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厚枢：我了解的商务印书馆若干史事—八十回望访谈录

yangharrylg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北京，100073） □ 听说方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老职工，您是什么时候进商务工作的？
■ 我于1943年4月10日进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工作。南京分馆是商务抗战前在全国最大的分馆，位于南京太平中路252号。抗战开始后南京沦陷时馆舍毁于大火，馆中尚有不少存书放在别处由两名职工看管。1943年初，商务领导决定在原馆舍残址稍加修缮后恢复营业，因1938年7月后，商务被日本侵略者列入“与国民政府联系”的名单中，沦陷区城市的分支馆只能更改店名，南京分馆更名为“南京书馆”。
□ 您在南京分馆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 我进馆后，先当了6个月的练习生，然后担任职员，先后在门市部、库房做过营业员、轧销（销货统计）、宣传推广等多种工作，直到1951年9月调北京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时止。
□ 商务对年轻的职工是否进行培训工作？
■ 我由于家境贫困，只在初中读了两年多的书就辍学就业，1943年16岁时进商务工作，当时在分馆中虽有老职工的传帮带，但主要还是依靠自学。参加工作以后，我自知文化底子差，又不甘落后，于是比别人加倍努力寻求知识，分馆开业后，职工的宿舍和门市部仅一墙之隔，我每天身处“书林”之中，早晚和假日可随心所欲地看书学习，汲取知识。我曾花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将门市部陈列的近万种图书浏览了一遍，主要了解每本书的书名、作者、目录和“前言”、“后记”，并熟读总馆编印的有内容提要的书目和业务资料，借助于馆中丰富的辞典、工具书当老师，重点阅读了一大批图书，等于上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我的业务能力和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弥补了过去失学时期的损失。
□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商务的情况有了哪些变化？
■ 抗战胜利后，商务总管理处于1946年4月由重庆迁回上海，“南京书馆”也恢复了“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的名称。总管理处将重庆分馆经理王诚彰调任南京分馆经理，并任命了新的会计主任和营业主任，除了原“南京书馆”的几名职工外，又从上海等处新进了近10名职工，并从上海总处运来一大批图书，充实了南京分馆的门市部。
1947年前后，总处任命王学政（王云五之子）来南京分馆任副经理，他的任务是担任商务出版的《学生杂志》主编。我曾协助他做了一些编务工作，并试写了几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商务总经理王云五在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委员，以后并被选为参政会主席团成员，一直忙于政务活动。1946年5月，他受蒋介石邀请，出任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部长。于是，王云五向商务董事会提出辞呈。当年5月至9月，由经理李拔可代总经理。后因李健康情况不好，董事长张元济拟聘请胡适继任总经理，胡适表示不能担任，向张元济推荐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担任，经商务董事会通过，朱经农于9月24日到职，任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1948年11月，朱经农因出任我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首席代表而辞去商务职务。商务董事会另行推选董事陈夙之（早年留学美国，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等职），于1949年就任总经理，后又聘协理谢仁冰为经理，协助陈工作。同年并聘秉志任编审部部长。
1946年王云五到南京出任经济部长，因家未迁来，就住在商务分馆内，他除和分馆经理王诚彰有些接触并会见来访记者之外，和南京分馆的职工没有接触，但他的起居行动，分馆职工都了解。当时给我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这位以“科学管理专家”著名的王云五，连穿衣的效率也不同寻常。他穿的贴身内衣就和现在看到的“宝宝装”一样，从上衣到脚上的袜子都连成一件，早晨起床时一套，将腰带束紧，再穿上外衣，马上可以工作，分馆的阿姨将这件内衣洗净晒干后，不知道怎样才能叠平整。朱经农担任商务总经理以后，也在南京分馆住过一个短时期，他总是来去匆匆，很少和分馆职工讲过话。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商务的情况有了哪些显著变化？
■ 1946年6月底，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据有关史料记载，到1948年8月，“法币”流通量已达640万亿元，为1937年抗日战争前的45万倍。蒋介石接受时任财政部长王云五的提议，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票面1元可兑换“法币”300万元），以行政力量收存全国的金银、外汇，实行经济管制。8月19日，蒋介石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自即日起发行“金圆券”。原定发行限额为20亿元，但到1949年5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已达到98041亿元。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不可收拾，仅仅9个月时间，“金圆券”几乎成了废纸，宣告这一改革彻底失败。7月初，迁到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又公布改革币制，宣布发行“银圆券”以取代“金圆券”。
这一时期，出版业的状况更加每况愈下。商务印书馆到1949年1月，现金收支已入不敷出。新书基本不出，出售存书的钱已不够开支，不得不靠变卖闲置的机器和纸张来勉强维持。总管理处于当年3月28日以“密启函”通知各地分支馆采取“应变”措施，其中一条是“裁员减薪”。南京分馆16名职工中一次即裁员6人，每人各发几十枚银元遣散。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商务当时既无新书出版，旧存书又不能适应解放后人民群众的需要，营业萧条，亏累很大。总馆共有职工507人，职工工资虽已按7折减发，仍然入不敷出（据商务董事会记录：自1949年7月至1954年3月，商务职工累计减薪总数共计117亿元旧人民币），又借贷无门，困难重重。
1949年8月，商务印书馆由董事陈叔通、经理谢仁冰面陈上海市政府文化局夏衍局长，建议政府准予商务印书馆公私合营。
□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私营出版业的政策如何？采取了哪些措施？
■ 全国解放后，整个私营出版业，包括出版社、印刷厂、书店，都面临很多困难，并非商务一家。据出版总署1950年3月初步统计，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济南、武汉、长沙、广州、重庆、西安11个城市中，共有私营书店1009家（从业人员7600人），其中经营出版的有244家，专业发行的有765家。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总署对私营出版业的改造工作，从1950年到1953年，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1）1950年9月，出版总署根据中央调整公私关系的“统筹兼顾，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方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向全国私营出版业指出了出版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要求他们遵守政府法令，接受国营出版业的领导。（2）有重点地扶助私营出版业克服困难，维持生产。（3）推动分散的中小私营出版业在自愿原则下联营。（4）对具备公私合营条件的正当私营出版业在自愿原则下，进行公私合营。
1950年底，出版总署投资5亿元，将联营书店（54家新出版业在发行工作方面的联合组织）改组为公私合营，专业书刊发行工作；接着又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营书店5个单位的发行部门从原出版机构中划出，于1951年起组成公私合营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简称“中图公司”），成为新华书店以外的全国第二个大发行系统。这5家发行部门在全国35个主要城市中共有分支店87处，职工2058人，公私合营后，调整机构，在京、津、沪等24个大中城市设立分公司。中图公司成立前，商务、中华、开明三家发行机构亏损达90亿元，公司成立后，到1952年就盈利75亿元，1953年盈利100亿元。商务、中华、开明、联营4家中的私股分别于1953年退出，公司实际上已成为国营企业，出版总署决定从1954年1月起，将中图公司并入新华书店。
□ 商务的发行部门参加“中图公司”之后，出版部门到什么时候才公私合营？
■ 195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出版总署的报告中指示：对私营出版、发行、印刷业，必须积极地、有计划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重点首先放在出版业方面。
1953年12月，商务、中华的董事会均已向出版总署提出全面公私合营的申请。出版总署考虑两家原已有若干公股并早已为国家担任加工订货任务，事实上已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认为两家实行公私合营的条件已经成熟，拟将商务印书馆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改组为财政经济出版社（商务、中华的名义仍保留），即向中央写了关于进一步改造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请示报告。
中央对商务、中华实行全面公私合营十分重视，作出指示：“鉴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历史悠久，在我国文化界有相当影响，因此，这次在对它们实行进一步改造时，必须郑重其事，只准办好，不准搞坏。”
出版总署胡愈之、陈克寒、黄洛峰等领导于1954年初分别邀约商务、中华董事会代表陈叔通、俞寰澄、舒新城、李昌允等正式会谈，分别达成协议，组成公私双方联合筹备组织。此后即在京、沪两地进行筹备工作，而以上海为主，由中共上海市委统一领导。
商务、中华两单位分别召开了股东常会，一致通过拥护公私合营授权董事会进行的决议。两家到会的股东人数均超过历届股东常会，商务方面原估计有500人参加，实际到会人数有1200多人。
由于充分发动群众，依靠两家职工的大力合作，对资产的清点、估价、验收等繁重、复杂的工作在较短期内即顺利完成。共验收了商务各项资产456.35亿余元、中华395.34亿余元。
在筹备过程中，出版总署、高等教育部、中财委有关业务部门及华东局、上海市委先后抽调104名干部到高等教育、财政经济出版社担任社长、正副总编辑、副经理、厂长等主要干部及编辑和一般干部；对商务、中华的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均按双方协议，由私方董事会指派人员担任两单位的副社长、副总编辑、经理、副主任等职。两家原有的实职人员一律包下，年老退休者19人，均按两家向例预拨了养老金，陆续支付。
商务、中华公私合营的筹备工作于1954年4月底大体上告一段落，5月1日，高等教育出版社、财政经济出版社正式在北京宣告成立。
□ 商务什么时候从高等教育出版社分出，成为独立的出版社？
■ 商务、中华分别改组为高等教育、财政经济出版社后，国务院陈云副总理对两家的改造情况很关心。文化部党组于1956年6月16日、7月2日两次写信向陈云汇报，信中除谈了两家出版社合营两年来的主要工作情况和取得的成绩外，并检查了商务、中华在进行全面改造中存在的主要缺点：（1）商务、中华数十年中出版的各种书籍约3万种，其中不少书籍有一定价值，为学术研究所需要，在合营后虽整理重印了一些，但数量很少，这一部分历史遗产没有很好地接受和利用。（2）两社在香港和南洋都有庞大的出版发行阵地，合营后虽仍保持联系，并作了一些工作，但没有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对两社在香港和南洋的力量没有充分地利用和发挥。（3）对商务、中华原来的人员虽作了安排，但团结和改造工作做得较差。上层人员还不能真正做到有职有权。一般职工工资较高，合营时有保留工资，而且宣布不动，但1955年底1956年初，无论商务、中华以及调到新华书店的一部分发行人员，工资都动了一下。（4）董事会没有定期召开，1955年的盈利没有分配。
文化部党组于7月2日给陈云的信中说：“在听了你和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准备分作两个步骤，来改进对商务、中华工作。第一步做两件事：（1）加强对于商务、中华过去出版的书籍的整理重印工作，并且更多地用商务、中华名义组织学术性质的书稿和工具书的出版，使得商务、中华在出版界发挥更大的作用。（2）积极地有步骤地开展商务、中华在海外的出版发行工作。……第二步准备将商务、中华从高教出版社和财经出版社独立出来。”
文化部党组于1958年2月5日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提出将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立为两个独立的出版社，将财政经济出版社改组为农业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两个单位，商务和中华两家出版社均由文化部领导。今后中华书局以出版文、史、哲为主，而主要是整理出版古籍，也适当出版一些现代作者的文学研究、历史、哲学的学术著作；商务印书馆则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
2月15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央写了关于重新安排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工作任务、调整机构和人事配备问题的报告，提出拟以中华书局为主要出版我国古籍的出版机构，以商务印书馆为主要出版世界学术著作的出版机构。这两个出版机构行政上仍隶属于文化部，今后在出版方针和出版计划方面应同时受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属的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以及准备成立的世界学术著作翻译和出版规划小组的指导。2月19日，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又经邓小平、彭真审阅同意。
6月19日，中央决定调陈翰伯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郭敬任总经理；任命金灿然为中华书局总编辑兼社长。
1959年11月26日，文化部党组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调整和加强北京、上海若干出版社的分工协作关系以及安排若干出版社的出书任务，向有关出版社发出通知，其中对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规定为：（1）中华书局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出版我国古籍。它应当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领导下对全国古籍出版工作进行具体安排。此外，它也适当出版一些不适宜由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或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著作家的文史哲著述，但在组织这些著述时，应与上述有关出版社充分协作。（2）商务印书馆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编印外国语文工具书、课本和参考书。它所出版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着重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古典名著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当代各派学术著作。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负责人的学术著作，以及一部分比较成熟的进步学术著作，应由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考虑翻译出版；有关当前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的著作归世界知识出版社考虑翻译出版。
中华、商务的出版任务，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没有变化。
□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华、商务的情况有些什么变化？
■ “文革”开始后，许多出版机构被合并或撤销，编辑、出版干部受到批判、迫害，下放“五七”干校，大批图书被批判为“封、资、修”的“毒草”而封存、销毁。商务、中华的遭遇也没有例外。
“文革”后，商务印书馆被诬蔑为“宣扬封、资、修，大、洋、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窝点”。由于商务出版了吴晗主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曾任商务总编辑的陈翰伯成了“文革”后出版界首先被报纸公开点名批判的“反革命分子”。1966年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题为《揭露“外国历史小丛书”的反革命黑幕》，文章给陈翰伯扣上了“反革命分子”“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几顶大帽子，陈翰伯立即被挂上黑牌，关进了“牛棚”。在1967年1月“造反派”全面夺权的批斗会上，陈翰伯作为“商务头号走资派”受到批斗。“造反派”声称要“彻底砸烂”商务印书馆，将郭沫若所写的“商务印书馆”招牌摘下，用斧子当场劈碎砸烂，然后换上“东方红出版社”的新招牌。
中华书局由于和齐燕铭、吴晗、翦伯赞等密切的工作关系，“文革”后被诬蔑为“招降纳叛，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的“大黑窝”，并一度被“造反派”改名为“人民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金灿然虽然身患重病，也未能逃脱这场厄运，被戴上了“黑帮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种种罪名。中华书局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主要党员干部和业务骨干都成了“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被揪出来隔离审查和批斗。
1969年9月底，中华、商务两家职工下放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之后不久，当时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 口”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两个单位合二为一，名为“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简称中华·商务），两家“文革”前共有职工357人，其中编辑175人。到1970年底，留在北京的仅有16人，其中编辑6人。中华的出版业务完全停顿，商务则以“东方红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毛主席语录》俄文本和英汉对照本。
“文革”开始后到处高呼“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文革”前出版的书中，凡涉及“太阳”的词汇都成为“问题”。如《新华字典》中“阴”字的释义之一“乌云遮住太阳”，“毒”字下例句有“太阳很毒”，均有“影射”之嫌，会被“造反派”上纲为“恶毒攻击”。商务印书馆“文革”开始时刚有20万册《新华字典》印装好，因此不敢发行，写报告向上级请示后杳无音讯，只得全部封存（全国封存的《新华字典》有70万册）。上海出版的一本科技书中解释太阳黑子，被说成是“攻击毛主席”，如此等等。
□ “文革”初期的出版界状况，到什么时候才有所变化？
■ 这就要提到周恩来总理，他在“文革”期间对濒临灭顶之灾的出版事业十分关心，多次作出指示和采取各种措施，为纠正极左思潮、恢复出版工作费尽了心血。
周恩来总理具体抓出版工作的恢复，是从《新华字典》的修订出版开始的。
“文革”初期，几万种图书被停售、封存，《新华字典》也难逃劫运。1970年春，小学开学后，要求供应字典的呼声很强烈。中央文革宣传联络员根据文化部工、军宣队总指挥部反映的情况，向陈伯达写了书面报告，请示修订再版《新华字典》和《四角号码词典》。5月11日，陈伯达对联络员说：“《新华字典》你们看一看，斟酌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出版。《四角号码词典》不能出了，因为是王云五搞的，待以后考虑”。商务印书馆根据传达的上述意见，请了北京一家工厂的工人和两所中学的教师进行审查。9月5日，出版口领导小组向国务院值班室写报告，汇报对《新华字典》通读审查发现的“严重问题”，最后提出：鉴于目前还没有一本新编字典供应读者，考虑到《新华字典》收字较多，字义解释还有可取之处，拟将70万册存书加一《致读者》的条子，有组织地按成本发行，供“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地使用”，这样处理如无不妥，即开始发行。
出版口的报告送到周恩来处，立即引起他的重视，除批准出版口的报告外，结合他平时了解的有关群众反映中小学生没有字典用、青年人没有书看等问题，决定召集文化、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解决办法。
9月17日，周恩来在处理紧急公务后，不顾疲劳，于深夜11时50分召集国务院文化、科教、出版、图书馆、博物馆等几个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当出版口在汇报中提到《四角号码词典》不能用，因为是王云五编的时，周恩来立即反问：“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词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出不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周恩来强调，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他指示出版部门要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多出书、出好书，解决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的问题。在这次会上，周恩来指定科教组负责组织力量，对《新华字典》进行修订，争取早日出版发行。
周恩来在同出版口负责人几次谈话中，都很关心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工作。在1970年9月17日的谈话中，他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在谈话中问中华·商务负责人：“过去圈点‘二十四史’的有多少人？”这位负责人在汇报人员情况时说中华现在有不少老弱残人员。周恩来立即说：“老弱残也是人，让他们圈点书有什么不可以？他们还能工作嘛！”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指示后，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逐步恢复业务，承担了“二十四史”、《清史稿》和外国历史、地理书以及中外语文字典的出版任务。
周恩来在纠正出版工作受极左思潮影响的过程中，特别关心为青少年出书问题。他对《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很重视，多次询问工作进度情况。1971年还指示让参加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分组审阅《新华字典》（试用本）和修改稿，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空前的一次动员全国力量会审一本小小的字典。
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刘西尧从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市教育局等单位抽调专人组成的《新华字典》修订组，从1970年9月下旬开始工作。当周恩来看到修订组送审的第一稿后，见到原字典中的“陛下”“太监”“僧侣”等许多词被删去，即要刘西尧转告修订组：不能认为“陛下”等都不能进字典。字典是工具书，有它的特点。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字和词仍要用。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不能主观，有些知识还是需要的：人民要了解历史，历史上的一些事物应该介绍的，不要回避。但还特别强调，字典除确实有错须改外，一般不必大改。
周恩来看到送审的第二稿后，在修订稿上批示：“做了一点修改。”在字典的出版说明稿上，他一丝不苟地用铅笔逐句作了圈点。字典附录中的《节气表》，编者没有标明表中的月日是阴历或阳历。周恩来在《节气表》三字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写明“按公元月日计算”。他还在“役”字的注释最后，加上了一条“③服兵役”，使义项更加完备。
1971年6月24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部分代表及《新华字典》修订小组成员时，有人请示编写外语词典要不要收入燕尾服、新婚、蜜月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词汇，周恩来说：“你不用怎么行？外国字怎么能取消？像陛下、殿下，怎么能不用？来个国王，你还能不承认陛下。Sir（先生）你用不用？现在还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嘛！这都是极左思潮。”
当周恩来看到《新华字典》样书封面书名是拼集鲁迅的字，便说：“我就不赞成这样的拼凑字作书名，拼字不是艺术。还有人把毛主席的字拼来拼去。主席题字都是完整的构思，不能随意拆开。比如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艰苦朴素’，都有完整的布局。鲁迅没有给这本字典题过字。鲁迅在世时，还没有简化字，这个‘华’字还不是凑成的吗？这是不尊重鲁迅。将来一考证，说你们尽造假。还是老老实实的好。封面不要用鲁迅的集字，不要弄虚作假。你们这样搞，我就不批准。”
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指导下，《新华字典》修订工作历时半年完成，连同印刷共9个月出书。在“文革”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新华字典》（下转92页）（上接101页）（1971年修订版）终于在6月正式出版，全国新华书店第一次报回征订数高达8482万册，因印刷安排困难，到1971年2月全国共印制3453万册，余数次年再印。
□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后，中华、商务有了什么变化？
■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1971年恢复业务后，出版方针任务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文革”结束后，国家出版局于1977年8月任命陈原为“中华·商务”总经理兼总编辑。中华·商务临时党委会经过研究，于1978年2月21日向国家出版局党组写了关于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方针任务的请示报告，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翻译出版外国社会科学著作和编辑出版中外语文词典等工具书。报告中提出：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暂时保持一个机构，用两块招牌出书。3月7日，国家出版局党组批复：同意中华·商务临时党委会关于方针任务的报告。
1979年8月11日，国家出版局宣布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分立，恢复了“文革”前出版社的建制，陈原被任命为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从此，商务全体职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进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多出书，出好书，为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作出更多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8-06-25）

http://www.cbkx.com/2009-1/123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