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月刊》：孔原和他的两个大亨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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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月刊》：“特务头子”孔原和他的两个大亨儿子

【多维新闻】武姬、文子／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和国航代理董事长孔栋这对兄弟，是货真价实的“豪门子弟”——他们的父亲孔原是中共情报系统主要负责人，母亲许明则担任过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1939年，孔原和许明，邓小平和卓琳，一同在延安举行婚礼。

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和国航代理董事长孔栋这对兄弟，似乎给外界的印象是一柔一刚，孔丹平素少言寡语，在二十多年的金融从业生涯中，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孔栋则有“牛人”之称。




习仲勋（左三）与杨尚昆（左四）、孔原（右五）、屈武（右三）等合影。

　　这对兄弟是货真价实“豪门子弟”。他们的父亲孔原是中共情报系统主要负责人，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央调查部，正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母亲许明则担任过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39年，孔原和许明，邓小平和卓琳，一同在延安举行婚礼。 　　
“文革”后，每逢春节，老干部们都要举行一次桥牌赛。孔栋和父亲搭档，过五关斩六将，一连夺取过几届桥牌赛的冠军。邓小平得悉后，请他到自己家中一起打桥牌，孔栋由此成为邓家的桥牌常客。孔原与中共元老王震相当稔熟，孔丹是中信集团董事长，中信前任掌门人正是王震的儿子王军。


萍乡人称他“特务头子”
　　
孔原（1906－1990），又名陈开元、陈铁铮，化名田夫，1906年9月出生在萍乡安源张家湾九里坪一个农民家里，从小在其姑父、一个安源煤矿工人的家里长大，姑父的儿子童水生是安源工运中的骨干，后来是烈士，孔原受其影响，1923年秋听命组织安排，入萍乡中学读书，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实际是去做地下工作。1925年春，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曾任萍乡县总工会纠察部长、县农协委员兼军训部长等职，1927年任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长，省农协纠察部长，后参加了“八一”南昌暴动。
　　1928年春，孔原被派赴苏联，进入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秋回国，曾去武汉做兵运工作，不久到上海。1931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32年2月改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底调回中共临时中央，负责组织局兼组织部工作。
1933年3月被派赴华北，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孔原与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一起，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35年5月，孔原离天津去上海恢复中央上海执行局工作。不久转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七大，任中共代表团代表。同时出席少共国际六大，被选为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1936年春入列宁学院学习，并在东方大学兼课。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7月回国到新疆，在红军西路军余部编成的新兵营任主任政治教员、中共总支副书记。1939年4月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40年5月被派至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兼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1943年7月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并出席大会。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兼民运部长、延边地委书记，中共吉林市委书记，中共抚顺市委书记等职。
1949年后，孔原历任中共中央委员、总参二部政委、中国海关总署第一任署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在李克农手下，孔原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李克农去世后，接任部长之职。文革结束后，中共筹建国家安全部，孔原主持筹建。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病逝。 　　
孔原长期从事调查、情报等秘密工作，不少萍乡人笑称他为“特务头子”，他的探亲访友、接待会客均受到约束。 　　
孔原妻子、孔氏兄弟的母亲许明（1919－1966），又名朱玉筠。女。直隶（今河北）沧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重庆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纪念画册上有一张1939年在延安毛泽东窑洞前的照片，上面有两对新婚夫妇，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另一对正是孔原和许明。

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在延安一起举行婚礼。

　　据刘英回忆：两对（新婚夫妇）很高兴。虽然仪式很简单，但来的人都是高层次的。毛主席夫妇也到了，我同张闻天也到了，富春同志、蔡大姐也到了，还有王首道秘书长也到了。敬酒敬得一塌糊涂，孔原同志也高兴了，喝酒喝得很多，最后就醉了，许明就埋怨他。可小平同志一点没醉。我就奇怪，小平同志平时不喝酒的，他怎么能够不醉呀？那么多酒，一杯杯的，他还很豪饮，来者不拒。大家给他敬呀，怎么不醉？闻天就讲，他说有假，我说什么有假？他说是白开水。 　　
许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员，中共中央社会部科长，沈阳市人民政府人事处处长，中共延边地委调研室主任、民运部副部长，中共抚顺市委秘书长兼妇委书记。 　　
1949年后，许明历任海关总署人事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后调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文革”中，孔原被以“黑帮”和“特务头子”的罪名打倒入狱，许明也遭迫害，1966年底服安眠药含恨自杀。孔原后来娶张红为妻。
　
为张国焘之弟张国庶平反 　
　
1984年9月，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已陈列就绪，正值领导审查阶段。孔原回到萍乡来到安源馆指导工作，听取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的陈列大纲和陈列内容的汇报后，他对工作人员说：“现在写传记、回忆录、人物志、党史，这里面有些问题很复杂，相当多的回忆录是好的，但也有片面的、不准的，有的有水分，有的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有的是亲属要把人物拔高，‘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有一个派性。陈云同志说：‘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这是很正确的，我们就是要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讲真实情况，这样才有史料价值。”




1942年孔原（右）与林彪在红岩。

　　接着他又严肃地给工作人员提出了关于宣传张国庶的问题，他说：“张国庶同志是萍乡人，是烈士，而且他牺牲得很壮烈，你们为什么不展他呀？！”并说：“不能因为他哥哥是张国焘犯了错误，而影响他。” 　　
在一旁陪同的人解释说：“是因为省革命烈士纪念馆也没有展出，省党史征集委员会，发现了张的脱党声明，登载在当时的《南昌新闻晚报》上，还收集到了一份证明材料，说他指捕了同志。所以，我们这里也没有展出。” 　　
孔原沉思片刻马上说：“不对呀，当时我在省总工会组织部，如果他叛变自首了，我肯定知道，但我一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那个时候，国民党特务机关经常采取这种办法，伪造自首书，特别是对那些被捕入狱后表现好的，顽强斗争的人，特务机关妄图采取这个办法使他动摇，说共产党不会相信你了。所以那些东西，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是敌人的挑拨离间和阴谋。从1931年到现在（1984年），我还没有看到有材料证明张国庶自首叛变。这不是张国庶一个人的问题，这关系到党的形象，我们不要上当。” 　　
他叹了口气，接着深沉地说：“张国庶同志是我省中共早期领导人（曾任江西省委书记），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当时江西省委遭到了破坏，他奉命去恢复党组织，工作很艰难，他上任不久就被捕了，没过多久又被国民党杀害了，为党为人民他夫妻双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而且又了解情况的人，不去为他说公道话，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冤呀！”

事后，孔原为了弄清事实，还派人到中央档案馆、上海、南京等地查阅相关报刊（《上海申报》）等资料，并复印了相关段落，以证明张国庶没有自首。1985年9月26日，他在北京的京西宾馆，约见了江西省委有关负责人，郑重其事地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提出萍乡在宣传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他还反复讲明：“我提的看法不一定准确。要他们（指萍乡担负陈列宣传的相关同志）报告萍乡市委，市委如有不同意见，报告省委，以省委意见为准。” 　　
后来，市委领导指示安源纪念馆和党史办的人将有关材料逐级上报业务主管部门。后经省民政厅批准同意，又将张国庶烈士展出和宣传，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86年11月，孔原回萍乡参加萍乡中学80周年校庆，看到烈士馆的展出，还原了历史真相，非常高兴，时任安源纪念馆馆长的杨桂香还清楚地记得，在吃饭时，他心情特别好，席间他夫人张红不让他多喝酒，不让他吃蹄花肉（因为他患有高血压），他兴奋得根本听不进去，一次一次地站起来频频举杯：“来！大家再干一杯！”并赞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你们辛苦了！”

主张废除高考，组织“西纠” 　
　
孔丹，1947年5月出生，在北京长大。40多年前，在北京的中学生圈子里，人们就都知道大名鼎鼎的孔丹，其天分及勤奋都让同学刘东折服，“孔丹在学生和教师中的威信都挺高的。当时民选‘文革’委员会主任，一共20多个委员，孔丹高票当选，独占鳌头。”
　　刘东退休前是国家信访局培训处处长，其父刘庚寅曾与孔丹的父亲孔原在国务院外事办共事。而他本人与孔丹不仅有3年的北京四中同窗之谊，还有两年的“文革”战友之情。 　　、
“文革”之前，北京四中就赫赫有名。这所中学创建于1907年，现属北京市示范性高级中学，当时高干子弟云集，薄熙来1968年从该校毕业。江泽民、温家宝曾前往视察。六十年代初期便根据上级指示，着意培养几名“学生党员”，那时候中学生能够入党，实在是个稀罕事，可读高二的孔丹却被北京四中的校党委“看中”了。 　　
知情人介绍，当年的孔丹品学兼优，不仅早早地开始学习马列原著，而且数理化各科成绩都很出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学校规定，他本应学习俄语，可他在学好俄语的同时，还主动自学英语。因此，文革爆发之前的1965年，高三毕业班的学生党员孔丹已经是“接班人的榜样”。
文革”风暴骤起，孔丹也被卷了进去。他参与了主张废除高考的活动，带着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干部子弟，给“伟大领袖”写了一封信，情绪激昂地坚决要求废除“封建的”高考制度“桎梏”。不过，也有消息说，孔丹带头写信，那是因为北京女一中的同学已经先一步写了主张废除高考的致毛泽东的信，于是，组织上要求四中的同学们“把认识写得更深刻些”，“也应该写给毛主席”。
　　《人民日报》把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的两封《给毛主席的信》，全都发表了出来，全国高校入学考试当年就废止了，一废就整整11年。孔丹也就此被剥夺了上大学机会。 　　
孔丹在中学时代做的第二件大事，是组织了红卫兵“西纠”，全称为“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是由北京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共同协商于1966年8月成立的。红卫兵的“西纠”和“联动”，后来成了“无序和武斗”的代名词，不过也有研究“文革”的史家指出：“西纠”成立之初，其本意是正确和积极的。 　　众所周知，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在“极左”思潮煽动下，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无法无天。 　　
为了“纠正”红卫兵的过激行为，孔丹、李三友等人发起成立了“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并发布了若干《通令》，制止了红卫兵对“统战对象”的胡乱抄家，纠正了“红灯行”的错误，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孔丹等人无法制止其他学校竞相效彷，纷纷成立各自的“纠察队”。结果，“纠察队”一多，鱼龙混杂。 　　在《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撰写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书中有如下介绍： 　　
“西纠”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当行动（也曾有过火行动），以及阻止冲击某些领导干部，阻止更多群众参加运动的倾向，令中央文革小组不满。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西纠”遭到江青一伙的残酷镇压。 　　1966年12月，江青在与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座谈时表示：“……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支持者。”
那时候，被江青点名批评，足以让人死无葬身之地。得知消息的许明，服下大量安眠药，就在总理办公室外侧——自己办公室内的大沙发后面——自杀了。 　　
母亲自杀的第二天，父亲孔原也被扣上“大特务”的帽子，被投入监狱关押多年。和父亲前后脚入狱的，还有孔丹。 　
　孔原、许明夫妇遭到林彪和江青的嫉恨，说原因有两条：第一条，孔原掌管的单位太重要了。林彪打算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于是，孔原便有了一个不能被宽恕的“莫须有罪行”：说他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电话专线上，安装窃听器；第二条，许明和江青，是延安抗大的同班同学，据说许明曾亲眼看到江青是如何在毛泽东前往抗大讲课时搔首弄姿，而且，许还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深得总理赏识。 1967年年初，孔丹入狱，同年4月孔丹和其他被江青点名的干部子弟才获准出狱，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孔丹后来曾远避内蒙古阿布嘎旗盟插队，1968年底，孔丹又落户陕北延长县。

吴敬琏的弟子，张劲夫的秘书

“文革”结束，孔丹没有参加1977年的高考。1978年，只上过高中的孔丹，跳过大学本科这一级，直接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多年以后，吴敬琏对这位当年的得意弟子仍赞许有加，“他为人谦逊，做事专注，长于辩论，对中国经济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1981年8月，拿到硕士学位的孔丹，先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年助理研究员。1982年6月，在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委员张劲夫的身边做了两年秘书。这三年的工作经历，为孔丹日后进入商界打下了的基础。
至1983年，似乎有可能走上仕途的孔丹又选择了步入商海。根据邓小平指示，中央组织部对“文革”中的“三种人”的清查，一向十分严厉。当组织上准备提拔孔丹时，也曾派人调查了解孔丹的“文革表现”。据知情者说，中央组织部的调查人员找到了1966年担任北京四中校长的杨滨。杨校长的回答是这样的：“文革”初期，北京那么多中学校长都被学生打死了，但我作为四中校长，基本没挨过打，这主要得力于孔丹他们的政治觉悟高。杨校长并回忆说，那次在中山公园，我被押去参加对北京市“黑帮分子”的批斗大会，各校愤怒的学生提着腰带、木棍围上来，是我们学校的孔丹、秦晓、张小彤等人，在我身边围成一圈，把我保护在中间，大喊“不要打人！”带着我冲过人群，把我带进会场。批斗会结束后，孔丹他们又护送我回到学校。那天在中山公园，有好几个老干部被打死、打伤了，可我只是头上挨了一皮带，这些孩子用自己的身体，为我挡了多少击打啊！


用小木材厂救活了光大 　
　
1983年，王光英主持在香港创办“光大实业公司”（后来的光大集团），这位王光美的胞兄，虽经商出身，但管理光大并无多大建树。与中信集团一样，光大直属国务院，成立初期主营业务是贸易，并拥有进口二手设备的垄断权利，一直是政界、商界的“宠儿”。光大、中信这两大公司都是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实验田”，都被赋予某种搜集情报的职能。孔丹最初加入光大，或与他父亲的情报背景有关。孔丹最初任光大实业公司海外业务部副总经理，后逐步升为中国光大集团公司常务董事、副总经理，副董事长。进入光大的第四年，孔丹创办了由香港光大、ING北京基金合资兴办的木材公司，注册资本为4552万美元。“生意十分红火，头一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亿元。”一位知情人士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那时几乎每天都有客户自动找上门来寻求合作，这家不起眼的小公司迅速成为集团的亮点企业。
1990年，王光英退休后，前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邱晴接手光大董事长，光大集团开始进军金融业。其时，以光大信托为首的金融部门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扩张，1994年，这种高速扩张的后遗症就开始暴露，在外汇投机交易上出现重大失误，一下子就出现了数亿港元的亏损，不仅光大信托公司被击倒，把整个集团拖入了债务的深渊。当时，集团的其他子公司的盈利状况也不好，根本不可能伸出援助之手，孔丹的木材公司赚的钱解了燃眉之急。
“这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个小木材厂竟救活了整个企业。”光大一位知情人士说，因此，孔丹也成了光大集团的功臣，两年后升任集团总经理，并接手处理问题缠身的光大信托。那时候，由于信托业的相关法律法规都处于“空白地带”，清产核资的难度很大，但擅长打硬仗的孔丹还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为公司追回了数笔被称之为“死账”的欠款，并迅速对公司的资产进行核算。也正因为他的努力，在被撤消之后，光大信托的剩余资产还有14.68亿元。 “四朝元老”游离在权力中心边缘 　　
1995年10月，光大集团董事长邱晴安排副董事长孔丹接手问题缠身的光大信托，兼任总经理一职。及至1996年8月，朱小华被任命为光大集团董事长，孔丹离开光大信托，成为集团副总经理，后任总经理。 　　
老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到了孔丹这里却变成了“铁打的副职，流水的掌门”，直到16年后的2000年7月被调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孔丹的副董事长一职没有发生过变化，而光大集团的董事长已经更替了王光英、邱晴、朱小华、刘明康四任，孔丹因此而得“四朝元老”之名。
　　不过，一位不具名的光大集团人士在接受《财经》采访时透露，“孔丹在光大集团内部一直没有进入真正的权力核心。邱晴时期主要是出身中国人民银行背景的人得志，后来到了朱小华时代，又变成了出身上海背景的人得志。因此，孔丹总是游离在权力中心的边缘。” 王光英、邱晴将光大集团搞成烂摊子，都成功拍屁股走人，朱小华却身陷囹圄，而且有传说是孔丹下的手。2002年10月10日，朱小华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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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至1999年期间，朱小华利用担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请求，决定中国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出资购买华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股票，批准中国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通过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为该公司代理开办信用证；同时决定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购买新世纪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新世纪建设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开发的新世纪广场房产，批准中国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新世纪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期间，收受他人股票及现金折合人民币共计405.9万余元。

朱小华，平民家庭出身，原籍浙江，1949年出生，早年从上海去黑龙江“接受再教育”。回上海后，他一直在金融系统任职。1993年7月，44岁的他做到了副部级高官：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96年10月至1999年7月任中国光大集团（香港）董事长。1999年，朱小华在香港光大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突然离开，香港股市上，光大集团旗舰光大控股的股价下落了3成。
盛雪：孔丹告了朱小华黑状 　　

《远华案黑幕》一书作者盛雪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朱小华于1999年7月被以涉嫌与人合谋诈骗，侵吞巨额国有资产为由“双规”，于2001年5月1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于2001年5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朱小华被抓之后，妻子任佩珍于1999年10月前往美国与女儿团聚，于2000年圣诞节前的12月10日，在美国芝加哥跳楼自杀。独生女儿朱蕴因为经受不住父亲深陷牢狱，母亲自杀身亡的打击，精神出现问题。 　　

在8月20日开庭审理时，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起诉书中指朱小华的的犯罪事实是：一、朱小华于1997年6月间，在中国光大（集团）公司与香港华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其公司董事会主席、总经理杨国勋给予的华利股票36万股，折合港币108万元。二、朱小华于1998年初，在中国光大（集团）公司与新世纪集团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其妻任佩珍收受新某集团公司董事长丘汉辉给予的港币300万元。
《远华案黑幕》消息来源说，实际上朱小华在“双规”期间，向中纪委的办案人员主动交代了收受36万股华利股票的事（朱小华在庭上表示，因为当时中纪委专案组用其妻被抓对他威胁骗供，事实是，其妻子已经在半年前自杀）但至今只有当事人朱小华和杨国勋的证词，没有发现股票转名的实据，也就是说，所谓的36万股的股票，从来没有转到朱小华的名下，杨某当时欺骗了朱小华。

至于新世纪丘汉辉给予的300万元港币，是朱小华的妻子任佩珍背着朱向丘某借的，曾写下借据在丘某处。任自杀时留下的遗书说此事对不起朱小华。两名证人在录了口供之后，都已经被释放，现更潜逃失踪。 　　消息来源说，朱小华出事是因为光大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孔丹向江泽民告了黑状。孔丹是什么人呢？孔丹是中共老牌特工头目孔原之子。1983年王光英受命在香港创办光大公司，孔丹即找到老同学刘源（刘少奇之子），求他到他舅舅王光英处疏通。于是，孔丹得以在1983年到香港光大任董事，1984年升任副董事长，并在此位置上一坐就坐了15年。王光英和邱晴先后离任，中央都没有将他扶正，这时却委任了朱小华来任董事长。当年孔丹任光大副董事长的时候，朱小华还在上海财经大学读夜校，叫孔丹这个太子党屈居在一个年龄比自己小（孔丹1947年出生），资历比自己浅，而且出身平民的朱小华之下，特别是朱小华倚仗朱镕基恩宠，在香港商界，金融界呼风唤雨，一时成为明星人物，让孔丹如何心理平衡。 　　孔丹早就暗中搜集了朱小华的材料，并两次向上密告不成。王光英甚至还提醒过朱小华要提防孔丹，说此人心术不正，恐生是非。1999年5、6月间，孔丹整理了朱小华的一大罪状，指朱小华和一名港商刘希泳合谋诈骗，贷巨额款项8亿元人民币给港商刘希泳，从中获取巨额回报。举报说，刘希泳没有偿还这笔款项。因此，朱小华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孔丹绕过中纪委和朱镕基，由太子党集团的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找到曾庆红，直接把材料送给了江泽民。 　　江泽民看完举报材料后立即作了批示：这八个亿到底是不是国有资产？如果是，我认为此人应该抓起来。并在批示后面注明：请通知镕基同志。朱镕基看了江的批示，半晌说不出话。最后只得说，看来小华可能有问题，但是他是不是真有问题要搞清楚，我没意见。 　　港商刘希泳因涉嫌与朱小华合谋诈骗，于1999年7月23日被中纪委双规，2000年1月23日被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捕。但是，由于这期间查不出告密信所指的合谋诈骗的任何罪证，于是，在2001年中，专案组用“倒签”的办法，要求刘希泳补办了2000年8月22日“涉嫌行贿罪”被拘捕的手续。刘希泳当时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笔者有逮捕证复印件）。事实是，刘希泳所贷7.5亿款项最早到99年底才到期，而刘希泳已经在99年7月被抓。刘希泳案已经于2001年11月2日在北京开庭审理，至今没有判决。起诉书指刘希泳涉嫌行贿罪，但是行贿对象不是朱小华，而是行贿20万给原中国交通部副部长郑光迪。 　　原因是，中纪委专案组从刘希泳身上无法找到同朱小华合谋诈骗的罪证，但是，人抓了就不能轻易放。这期间，这一案件又被另外的政治势力所利用。于是，原中国交通部副部长郑光迪于2000年3月4日被中纪委“双规”，同年8月16日批捕……朱小华被公认为是中国总理朱镕基的心腹爱将。朱镕基在上海任市长的时候，对年轻有为的朱小华很是赏识。朱镕基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把仅仅是上海中国人民银行的处级干部朱小华拔擢到香港任新华社经济部副部长，用意是让朱小华增长见识，再委以重任。1993年7月，年仅44岁的朱小华被朱镕基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进入副部级的高干行列，成为朱镕基的金融班底。1996年11月，朱小华被朱镕基派往香港任国务院的直属企业光大集团的董事长，成为1983年光大创立以来继王光英、邱晴后的第三任董事长。 　　在朱小华的案子上，朱镕基憋了一口恶气，没有机会发出来。朱镕基曾经为此对尉建行发过脾气，说尉建行等人在制造冤案。但是，案子是江泽民亲手批示，有江泽民插手，朱始终没有办法。江泽民和朱镕基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世人皆知了。在朱小华案件的整个过程中，江泽民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前一段时间，江指示中纪委要对朱案快审严判。朱小华案和远华案几乎同时发案，都是在1999年春天。中央开始着手处理这两个案子都是在1999年6月间。可惜的是，朱小华主动送上门去，被中纪委“双规”并自此失去人身自由。而远华案的首脑赖昌星则脚底抹油，逃到了遥远的加拿大。 　　

盛雪的上述文章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但并没有看到孔丹的公开回应，也许朱小华出狱之后，有机会为自已辩白。但朱小华入狱之后，孔丹并未扶正。临危受命的刘明康出任光大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在光大集团稳定之后，2000年2月，刘明康再度回到中国银行，任董事长兼行长。同年6月15日，北京宣布原交通银行行长王明权接掌光大集团，孔丹也于同一天辞去光大集团副主席和兼总经理的职务。

孔丹“辅佐”王军6年 　　

自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在1979年创办中信这个窗口公司始，前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王军，就是其重要一员。王军，1941年4月11日出生在湖南。1960年，王军19岁，跟很多干部子弟一样到当时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大学，毕业后再到造船厂做工程师，而后在1967年他26岁时到海军服役两年。1979年，王军在38岁的年纪，跟随时年63岁的荣毅仁创业，组建中信，并一直为中信服务到65岁而退休。 　　王军最初加入中信时任业务部总经理，日后又从中信副总经理、总经理一直到1995年升至一号人物董事长。 　　他是1993年出任中信总经理的，那一阵是王军的艰难日子，偌大一个中信公司，账面上只有现金200万元。王军说，“意味着总公司大概能够维持一个半月的工资发放。” 王军发愁，失眠，“大概世界上能找到的安眠药我都吃过。”他一是准备找下属富裕的子公司借钱，二是加紧整合公司的业务。结果还是第二套方案使王军重新有了现金流，从而渡过难关。 1995年，王军年满54岁，正式成为中信的董事长，也是中信继荣毅仁之后的第三任董事长。在中信工作的最初6年中，孔丹一直都是王军的左右手，很多重大事情都是他亲手操办的。 在中信重组的关键时刻，他成为王军手下最为得力的干将之一。这23年的“辅佐”生涯也为他掌舵中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人脉资源。 8000亿元的掌门人 ，2006年7月，传闻王军将退休，总资产近8000亿元人民币的中信集团谁是新的掌门人？ 孔丹在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及总经理的位置上已经坐了6年，已59岁，而60岁是规定的央企高管退休年龄。


孔丹始终行事低调。

　　7月2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孔丹接替王军出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成为中国最大金融集团公司——中信的掌门人；同时，在国家官员序列中成为正部级干部。 在公开场合，孔丹给人的印象是较为内向沉默，本人很少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
武姬、文子／虽然孔丹很少接受媒体访问，但中国媒体却有不少吹捧文章，以下即为一例： 　　（续前）2006年7月，他指挥旗下的中信资源公司以9740万美元从科威特石油公司手中收购了印尼Seram Non－Bula区的油田开采承包权51％的权益，打响了中信进军能源领域的第一枪。接着，他又亲自领导中信集团公司在2006年12月以19.1亿美元成功收购了加拿大内森斯能源公司，中信将获得该公司所有的哈萨克斯坦Karazhanbas油田的控制权和开采权，现已探明Karazhanbas油田的石油储备超过3.4亿桶，目前日产量为5万桶。这次巨资收购国外油田，将为中国的石油储备战略作出重大贡献；

[size=-1]孔丹声称：“站立起来当太阳”“俯下身来做黄牛。”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他指挥中信深圳（集团）公司兵分几路，分别进军四川成都、湖南长沙、江苏苏州、广东惠州、福建漳州和贵州贵阳等地，进行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仅成都这一个项目现在就可以赢利100亿元以上； 　　中信银行是中信集团的旗舰。2007年4月，他精心策划，并成功指挥了中信银行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此举为中信银行，也为中信集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中信银行此次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英文缩写）创造了多项新纪录： 　　在两市一共可以最多募集资金458亿元，绿鞋（“超额配售选择权”的俗称）前两市合计已融资约410亿元，是今年以来全球融资规模最大的IPO，是历史上第五大中资企业IPO；H股发行认购超过230倍，创造了中资金融类H股发行的最高纪录；本次A股发行网上网下所冻结的资金高达1.4万亿元，创造了当时新股申购冻结资金量的最高纪录；估值水平再创中资银行股新高。 　　吹捧文章还写道：“‘站立起来当太阳，为中信股民艳阳高照；俯下身来做黄牛，为国家富强鞠躬尽瘁。’这就是孔丹的内心表白。” 牛人孔栋来了 　　孔丹的弟弟孔栋，也是红顶商人。

[size=-1]“牛人”孔栋。

　　孔栋，1951年出生，1977年毕业于江西工业大学（该校于1993年和江西大学合并为南昌大学）电机制造专业，高级经济师。全国政协委员。 　　孔栋曾任中国海洋直升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深圳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首都国际机场党委副书记、航站区扩建指挥部总指挥，中国航空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等职。








2002年10月民航业重组后任中航集团副总经理，2004年8月任中航集团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原中航集团总经理兼国航董事长李家祥上调民航总局局长后，孔栋于2008年1月2日升任国航代理董事长。 2007年，中航盈利超过50亿元，其中主营业务利润12亿元，在全球航空业综合实力排名从重组前的34位变成了17位。 　　“牛股需要牛人来创造，现在，牛人来了。”这是民航资源网的一位网友对中国国航的母公司中航集团新掌门人孔栋做出的评论。2008年4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尔乘宣布了孔栋接任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的任命。“他真正让民航业见识他的业务能力，是在担任首都机场航站区扩建指挥部总指挥期间的表现，让人印象极深刻，是个很务实的人。”原民航总局华北管理局副局长王家奇对《商务周刊》介绍。据说在李家祥时代的中航集团内部，孔栋不愿意做的事情，别人很难改变他的主意，“连李家祥做动员也未必能成”。关于孔栋绵里藏针的性格，流传在民航圈内的故事是，孔栋到深圳机场集团公司担任总经理、党委书记时，有一位出身西南航空的高管，拉着一帮“成都帮”，想给孔栋来个“下马威”，结果这位高管年纪轻轻就坐了几年冷板凳，受了教训之后才得以重返领导岗位。
《商务周刊》说，目前国航董事长一职尚缺，孔栋是代董事长。但很多人相信，孔栋在国航扶正是早晚的事情。 　　与前任李家祥一样，孔栋同样支持国内民航企业的重组，并希望国航能在上海市场占得一席之地。但具体到中航集团阻击东航引资一事，孔栋和李家祥的思路和想法则有所不同。 　　从履新后的孔栋对于民航业发展方向的表态来看，他和李家祥一样倾向于通过联合以应对外航的竞争压力。但以孔栋的做事风格，在民航总局并入新成立的交通运输部，民航总局决策权有待重新确定的大背景下，中航的动作会有所缓和。但一位老民航人对记者分析，不管孔栋对于李家祥时代的中航强势阻击东航引资究竟持何种态度，如今已经成为中航新掌门人的孔栋，仍将同样谋求国航在上海市场的战略支撑点。他说：“孔栋首先是中航的总经理和国航的代理董事长，其次才是那个低调而有个性的孔栋。” 　　孔栋曾公开表示，投资东航并非要控制东航，即使东航不考虑，国航也有信心能找到在战略上与国航有共识的公司。如果与东航“合作”不成，管理完善的上海航空将会是国航潜在的目标。东航目前在上海客运量的占有率约为35％，上航约为18％。同时，国泰航空的货运业务很强，中国国航也完全可以在跟国泰已有的合作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战略互动。 　　孔栋认为，近几年，无论是国航自身发展实践，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航空运输业发生的一些巨变，一体化发展趋势很明显。国际上的航空运输企业通过合作、联合、购并等一系列手段，组建大型枢纽网络型航空公司。这里不乏有非常成功的航空运输集团，比如，在欧洲的法航和荷航。美国的美联航和美西北航等航空公司，也都在做这样大的整合。他指出，这种整合必然形成巨无霸的航空运输企业或者是大型的承运人，必将对世界航空运输市场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提到与邓小平打桥牌，孔栋说：“用打桥牌的一句行话来说，小平同志打的是‘精确’，我打的是‘自然’，打法虽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打牌。”他回忆跟邓第一次交锋，邓小平与丁关根打南北家，孔栋和他哥哥打东西对。一晃两个小时过去了，邓小平仍然牌兴正浓，共进晚餐之后，四个又摆开了牌局。 　　这以后半年内，他几乎每个周末或是星期天都要去邓小平家中打桥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