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民：林彪最后一年——基于公开资料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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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发生了陈伯达倒台事件，风波的起因后来被归咎于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林彪也由此步入人生与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年。
　　庐山会议被描述为发生了反革命政变，“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是这个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一般读者对此大惑不解。庐山会议之谜似乎在于它开启了通往九一三之路，始于反张春桥而终于反林彪，为较量各方所始料未及。
　　研究者已能了解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多种材料，但若没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的一手材料，谜底不能完全揭开。如今以上诸人已不可能提供任何资讯，研究者只能借助已有的尽可能真实材料作尽可能合理的推断。
　　毛泽东中断会议正常议程批判陈伯达，恰似1959年庐山会议因彭德怀致信毛泽东批评极左错误，毛泽东大为震怒、中断正常议程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但彭德怀信件尚有勇气指出党内弊病根源是“缺乏民主、个人崇拜”，陈伯达却绝未反对毛泽东的任何路线与政策。彭德怀信件并非反毛泽东只提出纠偏，而1970年的高层内不仅不可能有人反毛，连纠偏的可能也没有了。
　　陈伯达走下坡路已有一年多时间。陈伯达曾受命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后因基本观点不合毛泽东意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在一次审定会上，因陈伯达再提经济建设而遭毛泽东痛斥，称陈伯达有二心。为此中央碰头会上专门批判陈伯达，陈被迫多次请辞。九大后陈伯达虽为5名常委之一，却逐渐疏离权力中心。1970年3月成立筹备四届人大的三个小组均没有陈伯达参加，陈没有出席7月17-22日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7月下旬陈伯达从华北调查现场返京才奉毛泽东之命参加8月13日最后一次宪法修改小组会。文革期间常以清除高层官员来推卸错误责任，例如由刘少奇、邓小平承担工作组的错误（派工作组实经毛泽东批准），由陶铸承担“怀疑一切”的错误，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承担“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由杨成武承担“大树特树”的错误，由最早夺权省份一把手--山东王效禹、山西刘格平、贵州李再含、黑龙江潘复生承担各地的极左错误。从这个角度看，庐山会议陈伯达的倒台也不过是文革的一种常态。
　　九大之后权力格局有所改变，日常议事平台从以中央文革为主体的中央碰头会改为政治局会议，其成员以军委办事组较多，在最高权力层形成事实上的军队派、文革派对立与合作局面。由于同中央文革成员的疏远陈伯达转而靠近军委办事组，吴法宪称此时的汪东兴也与军委办事组成员关系很好，这埋下了庐山会议的祸根。
　　庐山会议前夕8月13日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吴法宪与张春桥就宪法条文是否写入“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发生激烈争吵，正在卫生间的陈伯达形容为“声震屋瓦”（《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405页）。张春桥说“到处堆积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矛头直指林彪，吴法宪当即予以回击，陈伯达支持了吴法宪。

　　毛泽东改变庐山会议议程、陈伯达遭清除

　　文革期间有流行话语“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但纵观文革十年，大多时间并无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作为文革标志的大事件如批判资反路线、一月夺权、反击二月逆流、清查五一六、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都非有事先的谋划。庐山会议也因为在预定议程之外发生突变而成为文革重要事件。
　　8月2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周恩来宣布三项议程（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然后林彪讲话、康生发言。“林彪那天的讲话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他讲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场面非常热烈。林彪讲完话，毛泽东就宣布散会”（《吴法宪回忆录》792页）。当晚周恩来主持会议，安排人员编组及大会日程，吴法宪建议先讨论林彪讲话，汪东兴建议再听林彪讲话录音，均获会议通过，经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同意。
　　24日上午与会人员听林彪讲话录音两遍，期间陈伯达将他整理的天才语录交给汪东兴打印。
　　24日下午分组讨论。华北组汪东兴发言坚持设国家主席，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提出有人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要将反毛的人揪出来。陈伯达引用吴法宪所说“要警惕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认为反天才是别有用心。陈毅发言完全拥护林彪讲话，称世上有天才，毛主席就是天才，谁反对天才就反对谁。华北组讨论气氛热烈，事后所称“起哄揪人”即指此时。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指责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有多人响应。
　　有关资料中对汪东兴、陈伯达发言情况的描述出入很大：究竟谁先谁后？陈伯达是插话还是独立发言？发言时间的长短与言辞的激烈程度究竟如何？华北组第2号简报记载：“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记录华北组讨论情况的6号简报被毛泽东下令收回后世人不再识其真实面目，但汪东兴9月15日检讨称陈伯达对简报原稿有修改，致使自己的发言显得多些（《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420页），至少表明华北组讨论中汪东兴发言份量大于陈伯达，即在煽动华北组情绪上汪东兴的作用更大。以后毛泽东并未深究汪东兴，可见汪东兴那里一定隐藏有玄机。
　　吴法宪称当日“晚饭前……林彪告诉我‘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吴法宪回忆录》797页）。华北组散会时，萧劲光、郑维山跟在汪东兴后面打听：“今天的事，毛主席知道不知道？”汪称“知道，只是不让点名。”
　　25日晨6号简报发至与会人员，但毛泽东应当早就了解24日下午的讨论，特别是汪东兴就在华北组、当晚还有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总各组情况。上午各组继续讨论，期间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哭诉各组在揪人。下午3时分组会进行中毛泽东开始异常反应，召集常委和大组组长下令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6号简报，不要揪人，称陈伯达等（被点名的还有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发言违反了九大方针。从此开启了文革新一轮政治运动。
　　陈伯达的倒霉在于他与汪东兴同在华北组，煽动揪人的主要动力究竟来自于谁的发言难以扯得清。而汪东兴为什么要讲那样一通话、与毛泽东有何关系已是永远的秘密。陈伯达又搞了一个天才语录的文字材料，成为送上门的靶子，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被毛批示发给与会人员，彭立刻成为众矢之的。陈伯达对于自己的背运早有心理准备，在求见毛泽东时痛快作了检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407-408页）。
　　26日始周恩来、康生奉命主持会议追查24日讨论情况，事涉军委办事组成员特别是吴法宪，要求吴法宪就此检讨。
　　31日毛泽东写出对陈伯达天才语录批语即《我的一点意见》（这是毛一生最后的文章），首句称“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但通篇未提设国家主席问题。当晚政治局会议、次两日分组会议正式公开批判陈伯达，西南组也有了对吴法宪的批评。
　　9月3日转入三项议程，6日下午闭幕式毛泽东讲话重复了《我的一点意见》的意思，驳斥有人认为代表人民就是要当国家主席。
　　庐山会议以上情节的起头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这是林彪一生最后一次正式讲话），之后的听录音与分组讨论属于会议的具体安排，与会议预定议程序并无冲突。一年后毛泽东南巡时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是不实之词，陈伯达描述“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林彪讲完后，康生便要我先讲。我没有讲。康生就夹七夹八地讲了，还引用了林彪当时的一些话”（《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406页），全会的正式公报亦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

　　不得不说的天才论：林彪反的不是“反天才论”

　　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后的军委办事组有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参加办事组是奉毛泽东之命作为林彪的联络员（其作用主要在九大前），其他四人是清一色的红一方面军、四野战军出身。11月增补办事组成员谢富治、温玉成，次年1月增补李天佑，九大会后加入李德生、刘贤权，其中李天佑、温玉成、刘贤权仍是红一、四野的，只有谢富治、李德生是红四、二野的。军队派力量虽然强大，但红一、四野色彩过浓是容易遭忌恨的大问题。
　　军队派与文革派的对立由来已久。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特别是黄永胜对江青的不敬、甚至是顶撞，不仅双方互相知底，“李必达事件”的发生表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也都非常清楚。《五七一工程纪要》称“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邱会作认为是第二军医大学造反派在1967年就获得了张春桥的材料，当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也不可能不知道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江青自恃甚高，对林彪、周恩来的批评、揶揄张口就来（江青对九大部分代表讲话称林彪接班人是她与毛泽东两人所定），对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更是颐指气使。1968年3月以来，最高领袖时刻面临两种选择：是保持黄、吴、李、邱派与江、张、姚派既斗争又合作的动态平衡还是支持一派压倒另一派？在事情尚未发展到激烈而不可收拾地步时，通常还是分别安抚各方。高饶事件中，高岗在毛泽东的暗示或授意下挑起对刘少奇系的批评（毛泽东甚至要高岗查阅东北档案中刘少奇被捕情况），但毛泽东的原意究竟是平衡两派还是取而代之？已无人知晓。最终结果竟是发难者高岗落马。
　　庐山会议前夕8月13日吴法宪、张春桥争吵情况经吴法宪、林彪反映到毛泽东（《吴法宪回忆录》783页），当然也会从张春桥这条线反映到毛泽东。庐山会议开幕前林彪提出在开幕式讲话，毛泽东很清楚其用意，即点出张春桥的问题以压一压对手的气焰。毛泽东同意“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吴法宪回忆录》793页）对于毛泽东来说，哪一派都不能太强，此起彼伏才是正常状态。叶群上庐山前查阅书籍资料准备了一些关于天才的语录（《吴法宪回忆录》795页），陈伯达的天才语录则是临时搜集的。林彪讲话有所指，黄、吴、叶、李、邱有预谋反张春桥多半就是事实，但目的仅是压一压张春桥的气势，而且也是毛泽东知道或同意的。问题是九大后军队派力量强于文革派，毛泽东为何同意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压一压张春桥呢？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下令中断分组讨论、展开对陈伯达批判之前单独会晤林彪，还说对张春桥、姚文元可以烧一烧，但不要烧焦，现在要降温了，压缩一下空气。
　　林彪讲话强调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也是国家元首，其理由是毛泽东代表正确路线，而一贯正确正表明毛泽东是天才，这同时也是毛泽东是最高领袖的合法性所在，具体说就是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要批判“反天才论”，顺带反对的目标是张春桥。吴法宪回忆林彪讲话的反响：“此时不光是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都还留在礼堂内议论。大家兴致都很高，只有张春桥等几个人的情绪不太正常”（《吴法宪回忆录》792-793页），表明林彪讲话针对性极强，不用等到次日分组讨论就已群情激昂，虽然是毛泽东所忌恨的、但也是毛能够预测到的。
　　1968年3月清除杨成武时毛泽东曾批判“大树特树”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只是偶而表露对个人崇拜的厌恶，仍然认可关于天才的种种说法。文革环境中的官员与民众至多只能不胡乱吹捧天才，反对天才却是绝对不可。
　　天才问题本身似乎并不重要，毛泽东删去了九大党章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无产阶级司令部很多人竟然不知道（会议期间林立果手持党章告知吴法宪此事，吴问周恩来，周恩来即令办公厅工作人员查阅档案方知实情，一年多时间这些大员竟无人读一下新党章！）但张春桥肯定知道。8月13日修宪会上张春桥为何要提出三个副词与指针问题，而设国家主席并未坚持？关于天才论张春桥与毛泽东有过什么交谈永远无法求证，但推测张春桥绝不会无缘无故地自讨苦吃去反对天才论！张春桥若直接点明毛泽东早已亲自删去三个副词，吴法宪绝不会与其当面争吵，至少也得先回去弄清情况。张春桥老谋深算、意志坚强，后来在审判庭上能做到一言不发，有文革研究专家称毛泽东最没看错的人当属张春桥。


据此推测，张春桥故意不说穿三个副词问题以此表明他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
　　庐山会议分组会上因天才问题而起哄容易解释：凡有不利于张春桥的消息都会引起大多数人的兴奋，因为文革之不得人心，谜在于当文革派地位下降时张春桥还有意去惹乱子？若说张春桥得了毛泽东的什么指点，那么这个弯子也绕得太大了，以至于会议期间张春桥、姚文元要向毛泽东哭诉。
　　揪人事件让毛泽东看到文革派仍然过于弱小，决定改而压制军队派。黄永胜因留守北京而迟至29日才上山，毛泽东立即找他谈话，指出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吴法宪回忆录》809页），他的意思当然是不管红一、红四，所有军队干部都要听他的话。
　　毛泽东同黄永胜谈到张春桥问题（足见对黄的信任），表示对张春桥还要再看一看、不同意围攻他，足以判断毛泽东是临时改变了主意。事情本因反张春桥而起，而考察毛泽东关于庐山会议的所有说辞绝不涉及张春桥、反而有意将事情引向其他方面，显然是有所顾忌，说明他对张春桥有过特别的交代。对比一下，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毛泽东在刘冰告状信批示，“刘冰来信告迟群和小谢……矛头是对着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却是态度非常鲜明。

　　从设国家主席之争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

　　1970年3月7日毛泽东对汪东兴首次谈到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客观地推测毛泽东态度：他是首任国家主席，荣誉已享。次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凭此名义而权势大增形成两主席并列，终于成为文革打倒对象。毛泽东若再次任国家主席会有失身份、也降低文革的神圣色彩。若另安排人任国家主席则不可不担心刘少奇故事重演。凭个人好恶毛泽东希望不设国家主席，他不会在乎国家有没有主席的问题。4月11日林彪首次表态：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副主席可设可不设，自己亦不宜担任副主席。
　　中国人历来崇拜至高无上、大权独揽的皇权模式，送人高帽也不致出大错，多会强烈主张设国家主席并拥戴毛泽东，这就是林彪称之为适合党内外、国内外人民的心理状态。毛泽东又常有飘忽不定、言不由衷的言论，例如有“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吴法宪回忆录》778页）、“中国农民多，让陈永贵当国家主席”（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411页）如此调侃话，致使设国家主席问题在最高层反复商讨不得定论。7月17-22日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林彪分任正副主任）全体会议仍称“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这应当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的最终意见。
　　林彪讲话称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不设国家主席职务，但以宪法条文明确毛泽东是国家元首--这也许是林彪终于揣摩到毛泽东内心用意后在会前与毛泽东达成的共识。其实当时的苏联就是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国家元首。享有朝鲜国家元首称号的内阁首相金日成也是依1972年新宪法才首任国家主席。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朝鲜不再有国家主席，金正日以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名义独揽最高权力，连劳动党总书记都空缺3年。按照苏联、朝鲜已有模式，中国不设国家主席未尝不可，至少对于最高权力结构不是实质性因素。
　　康生在林彪讲话之后的发言中说道，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所有意见是一致的”，并明确提出“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和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要设了。”（《周恩来年谱》1970年8月23日条目）这实际是一个最完整的表述、最妥当的方案。传递的关键信息是最终将由毛泽东拍板而不会通过表决来定夺。如果没有后来的风波，相信就是这样的结果。
　　然而相当多的中央大员还是发言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真正的诡异之所在。有些人可能真心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有些人可能觉得林彪当国家主席比较符合毛林体制，九大中委、候补中委279人，持如此想法者多出于盲目性。毛泽东盯住了那些在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工于心计者，例如陈毅他会真心说毛是天才吗？鼓吹设国家主席者的用心大可怀疑。
　　流传叶群对吴法宪所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曾作为林彪罪行的有力证据，被许多资料记载并写入1980年审判记录，吴法宪最终予以否定，指出此话出自程世清转述汪东兴所说（《吴法宪回忆录》788页）。旁观者亦难以相信叶群此话真实性：若设国家主席，因有刘少奇之前鉴林彪断不会当，副主席则当不当无所谓；若不设，就是实际的党领导一切的情况，不存在往哪里摆的问题。迄今研究者对林彪野心问题有各种分析与推测，例如林彪有没有通过设国家主席而抢班夺权的政治野心？但都缺乏实证材料，特别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在世时此种野心为不可能。1959年林彪批判彭德怀时说：“毛主席才是大英雄，你我都不要想当英雄”，表明林彪对世事之洞明--政见分歧与权力之争从来就分不清。而且实现政治野心有很多办法，通过设国家主席来实现政治野心恐怕是最不靠谱的，林彪会这样做吗？林彪最清楚设国家主席问题的实质，首先他自己是一定要回避的（身体差、党内斗争避嫌），其次是对毛泽东的公开表态与实际用意之间的差别必须仔细揣摩。至于林彪倾向于设国家主席，这是各级官员与民众意愿的反映：官员与民众认为党主席只是几千万人的主席、国家主席是几亿人的主席，这是与与毛泽东个人想法不同之处。
　　毛泽东南巡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但有的亲历者记述毛的讲话实际是“有人想当主席”，暗指党主席。显然，毛若对各地大员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恐怕无人相信，亦算不上罪行。毛泽东现场讲话与文献收录常有出入甚至经他人更改，实情难以求证），说设国家主席是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实为过甚其词，《我的一点意见》毕竟也没有涉及设国家主席。当然，事后指责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又是最好用的一张牌。

　　“庐山会议的事没有完”--始于反张、终于反林

　　九大确立林彪为接班人，任唯一的中央副主席。但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却有6名副主席，还有非军人的张春桥任委员（另有非军人的王效禹、潘复生、李雪峰任委员，时间极短）。据吴法宪回忆，6名副主席人选是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的，并无进一步解释。一方面林彪名字写入党章、任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另一方面他只是并列的6名军委副主席之一，毛泽东的内心是很难被探究的，不合常理的权力结构也肯定引发各色人等的猜测。
　　无论毛泽东、林彪数十年恩怨关系如何、无论提拔林彪为接班人的背景与理由如何，林彪其实都不是合适的权力继承人，一是因其严重的病患（从而不会贪恋权位）、一是因其纯粹的军人资历（林彪任东北局书记时处于作战环境，而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只是挂名），又无战时领导全军的经历，部属基本是红一、四野军人。如果一般人都能作此理解，毛泽东当然更加能够。知其不可为还要这样决策，这里的奥秘只有毛自己清楚，即便是九一三之后也未见有透露。然而，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确立的毛林体制在文革风云中声势大噪，林彪虽然多次推辞接班人之位却是由不得他了，同样毛泽东也不好轻易更换接班人。
　　毛泽东何时决定清除林彪？可能是永远无解的问题，迄今有关研究与资料的结论均无可靠凭据。毛泽东的至尊地位决定了党内斗争的酝酿、发动过程应当非常复杂。毛泽东曾向斯诺解释清除刘少奇的起因是四清政策分歧，而早在五十年代初他派人调查刘少奇历史问题却有意不提。认为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就决定倒林的看法当属臆测，但1971年8月15日毛离京南巡时肯定已有决心根本上解决林彪问题，研究者需要挖掘的是早些时反林的标志。
　　毛泽东南巡讲话有“庐山会议的事没有完”，恰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首句“9.2（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互为印证。从庐山回京时，毛泽东在长沙车站停留两天单独召见华国锋，确定调其到中央任职；在石家庄停车召见河北省革委会、河北省军区、第27军的６名主要负责人，追问６号简报的事。据李雪峰秘书记述，李表示简报内容是受陈伯达、汪东兴发言影响。
　　庐山会议事发之后黄永胜才上山，但毛泽东一开始就认定他是起事的头。9月9日、12日，毛泽东指派周恩来、康生两次找黄、吴、李、邱谈话，追查8月13日吴法宪、张春桥争吵及其后情况，可见毛泽东内心也认为庐山风波根子还是反张春桥。但又提出要交代搞宗派活动问题，显示事情已向严重方向发展--“反党集团”向来是党内斗争最大的罪行。
　　9有22日林彪向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南京军区党委等单位传达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摘要》，其中有贵州省“到会的军队干部一致认为，部分参加‘三结合’的军代表，滋长了骄傲情绪和急躁情绪，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林彪在此加注：“此类问题已告军委办事组作为专题研究，以便改正三支两军人员中所出现的不良倾向。”毛泽东针对林彪意见写了批语“所提处理意见很好，应该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考虑到林彪极少主动向毛泽东报送材料，则此举可能有试探的含意，也许林彪想把问题限制在“军队骄傲”的层次上。庐山会议8月28日晚林彪曾对吴法宪说“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并要吴法宪不用检讨。那时林彪仍相信毛泽东的主意是维持两派平衡，以为庐山事件不过是两派的一次交锋，这样的交锋过去已屡有发生，只是这一次闹的大了一点。
　　1970年国庆前夕毛泽东、林彪谈话，谈及吴法宪的去留，林彪竭力保吴（《吴法宪回忆录》827页），若当时林彪同意让吴下台，可能缓和一阵。谈话后林彪要吴法宪去求见毛泽东当面检讨，实为息事宁人之法。不料毛泽东推脱不见吴法宪，拿到吴的书面检讨后更得寸进尺，批示“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办事组各同志忘记了九大党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1970年10月14日），于是黄、叶、李、邱亦检讨。
　　12月至次年1月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华北会议）专批陈伯达，宣布改组北京军区，撤销李雪峰、郑维山职务。后来的事实表明此事与林彪等并无大关系。
　　1971年1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本为部署当年工作，毛泽东却指斥“……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重压之下军委办事组成员全部再作检讨（注：空5军政委韦祖珍因受吴法宪影响在庐山会议时有反张春桥的激烈言辞，还能在1971年年2月升任广州军区政委，并兼广西党政军二把手，以取代病中的韦国清主政广西）。
　　毛泽东召集会议评说五大将检讨并指定周恩来带黄、吴、李、邱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对四人多有挖苦羞辱，如追问各人检讨是不是秘书写的，说邱会作的字写得好、毛死了邱可以当主席，令李作鹏搀扶康生上卫生间。
　　在北戴河林彪处，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有关指示、汇报近期工作包括中央工作会议的筹备以及黄、吴、李、邱检讨情况，林彪对此只讲了三分钟，除表态赞成毛泽东各项指示外，对黄、吴、李、邱的检讨说了“无心插柳柳成行”一句让人难以捉摸的话（《吴法宪回忆录》838页）。周恩来一行回北京后，毛泽东再召见诸人询问北戴河情况，决定五人检讨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表态说自己是保五人的。3月15日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4月11日批示“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4月15-29日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林彪叶群于会议期间回北京，叶群到会检讨。24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称“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要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纪念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对此毛泽东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毛泽东拒绝出席会议，但毛的批示也可理解为他不外出因此可能到会，关键看林彪出席否？林彪对此的反应情况未见记载，最终结果是两人都未出席会议，应当是林彪坚辞不出：出席要讲话、讲话必检讨。有的论者认为请毛、林到会讲话是毛泽东有意给林彪台阶下，仅是没有根据的猜测而已。


　28日毛泽东对周恩来批陈整风汇报会总结讲话提纲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以。先同六人小组商酌，再同政治局各同志（包括各大组负责人及犯错误的五同志商酌，取得同意，或加修改，然后去讲。”但周恩来实际在会议上讲的是：黄、吴、李、邱犯方向路线错误与宗派主义错误（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122页），毛泽东批示中明明是“犯错误的五同志”，周恩来总结报告却只提4人，其中必有未载入史料的幕后运作。会议上吴法宪虽作检讨但感觉气氛比较缓和，检讨后江青、张春桥有友好表示，并由张春桥建议删去会议总结稿中一些批吴过重的话（《吴法宪回忆录》843页）。
　　至此，庐山会议后近8个月时间高层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批陈伯达，又肯定不能牵扯到中央文革，而文革前陈伯达的工作是为毛泽东做些理论撰述。公开的文字中陈伯达被称为“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即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也显示毛泽东特有的浪漫，不明就里的全国各级大员一头雾水。另一件事是以“慢功夫”迫使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而不是文革中常见的直接驱赶。两件事都无关乎国计民生，陈伯达曾对毛氏文革有所反思与批判：“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现在恰似又一次的印证。
　　吴法宪未记载4、5月之交毛泽东、林彪在北京有过会谈。五一节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天安门，林彪在天安门短暂露面即不辞而别，节后林彪去北戴河。叶群8月上旬回北京数日，吴法宪称以后只在9月9日为生活琐事与叶群通电话一次，再无联系（注：6月1日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一行到京，欢迎者有叶群，3 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接见。最高层官员专机均由吴法宪安排，不知吴法宪为何未记载林彪叶群此次回京情况？）5月初至8月15日（毛泽东南巡）留下一段空白，看似事情至此停顿了。在这段空白期中发生过6月9日江青给林彪照相，相片于8月1日公开刊登，但研究者凭此不大可能演绎出什么结论。
　　林彪的公开退让终于没有出现。从庐山会议开始，有记载的毛泽东与林彪两人面谈有：
　　8月23日“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前，林彪单独和毛泽东在一间房里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他人，在另一个房间等待，等的时间不短。他们谈话出来后，大会开了。”（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406页）；
　　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停止分组讨论之前；28日林彪说“毛主席又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吴法宪回忆录》807页）；
　　9月底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与毛泽东谈话（《吴法宪回忆录》827页）。
　　几次谈话并未显露毛、林关系的特殊变化。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冲锋陷阵两年多，九大前后又逐渐偏向军队派，设若毛泽东以批判陈伯达之名义同时打压军队派与文革派的风头，会不会更有效果呢？

　　拿掉林彪--权力之争甚于政见之争

　　人类社会不乏权力之争与政见之争，只要有日渐完善的游戏规则，任何争执终归导向进步。分析表明设国家主席与反天才论都不像政见之争，或者说拿掉林彪的理由权力之争甚于政见之争，但要说林彪及黄、吴、李、邱威胁到毛泽东的最高权力就更加不好解释了。路线斗争的概念深奥得多，路线斗争不是政见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也不能说路线斗争包括了权力之争与政见之争。文革中波谲云诡、大起大落的场面总是源于官员民众对路线斗争难以理解或彼此截然相反的理解。
　　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南巡，同各地大员谈话中对林彪与五大将的定性明确：“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尚未正面交锋就先行将林彪等同于党史上那些臭名昭彰的机会主义头子，实乃前所未有。尽管毛泽东一开始就清楚林彪之不适宜作接班人，文革中林彪也没有与接班人地位相对应的实权与业绩，但现在要决心扳倒林彪却是风险、难度都很大。正如林彪多年大树毛泽东威信造成极难取毛而代之，毛泽东以林彪为接班人借林彪之力清除党内反对派也造成倒林之困难。毛泽东反刘少奇之前先除掉其亲信，而现在军委办事组仍然完整仅被掺沙子。1967年夏天毛泽东一时兴起要“揪军内一小撮”曾引起轩然大波，扳倒林彪对于军队的震动当更大。
　　1959年庐山会议事件时毛泽东对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民主革命同路人”等理论问题有过经典分析，又指定陈伯达写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理论批判文章。但毛泽东对于1970年庐山会议风波的刻画却更像纠缠于细枝末节。同刘少奇相比，林彪作为第10次路线斗争头子过于牵强，罪行太不够了！文革恶果通常可以推卸到遭清除的高官身上，毛泽东会考虑将哪些错误安到林彪头上呢？
　　南巡讲话所指林彪的主要问题如“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实际林彪是在有毛泽东在场的大会上讲话；“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领导”与“指挥”有何区别？最重要的事实是毛泽东一直既领导又指挥军队；“……华北组六号简报……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为何是反革命的？只有他个人认为而已；“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实际是有请示，而这个袭击对象是谁毛泽东却讳莫如深：天才论首先是对毛的吹捧，更有反对张春桥的用意，毛泽东始终没有说到为何不能反张春桥！
　　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就开始检讨，屡次不能通过。吴法宪到底有什么需要检讨呢？8月13日修宪法会上与张春桥争吵是为工作中分歧，而且第2天会议两方达成一致意见。提议讨论林彪讲话是会议批准的，在分组会上的发言不过介绍了与张春桥争吵情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林彪的说法有：
　　“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林彪至少没有直接领导中央文革小组；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此事与林彪无大关系，连九大政治报告都未采纳林彪意见；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这是一句令人费解的话，林彪集团的罪行为何又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文革既已失败，为何又延续5年？
　　毛泽东从5月初至8月15日拖延如此长时间才动身南巡，必然还有许多未揭开的秘密，几个月中毛泽东、林彪在想什么做什么？是否有过林彪求见毛泽东、或毛泽东约见林彪而不得？或林彪以书面、电话方式私下表态检讨、退让呢？一些论者及资料中对此有种种说法，但都属未经证实的。检视彭德怀、刘少奇、陈伯达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毛并未恶语相加反倒是雍容大度，但这不能使彭、刘、陈摆脱厄运。即便毛泽东与林彪有私谈，林彪也应当清楚在毛泽东不满的前提不可能检讨、辞职，如果林彪同意拿下吴法宪不仅不能化解困局，还可能军委办事组全部下台震动太大，即使保住了自己也是脸面尽失。
　　张春桥、汪东兴是庐山会议风波的另两位主角，肯定也有毛泽东与张春桥、毛泽东与汪东兴的个别交谈，但这3人都没有留下可信的资料。
　　临近九一三的几天内北戴河林家情况异常，约在9月7日某些机密行动被泄露出去，但至今没有可靠材料能说明获得这些情报的究竟是哪些人，又采取了哪些措施。9月8日叶群电话问候江青，并派人送西瓜。江青秘书回叶群电话，表示感谢、高兴。12日下午江青在颐和园与工作人员分吃西瓜，在场者证明其情绪很好。
　　周恩来似乎完全不知此刻毛泽东的安排：9月10日就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周恩来请示是否先开三中全会并在全会将陈伯达永远开除出党、补选几名中委？毛泽东回复“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显示大局已定、胸有成竹。毛泽东所称“补选常委”意味着重新安排接班人，周恩来竟毫不知晓。毛泽东打算如何处置林彪？打算补选谁作常委？终其一生未见透露。

　　九一三事件的完全揭秘非有赖刑侦手段不可

　　终于，九一三到来，所谓庐山会议之谜演变成一个真正的谜，九一三事件涉及的人物、场地、机构、物证表明已不能完全纳入政治斗争范围，因而九一三事件的完全廓清非有赖刑侦手段不可（首先需要弄清，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预谋事件），至今学者在书斋的研究都是枉费心机而已。
　　临退场前林彪的心态如何、以后形势发展是否如他所料？已完全不可知。但后人是这样认为的：林彪在未作检讨、未遭处分的情况下退出政治舞台同时退出人生舞台，其中的原委，无论从逻辑方面、或理性方面、或情感角度去推测，都可能是苍白无力、导致矛盾的。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也使得毛泽东原本打算怎样处置林彪成了永远的谜，就如高岗、刘少奇的倒台过程与结果，毛究竟是声东击西、迂回包抄，还是临机决断、改换目标？但从九一三以后毛的身体、精神状况可以推断，毛的处置预案至少不是实际发生的那样。
　　庐山会议上引发毛泽东震怒的应当有陈毅的激烈言辞“谁反对天才就反对谁”，陈毅其实是借天才问题而抒发胸中积怨。1967年二月逆流戳到毛泽东痛处的也是陈毅说到延安整风时刘少奇、彭真借运动整人而登上高位，如今不也垮了？周恩来一听知道这是犯大忌的话当即制止。居高位者常怀有对于清算的莫名恐惧，这是不能以制服反对者赢得的快感来抵消的。毛泽东顾忌的就是党内可能出现的翻案与清算，早在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上林彪就谈到要警惕有人在毛主席百年后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可谓一针见血！
　　九一三事件之后一批军队将领受林彪牵连，仅各省、大军区、军兵种的司令政委就有数十人，罪名只是难以理喻的“上贼船”。9、10月间召开了数次老同志座谈会，曾经在庐山会议慷慨指斥张春桥的陈毅等老革命家转而揭发批判林彪罪行，是非曲直、荣誉耻辱再遭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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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hen

此文首发于共识网，持论公允，判断到位，看得出来作者功底不浅。
作者说“有的亲历者记述毛的讲话实际是‘有人想当主席’，暗指党主席。”不知道出处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