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陀 关于"华工武斗"：原“华工红旗”负责人梁保提访谈

阿陀

关于“华工武斗”
——就《羊城晚报》文章访问原“华工红旗”负责人梁保提


《羊城晚报》2013年8月10日“荒唐岁月”专栏登载了广州文革史研究者叶曙明先生“华工武斗”一文（附件一），笔者即将该文（连同“武斗升级”一文）推荐给原“华工红旗”负责人高翔先生，后在高的介绍下,又通过电话访谈了当年代表总部在现场指挥的原华工红旗负责人之一的梁保堤先生。
梁指出该文提到的华工红旗“架起机枪”和“一人死亡”的报告，虽然分别出自军管会院校组和《军管会值班日志》，但均非事实。他还特别强调，当年称为“图书馆事件”的那场华工武斗，武器原始，规模不大，更只是同属旗派的校内两个组织之间的冲突，如果将其视作广州对立两大派“第一场大武斗”，是不对的。
叶曙明先生曾分别访谈过不少当年两大派的头面人物，访问过军管会负责人并有幸查阅过军管会值班日记，调查广泛，著述良多，是目前屈指可数的广州文革史研究人中的翘翘者。这一篇八年前根据访谈资料写下的短文，即使未能尽善，如果能够触动当事人，共同回忆抢救文革历史，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也值了！
（以下是梁保提访谈录）
*                            *                          *

问：请您谈谈对《羊城晚报》“华工武斗”一文的看法。
答：这场武斗当年称为“图书馆事件”，我是现场总指挥。华工武斗不是（旗派和和东风派）两派武斗，因此文章把它作为两派第一场大武斗是不对的。
这次冲突起因是一个电子管——电台用的电子管。“华工八一八”当时擅自把一部电台从无线电系的实验室搬到他们设在图书馆的总部，这在我们看来是很严重的事件，因为当时我们华工红旗是最大的组织，人数比例占了全院的百分之八、九十，在学院的党政已经瘫痪情况下，实际的行政工作都是我们华工红旗主持的。水电、粮食等，所有行政事务都是我们管的。八一八人数很少，在学校没有什么影响，这之前我们（组织）之间没冲突。
问：你们的观点分歧是什么？
答：后面再讲。这件事不涉及观点之争，一个是我们有责任维护学校行政管理的稳定，一个是涉及电台，你知道这在当时是军事用品，不能随便动用，国家严格控制，是保密的，私设电台就是犯罪，怎么可以私自搬回自己总部？所以我们要求他放回去。这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要求，交回不应该拿走的东西，不涉及政见之争。
我们提出来以后，他们（拒）不执行。一开始是华工红旗五系（无线电系）分部把图书馆围起来。反映给我，我说（电台）一定要送回来，不送回来就围，围而不打，直到他们送回来才解围。后来是因为他们坚持不送回来，才发展成武斗。开始我们也不想打，华工已经是我们一统天下啦，我们只希望安定，是中学生比较冲动——当时2中、16中等都有一些中学生随我们活动，你知道，年龄的关系，好动好斗，主义兵也是中学生，都一样。
武斗的水平很低，主要是石头、弹弓，最多中学生搞来的气枪，后来还有射击训练用的小口径步枪。整个武斗水平绝对是很低的
问：文章根据“军管会值班日记”，提到华工红旗有30余人受伤，一人伤重死亡。是吗？
答：受伤人数没有正式统计，攻楼时被砖头打的，多是皮肉伤，没有人重伤，更没有人死亡。说起来是笑话，那天和武传斌谈起，我是66届的，和高翔一样都是考了研究生的，是很稳重很稳重的人啦，对于武斗是相当相当小心。（阿陀：可以理解）
一听说打起来了，很害怕，万一重伤死了人怎么办？当时要求八个系（华工红旗）分部的负责人把饭堂的枱子准备好，进攻时可以顶起来挡砖头。就是怕贸贸然冲上去，砖头打死人就惨了。上面有闸拦住，用焊条封死了，像现在的防盗网，我们把阅览室的大枱也抬过去，用来作掩护，从抬下往上面二楼扔砖头、石灰粉，几次攻不上去，枱打烂了几张……这都很原始啦，怎么可能用机枪，还死人？就是要避免死伤嘛。
问：这场武斗是8月4号。“7-23纪念堂武斗”以后，广州两大派都积极准备武器，全市范围抢枪大约是八月初开始的，你们这时还没有枪？
答：比社会上迟，我们在瘦狗岭（郊区），学校没有武斗准备。社会上抢枪了，我们还没开始。只知道中学生有气枪和民兵训练用的小口径步枪。


问: 武传斌说华工八一八也是造反派，高翔好像有看法，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答：文革开始，我们是不理解的。高翔是预备党员，我是团支委，那时几乎所有学生干部，家庭出身好的人，都不理解，都没有造党委的反，都是“保守派”。工作队来了，搞“黑名单”（阿陀：即秘密在教师和学生中划分左、中、右，内定一些右派，运动初期这种做法在大学和中学都很普遍），上面布置下来，我们是积极配合的。后来通过高翔妹妹的“北京来信”（见附件），知道北京已经开始批判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我们才打起“华工红旗”旗号开始造反。“八一八”前身是“心向党小组”，这时他们还坚决维护工作组，坚持原来观点。无线电系的老师、党总支书记、一些学生干部，都是“八一八”，人数很少，在学校没有什么市场，最原始我们都是一样的（保守派），我们转变立场，他们没转变，在学校是保守派。他们后来在社会上就是省革联、红司观点（阿陀：就是武传斌这一拨造反派。文革分派其实十分复杂,有些人在单位是保守派或造反派，到了社会上则成了相反的角色。例如：上海“上柴联司”原来是单位的造反派，被王洪文的工总司当作保守派堡垒歼灭。刘国凯的《基层文革的泥泞路》则有单位保守派变成社会上造反派的例子……）。
在学校我们之间原来没闹什么冲突，如果不是那件事，根本不会冲突。
冲突过程中，红旗杂志记者姜洪洲从中做了一些工作，让送饭进去，就是姜向我提出，我同意的。
最后是华工军管会主任阎百洪要动员八一八撤出图书馆，撤出华工，和我谈，我同意。他们开始不答应，后来同意了。我们的人在下面两边列队，他们从中间空身通过。伤员已经先一步被解放军接走了。
我和阎百洪一直把他们送到校门口。
华工武斗整个过程是我处理的，高翔主要在二沙头，他不了解全过程。是我给他打电话。
(完)

                        阿陀 2013年8月16日电话记录


附件一：
华工武斗
作者： 叶曙明原载2013年8月10日《羊城晚报》
8月份是抢枪的高潮，也是武斗的高潮。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一场大武斗，发生在华工。8月4日，华工红旗声称八一八偷了他们的“发射机”（其实是电子管），集结了几百人包围冲击八一八总部大楼。双方对峙了十几个小时，退守楼上的八一八，既没有水，也没有粮，于8月5日零时向广州军区、省军管会发出紧急“照会”：“我八一八直捣黑省委前线总指挥部限令你们在明早8时以前解决数百名八一八战士的食饭问题，逾期以后不给予解决，我们将对军管会采取强硬的革命行动，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省军区派了一个步兵连前往华工制止武斗，双方谈判了一个通宵，八一八要华工红旗先撤走，才交电子管；华工红旗要他们先交出电子管才撤。谁也不肯让步。省军区政委和参谋长都到现场调停，他们建议，一、把伤员运走；二、把饼干、水运上三、四楼给八一八的人充饥。但部队被堵在外面进不去，送水送饭也被挡了回去。
中午12时50分左右，华工红旗开始动员准备冲击八一八大楼；八一八也动员准备反冲。形势愈来愈紧张。下午3时左右，三个连的解放军从前后门强行进入校内，将两派隔开。但红旗仍有许多人占据楼下。
据军管会值班日志记录：“步兵连进去之后带了六部电台，被砸坏了五部。把双方隔开了，八一八受伤十几人，运不出来。现在旗派还有人在楼下。4点钟听到两声步枪声，谁放的未查清。要求军管会派人去协助他们做工作。5时半院校组王副科长报告，华工红旗对着八一八架起了机枪。八一八下面一、二楼失火。双方还没坐下谈。”
大楼失火时间约是傍晚6时40分左右。二楼首先起火，华工红旗乘势冲上二楼，用小口径步枪向三楼开火，并投掷教练用手榴弹，部队无法靠近。8时40分，武斗已基本停止，火渐熄灭。双方从12时45分开始谈判，八一八提出三条：一、将八一八被扣留的人放了；二、允许把伤员（79人，枪伤34人）运出来；三、电子管可交解放军代管。但华工红旗不同意。
8月6日凌晨4时，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华工红旗同意把八一八伤员接下楼，但很快他们又反悔了。直到早上8时，院校组、机关组和工交组共八名军管人员匆匆赶赴华工，协助进行谈判。部队陆续派了六个营去。
省军区的意见是：一、把伤员运走；二、把饼干、水运上三、四楼给八一八充饥（因已被围了几十个小时）。军区曾计划用直升机向楼上投放饼干和汽水，但经请示中央军委不同意，只好作罢。在《红旗》杂志的一名记者斡旋下，下午3时许，华工红旗同意让八一八人员下楼，但要一个一个下。而八一八坚持要成批成批下。华工红旗不允，双方又谈崩了。下午4时，华工红旗准备向楼上发动进攻。气氛一触即发。军管会值班日志记录：
双方伤亡情况（据张××部长今晨7时40分向白副政委汇报）：八一八伤97人，其中被小口径步枪打伤的34人；红旗伤30余人，其中一人重伤送医院后死亡。
省军区已准备了饼干900余斤，汽水270余瓶，下午运至华工，因送不上去，又折回省军区。
下午一个连队冲了上去，至三、四楼间，被红旗战士逼进一个房间，出不来。
18时20分，红旗冲上四楼，把八一八战士逼进一小房间，八一八战士齐背语录，高唱语录歌。
晚8时10分，《红旗》杂志的记者陪着省军区的几名干部上了四楼，和八一八的人见面。但群众一见军队干部就高呼：“打倒广谭！”情绪十分对抗。大家谈了一会，谈不出什幺结果。
华工谈判未有进展，校外的八一八却奔走呼号，纷纷涌到省军管会请愿，要求军管会采取强硬措施。傍晚，八一八的群众在军管会大楼前静坐绝食。与此同时，华工校内被围的八一八，已经交出了电子管。华工红旗同意他们撤出，但不能以“八一八战士”名义下来，不能住在华工校内。八一八坚决不干，只撤出了22名伤员，其余的170人拒绝离开，在四楼静坐绝食绝水。军管会的值班日志写道：
8月7日6时。省军区作战处刘×同志电话：华工的武斗已停止，现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八一八态度很强硬，坚决要绝食，不下楼，因华工红旗提出的条件太刻薄，八一八不能接收（受）。红旗杂志记者已于今早1时多回来，他说这已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他做工作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部队已撤回二个营休息，还有四个营在那里继续做工作。四楼上的一个连队与下边的部队可以联系。
八一八坚持到当天晚上，终于同意撤出学院。所有人在解放军护送下，进入学院外的高炮营营房，然后由部队把他们转移走。
华工武斗之后，广州市内到处可以听见刺耳的枪声。人们体验着危机逼近时积聚着愈来愈强烈的压迫感。行人寥落的街头，时时有飞驰而过的卡车，上面满载着头戴钢盔、藤帽，手持长矛、冲锋枪，车头架着机枪的工人和学生。驾驶室门口的踏板上，还站着几个耀武扬威的人，狂呼乱喊，路人心胆俱寒。一般市民也弄不清他们是东风派的，还是旗派的，局势极其凶险。
（原作2006-03-06刊于叶曙明《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



附件二
《北京来信》引起轩然大波
作者： 叶曙明 2005-11-28 原载叶曙明博客ysm2001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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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当导致学生一哄而起的诱因出现时，省委根本无法加以有效控制。6月23日，华南工学院五年级学生高翔，收到他妹妹高眉扬从北京医学院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声称，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外，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都可以怀疑、批判。斗争矛头应集中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信件呼吁广州地区各大专院校革命同学要联合起来，互相串连，互相支援。
      高翔出身于高干家庭。工作队进驻华工后，高翔是有名的左派学生，直到学生中划分左、中、右时，他还是工作队依靠的学生骨干之一。但他对学校斗教授一直有不同意见，认为运动应该整党内走资派，不应整教授，整教授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北京来信”正好道出了他的想法，因此他立即把信抄成大字报，在校内张贴，同时张贴了一张《告全院学生党员书》。工作组连夜抄录送给省委。
      这封信，就是文革初期，在广州学生中引起激烈争论的《北京来信》。
      赵紫阳在看到信以后，大吃一惊，立即派张云到华南工学院了解情况。这时学生队伍的分化，已经相当严重了。据1967年省军管会的一份材料称：
    《北京来信》是去年（1966年——笔者注）6月23日，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北京他妹妹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方向、重点和一些斗争策略等问题，充满了革命造反精神”，华南工学院革命小将将《北京来信》贴出后，省委得知，赵紫阳等认为这封信，煽动性很大，是一株大毒草。赵特派张云到该院亲自抓，组织学生反击。
      对《北京来信》，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形成水火不容的两种意见。校方组织反击，把《北京来信》指为“反革命暴动的宣言”，“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板”。甚至如临大敌，出动民兵警戒，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原定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66届毕业典礼，也因校方担心高翔在会上发表演说而临时取消了。高翔被开除出左派领导核心。
    省委与校方对“北京来信”的处理，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张云在学院受到一部分学生的围攻。有的学生开始提出成立学生组织，有的学生上街游行了。高翔曾和我回顾这段历史，他说，华工是广州市最早出现学生组织的学校，红旗战斗队就是华工最早的学生组织之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是最早出现于华工的。华工之所以走在全市各校的前面，与“北京来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赵紫阳随即召开广东省委派驻各单位工作队队长会议。他在6月24日的会上明确表态：“上街游行，我们坚决不赞成。要向学生讲明，根本没有此需要。游行的矛头是对准谁呢？游行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牛鬼蛇神在学校里，你为什么要上街呢？上街游行，搞大民主，就是矛头对准政府，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在6月26日的会上，赵紫阳说：“我们头脑要清醒，对形势要有正确估计。现在是有一些不健康的苗头，有些乱，还要准备继续一个时期。一些学校的运动，我们掌握不了领导权，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个别的甚至可能为坏分子所操纵……总的来讲，除了个别部位以外，至今我们还处在被动状态。”
　　他承认工作队派得太仓促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总的就是领导跟不上去。对这种大的革命风暴，中央通过报纸社论直接同广大青年学生见面，学生闻风而动，而我们感觉迟缓，行动得慢。学校党委跟不上，不敢革命，怕乱，怕引火烧身，顾虑重重，诸多限制。工作队一下子又组织不起来，组织起来了，也不够强，完全没有经验。总之是仓促上阵，看来这种形势很难避免。前一段时间，学校党委不敢革命，工作队仓促上阵，所以前一段情况比较乱。”
　　赵紫阳给大家打气：“今天开会，是有意义的，大的框框统一一下也好。 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有些是非界线也划得不清楚。前一段学校党委对学生的革命行动限制多，不敢领导；当然，《人民日报》6月24日《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篇社论发表以后，我们又不要忘记了总的方向。今天总的来讲，我们还是处于被动状态，还要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局面才能扭转过来。”
　　但这“一段时间”，究竟有多长，谁也说不清，局面很可能还会趋向恶化。对运动的领导权，赵紫阳提出三种可能性，“一是我们党所领导，这是我们要争取做到；二是自发、半自发状态，如像现在许多院校的情况那样；三是为个别坏人所操纵。自发久了，也势必被别人所操纵。对这些，我们要有所认识。”
　　赵紫阳说：“学生在这场大革命中，一定会有很大提高，一定会锻炼出真正的左派，但必然要经过曲折的斗争，不仅要靠正面教育，也要靠反面教育，跌了跤子，上了当，有了教训，辨别能力就高了。有些地方出现曲折、混乱现象，如被偏激情绪的人操纵一个时期，甚至被坏人操纵一个时期，那是可能的，这也是反面教训。”
      省委认为，《北京来信》说明，确有一部分学生“被偏激情绪的人操纵”，或者，“甚至被坏人操纵一个时期”。6月25日凌晨1时左右，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把学生中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子弟从床上叫起，开紧急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给《北京来信》定调子：“敌人已冒出来了，我们要进行反击，必要时要付出鲜血和生命。”在工作队布置下，不少同学连夜写大字报，写批判文章，“《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斐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等等，铺天盖地而来。
      6月26日，《北京来信》有关学生派出五名代表上京告状。据尹林平1967年写的一份材料说：赵紫阳知道后，“又下令省公安厅打电话给湖南、湖北公安机关，妄图中途拦住这些小将上京”。并要省公安厅给公安部打电话，说“广州有五个反动分子要去北京闹事，要求派人跟踪，并监视他们的行动”。
      6月28日，赵紫阳在自己家里和主管政法口的省委书记尹林平、省公安厅长王宁碰头。赵紫阳说：“阶级斗争很复杂，出头的人有些是别有用心的，广州各大专院校可能会出现乱的情况。”他指示尹、王二人：“对乱后暴露出来的明显坏人，可及时揭露，一般的记下一笔账，很恶劣的，公安部门要配合。”
      尹林平1967年的那份材料，证实赵紫阳确实曾要求公安机关配合。他说，赵紫阳一开始认定《北京来信》的实质是反党中央，因而下令省市公安机关彻查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对《北京来信》事件的有关学生使用专政手段，检查他们的信件”。后来造反派的小报，有更为详尽的记述：
      6月29日，公安厅侦察处向厅党委写了个报告，题目是：“广州市大专院校开展技术侦察工作的意见”内容说“为了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拟在石牌成立一个临时侦察组，对六间大专院校进行侦察。”7月7日省委批示说“同意这个报告，可增加中山医学院。”工作时间为三个月。7月3日，公安厅又向省委写了一个《关于对华南工学院七种人进行侦察工作的报告》，提出对200名对象进行技术侦察，有学生，教师，干部等。上述工作直至8月份中央公安部通报某省利用技术侦察进行违法乱纪事件之后才被迫停止。
      他们还把贴《北京来信》的1016班和呼吁建立联合指挥的7059班档案逐一审查，认为里面有“反革命”，工作队特别对1016、1026、1038和7059班进行严密控制。当时，工作队关于情况的报告有如下纪实：“工作队发现后（即对《北京来信》）立即采取措施，了解各系情况，封锁消息，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当晚召开工作队员会议，进行布置，串联骨干活动，同时将原信抄送王阑西（副省长，三反分子，已停职）和文教政治部”。为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黑省委竟以对付敌人的专政手段来对付革命同学，真是恶毒至极！
      高翔同志更是受到非人的迫害，《北京来信》事件发生后，他们派人对高翔进行跟踪，监视，剥夺高翔和其它许多同学应有的政治权利，不准他们参加援越抗美游行，阻挠他们在学代会上发言。他们还通过了解高翔父母的政治情况，以找到借口把高翔的材料送到公安厅，列举了高翔六大罪状：（1）召集党员写《告全院学生党员书》（2）张贴反动信件，到处煽风点火；（3）成立统一行动指挥部；（4）举行接待会，反对工作组；（5）组织退却，伺机反扑；（6）坚持错误，坚决反对工作队。
      在7月7日的工作队长会议上，《北京来信》仍然是讨论的焦点之一。会议把这封信印发给大家看。
　　（据军管会称）张云把《北京来信》称为反革命信件。他说：“北京来的是反革命信件，反对革命的这一小撮人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我们要有领导的让他暴露一下。目前学校两条道路的斗争经常有遭遇战，我们要准备好，遭遇了就主攻。这封信就是北京、广州联合起来干的。各学校也要准备暴露一下。”
    人们普遍忧虑，《北京来信》是一个信号，处理不慎，将触发破坏中共组织和政府的大规模群众行动，如自发夺权之类。现在谁也不清楚运动如何发展，一切将视北京的情况而定，赵紫阳指望公安机关能够控制局势，未免太过天真了。
      7月7日，赵紫阳作了一个报告，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革命就是四清”。这时，夺权的呼声，已经由远而近，由弱转强了。薄怀奇在传达这个报告时，强调指出：“矛头指向党内，千万不要一般化。”7月9日，薄怀奇传达了赵紫阳的指示：“不论机关、学校，自发夺权不承认，要夺权必须在上级单位领导下进行。”
      7月12日，根据赵紫阳的意见，省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重新调整运动部署的指示》，旨在控制运动的发展。指示要求：“当前文化革命的重点，首先放在中等城市（包括地委所在的城市）以上的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这些地方的大、中学校、文教部门一定要按照原定部署，派出得力的工作队，认真把运动搞好搞彻底。”指示强调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各级党委必须认真重视，加强领导，派出强有力的工作队。第一书记要亲自掌握运动，并指定一个书记专门负责这一工作。”接着，指示在严厉禁止自发夺权的同时，再次谈到工作队的重要性，“不论机关、学校或其他单位，一律不允许搞自发的夺权。凡是未经上级领导机关同意自发夺权的，一律宣布无效。夺权必须在上级党委和工作队的领导下进行。”
      7月14日，薄怀奇在一个讲话中强调，“中学的运动，说来说去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把学生引向正轨。”但这时的学生运动，还能纳入省委所指望的正轨吗？不能了。
　　7月18日至20日，全省地、市委文革小组组长开会，讨论运动情况。张云作了讲话，区梦觉作了总结。会议认为，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妨碍运动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目前许多单位的主要问题，就是左、中、右的阵线还未划清。只有在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里让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都上台“表演”，才能真正分清左、中、右。因此，在当前运动的第一阶段，应着重解决三个主要问题：揭发右派、组织左派、暴露隐蔽的假左派真右派。首先是总结前段发动群众的经验和针对存在问题，有领导地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暴露的新高潮。会议纪要指出：
　　“第一，领导干部要敢于革命，敢于引火烧身。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把正确的意见带出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把牛鬼蛇神引出来。
　　“第二，对于限制群众活动的清规戒律，都要取消；对于压制群众的错误行为，应当及时地严肃地处理，要坚决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第三，对已经暴露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摸清情况，研究‘乱’的原因、性质，分析各种人在‘乱’的过程中的不同态度和‘表演’内容等。
　　“第四，还正在‘乱’的单位，要有领导地放手让它乱一阵，让革命群众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考验、成长。同时也可以让牛鬼蛇神来个彻底暴露。有些单位，牛鬼蛇神露了一下头，由于回击过早，又缩了回去。应注意在下一段鸣放、揭发的高潮中，有意识地给予一定的温度，让他们再暴露出来。
　　“第五，对已经露了头的假左派真右派，领导上要沉得住气，记一笔账，放在最后再组织反击，让他们充分暴露。反击必须十分谨慎，一定要放在运动的最后才进行。过早反击，有可能错打在真左派的身上。
　　“第六，要放手让各种人物去进行活动，允许自由交换意见，放手让他们去大讨论，大辩论，不要什么都先由领导上定好调子和框框，要充分发挥革命师生的革命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会议要求，要收缩的单位，应当坚决收缩。下一批要开展“四清”的县，也要坚决暂时收缩，等到开展“四清”时才结合进行文化革命。已经收缩和正在收缩的单位，一定要按中南局、省委规定，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学校运动大致分为三段，对其他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也是完全适用的。这就是：第一段，解决领导权问题，重点解决敌我问题；第二段，清思想，进行思想批判，清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第三段，是搞教育制度的改革，彻底打破旧的制度，创立新的制度，进行组织建设。有经济问题的，还要清一下经济。
直到目前为止，省委手里剩下最后一张王牌，就是工作队。这是省委能够控制运动进程的唯一希望。但这个希望在7月下旬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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