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马若德著作和<ThePoliticsofChina>比较

hank

http://www.smth.edu.cn/pc/pccon. ... ;tag=0&tid=1473


文革史：马若德著作和<The Politics of China>比较



主要说说两本书的文革部分，因为都由西人所做，显然可以对比一下水平和切入深度。

先说说The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89。本书外除了最后一篇Baum写的八十年代外，
都来自剑桥中国史的建国后部分。MacFarquhar选择的都是纯政治部分，把一些经济文化
教育的内容删掉了。譬如说，剑桥史中文革的后果的几节，就未编进来。

再看看Harding写的Chinese State in Crisis。他覆盖的是文革的起源直到九大之前的一
部分历史。这个人研究的特点和成果和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注重宏观的大结构、大制度
分析，而对中国这个讲求人治政治的政治微妙几乎没有任何掌握：如领导人的性格；领导
人之间的历史渊源和纠葛；在某一时期的权力斗争；善用冠冕堂皇的官方话语和行动来掩
盖一些私人的权力斗争，诸如此类。这些方面， Harding的得分基本上是零--和大多西方
学者一样。再从他对官方话语的理解与分析来看，还停留在很表面、很肤浅的程度，并未
领会其中的实质涵义，或者说更丰富的涵义。

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把毛的政治话语和哲学上纲仅仅在表面层次理解然后阐述了一下。毛
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为了纯化革命，是一个革命纯粹主义者的选择。因此，文革的内容涵盖
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对特权体制(the establishment)的攻击、对不平等的攻击、对回归
资本主义道路的攻击。其中，Harding所指出的最重要的一条，是毛对大跃进之后的经济
政策不满，对当时"回归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进行了批判批判。Harding把这个联系到了
中共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他理解的修正主义，因此就是回归资本主义。

这个理解就很肤浅了，我们知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最重要的一条恰恰是对斯大林个人的
翻案，最能激动毛心理的恐怕就是这个翻案的修正主义大结，而众所周知毛对斯大林本人
的政策经济并不赞同，只是对斯大林的党治手段比较感兴趣。结合他与斯大林的早年交恶
，他对斯大林的重新捍卫就十分耐人寻味，而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到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上的
问题。而Harding认为毛对斯大林的推崇是因为"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革命者"。

Harding把修正主义等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把文革的发起原因解释为对修正主义的
批判：他指出，批判修正主义为文革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这个结果就是Harding对文革的原因分析依赖的全是当时打出的政治标语和口号。文革是
关于什么的？就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体制内奉行经济修正主义道路的人
）。

对党内权力斗争，Harding基本上是一无所知，他对当时最重要的人物刘少奇基本没怎么
提到，一带而过，反而突出指出邓小平和毛的政策矛盾：毛反对邓的发展政策，把邓提到
了更高的地位。当然了，这个"突出指出"也是一带而过而已。通过这些，Harding就不能
解释为什么刘少奇被彻底打倒，而邓小平能打而不倒，还能在文革后期复出。这就涉及更
多的关乎领导人个性和他们之间纠葛的党史，关乎微妙的权力斗争。当然，以Harding的
深度，他可能根本未意识到这些打而不倒的问题的存在。只有一个分析是例外的，就是他
对打倒罗瑞卿的分析：他看出了这是林和罗之间的斗争，也看出了林的背后有毛。

所以和许多西方文革研究者一样，Harding这样的人对中共党史知之甚少；他引用的文献
材料也相当有限，且主要局限在官方材料。你很难期望一个坐在千里之外的国外大学办公
室的学者写出什么真正的中国政治。相比对苏联历史的研究，西方对中国建国史的研究差
很远了。按照研究中国的深度和逻辑，苏联大清洗的目的就将是消灭人民公敌、铲除颠
覆苏维埃政权的分子、消灭破坏经济生产和发展的内部敌人：这就是把合法的冠冕堂皇的
依据同真实的政治动机和需要混为一谈。西方学者没有这么研究苏联大清洗，因为他们对
斯大林、托洛兹基、齐诺维也夫、卡梅涅夫、布哈林等这些政治人物有相当不错的历史认
识和人格认识。相比之下，对中共党史内幕同毛以及毛以外的政治人物，如刘、邓的人格
了解，则是少之又少。

因此回到我之前所说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往往突出制度和结构分析，忽略个人
因素和权力斗争，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理论上的需要和习惯：他们本来就喜欢大框架大
东西。其二是因为认识的局限：对中共党史根本不熟悉，缺乏一个跨越历史的认识，缺乏
对政治人物的认识，而对当时的政治口号倾向于接受表面价值(take face value)，然后
结合到他们对制度的分析上。因此，文革终于成了毛经济政策一种需要。这个分析方法就
和中文学界相差极远了，且远远比不上体制内的党史研究。你随便到党校问一个教授，到
中央文献史问研究员，或者访问一个老资格的高级干部，如果他们不介意地说出自己的想
法，你会听到许多在这些出版物上看不到的关于中国政治的内幕。

再回到国内不少捧毛派青年：居然把西方学者根本不深入的分析和表面理解重新引进中国
，把文革也说成是毛对一种旧制度的冲击，尤其是，把文革发动的目的说成是"为了冲击
官僚主义、官僚体制"。怎么说呢？你的这个理解和文化革命中红小兵的理解可能是一样
的。而且你还是个不合格的红小兵。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分析，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只能
是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按照Harding的肤浅理解，我们把它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
主义），要知道当时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是放在第一位的：打倒党内高层的赫鲁晓夫们。对
修正主义的批判才是文革的中心主题。打倒当权派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倒的是走资派
，而不是所有干部，只是在自下而上的造反中，绝大多数高层干部都成了走资派，按照中
共的措辞，这叫做出现了"扩大化"。从正统的官方逻辑来看，文革的目的是冲击走资派，
回复毛的经济秩序，最终把中国建立成一个纯粹化后的革命中心，实现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
。文革的目的，因此不是为了打倒"官僚阶层"。鉴于当时的许多官僚已妨碍了毛的革命理
论的实践，打倒他们中和毛意见不同的那批人是为了实现新秩序的一个手段和内容，而不
                                                              ··  ··
是终极目的。这还不说再退一步，我们把消灭官僚主义看成一个终极目的，文革还有其他
      ··

的内容：如对一切旧体制观念与文化的批判（批四旧、批孔）、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平均
主义、集体主义），还不说在打倒官僚体制并由革委会夺权后文革并未结束，而是持续进
行，出现了自在的逻辑，前后共有十年之久。把文化革命的目的理解成对反对官僚体制，
连从官方的正统逻辑来看，都是说不通的。文革只能是一个主张持久革命，不断清洗革命
队伍而保证路线的运动。如果有的极左捧毛派把这种肤浅的反官僚主义的蹩脚分析当做美
化、浪漫化、合法化毛的动机和手段，完成心理上的满足，那么他们恐怕达到了目的，只
可惜这不能改变这种分析是蹩脚以及肤浅的事实。在这种时候居然反而要引用西方人的分
析，而对了解中国政治的中文出版视而不见，更是可笑之至。

Harding有几点可以肯定：其一，承认了中共官方的语言和毛的措辞是含糊暧味、难以把
握的；其二，他在批判文革的后果上是不遗余力的，把它看做成一个国家的灾难、浩劫：
在政治上，国际政治体制遭到破坏，大量干部被清洗(60-70%)，经济上国家处于崩溃的边
缘；意识形态上人们对党失去信心(disillusionment)。此外，他也看出了毛在大跃进后
掌握的权力：有的捧毛派说，"毛在57年后就退出了权力中心"，这个分析更是可笑，尚不如
一个并不精通中国政治的西方学者。这个"权力中心"指的是日常事务的权力，"day-to-day
command"，而不是指的一个人在一个体制和国家内掌握的实际权力，或者说权力潜力或资
源。后来的MacFarquhar指出毛虽然不掌握日常事务，但是控制着议程(agenda)，我们知道
，这是更大的一种权力。毛一方面有一个不会反对他的以周为领导的政府机构，随时准备听
取毛的指挥（事实上他们正这么做了）；有军队的支持（打倒彭之后确立）--枪杆子里出政
权，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并且在党内有历史形成的威望。Harding就指出毛的支持力量们在
1964年左右就形成了一个政治联盟。MacFarquhar指出，毛在大跃进失败后退居二线是一种
自发的选择，是为了保全面子。以毛的权力资源和威望，没人能将他在他不同意的情况下排
挤出去。因此，毛在57年是否退出"权力中心"根本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说明不了任何问
题。因为只要他愿意，回到权力中心根本是不成问题的事情，而且他在权力中心之外对党的
议程的控制更是刘、周、邓等人无力颠覆的。


Harding后面有一篇文章，由MacFarquhar所著，马上显出了不同的功力：MacFarquhar一
上来就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接班人的问题：就是毛后的中国走什么路线的问题，能不
能满足毛个人的发展路线和哲学。刘少奇不能执行这个路线，因此必须将刘肃掉，树立林
彪为接班人，这就是文革的目标。

MacFarquhar显示了他对中国政治的了解：他对政治人物的心理有了一定的认识；对领导
人物之间的争权夺利和私人纠纷有更深的了解，如对彭和毛的纠纷的一段叙述。这些认识
将在MacFarquhar的《The Origin of Cultural Revolution》更全面的表现出来。对于
Harding的观点，MacFarquhar显然不能同意，但由于MacFarquhar的认识框架要宽广得多
，就不能一下说明了，结果，他写出三卷本的书来。

MacFarquhar的《The Origin of Cultural Revolution》（文革的起源）是一个大部头，
分三卷，前两卷基本是讲人民公社、大约进，以政治和经济分析为主；，最后一卷从1961
讲到1966年文革的爆发。

既然是研究文革的起源，为什么要讲大跃进呢？就是在于文革和大跃进的一个继续，而
研究文革不可能不研究大跃进。MacFarquhar有这个框架，代表他确实懂中国政治，了解
到这种时代跨度的必要性。从MacFarquhar的框架，我们可以看到我之前所说的一个思维
逻辑：

1 毛发动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2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失败；
3 庐山会议上彭对毛路线的批判
4 庐山会议后政策改变，毛的路线被拒绝，毛在日常事务中退居二线；
5 毛认为以刘为首的党政机构离毛自己的政策理想和乌托邦越来越远（政策问题），以及
毛感到权力从他手中丧失（个人权力斗争问题）
6 六十年代开始扶持林彪，放出江青，建立新的政治联盟；
7 确认了刘少奇不能为毛的"接班人"。在65年更直接跟斯诺放出话来
要打倒刘少奇(MacFarquhar和中国学者一样，直接引用了这个谈话)。
8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以及刘少奇和其他毛认为属于刘集团，或者说不赞同毛路线的人的
被清理。

这就是建国后历史的一个脉路思维。你必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其中穿插了一
个关键，就是中苏破裂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问题。MacFarquhar在这个分析上也高于一
般西方学者，达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他看出了毛在苏修中引发的个人权力危机的忧虑
，并作了心理上的描述。

如果说MacFarquhar有什么特点，那么就是他对中国共产党上的几个主要历史人物有更清
晰的认识：他们的人格和特征；他们分别在党内的崛起（哪个山头出来的）和地位；他们
微妙但是至为关键的权力斗争。这些了解使MacFarquhar超越了一般西方学者的肤浅认识
，真正深入到中国式的权力政治来，因此使他看到了别的学者所看不到的东西，能真正开
始研究中国政治了。我们说，这个学者对现当代中国政治确实了解了，中文出版确实看了
不少，作为一个在海外工作的西方学者，能知道中国政治的微妙，实在不容易。

MacFarquhar的历史大多是描述性的，引用的文献极其之广，尤其是中文出版，这给了他
一个全局性的认识，能领会到中国政治与众不同的东西。

我认为文革中毛的动机可以分成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MacFarquhar都认识到了，不过
没有完全明确地提出这个区分来。一个是毛和其他领导人的政策分歧的问题：什么样的经济
发展道路？什么样的中国未来？一个是毛和其他领导人的私人恩怨以及权力斗争问题，如毛
的权力情结；毛和刘的个人纠纷。诸如此类。这两方面的动机最终是殊途同归，就是在结果
上，毛不能同意刘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而要通过发动革命来除掉毛，建立新的接班人（林彪
）。MacFarquhar两方面都照顾到了，并且说得点到即止，恰到好处，特别是对权力斗争
和心理情结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和交代。MacFarquhar认为，如果说毛反对刘是因为个人冲
突，那么发动文革并不合法；但是毛确实和刘存在政策上的分歧，这又为毛除掉刘提供了
貌似合法的依据。究竟是政策矛盾占了上风，还是个人矛盾占了上风，MacFarquhar并未
回答，而是把结论留给读者自己，并指出这是一个猜测性(conjectural)的问题。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毛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接班人问题。

（另一个划分办法，就是研究政治人物在政治夺权行为中的目标：权力可以是一种手段
(means)--为了达到某种目标而夺权；权力也可以是一种目的(ends：为了权力而权力。前
者解释了毛打掉刘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乌托邦)；后者说明了毛本身对权力感兴趣，
因此对自己的被架空、权威的相对下降、不服从自己意志、不对自己忠诚的人当权，感到
不满。而MacFarquhar对毛的权力危机感和权力欲是给予了充分照顾的）

所以我们说MacFarquhar这个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西方学者地停留在中共文革口号的
肤浅认识上，说明他确实懂中国政治，做出了和党内外学者以及经历过文革高级干部们一
致的意见。达到这一点，已不容易。

回到政策问题和个人问题，MacFarquhar例行公事地大谈政治和经济政策，表明毛和刘、
邓、周等人治国理念上的不同，又间而穿插了个人心理描述，并在最后结论部分给了心理
描述相当份量。他认为文化革命的根源既是政策的，又是个人的；他指出赫鲁晓夫对斯
大林的翻案增加了对大跃进同样有内疚心理的毛的权力危机感，恐惧来自刘、邓、周等人
的危险，担心自己身后在历史上的位置；他指出毛具有马基亚维里式的心理和手腕，能够
冷酷而巧妙地以公众口号和哲学上纲上限后的名义下清除掉一个又一个为他所怀疑的、具
有独立地位和权力的同事，消灭了延安整风后的领导秩序，建立了一群对他个人忠诚而非
对党忠诚的谄媚者，善于纵向分析、连接各种貌似独立的历史事件的MacFarquhar也能将
文革发动前夕和发动后毛对首都的领导人（彭真等）、军权、意识形态宣传机构（两报一
刊等，通过江青等毛派知识分子）等联系在一起，看出毛的完全有预谋的政治计划。这些
分析基本达到了中文历史学者和了解一般党史内幕常识的人的水平。此外，他也对刘少奇的
政策路线和心理做了有益的分析，并提出了问题：刘为什么在文革中被动挨打呢？然后提出
了假说。

观看MacFarquhar的著作，如果你对党史比较熟悉，那么恐怕看不到什么太多新的东西。
一个有意思地地方就是看看这个美国学者对我们的内幕居然知道这么多，并且和其他西方
学者差距这么大。对有的线索的分析，不知道他可能只是参考了中文文献，而非靠着他本
人的敏感；但这足以证明他对中国政治的了解。特别是他把毛和文革同赫鲁晓夫的联系。
可随便举几个例子：


他指出苏联的赫鲁晓夫为斯大林翻案事件，以及赫鲁晓夫本人地倒掉，极大的影响了毛的
思维和情绪：他对疑心病大涨，对战友同事不信任，对来自他方的权力威胁的恐惧达到偏
抵的地步。如MacFarquhar就描写了毛在1961年发现了自己的列车被安装了盗听系统后的
狂怒，认为这是为将来制造反对自己的黑报告所准备黑材料的手段--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
做的一般。自这个时候起，毛越来越感到对他个人的忠诚要高于对他政策的忠诚。
MacFarquhar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偏左的刘会倒掉，而偏右的周却幸免于难。

MacFarquhar又指出早在中苏论战中的第九篇答复中，文章一段当时未引起人们注意的一
段暗含了毛发动文革的决心和动机：文章认为，是否能防止赫鲁晓夫们在党和政府中出现
，是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成果有生死重要意义的一条。这里揭示的是毛对接班人的忧虑，也
向我们展示了文革的政治主题在这个时候便已出现。

MacFarquhar也不吝啬笔墨地描述了毛和刘的个人恩怨。如他引用材料，指出毛在得知刘
在被诊断出肺结核后，露出欣喜；提到了邓小平为什么打而不倒，他指出了邓和毛的历史
渊源；提到了毛周关系，他指出了周对毛的顺从。甚至连毛在文革前给周打过招呼，预先
警告周，MacFarquhar也发现了。

翻开MacFarquhar的著作，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材料引用和分析，在第三卷尤为丰富。这
就是MacFarquhar超越一般西方学者，开始了解中国政治斗争微妙的表现。他对这些材料
的了解、掌握以及组织，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社科大家的扎实功力。

还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更深入探讨的。持续革命论、阶级斗争为纲，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哲
学，是否反映一种革命不断自我纯化及升化的持久状态？那么革命是长期存在的，而非暂
时的，所以八大上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理论上，已有很多探讨。有
趣的是，这一条又如何跟毛的心理历史相联系？我们必须回顾到毛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老
大哥的关系上，在斯大林时期，毛就对斯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心存不满，而在斯大林死后
，又试图和赫鲁晓夫竞争领导人的地位，因此又有对苏联权威的挑战。毛试图把中国变为
革命的中心，共运的中心，而把苏联斥为偏离路线的修正者。从毛在历史上和苏联与共产
国际的关系看，他的取向是有个人心理机制的，因为他往往能为了反对苏联采取自相矛盾
的政策与哲学。把中国变为共运的中心，除了输出革命外，一个办法就是把中国自己变成
一个不断的革命场所。这解释了文革发动的另一个因素，当然，相比接班人问题，它是次
要的。MacFarquhar在这点上进行一点探讨，但当然未深入到实质，

最后，我认为文革前毛的政策动态和个人心理，中文文献已经分析得够清楚了:历史大致
如此，而且那里是几乎所有原创观点和材料的出处，而阅读MacFarquhar的著作，也许你
未必会看到特别多新的东西，但是你会一路感叹这个人外国人知道得还真不少，并且赞叹
他能够用严谨的西方治史办法，把各种证据材料搜集起来，旁征博引，整理成书，最后写
成三卷，为我们解释从大跃进到文革这一整段历史。最值得夸耀的，便是他将大跃进这个
历史事件纳入到文革根源的一部分，这代表他确实了解了毛：毛的政策理想，以及毛和党
政高层在大跃进失败后出现的矛盾（政策与个人），最后通过文革得到解决。至于对政治
人物特征的了解，当然他还差得很远。我认为党校的同志、文献史的研究员同志、党内老
资格的高级干部，知道得都比他多得多。其一，是更广泛的政治领导们的心理特征，不光
是毛、刘几位；其二，是更广泛的历史跨度。当你要探讨毛在文革中的行为，你应该回到
毛的传记和早期党史：毛青少年时反叛性格的形成；毛在江西肃反时发展出来的手段，以及
毛在延安整风中更有巧妙地做法（开始使用agent康生，自己隐藏在幕后）；毛和不同政
治人物的历史关系和纠葛：邓、刘、彭、林，诸如此类。这些需要一个对党史的全面认识
。有了这些认识，文化革命的动因和逻辑就会豁然开朗。

最后，要肯定的是，<The Origin of Cultural Revolution>是一部优秀的西方文革研究
权威，和Harding这样的典型的平庸历史论文相比，他的切入点、深度、历史覆盖面、对
文献的引用广泛度、对政治内情的敏感，都根本不在一个层次。这些决定了作者对中国政
治的了解要远远高于他的西方同行们。作为一个西方人，能达到如此认识，已是非常不易
，足以证明作者是西方首屈一指的中国现代政治专家。那些迫不及待地要引用西方研究者
的国内捧毛派，与其去引进那些对中国政治自己就一知半解的平庸学者的肤浅的，要为党
内自己的内部学者和懂点党史、经历过文革的干部和海外中文学者斥为垃圾的外人做出的
玩意儿，以证明自己的幼稚观点和信仰，并方便自己能够大言不惭地把它们发表出来（好
像有了什么著名的学术依据了），不如去看看海外真正的权威的著作，真正能称为教科书
的著作，看看人家是怎么做历史的。再进一步，你也不用去看他的著作：他的材料，还不
就是中文里来的么？扩大视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都看看，你才能对中国政治有一点点入
门。当然，如果你看不到这些材料，是你的局限，对这种状态，我觉得很可惜。但你如果
你以为自己知道的就是事实，并且拒绝接受别的观点，那就十分可悲了。

临了，费正清研究中心确实强盛，几位主任功力都如此之高。费正清：美国中国研究开山
鼻祖，地位不可动摇，便不用说了。马若德：现当代中国政治首席权威；傅高义：唯一一
个同时精通中国和日本的专家，改革开放史和日本社会学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