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聊城三中老校友江青秘书阎长贵人生中的“四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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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三中老校友江青秘书阎长贵人生中的“四个一”
作者叶永烈

阎长贵和聊城三中老同学王文正、高月增2013.5.12
常言道：“不打不相识。”我跟江青的秘书阎长贵的交往，最初竟然始于争论。那是他在2001年第四期《党史博览》杂志发表《历史事实必须澄清─—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一文后，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在2001年第十二期《党史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也谈“约法三章”》。我与阎长贵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08年以至2011年，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展开。尽管彼此意见对立，但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我很想一晤阎长贵先生。通过编辑小郭介绍，知道阎长贵虽然七十有五，仍能“与时俱进”，不仅用电脑写作，而且会收发电子邮件。于是，我们之间有了电子通信。2012年10月，我从上海到北京做系列采访，给阎长贵先生打了电话，期望对他进行采访。他很爽快，说自己不大外出，不论什么时候去他家都可以。
　　虽然是第一次上门拜访，我却熟门熟路，因为他跟当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住在一个院子里，我在关锋生前曾经多次前往采访。阎长贵在书房里接待我，他头发花白，虽然饱受政治煎熬却能够淡然处之，所以心宽体胖，精神矍铄。他的书房三面墙都是大书柜，里面摆满了书，案头和茶几上也堆满了书，“最是书香能致远”，他坐拥书城，写作不辍。因为我的到来，他放下笔记本电脑里写了一半的文章，跟我聊了起来。
　　通过采访，我总结了阎长贵传奇的一生，那就是“四个一”，即“一篇文章，一位恩师，一年秘书，一生坎坷”。此话怎讲？且从“一篇文章”说起……
一篇文章：引起毛泽东注意
我注意到阎长贵的书房里挂着一幅著名漫画家华君武送给他的漫画，画了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头儿，却身处婴儿襁褓之中。漫画上写着十二个大字：“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永处襁褓。”就是这幅漫画，在不经意之中，深刻地影响了阎长贵的命运。

1962年华君武漫画《无题》
　　华君武的这幅漫画，最初发表于1962年8月4日的《光明日报》，被阎长贵看到了。阎长贵是山东省聊城人氏，生于1937年2月，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被分配到《红旗》杂志工作。华君武的漫画触动了阎长贵的写作灵感，他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杂文，从华君武的漫画说起，题目就叫《“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他把稿子给了《中国青年报》，于1962年9月22日见报。
　　阎长贵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注意到了这篇短文。毛泽东是一个阅报甚勤甚广而又目光敏锐的人，他看到1957年6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第三版副刊“笔会”的右下角有一篇并不醒目的千字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作者是姚文元。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毛泽东以“本报编辑部”名义撰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从姚文元的短文说起，同时一并刊出了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姚文元从此一举成名。毛泽东注意到1958年9月15日的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刊登了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写了编者按，遂使张春桥引起全国的注意。关锋告诉笔者，195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一文，文末提及“中国哲学史应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一回，则是二十五岁的阎长贵一篇不起眼的短文，受到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在刊有《“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一文的《中国青年报》上方写下批示：
　　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毛泽东　　九月二十四日
　　这个批示，写于1962年9月24日。
　　阎长贵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是在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第一天，写下这个批示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是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毛泽东的批示是“印发各同志研究”，便是指印发给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八十二位中共中央委员、八十八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以及三十三位列席会议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研究”。一句话，当时中共核心领导层都“研究”了阎长贵的文章！
　　我问阎长贵，毛泽东为什么会如此看重你的文章。阎长贵说，当时毛泽东因“大跃进”中的错误受到各方批评，而他的文章强调了马克思所说的“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正合毛泽东的心意。《“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一文指出，应该学习“忍辱负重，披荆斩棘，勇敢地为大家开辟前进的道路”的那些人，“他们在前进中即使犯了错误（他们在从事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因此他们在工作中犯错误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他们这种勇敢追求真理的精神，毫无疑问，也应当得到肯定，受到尊敬”。正因为这样，毛泽东要求与会者“研究”阎长贵的文章——当然，这是阎长贵后来才明白的。
　　毛泽东的批示，使年轻的阎长贵受到了中共高层的关注，同时也是他后来成为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的原因之一。
一位恩师：关锋
　　除了一篇文章之外，深刻影响阎长贵命运的，是一位恩师─—关锋。关锋当时担任《红旗》杂志编委（后来成为《红旗》杂志副总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阎长贵称，他是关锋的学生。
　　阎长贵回忆说，1961年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齐一接到康生（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办公室的电话，说是要调一个“白专”的应届毕业生到《红旗》杂志工作。当时对青年的要求是“又红又专”，康办为什么要“白专”生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领导百思不得其解。他们猜想，康办的意思是要调一个业务能力强的毕业生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于是选中了阎长贵。阎长贵在大学里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连续四年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最后一年担任年级党支部委员，是一个又红又专的学生。就这样，阎长贵在毕业之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工作。
　　阎长贵回忆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他和关锋闲聊时，关锋告诉他其中的内幕：那是关锋那篇《中国哲学史应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关注之后，《红旗》编辑部酝酿成立中国哲学史研究组。1961年夏天，《红旗》副主编胡绳、邓力群以及编委关锋等到北戴河，见到康生。康生赞同成立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对关锋说：你可以带几个年轻人进行研究，这些年轻人要“白专”的。有了康生的首肯，《红旗》编辑部正式建立中国哲学史研究组，以关锋为组长，阎长贵以及留苏并取得哲学副博士学位的吴建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调干生林杰，加上原来就在关锋身边工作的杨永志等四个年轻人为组员。他们师从关锋，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阎长贵说，当时他负责研究王阳明，其他人研究朱熹和先秦诸子。他们专门研究中国哲学史，并不担负《红旗》编辑部的编辑工作。关锋要求阎长贵在两年内完成《王阳明学谱》，所谓“学谱”也就是学术思想的年谱。《红旗》杂志的编辑们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组不做编辑工作有意见，对此，邓力群发话了：“《红旗》编辑部养这么几个人还养不起？到时候，他们的研究工作就派上用场了。”邓力群敢于这样说，是因为这个研究组得到康生的支持。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组，阎长贵与关锋过从甚密。阎长贵回忆说：“我们组别人都有家，只有我是单身汉，我就经常去关锋那里聊天，我若有几天不去，他就说怎么不来了。我经常在他家吃饭，有时陪他在公园散步、遛弯。我们聊天，三句话不离本行，就是聊自己研究的问题，或当时学术界争论的问题……”
　　我在访问出狱之后的关锋时，关锋宣称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蛀书虫”，对“文革”采取“不看，不想，不谈，不写”的“四不主义”。我在文章中写及关锋的“四不主义”，阎长贵对我说，这可能是关锋的“韬光养晦”之言。
　　我曾经多次采访当年担任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党支部书记的林杰。阎长贵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文革”初期，林杰与关锋合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在末尾林杰写了两句诗“千里雷声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阎长贵看了之后说，“千里”“万里”重复似不好，对仗也不工整，是否将“千里”改为“千钧”？关锋和林杰都说改得好。不料这两句诗在北京四中1966年6月6日的一张大字报中把“雷声”改为“霹雳”加以引用，从此以后“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就在“文革”中广泛流传开了，甚至被多种红卫兵小报以及中央报刊当成毛泽东的诗词引用。
　　2005年春，八十六岁的关锋在摔了一跤后不久去世，阎长贵写了《谢本师》一诗，以示悼念：
　　永记当年真武内，朝朝夕夕聆教诲；
　　学问人品不能偏，敬业修德要兼备；
　　国事家事慎协和，党心民心紧相随。
　　君今驾鹤西天去，遇有疑难可问谁？
一年秘书：在江青身边
　　在谈了“一篇文章”和“一位恩师”之后，阎长贵谈起他当了一年江青秘书的经历：1967年1月9日他担任江青秘书，1968年1月9日遭到隔离审查，前后整整一年。
　　阎长贵说，“文革”中，江青主要住钓鱼台国宾馆，原住五号楼（可能是周恩来总理让给她的，此前这是周恩来总理经常住的楼），1966年底搬到十一号楼，“十一号楼”成了江青当时的代称（1968年底或1969年初江青又搬到十号楼，在这里住的时间最长）。“文革”前，单独住一幢楼的首长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毛泽东住十二号楼，刘少奇住十号楼，这两幢楼比较大。另外一幢大一点的楼是十八号楼，用于接待外宾。江青住的十一号楼比较小，但也可以住几十个人，1966年7月初曾做过“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住所。周恩来住五号楼，康生住八号楼，陈伯达住十五号楼，但他们的楼里往往还住着别的人。
　　阎长贵说，把他调入钓鱼台工作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局领导的戚本禹。阎长贵最初是在1966年7月进入钓鱼台，原住十一号楼，后搬至十六号楼，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当时江青的声望如日中天，所以每天都会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上千封甚至两千多封信，阎长贵负责处理这些群众来信，于是跟江青有了一些接触。那时候，江青并没有专职秘书。1966年年底，戚本禹通知阎长贵，要他给江青当秘书。阎长贵连忙说自己没有当过秘书，恐怕无法胜任。戚本禹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就这样，从1967年1月9日起，阎长贵来到十一号楼，担任江青的首任专职秘书。
　　我问阎先生对江青的印象。阎长贵说，虽然他后来受江青冤枉，被关进秦城监狱达七年半之久，但是他对江青一直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不因为江青被推上历史审判台而把她说得一无是处。在阎长贵的印象中，江青头发很黑，皮肤白皙，从来不涂脂抹粉，衣服也不是很多，但是整洁干净，穿着得体，并不是如同粉碎“四人帮”之后相声里讽刺的那样，说“江青秃头，戴假发”。江青待人有时也挺客气，懂礼貌─—虽然她经常发脾气。至于崔万秋所著《江青前传》中说江青有“四大面首”，纯属胡说八道。阎长贵说，江青出身低微，在上海是一个左翼演员。她在上海滩因主演话剧《娜拉》走红之后，能够抛弃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生活奔赴延安，是追求进步的表现。阎长贵特别提及，白求恩是第一个报道江青的外国人。白求恩在1938年3月31日至5月2日生活在延安，见到了江青。当时江青还没有与毛泽东结婚。1938年8月2日白求恩在加拿大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写及江青这位“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白求恩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她快乐吗？”白求恩以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
　　阎长贵说，在他担任江青秘书期间，周恩来跟江青之间还没有发生尖锐的矛盾。周恩来要去看江青，总是打电话问他：“江青同志在休息还是工作？”当他向江青汇报之后，江青总是立即请周恩来过来，从未拒见。当时江青与林彪的关系也正常，叶群常来电问候江青。当叶群要出席群众集会时，总是来电话问江青去不去，江青去叶群就去。江青跟陈伯达则常常争吵。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第一副组长，但是江青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四个伟大”——即称毛泽东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通常被说成是林彪提出来的，这其实不对。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是由陈伯达主持的，陈伯达在这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中提出了“三个伟大”，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林彪讲话提出了“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两天后─—8月20日，“四个伟大”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眼上。后来林彪题词用了“四个伟大”，人们就以为“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
　　阎长贵说起了郭沫若。虽然郭沫若在“批林批孔”时遭到江青的批判，而且郭沫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写诗称“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斥责江青“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但是“文革”初期郭沫若写过《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阎长贵回忆，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在“文革”中自杀，周恩来、陈伯达、江青都到位于北京后海的郭沫若家，表示慰问。　　阎长贵担任江青秘书，却从未替江青起草过讲话稿。阎长贵说，江青都是自己拟好一个讲话提纲，就连那篇产生很大影响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也是江青自己拟了个提纲讲的。阎长贵只是在江青每次讲话之后，帮她整理一下讲话稿而已。
　　阎长贵忆及，他还曾经担任江青的警卫员——那是在1967年4月中旬，江青的警卫员孙立志因查出肝炎被调离，另派了一位新的警卫员。江青说：“我怕见生人。”于是就叫阎长贵兼警卫员。阎长贵一天兵也没当过，他对江青说：“我一点儿警卫知识也没有……”江青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着我出去嘛！”阎长贵没法拒绝，兼了半个月的警卫员。五一节前来了新的警卫员孙占龙，他就不再兼了。
一生坎坷：坐牢、流放十二年半
　　“高处不胜寒”，关锋的倒台，使阎长贵在江青身边工作变得不“合适”了。
　　那是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其中写到“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当时的报刊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宣传“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震怒，要“还我长城”。于是那篇《红旗》社论被定为“反军乱军”的“大毒草”，《红旗》总编辑陈伯达把责任则推给社论的起草者林杰以及审定者关锋。这样，关锋（还有王力）在1967年8月30日起被隔离审查。
　　圈内人皆知，关锋是阎长贵的恩师。因此马上有大字报称，阎长贵是“关锋的人”。还有人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说：“阎长贵在‘中央文革小组’，革命群众怎么能放心？阎长贵在江青同志身边工作，我们更不放心。”就在阎长贵惶恐不安的时候，江青宽宏大量，对阎长贵说：“跟关锋在一起，不一定都是反革命，关锋的学生也不一定都是坏人。”江青的话，使阎长贵得到安慰。不久，江青甚至还任命阎长贵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组长。
　　风云变幻，好景不长。1968年1月9日晚上，陈伯达和汪东兴找阎长贵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从此阎长贵离开了十一号楼，离开了江青。阎长贵被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例行手续”，没想到竟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他被隔离审查了！
　　第三天，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当时阎长贵正在看书，陈伯达说：“你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又说：“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阎长贵这才知道，戚本禹也被打倒了。姚文元补充了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姚文元所说的“首长”，当然指的就是江青。
　　关锋是阎长贵的老师。阎长贵说，关锋被打倒，是他“下岗”的“大背景”。而使阎长贵遭到隔离审查的导火线，却是来自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信。那是阎长贵在1967年年底收到的，信很长，有十几页，阎长贵工作忙，分几次才看完。信中说，她在新中国成立前也曾经叫“江青”（阎长贵回忆，后来戚本禹告诉他，此人不是叫江青，而是叫“江菁”，并说“这是抓你的导火线，也是抓我的导火线”——戚本禹在阎长贵隔离审查后三天被打倒）。她在信里说了一通赞扬江青的话之后，谈及自己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期望江青给予帮助。阎长贵看毕，把信交给江青，并附上一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没有想到，江青看毕大怒，把信一摔，斥责阎长贵道：“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其实，阎长贵是看错了信，以为信中写及的一些事跟江青有关，而这个给江青写信的人和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江青很忌讳别人提及她当年在电影界的事。就这样，江青下令对阎长贵进行隔离审查。
　　1968年1月23日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阎长贵谈话。姚文元对阎长贵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指陈伯达），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指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指杨成武）……”阎长贵心想，我这个二十二级的小干部，怎么会惊动这么多大人物，肯定有重要的决定宣布。果真，第二天阎长贵就被押往秦城监狱。阎长贵的一身军装，被换成一身黑色囚服，再也没有人叫他的名字，而是叫囚号“6820”——1968年第二十个收监的犯人。
　　阎长贵被关进七平方米大小的单身牢房，屋里只有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墙边是便池和洗脸的小池子，头顶上是彻夜亮着的灯。阎长贵在极度孤寂中度过了近七年半的牢狱生活，中间只提审过两三次——他盼望着提审，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提审时才有机会说话。到了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突然来到监狱，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
　　就这样，阎长贵走出秦城监狱，被押往湖南西洞庭农场，在那里度过了五年流放生活。好在农场领导和职工对他很好，多年不知他的音信的父母、妻子和子女也赶来探望。妻子和子女被允许留在农场与他共同生活。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9年9月红旗杂志社党委终于给阎长贵“彻底平反”，并决定调他回《红旗》编辑部工作。就这样，阎长贵又回到他1961年大学毕业时分配的单位。从1961年到1979年，整整十八年时间，阎长贵时浮时沉，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起点。
　　阎长贵回到北京之后，起初埋头于编辑业务和学术研究，努力补回失去的时光。1997年他退休后，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劝他：“学术研究别人也可以做，而回忆你在‘文革’中的经历是别人不能替代的。”于是阎长贵开始写“文革”的回忆文章，进而从事“文革”的研究工作。2009年，他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的王广宇合著《问史求信集》，此书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他们对“文革”的求真态度和深入研究，获得了社会的好评。
　　阅历即财富。阎长贵大起大落的人生，虽然使他备受苦难，却化为他不可多得的人生阅历─—这倒是验证了他的成名之作《“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他惜时如金，每日依然在电脑前不停地工作。他人生的秋天，是一片黄灿灿的丰收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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