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坤：南阳县“文革”初期的内乱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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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县“文革”初期的内乱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撰文 曾宪坤

一、南阳县的“文革”发动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被篡夺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南点，必须同时要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次会议实际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正式发动，会议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也就成为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5月28日至6月2日，河南省委在广州市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五一六通知”和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动员发动河南省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6日至10日，南阳地委相继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和有南阳一、二、三高中全体师生参加的动员大会，号召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中去；同时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向文化革命的重点单位——学校和文教部门派驻工作组，放手发动群众，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斗倒斗臭”。“文化大革命”运动由此首先在南阳地区各地的文化教育战线迅速兴起。

6月7日，县委根据地委会议精神，决定成立以县委第二书记栾培泽为组长，副书记林岩、孙文华任副组长的“南阳县文革领导小组”，并抽调30余名干部，成立县“文革运动办公室”。8日晚，县委召开全县区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中南局和省、地委关于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革运动的指示精神，部署南阳县文革第一阶段的工作。会议要求继续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批判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明确提出“要在校内闹革命”，“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游行示威”，“不搞大规模声讨批判会”等等。并决定向设有初级中学和出现问题较多的茶庵、新店、潦河和县中医学校派驻文革工作组，去“领导那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南阳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由此首先在文化教育系统迅猛展开。9日，县委派出4位常委和6位区委书记，利用4天时间，分别在全县干部、职工、中学师生和小学教师中，传达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以及改组后的北京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号召全县按照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八条规定”的要求，迅速掀起声讨邓拓(1912——1966，福建闽侯人，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1907——1990，湖南长沙人，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高潮，坚决粉碎“三家村”。所谓三家村，是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组成。从60年代初开始，三人相约在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上发表了大量谈天说地、鉴古知今、匡时救弊、扶正祛邪的杂文，由此被极“左”势力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并成为“文革”运动初被率先开刀的对象。根据县委的统一部署，当时县、区、社三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文革运动统一由本单位领导负责组织。12日起，全县所有文化单位和接受第二批“四清”集中教育的干部、职工、教师被统一集中到潦河公社，进行全日制文革文件的学习培训。主要任务是学习讨论涉及文革的有关文件，从整体上“提高阶级觉悟”，声讨批判“三家村”。但这一时期的批判活动主要是在文化专业团体和文教领导机关内部进行，尚未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同时，鉴于南阳县是南阳地区的“四清”重点县，此前已对各种所谓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长时间反复清理，对基层干部中的大部分问题也刚刚定性处理结束，因此，县委认为南阳县“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应该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时称四旧），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肃清其流毒影响，搞好机关的革命化”。因此，文革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全县的文革运动主要是组织学习相关文件、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组织干部下乡劳动，进一步部署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但同时也不断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政治统帅一切工作，从而加快实现领导机关的革命化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革命化。

6月28日，县委根据地委指示，发出《关于中小学放假和参加“文化大革命”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中学一律不放假，小学放假后教师要和中学师生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6月30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誓师动员大会，传达贯彻地委指示精神，提出运动的斗争锋芒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和反动学术权威”，重点是发动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坚决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斗倒斗臭。”并决定将所有县直部门分为5个口，每口均由县委委员和所属单位领导组成文革领导小组，领导县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同时，直接向县医院、文教局、豫剧团、说唱团、木偶剧团、乌兰牧骑队（当时对流动演出文艺宣传队称谓）、电影管理站等所谓文革重点单位派出工作组，以确保这些单位的运动深入扎实进行。工作组进驻后，一方面代行党委职权，开始领导运动；另一方面进一步组织学习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发动群众，组织队伍，对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文艺黑线”、“修正主义”进行揭发批判。根据以往政治运动惯例，大部分单位基本上是沿用“四清”运动中集中办学习班的办法，按照当时规定的“左派”五条标准和“四类人”的五条标准，通过群众揭发、集体讨论评议，对干部职工划类站队并分别划归为四个类别。对划分为三类的人员进行会议批判、四类的人进行公开斗争。这一阶段的运动虽然在“揭、批、斗”的方式上有不少过激行为，但大体上是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进行的。

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并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简称“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垮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后被概括称之为“斗、批、改”三个阶段）。“十六条”虽然也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作出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文斗，不要武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等等具体规定，但在其后不久的“文革”进程中很快就失去了约束力。在8月5日的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公开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党中央内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分歧及其它工作上的分歧都说成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并明确提出了党中央内部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以这张大字报为开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斗争锋芒开始直接指向了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随后不久也身遭诬陷而成为这个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这次会议之后，县委迅即在县直各口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文革会），统一由县委委员任各口的文革会主任，各部门大部分领导基本也还都是本单位文革会的主要领导或成员。据统计，在当时的县直文革会中，领导干部的比例大体占到了65%以上。从这一人事安排上不难看出，县委在这一阶段的还是力图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纳入到党委统一领导的轨道上的。各级文革会成立后，开始按照地委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首先把前一阶段学习班上被划为所谓的三、四类人员集中起来，进行有积极分子站岗看守的封闭管制学习。但在当时铺天盖地的广播、报刊、传单、标语的强力宣传鼓动下，狂热极“左”的思想情绪很快就在整个社会蔓延开来，学习班上批斗方式也骤然恶性升级并接近于失控。县木偶剧团团长梅书堂进学习班的第三天就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帽子，遭到残酷斗争，于8月25日晚自杀未遂，治疗脱险后仍不罢手，继续被白天批斗，晚上关押。与此同时，各单位其余人员也被统一集中起来，参加所谓的“炮打司令部”学习班。9月5日，地委在南阳第二高中召开“炮打司令部”动员大会。要求凡进行“文化大革命”单位的领导干部，在运动中不得参加本单位领导运动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组织，要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这在实质上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要再去领导运动，随时准备接受群众的揭发和批判。以此为转折点，县直机关大揭发、大批判的矛头开始集中转向单位的主要领导。县公安局长刘衍庆，法院副院长袁济、周向雨，检察长柴玉亮，工交科副科长丁建国，渠道管理局副局长常成祥等被开辟专栏进行批判；县粮食局文革会甚至还提出了停止副局长张德贵工作的非分要求。9月16日，县直“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传达中南局和省、地委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暂停和确保生产建设工作正常进行的指示，号召全县各条战线学习人民日报《抓革命、促生产》的文章，强调学生不要到农村串连，保证农村的正常生产秩续。同时要求农村人民公社党委班子都要分为两套人马，由少数干部在党委第一书记带领下继续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大部分领导和干部则要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结合宣传文革“十六条”，帮助基层干部学习“毛著”，重点来领导好农业生产。全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曾一度短时间停顿。但由于受当时全国性红卫兵运动的影响，全县不少地方、特别是县属中学及相当一部分县直文化教育单位中的有组织、有政治目的红卫兵串连活动已是风生水起，开始大量出现。

在“文化大革命”的重点领域——教育系统，县委主要是根据地委7月4日扩大会议做出的“关于举办中小学教师培训班”的指示，从7月21日起，以各行政区所属学校为单位，将全县2675名教师统一集中到县大会院（现宛城区水利局驻地及附近）举办中小学教师训练班。为了搞好这次培训，县委专门选调250名文化程度较高的四清工作队员和156名学生积极分子代表组成“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分别进驻各区学校，代替各级党组织来领导教育战线的“文化大革命”。经过学习文件和宣传发动，从7月26日起， 训练班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大批判、大暴露”的办法，集中对所谓的“资产阶级黑帮”、“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大检举、大揭发、大批斗。很短时间就揭发出各类有问题人员515人，占整个教师队伍19.29%。其中属于“四清”时清出的“重点对象”234人，有11名“问题严重”教师（含重点对象4人）在训练班上遭到反复轮回批斗。8月2日，县委在训练班传达省、地委关于撤出驻学校文革工作组的指示并同时宣布撤消工作组。但为随时了解和掌握运动的形势和动态，随即又将驻各区学校的文革工作组改转为“运动观察员”，要求他们继续做好所在单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掌握和联络工作，帮助各区学校建立以原领导为主体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继续领导教育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县委在认真组织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学习报刊文章的基础上，分别于8月11日、12日两个晚上，先后在工人文化宫和人民公园召开教师训练班全体人员和县直机关人员4000人参加的会议，进一部宣讲“十六条”，动员“炮打司令部”。会后，县委派主要领导深入各区学校进行再宣传、再发动，并按照地委“领导干部退出本单位文化革命委员会组织”的指示精神，再次改选各区学校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同时将确定斗争对象的权力下放到各区和各学校。确定斗争对象的权力下放后，胡批乱斗现象开始急剧升级，斗争范围迅速扩大，武斗事件也不断发生。县委宣传部长郭卫山、副部长党玉明，县豫剧团团长李二凤等先后被群架到教师训练班，进行抹黑手、打花脸、罚跪、站板凳，多次遭到围攻批斗。训练班持续至10月7日结束，各区随后又用一月时间，将县教师训练班划定的363名所谓“四类教师”和农村中部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时称五类分子）集中在一起，以继续学习提高为名再次进行集中批斗。期间，违法乱纪、污辱人格的事情层出不穷、不胜枚举。11月中旬，县委根据当时运动的有关政策和外地所谓经验，统一将训练班期间被划定为“四类教师”和县直的“四类人”，或下放农村劳动、或开除公职回原籍，此举曾在当时引起巨大社会震动和惶恐不安。

从整体上看，南阳县75天的教师训练班大部分时间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期间对“文化大革命”在教育界恶性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作用。但后期因极“左”错误急剧升级，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对每一位教师的历史经历和现实表现反复剔肤见骨、苛刻审查；吹毛求疵，无限上纲。不少教师为此被无辜残酷批斗、下放或遭受严重人格污辱，有的甚至连子女家属也受到株连。因此，给那个时代的教师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

二、“ 文革”动乱局面的出现与升级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6月初，北京市的一些中学开始出现红卫兵组织并迅速得到了毛泽东的明确肯定。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身着绿军装，臂戴印制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先后8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和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多万（亦有1300万和1800万人次之说）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表示了对红卫兵的热情支持和公开进一步肯定。各级广播、电台、报刊、杂志在对此大力进行宣传的同时，还连篇累牍地报道了首都红卫兵走上街头破除“四旧”的情况和所谓的革命经验，由此而引发了各地派师生到北京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经验的热潮；而北京的青年学生则趁机散向全国各地“传经送宝”，于是就形成了数以千万人计的全国革命师生大串连和规模空前的红卫兵运动。8月下旬，南阳县城乡一些地方开始相继成立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最初，县域农村中的红卫兵组织是由各级党组织包办建立的。县委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在5个方面加强对红卫兵运动的领导：即“包建组织、包发展、包选骨干、包选领导、包部署工作”。但在“破除迷信，打破一切条条框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巨大宣传造势声浪中,局势瞬间便失去控制。红卫兵随即就自行其是地按照他们对“四旧”和“牛鬼蛇神”的不同理解，对各自认定的所谓“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黑货开始大肆进行破除和毁坏。南阳县的破“四旧”首先从乱改名称开始。有改学校名的，如安皋区的小庙小学改名为“红卫兵小学”，英庄区的王宅小学改为“四新小学”；有改自己名字的，改为“向东”、“向红”、“卫东”、“卫彪”、“文革”；有改大队名称的，改为“红星大队”、“红光大队”、“立新大队”、“向阳大队”；还有改村名甚至是香烟牌子名称的等等不一而足，如当时社会上非常流行的一种商标为“大舞台”的香烟就在此期间被改为“四新”牌子。其次是以“清除暗藏的枪支弹药、蒋伪组织名单、反动证件、变天账、日记、黄色小说、神像、家谱”为名义，到处乱抄、乱抢、乱烧、乱砸。将抄出的上述范围物品，包括古戏装、古图书和所谓的奇装异服甚至麻将、扑克牌等等，或者付之一炬，或者砸碎销毁，或者乱抢乱收据为己有。查封县刺锈合作社的古装戏衣道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万余元；查抄县图书馆，致使损失珍贵藏书1.45万册。同时，还把所有文化古迹都当作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必欲彻底铲除而后快。各地的红卫兵成群结队，四处砸瓦当、敲兽头、扒庙宇、毁神像、挖石碑，有的地方红卫兵甚至还将道路石桥两边的石头狮子也无端地砸毁并推入河沟。期间比较有影响的是砸毁了汉冢公社云罩寺内的明代烧造的十八罗汉珍贵瓷像；彻底毁掉了陆营公社王宅大队明朝南京户部尚书王鸿儒、山东右布政史王鸿渐兄弟二人墓的三门、碑楼、祠堂及石人、石马、古柏名木等等，从而对全县文化古迹、历史文物造成了灾难性浩劫。不仅如此，成群结队的红卫兵还怀着极度无限的“冲天革命豪情”，到处随意地揪斗“牛鬼蛇神”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动辄把“五类分子”集中起来，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抹上大花脸进行公开游斗或站街示众。少数地方的红卫兵甚至还私设公堂，滥施罚刑，对斗争对象拳打脚踢。红卫兵运动的这些做法，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践踏了民主法制，直接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剧烈震荡和极大思想混乱。

9月21日，南阳地委发出《关于组织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教职员工代表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当月下旬开始,南阳县的红卫兵青年学生开始竞争选派代表，分期分批赴北京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至次年2月，全县所有全日制中学和33所半耕半读农业中学的大部分师生纷纷乘车或自行徒步外出学习参观外地的“文化大革命”经验。为了接待好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当时被尊称为毛主席的客人），县委于12月15日发出《关于大力支持和热情接待革命师生徒步长征串联的若干问题的通知》，专门成立“红卫兵革命大串联”接待办公室，并在县境所有重要公路沿线和较大村镇普遍设立红卫兵串联接待站，由县财政直接拨出专款，免费解决过往师生的生活住宿问题。12月起，随着全局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高潮，郑州、开封、洛阳、新乡等外地到南阳进行“革命大串联”的学生不断增加，他们与南阳的红卫兵组织联合在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纷纷到工厂、农村发表演讲，煽风点火，冲击党政机关，制造社会混乱。致使许多工矿企业停工停产，不少地方的党政指挥系统由此开始逐渐失去作用，工作无法开展。12月9日、15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即《工业十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即《农村十条》）先后下发，两个文件都要求“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工厂、农村建立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群众组织，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同时提出工厂、社队之间可以互相进行串联，学生可以到厂矿、农村串联，工人、农民也可以派代表到学校去串联。从此，全县的工矿企业、农村也全部卷入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时间，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群众组织纷纷成立，遍及城乡各地。随之，这些组织又基于对“文化大革命”运动认识上的差异不断开展激烈的辩论斗争，持续地进行分化组合；派别也因此纷乱众多，林林总总、千奇百怪。据当时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县直36个直属单位中共成立有“文革”群众组织74个，平均每个单位2个以上。县农业高中176人中，除9名干部按规定不参加外，其余的全部参加红卫兵组织。农村的红卫兵群众组织则更多、队伍更庞大，平均每个生产大队大都在3个左右，人数多的达2000人以上，而黄台岗公社一个名称为“独立寒秋”的群众组织则只有一人。到1967年1月，全县各级的红卫兵群众组织已迅猛发展到了1300余个。

（二）、动乱的急剧升级

红卫兵运动的大规模兴起，特别是各级红卫兵群众组织的普遍建立，使得南阳县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活动进入到一个狂飙猛进的高潮化时期。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均为毛泽东语录）的一片响彻云宵的口号声中，一波又一波激情无限的红卫兵身着绿军装、腰束武装带、手挥“红宝书”（毛泽东语录本、红皮包装）、臂戴红袖章，几乎是日夜不停地呼喊着时髦的“革命造反”口号，大肆揪斗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资产阶级保皇派”、以及“黑后台”、“黑手”、“黑干将”等等。全县城乡到处是各类颜色横贴竖挂的标语和大小字报的海洋；大辩论、大批斗、戴高帽子游街的场面几乎遍及全县的集镇街道、学校、工厂和机关。红卫兵的大规模造反行为，不仅引起了极大社会震荡，而且还直接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的现成运行体系，并使之完全陷入瘫痪。1966年11月中旬，南阳地委在南阳市北郊的李华庄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0月5日转发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时称“中央军委指示”）和省委10月18日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深刻检查了自身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要求各级党委在今后的运动中掌握好大方向，经受运动的考验，“不必事事请示地委”，“要各撑各的船，各掌各的舵”，“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运动中学会领导运动。”南阳县的“文化大革命”由此开始脱离党的正常系统的领导，形成了全局性大动乱局面。

12月22日，县委“响应首都文艺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再度召开县直文化教育界“文化大革命”誓师动员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0月5日转发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的一系列精神，并对领导县直机关和各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的所谓错误进行了深刻检查检讨。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补充规定》要求：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被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一律宣布无效、彻底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查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关于他们的材料，在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当众销毁。并明令宣布取消此前中央作出的“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同时特别强调全国所有的大中学校都要坚决贯彻执行。由此便引发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阶段曾经挨整对象（主要为青年学生）的“强烈要求平反”和追查“藏匿黑材料”的无数个谁也无法说清的恶性政治纠纷。使普通学生、群众与领导干部的对立、群众与群众之间的争斗和分裂进一步加剧。原来领导运动的党委和工作组被认为是有意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扭转了斗争大方向”，因此受到了无情批判和斗争；就是原来曾支持过党委和工作组的多数派群众组织因此也倍受冲击。而当初就对党委领导运动不满的少数派组织，此时则势头正劲，以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到处颐指气使地随意揪斗各级领导干部。此外，“文化大革命”初期形成的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为了争当正统、正确和“革命领导干部支持”，不仅经常性在打倒或是保护某个领导问题上互相激烈辩论，还不时地随意围攻领导，威逼其明确表态支持自己一方，对不顺从者则肆意进行揪斗和批判。县委副书记林岩、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郭卫山、法院副院长袁济及原工作队的领导20多人就是为此被“造反派”用4辆卡车拉着游斗全县，前后达12天之久。在石桥公社的朱集小学，他们被逐人大会点名批斗和“架飞机”——“造反派”对他们扭着胳膊，摁着脖颈，翻戴着帽子，挂上标有本人名子且划上X的牌子，并迫使其弯腰躬背、高举双手表示投降，极尽人格污辱之能事，以至当时不少群众都看不下去而愤然退场。12月24日起，县委书记魏兆铭被迫先后三次代表县委在县大会院的群众大会上反复检查，深刻认识和检讨文革以来“对红卫兵小将贴大字报定条条框框、对群众斗群众的问题没有及时处理、没有提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4个方面所犯的“严重方向性错误”，主动承担起所有政治及社会责任。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全国的红卫兵“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接着，上海市的红卫兵造反组织率先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开创了全国省、市、自治区一级进行全面夺取政权的先例，掀起了所谓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随即发表社论给予充分肯定。此后的很短时间，从中央到地方以至各个系统、部门全面掀起了一股猛烈的夺权歪风。在河南，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曾公开表态支持过省内的一些少数派群众组织、河南省委个别负责人也曾支持过郑州大学联委等所谓“真正造反”组织，从而使不少人直观地认为：“只有少数派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于是，县境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冲出老文革闹革命”，使之前南阳县各个机关、学校以及工厂农村建立的文革会（后称老文革）被相继冲垮解体，经重新“洗牌”又组织建立起的文革会、即所谓的“新文革”随即加紧与得到中央文革肯定的少数派造反组织的联络联合，并相为呼应，也在全县各级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罢官”和夺权狂潮。在此期间，县医药公司的“烈火战斗团”3次大闹县委，要求罢免单位支部书记的官；县工农轧花厂5个造反组织联合要求撤销单位支部书记的职务；潦河区食品站“赤红文革会”要求撤销单位站长的职务；溧河区供销社“毛泽东思想哺育委员会”要求撤销单位副主任职务等等。迫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政治压力，县委、县人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从元月17日到27日，先后将55位地方或部门的负责人分别作出了罢官、开除留用、开除党籍、交群众斗争的组织处理。其中大部分被罢官处理的原因就是“顽固对抗中央军委指示”，也由此开启了南阳县不按组织原则和干部任免制度直接给予罢官处理的先河；同时也使更多“红卫兵”组织的夺权激情更加亢奋高涨，纷纷群起效仿。2月14日，溧河区的“一反到底战斗队”召开5000人大会，宣布夺取了区文教支部的权力。同日，县豫剧团“曲艺战斗队”联络市区内群众组织40余人冲进县委机关内开展“革命大辩论”，意图趁机“辩论夺权”，因未寻找到“关键辩论对象”，随即砸开县委宣传室及其它办公室，抢走电话机、广播放大机和公用自行车等办公用品。2月25日晚，豫剧团“曲艺战斗队”的20多人又破门而入来到县委宣传部，砸开抽屉、抢走公章，并于当晚张贴出“庄重宣言”，公开宣布夺取了县委的宣传舆论大权。

在社会动乱日益严重、局面难以控制的情况下，县委、县人委的领导同志虽已自身难保或是已经身不由己，但仍主动采取防护措施，竭力减少或减轻运动损失。不断组织机关人员专门保护机密文书档案、人事档案和机要室、广播站等要害部门。而这些同志也都在当时冒着巨大政治压力和人身风险，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国家机密和要害部门的安全。3月7日，当南阳地区第七技工学校的造反组织在砸抢县广播站时，就受到奉命执班保卫人员的坚决抵制，而其中的两位同志还被严重打伤，但机器设备基本没有受到破坏。

三、 县人武部介入“文化大革命”

在群众组织夺权愈演愈烈，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停职或被夺权罢官、各级党政机关基本陷于瘫痪的严峻情况下，在夺权者同支持原党政领导的群组织众之间、特别是一派夺权者与另一派夺权者之间，围绕着各自一方的利益纷争，也持续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而且冲突不断升温升级，规摸也不断扩大。为了稳定和控制夺权风暴中的政治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1967年1月23日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继尔又赋予了人民解放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的任务（后简称为“三支两军”），部队由此开始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支左。3月中下旬，县人民武装部党委奉南阳军分区党委的命令，向县委、县人委派出“支左”工作组，正式介入本县“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时，县委书记也不再兼任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县委、县人委随即就停止所有活动，由县人武部党委代行其原来的一切职责职权。3月底，县人武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省军区指示精神，吸收原县委、县人委部分领导干部参加，成立了由县人武部政委高占雄任指挥长、李华亭、刘青云、孙文华任副指挥长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各区、公社、大队以及厂矿企业也随即建立相应机构，以担负起原来党政机构的行政职能，具体负责全县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这对维护当时全县的工农业生产秩序，扭转经济急剧下滑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县人武部党委主导全县政局之后，鉴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首先把整顿各级各派的群众组织作为重要工作任务。其原因是在此之前，河南省军区针对以郑州大学“联委”为首的少数“造反派”组织冲击省军区、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的情况，发表了《严正声明》，对他们无法无天的恶劣行为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严重警告。因此，县人武部即以当时省军区《严正声明》和南阳军分区提出的处理群众组织5条标准作为界定各派群众组织是否为“革命派”或“左派”的主要政治依据，对所有较大的群众组织统一分类排队，进行调查澄底。而后分别划分为“革命左派组织”、“打砸抢非法组织”、“一般群众组织”3种不同类型。宣布多数派群众组织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给予坚决支持；一般群众组织予以保留，继续进行正常的政治活动；而将少数派包括参与夺权的少数派群众组织宣布为非法，明令予以取缔，不得再有政治活动。并且对少数派群众组织中策划或参与过打、砸、抢的骨干分子，责成县政法机关按照中央军委1月28日颁布的《八条命令》的精神，给予立案调查或进行强制性关押；同时鼓励支持各单位群众组织利用办集训班、进行内部整风的形式，对运动以来参与过“打、砸、抢、烧、抓”的人员采取行政限制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县内的少数派群众组织或被迫自行解散或很快被对立面群众直接冲垮，一少部分虽仍有私下零星活动，但其“造反”的激烈程度已明显有所收敛；而受到人武部支持的“合法”群众组织则逐渐实现联合，社会因而也出现了短暂趋稳局面。

由于“支左”是在“文化大革命”总的错误方针和框架下进行的，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运动“左”的大方向。局势刚刚稳定不久，在县人武部支持下，原县委、县人委机关的几个群众组织从5月上旬开始，又将县直机关所有副局（科）级以上、没有被结合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或已无实际工作的所谓“靠边站”干部统一集中48天时间，办起了“文革特别学习班”。从原县委和县人委的领导层开始，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采取背靠背与面对面相结合、揭发与批判相结合的方法，实行人人揭发、人人批判、人人过关的特别集中整训。对每一个干部的家庭出身、历史经历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现实表现进行反复审查。对揭发出来的所谓问题，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无限上纲上线、任意歪曲疵黄，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期间，违法乱纪和严重逼供信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使相当一部分人受到严重人身伤害或人格污辱。县委、县人委原领导魏兆铭、栾培泽、林岩、李华亭、闫保庆、李鸿恩，孙钦、买宪令等同志首当其冲，无端地遭到最为严重的政治及身心摧残。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对每个干部系统地整理出运动鉴定材料，作为以后对每个干部政治表现进行判断衡量的依据，不少人也确实因此在其后岁月里受到了严重不公正待遇，成为南阳县历史上领导干部遭受政治打击最为严重的时期。而就在这一时期，那些前些时被人武部排除在“支左”对象之外的少数派“造反组织”则借江青（山东诸城人<1915—1991>，1933年入党，后在上海被捕脱党，1938年在延安与毛泽东结婚。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文革中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积极策划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其严重危害。1976年10月被中央政治改离审查，1977年7月被永远开除出党，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改判无期徒刑。1991年保外就医期间在其居住地自杀身亡）一伙在全国掀起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二月逆流’又称‘二月抗争’，是1967年2月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面对文革中日益严重的混乱局势，挺身而出，与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文革中的错误作法作激烈斗争的事件。后被“四人帮”诬称为“二月逆流”）的歪风恶浪，又再次公开或秘密进行串联，重新集聚、汇合在一起，四处刷写标语、漫画、大字报，把县人武部前期进行的支左活动说成是南阳县的“二月黑风”和南阳县的“何运洪路线”（1967年7月，中共中央就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作出批示：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其后被造反派称之为‘何运洪错误路线’），并在当时“河南二七公社南阳地区联络总部”一伙“大造反派”的策划唆使下，很长一段时间对县人武部在支左中的所谓“黑风”和“错误路线”问题无限上纲上线，反复进行无理缠闹，持续进行攻击和批判。

1967年7月20日，正在武汉处理两派联合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被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派殴打并扣押，发生了著名的“七·二0事件。林彪、江青一伙又借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赴京汇报工作的群众组织代表时，公然违背中央一再强调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基本原则，火上浇油地提出了“文攻武卫”的煽惑性口号。第二天，这个口号便在上海《文汇报》上正式公开发表。“文攻武卫”从词义上讲是先有“文攻”，然后才能去“武卫”，但在落实过程中很快就成为造反派搞武斗的“理论依据”，从此全国各地的武斗急剧升级，陷入了“全面内战，峰烟遍地”的混乱局面，南阳县因此也深受其害。2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报道全国部分地区群众组织声援武汉造反派的一则消息中，把河南“二七公社”组织列为了“革命造反派”一方，迅速就被河南的“二七公社”一派视为“中央的正式表态”。以此为标志，立即成为河南省各路“造反派”力量消长的重要转折点。而在此前的6月2日，南阳县在“文革”初期曾遭到过批判的一部分人、在“三支两军”开始时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的人、以及在“四清”运动或历史上曾有过一些所谓问题的人，一度销声匿迹后又趁着时局的纷乱无序，联合发起并半公开地成立了“二七分社南阳县县直革联”（简称‘县直革联’）的群众组织。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县直革联”成立后随即就与被南阳军分区先前宣布为非法的“一高文联”、“南农八一八”等“二七公社”在南阳的所属组织进行挂钩联系，不断公开或半公开地开展活动。因此在“二七公社”胜利之后，也就十分幸运地搭上了“顺风车”，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所谓“革命造反派组织”,“县直革联”也由此从半地下状态顺势全面转向公开。由此开始，县境的其它各派群众组织或是改换名称、直接加入；或是重新分化组合、挂靠加入，很短时间就统统归顺到“县直革联”的旗帜之下。一时之间，“县直革联”俨然成为左右南阳县社会局势的跨多个行业、系统的超大型群众组织。不久，由于政治观点和各自利益的不同，一些受“中央表态”影响加入到“二七公社”的群众组织与其原核心组织之间的矛盾开始大量出现，并前后引发“县直革联”两次大的组织内部分裂，进而分别形成“二七公社南阳县总部”、“二七公社南阳县联合总部”、“二七公社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南阳县总部”（ 简称二七摧资总部）三大派群众组织。三派群众组织为了达到以后夺权掌权的政治目的，都声称自己是真正的“二七造反派”，极力争正确、争当政领导干部的表态支持。同时都又把支持对方的领导干部视为仇敌，经日挖空心思地整理他们的所谓罪行材料，不断组织对他们进行围攻批斗，一副不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就誓不罢休的劲头。不仅如此，三派组织之间还经常为争“二七正宗地位”展开各种形式的激烈辩论和争斗，互相围攻或揪斗对方头面人物，致使武斗事件接连不断发生，“三支两军”以来形成的相对稳定秩序由此被迅速冲乱，社会局势也再度失去控制。7月底，溧河区的“二七公社分部”成立后，以我独“左”独尊，不可一世，迅速把矛头指向不支持他们的领导和对立派组织头头，分别成立“扫荡队”、“专揪队”、“武斗队”，并明确进行分工，肆意围攻揪斗各级干部，大搞打、砸、抢、抓、抄。其所谓的“扫荡队”，主要负责以武力收缴“二七公社胜利”之前对方组织的旗帜和公章；“武斗队”则以青壮年民兵为主，专门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各种武斗；“专揪队”则主要以揪“坏头头”为名，专职揪斗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对立群众组织的骨干。在其后的8、9、10三个月中，这三支专业队伍先后挑起大型武斗15起。其中组织摩擦形成的6起，属于个人恩怨2起，以抓“坏头头”为名引起的3起，由坏人挑唆引起的2起。9月14日晚9时许，溧河乡程官营的“五四战团”、张营的“永红战斗队”和“二七战斗队”三个群众组织因与张营的“红色造反派司令部捍卫队”观点分歧而引发持械武斗，混乱中打死1人。19日下午，新店乡夏饷铺“主沉浮”群众组织的1000多人，带着土枪、刺刀等武器，去新店街“二七分部”驻地参加会议，途中突然遭遇“宛北造反兵团”组织的埋伏截击，双方动用土枪土炮，一攻一守，激烈对峙一个下午，打死2人，伤4人。在此期间，一些造反派组织出于武力夺权特别是进行武斗的需要，不但公开收集民间土枪，同时还不断以所谓“文攻武卫”斗争的需要直接向县人武部要求发枪、发子弹、手榴弹，以致后来发展到明目张胆地抢砸军事机关的武器库。10月中旬，县“二七摧资总部”因在一次武斗中失利，于一天下午纠集数百人，从东、西、北三面推倒县人武部武器库的围墙抢夺枪枝弹药。由于县人武部早已将较好枪支转移到当时驻防南阳的4789部队，对留下的部分破旧枪支也进行了拆散处理，才使这次抢枪事件没有造成大的武器流失。11月下旬，又有原县级南阳市汽车运输队几个造反派头头组织“南阳师范革联”所属的一群学生再次到县人武部抢枪，也因早有预防措施，军械库内已无枪支子弹可抢，但最后还是被南阳师范学生拿走了一枚过期的60型迫击炮弹。

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967年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三个大区的谈话纪要，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组织建立起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1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11月初，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县指挥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县各个红卫兵派别，认真组织所属成员群众学好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各项具体要求，外出串联的群众和学生要一律回到本地区、本单位“闹革命”，实行革命大联合。并特别强调要“先联合，后夺权，单方夺权一律无效，不予承认。”同时规定：“大联合必须是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级，不准另立山头或另打旗号成立跨行业群众组织。”县教育系统几派群众期间曾先后两次宣布成立“南阳县小学教师总部”、“宛教总南阳县总部红色818”的跨单位组织，县人武部均采取“不承认、不支持、不强压”的态度，而是反复讲明政策要求，劝其自行解散，各自回到本地或所在单位实行大联合。对于“二七公社”旗帜下拥有人数最多的三大派组织，则分别组织他们举办整风学习班，责令各方立即刹住派性武斗歪风，在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基础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化解矛盾、解决存在分歧、实现革命大联合。11月至12月，又专门协调三大派群众组织分别派出代表到郑州商谈联合成立革委会事宜，但终因分歧过大，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1968年1月至2月，县人武部和到县支“左”的解放军4789部队根据毛泽东关于“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指示，开始组织各级举办以解决派性矛盾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解决阻碍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问题。期间先后举办学习班5628期，27万余群众参加了学习。经过各派组织之间的激烈交锋和县人武部及4789部队的艰苦协调，境内三大派群众组织终于在2月17日达成并签定《大联合协议》，决定由县人武部主要领导和当时各派争议不大的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及23名群众组织代表组成大联合协商议事机构：南阳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时称大联委），开始着手筹建县、公社、大队和县直科局级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大联委”成立后，各派群众组织表面上实现了大联合，而实际上矛盾并未化解消除，以争核心、争席位为主要特征的派性斗争反而更加复杂激烈。三大派群众组织随即又各自选择几个领导干部作为“三结合”的对象，力争以自己为核心实现大联合、单独夺权或主导进行夺权。许多文革中已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此时因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硬性需要也忽然间“吃香”起来，有的甚至会同时被几派选择为“三结合”对象。但往往是刚刚被这一派结合，立即又会被另一派打倒；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因“表态不慎”或“发言不当”而被支持自己的一派“斗倒批臭”。总之，各派组织都从各自小集团利益出发，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采取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各取所需，特别是在进入政权核心这个问题上针锋相对，片言不让、寸权必争。

4月，河南省革委鉴于南阳县在实现大联合过程中特别复杂的政治形势，派出“省支农大军一团”（工作队性质）40多人到南阳县帮助实现大联合。在“支农大军一团”支持协助下，县人武部开始对县境各个群众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政治观点、群众基础以及对领导干部和大联合的态度等等方面，进行认真调查了解，从而对各方面情况有了准确掌握；同时也澄清了县内现有副局（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基本状况：原县委、县人委的主要领导12人，已“站出”（指文革中曾被批判但又被重新安排到一定领导岗位者）9人；中层干部333人，已“站出”315人，已基本上符合成立革命委员会“要团结95%以上干部”的大体框架标准。

5月2日，省革委再次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亦为工作队性质）进驻南阳，并随即多批次召开南阳地区各派群众组织头头会议，严辞责令各群众组织必须限期达成协议，实现革命大联合。期间，省革委副主任纪登奎专门听取了南阳县“大联合”基本情况汇报，并代表省革委公开宣布原南阳县委书记魏兆铭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二七总部”、“二七联合总部”、“二七推资总部”三大派群众组织都是“坚定的革命造反组织”；同时也提出了按派别选派代表组成南阳县革命委员会的方案。经过你争我夺和反复讨价还价，终于5月6日达成初步一致意见。5月8日，由纪登奎等省、地领导亲自坐镇参加，南阳军分区党委正式召开会议，研究通过了南阳县革命委员会的组成意见，决定南阳县革委会由61人组成。其中领导干部19人，军队代表7人，群众代表33人，社会名流2人。群众代表中，“二七总部”、“二七联总”、“摧资总部”的代表分配比例是3：3：1。在县革委常委19人中，干部代表7人，军队代表4人，群众代表8人。5月10日，有6万余人参加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暨庆祝大会在市中心体育场隆重举行，省革委、省军区政治部、南阳地区革筹组、4789部队的领导和首长出席了会议。会议宣读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5月8日批准南阳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书》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宣布正式成立南阳县革命委员会。由县人武部部长武巍任主任委员，孙文华、陈占双、李鸿恩、李华亭任副主任委员。会议同时还发出《南阳县革命委员会通告（第1号）》，决定从即日起，原中共南阳县委、县人委的党、政、军、群、文、财等所有大权，统一收归县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这种不经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和履行相关法定程序情况下直接决定县级政权领导机构形式和任命领导人的做法，严重背离了共和国《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从而也既成事实地取代了南阳县第五次人代会的职能，

人武部在促进县一级各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同时，还组织大批干部进驻各区、各公社，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下管一级”原则，帮助筹备建立区、公社一级和基层生产大队的革命委员会。而当时全县351个大队中，多数大队的群众组织大都随着“二七公社”在政治上得势而迅速分化合并，除58个大队派性比较严重仍继续存在着2个以上群众组织外，只保留一个群众组织的大队已达到293个，占总数83%。因此说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派系组织障碍相对较少，条件已基本成熟。当年2月20日，南阳县农村第一个大队革命委员会宣告建立。其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先后有80%以上的大队都建立起了革委会。到8月底，全县9个区42个公社351个生产大队及各级县直属单位应建的715个革委会全部建立，从而实现了“全县山河一片红”。以此为标志，南阳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夺权任务宣告彻底完成，整个运动在全县范围开始进入到“斗、批、改”阶段。

从整体上看，通过全面夺权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是由军队或民兵干部、造反派头头和支持造反派或没有站错队的领导干部组成的，是以“是不是革命造反派”、“支持不支持造反派”为主要标准来衡量的，更没有经过法定的民主程序，而且是以不熟悉地方工作的军事武装干部主持工作，在客观上也是不科学的。被结合进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大多受当时政治环境限制难以发挥作用，既使是一些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也常常会受到原来对立派的攻击，整天事非缠身。特别是挤进革委会的造反组织头头，本来就派性十足，常常在工作中相互掣肘，横生事端，一有风吹草动，便翻云覆雨，兴风作浪，以致成为了当时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当时的相当一部分革委会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根本无法行使议事办事的行政职能。同时，以革委会取代各级、各类不同性质机构中的党政组织，集党政军群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政教合一”的一元化混合领导体制，在发挥作用上也存在明显弊端。虽然革委会建立对结束当时无政府状态下的“天下大乱”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它继续贯彻执行文革的极“左”方针，从而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可以这样认为：以革委会代替原有的党政领导框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一次严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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