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铨清 我所知道的中央政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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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中央政治研究室


日期：2009-05-22 作者：冷铨清 来源：党史博览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沙滩大院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在同一座大楼办公的，还有中央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因它不像中宣部那样是中央的一个职能部门，要领导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门和宣传工作；也不像红旗杂志社那样，每半月要出版一期党刊，所以在社会上鲜为人知。政研室是中央的一块理论阵地，是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平级的直属中央领导的一个单位。为不使这个机构的历史湮没无闻，这里仅就笔者所知，作些介绍。

    1955年重建的政研室，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个秀才班子

    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就在延安成立了政治研究室。彭亚新在《田家英小传》中说：“1941年夏，为了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室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根据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的各种报刊，研究国民党和日伪的情况，供中央参考和对外宣传使用。田家英先在经济组研究过一段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即工业合作社运动)，以后又到政治组从事大后方文化教育情况的研究。”“在政治组里，田家英认识了董边。”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在《忆家英》一文中说：“1941年夏，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从马列学院调了一批干部到政研室工作，其中就有家英和我。”
    陈伯达临终前曾对其子陈晓农说：“1941年以后，由我负责，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邓力群、张仲实、周太和、田家英都是我从马列学院挑去的，马洪是我漏下的。当时我是研究室主任兼政治问题组组长，邓力群是经济问题组组长，张仲实是国际问题组组长。”“七大以后，政治研究室改由洛甫 (张闻天)负责。”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柴沫、史敬棠，也曾在延安的政研室工作过。
    1955年，中央重建政治研究室，地址在北京市万寿路13号，即现在的万寿路西街7号院，中组部万寿庄宾馆。政研室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秀才班子，主任是陈伯达。他的办公室和毛泽东的办公室并列着，但是毛泽东没有来过。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日常工作由胡绳主持，汪浩为办公室负责人。工作人员来自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央党校)的有：一部的张凛、刘义立、王仲清、李学昆、丁伟志；二部的高禹、汪浩、朱泽、杜甫功、马仲扬。除这10个人以外，还有来自中央办公厅、中宣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人。
    政研室设有哲学组(组长关锋)、经济组(组长陈真)、历史组(组长黎澍)，此外还有个三人的党建组。

《红旗》杂志创刊后，政研室不断为《红旗》输送编辑人才，为《红旗》撰稿，宣传中央精神

    1958 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红旗》杂志首任总编辑是陈伯达，副总编辑是胡绳和邓力群。《红旗》杂志创刊后；政研室从万寿路迁到沙滩大院，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在同一座楼办公．。政研室的大部分人分到《红旗》各编辑组。政研室保留三个组：原哲学组改名为思想界动态组，逻辑组由胡绳分管，历史组由田家英分管。
    当时中央文教领导小组每星期五召开一次座谈会，主持会议的有胡乔木、陈伯达、康生，参加座谈会的是一些专家、学者和教授，名单报送胡绳和田家英批准。在这样的会上，人们可以对学术理论问题自由发表意见，思想比较活跃，有人称之为“神仙会”，以至有的与会者多年后都还怀念它。可惜好景不长，当“左”风日盛时，人们就不敢讲真话了。
    胡绳在《红旗》上开辟了《思想文化评论》专栏，作者署名“施东向”，即思想界动向之意，许多文章是由胡绳指导一些青年人写作并经他定稿后刊出的。因经常出现，质量较高，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后来，“施东向”变成以胡绳为首的所有作者的共同笔名。其成员大都是政研室的，有王忍之、丁伟志、李洪林、马仲扬、郑惠等。
    1958年秋季创刊的《思想界动态》，是根据中央要求编辑的内刊，是向中央委员以上领导同志(或经特别批准的人)反映各界思想情况的党内刊物(半月刊)，发行范围虽然不大，但因层次很高，故受到中央和省、市、自治区领导的高度重视。思想界动态组是1958年8月成立的，首任组长是关锋。这年底，关锋调任红旗杂志社编委，由马仲扬接任思想界动态组组长。这个组是政研室内最大的一个组，有二十余人。核心成员有马仲扬、李洪林、史敬棠、丁伟志。编辑工作主要由李洪林负责。

    政研室历史组的一些成员，在田家英的直接领导下为毛泽东著作搞注释

    1961年春夏，经田家英推荐，柴沫调到政研室任秘书长。政研室的机构再次进行调整，把思想界动态组、逻辑组撤销，调整为工业组、农业组、编辑组。
    在中苏两党论战中，胡绳布置政研室的人分头查阅《列宁全集》，凡是列宁批判修正主义的资料，均用卡片摘录。胡绳对马仲扬说：这是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备用的资料，以便同苏共中央代表团面对面地争论，要下力气编好，要有针对性，时间较急，务必抓紧。在柴沫主持下，他们紧张地忙了几十个日日夜夜，终于在代表团赴苏联之前赶了出来。胡绳很满意，并很快得到了毛泽东批示，全文在《红旗》1963年第7期至第11期发表，并出增刊发行。中宣部的内刊《宣教动态》也全文刊出。不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署名“郑言实”编，“郑言实”即政研室的谐音。
    政研室历史组成员有缪楚黄、陈铭康、王仲清、刘立凯等，还从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借调了冯蕙等人帮助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田家英直接领导下为毛泽东著作搞注释。
    据曾长期在田家英领导下工作的逄先知回忆：“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并着手进行编辑工作。原定于1949年内出版，后经多次校阅，直到 1951年10月才开始出第一卷。这项工作是在毛泽东直接主持下进行的。田家英同陈伯达、胡乔木(胡对第一卷至第三卷主要是负责语法、修辞、用字和标点方面的工作，至第四卷才全面负责。陈未参加第四卷的工作)是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从毛选第一卷到第四卷，田家英自始至终参加编辑工作全过程。注释的工作主要由他负责。”
    逄先知还说：“《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出齐以后，田家英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62年8月起，开始对注释进行全面校订。”“这项工作是在田家英主持并直接参加下，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的几位同志共同进行的。”“1964年全国都在学毛泽东著作。田家英觉得，毛选的分量太大，不适合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他向中央建议，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分别供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个建议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田家英是主要的编者，选目都是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同意的。在这两种选本里，第一次公开发表《反对本本主义》这一名篇。在此之前，1958年和1963年，田家英还协助毛泽东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两个诗词选本。”   

    搞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1960 年12月至1961年1月，中共中央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在北京相继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他在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又亲自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分别到广东、湖南和浙江等省农村进行调查。
    政研室的马仲扬参加了田家英领导的调查组。他在《难忘的调查》一文中说：“调查是从1961年1月毛主席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开始的。田家英是浙江调查组的组长。到浙江之前，田家英召开了一次布置调查任务的会议，在会上他出示了毛主席写给他的关于这次调查的一封信。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写的密密麻麻的草字，还勾画增添了好几处。大家争相传阅和辨认。最后，还是田家英念了一遍……我们激动地读了这封信，认真地讨论领会这封信，又在调查实践中遵照这封信的精神开展工作。《反对本本主义》和这封信，成了我们调查行动的依据。”
    田家英他们经过认真细致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到当时农村存在的不少问题和群众的呼声，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与此同时，政研室的史敬棠等人，跟随陈伯达到广东农村调查。当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并向毛泽东汇报后，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开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泽东的三位政治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都是重要参与者。当《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搞完后，田家英又布置调查组继续在浙江搞“六十条”的试点工作。
    1961年是个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丰收年。正如马仲扬在《难忘的调查》一文中所说：“正是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的工作条例。田家英称这些条例为调查丰收之年的标志，为整个工作转变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条例中，较早也最为重要的是农村工作“六十条”，而它的起因则是田家英的一条建议。马仲扬说：“1960年初，田家英向毛主席建议起草农村工作条例，后参加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曾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1962年2月底，毛泽东决定由田家英再率调查组，到湖南他的家乡一带调查“六十条”下达后的农村状况。田家英从杭州赶回北京，立即在红旗杂志社会议室召开调查组全体会议，宣布这次调查的意图和选定的地点(即湖南省湘潭的韶山冲、湘乡的唐家坨、宁乡的炭子冲，亦即毛泽东的家乡、毛泽东外祖父的家乡、刘少奇的家乡)。
    政研室的丁伟志参加了这次调查，他在《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一文中说：“调查组由农村工作部、政研室的于部为主组成，此外有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办公厅的个别同志参加，共17人……加上田家英和逢先知，组成了一个19人的大调查组。”其中，政研室就占了9人，是派人最多的单位。
    调查组到武汉待命时，毛泽东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
    在韶山短暂观摩后，调查组兵分三路展开工作。去大坪大队(即唐家坨所在的大队)的一组，以政研室的高禹为组长，有丁伟志等参加。他们在调查时，社员们提出了实行“分田到户”的强烈要求。他们认为，恢复农村经济的有效办法，只能是以户为单位分别承包和管理少量田地的生产。他们说的“分田到户”，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田家英得知这一情况后，在大坪大队分别召开了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会、调查组全体会。不仅在当地开展深入调查，还派人去安徽无为考察“包产到户”的状况。
    田家英将湖南三个点的调查报告，送给了当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和陈云，并把炭子冲的报告寄给在北京的刘少奇。陈云称赞了报告，说写得 “观点鲜明”；刘少奇认真看了炭子冲的报告，认为很好。毛泽东对此却很冷淡。田家英回北京后，关于在农村实行多种所有制以恢复农业生产的设想，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有力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田家英布置政研室组织两个调查组，分别去“包产到户”呼声最低的东北和山西，调查对“包产到户”有何反响。丁伟志的文章写道：“柴沫向我们传达说，据田家英透露的信息，看来中央已经原则上定下来要在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现在的问题只是考虑波及面的大小，所以要我们再去两地做一番调查。高禹带队去山西，王忍之、张作耀和我跟随柴沫去东北三省(到长春后又增加了王广宇)。”
    对“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在1961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后来变了。他还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中苏论战背景下，政研室扩大为马列主义研究院

    在 1963年前后，政研室又进行了内部改组，撤销了工业组、农业组，成立了哲学组、经济组、文艺组、经典著作组。郭冲、王忍之、王广宇在经典著作组。该组与李洪林一起于1964年春天编写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的小册子，《红旗》特刊发表，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郑言实”。
    也是在1963年前后，田家英主持编了《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一书。开始时，政研室的人都参加，从《毛泽东选集》和报刊上发表的其他毛泽东著作中找材料，按专题摘抄成卡片，然后由李洪林汇编，交田家英审订。田家英将书稿呈送毛泽东后，毛泽东认为编得不错。
1964 年，田家英将书稿交人民出版社出版，未署名，只印了500册。中央委员以上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各部部长人手一册。书用词典纸，封面由田家英设计，朴素大方。周恩来对田家英说，编得很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也都很欢迎，纷纷来要这本书。
    1963年，中苏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中共方面不仅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还组织班子写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大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政研室于1964年春扩建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其任务是进行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研究，重点是“两史一中心”，即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研究院的院长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副院长胡乔木，是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周扬，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文艺界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副院长胡绳，是政研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他们都是当时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内的红秀才和中央的笔杆子。秘书长柴沫，是政研室秘书长。原政研室的人员，全部转入研究院，作为班底和骨干。又从中央党校、中宣部、红旗杂志社等单位调了一些人，充实队伍。
    研究院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物色年轻人才，作为培养对象。为此，原政研室的人分成几个工作组，到全国各重点大学挑选人。中组部曾为此向高教部打招呼，表示这批人员可以优先挑选，特批调干。马仲扬当时带了一个组专程赴西安、成都、重庆等地去挑选人，笔者即是他们从四川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中挑选的。
    研究院的建制，核心是六个业务组，即哲学组、经济组、党史组、政治组、国际共运组、文艺理论组。全院有200多人。

    “文革”中，陈伯达对田家英落井下石，并通过批柴沫发泄对田家英的不满

    研究院成立后，按照陈伯达的旨意，工作人员都下去，先是在北京通县农村搞“四清”，然后又在北京、天津两地的一些工厂搞“四清”。1966年6月，陈伯达一声令下，工作人员统统回院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这时，研究院的“文革”之火已经点燃，点火人正是陈伯达。陈伯达从延安时期起，长期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很善于领会毛泽东的心意，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文件常由他起草。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和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都由陈伯达主笔。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也涉及了田家英。正是在这个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会议期间，陈伯达三次跑到研究院讲话，煽风点火。陈伯达严厉地抨击了周扬、胡绳、田家英等人，而重点是批评柴沫，指责柴沫不听他的话，走田家英的门子，搞秘书长专政。说柴沫缺乏革命原则性，在同田家英的关系上犯了严重错误。
    田家英从1948年起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文革”前已是政研室副主任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因工作关系，和政研室秘书长柴沫、中办主任杨尚昆有较多往来。陈伯达与田家英平日矛盾很深。见毛泽东、林彪要打倒彭、罗、陆、杨，涉及田家英，于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并通过批柴沫发泄对田家英的不满。
    陈伯达的讲话，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似乎柴沫是反陈伯达的，和田家英一条线，问题严重。于是，一些想紧跟陈伯达的，想夺权的，或想当“左”派的，纷纷向柴沫开火。
    5月中旬，研究院机关党委某副书记召开了十七级以上干部会，对柴沫的错误无限上纲，一下子把柴沫定成“黑线人物”，敌我矛盾。不久，对柴沫采取了隔离措施。
    6 月中旬，全院批斗柴沫大会一结束，该副书记等人立即成立“院文化大革命临时领导小组”，由他自任组长，关锋的一位好友任副组长，并提出“一切权力归院文革”的口号。与此同时，该副书记还宣布“院党组织瘫痪了”，把一大批干部打下去。院里处、室、组负责人和党支部副书记以上干部23人，其中16人被打成 “黑帮”。
    柴沫被隔离后，几次想找陈伯达谈话而不可得，感到绝望，遂于9月服安眠药自杀。
    后来，研究院出现观点不同的两派群众组织。一派认为，“院文革小组”压制群众，有方向，、路线错误，应当批判。这派人数较少，为少数派。另一派则认为，“院文革小组”的方向、路线始终是正确的，应当保卫。

    陈伯达解散研究院内情

    1967年3月17日，陈伯达亲自到研究院来，接见全体工作人员。他在讲话中说：“××(指某副书记)的历史我不了解”，“我并没有给××定什么调子”，“炮轰××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只有听取群众意见的义务，没有压制群众批评的权力”。
    研究院少数派认为，陈伯达的讲话很重要，既然“炮轰××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揭发批判他的问题就更不用顾虑了。不知是谁将陈伯达讲话的记录整理外传，闯了大祸。
    3 月26日，该副书记召开全院大会，传达陈伯达的指示时说：反“院文革”的两个战斗队把伯达同志3月17日讲话记录散发到外单位，我们把外单位寄来的报告给伯达同志，伯达同志指示说：“我原来说只来看看，不知道要开会，在会上也声明过不要记录s现在不但记了，还散发到旁的地方，而且记得不准确，有很大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关于天津的那一段记录，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也不送给我看。这算什么马列主义研究院呢?一点纪律都没有。搞了两年了，一点马列主义都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都没有。我再三声明了，他们还这样做。我打算向中央提议，马列主义研究院可以关门。吃饱了饭不好好搞文化革命，连民主人士都不像。请他们把送到外面去的记录都收回来。不晓得天津的工人有没有带回去，如果带回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在没有关门以前，请他们好好整风，读毛主席的著作。这两年，我要他们参加‘四清’，目的是让他们在群众中实践中改造自己，没有想到他们这样顽强地不守纪律，白吃老百姓的饭。”
    陈伯达的批评，相当严厉，可以看出，他是恼羞成怒，大发雷霆了。在“文革”中，散发领导人讲话的传单比比皆是，陈伯达为什么对他的讲话记录外传如此紧张呢?原来，陈伯达3月 17日在研究院讲话时，正好天津发电设备厂一姓刘的工人在场。陈伯达当着她的面大讲了天津问题。“文革”前夕，研究院一些同志在天津发电设备厂搞“四清”，刘是该厂工人。“文革”开始后，陈伯达支持研究院一些人利用该厂的两张大字报大做文章，制造耸人听闻的事件，为他不断派人去天津活动提供借口。陈伯达批评外传他的话“记得不准确，有很大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关于天津的那一段记录，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其实，当时研究院两派在天津问题上并无分歧，没有必要歪曲他的讲话，也不敢歪曲他的讲话。陈伯达之所以那样大动肝火，无非是怕暴露他插手天津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陈伯达在此时宣布“打算向中央提议，马列主义研究院可以关门”，难道有人外传了他的一次讲话记录，就值得解散一个中央单位?就算外传的人“不守纪律”，毕竟只是极少数人，能牵连全院吗?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内中必有隐情。笔者晚年有幸和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成为邻居，在闲聊中他透露了其中的内情。王文耀说：“在一次会上，江青质问陈伯达：你管的单位就那么干净，一点问题没有?康生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那当然咯。弄得陈伯达很紧张。他唯恐江青、康生插手研究院，当天晚上就给毛主席打报告，要求撤销马列主义研究院。没想到主席看后就同意了，在报告上画了圈。”

    为了保护自己，寻找替罪羊，陈伯达翻脸不认人   

    由于陈伯达大骂少数派外传了他的讲话记录，宣布撤销马列主义研究院，形势突然发生逆转，少数派又一次陷入困境。   
    到了6月中旬，保“院文革”濒的许多骨干分子。已先后分配了工作，有的去了解放军报社和总政，有的去了红旗杂志社，有的分到了新恢复的政研室。而反“院文革”派的人，一个也没分配。分配大权掌握在“院文革小组”手里。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风云瞬息万变。正当研究院少数派面临灭顶之灾，到了山穷‘水尽之际，风云突变，出现了奇迹：陈伯达亲自出马，将XX作为替罪羊抛了出来。
    原来，江青、陈伯达和王力、关锋等人，在1967年七八月间大肆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当毛泽东发现军队不能乱，观念转变后，十分震怒。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商定，把责任都推到王力、关锋身上，因调到军报的XX在军报也宣传“揪军内一小撮”，于是先拿XX开刀。
    8 月23日，肖力(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等人，在解放军报社贴XX的大字报，说他有反毛泽东思想、反林副主席等罪行。当晚，陈伯达秘书王保春让宋士堂找一些反XX派的骨干，配合军队的人抄了XX的家。同时，陈伯达又勒令调到红旗杂志社的“院文革”副组长等人回研究院。次日凌晨，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在解放军报社讲话，支持肖力等人的大字报。
    陈伯达说：XX是“混进我们党内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到处投机取巧，到处投机倒把，招摇撞骗。他的作风是很恶劣的，打一派，拉一派，主要的是包庇那些很坏的人。他原来的历史就是很可疑的。他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就做了很多罪恶的事”，“对造反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组织一个不能见天日的小集团”。为了保护自己，陈伯达一下把XX打成敌人。他还说：“肖力同志风格比我高，做了我早就想做而迟迟没有做的事。”陈伯达一方面吹捧肖力，一方面开脱自己。他要解放军报社和研究院的人联合起来，彻底揭发XX的问题。
    8月24日，研究院少数派在陈伯达的支持下，夺了“院文革小组”的权，成立了夺权总部。
    8月25日凌晨，陈伯达又跑到研究院来讲话，要求大家彻底揭露XX的问题，弄清小集团的真面目。陈伯达当众把“院文革小组”副组长叫起来质问。
    “文革”期间，通过“院文革小组”从各部门抽调了三十来人到中央文革的办事组、文艺组、记者站帮助工作。根据陈伯达的指示，这些人统统回院参加运动。此外，被分到解放军报社、总政和政研室的人，也回院参加运动。
    陈伯达25日的讲话，不仅给XX定了“三反分子”的调子，而且明确地给研究院两派群众布置了任务：一是彻底揭露XX，二是弄清小集团的真面目。他一声令下，夺权总部和全院干部群众只能照办。原因很简单，陈伯达当时不仅是研究院的院长，更重要的，他是排名第四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一句话，他是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人物，他的话谁敢不听。不仅如此，揪出XX还是毛泽东的女儿肖力打的头阵，这很容易使人们以为中央掌握了 XX的罪证，打倒他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不能不紧跟。
    到了8月底，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此后研究院揭批XX，常和他们联系在一起。
    在陈伯达的督促下，夺权总部勤务组集中了四个问题，拟订了一个作战计划，报陈伯达批准，从1967年底到1968年4月，对所谓小集团进行了四次大批判。把XX及其他人的问题，上纲上线成敌我矛盾，大批特批。

    起草九大报告时，陈伯达不愿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毛泽东对他已不信任

    1969年的第一季度，新恢复的政研室需要开展一些工作，因研究院的人员分配尚未进行，故陈伯达通过宣传队和夺权总部勤务组先抽调一些人去政研室帮助工作。
    1 月1日至9日，我与一些同志到政研室帮助工作。每天一早从颐和园东侧的中央党校南院出发，到市中心红旗杂志社和中宣部所在的沙滩大院上班，当天晚上返回。这次的任务是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初稿的试选，在校阅和整理毛泽东某些讲话记录稿方面做些具体工作。当时，陈伯达想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选做些准备工作，后来不了了之。
    1月30日至3月19日，我又和一些同志被抽调到政研室帮助工作。这次是陈伯达奉中央之命，为林彪起草九大报告。我们是他起草的某些部分的第一读者，提意见或试写一段供他参考。陈伯达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在《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上发表了《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一文，谈到了此事。
    文章说，1969年1月底，中央让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为林彪起草九大报告，以陈为主。陈伯达不愿和张、姚合作，自己关在家里写。王保春提出，是否找几个人帮忙，如《红旗》杂志、政研室的同志。陈伯达说：“不要。《红旗》杂志姚文元在管；政研室嘛，可以找几个。你去组织一下，人员你去选，不要出了名的名人。”文中说：“王保春从政研室选了几位同志，组成了一个班子，集中在沙滩的办公楼里。陈伯达去看过他们两次，先给他们讲了主题思想，怎么写，写什么，由他们自己研究决定，并说：你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写什么。”“回来后，陈自己动笔写。”
    我记得，陈伯达当时并没有明确向我们交代是写九大报告，只是出几个小题目，让大家分组做文章，有时把他在家写的一些片段，让王保春带来给大家看。我们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他写的内容及口气，猜测是为林彪起草九大报告。王保春说，大家可以提意见，或自己写一段，供陈伯达参考，启发思路。我们这才明白自己该干什么。
    记得在陈伯达起草的东西中，讲到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要大踏步前进，并举了石家庄等城市生产发展的事例。
    王文耀、王保春的文章说：“王保春与沙滩的写作班子常联系，拿回来的稿子，有些参考用了些，有些陈翻阅一下便笑笑放到一边了，很少用。因为那些同志的思路与陈不完全一致，原因是陈不好把针对江青等人的想法告诉他们。我们当初组织这个班子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给陈扩展思路提供一些参考而已。”
    这一工作，没等搞完我们就回研究院了。后来听说，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未被中央采用。王义耀、王保春的文章说，陈伯达曾将写完的第一部分呈毛主席审阅，后来主席将原件退回。他们发现，此件主席从未拆封看过。因陈伯达排斥张、姚，迟迟不能完稿，毛主席让康生主持重搞。陈伯达对总理说：“我那个稿子只剩下一点了，怎么办?”“总理安慰他说：那你就把它写完吧，作个纪念也好嘛。”此后，“总理让陈先拿出写完的报告稿交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一下。后来，在会上还是被张、姚攻击为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否定了”。“中央开会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很激动地抨击了张、姚的报告稿子，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后来毛主席说。可以考虑在报告中加进陈伯达的意见。”由此可见，起草九大报告时，陈伯达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裂痕已深，要分道扬镳了。毛泽东对他已不信任。   

    留人时，陈伯达说，出了名的名人不要

    1969 年4月上旬，因研究院里运动基本结束，要分期分批走人了，各组讨论了政研室留人问题。早在1967年5月，中央决定撤销马列主义研究院，恢复中央政治研究室之后，“院文革”曾将保××的30多人分到政研室。打倒XX之后，陈伯达对政研室留的人是清一色保××派不满，让他们统统回研究院参加运动，待运动结束后重新考虑。关于研究院人员的之向，陈伯达确定了一个总体方案，即除少数人到政研室I作外，部队上复员来的，分到山西、陕西的四机部所属三线工厂，下部将到农场，大学生将随1968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一道分配。去工厂的33人先走。
    政研室恢复后，要从研究院调去20多名干部，到底谁去合适?此时，1968年11月19日进驻研究院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直传队，采取了走群众路线的办法，先把留人条件告诉大家，让群众讨论推荐，最后由领导审查决定。条件是：历史清楚，要有思想(主要指毛泽东思想觉悟水平较高)，作风正派，忠诚老实，有一定业务能力。
    在各组群众推荐的基础上，由宣传队研究后确定了一个留人名单，报陈伯达批准。据王文耀后来回忆，当初政研室留人时，陈伯达讲，出了名的名人不要。这个留人条件未向群众公开。文艺组是我和李准两人留政研室。
    1969年4月24日，分到政研室的同志到沙滩大院开会，决定分组到各大区调查“六十条”的贯彻情况。我和郭冲等四人为一组，到西南、西北调查，准备先到四川，后到陕西。4月25日，陈伯达讲了调查要求。
    5 月2日至6月2日，我们组在四川农村调查。调查一段时间后，曾用“西南、西北调查组”的名义向陈伯达反映情况。他怕下去的人用的牌子大，暴露了他私派“中央调查组”的行为，立即下令，把人全部撤回。他把用“西南、西北调查组”名义的同志大骂了一通。有的人因此被逐出政研室，有的人见这位大领导不好相处而离开政研室。
    8月20日，留政研室的同志由中央党校南院搬到沙滩大院，即离开已解散的研究院，到新恢复的政研室上班。研究院的人走光后，还有些遗留问题要处理，于是宣传队留下少数人，也搬到沙滩大院办公。

    晚年陈伯达小心翼翼，唯恐被江青等人抓住辫子进行报复   

    恢复后的政研室共22人，除行政和图书资料人员7人外，业务人员只有15人，其中两派都有，而以反“院文革”派居多。老同志很少，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政研室除主任陈伯达外，没有副主任和秘书长，工作上的事由史敬棠在管。他的职务仅是秘书。史敬棠在延安时期就曾在政研室和毛泽东处工作，是位高干。王文耀回忆说，他曾向陈伯达建议，是否给史敬棠一个行政职务，如副主任什么的。陈说：“不用，不用，就叫秘书。”陈伯达处世，历来小心谨慎，做他的部下，很少有升职的。新恢复的政研室，毕竟是个部级单位，除主任和秘书外，居然没有一位官员，不仅在别的中央机关找不到，甚至连老政研室都不如，实在令人费解。事后分析，这与陈伯达当时的实际处境和心态不无关系。
    陈伯达当时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政治局常委，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但并无多少实权。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了这样正式的文件，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实际是江青说了算，那些小组成员都倒向江青一边。陈伯达每次开会必须到，但只是挂名而已。他从1966年6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开成立会算起，实际掌权仅两个多月，后来就大权旁落了。陈伯达在1967年因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曾一度想自杀。也是这年，他被江青赶出中南海。王文耀、王保春回忆说，陈伯达当面向谢富治提出要北京市的资料时，谢说：“伯达同志，你可别怪我呀，‘中央文革’向我要北京市的材料，要多少我给多少，可你要我不能给，请你理解我。”由此可见，陈伯达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已不能代表中央文革了。再从毛泽东对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态度看，他已不被信任。特别是为起草九大报告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闹翻后，陈伯达更是小心翼翼，唯恐被他们抓住辫子进行报复。这时的《红旗》杂志，虽然他名义上是总编辑，但实权已被姚文元抓去。他唯一可控制的阵地就只剩政研室了。他怕弄出个官来，被江青一伙拉过去，于是连官也不敢设了。

    政研室进行的最后几项工作

    政研室从全体工作人员集中沙滩大院正式开张算起，到陈伯达倒台，仅有一年时间。在这之前，已用政研室之名开展过三项工作，即前文已叙述的进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初稿试选，为林彪起草九大报告，到各地农村调查。在政研室人员搬到沙滩大院后，又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1969年6月至10月，组织了一个班子继续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试选，先后有6人参加。二是1969年11月至1970年3月，为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陈伯达让《红旗》杂志的3人和从首钢借调来的1人，执笔起草《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这篇大文章，政研室的人帮助查资料，提意见。三是1970年6月至8月，组织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宪法修改稿，为修改宪法作准备，先后有5人参加。四是派人到工厂、农村、学校调查。
    在开始写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的文章《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时，陈伯达从政研室调了10多人为他查资料，作准备。不久，陈伯达调红旗杂志社的3人和从首钢借调来的1人执笔写。后来又把政研室的全体人员投入进来，为他翻书，查资料。我是1970年1月最后一批参加的，主要是帮助搞些材料，提些意见。整篇文章都是按陈伯达的调子写的，后来陈还亲自执笔改写。对于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我们曾提过意见。如文中引《圣经》上的话说：“把你的刀收入鞘，因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我曾指出，这句话不应当要，因为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革命人民拿起刀是应该的。又如文中讲国际主义，借口“自力更生”、“自己解放自己”说：“各国人民除了思想上的相互激醒，不可能有别的动作。”不讲相互援助的一面，我和许多人都有意见，曾强烈反对。陈伯达煞费苦心写的这篇大文章，后来被中央否定了，未予采用。

    陈伯达倒台，政研室被撤销


    1970年八九月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围绕修宪问题，在是否设国家主席和能否称“天才”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毛泽东的意思是，不设国家主席，不要再称他是“天才”。林彪等人主张，应设国家主席，并坚持说毛泽东是“天才”。陈伯达支持设国家主席，并从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找了一些称“天才”的语录，以证明“天才”之说有依据。林彪等人一方面主张设国家主席，说毛泽东是“天才”；一方面不点名地批评在此问题上按毛泽东口径说话的张春桥。
    毛泽东此时已对林彪反感，于是决定拿陈伯达开刀。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9月1日，《我的一点意见》印发，与会中央委员人手一份。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由此改变议程，转为批判陈伯达。
    9月6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从此，陈伯达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1970年11月6日，中央成立以康生为组长的组织宣传组。10天后，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把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党。《指示》说，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决定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4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把批陈推向全党、全国。“九一三”事件之后，“批陈整风”运动转为“批林整风”运动，把陈伯达与林彪作为“林陈反党集团”进行批判。
    对陈伯达的批判，当时归结为“黑四论”，即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陈伯达被戴上五顶政治帽子，即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并于1973年8月20日被永远开除出党。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政研室的工作停下了，人们从各种迹象中猜测，陈伯达出了问题，但没有被证实。1970年11月27日，宣传队政委向我们讲，由于搞专案工作需要，经请示上级，同意向我们交底：陈伯达出了问题，据说问题很严重，但具体情况不清楚。要求绝对保密。
    12月22日，政研室传达了一份中央文件，内容是中央成立组织宣传组，撤销中央宣传部和政研室。政研室人员的安置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管。
    两个月之后，1971年2月23日，宋士堂向政研室同志传达了关于陈伯达问题的几个中央文件。据说这是第四批传达，政研室全体工作人员都听了。
    陈伯达出问题后，有人向中央告状，认为研究院的运动不彻底，有许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未挖出来就解散了，陈伯达包庇了坏人。为此，上面派人到政研室了解情况。为了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把研究院的运动搞彻底，政研室党支部和研究院宣传队向中央打报告，讲了研究院的敌情和人员分配情况，建议集中部分人办学习班，包括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过的，有“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嫌疑的，在政研室和首钢工作的，对重点对象知情和搞专案的，共87人。
    经中央批准，1971年2月28日从北京卫戍区派来15名军代表，进驻沙滩大院。原研究院的人于3月5日前到齐，3月12日正式开学。军代表作动员报告，讲了学习班的任务是：“批陈整风”，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第一阶段以“批陈整风”为主，政研室的学习班先走一步，等大学习班传达了文件，进入批陈阶段后再合过去。
    3月8日至19日，政研室开会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当时认为，陈伯达在政研室的反党阴谋活动，主要有四大件：一是1969年2月至3月，为林彪起草九大报告，炮制继承刘少奇唯生产力论的黑纲领；二是1969年6月至10月，组织6人黑班子，私自整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是1969年11月至1970年3月，炮制对外路线方面的黑纲领《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四是1970年6月至8月，组织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宪法修改稿，炮制设国家主席的条文。
    从1971年4月1日起，政研室的“批陈整风”学习班和研究院的“批陈整风”学习班合并。合并后的大学习班分为6个组，每组有1名军代表领导。
    7月，学习班扩大，有112名原研究院的人加入。他们被编为8个组，先分开办。
    10月22日，军代表在学．习．班作动员，说由于运动的需要，先后参加学习班的两部分人，要合并重新编组。原来老班6个组，新班8个组，合并后编为12个组，并指定了各组召集人。
    10月26日，学习班传达了关于林彪反党叛国问题的5个通知。从此，学习班改名为“批林整风”学习班，把陈伯达和林彪联系起来批。
    1972年1月17日，军代表作了学习班调整组织和成立支部的动员。此后，学习班的12个组合并为10个组。
    4月3日，军代表说，对政研室审查对象的“六不准”(即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回家，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和无关人员接触)不算“隔离”。
    后来，学习班人心涣散，无事可做，一些人要求回原单位工作，有4人向上面打了报告。1973年4月19日，中组部负责人郭玉峰和中办副主任李涛向军代表和党支部负责人传达了中央的精神。说是汪东兴在这4人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这个学习班可以结束，分配工作，有的可以回单位。请春桥、文元、登奎同志阅批。 “春桥、文元、登奎已批了。
    此外，郭玉峰讲了学习班结束的5条原则，其中讲到政研室的先下放到中办“五七”干校劳动，以后再考虑分配问题。8个重点审查对象，由军代表继续负责审查，定案了结。
    中央精神传达后，一些人立即在会上嚷起来，说郭玉峰的原则不对，说军代表欺骗中央，欺骗群众。会后各组讨论时，许多人要求分配工作，要求在群众参加下弄清8个审查对象的问题，要求给学习班每个人作组织结论，要求军代表总结工作。
    对群众提出的许多意见，军代表说，只负责向上反映。4月26日，军代表传达郭玉峰意见说，学习班自宣布结束起，就可以走了。学习班不作总结，不搞鉴定。如果本人要求写结论，可以写，但直接装档案，不给本人看。5月1日，学习班陆续走人，但半个多月，只走了10多个人。5月19日，军代表传达汪东兴的意见，说学习班已结束，可以走了，不要等了，希望1个月内走完，政研室的同志要作好下去劳动的准备。
    至此，为期两年多的“批陈整风”，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学习班宣告结束。除了把陈伯达在研究院和政研室的言行上纲上线到反党活动大批一通外，并未揭发出他新的问题。至于8个审查对象，后来都未审出什么问题。挖了两年“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个也没有挖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政研室人员的归宿

    1973年5月25日，军代表传达上边的意见说，政研室工作人员要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除两个重点审查对象和两个留下工作暂缓下去的人外，都要下去，6月14日出发。工资和粮油关系转到中办“五七”干校，劳动时间多长不定，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和劳动表现分配工作。
    5月26日，政研室工作人员向军代表反映了许多具体困难，要求中办来人听听大家的意见。28日，中办两位同志来了解大家的意见。我们要求，领导上讲一讲政研室的问题审查得怎样，大多数同志和陈伯达是工作关系还是黑线关系，是自觉反党还是受骗上当犯错误，以便放下包袱。劳动地点，希望到石家庄红旗杂志社干校去，以便照顾家庭，减少困难。为了让中办领导知道我们的要求，我和徐景安等16人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等人。当时政研室就像被遗弃似的，什么事都没人管，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我们反映的意见，中办领导未采纳。
    7月底，劳动地点改到河南罗山县全国总工会“五七”干校，时间定于8月12日出发。就这样，我们去了全总“五七”干校。到干校后，被编入工人日报社这个连队。
    在干校期间，政研室党员成立了支部，由常溪、冯元硕、徐景安任支委，工作由支部抓。
    全总干校的后期，一些人因分配了工作陆续离去，一些人因家里有事请了长假。最后因人员太少办不下去等原因，宣告撤销，将土地、房产和农具等交给当地政府。
    政研室撤销后，工作人员的安置问题，名义上由中办管，实际上军代表在管。当时的原则是，只要有单位来要，就放人。因此，从1974年起，就有人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上级来了指示，让军代表尽快处理完遗留问题，限期撤离。这年国庆前夕，军代表撤出沙滩大院，政研室的历史才最后画上句号。
    由于“文革”的特殊历史条件，由于陈伯达后来已不被毛泽东信任，“文革”中恢复的新的政研室，不仅短命，而且一事无成。

                                       摘自《党史博览》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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