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毛泽东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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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穜观点，认为在一九六八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后，或者到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我们的历史叙述还是想延续到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群众抗议运动和随后毛泽东的去世、江青集圃的覆灭，而把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六年视为文革后期。文革后期的特黠，一是上层逐渐陷入了权力斗争，一是底层以“民间思想村落”为中心的民间思潮的空前活跃。我以为，文革后期民间思潮的主要成果有三方面：一、对中国现行社舍主羲体制的政治和经济批判；二、社舍主羲民主舆法制，思想启蒙的呼吁舆思考；三、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农村体制的呼吁舆思考。

　　邓小平吸收了七十年代民间思想

　　我们可以对七十年代以来，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作两点小桔。

　　首先，当时以林彪外逃为标志，形成了文革巨大的社会舆精神危机，所有人都觉得，文革难以为继，中国需要一个转机。于是，“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这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一个思考的中心。民间思想者对此作出了不同回答，大体上提出了未来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三种不同的路向。一是以陈尔晋、徐水良为代表，要求推进以“防止官僚特权，保障劳动者主权”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根被改革；二是以李一哲。卢叔宁为代表，以推进民主、法治和启蒙作为中国的出路；三是以顾凖、张木生、陈一谘、王申酉唯代表，主张以发展生产力唯第一要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民间思想的设想，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所提出的民生、法治、启蒙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不同程度上为后来邓小平等领导所接受，事实上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与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七十年代的民间思想，确实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他们是真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但作进一步考察，也不难发现，民间思想者许多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思想和要求，如李一哲、卢叔宁所提出的“人民主宪法”，卢叔宁所强调的“使人民成为自觉的社会成员，劳动者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中心的启蒙理想，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启蒙运动中事实上都是被忽略了。当然，更为严重的是，民间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份，即陈尔晋等所提出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事实上被搁置了，民间思想者在这方面提供的宝贵的批判资源，也完全被强迫遗忘，这些思想先驱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令人叹息。而这样的搁置于遗忘的结果，就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当年早已经提出的特权阶级和劳动者的权利问题，都更加突出且严重，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这里所包含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是足以使我们警醒与深思的。

　　毛泽东真的成为孤家寡人

　　其二，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后期所有民间思考，都涉及毛泽东，斗都不同程度上形成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体制的质疑与背离。我们刚才说过，这实际上反映了文革后期的民心、人心、党心的变动。几乎所有社会阶层，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那些干部、知识分子，还是文革的依靠对象，那些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以至支持毛泽东主义者，都对毛泽东的革命产生怀疑，对他所建立的革命秩序表示不满，充满了变革的要求。回顾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毛泽东始终把党的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农民玩弄于股掌之间，但现在，所有被他玩弄、制服，因而绝对服从他的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他的对立面，成为怀疑他、抵制他，以至反抗他的力量。他最后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于是，就有了最后的几句：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由周恩来去世而引发的天安门群众抗议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要繁荣富强，不要吹牛皮”，“中国人民是中国历史的主人”，“秦始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当时群众的主要矛头还是指向四人帮，而且也有像我和我周围的朋友这样的人，还在坚持毛泽东主义，因而对“四五运动”背后的邓小平，即党官僚的影响，仍然心怀警惕，但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四五运动的群众呼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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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新評（節錄）　錢理群
2011-08-01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一九六八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以後，或者到一九六九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我們的歷史敍述還是想延續到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群眾抗議運動和隨後毛澤東的去世、江青集團的覆滅，而把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六年視為文革後期。文革後期的特點，一是上層逐漸陷入了權力鬥爭，一是底層以「民間思想村落」為中心的民間思潮的空前活躍。我以為，文革後期民間思潮的主要成果有三方面：一、對中國現行社會主義體制的政治和經濟批判；二、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思想啟蒙的呼籲與思考；三、發展社會生產力，改革農村體制的呼籲與思考。

鄧小平吸收了七十年代民間思想

　　我們可以對七十年代以來，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作兩點小結。

　　首先，當時以林彪外逃為標誌，形成了文革巨大的社會與精神危機，所有人都覺得，文革難以為繼，中國需要一個轉機。於是，「中國向何處去」就成為這個時代的重大課題，一個思考的中心。民間思想者對此作出了不同回答，大體上提出了未來中國改革和社會發展的三種不同的路向。一是以陳爾晉、徐水良為代表，要求推進以「防止官僚特權，保障勞動者主權」為核心的國家政治體制的根本改革；二是以李一哲、盧叔寧為代表，以推進民主、法治和啓蒙作為中國的出路；三是以顧準、張木生、陳一諮、王申酉為代表，主張以發展生產力為第一要務，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農村體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線。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當年民間思想者的設想，可以很清楚看到，他們所提出的民主、法治、啓蒙要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農村體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線，不同程度上為後來鄧小平等領導所接受，事實上構成了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改革的基本內容與方向，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七十年代的民間思想，確實為文革結束以後中國的改革開放，作了思想和理論的準備，他們是真正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者。但作進一步考察，也不難發現，民間思想者許多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思想和要求，如李一哲、盧叔寧所提出的「人民民主憲法」，盧叔寧所強調的「使人民成為自覺的社會成員，勞動者掌握自己的命運」為中心的啓蒙理想，在八十年代以來的民主、啓蒙運動中事實上都被忽略了。當然，更為嚴重的是，民間思想中最為激進的部分，即陳爾晉等所提出的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事實上被擱置了，民間思想者在這方面提供的寶貴的批判資源，也完全被強迫遺忘，這些思想先驅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令人歎息。而這樣的擱置與遺忘的結果，就是經過三十年的改革，當年就已經提出的特權階級和勞動者的權利問題，都更加突出且嚴重，成為今天中國社會發展的瓶頸。這裏所包含的深刻的歷史教訓，是足以使我們警醒與深思的。

毛澤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

　　其二，我們可以看到，文革後期所有民間思考，都涉及毛澤東，都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對毛澤東的思想和體制的質疑與背離。我們剛才說過，這實際上反映了文革後期的民心、人心、黨心的變動。幾乎所有社會階層，無論是文化大革命的對象，那些幹部、知識分子，還是文革的依靠對象，那些青年學生、工人、農民，以至支持毛澤東主義者，都對毛澤東的革命產生懷疑，對他所建立的革命秩序表示不滿，充滿了變革的要求。回顧建國以來的歷次運動，毛澤東始終把黨的幹部、知識分子、青年、農民玩弄於股掌之間，但現在，所有被他玩弄、制伏，因而絕對服從他的社會各階層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為他的對立面，成為懷疑他、抵制他，以至反抗他的力量。他最後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於是，就有了最後的結局：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由周恩來去世而引發的天安門群眾抗議運動，提出的口號是：「我們要民主，不要法西斯；要繁榮富強，不要吹牛皮」，「中國人民是中國歷史的主人」，「秦始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儘管當時群眾的主要矛頭還是指向四人幫，而且也有像我和我周圍的朋友這樣的人，還在堅持毛澤東主義，因而對「四五運動」背後的鄧小平，即黨官僚的影響，仍然心懷警惕，但對毛澤東仍持支持態度的，畢竟是少數。無論如何，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在四五運動的群眾呼聲中結束了。

聖人夢驚醒

　　教人感興趣，並值得加以討論的是，毛澤東本人對這一切作出了怎樣的反應？如果說，林彪的外逃，在全國人民心理上造成巨大震盪，並構成人們新的懷疑、新的反思、新的覺醒的契機，那麼，應該說，毛澤東本人也受到巨大衝擊，他大病一場。兩個月後，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大病初癒的毛澤東來到武漢軍區視察，突然說了這樣一句話——

　　「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中國第一等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

　　聖人夢，是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開始、一生的真志，也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因之一。現在，毛澤東終於承認：「我不是聖人」，其中的無奈與感傷，我們是可以體會的。也就是說，毛澤東以「偉大導師」之尊發動文革，又以承認自己不是聖人告終，歷史就這樣完成了一個過程。

　　一九七二年毛澤東接見美國總統尼克遜，他們兩人之間有一場意味深長的對話。尼克遜為了討好毛澤東，說他的理論「感動了全中國，改變了世界」，毛澤東立刻回應說：「沒有改變世界，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區。」這裏的自我估價，和「我不是聖人」的說法是一致的。毛澤東終於承認自己歷史作用的有限性，也一定程度上承認了自己的失敗，說明他是清醒的。

　　面對這樣的失敗和不能不承認的自我有限性，毛澤東陷入了深刻的感傷與悲涼之中。他的秘書回憶，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裏，他曾費力地用微弱的聲音，一字一句地背誦南北朝詩人庾信的《枯樹賦》：「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但毛澤東更是頑強且有遠見的。

　　儘管已經面對了失敗和絕對的孤立，但毛澤東仍然要給中國和世界留下一些東西。

　　最重要，也最具深遠意義的，是他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作出的與美國和解的戰略決策。就毛澤東個人而言，這樣的決策，也是有其內在邏輯的。如一位研究者所言：「毛澤東給人的公開印象往往是『反帝反修』毫不妥協的鬥士，這一點尤其在中蘇論戰中表現出來。但他內心深處，卻對美國鼓勵自由發展的靈活體制頗有好感，而厭惡蘇聯管得死死的官僚體制。」早在延安時期，他就曾對美軍觀察組成員說過，未來中國工業化必須有自由企業和外國資本幫助，中國可以為美國提供「投資場所」和重工業產品的「出口市場」，並以工業原料和農業品作為美國投資和貿易的「補償」。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也多次強調借鑑美國管理體制。也是在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就曾做過突破中美關係僵局的努力：派遣中國藝術團訪問南美各國，並準備相機訪美演出（美國方面也表示了邀請的意圖），雖然後來因發生了匈牙利事件而終止，但至少說明，改善中美關係，以突破西方對中國的包圍，一直是毛澤東戰略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中美談判從一九五五到一九七〇年前後堅持十五年，就是這樣的戰略意圖的表現。因此，七十年代毛澤東提出向美國開放，自是順理成章的。

　　當然，選擇在七十年代改善中美關係，更是出於毛澤東的戰略分析和戰略決策。一九七四年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他的「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他在和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的講話中說：「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這個劃分不僅表示他堅持一貫的第三世界立場，把中國看成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更重大的現實意義是，把美國與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區分開來，也就是說把西方世界一分為二，這就為中國和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改善關係打開一個空間。另一方面，他雖然認為蘇聯、美國都是第一世界國家，但是又把蘇聯和美國區分開來，以蘇聯作為主要敵人，這就形成一個美中聯合反蘇的新格局。這樣，就用「聯合反霸」取代「反帝反修」，為中美和解提供了理論依據。這同時意味着毛澤東劃分世界政治力量的標準，已經不是社會制度，階級屬性，而是根據這些國家的經濟地位、經濟實力，以及在國際關係中的政策為標準，也就是說，他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已經不那麼堅持意識形態的立場，而更加注重國家利益，開啓了中國外交的新思維，一直到今天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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