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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转帖者：个人感觉是社科院当代史所的人写得，如果是这样这个“笑话”是闹得理所当然：关于邓的那句话，就算你不会翻墙，难道你就不知道03（或06年）的时候，刊登李锐这句话的报刊被整肃了吗？这篇报道也遭河蟹，一直到现在，这已经能说明这句话的真实性了。这个例子恰恰说明了口述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不是反之。而现今中国大陆的当代史研究过多的受了党史研究的影响，过分强调档案的重要性，可高层档案解密越多，就代表着你更了解真相了吗？我看未必~~另，我建议搞在大陆搞当代史的人要学会如何“科学”使用互联网
[/blockquote]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倾十年心力完成的《邓小平时代》一书，既是关于邓小平研究又是关于改革开放时期党史、国史研究的一本大部头著作。该书于2011[1]、2012和2013年在美国和中国两岸三地相继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发表的相关书评和书讯已不下十几篇[2]。这些书评大多就该书的内容予以介绍和评论，或褒或贬，或纠正史实。至于该书的研究方法，却甚少有人关注。虽然傅高义声明该书“是写给美国人看的，希望西方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但是该书运用的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和所体现出来的研究中国问题的视角，却值得国内学术界重视，这其中既有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的优点，也不乏我们在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
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一书运用得最突出的就是口述史学方法。他不仅参考引用了已经出版发表的诸多关于邓小平回忆录等口述文献资料，而且还采访了党史专家、高干子女、邓小平的下属官员和一系列曾与邓小平有过交流会晤的政坛首脑和商界领袖。在作者自己列出的部分采访名单中，就有国外的政要15位，在中国的采访对象近140人。在该书标注的1500多处引文注释中，绝大部分引用的是访谈等口述资料。
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首先有效弥补了文献史料不足的缺陷。《邓小平时代》一书以1978年到1992年改革开放时期历史为研究重点，分析邓小平在中国转型中的努力和贡献。虽然目前已经出版了邓小平年谱、文选以及不少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档案文献，但是就完整地再现当代历史的角度而言，目前公布的文献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作者又致力于“理解中国之事种种的细微之处”，这就不得不借助于口述资料。尤其是关于天安门事件，国内尚没有权威著作对其历史全貌作出记述和分析，傅高义所依赖的口述资料分量尤其加重，主要依据“《李鹏六四日记》”、对江泽民、姚监复等人的采访，并尽可能作了相互核证，从而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天安门事件的来龙去脉。
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中，口述者主体意识的渗透和记忆的不准确性等是无法避免的，从而导致口述史料可信程度受损，这是口述史学方法的主要缺陷。傅高义显然对这种缺陷是有充分了解的，他指出：在处理各种材料、采访对象的各种观点时，如何判定自己接触到的材料是真实的，如何判定对方的观点是可信的，这要取决于自己对背景的理解、对材料的掌握以及访谈技巧。他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努力采取了多种办法来回避这种缺陷。其一，在访谈技巧方面，他注重“要考虑问什么问题才能让人比较客观地讲话”[3]。其二，就同一件事情采访多人，如果很多人在不同的情况之下讲相同的事情，这是比较可靠的[4]。其三，注重采访国内“阅读广泛并仔细研究过可以看到的文件”的专家学者，并请诸多专家学者纠正、改正错讹之处[5]。
正是因为口述史学方法的局限，所以目前在历史研究中采用口述史料时，都必须与历史事实相对照，从逻辑推理上、相关资料研究上去判断它的价值。也就是说，需要把文献资料与口述史料相对比，使二者相互印证和补充，以便使历史记述更接近历史事实本身。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不乏这种将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相互补充、印证，从而生动、完整地再现历史过程的成功范例，尤其是“第十一章：向美国开放”这一部分，作者既运用美国亚特兰大卡特图书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冯汉柱图书馆等所收藏的卡特政府文件以及中美两国已经出版的外交档案资料，又采访了中美双方不少亲历事件的外交官员，如黄华、冀朝铸、卡特、蒙代尔、布热津斯基、罗伊等，还利用了“卡特政府对华政策口述史项目”所收集的录音，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从而使中美外交关系全面确立过程中的历史细节得以充分展现，该专题历史资料的丰厚程度超过了以往相关研究成果。
但是如果单纯将口述史料作为记述历史的唯一渠道，则很难保证历史的真实。尽管傅高义作出了种种努力，《邓小平时代》一书仍难以避免引用口述资料是否可靠的问题。例如，该书述及邓小平对第三代领导班子的支持时引用了邓小平所说的一段话，即“邓小平早先曾对江泽民说：‘毛主席当家时是他说了算，我当家时是我说了算，如果你当家后也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6]。这段话的出处，是引自朱健国对李锐的一次访谈资料《李锐谈“焦国标讨伐”：痛感始皇难绝缘》。资料的来源，是一个网址，即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0710/200710055150035.html，可是笔者当下登录这一网址，却已经打不开了。即使这一文章是真实资料，文章中的这一段话的真实性也是需要考证后才能使用的。傅高义显然没作考证就直接引用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
比较史学方法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也得到较充分的运用。首先，傅高义运用西方经典的最常用、最普通的比较研究方式，即对不同地理区域、不同国家的制度或进程作比较分析。他在十六章专门拿出一节内容，比较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改革道路，来分析为何在苏联东欧解体时，中国却能继续保持发展。傅高义一是比较了中国在地理和种族同质性上与苏联的不同之处，总结中国内在的固有优势；二是比较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改革关键问题上截然不同的选择，通过政策对比，总结出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的正确道路。这种宏观比较研究，一下子找到中苏两国的明显差别，从而达到突出邓小平卓越领导能力和总结历史规律的双重效果。
其次，傅高义把邓小平与毛泽东、陈云等历史人物作比较研究。在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比较研究中，傅高义一是注重比较作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人物的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不同领导特点，反映他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认识。他把毛泽东比喻为“浪漫幻想家”，把邓小平比喻为“务实的实干家”，来指出二者的区别。二是注重比较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之处。在“转型的中国”一章中，傅高义在整体上从对外开放、党的集体领导体制、选拔干部政策、社会转型、社会问题等方面把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作了比较。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上，国外学者普遍割裂二者关系、认为二者有本质不同，但是傅高义在这一问题的看法更客观、切合实际。他能够认识到改革开放后30年是在前30年发展的基础上开创的，如他指出：“当邓小平全面接手中国转型的工作时，也有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他接过了由毛泽东统一起来的能够有效运转的全国性政党和政府；他有很多经验丰富、像他一样赞同深刻变革的老干部共事；他上台时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其他国家愿意与中国分享资本、技术和管理，并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7]傅高义能够把握两个时代的一些一致之处，如党的领导班子体制的延续和发展，“这种领导班子体制并不是由邓小平所创，但他稳定了这种体制，使其工作更加专业化……这一基本体制被他的接班人沿用至今”[8]；又能分析两个时代在对外开放程度、选拔干部、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等方面的重大不同。他说：“毛泽东在世时中国的大门仅仅打开了一条缝。毛去世后，华国锋也接受对外开放的做法，但只有邓小平才真正打开了国家的大门，领导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这种不同时段的历史比较，既表明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又表现出了两个时期在历史变迁中的区别。傅高义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两个时代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的一致本质，但是他的比较分析对于纠正西方关于“毛泽东遏制革命的倒退趋势曾获得一定的成功，但不久即遭到对手重挫。此后，一小撮‘走资派’在党内的势力日益壮大，运用政府权力逐步强制推行资本主义道路，终于得以逆转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时至今日，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已大体完成。”[9]的错误认识有所裨益。
傅高义非常重视陈云在邓小平时代的作用，将之视为邓小平时代最关键的人物，并进行了比较研究。傅高义比较分析了邓小平和陈云性格、政策主张的不同以及在改革开放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从总体上看，傅高义认为邓小平与陈云两个人的性格不同，邓小平走得快，陈云走得小心。“陈云担心走得更快；他不愿意冒险，更倾向于遏制通货膨胀；更倾向于苏联，不愿意与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深切关系，不太愿意扩大市场的作用。而邓小平更勇于试验，向西方扩大开放，愿意走得更快一些。陈云和邓小平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陈云在落脚之前，要搞清楚每一块石头是否牢靠。”在政策主张上，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和陈云“各自代表了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上的两种不同主张，即中国应该更快前进还是应该避免冒险”，“这两种主张一直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相互交织”，也就是说都为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傅高义还考察二人不同的家庭出身和经历，分析了他们政策主张不同的根源所在。他指出：从出身来看，陈云不同于邓小平的地主家庭出身，陈云出身贫穷，当过学徒，对资本家的剥削有切身体会；从早期经历来看，邓小平在法国资本主义国家待过五年，而陈云从未去过资本主义国家，后来也没有与西方领导人进行会晤；从旅苏的经历看，邓小平去莫斯科时适逢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而陈云到莫斯科时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体制，确立了苏维埃五年计划；新中国成立后，陈云负责经济计划时，与帮助中国制订五年计划的苏联专家关系良好，与苏联领导人也保持良好关系，而邓小平领导了60年代初与苏联的论战。[10]与此同时，傅高义也指出在始终维护共产党的权威、坚持改革等问题上，邓小平与陈云是基本一致的。《邓小平时代》一书第十五章“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第十六章“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第二十一章“稳住阵脚”都集中体现了傅高义的这种认识。
应该说，傅高义对邓小平、陈云二人的比较分析所得出的看法，比西方认为邓小平与陈云的思想有着根本不同、将陈云视为阻碍改革的保守派的观点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种比较视角对于理解邓小平与陈云在计划和市场经济、对外关系上的具体主张以及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有极大的帮助。
比较史学方法的运用是否科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比较对象的可比性原则。即对两种历史现象或两个历史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必须具备共同的基础或联系；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的基础或联系，就不能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事物是不能进行比较的。从傅高义进行的比较研究来看，中苏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比较，就是同类特征历史现象之间的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是基于二人都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与陈云的比较，则是由于二人都是改革开放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从可比性这一基础原则来看，傅高义所进行的比较研究是正确的，而且以比较深入的分析避免了形式化的庸俗比较。无论其研究观点正确与否，就其比较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而言，是比较成功的。
三
“文化大革命”以来，西方学者由于无法解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出现了以派系或非正式团体来研究中国政策制定的模式，强调党内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对政治过程的决定性作用和影响。按照派系政治理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党史内权力斗争的结果。派系研究在“文革”后兴盛一时，几乎成为研究中国政治和政策问题的不二法门，涌现了邹谠、白鲁恂等一批代表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派系研究是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派系斗争显现化和矛盾激化的现实总结，其深层次的政策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以及在一些问题上党内存在不同意见。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政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党对改革开放的政策有高度的共识，不同的看法只是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而且中共中央进行了深刻的干部体制改革，使得“派系”的政治影响趋于弱化。可以说，用派系模式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种思路就是错误的，更不用说继续用派系模式来分析研究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政治。
然而，派系研究模式在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中根深蒂固，一直有学者不断运用派系政治理论分析中国新时期、新世纪的中国政治。例如2012年中共十八大最高领导层权力交接和过渡引发西方媒体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很多评论都把新一代领导人的产生和人事布局视为派系斗争和裙带关系的产物，而不是看成是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权力交接制度化的表现，甚至把制度安排看成是派系权力斗争和裙带关系决胜的工具，把中国政治过程特点概括为“非正规政治”（informal politics）和“裙带政治”（patronagepolitics）。[11]这种误读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学术思考和公众舆论。
遗憾的是，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受到了派系研究的影响。虽然他没有在整本书中贯穿权力斗争的分析框架，但是在一些章节，尤其是第七章“三个转折点”分析70年代末邓小平复出主政过程时，很明显运用了权力斗争分析框架和话语体系。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分析，他在书中罗列了不少派系的名称，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保守派”、“激进派”；1978—1981年间的“建设派”（builders）与“平衡派”（balancers）；特区初期的“正统派”（conservatives）；1987年的“自由派”（liberal officers）、“改革派”（reformers）；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派”（planners）；90年代初的“稳健派”；此外，还有“团派”、“太子党”、“秘书帮”等。在研究中也常常以不同派别的不同主张为线索分析历史事件的发展和演进，明显带有派系研究的特点。
实际上，傅高义所罗列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正统派”、“计划派”、“稳健派”，都是指以陈云、邓力群等人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上所代表的具体主张，这些主张可能与当时邓小平等其他领导人有所不同，但绝不是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思想路线的根本区别，也不是组织上的派别、派系，所以简单地绝对地运用“改革派”、“保守派”这些派别概念是极不准确的。关于这一问题，邓小平本人早已作出正确的论述。他说：“中国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并不算多，总的比较顺利。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12]傅高义的这种派别分析，很容易误导西方，让西方学术界和西方社会对中国政治局面产生误解，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最大遗憾。
坚决摒弃派系研究视角，这不仅是国外研究者，也是国内改革开放历史研究者应该认真注意的问题。
[1]Ezra F.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2]其中主要有：J. Stapleton Roy，“China’s Great Leader”，The Wilson Quarterly , Vol. 35, No.4（Autumn 2011）；David Barboza，“The Man Who Took Modernity to China”，New York Times，（2011-10-21）；Perry Anderson“Sino-Americana”，London Review of Books，Vol. 34 No. 3 · 9 February 2012；冯克利：《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谈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3期；潘启雯：《傅高义笔下的邓小平：只想把到手的牌打好——评<邓小平时代>》，《上海证券报》2013年2月2日；殷之俊：《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若干史实辨正》，《世纪》2013年第2期，等等。
[3]《傅高义的研究方法：“你要考虑问什么问题才能让人客观讲话”》，《新京报》2013年1月27日。
[4]《傅高义：邓小平是“总经理”不是“总设计师”》，南方报业网，2013年3月30日。
[5][6][7][8]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4-15、633、642-643、648页。
[9]YichingWu，“Rethinking‘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 China”，2005，Volume 57，Issue 06.
[10]Ezra F.Vogel，Deng Xiaoping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p.717-722.
[11]郭苏建：《中共领导集体权力交接：派系裙带关系还是制度因素？》，《人民论坛》2013年第10期。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http://www.zgbjds.com/dsqk/dsqkInfo.jsp?id=6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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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5 02:5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