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文革”中的复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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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65级70届历史系学生，老五届中的末代大学生。我们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复旦大学度过了极不寻常的5年。

一

  我们9月入学，两个月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拉开了“文革”的序幕。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大字报如洪水泛滥，铺天盖地。

  复旦，是上海“文革”的晴雨表。置身复旦能感受到上海乃至全国“文革”脉搏的跳动，而历史系又是复旦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1966年春，在毛泽东“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号召下，复旦党委成立了文科学生写作组，取名“勤务员”（笔名秦武原）。一共5个人，党委副书记王零称为“五小虎”，我也是其中一员。不久，党委又成立了“红樱枪”战斗组，在校“南京路”大字报栏辟有“红樱枪”专栏。在《人民日报》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红樱枪”大张旗鼓地批判历史系教授周予同。造反派认为，“红樱枪”是“党委御用工具”，批判周予同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8月11日，先是“秦武原”后是“红樱枪”成员的谭啟泰、欧阳靖反戈一击，贴出《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的长篇大字报，揭露王零执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谭、欧都是王零身边的“红小鬼”，这份大字报犹如一颗震撼弹，引起巨大震荡。当天，11名“革命小将”向党中央发电报，报告复旦大好“罢官”形势。

  而与此同时，由历史系团总支书记、二年级学生韩国劲领衔，全校1976人签名，也向党中央发电报，针锋相对说：“复旦党委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历史系十几名党员还联名下《战表》，就放在“南京路”谭、欧大字报对面，要与谭、欧公开辩论。次日，历史系党总支授意，成立“乘风破浪”战斗组，系统批驳谭、欧观点，旗帜鲜明地保党委。战斗组由青年教师李华兴、吴维国和研究生杨群章等及五个年级团支部书记组成，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当时是一年级团支部书记，是电报、《战表》的签名者和战斗组成员之一。在参加“乘风破浪”的同时，年少无知的我凭着一股所谓的“斗争精神”，还在年级组织“在战斗里成长”战斗组，与年级“闹翻天”等造反组织对峙。

  这期间，校园内山头林立，各种战斗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4天后全校性保守组织“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部”成立，韩国劲为主要负责人。随后，造反组织“红革会”、“红三司”、“炮司”等红卫兵也相继成立，并且很快都发展成为全市性组织。斗争迅速从学术领域蔓延到政治领域，从炮轰复旦党委发展到火烧上海市委，保守派和造反派围绕着复旦党委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激烈较量。两种观点、两股力量的博弈呈现胶着状态。

  尽管保守派很自觉、很坚定地听党的话，积极投身运动，但斗争的大方向却似乎总是被造反派掌握着。“造反有理”成为主旋律；抄家风、“斗鬼风”弥漫校园；“踢开党委闹革命”、“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等议论甚嚣尘上。无论造反派怎么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甚至静坐绝食、抢“黑材料”等等，总能引领潮流，得到上面的支持或默许，各系“活跃分子”越来越活跃。而保守派却欲保不能、欲罢不忍，处处被动，处于无助无奈的状态。

  黑云压城城欲摧。1966年12月2日下午，韩国劲同我说，今天晚上，造反派要召开“炮轰复旦保皇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揪斗党委书记杨西光。当时的大势所趋，我们虽然觉得不对，却已经无能为力了，留在学校不如步行去串联。我当即表示赞成。当时，我们受时代所限，还很崇拜毛泽东，大串联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都是毛泽东提倡的民主形式。我们商定，当晚就走，第二天在奉贤杨立官同学家中集中。

  我和韩国劲分头通知，连夜悄然离校。12月3日，当一、二年级的14位同学相聚奉贤时，大家都有“保皇失败、突围成功”的感觉。4日，我们扛着“复旦大学踏遍青山长征队”的队旗，背着行李，沿浙赣铁路步行，向着井冈山进发了。

沿途，我们一天步行三五十里路。经杭州湾，在钱塘江大桥旁，听取了蔡永祥烈士舍身救火车事迹的介绍。入住杭州大学后，韩国劲被红革会派人“追回”复旦，交待揭发问题，5人随他返校，8人继续南下。我们在绍兴参观了鲁迅和秋瑾故居，在江西上饶参观了上饶集中营、方志敏家乡弋阳漆工镇，在南昌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堂和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等处。后因井冈山大雪，人满为患，解放军沿途劝阻，只好滞留南昌。1967年2月，上海红革会“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后，我们才返回复旦。



二
返回复旦后，“一月风暴”刚过，军、工宣队还没有进驻，造反派掌权。韩国劲被当作“复旦谭立夫”隔离审查，我在年级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受到批判，串联被说成是“逃跑主义”。一段时间内，一天要交一份检查交代，直到《文汇报》《不准斗争学生干部》的社论发表，才不了了之。

  当时，对我批判、纠缠最多的是关于一份所谓黑材料。

  “文革”乍起，同学中因观点不同而迅速分裂对峙。一些平时并不出众的同学突然活跃起来。我班有位年纪比我们大几岁的同学，是回乡知青，在农村待了几年，平时抽烟、喝酒，讲粗俗脏话，进复旦后很快就抛弃了农村未婚妻，同学们都很反感。“文革”开始，他特别活跃。年级政治指导员刘其奎老师根据校方指示，组织我和两位团支委整理了一份这位同学的材料。因为都是平时大家都知道的言论，并未刻意搜集和加工，一天中午，在6号楼学生宿舍刘老师房间里整理出来，并被学校拿走。谁知，这成了一根导火索，很快造反派就追查这份“黑材料”，把它作为炮轰党委执行资反路线的突破口。而我们坚持说是如实反映情况，是“红材料”，就这样一直闹到系里、校方，直到市里，闹得势不两立。

  造反派说复旦党委整造反派黑材料，到市里告状。我们针锋相对，也跑到市委接待站上访，王少庸副市长接待，我力陈整理这份材料的正当性。一天晚上，在学生食堂楼上批斗王零，有造反派质问：历史系那份材料究竟是红材料还是黑材料？王零回答：既不是黑材料，也不是红材料。主持人一时语塞。为防止造反派再纠缠王零，我们第二天晚饭后找到王零家里，说明整理材料的原委及内容。王零说，我坚持认为不是黑材料，也不是红材料。是啊，领导如果承认是黑材料，我们不服；说是红材料，造反派不服，说不黑不红，在当时情势下不失为妙答。

  两年后，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军、工宣队进驻后，在清理阶级队伍斗争中，造反派把这位同学打成“小爬虫”。当初那份“黑材料”被拿出来作为批判的“红材料”用。这一段红黑颠倒的历史又被重新颠倒过来。有人主动做我的工作，说你们整的材料都是事实，要我放下包袱，伙同他们批判这位同学。我原本只是如实反映情况，无意整人，自然不会从命。

那几年，党委、系党总支靠边，学校停课，有人忙造反，有人乐逍遥，有人泡图书馆。三年级有位同学，单枪匹马成立“史红”战斗组。他虽戴着红革会袖章，但极少参加活动，每天拿着讲义夹和小板凳，坐在“南京路”上抄大字报，回到宿舍就埋头刻写蜡纸、油印。1967年5月、1968年4月，他先后编印《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3辑125篇，编纂《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词解释》条目121条，共4大本近百万字。时间跨度是从1966年6月18日到1968年1月25日。这是一位有心人，为研究复旦“文革”保存了第一手资料，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令我敬佩。平时我与他并无交往，也不是一派，但还是向他索要了一套，珍藏至今，弥足珍贵。这位学长虽然有自己的观点，但着眼全校，择要者抄录，编辑时加写注释、按语，一丝不苟。只有淡漠派性活动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只有训练有素的历史系学生才能做好这件事。

  令人惊心动魄的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操纵下，复旦高调揪出“胡守钧小集团”之后，又把历史系邹万春、吴维国、李华兴、汪瑞祥、鲍怀崇、刘其奎等6位政治指导员打成“六指导员反革命集团”（后称“邹吴李小集团”），再次震惊上海滩。

  这6位政治指导员，都是当年择优留校的学生干部，他们只是对“文革”不理解，对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朱永嘉等历史系几位老师在“文革”中的表现有意见，私下里谈了一些不满“文革”的话，要求他们回系（人事关系在历史系）参加运动。朱永嘉等认为，这是“后院起火”、“背后捅刀子”。借“一打三反”之机，把6人一下子打成“反革命集团”，隔离、审查、批判、下放监督劳动达数年之久，直到“四人帮”粉碎后，1977年3月才得以平反。

  平时，这些指导员有的就住在学生宿舍，同学生打成一片，跟我们这些学生干部接触就更多了。1967年暑假，我乘船沿长江回九江，一路上目睹芜湖、安庆等地在江青肯定“文攻武卫”的讲话后，武斗愈演愈烈。返校后，我同邹万春聊天时曾说过，江青讲话有些偏激。不料，邹万春被隔离后，把这件事交待出来了。后来，专案组的人悄悄告诉了我，这也是我毕业时谢绝工、军宣队要我留校的原因之一。

  历史系是复旦“文革”中斗争最激烈、最复杂、最尖锐的一个单位。这里不仅因为有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等一批学术权威，批判首当其冲；有“罗思鼎”这样的市委写作班子，可以直通张春桥、姚文元；也因为有师生党员一边倒的“铁杆保皇派”和强势的造反派。所以双方对垒，风狂雨猛，尤为惨烈。“文革”期间，小小历史系竟有3位教师非正常死亡：一位跳楼，一位上吊，一位服安眠药。学生中被斗被整的更多，我们班35人，就有6人受到冲击，1人得了精神病。直到毕业，同学们仍坐不到一起，连毕业照都没有留一张。直到今天，回顾那段腥风血雨的日子，仍然不寒而栗。

  毕业鉴定时，因为没有学习成绩优劣可评，就在“文革”表现上做文章。把人分成三个档次：凡造反派都写有“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等；凡保守派中出身“红五类”的，都写“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有一定的路线斗争觉悟”等；至于出身不好的，则写“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加强世界观改造”等等。我属于第二类。整个鉴定工作，在工、军宣队主持下，集体讨论定杠杠，个人起草，小组讨论通过。



三

复旦名师荟萃，英才辈出，其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集中体现了“学在复旦”“志在创新”的深刻内涵。近百年来，它像一个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学子的心。我在复旦虽然只学了1年的课程，闹了4年的“文革”，但仍然深深地受到这一传统的熏陶，受益匪浅。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在所谓学术讨论阶段，因为朱永嘉等参与了姚文的写作，他们有时回系作报告，历史系学术活动多，师生因此较早地投入了讨论。周谷城、谭其骧、陈守实等老教授还被“引蛇出洞”，发表了文章或意见，后来都成了箭靶子。我们学生也天真地就“让步政策”“清官”“退田”“平冤狱”等问题展开认真而热烈的讨论。现在想来真是不该。

  1966年4月初的一天下午，王零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说为了开展文化革命，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党委决定成立学生写作组，从文科一二级学生中选了5个人，叫“五小虎”。王零问：你写过文章没有？我赧然一笑说：写过，但没有发表过。王零说，没有发表不要紧，水平可以逐步提高。说着，他拿起一份当天的文汇报，指着《〈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一文说，这是物理系二年级学生胡守钧写的，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就可以毕业。不久，胡守钧就从物理系转入哲学系一年级，此后成为大名鼎鼎的“孙悟空”战斗组的首领。临别，王零叮嘱我：要好好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弄清“门牌号码”，这是文科学生最重要的教材和基本功。

  第二天，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徐震就找我们布置任务。除我外，有新闻系一年级谭启泰、国际政治系二年级欧阳靖、经济系二年级王傲兰、哲学系一年级沈佩云，都是各系推荐的尖子，谭启泰、欧阳靖已是小有名气。从这件事我得出一个认识：要在复旦立足，必须业务精、笔头快，包括“罗思鼎”成员，业务都很过硬。尽管我一进校就入了党，还必须在业务上狠下工夫。参加“秦武原”后，大家都投入战斗，我也写了一篇《邓拓为什么吹捧郑板桥》的短文，在5月21日《新民晚报》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当时觉得是光荣，现在想来是无比的惭愧与后悔。

  当时，全国杀声阵阵。北京批“三家村”、批吴晗，上海批周予同、周谷城，各地还有“三家村分店”等等。一时惊涛滚滚，骇浪阵阵。然而，令批判者始料不及的是，我们这些天真幼稚的“红小鬼”，却从批判“阎王”中，知道了什么是学问及如何做学问，非但没有“消毒”，反而“中毒”了。

  以批“三家村”来说。此前，我并未看过《燕山夜话》，当初只是根据报纸上编发的所谓反动言论来写批判文章的，后来当我找到原文学习时，我立即被那些文采斐然的文章征服了。丰富的知识，深刻的哲理，精辟的论述，流畅的文笔，不正是我所追求的吗？邓拓的《生命的三分之一》更是引起我强烈的共鸣。珍惜8小时之外的时间，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从此，在校我抓紧自学，参加工作后，8小时之外，学习、写作就成为我的第一爱好，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我常常为自己曾经幼稚地批过邓拓而懊悔，又为因此走近邓拓而庆幸。

  复旦藏龙卧虎，众多学术精英平时难以接触，“文革”中教授们在大字报上被一一“曝光”，我们这些学子才得以一睹风采。那时，来复旦串连、看大字报的络绎不绝，“南京路”上总是人头攒动，整天挤得水泄不通。我习惯每天清晨6时、晚上9时看两次大字报，对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没有兴趣，目光总在搜寻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内容上。记得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点了复旦周谷城、刘大杰、谈家桢、苏步青等4位教授的名，引起复旦园内又一阵批判的浪潮，我却又一饱眼福，并以复旦学生为荣。

  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论”，增加了我对这位一人著有中国和世界两部通史的大师的了解，他的博大精深，使我肃然起敬。批判苏步青的“四代同堂”，使我看到了这位数学大师的人生轨迹和学术贡献，懂得了建立学术梯队的重要性。此外，批判蒋学模的“三一道路”（即精读一部原著，掌握一门外语，精通一个专题），王中的“两典一笔”（即学好新闻必须通晓经典、古典和文笔好），“华中一道路”（即党员+教授）等等，使我惊喜地发现并领略了这些治学的成功之路及其背后的艰辛。越是批判对象，我越是想方设法去找他的书和文章来看，也许这就是“逆反心理”吧。

  复课一开始，复旦就刮起一股“抢教授”之风，并且很快波及其他高校，一些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还在“牛棚”里，就被学生请上讲台，惹得张春桥之流大为恼火，报纸上连忙大批什么“警惕修正主义回潮风”，什么知识分子是“臭豆腐”，闻闻臭，吃吃香等。张春桥有一次在全市批斗大会结束时，还冒出了一句“有学问的混蛋打不倒”的话，当我从校园广播中听到时，不禁哑然失笑。

  当时，历史系有3位教师，都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彼此平时交往也不多，但给我以无形的深刻的影响，我至今对他们敬重有加，记忆犹新。

  金冲及，历史系的人都知道他的课讲得好，文章写得好，1964年调文化部工作。“文革”中被揪回复旦，同学生住在一起，挨批之余，他手抄当时流传的毛泽东讲话，有一次还被造反派全抄走了，抄走了再抄，不停地抄。我们常常主动向他讨教，他也乐意回答我们的问题。他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时，我写《邵式平传》所引毛泽东对邵式平的评价，就是请他从中央档案馆查来的。“文革”中，尽管他在接受审查，但丝毫没有影响师生对他的尊敬，包括我这样无缘听他讲课的学生。金及冲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榜样。

  周谷城，是复旦文科头号批判对象，被诬为“南霸天”，“文革”时期在复旦燕园红楼内关押过，后来因为是毛泽东的“右派朋友”被放出来，安排在我们一年级参加学习。当时周谷老已经70多岁，同学问他：“你怎么湖南口音那么重呀？”他回答说：“你们听过毛主席讲话吗？乡音不改，未忘本也。”他为了少挨红卫兵的拳脚，每天从有轨电车下来进校时，如病夫行走，步履蹒跚，而出校门赶电车回家时，看到电车来了，却健步奔向车站。你不能不佩服他的睿智、幽默和机敏。1970年6月，历史系为复旦整党试点单位，工宣队召开座谈会，征求对我预备党员转正的意见，周谷老说了我不少的好话，诸如“淳朴”“勤奋”等。这是系工宣队负责人事后告诉我的，周谷老本人从未对我讲起过。1986年，我任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所办《江西教育科研》杂志从内刊改为公开出版，我致信请他题写刊名。这时周谷老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也10多年未与之联系，不料周谷老见信后，迅即挥毫，横竖各写一幅，请沈重学长带回南昌嘱我选定。身居高位，扶持后生，令我感动不已。

  还有一位是姜义华。他在我们党公开同苏共中央论争之前，就敏锐地对赫鲁晓夫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毕业时原已分配到内蒙古了，被柯庆施调回复旦作“反面教员”。“文革”中姜义华被扫荡，白天劳改，晚上进图书馆。当时我也是图书馆的常客，多次与之相遇，暗自佩服。“九大”后，他很快就整理出一份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简历，被上海普陀区某群众组织以大字报形式公布街头，结果上面认为有“泄密”之嫌，系里让我和一位工宣队员审查。他说全是从报纸上抄来的，不过是平时留心收集而已。我在图书馆坐了二天，经查，果然如此。厚积而薄发，长期练就的理论功力和搜集资料的功夫，使他日后破土而出，迅速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著名专家。

  俱往矣。复旦5年，祸福相倚，风雨阳光交织。“文革”动乱，师生相残，兄弟阋墙，耗费青春，荒废学业，使我从此厌烦了我认为毫无意义的人事纷争；同时，复旦浓厚的学术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浸染了我的心智，融入了我的血液，使我养成了学术兴趣和自学习惯，一生受用不尽，感恩不尽。



201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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