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坤：南阳县“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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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县“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撰文 曾宪坤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早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在当时是根据国情解决城市青年学生就业、加强农业生产的一种探索性试验。而“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是解决大、中学生出路、稳定社会局势的应急措施，而且还是按照“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改造青年的世界观、“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项全国性严肃政治运动。1968年10月20日，郑州市和南阳市（原县级南阳市）部分知识青年率先响应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开始到南阳县的一些公社插队落户，成为南阳县“文革”中接受的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12月23日，地革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掀起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新高潮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革委会以最大的热情、最高的速度，利用各种宣传工具，采取有效措施，向全区贫下中农、城市居民、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革命群众，深入宣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强调各级革委会成员和城镇干部都要带头把自己高中、初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以此为新的起点，全县各地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12月25日，县革委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任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专门办公室（即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办公室），具体负责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管理和教育工作。各公社随即也成立相应机构，大队、生产队分别建立了“再教育”领导小组。其后不久，经过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两级推荐和县革委审查核准的程序，全县确定出122名觉悟高、出身好、品质好的干部或贫下中农代表作为知识青年工作专干，专职负责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和教育工作，从而形成比较完整的“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领导管理体系。1969年1月5日，地革委召开有11万人参加的全区“上山下乡”誓师大会，要求全区1966年至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除少量升学、招工以外，全部都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年底，全县共接收安置了省、地、县（市）的下乡知青1800余名，其中县直机关子弟约500名。此后，通过建知青场、知青队、组织插队小组以及个别投亲靠友等方式陆续对分配来县插队的知识青年进行了统筹安置。从1968年到1977年，全县先后共建知青场、知青队38个，插队小组426个；共接收安置郑州，南阳地、市、县知识青年7728人，是南阳地区接受安置知识青年最多的县之一。

在对知识青年的“再教育”上，一般由生产大队制定学习计划和学习制度，采取集中教育与分散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办法，平时以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为主，定期由所在单位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相关文件和重要报刊杂志的文章，作为指导知识青年学习和改造世界观的基本经典规范。在此前提下，重点是把阶级斗争教育作为一门主课，经常由公社、大队党组织负责人给知识青年讲社会阶级斗争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讲家史、讲村史。相当一部分社、队还组织贫下中农轮流把知青场、知青队的知识青年接到村里，认人、认门、认阶级；接到家里，认阶级亲，吃幸福饭，讲旧社会的血泪史，解放后的翻身幸福史等等。旨在提高知识青年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与贫下中农建立“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同时，也根据现时形势需要，不断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教育他们“扎根农村干革命”。除利用大会小会外，还采取大字报、小字报、漫画、办专栏、讲故事、文艺表演等形式批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下乡镀金”、“变相劳改”等错误思想观念和理论，教育知识青年要“扎根”，不要“镀金”，要当“永久牌”，不当“飞鸽牌”（“永久”、“飞鸽”均为当时两种名牌自行车的商标），扑下身子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粉碎“四人帮”以后，对知识青年的教育内容则主要是引导他们在生产斗争中的实践中向贫下中农学习，牢固树立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思想观念，自立更生、艰苦奋斗、“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组织并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以雷锋为榜样大做好人好事，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等等。

为确保“再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从1969年起，县革委连续不断下发文件，组织检查，开展慰问活动，宣传表彰各地维护保障知识青年合法权益的先进典型，严厉批评和打击轻视、歧视甚至是破坏“再教育”工作的现象和行为。先后于1969年底、1974年底、1976年11月三次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扎根农村，大有作为”为主要内容，总结工作经验，树立典型，表彰先进。

广大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期间，大都能够严格按照党的“反修、防修”和培养红色革命接班人的政治要求，克服重重工作上、特别是生活上的困难，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参加生产劳动，走自学成才道路；积极投身农村的“三大革命”（具体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运动，开展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活动。先后试制成功了无曲盐水发酵，培育出“郑单二号”、“豫农704”玉米良种，创造出小麦亩产700多斤的高产典型。开办了农机修理厂、锅炉厂、制蜡厂、电动机制造厂等一批集体企业，创造出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涌现出一大批土专家、土医生、土学者，为农业一些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不小的智力和劳动支撑，付出了艰辛努力。到1979年底，全县累计有100多名知识青年在农村加入中国共产党、4000多名加入共青团、2000多名进入农村各级领导班子、5000多名到部队、工业、商业等战线工作或大中专院校学习深造。也就在这一年，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很大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浪潮”，中央也开始认识到、并下决心对弊端甚多的知青上山下乡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1980年，国务院知青办下发《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宣布以后不再统一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南阳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此也悄然结束。大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其后陆续通过征兵、招生、招工等社会正常就业渠道得到了相应安置，少量没有安置的也全部回城待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特殊历史时期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就业道路，从而使知识青年在相对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一场终生难忘的人生磨炼。正是由于那段特殊的经历，历史赋予了他们这一代青年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也更多地具备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就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和实际社会效果而言，确实缓解了一个时期城镇就业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农村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但这一做法又直接减少了知识青年接受进一步教育和深造的机会，加重了另一个时期内的人才短缺问题，不仅给国家建设造成了一定损失，也给知识青年的家庭和下乡地方的群众增添了不小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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