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序《时尚与政治：广东民众日常着装时尚（1966-1976）》

yangharrylg

序
王宁
在很多人眼里，“文革”是一场难以忘却的浩劫，一种挥之不去的精神创伤，一件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的确，从一个常人的角度看，在深受其害以后还说“文革”好话的，会被人觉得不可理喻。受害者眼里的“文革”，必定是一场噩梦。但是，为了防止这场噩梦的再现（从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的群众基础来看，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仅仅停留在受害者的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从一个学术的角度来剖析“文革”。学术的角度要求我们要力求客观，而不是带着受害者情绪，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后者容易让我们带着有色眼镜来看“文革”。一旦如此，就会妨碍了我们研究的客观性。这反而无助于我们发现“文革”的本质所在。孙沛东的著作，就是一部从学术的角度，对“文革”期间的一种奇特的同质化行为模式——时尚，以冷静客观的立场，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力作。
该作描述了一种异于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着装时尚。它高度同质，举国雷同，上行下效，整齐划一。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时尚，一种政治高压和意识形态裹挟下的时尚，一种自我归类的，从而避免自己被社会归入“另类”的，类似于动物保护色的时尚，一种可视的、无言的“自己人”的立场宣示，一种驱除恐惧、获取归属于“革命队伍”荣耀感的认同行动。这样一种时尚，与自由民主条件的下时尚有什么不同？它背后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它导致怎么样的后果？这些问题，长时间以来都没有得到认真深入的研究。孙沛东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不但勇气可嘉，而且显示对自己的学术能力有足够的自信。事实证明她是成功的。她的著作揭示了“文革式”时尚的深层机理，对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反思“文革”，从一个侧面提供了鲜活的田野资料和深刻的理论提示。
在某种意义上，“文革”是一场千载难逢的、由最高领导人在不经意间对人性之善恶所做的大实验。在这场大实验中，人们以“革命的纯洁性”的名义，从事着种种反文明、反人权的行动。尽管人们戴着“崇高”的面具，但人的各种阴暗的、丑陋的、凶残的本性，在“文革”这个大实验场暴露无遗（当然，我们不否认各种善心的存在）。诡异的是，人们可以以各种方式施害，但最后的结果是几乎所有人都难以避免受害。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相互伤害的境地。为了在这种相残社会生存，人们学会了虚伪，学会了违心，学会了表里不一，为的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自我保护。而服装作为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消费品，一旦选择不慎，也会遭致抨击或批判。于是，为了适应环境，自我保护，以革命的参照群体作为服装选择的依据，就是当时着装的行为逻辑。在“文革”中，工农兵就是这样的群体——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中，他们是最有革命性的。于是，在“文革”期间，全国居民的着装显示出千人一面的外表，到处都是“蓝蚂蚁”、“黄蚂蚁”或“灰蚂蚁”。一个本来应该是鲜活的、色彩斑斓的世界，被活生生整成一个单调无聊、死板无趣的世界。
“文革”期间的政治恐惧，并不能完全归因于领袖一个人。某人之所以崇高和伟大，是因为大家都跪着。的确，我们心理上的奴性，正是导致我们盲从，进而成为施害者，并最终成为受害者的原因。“文革”带给我们的警示意义在于，要让我们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不能不完成未竟的启蒙和未竟的理论反思。而文明社会已经证明了的普世价值，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它、接受它、普及它。其中，人权与法制，两个“文革”中可以肆意践踏的东西，正是这样的价值。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关于“文革”的反思，有时居然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但设置学术禁区的后果之一，是“文革”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于是“文革”死灰复燃的迹象又出现了。因此，以冷静的态度来研究“文革”，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弄不好，连论文都没有地方发，不但妨碍自己的学术生涯，而且还牺牲了许多机会成本。但事情总是要有人做的。幸运的是，有不少学者默默无闻地从事着这样的事业。孙沛东就是其中的一位。尽管她的著作并非尽善尽美，能够有勇气从事这样的探索，就已经值得我们钦佩了。
是为序。
2012年11月4日于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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