡机场。陈20日在东湖宾馆足不出户，躺在杨成武的房间里养伤，“自己挨了打，还把老婆叫来看”（《检讨》），说他曾到机场去“欢迎”周恩来，恐怕是误传。但据陈的秘书揭发，陈再道得知周要来武汉，就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实录》，第104页）对这句话可以有不同理解。徐海亮先生说陈的意思是“看你周恩来怎么办，还不是与王力一样被动？”（《周恩来处理武汉“七二O”事件》）笔者则认为，比照王力的当时遭遇，不排除周抵达后遭到围攻、绑架，被逼迫重新表态的可能性。陈是否在暗示这种前景？

　　钟汉华在“冲馆”时躲到了百花二号的地下室里。上午，毛泽东传话来要求解救王力，钟衔命到了军区大院，与抓王力的人交涉，这表明他仍在履行对中央来人的“安保”责任。但这种交涉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军区“支左”办公室揭发，他“来到以后没原则，没风格，向人家（指‘百万雄师’的人）磕头下跪求饶。连‘百万雄师’的人都讲‘你简直不像话’”（《实录》，第91页）。而造反派方面的资料则说他在现场“一直抱头坐在角落里，捶着自己的身子，叫‘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昏倒下去，军人将他背走”（《实录》，第90页）。钟本人在检讨中承认：“我如果有一点解放军的气味，也还可以挽救。当时如果挺身而出，果断处之，还是可以制止下来的。我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低声下气，作揖磕头，这是更助长了暴徒们的气焰。”平心而论，其中自污之处不少，揽的责任也过多，当时他能否制止“冲馆”和抓王力等中央代表团的人，令人怀疑。其后，心脏病发作的钟汉华被抬到2号楼首长办公室休息。29师政委张昭剑因为听“百万雄师”的一个头头说毛泽东就在武汉，有什么问题就地解决，大吃一惊，到钟汉华的办公室报告情况，问这是否属实，“只见钟政委躺在床上，泪留满面的连声口呼：‘毛主席呀，毛主席呀！’”（《实录》，第93页）

　　至于军区其他领导的活动，张昭剑回忆说，他从东湖宾馆赶到军区大院后，叶明副政委“反复指示我做设在大院内的‘火线指挥部’头头的工作，要他们放了王力，有什么问题与武汉军区一起商谈”；中午，叶又指示张传达周总理指示：“每派均派一百名代表，到北京商谈解决武汉问题”。大约下午15时左右，孔庆德副司令与揪斗王力的头头们达成临时协议，让王力先吃个饭，休息休息。乘此机会，孔令张组织29师和军区警卫营的几个连队掩护王力从侧门上了吉普车，离开大院，叶还要求张不时在4号楼2楼阳台“亮相”，迷惑揪斗王力的人（《实录》，第93—94页）。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在周恩来飞赴武汉中途，曾报告有人冲击王家墩机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因此仓促决定专机改降山坡机场，说明他在武空司令部值班。当天夜里，抵达武汉的周恩来从梅岭一号毛泽东处回到百花二号后，睡下了又起来，打电话给孔庆德，问“到了没有”，孔答“到了”，可见周已直接要孔下令调动部队，电话涉及的可能是参加护送毛泽东到机场的空15军“特功八连”。这些部队的调动都越过了军区主要领导陈、钟二人。

　　独立师和29师领导在“冲馆”与“护馆”，揪斗王力与保护王力等问题上形成的“两军对垒”，是“七二O”事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独立师原是唯一驻守武汉市区的陆军野战部队，又肩负“支左”任务，各“支左”单位的军代表大都有望成为新的权力架构确立后的核心，在“百万雄师”武力清扫造反派据点时予以积极支持，介入颇深。在巨大的政治利益背景下，他们对新近入驻市区的29师猜疑颇多。军区保卫科长建议调29师加强东湖警卫，钟汉华以两支部队有矛盾为由，将此议按下；“百万雄师”冲击北门时，张昭剑奉命去东湖宾馆支援，警卫部队（独立师）问明情况，有人大喊，“8199部队（29师番号）进来了，不相信我们了”（《实录》，第92页）。双方的对立情绪大家都心知肚明。

　　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在7月15日到18日下午的汇报会上已郁积了浓厚的愤慲情绪。19日下午参加军区党委扩大会时，因听不惯王力的教训之词，蔡、牛先后离开会场，不满之情溢于言表。20日零时30分东湖宾馆北门被冲击，独立师警卫人员曾陆续多次向牛、蔡报告过冲击情况，二人不向军区报告，也不积极设法制止。凌晨4时50分，“冲馆”者包围百花二号，牛得到通知赶到现场，只向执行警卫的人员说：“我们的宣传车和部队马上就到”。“冲馆”者要抓走王力等人，军区保卫科王科长立即找到牛，要他命令独立师的人放开王力、张根成等人，他走到绑架王力的车前说：“不要搞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武汉事件》）警卫人员向牛说：“王力同志被绑架走了怎么办？”牛回答说：“我自有安排。”（《实录》，第114页）王力被抓走后，谢富治要亲自去营救。陈、钟劝谢别去，牛怀龙说：“我去找他讲，你们别去了。”后来并没去谢处（参见《武汉事件》）。上午，牛来到军区大院正批斗王力的现场。当时有人编造了所谓肯定“百万雄师”的中央来电，该组织的喇叭不断广播，王力要牛去制止…牛反而带回一张外面谣传的四点指示的纸条，强迫王力同志表态，被拒绝后，牛又带去一军人，气势汹汹地要王力对其四点指示或签字承认，或声明辟谣（参见徐海亮《武汉“720事件”真相——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造反派对牛的现场表现则是这样描述的：“他时而傲慢地走来走去，时而阴险地发出狞笑，时而若无其事地喝着汽水，时而心怀鬼胎地到‘百万雄师’中去煽风点火。”（《武汉事件》）文字当然带有浓郁的丑化色彩，所述情节的真假也无从断定，仅录此以供参考。

　　蔡炳臣是独立师宣传车队上车游行的批准者。6团翟团长曾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事件发生后他是什么时候到的东湖宾馆，目前尚不清楚。上午，“余立金找到蔡，要蔡设法保证王力的安全。蔡从东湖返师部后，在作战室正给军区大院的牛打电话：“余立金找我，要我们保证王力的安全，我想人在军区大院，首先应由军区负责，我们没有兵力”（徐海亮《武汉“720事件”真相——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据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回忆，下午15点左右，他被软禁于独立师师部，听到门口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蔡炳臣政委进来后，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又叫把被撕下的领章帽徽还了张。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蔡忙眨眼示意不要讲，那人不明蔡意，还追问“那个人呢！？”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蔡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后来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又盘问张，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参见《东湖风云录》，第228-第229页）后来中央首长直接给蔡炳臣下命令，张才被送回东湖宾馆。此前，独立师官兵、“百万雄师”等组织乘100多辆车冲击王家墩机场。其中三四百人不顾机场门口哨兵的拦阻，强行冲了进去，直奔塔台附近。机场驻军立即出来向他们做工作，说：“这里是军用机场，冲击是错误的。你们应该马上撤出去。”他们喊：“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驻军同志回答说：“总理不在这里。”有个独立师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话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驻军同志听了心里一怔：“他们怎么知道总理三点起飞？怎么知道落在我们机场？总理确实已经起飞，我们已经得到预报，他们怎么知道得这么准确？”于是回答：“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接着又问独立师官兵的头头：“谁叫你们来的？”那人回答说；“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参见《实录》，第103页）据当时在场的“百万雄师”成员后来回忆，他们聚集机场，是独立师蔡政委通知来“向周总理告状”的，他的原意也不过是以群众压周恩来，要求其重新表态而已。当晚20时左右，机关部分干部看到了所谓“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特急呼吁宣言书后（实属5团8连三个战士盗用名义撰写，“百万雄师”工人铅印的），曾积极建议，立即发表声明辟谣，蔡却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一分为二嘛！’后来，又有干部多次提出类似要求，蔡仍置之不理。”（徐海亮《武汉“720事件”真相——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

29师政委张昭剑是20日零时30分东湖宾馆北门被冲击后，奉军区首长之命赶来救援，才介入“七二O”事件的。他带来的1个排战士手挽手拦住了“冲馆”者；百花二号被冲击时又匆匆赶到那里，在拦截“冲馆”者打人时还挨了打；王力被抓走后，又随钟汉华赶到军区大院去做“百万雄师”头头的工作，可以说扮演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防队员的角色。考虑到独立师对29师的严重猜疑以及在北门拦截“冲馆”者时独立师战士的反应，他临去军区大院时特意嘱咐师秘书科长腾昭干把留在宾馆里的战士们带好，决不能与兄弟部队闹摩擦（《实录》，第92页）。但他执行军区领导的命令，履行职责，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置于与独立师领导及部分官兵对立的位置上。他赶到军区大院后，与29师其他领导研究后，调师直侦察连守4号楼楼梯，六连守大门，四连守侧门，战士们结成一道道人墙，只准出不准进。下午15时，军区领导与“百万雄师”头头达成协议，先让大家去食堂吃饭。29师侦察连迅速掩护王力转移到师部。晚19时，张昭剑从军区大院返回师部，认为该处通道都被独立师控制，主张乘抓王力的人还没有搞清楚他在哪座楼里，夜幕转移出去，遂与军区保卫科长王振英一起保护王力爬上后山，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在29师7连驻地安顿下来。对于张昭剑这段经历，《浩劫》一书描述说：“七月二十日下午，叶明担心有人再次把王力抓走，再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便向当时在军区大院的某师一位领导交待，回到师部，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可以把王力带进指挥所藏起来。没想到，某师那位领导，为了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竟然隐瞒了该师参加揪王力的事实，哄骗胆小如鼠的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是搞暴乱，现在已经包围了这个师的师部，外面的喊声就是抓你的……。这番纯属虚构的一番鬼话，却吓得王力屁滚尿流，便顺从地跟着某师那位师领导，连滚带爬地上了小洪山，一直躲藏到第二天”（第92—93页）。对此，当事人张昭剑表示，经过武汉军区长达11年反复调查、审议、核实，对他在“七二O”事件期间临危受命，圆满完成保护王力的任务是肯定的。他曾写信给陈再道询问此事，陈否认对他的负面评价是自己授意的。

　　分析武汉军区高级将领及干部战士在事件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们的态度大体可分成3类：

　　第一类人受自身利益和观点、立场支配，反对中央决定，放弃履行军人职责，明里暗里支持甚至亲身参加“冲馆”、武装游行等行为。前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等都是如此。钟汉华曾到军区大院去解救王力，但方式不对，且时间不长就到办公室休息去了。为什么军人可以不服从命令，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从高层来说主要是不愿意放弃任何已经到手的政治利益。独立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在宣传队会议上说：我说几句心里话，你们的行动我感到高兴和害怕。高兴地是顶住了陈、钟的检讨，推迟了军区公告的发表，创造了到北京谈判的条件，害怕的是我们部队要集训（《实录》，第129页）。在另外一个场合，周还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以我们8201为核心。对于基层干部战士来说，其态度主要受部队中否定工总，支持“百万雄师”的政治气氛的影响，以及害怕因军区“支左”犯了方向错误而背上政治包袱。年轻人好冲动，言行自然激烈得多，编造王力“四点指示”和“‘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独立师是叛军”的假情况，盗用“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的名义发布《特急呼吁宣言书》，冲击东湖宾馆打人抓人，批斗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王力，荷枪实弹参加“百万雄师”的武装大游行等都是这些人干的。而当时一些军人的私下议论，也说明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威信在武汉日渐降低：“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谢富治想跑，老子陆海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过去压，压得服，现在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实录》，第89、91页）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被抓上车后，车上的军人也对他说：“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从政治角度看，他们反对毛泽东发动的荒谬的“文革”，当然是对的。但违背军纪军规，放弃履行军人职责，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类人是真心拥护当时的中央决定并忠实履行军人职责。以29师领导为例：政委张昭剑于21日晨下山为受伤的王力寻找隐避处时，曾对程兵部××连的连长进行思想摸底，了解到该连长已经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正在做战士们的工作。张政委高兴极了，就对连长讲，“七．二O”事件是反革命暴乱，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代表，是党中央派来的代表，连长表示，要坚决保卫毛主席司令部，不管有什么任务，我们一定完成！随后，张又对前来的29师某团7连的钱副连长和范指导员严肃地问；“你们忠于不忠于毛主席？”钱副连长和范指导员立即回答说：“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我们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来参军的！”张接着又问：“你们相信不相信我？”范指导员回答说：“当然相信政委，政委一贯是忠于毛主席的。”张政委对他们说，“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是代表中央文革的，我们一定要保！可是说来痛心，今天首长在武汉竟无足立之地。……”钱，范二位同志听了深受感动，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武汉事件》）。《浩劫》一书说，周恩来20日重返武汉后，曾要求孔庆德寻找王力。孔询问过29师，因为他知道王力已从军区大院转移到这里。但29师参谋长按照政委事先的交待，只推说在安全的地方，就是不告诉王力藏在哪里（第93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了解孔此前的政治态度，对他是否能够保护王力有怀疑。后来周改派刘丰去找，情况就不同了。在29师，“刘丰同志由师政治部主任带向师部。张师长、解参谋长含着热泪向刘丰同志表态，要坚决与陈再道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刘丰同志对他们说：“周总理派我来找王力同志，王力同志在不在你们这里？”张师长激动地说，“王力同志在我们这里，我们正在盼着中央首长的指示，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这一下可盼来了。”（《武汉事件》）

　　第三类人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或许在政治观点上与中央不一致，支持“百万雄师”，却还是正常履行了军人职责，比如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事件发生后在解救王力，与揪斗王力的“百万雄师”头头们谈判，配合周恩来调动部队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21日下午15时40分，“百万雄师”汉阳分站千余人冲击山坡机场，扬言要“找王力”。负责警卫的独立师官兵马上站出去做工作。他们说：“王力同志昨天被你们抓走，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你们昨天抓去王力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今天又来冲就错上加错了。你们不是说三新、二司、工总坏吗？可是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他们从来没有来冲过：你们两天之内冲了两次，这是什么问题？”对方不听劝告，还是要冲。独立师官兵厉声说：“你们要冲，我们要保．除非你们把我们全部打死，要不，你们休想把首长抓走！”双方就僵持下来。谢、余打电话给陈再道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你要负完全责任！”陈叫秘书打电话给“百万雄师”，说：“你们应该撤了。”后来他们果真撤了（参见《实录》，第125页。顺便提一下，张根成回忆20日下午，谢富治、余立金见仍有几万人围住宾馆，就打电话给陈再道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你要负完全责任”。陈的秘书就打电话给“百万雄师”，说你们该撤了。见《实录》，第105页。当天下午并未发生几万人围住东湖宾馆的紧急情况，他很可能是把21日冲击山坡机场的情节移植过来了）。可见即使是作为事件引爆和“冲馆”主力的独立师干部战士，其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忠实履行职责。还有一部分人原先也是支持“百万雄师”的，但对于在军区批斗和混乱不堪十分不满，认为有问题谈问题，不能抓人打人，战士和群众不能冲击军队机关，要求军区制止。据军区秘书科事后揭发，“机关大多数同志都非常气愤，坚决反对这种反革命行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非常焦急。”（《实录》，第95页）当然，人数最多的，当属今天已无法知晓其政治态度，却始终坚持履行军人职责的武汉军区机关、29师、独立师、海空军以其他驻鄂部队的干部战士们。

　　四、毛泽东处理“七二O”事件

　　毛泽东处理“七二O”事件，涉及对事件起因、性质的认定，也涉及到毛的处置态度和方法，却至今没有展开深入讨论。

　　从表面上看，“七二O”事件是因为军区、独立师主要领导放弃履行职责，违反规定以不正确的方式扩散中央决定导致的部分干部战士行为过激。他们带动“百万雄师”跟进，冲击毛泽东驻地，严重威胁了毛泽东的安全，揪走并批斗中央代表团成员，导致成千辆汽车和数以万计的保守派群众组织成员上街武装游行和武斗等一系列后果。但仔细分析该事件爆发的起因，根源恰恰就在毛泽东自己身上。他发动“文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大群众在思想上是抵触的，尤其是在当时中国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大城市武汉，那些出身好，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居多的工人群体并没有很快站在造反派一边，而是显现出“保卫”省市党委的立场。1967年初，他又要求军队在各地“支左”，使这个中国当时唯一保持稳定的强势群体全面卷入“文革”浪潮之中。长期以来各地驻军与地方领导干部之间的亲近感，使大多数“支左”人员和部队官兵很容易“一屁股”坐到领导干部及支持他们的保守派群众组织一边，对今天主张打倒这个，明天主张打倒那个的造反派持排斥态度，而这与毛本人和中央文革的初衷并不一致，且这种态度在巨大的政治利益的诱惑下日益固化。2月，青海发生赵永夫事件，开枪打死打伤了人，暴露出军人介入地方后角色分裂，对军人职责和政治态度究竟服从那一方的两难选择。尽管中央对军人不服从命令，不履行职责和擅离岗位的行为态度很严厉，在关于内蒙古军区一些领导鼓动2000余名干部战士到北京闹事的通报中指出，这“是违反党纪军纪和国法的犯罪行为”。但只要军队继续“支左”，这个两难困境就无法解脱。毛泽东7月来到武汉前，军区主要领导正在与中央文革“顶牛”，“百万雄师”也因为中央文革拦阻他们用武力扫荡实力已削弱到不足万人的造反派而愤愤不已，群情激愤。在这个时候，毛竟然“住到贼窝子去了”（戚本禹回忆周恩来向他复述的毛本人原话，《实录》，第144页），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解决武汉问题，稍有不慎，他不得不喝下自己酿成的苦酒。

　　“七二O”事件究竟属于什么性质？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竟然是事件发展的积极推动者、独立师政委蔡炳臣。21日上午，蔡向机关干部探问对事件的看法，当时大家就已经指出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时，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深夜，独立师党委下发了六个决定，强调“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针对干部的怀疑，22日晚又经蔡口述，传达了四条紧急命令，再次规定要坚信师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真相》）。

　　作为当事人，周恩来也曾谈过对事件性质的看法。从7月14日到22日短短9天内，他两次往返武汉，经历了汇报会上拍桌子，机场拦截告状，化妆进入武汉市区等种种不正常情况，一开始对军区主要领导对抗中央决定，撂挑子，听凭事态失控是很气愤的。据随周一起到武汉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回忆：“２１日上午，周总理在别墅里再次接见陈再道，我在场。总理要陈再道把王力送回来，陈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总理说：‘你派人去找回来。’陈说：‘我找不回来。’”看到陈再道这样，总理就生了气，‘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总理。”（《李作鹏回忆录》，第431页）可见周此时已把事件的问题归纳为3条——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泽东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但究竟怎么定性他说了不算。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井岗山回忆说，周在晚饭后他们一起散步时，仍叮嘱“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同时认为王、谢“代表中央”，“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

7月25日，周在接见河南军队干部时说：“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实录》，第163页）。

　　7月26日下午，周在北京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七二O”事件，严正地指出该事件是一个“叛逆行为”。听了这一宣判，对自己命运已有思想准备的陈再道和钟汉华，也几乎当场瘫倒在地。

　　7月30日，周接见河南代表时说：犯了严重错误，干部与群众组织的坏头头要到群众中去考验，他就此提出的5条意见大体反映了毛在7月25日对武汉部队公告批示的意思。其中第5条中提到，“如果坏人操纵，工人散了，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威胁革命领导，不怕，那有广大群众支持。在武汉证明了这一点，陈再道那样掌握一个大军区的兵权，现在他一叛变，最后暴露了，那个地方的问题可以解决的最彻底”（徐海亮《周恩来处理武汉“七二O”事件》）。

　　另据武汉“钢二司”负责人杨道远回忆，直到1969年5月，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群众代表时，周对群众反映的“现在武汉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当了‘百万雄师’还光荣些”的现象说：当“百万雄师”还光荣，那怎么看待“七二O”事件呢？（《实录》，第160页）

　　毛泽东对事件的态度一开始也不很明确，其间也有变化。但他是一槌定音的人。他的最后说法就是中央的决定。

　　毫无疑问，“七二O”事件的突发在精神上对毛泽东是个强烈打击。自一年前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掀起席卷全国的个人崇拜高潮以来，还很少见到有他有这么焦虑的时候。据来自北京的信使、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21日凌晨3时多他到停在机场附近的专列上见毛的情景：“我把林总的信，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关心话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邱会作回忆录》，第534—第535页）

　　《浩劫》记载，张春桥在1974年说过，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第90页）。

　　7月22日凌晨，毛向汪东兴指示：陈是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离开以后，北京采取的措施是对的；军队是要打仗的，主要是打思想仗（《杨成武将军自述》，第286页）。

　　7月23日晚饭后，毛泽东问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他会反对我吗？”“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么地方？”“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杨成武将军自述》，第291页）

　　7月25日，毛批准了武汉部队的公告。该公告称“七二O”事件“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毛批示说：“（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实录》，第162页）。

　　9月，毛先后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以及曾思玉、刘丰谈话，提到“七二O”事件：“在武汉，当时我同你们谈话的时候，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的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是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的太凶了。”（《毛泽东传》，第1498页）

　　参加谈话的曾思玉则回忆，毛泽东1967年9月24日在专列上对自己说：武汉“七二O”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向陈再道、钟汉华同志打招呼让他们表态，各派都是群众组织，而他们迟迟不表态。谢富治、王力带了北京几个造反派头头从四川来到武汉，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不请示，不报告。王力这个家伙在水利学院抢先点了一把火，支一派，打一派，搞得“百万雄师”与几个“钢派”群众组织对立，结果人民遭殃，武汉军区和军分区、县武装部受到冲击（《毛泽东在湖北》，第37—38页）。

　　分析以上材料可以发现，毛、周二人对待“七二O”事件的态度并不相同。周倾向于就事论人，有什么责任追究什么责任，认真查清事件真相。毛倾向于因人论事，主要是判断陈、钟对自己的态度，把独立师官兵搞没搞兵变的概念换成了陈、钟对没对自己搞兵变，一旦否定了二人对自己搞“兵变”的意图，便无意进一步深究独立师官兵会不会搞兵变，更不关心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在此期间究竟做了什么。他并不太怪罪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的陈、钟、牛、蔡等人，甚至对陈的个人安全格外关心。相反，刚刚乘飞机离开武汉，就开始怀疑是谢、王这些按照他的意图、周的具体部署协助解决武汉问题的人“坏了事”；只是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还没有明确。8月底，王力因“罪”下狱，便索性说是他“捅了马蜂窝”，责任都一古脑儿地推到他身上。至今党史学界十分流行的所谓“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发表了煽动性讲话”，从而引发“七二O”事件的说法（见何立波、叶小青《陈再道“文革”中被批：重演30年前的张国焘叛变中央》，人民网，文史频道），都源于毛的这段讲话。

　　毛的态度决定了中央的态度。当时党内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态阻断了不同意见的表达，一度对王力流露出战友真情并对王的言行有过公正评价的周恩来，此后不再说什么了。

　　几十年之后，重新审视毛泽东对事件的处理，会发现根本谈不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军纪军法）为准绳”。毛本人的态度比事件中的是非曲直、真假对错更重要，当事人的命运，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皆靠他一句话，“一句顶一万句”嘛。这里只谈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毛泽东的关注点不是放在查清事件真相上，而是放在搞清楚当事人对自己的态度上。在对许多事实没有正确了解之前，便根据错误的认知做出结论。下面举的几个例子，说明毛泽东对一些事实的了解和责任归属的认知并不是正确的。

　　1.毛说“谢富治、王力带了北京几个造反派头头从四川来到武汉”。实际上，中央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中，只有井岗山是北航红旗的二号头头，尹聚平、胡慧娟都是北航红旗的普通成员，北航红旗派驻《人民日报》的研究生吴介之是以《人民日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代表团的，张根成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据周恩来传达，组成中央解决西南问题代表团的人选时，是毛泽东主张选一些红卫兵小将参加，周布置，由吴介之落实的。他们到武汉是周恩来批准的，在鄂期间均按照毛、周的意图做工作，并没有擅自去造反。毛的话却很容易让人以为这些红卫兵是谢、王自己擅自带来的，是他们来武汉“搅”了局。毛与井岗山他们没有见过面，这个说法是谁告诉给他的，不清楚。

　　2.毛说谢、王“知道我在这里，不请示，不报告”，似乎二人在武汉时根本没有去见毛。实际上，谢、王从15日开始，每天上午与周一起向他汇报，听取指示，处理每天下午听取武汉军区领导汇报事宜。7月18日晚，谢、王还参加了毛接见陈、钟的活动。如果毛仅仅是指18日晚去水利学院前没有向他请示报告，那么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了。从15日起每天晚上谢、王等人都在按计划走访武汉各群众组织（14日晚到新湖大看大字报也可算是走访），这是一项连续性工作，用不着次次请示，事实上也没有每次都向毛请示。谢当天去水院是临时动议，理由是其他群众组织都走访了，只有这一派还没去过，怕不平衡。毛以前从未责怪过他们，为什么这次就不对了，犯了工作程序上的错误？

　　3.毛说“王力这个家伙在水利学院抢先点了一把火，支一派，打一派，搞得‘百万雄师’与几个‘钢派’群众组织对立”。“百万雄师”是什么时间与“钢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只要稍微了解一点武汉“文革”历史的人不会不知道。五、六月份武汉多次发生大大小小的激烈武斗，不仅流了血，还死了人，难道还不算是对立？谢富治在向军区师以上干部传达周“7.18讲话”时说过，毛在来武汉之前已经看了很多材料，意即对武汉形势有深入的研究，应该不会犯这种常识性错误。如果毛泽东是说他到武汉后局势已经平静下来，只因为王力到水利学院讲话，又挑起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那怎么解释毛到武汉的第二天（7月15日），双方仍在进行武斗这件事？又怎么解释从15日到17日，谢、王等人到新华工等处讲话或者座谈，却并没有发生武力“冲馆”的现象？

　　近年来，在严肃的史学研究者的努力下，“七二O”事件的真相越来越清楚了：事件的引发是因为周恩来在“7.18”讲话中代表中央宣布，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等，这些结论引起军区和独立师主要领导等人的不满。他们在没有做好官兵思想工作的情况下，擅自违反规定迅速向下传达讲话，把矛盾推到下面去，听任部队官兵的对立情绪酝酿发酵。其间，有人根据周的讲话编造出所谓王力“四点指示”，进一步激起武汉军区部分官兵和“百万雄师”成员的不满。从19日下午16时几名战士到军区大院造反，到午夜独立师宣传车上街，20日凌晨“冲馆”，独立师的部分官兵始终跑在最前面，扮演了事件发动者、群众情绪引导者的重要角色，“百万雄师”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头头们19日白天一整天都没有什么激烈反应，直到晚22时左右才知道“四点指示”这回事，匆匆赶到军区大院，在独立师干部的主持下商议行动计划。多年以后，“百万雄师”的头头章杰迪说出了真相：“‘七二O’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8201部队先搞起来的，我们是跟进的”（《实录》，第65页）。说王力讲话“挑起两派群众组织对立”进而引发“七二O”事件，不是事实。

　　毛说王力“支一派，打一派”也不对。王的讲话确实支持了造反派，却没有一次提到“百万雄师”这4个字，他是怎么“打”这一派的？“百万雄师”对王力支持造反派确实有意见，但不是他们当时关注的焦点。他们关注的是“四点指示”把自己被定性为“保守组织”，其事件中的言行大都是冲着这点去的。“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的说法出自周“7.18讲话”，该讲话提纲恰恰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如果说这就是“打”“百万雄师”的话，那么正是他自己的意思。毛的原话是“百万雄师”要“搞入正规”，王力多年以后写回忆录时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公开说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句话。

4.毛说王力“太凶”、“着急”。说王力凶，可信，但主要指他的态度，爱讲话，爱出风头。但听过王力讲话的陈、钟以及“百万雄师”的头头们没有因为态度问题而想要去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牛师长不愿意听王讲话，也顶多回到师部摔摔椅子而已。毛说王力“着急”，是指“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这话并非事实。毛本人可能从未看过王力水院讲话的纪录稿，脑子里却始终有一个王力的“偏向”表态引发事件的错误印象，也不知道谁灌输给他的。目前的研究表明，事件导火索是所谓“四点指示”。它是有人根据周“7.18”讲话改编而来的，与王力水院讲话无关。其实周恩来在7月25日接见河南军队干部时已经明确指出来了（周对自己的讲话也记混了，说讲了“四点”、“八点”。但“7.18”讲话只在“建议部分”有“八点”，周当时也没有机会另讲“四点”）。只是毛泽东认定王力讲话引发事件后，再也无人敢于表示异议。“文革”结束后出版的《浩劫》、《微行》等书发现，史料证明，事件中人们所关注的是“四点指示”而非王力讲话，毛泽东的说法站不住脚，于是又编造了从19日早晨起造反派用大喇叭同时播送王力讲话和“四点指示”的情节，加上“四点指示”以维护毛的说法。其实这种笨拙的做法于事无补，反而坐实了毛泽东“张冠李戴”的谬误。笔者在《武汉“七二O”事件的导火索——王力“四点指示”之谜》一文中指出造反派用大喇叭同时播送王力讲话和“四点指示”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有兴趣者可以参看。

　　至于说王力“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恐怕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把别人的责任也加在他的头上。做部队的工作是对陈、钟等军区主要领导的要求，毛在18日晚接见陈、钟二人时亲口交待了这项任务，陈、钟检讨时也承认自己没有去做。那么，从未受领过该任务的王力为什么要代其受过？陈、钟没有积极主动地把工作做好，躺倒不干，放弃履行职责，甚至还时不时加上“一把火”，牛、蔡更是火上浇油，激起官兵对立情绪，毛没有一句批评的话，反过来责备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道理！王力在军中没有任何职务，不通过军区的安排，他怎样走入军营做部队工作？退一步说，王力19日下午参加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发表讲话，开始做军区师以上干部的思想工作，晚上23时多才从会场返回到宾馆，1个多小时后就发生“冲馆”行为。连做通师以上干部工作的时间都不够，还谈什么做部队的工作？毛说王力“着急”，但王从15日起所做的工作每一步都是按照毛的意图，根据周的部署进行的。那么处理武汉问题“着急”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怎么做才是不“着急”呢？

　　毛泽东对事件真相和当事人责任的错误认知，并不是因为当时资料缺少，真相难明的缘故。我们今天研究该事件，主要的依据仍是7月底陈、钟等人检讨及当时武汉军区的揭发材料。说毛泽东在9月份谈“七二O”事件时没有看过这些材料，无异于天方夜谈。其实真相很简单，也很清楚。只要不是另有目的，做出公允的结论并不难。但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毛泽东一句话就让王力扛上“枷锁”，真相也从此被假话掩盖，别人谁还敢说三道四？

　　其二，毛泽东确定当事人责任，靠的是“人治”而非法治的办法。他以“点名”来归罪事件责任。同样一件事，一句话，这个人做了说了便没事，那个人做了说了就是罪过，缺少共同的是非评价标准。

　　比如，同样是工作态度问题，毛说王力“太凶”，并说这一点与他“着急”都是诱发事件的重要原因。王力在鄂期间说了些什么话，让毛泽东产生这个印象？目前透露出来的不多。《微行》书中记载了一些，笔者已指出其中许多是假的，是作者移花接木并肆意编造的结果（参见拙文《回忆录与文革历史编造——以武汉“七二O”事件为例》）。但事件中人们关注的主要是军区“支左”大方向是不是错了，工总应不应当翻案，“百万雄师”是不是保守组织这些实质性的政治评价，王力再“凶”顶多不过是调门高些，属方法、态度不当，次要原因甚至枝节问题怎么就变成主要原因？要说态度“凶”，陈再道远在王力之上。他对周恩来屡屡顶撞，甚至拍了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周胡子，你……我还不知道？”消息都传到北京去了。毛却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说。

　　再如，同样是在18日晚去了水院。谢富治坚持去，王力有所犹豫，后仍与余立金、刘丰、萧前都一起去水院支持了造反派，谢、王、刘、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余、萧是否讲了话，说法不一）。谢富治平安无事，“恩宠如常”，直到1972年因癌症去逝，一直是毛最信任的人；余立金依然当空军政委；刘丰甚至还破格提拔为武汉军区政委。仔细分析他们在水院的讲话，内容大多是一样的，措词上有些差异，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毛却只让王力一个人去“背”责任。不知道余立金和刘丰在现场听到毛的这番议论时，会不会联想到自己也犯有同样的“罪行”和“错误”，感到后背上有一股股凉气冒出来？

　　三如，同样是面对20日的“冲馆”行动，陈、钟对部下报告的各种迹象和危急情况放弃履职，听任事态发展，牛、蔡放纵甚至一定程度上怂恿官兵们的过激行为。而毛泽东一开始虽然同意武汉部队公告中对该事件为“叛变行动”的定性，却根本不打算用党纪国法、军纪军规制裁相关责任人。他使用的是政治批判和思想改造的办法，只要错误认识了，观点改变了，就允许重新站起来。果然，1972年陈被“解放”，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钟汉华于1972年5月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蔡炳臣于1973年任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牛怀龙于1973年4月出任湖北省军区副参谋长。毛泽东反倒是对忠心耿耿的王力一直不宽恕。7月20日“冲馆”者东湖宾馆北门喧闹时，汪东兴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王力，王力让人打电话给军区相关负责人，寻求解决办法。“冲馆”者冲入百花二号时，王力遭到推搡并被绑架上车，后在军区大院挨斗，脚受了伤，被营救出来以后又在荒山野岭躲藏了一夜，对毛泽东的安全不可谓不尽心，作为替罪羊吃尽了苦头。但毛从来没想到重新起用他，他也只能继续苦度囹圄岁月。

　　上述不正常现象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是毛泽东的政治考虑。对此，徐海亮先生在《周恩来处理武汉“七二O”事件》、《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有较充分的阐述，这里不再重复。笔者只是想说，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连王力这样的中央大员（相当于中宣部长）都可以因为政治的需要随时弃若敝履，不分青红皂白替人背罪，那么中国绝大多数平头百姓们又“何以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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