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警卫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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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一生在杭州住了四十多次，我直接负责警卫接待的就有三十八次。每次到杭州时总是说：“到家了！”他的确把杭州看成是他的第二故乡。建国后，除了北京，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杭州，让主席喜欢住得那样长。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浙江先后出版了《毛泽东与浙江》、《周恩来与浙江》，后来又出版了《邓小平与浙江》、《陈云与浙江》等纪念一代伟人的丛书。在这些丛书里，有当时省里的领导同志、有地市县的领导同志、有警卫接待人员、有伟人身边的同志写的纪念文章。我感到这些文章都写得很亲切，很感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伟人的崇敬和怀念，也勾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因为许多事我可以说得上是一个“见证人”。
　　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随主席一起来的有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负责机要工作的叶子龙，江青也来了。主席抵达杭州时，是谭启龙、李丰平同志和我去火车站接的。主席被安排住在刘庄。
　　刘庄，位于西湖西岸著名的丁家山下。晚清光绪年间，广东豪富举人刘学洵看中这个地方，遂用巨资购地建筑了庄园，即为刘庄。后因迫于债务被官府拍卖。1905年康有为在丁家山上又造了别墅，名曰“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到他死前3年才完工。1954年刘庄由人民政府改建，“一天园”并入刘庄，成为现今西湖国宾馆的一部分。主席来时刘庄还未改建，当时是铁路部门管辖的一幢房子，是临时腾出来的。我和警卫人员也住在刘庄。罗瑞卿、杨尚昆住南山路113号。这里解放前是蒋介石的别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几位秘书住北山路84号30号楼。这幢房子曾是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别墅。杭州解放后谭启龙同志住在这里。毛主席来之前，谭启龙同志坚持要让出来，准备给主席在杭州期间办公用的。如今别墅前那座平房就是当年主席办公的地方。主席每日白天在这里办公，晚上回刘庄休息。
　　毛主席这次来杭州的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建国初我国虽然没有宪法，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到1953年，《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基本实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条件基本具备。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33人。
　　毛泽东同志率起草小组来杭州后立即开始工作。首先主持制定起草宪法的工作计划，并于1954年的1月15日致电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意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各中央委员阅读一些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近代一些宪法。刘少奇于翌日复电称“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
　　宪法起草小组于2月中旬完成初读稿。为深入研究和修改初读稿，中央又成立6个讨论研究小组，各小组经1个多月研究讨论，将初读稿修改稿多次送中央政治局审议。2月25日，宪法起草小组提出二读稿。2月28日和3月1日两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同志进行专门研究修改，又经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次讨论修改形成宪法草稿初稿。
　　1954年3月23日，毛主席回北京后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将宪法草案初稿提交大会并在全国范围开展讨论。1954年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了中国过渡时期总任务、总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毛主席领导起草的这部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这部宪法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伟大意义，它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法治国的新天地。
　　那一次，毛主席在杭州住了二个半月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他在思考研究问题时，会到忘我的地步。在他办公室的窗口终日冒着缕缕青烟。一天下来，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这些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再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还有，主席下班后茶杯总是空的，他喝光了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
　　那年毛主席60周岁，两鬓已有很多白发。12月26日是他的生日，正好在来杭州的火车上，大概他是有意避开这一天的。到了杭州住下后，江青对我说，主席不愿人家向他祝寿，但我们得有个表示。她建议，1954年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饭，并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我告诉了中共浙江省委，大家觉得是个好办法。
　　30日晚，中共浙江省委请主席吃饭。我和主席坐同一桌。桌上除平时用的菜外，特地摆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意为庆贺华诞，祝愿长寿。席间气氛热烈愉快，大家轮流向主席祝酒，主席高兴地一一作答。他平时很少喝酒，那晚他喝了不少。他对杭州菜很感兴趣。他在1921年从湖南到上海、浙江嘉兴参加中共“一大”之前，特地到杭州住了一天，对杭州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这实际上是他第二次来杭州了。追往抚今，怎不令他高兴和感慨万分。
　　我除了向主席祝酒以外，还要和北京来的其他随行人员互相敬酒。差不多已经喝了一瓶多茅台，可是快到结束时，在主席面前还有四杯茅台酒。估计主席已发现我的酒量不小，就说，“这里还有四杯酒，不要浪费掉，我看还是请王厅长喝掉它。”主席说了，我也不好推却。鼓起勇气，把四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足有二两。主席高兴得大声说，“好！”
　　那晚我喝了将近两瓶茅台，并无醉意。大概是那次我给主席留下了喜欢喝酒的深刻印象，所以后来我在文革中被“四人帮”关押在北京时，主席知道后说，王芳我很熟悉，他的缺点就是喜欢喝酒。叫他以后别喝了。
　　吃好饭后，主席兴致依然很高，没有立即离席。大家围着主席说闲话。
　　罗瑞卿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当时为了做好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他陪主席从北京来到杭州。这时，他指着我说：“王芳同志的名字应该改一改。一个山东大汉，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认识的还好，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女同志。”
　　我当即表示同意改名。把草字头去了就行。不过我有说，我改名字要报上级批准。因为我那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任命书上写着“王芳”，改名字当然也得上级批准才行。
　　毛主席多喝了点酒，显得红光满面，谈笑风生，也指着我说道：“你们同意，我不同意！你山东绿化这么差，到处荒山秃岭，山上不长树，有的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
　　主席的一番话，说得大家开心地笑了。
　　元旦后的初春，我陪主席上莫干山。莫干山郁郁葱葱。上山后，主席在蒋介石退到台湾前住过的美庐别墅休息。吃午饭时，主席又记起我改名字这事。他说，莫干山应当成为全国绿化的典范，你山东一半地方的绿化像莫干山，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了。
　　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他不同意我改名字，从此我就一直没有改——因为山东的绿化搞到了什么程度我不清楚！
　　从莫干山回来后，主席兴犹未尽，作诗一首：
　　《七绝•莫干山》：
　　翻身复进七人房，
　　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
　　风驰又已到钱塘。
　　毛主席在杭州工作期间没有回过北京。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副主席负责处理。少奇同志每天晚上打电话向主席报告当天情况。重大事情由周总理、小平同志到杭州当面向主席请示汇报。机要部门每天有大量文件送到主席这边来。
　　主席工作很忙。在杭期间，他还听取了中共浙江省委负责同志关于浙江试办农业合作社的情况汇报，先后视察了新登县（现属富阳市）松溪乡、德清县莫干山、绍兴县东湖农场、杭州梅家坞茶叶村和钱江果园。
　　除了处理这些事情以外，主席把主要精力仍放在起草宪法的工作上。他几乎终日伏案工作，和秘书们一起讨论研究起草宪法的有关问题。由于主席的高度重视，起草班子的人员工作更是非常紧张，丝毫不敢稍有懈怠，连星期日也很少休息，经常工作到深夜。
　　这一次主席在杭州住的时间最长。一直到第二年三月中旬才回北京。此后主席每年都来杭州，有时一年就来二、三次，最多一年来五次。主席来杭州不是来休息，是来工作的，而且是来处理党和国家事关全局的重大事情的。如改造资本主义的决定；1957年的反右决定；后来的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国农业生产发展纲要（简称农业40条）；大跃进后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简称四清运动前十条）；以及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都是在杭州讨论和形成的。中央在杭州作出重大决定，主席都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或政治局扩大会议，届时中央各常委、大区书记、中央各部委和省市委书记，都来杭州参加会议。这时杭州就成了全党全国政治活动的中心。也是我们警卫工作任务最重，责任最大的时候。
　　讨论农业纲要四十条时，会议开始时因为是研究农业问题，没有叫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参加，到会议快结束，要通过决定时，才叫他来杭州的。会议代表都住在大华饭店，住房很紧张，罗瑞卿同志只好住在如今老北楼楼梯口的半间房里。罗瑞卿对农业纲要内容很关心，在大会讨论时，他提出要加一条，要把农村地、富、反、坏、右这些当时作为专政对象的人员管理和教育工作，也要列入农业发展纲要的内容。主席说这一条很重要。还在大会上表扬了罗瑞卿同志，对制定农业发展纲要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来纲要只有39条，加上罗瑞卿提出的这一条，就成了40条。
　　我看主席办公累了，就劝他休息一下，陪他一起散散步。他对我说，“这次来杭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过去在战争年代养成白天睡觉、晚上办公的习惯想改变一下。你看我这段时间都在改，可是效果不好。旧的习惯势力太顽固了。看来要一下子改变长期形成的习惯是很不容易的。”我也看出主席这些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眼皮有些红肿，偶尔还显得有点烦躁。我根据自己的体验，请主席去爬山，这是调剂睡眠不好的有效办法。
　　毛主席“失踪”事件
　　毛主席在杭州期间，兴致勃勃地爬了玉皇山、北高峰、莫干山、城隍山、北山、钱江果园、五云山、狮子峰、天竺山等地方。几乎把杭州市周围所有的山都爬遍了，有的地方还去过多次，差不多每个星期出去一次。他对杭州秀美壮丽的自然风光赞叹不已。这里选录他的一首诗歌：
　　七绝《五云山》
　　五云山上五云飞，
　　远接群峰近拂堤。
　　若问杭州何处好？
　　此中叫得野莺啼。
　　五云山在杭州西南方向，钱塘江北边，离市区有七、八公里。如今属于城西风景保护区。这里群山连绵，峰峦叠彩，风光宜人。我陪主席先后去过两次五云山。一次是从钱江果园，经狮子峰，五云山，到天竺山回来的。主席意犹未尽，又一次直接上五云山，从龙井茶主要产地梅家坞下来的。这首诗是主席第二次上五云山后的即兴之作，没有公开发表。主席用诗歌赞美杭州自然风光，表达对第二故乡杭州的深情热爱。
　　主席每年都来杭州，差不多每次都要抽时间去爬山。可是有一次出了一个意外，搞得大家十分紧张。我也因此挨了批评。
　　一天下午6点钟，该是主席吃饭的时候了，可是主席还没有回来。住地工作人员打电话问主席办公的地方，回答是主席下午4点半已出去了。问罗瑞卿、杨尚昆，他们也不知道。7点钟了，主席还没有回来。罗瑞卿和杨尚昆急忙赶到刘庄，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谁也说不清楚。他们担心主席外出去偏僻的地方，遇上意外的事故，又无法与家里取得联系。那时没有随身带的通信工具。罗瑞卿、杨尚昆估计主席会到哪几个地方去，赶紧派出几路人马去寻找，同时又打电话到几个公安执勤点查询。时间到了晚上8点多，还没有主席的踪影，也没有任何消息。罗瑞卿、杨尚昆急得团团转，头上直冒汗。不知道主席到底去哪里了，路上会发生什么问题，万一有个什么长短，这天大的责任谁能承担得了！这次罗瑞卿随毛主席来杭州，直接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罗瑞卿在公安机关向来以自身作风严谨，对下级要求严格闻名。对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更是一丝不苟，哪怕一点小小的差错，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今遇上这种情况，怎么不叫他万分焦急和提心吊胆。
　　那天晚上的事情的确很意外，不仅搞得罗瑞卿、杨尚昆很紧张，而且搞得我也十分紧张和疲惫不堪。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这天下午，时间已到4点半，主席从办公室里出来，对我说：“老毛病又犯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我们出去走一走。”
　　天已晚了，到哪里去比较合适？主席的习惯是说走就走，不容迟疑。我脑子里迅速思索着，决定到钱塘江边上的钱江果园去。那里的梨花已经开了，地势比较平缓，山坡不陡，路也不太远，转一下回来吃晚饭还来得及。
　　我们一行数人立即陪主席乘车来到钱江果园。主席健步走上北边的山坡顶上，回身南望，眼前是一片雪白的梨花和长势良好的小麦、油菜。空气中散发着甜甜的清香。主席显然很高兴。我在前面带路，主席在后面走。我知道主席走路有个从不改变的习惯，就是不走回头路。所以我从山坡的西侧带主席上坡，准备从山坡东侧带主席下坡。这样我们在果园转一圈出去，估计6点钟就可以回家了。
　　主席知道了我的意思，停住了脚步，朝我笑笑说：“要回家？还早呵！你们不累吧？继续往前走。”说着，他迈开大步朝狮子峰方向走去。我们不知道他还要走多远。他在前面快步走着，我们只好在他后面紧紧跟着。到了狮子峰山顶，主席才歇下脚来。这里是狮峰龙井茶的产地，在坡地上，一层层，一片片，远近几千亩茶山，在早春的夕阳下映得恪外清新。主席活动着胳膊，深深地呼吸着。
　　好长时间，主席又向五云山方向走去。这里太阳快落山了。我想劝主席回家，但主席不走回头路，往前走，路还长着呢。我心里暗暗着急。五云山是这里最高的一个山峰。海拔近400米，上了山，主席伫立山顶，举目远望，一览众山小，这时太阳已落山了，西边的天上映出大片彩霞，南望钱塘水，滔滔东去，东眺西子湖，平明似镜。五云山顶有一个庙，主席和我们在庙前拍了一张照。相一照完，天似乎立刻暗下来了，大家还想再照几张，就来不及了。我催主席抓紧赶路，因为下午主席出来家里不知道。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了，还不见主席回家，他们肯定要着急。可是主席说“不忙”。他点上一支烟，悠悠地吸着，看着五云山下暮色苍茫，峰峦起伏，烟云缭绕，几处农户亮起了电灯。现在已是农民收工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主席还不想走。不知是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或者是在酝酿一首诗词。
　　这里我们大家感到有点累了，渴了，但主席丝毫没有疲劳的表示，下了五云山，仍然大步往前走着。这时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既不能走回头路，也没有地方绕近路。过了五云山只有往天竺山方向走去。北京来的几位警卫干部不知道我们走在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走去，他们已辨不清现在的方位。我虽没有到过这里，但我知道大体方位。出于对警卫工作的敏感和警惕，我和他们一样，内心感到很是紧张和不安。四周是荒山野岭，走的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有的被水冲了，根本无路可走，加上天已全黑了，我们几乎在摸黑行进。不一会，前面真的无路可走了。我说，“主席，不行，前面没有路了。”主席说：“鲁迅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这里没有路，我们给杭州人民走出一条路来。”主席的个性是从来不怕任何困难，越是困难越要挑战。他加快步伐往前走去。我赶紧上前去。越过几道被大水冲成的土坎和乱石，接着是陡坡。由于树长得茂密，连星光也借不到了。主席两手搭着我肩膀，我凭脚底的感觉，一步一步探着往下走。因为是陡坡，泥土又潮湿，有点打滑。主席个头又高又大，份量压在我肩膀上，我如脚底滑倒就要和主席一起滚下山去。我挺直腰板，稳住全身，一步一步往下移动着。我思忖，主席为什么喜欢在这荒山野岭中赶夜路，估计是他在寻找战争年代昼伏夜行与敌周旋的那种感觉。
　　过了五云山，又上了天竹山，这里地势比较平缓了。荒草中的小路依稀可以辨认。主席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下稍稍休息。幸亏有个警卫员身上带了一壶水，给主席喝了两杯。这时我身上都被汗浸湿了。大家又饥又渴又疲劳。但看到主席这么大年纪了，走了这么多路，没有疲劳的表现，感到非常高兴，谁也不肯说声累，个个显得精神振作，毫无倦意。
　　这时，我赶紧叫人到上天竺的浙江省公安干校给住地打电话，告诉主席现在的方位。正在焦急万分的罗瑞卿、杨尚昆，立即赶到上天竺把主席和大家接回去。回到住地已是夜里8点半的时间了。他们为主席“失踪”4个小时虚惊一场。一到住地，罗瑞卿同志就对叶子龙和我就发作起来，批评我们不打招呼，太大意。还个别对我说：“对主席的安全，不能有半点疏忽”。
　　三上北高峰
　　三上北高峰，
　　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
　　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
　　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飘下，
　　欢迎有晚鹰。
　　这是毛主席1955年在杭州写的一首诗《五律•看山》。八十年代公开发表后，大家都说毛主席这首诗是对杭州的湖光山色的赞美。如果光从字面上看，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实不然，主席是在批评我们警卫工作。主席对我们在搞警卫工作中脱离群众的做法十分不满，用写诗词的方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主席三上北高峰，都是他第一次来杭州那段时间。根据主席不走回头路的习惯，这三次我们分别从北高峰的正面和东、西两侧爬上去，再从不同方向下山的。主席为什么对北高峰特别感兴趣，连去三次？我分析是北高峰是杭州近郊最高的山峰，主席喜欢登高望远，站在北高峰顶，放眼远眺，湖光涟艳、山色空朦，涛涛钱江、烟波浩茫。主席诗人气质，对这景色的感受肯定和常人是不大一样的。
　　社会上有人传说，一些小报过去也捕风捉影，说主席在北高峰的庙里抽过签，说他有帝皇之相。那是胡编乱造。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我陪主席去北高峰，是从北高峰的正面即灵隐后面，经上天竺过韬光寺上去的，李敏和毛远新也跟去了。当时他们还都是小孩子，对在天竺庙里有人抽签算命感到很新奇。主席上山热了正在擦汗。毛远新、李敏跑来对主席说有不少人在庙里抽签算命的事。主席说，这是一种迷信活动，等你们长大就见不到了。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试一试，若干年后你们就体验不到了。主席这句话的意思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这种封建迷信活动很快就要取缔掉了。他是让孩子们作为生活体验去接触一下这种东西的。
　　另一件有趣的事，当时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高岗，1953年10月来杭州，我陪他去玉皇山时，他真的在玉皇庙抽了签。是个上上之签，说他是大富大贵之人。他感到非常高兴。可是不到一年，因高饶反党集团的阴谋被揭露，他不久就自绝于人民，成为历史的罪人。
　　第二次登北高峰是从玉泉经凤来亭过桃花岭上山的。往留下方向下来时天色已晚，望见村烟缭绕，正是农家点火做饭的时候。我们下山路过一户农舍，只见门户紧闭，不见一人。尽管这种情况事先我就知道，此时我心中仍就觉得有些矛盾和不安。主席外出，既要确保绝对安全，又要能够接触群众，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关系，我们在工作中不断努力和探索，但离主席的要求还是很远。主席和我们站在农舍旁的几棵大松杉下休息。这种松杉不仅长得高，树冠大，冬天不落叶，春天长新叶，掉老叶，风一吹，树叶纷纷落下。主席站在树下闷声不响，似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准备挨主席的批评。这时，忽然从房后跳出一只大公鸡，它见人也不害怕，迎面向我们走过来。这时主席笑着对我说：“厅长，厅长，你把群众管住了，却没有把大公鸡管住。是这只大公鸡不听你管，还是你管不住它？我们到这里，没有群众欢迎我们，还有大公鸡欢迎我们呢！”
　　主席用这种风趣的方式批评我们，对警卫工作脱离群众表示不满。
　　主席第三次上北高峰，是从留下老东岳上去的。那条路是石板铺成的，年代久远，多有破损，路面长满杂草，但相当陡，两旁没有树木。已是三月中旬，那日天气晴好，空气有些闷热。登山时身上微微出汗，主席敞开衣裳，手里拿了把扇子。由于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浙江又是蒋介石的老巢，敌人的破坏活动很频繁。中央指示公安机关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因此，我们对主席的警卫工作也特别小心。为保万无一失，在主席活动经过的地方，我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那天上山前，我们事先派人对游人做了疏散和布控。主席一路上见不到群众，他很不高兴，也不啃声。那首《五律•看山》的诗歌，我估计就是那天打的腹稿。
　　主席在诗中写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远望杭州一座城，不见杭州老百姓，在北高峰上，只看到“飞凤亭边树”，吹到“桃花岭上风”，凤来亭，桃花岭，原名飞凤亭，桃源岭，主席在诗中把它名称改了。这些地方本来是人们来往休息的地方，但此时却见不到群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两句，意思是冬去春来，杭州西湖更美。他记得二上北高峰时，在大松彬树下休息，春风吹来，“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鹰”，在门户紧闭的农舍旁，只有一只大公鸡来欢迎他。主席由此感受到一个领袖人物，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从现实生活中到思想上、感情上，如果不能和群众紧紧在一起，以致脱离群众，远离群众，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毛主席的胸中时刻装着广大人民群众，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我们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翻身，他奋斗一生，奉献了他的一切。共产党执政后，他对党内一些干部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深恶痛绝。我们在搞警卫工作时，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在安排他去的地方，有时搞了一些诸如对群众进行疏散、控制，甚至清场等安全措施，致使主席不能随时见到群众、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这使主席感到很不满意。几次向我们提出批评。他还说，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鱼水关系，脱离群众，就像鱼离开水，活不成了。我们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不是高人一等，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欺压群众。这里有个立场问题，也有个感情问题。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牢记，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
　　毛主席时刻不忘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和主席在一起，听他日常的谈话，无论抓住一件什么事情，他都会引出一番深刻的道理来，让你不知不觉在接受他的谆谆教诲。记得是主席第一次来杭州时第二天，他对我说要出去走走。我就陪他去云栖，就是陈云同志后来题词“云溪竹径”这个地方。我们从入口处一直走到最里边。这里环境幽静，满山修竹，溪水潺潺。主席在繁忙工作之余，到这里走走，非常高兴。我走在前面给主席带路。主席走路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抬头挺胸，双目远视，不看脚前的路面。那管脚下坑坑洼洼，也不理睬，只管跨着大步往前走。当时路高低不平，长满杂草，路中央还有一堆粪便。我怕主席只管抬头走路踩着粪便。我提醒他，“主席，当心前面有粪便。”主席停下脚步朝我笑着说：“你大概不是贫下中农？”我说，“我是中农。”主席说：“你过去没有干过农活吧？”我说：“小时候在地里干过轻便活，重活没有干过。”主席说：“怪不得你害怕大粪。农民看到了就会把它捡起来，拿回去当肥料，给庄稼施肥时还要用手抓大粪。在路上看到大粪有什么好害怕的？”主席说的是一件平常小事，像是在跟大家开玩笑，但又意味深长，他时刻不忘劳苦大众，借用各种机会教育我们要保住革命本色，不要忘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
　　记得还有一次主席又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提出要去爬山。我们准备去爬玉皇山。那时玉皇山下有滑杆，是给上山游客乘坐用的。主席在杭州爬了那么多次山，从来不肯坐轿。主席不愿坐轿，我们悄悄从留下驻军那里调来两匹马，主席爬到中途累了让他骑马上山。主席见后面有两匹马，就问是干什么的。知道我们的用意后，又很不高兴，说是我爬山还要去部队调马，那像什么话。命令我们立即把马送回去。
　　主席登山不坐轿，中央的老同志来杭州登山也从不坐轿。记得为此事有关方面专门请示过毛主席，他说，老同志爬山，轿子不要坐了，爬不动了，可以休息一下，慢慢爬。坐轿子上山，群众影响不好。
　　不久，玉皇山下抬游人上山的轿子，被杭州园林管理部门取缔了。
　　毛主席在浙江调查研究
　　毛主席多次来杭州，总是用大量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的领袖，而他却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中普通的一员。
　　解放初期，浙江和全国一样，是国民党丢给我们的一个烂摊子。浙江又是人多地少的省份，不仅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耕作管理方法落后，而且旱灾、水灾、风灾、虫灾连年发生，粮食产量很低，全省农村有三分之一时间严重缺粮，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全国农业生产情况也很差。这对农村的稳定和新政权的巩固是个很大的问题。毛主席对此忧心忡忡。他反复对我们说，共产党打江山，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解放前浙江是个缺粮省，今天我们一定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首先让老百姓吃饱穿暖。
　　毛主席不仅多次找省里领导了解农业生产情况，还亲自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1954年初的一个早晨，主席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他说去新登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天刚蒙蒙亮，人们还在冬天的睡梦中，主席和我们随行人员分乘四辆轿车来到新登。下了车，我们一行又步行了三华里。那时天气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脚踩在路面冰牙子上，格格作响。主席手拿着一根竹杆，健步走在前面。路旁出现了一个自然村。我请主席戴上口罩。主席便大步进了村。这个村有十多户人家，大多姓王，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因此名叫王家水碓村。53年初，这个村的大多数农民自发组织了农业合作社。在村口，主席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呱，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的王关林家走去。
　　主席亲切地问了王关林的姓名、年龄、家庭出生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主席又十分仔细地问了“农民是不是都是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帐？”等问题。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主席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告诉主席：“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莰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主席了解了连作莰稻插种时间与方法后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由于主席戴了口罩，王关林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和他亲切交谈的人就是毛主席。王关林家门前人越来越多。我催主席可以回去了。主席说“不忙。”他又向大家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回答都和王关林说的差不多。主席和农民在一起交谈，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就像久别的老农回到老家。临走时不少干部群众拥着主席送到村口。直到二十年后，王家水碓村的农民才知道，那年冬天到村里来调查合作社的大干部就是毛主席。
　　离开王家水碓村，在回来的路上，主席对我们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他还说，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
　　毛主席日理万机，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国家建设的根本大计。旧中国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国民党蒋介石热衷于打内战，搞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广大人民过着衣食无着的贫困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共产党向人民许下的诺言，尽快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使新中国富强起来，使之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再也不受人欺侮了，中国人再也不是东亚病夫了。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也能办到，外国人办不到的我们也要办到。毛主席不仅发出豪言壮语，而且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停地奋斗着，苦苦地探索着。我们亲身感受到主席为了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及早解决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他老人家确实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五十年代，他来杭州工作期间，还先后去过萧山、德清、绍兴东湖农场、杭州郊区等地农村，听取当地领导汇报，亲自走下农田，步入农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主席身居高位，始终保持艰苦深入的领导作风，深深激励着那个时代的广大干部。主席搞调查研究，不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他说“别人吃过的馍不香。”就是听汇报，也不要你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汇报。主席问，你回答。主席问得很具体，要求你回答得也要具体。如果具体问题回答得不清楚，主席就会说：“领导干部一定要熟悉情况，多搞调查研究。我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尤其是一把手，每年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主动权。”因此，主席在浙江每到一地，要开座谈会之前，我总是事先把要求告诉参加对象。这确实是检验干部的好办法。那些平时工作作风艰苦深入的人，听到主席这个要求时感到很踏实，不管主席问什么，在他领导那个范围内都心中有数。而平时作风浮夸的干部此时就会急得满头大汗。主席开座谈会时，一边问，一边记，还和大家一起开展讨论。还把参加人的姓名、籍贯、家庭、经历等情况都问清楚，问的内容很具体。主席平易近人，语言风趣，参加座谈的人，开始时都有点拘束，但很快气氛就活跃起来，随着主席的思路大家把话匣子自然打开了。因此，每次座谈会主席的收获都很大。
　　1956年初，毛主席还在杭州召集9个省委书记开会，了解农业合作的情况，将《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重编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毛主席还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对一些文章写了按语。其中浙江农业合作化的七个典型材料，毛主席写了按语，向全国推广。
　　1957年反右斗争后，党内出现了不正常现象，许多领导干部不敢讲真话，对一些明知不切实际的做法也不敢提出批评意见，大跃进的悲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幸而主席很快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迅速采取措施，及时扭转了错误倾向。
　　1959年8月2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说，主席在庐山会议结束后途经金华时要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座谈会。我立即赶往金华准备迎接主席并确定地委和兰溪、永康、金华、诸暨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是当日下午5时进行的。在主席专列上等候的5位地、县委负责人，个个非常紧张和激动。我告诉大家见到主席和汇报情况时要注意的事项。5点正我带他们来到主席办公车厢。这时主席已在车厢门边等候了。主席见地、县委的几位同志傻愣愣地盯着他看，就主动伸过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坐下后，我逐个向主席作了介绍。主席在纸上一边记，一边问每位同志年龄、籍贯，何时南下，生活是否习惯。主席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使大家紧张了半天的心情放松下来。
　　在座谈会上主席问得最多的是农业生产问题。主席问得十分具体，开始大家回答问题有点迟迟疑疑，主席显然感到不满意，他加强语气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讲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在主席鼓励下，县委书记们讲了不少实际情况。如汇报到生产指标过高时，主席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当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主席严肃地指出：“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当汇报到群众对公社搞一平二调、生产队办食堂有意见，大家从食堂打回去的东西，回家还要重新烧，浪费人力物力。主席又问了其他县委书记，回答都是同样情况。主席说：“群众不愿意办食堂，就应当解散。”主席还说：“集体的东西不能随意调拨，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互通有无。”我把主席的谈话内容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汇报，当时省委领导有点吃惊，没有对主席的指示进行讨论。
　　主席还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山，“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马蕴山搔了一会头皮说，“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主席说，“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大家对主席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深为叹服。主席接着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随后，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主席离开金华北上，随即又找了诸暨、萧山县委的领导了解农村和生产情况。此前，主席在庐山下来经上饶时，也召集过地、县委负责人座谈会。他有针对性地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实际情况。主席回北京后不久，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主席给全国农村生产队以上六级干部的一封信。很快，大办食堂，不切实际的生产高指标，基地干部浮夸作风等问题得到了及时制止和纠正。
　　主席注重听取正面意见，还特别注重倾听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搞清原因，研究对策，主席向全党发出号召，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之年。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和全国人民一样艰苦生活，还把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分成三个组，分别到浙江、广东、湖南农村搞调查研究。规定每个工作组要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大队和一个最差的生产大队。田家英率领工作组到浙江。毛主席就住在杭州。并要求半个月后到广东会合，向主席汇报。然后深入调查工业。由于全党刚刚经过反右倾，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要对当时人民公社、大跃进提出实事求是的批评意见是极其不容易的。尽管如此，工作组的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了真实情况，即造成农业大量减产、饿死人的原因，不是天灾，也不是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造成的（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浙江杭嘉湖地区是鱼米之乡，这两年没有自然灾害，但粮食大面积减产。事实深深触动了毛主席。这次调查工作从1961年初开始一直到5月份结束。在这段时间里主席时常听取汇报，采纳工作组提的许多重要意见，并对工作组特别是田家英同志的工作表示称赞。接着主席亲自主持了两次郑州会议，在会上主席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的原因，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求全党干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工作中避免再犯大的错误。
　　席面对困难局面，头脑十分冷静，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事求是，及时纠正错误，统一思想，调整政策，国民经济困难的状况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主席为什么喜欢住杭州？为什么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主席在杭州酝酿作出的？除了杭州自然环境好，对警卫接待工作满意以外，据我的观察，从主席日常言谈中，他虽然没有公开表扬浙江省委领导，但对浙江的整体工作是满意的。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浮夸风十分严重的形势下，浙江的工作是努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头脑是比较冷静的，作风是扎实的。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是高涨的。主席在调查研究，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是可以深深感受到的。浙江提供的经验，干部群众反映的问题，无疑让主席感到特别富有价值的。
　　这里有两件事是值的一提的：一件是1957年12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时，要叶子龙通知华东地区的省、市负责人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何庆施、叶飞和周总理，阅签《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并亲自与这些同志和浙江省委的江华一起座谈。23日下午，又约江华、田家英谈浙江省委报告的修改问题。报告作了一些修改后，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于同年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全胜》为题，发表了报告的全文。再一件是1961年7月17日晚，毛主席在杭州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了出席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代表。两件事，都给浙江广大干部、群众极大的鼓舞与鞭策。
　　酷爱读书的毛主席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他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书不离身，手不释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这样。主席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谈古论今，皆成文章。我有幸能经常聆听主席的教诲。他同我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读书和学习。
　　一次，我陪主席去爬玉皇山。那时山顶上的庙里有周武王、姜太公和哪叱、玉皇大帝等塑像。都是历史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主要人物。主席看了问我：“你《封神演义》看过没有？”我说：“在家读中学时看过。”“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我说：“纣王宠信妲妃，乱了朝政。”主席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主席又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被我们打败了。”主席博古通今，为我所用，随便抓住一个话题，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主席还问我，“你看过《三国演义》吗？”我说，“在济南读书时看过。”主席又问：“你知道关羽姓什么？”我随口说：“姓关。”主席说，“不是，关羽原来不姓关，也不叫羽。因为关羽生性仗义，在家乡杀了人，被官兵追捕。他逃到潼关，但出关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为了安全，他便指关为姓，以羽为名，比喻自己像鸟一样飞出潼关。所以后来就叫关羽。”主席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特地查阅了鲁迅写的《古代小说史考》，也问了历史学家，都没有说清楚。关羽原来到底姓什么，至今也不清楚。
　　那天我们在山上吃的素斋，但菜端上来时主席看到多是鱼呀鸡呀的，他问我，“怎么又吃荤菜，不是说好吃素斋吗？”我说：“主席，这是素斋，全是蔬菜做的，样子像鱼和鸡。”主席吃得很高兴，他是平生第一次吃这样的素斋。
　　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每当历史的重要关头，他都十分重视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正当我国革命战争取得基本胜利的重要时刻，毛主席及时指出，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当时，我们各级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学习城市管理，学习经济工作，很快地恢复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经济建设，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又没有现成的“本本”。路子怎么走？办法在哪里？这是摆在每一个领导干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年冬天主席来杭州，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来寻找。他多次讲我们党认识和掌握中国民主革命客观规律的历史经验，反复教育我们要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经济，学会经济建设的本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比较正确地处理各种比例关系，从而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
　　毛主席一生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建设，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一光辉业绩，是同他勤奋读书，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毛主席读书是很勤奋的，可以说读书成了他的“一癖”。他睡的床与众不同，一边堆着各类书，一边是睡觉的。他的办公桌、休息室，甚至洗手间里，都放着书。毛主席初来杭州时，我不熟悉他的读书习惯，给他整理书籍。毛主席看到后，立即来阻止。他说，书是要读的，不是装璜门面的。有些人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想抽出专门时间读书是不多的。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页一段，多方便啊！
　　有一次，我们陪同主席去绍兴游东湖，主席一路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红楼梦》，结果湖未游成，评书到谈了两个小时。
　　据我所见，主席读书非常认真，常常在书页中圈圈点点，作旁注眉批，写评论。毛主席读书很多，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真是博览群书。还向我们讲了唐代杰出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勤奋治学的精神。他说，韩愈的《进学解》是篇好文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很有道理的。要获得精深的学识，就得靠一个“勤”字。
　　毛主席还讲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说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如《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中国状元写不出好东西，好的文章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穷秀才写出来的。
　　毛主席还以杭州西湖的六和塔作比喻，说明做学问先要打好基础，然后“再一层一层地叠起来”。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和比喻，对我们教育是很深的。毛主席在繁忙的岁月里，还那么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毛主席读书，很重视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常常用孟子的话来启发我们：“心之官则思”，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大脑是加工厂，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他还对我说，住在北京出不了好东西，要经常到下面去，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调查实际情况，呼吸新鲜空气，为“加工厂”收集原料。所以毛主席十分重视把读书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他经常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作调查。毛主席在我们浙江，视察过许多地方。在杭州小营巷，他走进普通居民的家，详细询问街道卫生和群众生活情况，在省农科所，他扶犁耕地，很有兴趣地听取对农机科研工作的汇报。在省军区后勤部的油库里和金华驻军的连队里，他和解放军战士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成长。在富阳新登、萧山西兴，他下田察看水稻、蚕桑、络麻、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设想如何发展农业生产问题。在金华双龙洞水电站，他仔细察看水电机组设备，热情赞扬工人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列车车厢里，他接见金华、兰溪、永康、诸暨、萧山等县委书记，向他们调查有关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问题。在杭州住处，他亲自提名请上海的几位著名专家和教授，来杭州共议大政方针。毛主席这种不耻下问、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毛主席勤奋读书，但不迷信书本。他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958年，我国出现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
　　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快觉察到这方面的错误，并且着手予以纠正。在这重要历史关头，1958年11月9日，毛主席在郑州写下《关于读书的建议》这一重要信件，指出：“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市、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同志们。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理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
　　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带头读书。毛主席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一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在杭州住处，毛主席及一些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一起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他们联系当时我国经济的实际，读一段，议一段，有分析，有批判，吸取有益的，扬弃错误的。
　　在一次学习会上，他说，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我们领导人民群众闹革命，搞建设，根本的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后来，我陪主席散步时他又对我说，中国革命就是：制造舆论，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变所有制，发展生产力，做到民富国强。在这期间，毛主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坚持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原则。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提倡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要大家多学点科学知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下，我们各级干部掀起了读这几本书的热潮，使大家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违背客观规律就会碰钉子、受挫折；只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记得1959冬和1960春，在党内有重大意义的读书活动。毛主席主持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读书地点在杭州丁家山。还有华东地区省、市委书记也参加。对上述的几本书边读边议，主席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田家英负责记录整理。由于长期工作关系，我和田家英很熟悉，他经常把整理好的主席讲话拿给我看。我看了有时把主席讲话要点摘录下来，觉得这是我学习的绝好机会。想不到在文革中成了我盗窃党和国家机密的重大罪状。
　　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毛主席不仅重视正面经验，而且十分注意反面的经验。1957年，毛主席在杭州接见外宾，在外宾未到之前，他问我，你犯过什么错误没有？因为问得突然，我有点惘然，回答说：政治上的错误没有犯过，工作上的错误恐怕不少。主席说，你没有犯政治上的错误，这就是你的缺点。我说，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犯错误，中央发了文件，我们都认真学习了。主席说，那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毛主席接着说，只有正面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接受反面教育。人不要怕犯错误，比如小孩子学走路，摔跤就是犯错误，可是不摔跤就学不会走路。人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只有接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是全面的。毛主席的这段话，至今还铭记在我心中。
　　毛主席爱听京戏
　　主席工作之余的活动时间很少，内容也很单调，除了爬山，还有游泳，通常是在南屏游泳池，晚饭后游上个把钟点。夏天还游钱塘江。夏季时钱塘江水深流急风大，但主席喜欢大江大河，大风大浪。我陪主席游钱塘江，他每次都是兴致勃勃，风浪越大，他越高兴。
　　星期六的晚上，通常情况下，主席也参加在住地举办的舞会。江青也来，她各种舞都跳得很好，在舞场上她是当然的舞星。主席跳舞很随意，只是跟着舞伴随着曲子走步。他总是到得最迟，离开最早。主席的办公时间在晚上，每天有很多重大事情在等他处理。
　　主席没有什么闲暇和个人爱好，听京戏是他最大的乐趣和精神享受了。当时所有京剧名家的唱片，他这里都有。主席爱听京戏，吃饭时，我们就放上两段，还可以让他的脑子放松一下。主席极少参加观看京剧名家演出，生怕打扰别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搞了一些唱片，平时没有功夫听，也就是吃饭时听上几段。主席有一个特点，干什么都很投入，听戏也一样，高兴时还跟着唱片哼上一段，有板有眼的，唱得真不错。主席最爱听老生戏。尤其是言、马、谭、高老生四大派的戏，他是常听不厌。如言菊朋的《卧龙诸葛吊孝》，马连良的《借东风》，谭富美的《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高庆奎的《逍遥津》，他都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
　　主席在北京几乎不看戏，来杭州期间在杭州饭店小礼堂看过几次戏。看过小七龄童的《追韩信》。在看宋宝罗的《朱耷卖画》时，宋宝罗一边唱，一边画大公鸡，一段唱毕，一只大公鸡也画好了，当场送给主席。主席还看过越剧《双下山》，婺剧《吕洞宾戏牡丹》。主席还说，这两个剧种都不错，应当好好提高和发扬。婺剧本来是金华地区的小剧种，没有什么影响。1962年进京参加了全国地方戏会演，还得了奖，从此名声大振。
　　主席知道我也喜欢京戏。一次在从杭州去江西的火车上，我陪主席吃饭，放京戏唱片，是筱爱茹的《辕门斩子》和《二进宫》，主席很爱她的老生戏。主席问我，你熟悉筱爱茹吗？我说在济南读书时，星期天经常跑去看她的戏。她是济南戏曲学校的老师，很有名气，也很爱国，日本鬼子侵占济南后，她就是坚持不上台唱戏。她有抽鸦片的坏习惯，后来听说病死在滕县。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惋惜。
　　还有一次我陪主席去上海，他想听京剧言派的戏。当时言菊朋已去世，言少朋又不在上海，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没有别的办法，找来一位言派的票友唱《卧龙吊孝》，这个票友长得很胖，扮相不像诸葛亮，唱得也一般，但主席一直看完了才走。
　　主席不仅爱听京戏，还懂戏，对京戏有不少研究。特别是对京戏人物上场下场，锣鼓点子时间太长很有意见。他说上场就那么几个动作，按按帽子，捋捋胡子，摆摆水袖，用那么长时间。下场呢，连抬轿子的轿夫都下场了，他还一步一摆的慢慢走下去。而且骑马也是那个台步，走路也是那个台步。
　　《苏三起解》中唱道：“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到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其中那两句台词，“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主席说，意思不通。苏三既然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在大街前？应当是“苏三离了洪洞监，将身来在大街前”，或者是“苏三要离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才通。主席说得是完全对的。可是至今这两句台词仍然还是那样唱的。
　　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头上唱：“城外的街道打扫净，准备这司马好屯兵。诸葛亮无有别的敬，早买定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到此就该把城进，为什么犹疑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左右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埋伏又无有兵。这“又无埋伏又无有兵”，主席说，“兵”和“埋伏”是一个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应该是“内无埋伏外无救兵”或者是“既无埋伏又无救兵”，不能说“又无埋伏又无有兵”，这句话不通。
　　主席讲《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像杨延昭这样的官在家时也穿紫罗蓝。而且他穿白袍同戏里唱的内容也对不起来。八千岁向杨延昭讲情时唱：“那时节不是我将你来保，焉有你今日里玉带袍。”杨延昭唱：“那一阵我杨家得到关照，论功劳才挣下这玉带紫袍。”这个事我后来还专门作过考证。文革中岳飞庙拆了，岳飞像砸了，文革后群众强烈要求重建岳飞庙，重塑岳飞像。我请杭大历史系教授查一查当时历史，岳飞应当穿什么衣服。他们说，应当穿紫罗蓝。岳飞和杨延昭都是宋朝的一、二品官，应当都穿紫袍。可是不知为什么，如今上演的《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还是穿白袍。看来成了习惯了的东西，即使错了改也难。
　　记得1959年3、4月份，毛主席来往于沪杭之间，并于4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刘庄、汪庄还未改建好，主席办公、休息都住在南屏游泳池。一次，我陪主席游泳后吃饭时，他因为知道我喜欢京戏，在山东根据地时还演过京戏，在《黄鹤楼》中扮演周瑜。就问我周瑜是怎么死的？我说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他说，不对。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是被孙权气死的。孙策死后，他的老婆大乔年纪很轻，住在后宫很寂寞，因此大乔经常请小乔去陪她，有时周瑜也陪小乔去后宫看大乔。他去的次数多了，在后宫留的时间又长，孙权因此对周瑜很有意见。但又不能当面讲，就处处刁难他，给他脸色看。再加上军事上不断失利，一再败给诸葛亮。孙权对他的看法更大，脸色更难看。周瑜是个十分高傲，器量又小的人，哪里受得起这种屈辱，忧郁成疾，不久就病死了。
　　毛主席视察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毛主席在杭州饭店接见外宾后，将离杭赴广州。中共浙江省委的同志去杭州饭店等候，看主席有什么事要说吩咐。当时全国正在推行消灭“四害”的卫生运动。毛主席突然提出看看杭州市的卫生。这时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说，小营巷的卫生搞得最好。毛主席接着说去看看。此时，毛主席的一些警卫和工作人员已提前出发去览笕桥机场。在他身边只有我、叶子龙等几个人。我立即告诉杭州市公安局长易成铸去部署，并通知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同志到场。在路上，我要司机有意识地把车开得慢一些。
　　小营巷居民区住着200多户居民，房屋比较陈旧，大多是太平天国时期建筑的，一个不大宽阔的墙门里往往住着十几户人家。解放前这里卫生条件极差，人们都说那时的日子是“荒年缺柴米，丰年少棺材。”解放后，小营巷居民摆脱了贫困和传染病的缠绕，“讲卫生、爱清洁”蔚然成风，成了杭州市卫生先进单位。
　　车子一到小营巷，毛主席下车，便走进一户人家。主人不在，有一个小孩在，主席说：“我来随便看看。”小孩开始未反映过来，主席顺便拿起小孩的课本来翻。这时小孩认了出来，说：“您是毛主席！”主席笑了，反问道：“你看我像吗？”小孩说：“您是毛主席！”并转身到门外喊“毛主席来了！”这一下，人群就涌过来了。主席连续走进了三个墙门，里面是上百户居民的住宅，和无数群众。还走进了十户居民共用的灶头间，和几家居民的住房，向居民了解日常生活和察看卫生工作情况。主席还在一个军属家小坐，看了当日的《杭州日报》，拉了家常。又看了居民俱乐部的墙报和一个菜园子。
　　此时，小营巷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毛主席来了，大家都奔到巷子里来了，把门墙外围得水泄不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心里不免有点着急，催主席赶紧走。主席说：“还早嘛，别急。”主席在人群簇拥着走出大门，大门口的人群响起一片吹呼声。好几位胆大的年轻人伸过手来和主席握手，主席立即把手伸过去。有一位白发老人想挤过来和主席握手，主席赶紧走上前去握住白发老人颤抖的手。那老人感动得流下眼泪。
　　主席上了车，挥手向群众告别。人们主动地让出道来，高呼“毛主席万岁！”不住地欢呼着，直到远去。
　　主席到小营巷视察，由于很突然，无论是卫生工作，还是警卫工作，事先都来不及准备和布置。看到的都是和平时一样的真实情况。警卫工作看是仓促上阵，但由于预案周密，基础扎实。我陪主席一边上路，一边调动警力迅速到位，点和线上的重点已不动声色地控制起来，确保主席的安全。在群众没有事先组织情况下，整个场面热烈而有秩序，人群拥挤而不混乱，居委主任和卫生组长，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就主动给主席带路介绍情况。这些都让主席感到非常满意。
　　离开小营巷，主席又到浙江农科所观看双轮双铧犁的操作表演，并亲自试用了这台农具。主席向该所所长询问了农科所的工作情况，并指示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进行农具的研究工作。随后，主席乘飞机去广州。
　　后来主席从广州乘飞机回北京时，空中遇到雷阵雨天气，飞机中途迫降，非常危险。此后，中央作出决定，为了保证主席绝对安全，他外出时不再坐飞机，而改乘专列。
　　毛主席视察钱塘江堤
　　钱塘江，在全国来说算不上大江大河，但在浙江是最大的河流，可以说是浙江的母亲河，它的支流，布满半个浙江。钱塘江源出安徽省休宁县西南怀玉山脉主峰六股尖（高1629.8米）东坡干流向东经屯溪、歙县等流入浙江。钱塘江在出口处，因其独特的喇叭形和巨大的拦门沙坎、形成了天下奇观“钱塘潮”。
　　1954年1月下旬，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一天，他对叶子龙和我说，要去看钱塘江。我当时以为毛主席要去观潮，就说了句，现在不是看潮的时候，毛主席即说，不是看潮，是去看江堤。我立即要杭州市公安局易成铸去调查勘察选好地段。记得第二天下午就去了。是日，天气比较凉，毛主席穿了件大衣，我们的车子沿杭沪公路过杭州七堡(具体地址已记不清)就停下来，这里靠钱塘江堤大约只六七十米。毛主席走上江堤，沿堤坝步行了足足有一里多路。这段堤坝修得比较好，可能是在清潮后期年间修的，长方形的石块与石块之间用特制的铁条扣住。毛主席显得比较满意，但未表示什么意见。1957年春天，毛主席又提出要到钱塘江边去看看，这次我记得到余杭翁家埠附近，当时正值农村春花作物即将成熟时期，毛主席看完江堤，意犹未尽，走到公路旁边的油菜花田、麦田和桑园地观看。在桑园地，毛主席呆了好一会，才离开乘车返回。
　　同年9月，毛主席来杭州，提出要到钱塘江游泳。记得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到钱塘江游泳。我们立即踏看现场作了充分准备。同时，我们建议毛主席去海宁看潮，也得到他同意。9月11日，我们安排毛主席到海宁七星库庙观看钱江大潮。这天，好像不是农历的8月18日，潮水不是最大，但也还可以看。毛主席看了一会。回到住地，写了一首诗：
　　七绝《观潮》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当天下午，毛主席就到钱塘江游泳。我们车到大桥警卫部队驻地，乘上船，开到江中心，毛主席即下水游泳。我们都陪着毛主席一起游，逆水而上，游过钱江大桥桥孔时，浪高水急，水又凉，我们都有点担心。这时，毛主席一面游，一面笑着说，潮急一点，水凉一点，没关系嘛，这样才能锻炼人的意志呢！这次游了将近二个小时，到闻家堰才回到船上。以后又去游过三、四次，记得有一次，陈毅副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外事工作后，陪毛主席一起去游泳，每次都游过钱江大桥到六和塔上船回住处。
　　毛主席在杭州会见重要外宾
　　 杭州，也是毛主席会见外国党政、议会领导人及国际友人最多的地方之一。从1954年到1963年，我在浙江负责警卫接待工作期间，毛主席会见的重要外宾就有二十二次（批）之多，他们是：
　　1954年1月7日，在84号一幢平房里，当时是毛主席起草宪法的办公地方，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费•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院土。
　　1957年3月21日，在杭州饭店会见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及随行人员；
　　同年6月，在刘庄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伊•米高扬等一行；
　　同年12月14日，在杭州饭店会见了缅甸联邦副总理吴瑞巴、吴觉迎分别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
　　1958年1月2日，会见了也门王国王太子、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塞弗•伊斯兰•穆罕默德和随行人员。
　　1960年3月18日，在杭州饭店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毕什韦什瓦•普拉萨德•柯伊拉腊和夫人一行；
　　同年5月21日在南屏、13日在汪庄两次会见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一行六人，14日又到杭州饭店回访了金日成首相；
　　同年6月7日，在杭州饭店会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哈奇•列希一行。
　　1961年2月8日，在南屏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
　　同年4月28日，在杭州饭店会见了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一行；
　　同年4月25日，在南屏会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
　　同年4月28日，在杭州饭店会见亚洲、非洲七国外宾一行；
　　同年5月21日，在南屏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的秘密来访；
　　同年8月16日，在汪庄会见并设午餐宴请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格鲁玛一行，当晚又到杭州饭店回访了恩格鲁总统；
　　同年8月18日，在汪庄会见了巴西合众国副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一行；
　　同年12月5日，在汪庄会见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议会代表团。
　　1963年1月5日，在汪庄会见锡兰总理西丽玛所•班达拉奈夫人一行：
　　同日，在汪庄会见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一行；
　　同年1月6日，在汪庄会见并宴请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侉田里见一行；
　　同年4月17日，在南屏会见和宴请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执行委员会委员曼努埃尔•若维尔•特莱斯等一行；
　　同年5月22日，在汪庄会见并宴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毛主席在杭州会见外宾时，中方多数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来杭并参加会见的；外国政党领导人来访，往往是邓小平同志陪同会见的。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在南屏会见朝鲜金日成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陈毅等领导人都在座。有几次，也分别请浙江省的领导——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委书记处书记霍立廉、省长周建人等参加。
　　对毛主席在杭州会见的重要外宾，我们的警卫工作采取内紧外松的原则，严密部署，对会见的场地，精心布置安排，反复检查落实，做到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问题。1960年5月14日晚，毛主席临时决定要到杭州饭店回访朝鲜金日成，还特别交待我和李银桥不要事先告诉金日成。当时我觉得有点为难，怕金日成没有准备，或者在休息怎么办？但毛主席说走就走，容不得我们考虑。我当即对李银桥说，我乘前卫车去，到饭店后，我先去通报，你陪主席乘电梯慢慢上来。我刚通报好，金日成起身准备迎接，毛主席已走到客厅门口。金日成对毛主席的突然回访，表现异常兴奋，有点惊讶，连声说“欢迎，欢迎”！让毛主席坐定后，亲自为毛主席点了一支香烟。
　　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给人的印象是神态自然而亲切。交谈中，往往深刻地揭示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深入浅出地阐述我国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因人而异，根据会见的对象不同，引经据典，妙语联珠，给外宾以感人的影响。有些外宾在接见前表情拘谨，非常严肃，等毛主席会见后，表现出非常轻松愉快。
　　确保领袖安全
　　主席来杭州，除了工作之余稍事休息外，主要是在这里搞调查研究，思考问题，召开重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
　　由于主席在杭州住的次数多，有时一年数次，每次有时一、二十天，有时二、三个月。因此，中央领导来杭州的次数也比较多。如周恩来来过30次，刘少奇来过10次，朱德来过12次，邓小平来过10次（文革前）。陈云同志来的次数也很多，文革前有段时间长住杭州，还有其他政治局的同志、国务院几位副总理等也常来。他们来杭州参加由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重要会议，或赶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或陪同外宾到杭州参观访问等。
　　由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来杭州次数特别多，住得时间特别长，活动特别多，因此作为浙江省公安机关所担负的警卫任务也是非常繁重和光荣的。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具有优良传统和严谨作风的警卫队伍,总结和积累了一套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尤其是在狠抓基础工作，提高安全质量上，下了很大功夫。形成了我们浙江的鲜明特色。
　　警卫工作要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重要外宾的绝对安全，做到万无一失，责任大如天。同时又要便于中央领导能够深入接触人民群众，不能只强调安全而切断领导和群众的联系。两方面不能顾此失彼，必须做到有机统一。
　　警卫工作无小事，千头万绪从何做起？首先从基础工作抓起。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开展社会基础调查，摸清社会基本情况。杭州解放后，政治和社会治安状况是十分复杂的。明里的敌人虽然已被镇压和管制，隐藏起来的敌人更加危险。从中央首长活动最多的西湖风景区来说，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治安状况就让人非常担忧。那时，全市有庙宇500余处，在西湖风景区内就有169处。主持和尚多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如虎跑寺主持赵连海便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警卫组组长。不少尼姑也是如此。各主要风景点的商店、茶室绝大部分为政治背景复杂的恶霸特务所把持营业。因此对社会治安，特别是内外宾游览西湖的安全隐藏极大的危险因素。
　　在调查摸底，做到心中有数的基础上，首先在西湖区，当时我们提出要“打扫院子，迎接客人”，清理了包括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数百人。对这些人按党的政策进行适当处理和安置。与此同时，我们对凡是主席有可能去的路线和地方，都认真进行了调查摸底，适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主席等中央领导绝对安全。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情况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搞好社会基础调查，这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各种会议上，我反复强调，警卫工作的重点是要加强基础建设。警卫工作看是被动，但我们必须做到主动。我曾在警卫工作会议上多次批评那种工作被动应付的“马弁思想”。警卫工作只有扎扎实实把基础建设搞好了，才能由被动变为主动，才能对周围情况的了解做到“清如水，明如镜”，才能确保警卫对象的绝对安全。
　　西湖区是来杭的中央首长和外宾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为了确保安全，在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做到心中有数的同时，还通过赎买的办法，将西湖风景区内背景复杂的主要商店、茶室收归国有。在风景区内建立了一百多个以做好警卫为主要目的的隐蔽职业点。挑选了数百名刚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翻身青年农民积极分子，经过短期培训，作为骨干分子派进这些职业点开展营业工作。其中由公安机关直接开设的职业点有数十个。又由这些职业点物色发展了一大批群众保卫人员。他们分布在主要风景点、交通沿线、主要道口、首长住地、店铺小摊、三轮车船、茶室、照相馆、旅店、菜馆、土特产粮果店等。逐步形成了底数清、耳目灵、情况明，单位党政干部、保卫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自觉参与群众化、社会化的警卫据点。
　　1957年4月24日晚上，在杭州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一个人去龙井，事先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又无随从。总理一到龙井，在那里担任警卫职业点的负责人朱玉林同志便主动接待，做向导陪同总理参观茶室，介绍生产情况。同时立即布置治保干部控制内部及周围复杂人员，保证总理安全。总理十分满意。多年来，总理经常陪同外宾去吃饭的楼外楼菜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总理多次称赞浙江的警卫工作基础建设搞得扎实有效。
　　解放初警卫工作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就是“一杆枪、两条腿，凭着一颗赤诚之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证首长的安全”。
　　随着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警卫工作的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提高。与此同时，中央对警卫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社会治安基本稳定，中央领导为广泛接触群众，要求在首长警卫工作中不要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但台湾国民党当局进行武装偷渡袭扰，和派遣特务潜入勾结残余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此警卫工作形式转向内紧外松、不露形踪，确保首长深入基层上来。这就要求我们警卫队伍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那时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参加警卫中央首长的人员，严守纪律，守口如瓶，长时间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家属面前也不说实情。因此，主席在杭州住了那么多次，在这里召开了很多重要会议，从来没有发生过泄密的情况。在主席离开杭州之前，社会上是不知道的。
　　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是多方面的，刚到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来杭州时总会问起一个问题，就是浙江的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是不分家的，都是由浙江省公安厅警卫部门统一负责管理的。这与其他省、市的做法是不同的，浙江警卫工作这种区别于其他省市的做法，也是历史形成的。从1952年成立警卫处开始，我一直主张警卫工作在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下，警卫、接待不能分开，必须统一领导和管理。因为警卫对象外出活动要确保安全，饮食起居也同样要确保安全，两者目的任务是完全一致的，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开来。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合在一起，它的好处不仅有利于统一领导和管理，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扯皮，精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把首长安全警卫和生活起居各项任务有机结合统一起来，从根本上提高警卫工作的安全质量。因此，这样做的合理性是十分明显的，也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一些外省市公安机关的同志，也想参照浙江的做法，但不知什么原因，思想很难统一起来。所以警卫和接待合一的体制，全国只有浙江一家，从解放初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
　　中央领导对警卫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规定省委领导“不接不送，不叫不到，不给不要”。每次主席来杭只由我和少数警卫人员去机场、车站迎接他，送到国宾馆住下。日常事务由我统一负责。省委主要领导不参加迎送，也不搞接见和宴请等客套。不准乘中央领导来浙江时提出要这要那。主席还规定，有事请省委汇报，平时不要相互干扰。主席外出时轻车简从，通常是三、四辆小轿车，不鸣警笛，不闪警灯，不张扬，不扰民。最考验警卫工作基础是否扎实过硬的是主席经常突然改变行动方向和原先的日程安排。主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接触群众，和最客观的了解基层情况。
　　为了确保毛主席、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来浙江的绝对安全，浙江的警卫工作，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我前面已讲了不少，归纳起来：
　　——建立警卫机构，选调素质好的警卫人员。
　　——抓警卫基地建设。现在西湖、西子两个国宾馆，当时叫刘庄、汪庄和谢家花园（柳莺宾馆）及南屏就属于这个性质，由警卫处直接管理；根据杭州的情况，省委还决定新建了杭州饭店，西泠饭店和花家山几幢房子，保障了接待的需要。浙江省公安厅还派出得力干部担任这些地方的领导。
　　——抓警卫基础建设。在首长经常涉足和游览的风景点等一些地方，建立职业掩护警卫网点，并定期进行培训。
　　——抓警卫制度建设。每次任务，都由我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做出部署，明确任务，各负其责；还在调查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制订了住地、路线、现场、专列等警卫方案，每次任务都事先定出方案，对饮食卫生、医疗都有预案，并反复检查落实。
　　——为了警卫工作方便，又排除多头领导，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外事工作归口我负责，我还兼任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第一书记。这一切，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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