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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广州文革研究文章汇编
编者按：
就笔者所知，及今为止研究广州文革史并成书出版的共有四人，他们分别是海枫、王希哲、刘国凯和叶曙明。
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海枫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出版）。作者据说是惠阳地区的一位逃港知青，从内容分析，作者本人不属于文革弄潮儿，书中没有什么自身的亲历、亲睹，应该主要是凭道听途说加上剪裁地方小报拼凑而成的。故学术价值不大。
王希哲自传体《走向黑暗》（香港“民主大学”，1996年）。文革前期，王是广州十七中造反派的头头，武斗中有出生入死的刻骨铭心经历。文革后期，王是轰动全国的“李一哲大字报”《民主与法治》的三位撰稿人之一。《走向黑暗》是作者本人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思，一方面这是一份非常有研究价值的“口述历史”，另方面作者的个人主观色彩太强，缺少学术研究需要的客观冷静。龚小夏评价该书：“书中最大的缺憾之一，是作者对待文革时期的经历似乎缺乏批判与反省。……在写下自己年轻时代的历史时，似乎难免流露出了几分对那个轰轰烈烈时期的留恋。”(龚小夏 GONG Xiaoxia 华夏文集http://www.cnd.org/HXWK/author/GONG-Xiaoxia/cm9703c-4.gb.html)
刘国凯《红旗派的兴亡》（香港“博大出版社”2006年出版）实际开始写于1996年，作者意图写成三年群众运动时期的广州文革简史。刘本人是基层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对当时群众运动的方方面面都有比较细致的观察，因此该书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但这只是一部造反派回顾自己道路的简史，就全面性客观性而言，还称不上“广州文革简史”。
叶曙明，百度百科介绍：广东作家，近代史研究者1、曾经的先锋小说作家2、图书界的资深出版人3、成就斐然的近代史学者4、广东文化的代言人。
《见证一九七六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是叶曙明长期调查广州文革历史，集腋成裘的最新成果。去年成书以后，并没有正式公开发行。四川网上杂志《昨天》曾登载余樵的推荐文章，节录如下：
这是一部厚重的力作（共十章，近500页，50余万字），也是一本写成多年却始终无法正式出版，只好在2011年6月再次校改定稿后自印分送亲友的自印书。
许多年前就在网上读到了叶曙明有关广州文革的系列文章，当时就觉得内容丰富，文笔生动，而且态度客观，用语平和，全然不像许多“网络大字报”那样偏激、虚骄，是同类文章中的佳作。作者虽然用的是纪实写法，但却没有某些纪实类畅销书中常见的虚构、夸张等哗众取宠的描写，没有因追求可读性而损伤可信性。后来得知，作者在写作中曾采访了不少广州文革的重要当事人（如黄薏坚、莫超海、高翔、焦林义、梁锦棠、黄秀琨、黄兆邦、迟泽厚等），查阅了当年的许多传单小报和档案资料，特别是通读了当年广东省军管会的《情况反映》、《斗批动态》及值班室日记、谈话记录、专案材料等大量历史文献。现在读到此书，更从书中的注释知道了许多有关史料的具体出处，大大增加了此书的学术价值。
此书对历史资料的引用也是十分慎重的。在第412页引用周恩来一段讲话的注释中，作者写道：“周恩来的讲话在许多群众组织的小报上都有刊载，不同派别的记录略有不同，显然是各取所需。此处参考了两派的记录稿，取其一致的精神，再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互相印证，务求准确地反映出周恩来讲话的原意。本书多处引用周恩来的讲话，除已经正式发表的之外，都采取这种办法。”可见作者的苦心。
……此书虽以“见证一九六七年”为重点，但他并未局限于这一年，而是将内容延伸到了1968年广州两大派的再次武斗，《七三》、《七二四》布告之后的两派组织再次停火、大联合、“铲平山头”，直到年底的中学生全部下乡……也就是一直写到了群众组织退出历史舞台为止，可以说是一部广州地区的文革群众组织史。
……
作者在此书的最后写了一段沉甸甸的话：“历史沉重的一页，虽然已翻过去了，但由于在很长时期内，文革仍然是个敏感的研究禁区，得不到认真的正视，因此中国注定还将在文革的阴影中，度过很漫长的一段岁月。”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作者才能坚持不懈地在许多年里不畏艰难、不计报酬，为记录广州文革历史而辛苦耕耘的吧？
笔者阅读后的初步印象是：该书作者不同于前述三位，书中没有个人特定立场，基本是只叙不议，特别注重历史资料的“实录”。笔者以为，由一位立场超然的学者撰写的广州文革史，它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和严谨性，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这里汇编的文章，部分内容收录在《见证一九七六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一书里。其中几篇关于武斗的文章，阅后觉得多少有些失望，原因何在？笔者百尚在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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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部分：2013年以来发表在《羊城晚报》“荒唐岁月”专栏文章
1966年，破四旧的风暴
封闭《红卫报》
一月夺权
实行军管
周恩来在广州
浴血中山纪念堂
武斗升级
华工武斗
第二部分：其它一些文革研究文章
7、8月的抢枪潮
神秘的“打劳改犯”之谜
迟泽厚访谈（节录）
批陶联成立,武斗开始升级
广州群众组织正式分裂成东风、红旗两大派
读《造反派逼我们交出省委大印》的疑问
广州的夺权模式被中央否定--市公安局的夺权和反夺权
附《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目录
第一部分
1966年，破四旧的风暴
1966年的8月，一场"破四旧"风暴，平地而起。广州和全国各地一样，从8月中旬开始，受到全面冲击。古海遗迹、南海神庙、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南朝砖墓、绍武君臣冢、王兴将军墓等文物保护单位，统统被撤销；名胜古迹、寺观庵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绘画，一律进行清除。
8月15日，华南师范学院实验中学的七名学生在北京路广州皮革工业公司供销经理部门口贴出了号称"全市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在社会上公开张贴），指责他们用10尺长的大皮鞋做商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典型方式"。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啸聚街头，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8月25日、26日，红卫兵捣毁了大佛寺等14个教堂和寺庙，烧毁了各种神品。全市有40间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被扫荡，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被揪斗、关押和被迫还俗。8月28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自由神像也被砸毁了。8月30日，著名作家欧阳山的家也被抄了，所有稿件、书籍、资料、书信、衣物、家具，都被抄走。9月3日，北京南下的部分红卫兵，联合广州十几间中学的红卫兵，大闹华侨新村。他们搜查了黄洁（归侨，原广东省副省长）等四户人家，全部没收了华侨资本家曹冠英的财产，装了九大车运走。他们声称，华侨新村是"小香港"，要大举清扫。
9月4日，是全国各大城市大、中学校红卫兵破四旧总行动日。红卫兵在大街小巷设立哨卡，拦截路人，检查他们的裤子是否太窄，头发是否卷曲，妇女是否涂脂抹粉。凡是被他们认定属于资产阶级的衣服，一律当众用剪刀绞烂，或泼上墨水；抹了发油的头发，或扎了长辫子，也成为攻击目标，红卫兵们一哄而上，把他们的头发剪成一窝乱草，再当众训斥一番，方可放行；皮鞋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尖，窄和尖都是生活糜烂和颓废的标志。
红卫兵热衷于为街道、医院、公园、酒家和工厂、商店换上新名字。广州的路牌，纷纷换上"延安路""红书路""朝阳路""曙光路"。全市89条马路，合并为24条，换上了新名字。永汉路改为北京路，恩宁路、第十甫、上九路、下九路、大德路，合并为一条秀丽路。
这股改名风卷向各行各业。全市有2300家商店被改名，换成"东方红""太阳升""新文化"一类革命化名字。理发店取消电发、落香水、发油、发蜡等项目，不理怪异发型；服装店不做奇装异服。陶陶居改为东风楼，泮溪酒家改为友谊饭店。中学也纷纷改名，广雅中学改为红旗中学，华师附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有人甚至提议把白云山改为红云山。
饭店不再有服务员，顾客一律实行"自我服务"，自端饭菜。红卫兵还倡议废除收房租、拿定息。广州市的脚踏三轮客车，一度停止载客。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统统被斥之为"封、资、修"。无数家庭被抄家，名贵的酸枝木家具被砸烂；花鸟鱼虫的国画和线装书被投入火中；金银首饰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证据，拿去公开展览。1966年12月，广州举办了一次"革命造反成果"展览，其中有一件奇怪的展品：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姚碧澄用来给病人检查胃病的胃镜。姚碧澄是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医学博士，1941年在昆明创办"碧澄医院"，1950年代主持研究治疗胆绞痛、脑血管疾病的方法和技术，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
胃镜怎幺会成为罪证呢？展品的说明这幺写："这是反革命分子姚碧澄对我长征老干部进行阶级报复的工具，姚先后用它对我长征干部张××作所谓'胃镜检查'，把这把长约80公分的铁管从极度衰弱的病人口中插入胃，给病人造成极大的痛苦，最后把这个长征干部活活折磨死在病床上。"这不是什幺笑话，而是一幕真实的悲剧，姚碧澄因此遭到没完没了的批斗，最后在流花湖投湖自尽。
本文首发于《羊城晚报》，此处为作者所赐原稿。
封闭《红卫报》
“文革”初期，《羊城晚报》是广州三家报纸中，受冲击最大的一家。造反派对《羊城晚报》副刊《晚会》“放毒草”作了一个统计，从1960年至1962年，共计发表毒草223篇，有严重问题的103篇。这些作品中，有攻击共产党和大跃进；有和吴晗相呼应、相配合的；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的；有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有鼓吹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的；有封建主义、封建迷信、低级趣味的。
按造反派的标准，大凡知识性、趣味性、文艺性、多样性、地方性，都是抹杀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任何生活情趣、娱乐、消闲，甚至生活常识，都有可能成为“毒草”，诸如“薛觉先生活二三事”、“红线女温泉游泳”、“元代女艺人朱廉秀的知心朋友是谁”、“畅谈养生之道”之类的文章，统统属于“无聊之极，庸俗之极，长期腐蚀广大群众”的毒草。而作者除了工农兵之外，其它全部是有问题的。
从7月开始，“文革”的暴风骤雨，已发展成群众斗群众，报社内贴出了1335张大字报，六成以上是群众之间互相攻击，43％的报社职工被贴了大字报。当时，报社的“老晚报”（指1964年7月以前在羊城晚报社工作的）一般编辑、记者有37名，其中33名上了大字报。人们哄传报社里“有一个20多人的反革命集团”，这种谣言，本来是无稽之谈，但闹得人人自危。9月1日，羊城晚报社宣布“接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意见，经上级批准”，改名为《红卫报》。
可惜，改名也逃不过被封的命运。红卫兵在此之前已经封掉了《解放日报》和《湖北日报》，现在轮到《红卫报》了。红卫兵指控《红卫报》的当权派，“大部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蛋”，从1966年“6月6日到7月的一个月里，就有15天没有刊登毛主席语录”；另外一项罪名，曾以“二盏路灯”为题，刊登了暴露性专题报道，“以广州一条小街缺路灯为名，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干部和社会主义制度”。
12月13日，由“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领衔，24个广东和外地的群众组织，包括“中山大学八三一红卫兵”、“中山大学一一七战斗队”、“华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旗红卫兵总部”、“珠影东方红公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穗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穗联络站”、“驻《红卫报》南下革命造反团”等，联合发出封闭和接管《红卫报》的通令。12月15日，中南局宣传部正式发出了停刊通知。
一石激起千重浪。封闭《红卫报》的行动，迅速导致群众分裂。一部分人热烈支持，而另一部分人则强烈反对。一批工人和大、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联合组成了“中南地区反对封闭、停刊《红卫报》联络总部”。封报后，丰宁路的红卫报社门外，整天人山人海，两派群众在马路上展开激烈辩论，大标语和大字报铺天盖地。
“文革”以来，广州地区成立不计其数的群众组织，从封闭《红卫报》事件开始，逐渐分裂成两大派，并出现跨行业、跨地区的趋势。这一事件，对广州局势的影响，至为巨大。
“反封派”没有能够启封《红卫报》，“封报派”也没有能够拿出一份新的《红卫报》给读者。对《红卫报》被封问题，他们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认识。直到1980年2月，《红卫报》才重新以《羊城晚报》这个老招牌正式复刊。
载《羊城晚报》2013年5月18日
一月夺权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震撼大江南北。活跃于广州的九个群众组织，五个外地造反团体的驻穗机构：红旗工人、中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珠影东方红、暨大东方红、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广州体院革命造反总部、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广东艺专东方红，以及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二司、三司、红色造反团等外地组织代表，1月20日，在中山大学开会，开始策划夺权。
哈军工最积极，主张立即夺权，但“广医红旗”和“红旗工人赤卫队”的代表，认为各革命组织还没有形成联合，夺权的时机尚未成熟，决定不参加对省委的夺权行动。会议讨论的结果：先夺省委、公安机关、广播电台和报刊的权。夺权时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名称为“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会上，由哈军工的人执笔起草省革联夺权宣言（通令），并由北航红旗派人乘飞机送往北京，争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最后未能发表）。
次日，造反派继续在省委党校开会，决定了行动时间：当晚夺权！空气变得骤然紧张。新北大在1月21日接到聂元梓指示，要他们退出，说广东的夺权不彻底，是假的。他们便匆匆退出了。
1月21日下午，省委机关在省委党校礼堂开大会。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和“八三一”的部分红卫兵把省委书记们从会场拉出来，用车载到中山大学。1月22日清晨6时许，中大红旗的两名代表，向省委书记们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造反派夺了你们省委走资派的权！”然后宣读《夺权通令》。
学生念完《夺权通令》后，问书记们有什幺意见。大家无奈地表示，夺权是革命造反派的决定，你们夺权我们支持，没什幺意见。红卫兵要他们立即把省委、省委办公厅和省委文革办公室的印章交出来。
在场的书记给在省委值班的书记写了一张条子：“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这是革命行动。请把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他们。”红卫兵带着这条子，到省委取大印了。
不料，在省委值班的书记却不肯交印，非要打电话向中央请示不可。红卫兵咄咄逼人地说：“中央办公厅来通知交印，你们不交，将来责任由你们负责。”值班书记说：“你们造反有理，但这是大事，我不能作主。”双方争吵起来。值班书记坚持要打电话报告中央，红卫兵不答应，说他们已向毛主席报喜了。值班书记质问：“造反派何必怕中央？你报你的，我报我的。”
最后，红卫兵同意他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电话接通了，对方也是一位值班人员，不敢定夺，答复请示一下，等一会再回电，却再没有了下文。
红卫兵也没耐心等了，把值班书记押到中大。这时，已有四位书记在场，大家商量了一下，虽然对是否要请示中央，仍有不同意见，但最后大家觉得，即使请示中央，也不会那幺快有答复。这时，红卫兵跑进房间，一个个逼问书记们同不同意交印，结果决定一边请示中央，一边交印。在场的书记都在交印协议上签了名：
省委书记处（一部分同志未到会）决定省委大印立即冻结（短时期），办公厅、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监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监管。并一律转移地方。上述印章在使用时，必须在造反派派出之监督人员同意时方能使用。钥匙掌握在造反派派去的人手里。
（签名略）
一月二十二日
1月22日下午，省委召开书记处会议，有四五名红卫兵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起草《中共广东省委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同时决定当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部委、各战线负责人都出席，省革联也派代表出席。会议主要是表明省委对这次夺权的态度，并要求各部委、厅局支持这次夺权。
会议还要求各级党委，在造反派提出夺权时，只能接受，不得抗拒抵触。夺权之后，不仅要像过去一样工作，而且要更加努力工作，各部门干部都要坚守岗位，机关工作、接待工作照常进行，不能瘫痪。
会上，省委、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了学生。造反派兴高采烈，草草签了一张收条：“兹收到省委办公厅、文革、省委章子三个。”
当天晚上，省委各部委的印章也统统交给造反派保管。省委书记们在交印通知上签了名：“省委书记处同意省委各部委（不包括办公厅及文革）和办公厅属下的各单位的印章，今晚一律暂时由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收存。然后再由该委员会交给派往各单位的监督小组监督使用。”
23日，省委发表《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宣称：“1月22日，在广州地区的本地和外来的革命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的权，把省委置于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下，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是一件大好事，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个伟大创举。省委坚决支持这个革命行动，并且庄严地宣布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
省委被夺权的消息传到省人委，以办公厅为主的一群干部，匆匆召开会议。对省人委被夺权，大家都认为，只是迟早的事情。有人提议，与其让外单位的人来夺权，不如自己先夺了权。这个主意，得到许多人支持。于是便通知各位省长回来省人委，准备交印。
当他们酝酿夺权时，中大红旗的十几名学生也来了，串连了印刷厂、保卫部门等几个下属单位的工人、干部，宣布由他们夺权，并把省长们拉到别的房间，勒令签字交出大印。在场的省长、副省长都签字了，但监印的干部却乘乱溜走，赶到办公厅，问管政工的干部：“现在他们要拿印，省长也答应给他们，好不好给？给了以后弄丢了怎幺办？我可不能负责。”这时，干部们还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大家都说：不能给他们！他们找工人，我们也找工人。于是找了幼儿园、招待所的工人，号召大家保卫印，不让外单位的人把印拿走。
闻讯赶来的工人有一两百人，把房间围住，不让中大红旗的人走。闹到深夜，达成协议，由省人委办公厅、机关印刷厂、中大红旗三方各出一人，负责监印。用印时至少要两方签字，加上一位省委书记的签字，方才有效。印放在办公厅保管，派两人日夜住在那里，谁也不能单独使用。
1月24日，一部分群众组织也仿照省革联形式，成立“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市革联），并发出《夺权通告》，宣布“从1967年1月25日零时起，中共广州市委的一切权力归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1月25日，市委请示省委：“现在他们强迫要交权，怎幺办？”省委答复：“现在都是一样了，我们都交了权了，你们也交吧。”“群众组织那幺多，交给谁呀？”“你们看看究竟哪一个是革命的，就交给那一个。”
结果，市委也被夺权了。
刊于《羊城晚报》2013年6月15日
广州武斗的开始
(2267) 2013-06-26当广东省委被夺权时，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也被造反派接管了。1967年1月21日上午，负责接管公安厅大权的几个群众组织，包括暨大东方红、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等，把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寇庆延抓来，勒令他通知厅、局长晚上开会，然后通过政法系统内部的造反派组织“北京政法公社驻穗联络站”，于当晚宣布接管，成立13人监督小组，其中本单位10人。
市公安局的接管大致相仿，1月21日下午，由武汉三司抓了一位副局长，令其将所有当权派集中起来，晚上12时口头宣布接管。局本部的造反派并未参与其事，后经政法公社说明，成立监督小组时，才招揽了四个本单位的组织代表参加。1月23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接管监督小组发布“通令”。
市公安局被接管后，由九个单位（外单位有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三司、北京政法公社、中大红旗、广医红旗、珠影东方红等）派出了13人，成立监督小组，其中市公安局内部的一二五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一总部）派了四名代表参加。监督小组选举了一位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为组长。然而，当小组一开始运作时，就遇到问题了。由于公安局内部的大多数文件，对外都是保密的，不能让外单位的人看，而监督小组大部分是外单位的人。矛盾就出现了。
1月23日，一些监督小组成员提出，把一总部代表逐出监督小组，要他们交出大印。1月25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的监督小组开会时，要求一总部和北京政法公社成员退场，并交出大印。双方吵得沸反盈天。
下午，一总部与政法系统一些造反派另组“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由他们接管广州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下午4时，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全体代表，齐赴市公安局，宣读了《夺权通令》，要求监督小组离开公安局。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市公安局“二次夺权”。
25日凌晨，大夜弥天，包围公安局的群众组织愈聚愈多，包括中造总、省重工业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省水产厅系统驻穗单位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南林学院红卫军等等，共有上万人之多，双方抛砖掷瓦，打斗之激烈，是广州地区“文革”以来，在群众组织的冲突中，前所未见的。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派人到现场调解，但调解不行，两派打起来了。一派关起铁门，在里面顶住，另一派在外面攻，人海战术，使劲往里挤、挤、挤。顶到最后像决堤一样，“哗”一声冲开了，外面的一下子冲了进去，把一总部砸垮了。
两派组织事后互相指责对方犯了“路线错误”，是“现行反革命”，要求军队镇压。自从公安局发生“一·二五事件”之后，一总部与省革联监督小组矛盾非常尖锐，形同水火，公安局内部四个总部，斗得一塌糊涂，公安业务已处于瘫痪状态。1月26日，广州警司宣布派军代表接管市公安局。省革联召开控诉大会，批斗一总部负责人，并派了由中大红旗等八个单位组成的监督小组，到省公安厅，以公安厅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参与了“一·二五反革命事件”为由，要求“广东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交出所掌管的印和一切权力”。
从这时起，广州已处于风声鹤唳之中，武斗的阴影开始笼罩全城。
刊于《羊城晚报》2013年6月22日
实行军管
“二八冲军区”事件发生以后，军区与造反派的关系变得形同水火。3月2日，警司对广州市公安局实行军管。这是一个信号，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随即全面铺开。3月1日凌晨4时，警司部队在公安机关和民兵配合下，以突袭形式，捣毁了造反组织“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地区总部”及下属各分部，并宣布其为反革命组织。
与此同时，军区出动了大量的宣传车，沿街广播，并派直升机在广州市上空散发印有八一战斗兵团“十大罪状”的传单。3月4日，省电台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宣读布告：“勒令反动组织东方红、红色广播兵所有成员，下午三点到礼堂开会，不得有误，如有违抗，后果自负！”当天下午，全台召开了“揭发控诉反动组织东方红、红色广播兵及其首恶分子罪行大会”。这两个组织的五名成员被拘留。
3月3日至6日，军区陆续对市电信局、航运局、黄埔港务局、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发电厂实行军事管制。
3月4日清晨4时，警司出动了一个排，公安派了15名干警，重型机器厂、麻袋厂、橡胶等几个厂的民兵800多人，包围了在“二八冲军区”事件中表现活跃的造反组织“珠影东方红”。据警司的报告：“行动迅速，没有发生事故，民兵动作好，天冷衣服少，也坚持二、三步一岗。”三名头头当场被捕。上午6时开全厂大会，宣读布告，解散珠影东方红及其下属组织。
警司宣告：“一、勒令‘珠影东方红’及其所属组织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不得改头换面，名亡实存。二、对一小撮首恶分子，逮捕法办。三、所抢劫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必须立即全部交给本司令部处理，不得销毁或转移。所劫的一切财物，必须立即如数退还原单位。违者，从严处理。四、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概不追究。”
3月5日上午9时，中山大学武装部召开中大师生员工群众两千多人大会。会上宣读警司对中大红旗、八三一实行打击的命令，警司派出两个连全副武装的部队，浩浩荡荡，进驻中大，驻扎在教学大楼。
警司颁布命令，指中大红旗“一再违抗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袭击革命群众组织，围攻革命群众，任意打人抄家，大搞非法武斗，实行白色恐怖；多次冲击军事机关和已经实行军事管制的广东、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恶毒地攻击人民解放军，狂妄地叫嚣‘要夺军权’……”同时勒令中大红旗的五名头头，“自命令宣布之日起，限五天内，将本人和‘八三一战斗团’所窃取、窝藏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和烈性毒药全部交还，不得抵赖拖延、转移、销毁。并全部退还所抢劫、占用的一切公共财物，不得有任何损坏，对所进行的非法活动，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将功赎罪。违者，从严处理。”
被取缔的组织还包括：电台东方红、红色广播兵、石井小坪红农友，以及军内造反组织战士歌舞团的千钧棒等，一批头头被抓。
经过这一轮急风骤雨般的打击，省革联组织被瓦解了。3月15日，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由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刘兴元、广东省军区政委陈德为副主任。广州“文革”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载《羊城晚报》2013年7月6日
周恩来在广州
一年一度的春交会是缓和广州形势的良机。中央指示一定要确保交易会如期正常地进行。但当时军管会深感局势难以控制，1967年4月14日清晨，周恩来亲自飞赴广州，下榻军区大院留园七号。经与军区和军管会研究后，周恩来决定，从15日晚上开始，连续三天召开群众组织座谈会。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珠江宾馆大楼二楼会议室接见春交会负责人和群众组织头头，讲解中央关于开好春交会的指示，晚上又出席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广州地区各群众组织代表大会。中山纪念堂是主会场，市体育馆是分会场。周恩来先到分会场与群众见面，然后在主会场作了长篇讲话，逐条讲解关于开好交易会的五点指示，要求群众支持解放军的军管工作。大会结束时，已过了午夜，周恩来又驱车赶往海珠广场，到交易会产品陈列现场视察。
4月15日，交易会如期开幕。当晚23时至次日清晨7时30分，周恩来和群众组织代表举行第一次座谈。出席会议的主要是几个大山头的负责人，还有部分学生代表和外地的红卫兵代表。座谈一开始，有些造反派代表便指责广东军管，是支一派，压一派。
4月17日零时35分至清晨8时30分，周恩来与群众组织代表第二次座谈。他批评中大造反派以电影《清宫秘史》中有“天下为公”四个字为由，把中山纪念堂内孙中山题的这四个字遮盖起来的做法，是“政治性错误”，责令天亮前必须恢复这四个字。他说：“天下为公”虽然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来的，但可以古为今用。孙中山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要肯定的。去年把南京孙中山铜像搬掉了，是错误的。
4月18日零时30分至上午9时，周恩来再次和广州地区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经过三次座谈，以及连日来听取军区、省军管会和中央文革小组驻广州记者的汇报，阅读由各方面提供的材料，包括群众组织的小报之后，周恩来对广州的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4月18日傍晚19时30分，他作了一个很长的总结讲话。
他在总结中否定了一·二二夺权，他指出这个夺权行动当时就犯了错误，成了一个秘密夺权，不公开的，参加夺权的只有两个学校的群众组织，一个工人联合的组织，一个机关的造反组织，加一个珠影，就是五个单位，加外地四个单位。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的方式，就是一个要印，一个让印，就是让权。这种形式是不足为训的，不可效法的，是错误的。
周恩来不同意以支持或反对封《红卫报》划分革命派和保守派，他还提到了广东军管以后，军区捕人的事情。虽然捕的人数多了一些，但不像别的地方多。经事后核实，连取缔的组织在内，总共捕了450人。现在已经放了169人，准备再放100多人。还有因交易会开幕，整顿社会秩序，从3月22日开始，一个星期内抓了508人，其中大部分是炒买炒卖、流氓分子，经教育后已放了280多人，交易会完了还会再放一批。他说：“在我们全面看起来，广东很谨慎的。”
周恩来首先肯定了中大红旗八三一、华工红旗、广医红旗这“三面红旗”是革命左派。在谈到广州的工人组织时，周恩来肯定了工联和红旗工人是革命左派。地总、红总是“保守的群众组织”。周恩来指出，各个组织都要开门整风，学生也要这幺做，特别是工人组织，十几个组织，各自开门整风，首先自己批评自己，特别是在工厂，两个对立的组织，自己开门整风，这样比较好。
4月19日凌晨2时，会议结束。天亮以后，周恩来飞返北京。地总、红总是当时广州地区两个规模最大的工人组织，对周恩来批评他们“保守”想不通，纷纷到军管会质问。4月19日20时40分，省军管会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逐字逐句传达了周恩来对关于地总、红总评价的修改意见：“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
载《羊城晚报》2013年7月13日
浴血中山纪念堂
今天人们一提起广州“文革”期间的武斗，都会说到1967年7月23日发生在中山纪念堂的那场大武斗，但能说清其来龙去脉的人并不多，很多谜团也许将永远埋藏在历史的浓雾之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46年前的那个夏天。7月23日，东风派的主义兵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总部成立纪念大会，而红旗派则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追悼糖厂武斗死难者的大会。时间、地点都十分接近，危机再次逼近了。
当时，两派要召开大型群众集会，均须事先向军管会申报，最初主义兵的成立大会是在军区后勤礼堂（即陵园西路），旗派是在东较场，但最后却改为两个十分接近的地点，这是为什幺？事后没人说得清楚。
这天下午，从中山纪念堂到越秀山体育场一带，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有旗派的，也有东风派的。一些本来准备摆放在追悼会上的花圈，索性摆到中山纪念堂门口，以示抗议。午饭之后，一批旗派群众抬着花圈，分乘两辆汽车前往越秀山开追悼会。12时半左右，车在纪念堂东侧停下，准备集队前往越秀山。广钢、广船的旗派工人到得比较早，天气很热，大家熙熙攘攘地在纪念堂旁边的树阴底下休息。纪念堂内的主义兵十分紧张，一直用望远镜监视着。
忽然之间，有几十个身份不明的人冲进那班乘凉的工人中，挥刀把广船的一个人捅死了。然后这帮人就爬栏杆跑进纪念堂，混入了主义兵的人群当中。这个突发事件，把所有人都惊呆了，当时主义兵也纷纷追问，这是不是他们的人，都说不认识。但再去追查时，已经找不到这些人了。
这时，在纪念堂另一边，纺织学校的主义兵在进入中山纪念堂时，与堵在外面的旗派组织发生冲突，于是大规模的武斗就开始了。
也许，在事隔多年以后，再追查当时武斗的起因，已不重要。不管是谁先动手，不管是谁有备而来，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武斗，对于事情的结果，都没有什幺影响。很可能，双方都是有备而来的，双方都打算与对方大拼一场。但也有可能，他们都跳进了一个预先挖好的陷阱之中。
军管会的值班人员对事件起因也不清楚。值班日记这幺记录：“今日下午，红旗工人、工联、三司在越秀山体育场开追悼大会，主义兵在中山纪念堂开总部成立大会。于3时发生武斗（事因不详），至5时左右，旗派在外面包围主义兵，约有一万多人，主义兵在纪念堂内约有二千多人，在外面也有部分。事情发生后，警司杨（阳）司令员和省军区黄司令员均到现场制止武斗，被旗派围攻，被部队救出。武斗初，警司派去二个连，后增派六个连、二个营，后增至二个团的兵力，下午6时40分所有大门被部队占领，部队并把双方隔开，方制止武斗。”
武斗最后停火的时间是晚上8时左右。在此期间，省军管会频频接到各方的告急电话：“地总在海珠广场集结了一千多人向北走；西村地总有二三百人向中山纪念堂移动，打伤了旗派三个人；地总总部有十多辆卡车准备拉人，还准备有十多辆汽车石灰，封锁了北京路；郊贫（联）在新村和沙河集中，人数不详。”入夜，地总把纪念堂内的主义兵接走。
解放军从混乱的武斗现场，抢救出89名伤员，其中五人送往医院后死亡。实际伤亡人数，无从统计。当时旗派声称他们最少有33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主义兵则称他们有九人死亡，100多人重伤。市军管会一名参谋承认：“武斗中，双方伤很多，无法统计。”文革后，两派组织头头都否认这次武斗有死亡。也许，实际伤亡人数，永远无法大白于天下了。
“七·二三武斗”之后，广州成了一座恐怖之城。据7月24日省军管会总值班室，记录了街头动态：
△中山纪念堂今上午有一千余学生（新组织的）冲进场内，打乱设备，已派二个连队制止。
△中大红旗在校开会，有的准备武斗凶器，要求不准单独外出。
△广医红旗上午将水、粮食搬上大楼，并用石头修工事。
△17时反春雷派在南站集结队伍，并派30人手持凶器到办公室将门封锁。
△据红司、三司反映，明、后天有大型武斗，十六中旗派已全部转移到七中。
△广州体院造反派（三司）今下午带行李和体育器材（手榴弹和标枪）离校，声言要干到底。
△市一中七一造反派（旗）将可作凶器的东西都搬上三楼。
……
“血洗广州”的叫嚣声，喧腾一时。铁路南站从7月24日起，全部瘫痪，货物不能装卸；工业用煤来源断绝。两派都在酝酿新的武斗。7月22日，南站武装部民兵的枪支，被造反派夺走重机枪二支、轻机枪二支、冲锋枪14支、步枪45支，他们扬言要“砸烂南站家属宿舍”、“血洗西村”。两派的列车，机车乘务员因互相对抗，都没有上车，在家准备武斗。列车无法开出，广深线的火车也停了，不少外宾上车后也被迫返回。市内公共交通大部分停顿。
7月25日，旗派在省体育场召开“‘七·二一’、‘七·二三’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军管会正担心广州会步武汉后尘，偏偏武汉钢二司赴穗调查组、首都红代会北航红旗八三一支队、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九四三支队等17个组织，在7月25日联合发表声明，声称“七·二三事件是大规模武斗的讯号”。武汉三司硬革联亦于7月29日发表《严正声明》，显示出北方的造反派正积极介入广州地区的文革。
广州形势危疑震惧，已到全面溃决的边缘。
载《羊城晚报》2013年7月27日（原作2006-03-06刊于《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
武斗升级
中山纪念堂的武斗之后，各派组织都在磨刀霍霍，准备更大规模的武斗。1967年7月23日晚上，华南农学院东方红公社把学院的几大箱硫酸、硝酸和盐酸取走，宣称作自卫之用。24日下午，中大红旗强占了学院的化学大楼，里面贮藏了大量的硫酸、硝酸和盐酸。中山医东方红也打烂了学院仓库大门，抢走了500多公斤硫酸、硝酸和盐酸。广州农药厂加紧生产刀叉等武器。同一天，工联接管了广州灯泡厂全部消防设备，并运了几麻袋匕首进厂。中大红旗、湘江风雷、八一战斗兵团等组织，在八中开会，研究包围广钢大楼的行动。
7月31日，中大红旗在康乐园新化学楼召开会议讨论武斗问题，留下一段会议记录稿：“他（指广州军区——引注）如果今夜打，我们有无准备？现我们提出打倒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是短兵相接，对反动派，对走资派决不能施以善良。我们不希望用这些东西，但用与否不决定于我们。不但要试验，而且要正式生产。生产一批，等到要用时，我们也就（有）准备了。现在搞易的，以后慢慢搞难的，将来逐步升级，能做多大效力就做多大。”
会议记录中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什幺？
据事后公布的材料称，是一种“化学弹”。8月1日，中大红旗正式试验了化学弹，并印发了公告：“我们欣喜地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向全广州人民庄严宣布：今天，1967年8月1日23时正，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第一颗化学弹在中山大学东南地区爆炸成功了。我们欢呼，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听起来像当年中国试爆原子弹成功的公告。
当事人事后交代，8月27日，在研制炸药和化学弹过程中，有人违反操作规程，引起爆炸，造成一死一伤。死者是中大学生陈秋泉，伤者叫高生亮。
当时制造化学弹的，不仅有中大化学系，还有中科院中南分院的化学研究所。有一份材料称，中南分院造反派制造大刀长矛、雷管、化学弹等，并在实验大楼构筑武斗工事。同时，向外单位提供化学药品制造弹药，为分院各所制造武斗器械。后来，中大红旗把数量不等的自制化学弹送给了广重、广钢、鱼轮厂、文冲造船厂、二十二中东方红等单位的造反组织。
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消息都表明，广州武斗规模将愈来愈大，动用的武器将愈来愈先进，杀伤力也将愈来愈大。据公安厅二办的情报称：
明天（7月28日）武装暴动，全市夺权。
明天火烧越秀山会场。
华工红旗出海报，明天8时在中山纪念堂开会，每人带武器。
在市委党校（沙河），旗派开保姆会，动员明天带好小孩，不要怕。
明天冲击陆军医院。
明、后天对市一宫总攻击（据说市一宫也作了准备）。
对主义兵逐个抄家，干掉。
武汉来三人，能制炸弹，对付市一宫。
与此同时，从其它地方，也传来类似的消息。有人说，广州氮肥厂开始疏散家属，准备武斗凶器；华师的小工厂正在加班加点，制造武器；还有人说，省技工学校这几天都在赶制长矛、大刀；重型机器厂宣传组的一名军代表打电话给军管会报告：
他们的口号是：
红旗战士随时准备上山打游击。
红旗战士一定要走武汉造反派的路。
红旗战士这次参加武斗是真假革命的考验。
如果广州地区的武斗，和武汉地区南北呼应，推波助澜，甚至在广州重演武汉事件的一幕，大局将不堪设想。
武汉事件以后，北京举行了百万军民支持武汉革命派的集会，中央要求军队支持左派，迫使广州军区不得不改变口风，不敢再公开支持保守派（东风派）了，但他们也不愿意公开支持造反派（旗派）。于是，便以要一碗水端平为由，抗拒支持左派的指示。
7月26日，省军管会起草了一份《广州地区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向工厂、学校、机关各群众组织征求意见。协议书内容大致如下：一、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二、如有武斗事件发生时，各革命群众组织应以大局为重，约束自己一方的群众，绝不能调队伍增援。在解放军进行劝阻和调解时，各方都应予以支持和尊重。三、农民在任何时候都坚决不要进城参加武斗。四、任何群众组织都不得自由抓人，已经抓去的人，应立即释放。五、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准使用民兵武器、小口径步枪、猎枪、毒品等进行武斗。六、工人、农民、干部必须坚守生产（工作）岗位。学生必须积极投入复课闹革命。七、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部队支左人员，应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制止武斗，坚决揭露一小撮挑动武斗的人，粉碎他们的阴谋诡计。但这份协议草案没有得到正准备大干一场的造反派积极回应，局势在继续恶化。
7月28日，东风派13万人召开“支持湖南、武汉造反派的革命大会暨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全市大游行。这天从广州开往北方的50次列车，因沿途发生武斗，被迫停开，列车退回到中山一路铁路大厦前，无数标语、大字报立即贴满了车厢，甚至贴满全市。车上的乘客发生鼓噪，在广铁总司的鼓动下，围攻军管值班人员，冲击了军管会。
气氛更加紧张，一股蓄势待发的杀气，飒飒逼来，令人心胆俱寒。各群众组织纷纷制造长矛、大刀等武器，如果再爆发武斗，那就不再是用棍棒石头的打群架了，而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了。
载《羊城晚报》2013年8月2日（原作2006-04-04刊于《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
华工武斗
8月份是抢枪的高潮，也是武斗的高潮。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一场大武斗，发生在华工。8月4日，华工红旗声称八一八偷了他们的“发射机”（其实是电子管），集结了几百人包围冲击八一八总部大楼。双方对峙了十几个小时，退守楼上的八一八，既没有水，也没有粮，于8月5日零时向广州军区、省军管会发出紧急“照会”：“我八一八直捣黑省委前线总指挥部限令你们在明早8时以前解决数百名八一八战士的食饭问题，逾期以后不给予解决，我们将对军管会采取强硬的革命行动，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省军区派了一个步兵连前往华工制止武斗，双方谈判了一个通宵，八一八要华工红旗先撤走，才交电子管；华工红旗要他们先交出电子管才撤。谁也不肯让步。省军区政委和参谋长都到现场调停，他们建议，一、把伤员运走；二、把饼干、水运上三、四楼给八一八的人充饥。但部队被堵在外面进不去，送水送饭也被挡了回去。
中午12时50分左右，华工红旗开始动员准备冲击八一八大楼；八一八也动员准备反冲。形势愈来愈紧张。下午3时左右，三个连的解放军从前后门强行进入校内，将两派隔开。但红旗仍有许多人占据楼下。
据军管会值班日志记录：“步兵连进去之后带了六部电台，被砸坏了五部。把双方隔开了，八一八受伤十几人，运不出来。现在旗派还有人在楼下。4点钟听到两声步枪声，谁放的未查清。要求军管会派人去协助他们做工作。5时半院校组王副科长报告，华工红旗对着八一八架起了机枪。八一八下面一、二楼失火。双方还没坐下谈。”
大楼失火时间约是傍晚6时40分左右。二楼首先起火，华工红旗乘势冲上二楼，用小口径步枪向三楼开火，并投掷教练用手榴弹，部队无法靠近。8时40分，武斗已基本停止，火渐熄灭。双方从12时45分开始谈判，八一八提出三条：一、将八一八被扣留的人放了；二、允许把伤员（79人，枪伤34人）运出来；三、电子管可交解放军代管。但华工红旗不同意。
8月6日凌晨4时，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华工红旗同意把八一八伤员接下楼，但很快他们又反悔了。直到早上8时，院校组、机关组和工交组共八名军管人员匆匆赶赴华工，协助进行谈判。部队陆续派了六个营去。
省军区的意见是：一、把伤员运走；二、把饼干、水运上三、四楼给八一八充饥（因已被围了几十个小时）。军区曾计划用直升机向楼上投放饼干和汽水，但经请示中央军委不同意，只好作罢。在《红旗》杂志的一名记者斡旋下，下午3时许，华工红旗同意让八一八人员下楼，但要一个一个下。而八一八坚持要成批成批下。华工红旗不允，双方又谈崩了。下午4时，华工红旗准备向楼上发动进攻。气氛一触即发。军管会值班日志记录：
双方伤亡情况（据张××部长今晨7时40分向白副政委汇报）：八一八伤97人，其中被小口径步枪打伤的34人；红旗伤30余人，其中一人重伤送医院后死亡。
省军区已准备了饼干900余斤，汽水270余瓶，下午运至华工，因送不上去，又折回省军区。
下午一个连队冲了上去，至三、四楼间，被红旗战士逼进一个房间，出不来。
18时20分，红旗冲上四楼，把八一八战士逼进一小房间，八一八战士齐背语录，高唱语录歌。
晚8时10分，《红旗》杂志的记者陪着省军区的几名干部上了四楼，和八一八的人见面。但群众一见军队干部就高呼：“打倒广谭！”情绪十分对抗。大家谈了一会，谈不出什幺结果。
华工谈判未有进展，校外的八一八却奔走呼号，纷纷涌到省军管会请愿，要求军管会采取强硬措施。傍晚，八一八的群众在军管会大楼前静坐绝食。与此同时，华工校内被围的八一八，已经交出了电子管。华工红旗同意他们撤出，但不能以“八一八战士”名义下来，不能住在华工校内。八一八坚决不干，只撤出了22名伤员，其余的170人拒绝离开，在四楼静坐绝食绝水。军管会的值班日志写道：
8月7日6时。省军区作战处刘×同志电话：华工的武斗已停止，现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八一八态度很强硬，坚决要绝食，不下楼，因华工红旗提出的条件太刻薄，八一八不能接收（受）。红旗杂志记者已于今早1时多回来，他说这已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他做工作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部队已撤回二个营休息，还有四个营在那里继续做工作。四楼上的一个连队与下边的部队可以联系。
八一八坚持到当天晚上，终于同意撤出学院。所有人在解放军护送下，进入学院外的高炮营营房，然后由部队把他们转移走。
华工武斗之后，广州市内到处可以听见刺耳的枪声。人们体验着危机逼近时积聚着愈来愈强烈的压迫感。行人寥落的街头，时时有飞驰而过的卡车，上面满载着头戴钢盔、藤帽，手持长矛、冲锋枪，车头架着机枪的工人和学生。驾驶室门口的踏板上，还站着几个耀武扬威的人，狂呼乱喊，路人心胆俱寒。一般市民也弄不清他们是东风派的，还是旗派的，局势极其凶险。
载《羊城晚报》2013年8月10日（原作2006-03-06刊于《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
第二部分
7、8月的抢枪潮
七•二三武斗之前，广州两派的冲突，并未动用热兵器，甚至连用棍棒的都不多。8月4日，毛泽东指示，当前文革的中心任务，一是武装左派，二是群众专政。“文攻武卫”使武斗变得合法化，各群众组织开始纷纷制造武器。而炮轰军区，则为抢夺军队枪支弹药、军用设备，提供了一个“革命”的理由。
广州到底是何时何地发生第一宗的抢枪事件的呢？据一些群众组织的材料称，是7月19日，抢夺铁路武装部和驻军枪支。 但新一司的黄XX披露，旗派的第一次抢枪，就是他们干的。抢的是农民运动讲习所里陈列的枪支（展品）。
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抢烈士陵园内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枪支展品。他们为自己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是：那地方以前是国民党的党部，抢国民党党部的枪是革命行动。但他们派人侦察后，没有找到枪支。于是改变计划，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翻墙进入农讲所，抢走了里面所有的枪支，包括农讲所保卫人员的两支驳壳枪。由于农讲所内部的旗派事先给他们画好了地图，整个行动非常顺利。
我问黄XX：“那些几十年前的破枪还能打吗？有撞针吗？”
他回答：“能打。后来配了子弹，都打得响。”
然而，抢农讲所的枪，和抢国民党党部的枪，性质完全不同了。文革后期，这次行动受到严厉的追查。从此以后，抢枪风开始四处蔓延，两派群众都参与了，并演变成抢夺公安部门和军队武器，在7月下旬，形成了一股狂潮。
员村的地总工人缴了一车解放军的带红外线瞄准器的冲锋枪。广船地总在厂区埋设地雷，布岗放哨，把工厂变成戒备森严的兵营，对不上暗号的人，一律不准进入厂区，否则格杀勿论。黄埔岛由427工厂的地总和4801工厂的人所控制，抢了两艘炮艇、几门双管三七炮和多挺12.5高射机枪，每个山头都架起了机枪。长洲的兵械修理厂、海军的大批装备，都在地总的控制之下。他们甚至扬言要把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白鹅潭，谁敢乱动就开炮打谁。
7月25日，体工红旗几百人包围该校武装部，抢走了87支步枪、20支小口径步枪、三挺重机枪和三挺轻机枪；26日，中山医东方红也接管了学院武装部，抢走两支左轮、两支驳壳枪、一支五四式手枪和几百发子弹。据警司民兵组织处7月26日的反映：
关于学校收武器情况，15间大专院校中，五所已收枪弹（中大、广医、艺专、暨大、外语），七所的子弹、枪机已收，枪筒未收。另三所的枪拿不出来（中南林的枪被东方红7.23晚抢走，要自卫，不给我们。老保有枪，按江青同志讲为了自卫，我们只好留这些枪），共抢了步枪10支，小口径43支，刺刀两把，系7.23半夜从武装部抢走。华农，内有一专职干部把收枪问题先告了东方红，枪就不给拿出来。昨晚半夜组织几百人围攻武装部要枪，枪机未拿出，因司机是三○一的，不让拿枪。要广州军区命令才行）。以上三个单位共有枪支220支，至今未取去。
华工的枪（113支，含轻、重机六挺）枪机取出，但枪身全部被抢。我们派武装部两同志去交涉，被扣，至今未放回。要枪机送回后再放人……
另外反映，省直武装部今晨到省科委取枪（步枪九，冲锋枪二），科委红司阻碍不让拿枪，至今二百多人围攻，要军委规定，并要经过群众，我宣传员也在现场说要经群众才能解决，请告宣传员帮我们做工作，速解围，把枪取回。
8月初，群众抢武器达到了高潮。8月3日，绢麻厂地总分部红筹总部和麻袋厂地总分部的80多人，大闹工交武装部，声言要造工交武装部的反，扰攘了两个多小时后，封了武装部办公室和文件柜的门，抢走了政工科一只装有机密文件的柜子，还抢了训练科180发小口径子弹和40发半自动步枪子弹。
8月5日，中大红旗、八三一、八一战斗兵团、中南林红色造反者、公安红司、华工红旗、八一八、暨大东方红、军区千钧棒、陆海军卫校、湘江风雷猛虎造反队等组织数千群众，冲击警司办公楼，从下午5时30分开始，先冲作战大楼，再冲政治部大楼。在混乱之中，五人重伤，89人轻伤，打字机、电话机各砸坏一部。韩滔副参谋长和一名保密员被群众绑走了。中大红旗提出三个放人条件：一、交出八一战斗兵团的全部材料；二、要黄永胜、温玉成、陈德和中大红旗进行一次大辩论；三、把八一战斗兵团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报告。
仅8月6日一天，全市就发了44宗抢武器事件。被抢的单位多是公安部门（41次）。据报有1000多人强行冲入公安局武器库，把全部武器洗劫一空。另外法院、军队、远洋公司各一次。把这一天军管会总值班室接到的各方报警，不厌其详地抄录下来，可以一窥当时局势的混乱和凶险：
1、公安局仓库在今晨4.00被抢去枪支2621支，其中包括机枪六挺，步枪178支、手枪2437支，子弹176820发。具体是由哪些单位抢的，现在还不能完全断定，但是据说在抢武器时发现他们拿的凶器上写有广医红旗的字样（内应外合）。
2、航运公安局在4.50和5.00先后两次被抢，抢去枪支164支，其中包括轻机枪六挺，卡宾枪10支，冲锋枪14支，步枪31支，手枪103支，弹药15815发，短剑、刀13把。第一次是广医红旗抢的，第二次是三司抢的。
3、十一处在今晨7.00枪支被抢去134支，轻重机枪各一挺，冲锋枪四支，三八步枪20支（枪机被拿），猎枪二支，小口径一支，手枪105 支，弹药1000发以上，东洋刀一把，可能是一二五总部抢去。
4、海珠分局10.00枪支被抢，是三司、红旗工人抢的，共抢去37 支枪，其中步枪33支，轻机枪二挺，卡宾枪二支。
5、12时公安红旗将八处的枪全部分了。
6、越秀分局的枪在1.00被手持大刀、长矛的工人全部抢去，是用车运走的，车号14-15692，数量待查，谁抢的不清。
7、3.30荔湾分局的枪被抢（三司抢的），机枪二挺，其它武器不详，子弹一万多发。
8、今天早上6.00～下午1.00航运公安局炮艇和派出所的枪支交给三司保管共41支，其中包括重机枪12挺，其它39支，子弹数不详。
9、4.30郊区分局的枪支被抢，来抢的单位和被抢的数量不详。
10、公安局政治部办公室下午发现短枪14支、子弹800发丢失。荔湾分局有19个派出所现报有六个派出所被冲击，有15个派出所没有人。南源派出所反映，四类分子要血洗南源。
11、光扬派出所4.00多有20多人冲进去抢去冲锋枪一支，手枪六支，弹药300多发，哪个组织抢的不清楚，派出所的人员现在全部走光。
12、岑南派出所在4.00被冲击，抢走全部枪支弹药，数量不清，被谁抢也不清。派出所人员全部走光。
13、文安派出所在4.00被冲击，抢走全部弹药武器，数量不清，被谁抢也不清。派出所人员现已全部走光。
14、黄沙派出所9.10有几百人包围，现情况不明。
15、清平和人兴隆派出所也受到冲击，大概也是想夺枪， 现情况不明。
1、郊区分局在7.00～7.30又被抢了一次。
17、东山分局在8.00先后去了两批人抢枪，第一批是公安红司（车号：15-10496），抢去卡宾枪六支，步枪十多支，轻机枪四挺，冲锋枪12支，枪机已被拿。第二批是三司，因来迟了未抢到。
18、6.30三司、红旗工人到六处抢去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一挺，卡宾枪八支，步枪八支，子弹不详。
19、7.00～7.10，三司、红旗工人抢了十二处短枪31支，子弹不详，把保险柜抬走了，内有机密文件。
20、7.30有两车人去防空委员（会），将武器弹药全部抢走。是谁抢的不知，数量不详。
21、广东省军区报告有30余人扛着60多支步枪，两挺轻机，两箱子弹向二沙头方向走去。
△白副政委4.00指示，告诉警司对还没有抢去的分局：东山分局、郊区分局、六处、十处及派出所要尽快采取措施，将枪机拿掉（已告警司佟参谋）。
22、省军区作战处冯参谋报告：今天17时许有两卡车约60～70 人左右，带着凶器冲击市人民法院，打开保密室，抢走武器一批，计步枪七支、手枪28支、轻机枪一挺、卡宾枪六支、汽枪二支、小口径一支、猎枪一支、手榴弹284枚。
23、荔湾分局的19个派出所全部被抢，海珠分局有五个，越秀分局二个，东山分局一个也被抢，数目不清，是谁抢的也不知道。
24、今天下午10.30～11.00，广州军区用汽车送三个建设兵团去上阳岗，在农林下被铁中将汽车（车号丙9-5429）抢去，将司机的一支手枪和24发子弹也抢走了。
这份记录字迹潦草、凌乱，可以想象得出当时人们的紧张心情。8月7日，远洋公司黄埔仓库的枪支弹药被抢；8月10日，长堤人民银行负责保卫金库的一连解放军武器被抢；8月12日，军区后勤部被抢，全部军用卡车和整整两车军火被劫；8月20日，石井海军仓库被抢。
在中科院中南分院化学所一份清查“五•一六分子”的材料中，我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华农野战团抢来很多解放军的枪支，但没有枪栓不能用，他们通过苗圃红旗工人找我们所联系，兵团派×××（在部队搞机修的，会修枪）和××去华农修枪，这样要了两挺轻机枪（带转盘的），一挺被分院总部要去，一挺架在实验大楼三楼顶上……机枪带两盘转盘，子弹也是从华农要来的。”华工红旗也送了三箱抢回来的炸药给中造总。
据迟泽厚后来告诉我，武斗期间，广州两派一共抢了一万多支枪。
毕竟，中共执政17年来，甚至包括在战争年代的根据地政权，这种情况，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个执政党号召人民起来夺自己的权，并坐视人民抢夺军队的武器，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也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作者: 叶曙明】【访问统计: 】【2006年10月19日 星期四 08:54】
神秘的“打劳改犯”之谜
当武斗进入高潮之际，一个离奇而吓人的谣言，在市民之中，一传十，十传百。据说市收容遣送站放走了84名收容人员，并拒收从樟木头收容站送来的两车偷渡人员。这些“劳改犯”已经流入了广州市了，他们有武器，到处抢劫。广州市民的神经，在经过这几个月的动乱，早已脆弱不堪，哪怕风吹草动，也会诱发天崩地陷的反应。大街小巷都炸开了锅。市民们冲上街头，敲着铜锣，狂呼“打劳改犯”的口号。
所谓劳改犯流入广州的谣言，最初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为什幺会有这样的谣言，已经难以考证了。但可以肯定，不是完全无凭无据。查阅省军管会值班日记，早在7月15日，就有这幺一段记录：
（十九号办谭干事电话）：市公安局第十三、十六处所属的劳改所犯人无人管。
温玉成副司令员批示：此事由革命委员会查办。
革委会查办的结果，没有记录，但问题肯定没有解决。到了8月初，各地都在冲击公安机关，情况就更加恶化了。8月7日，市军管会一名参谋打电话向省军管会报告：
市公安局的公安人员都跑了，海珠区有三个犯人没有人看。东山区监狱有19人，郊区有12人，越秀区有30人，荔湾20人。目前还有人看， 但力量很薄弱，没有接班。他们意见把犯人集中起来，派部队去看守。
（黄秘书请示白政委，同意他们意见集中起来派部队看守。）
8月8日，市军管会又向省军管会报告了一个更加骇人的消息，这个消息和广州市哄传劳改犯流入市区的谣言，如出一辙：
公安局十六处在茶头的亚岗农场有五百多犯人，其中四类分子占17％，从昨天到现在已跑了四百多人，还在继续跑。
由此可见，关于劳改犯逃跑的消息，如果不是从公安部门，就是从军管会传出来的。据黄意坚忆及，省航运局的军代表曾警告海员总司，北江有1000多劳改犯坐花尾渡前往广州，已经在途中了。并且说这是军区的情报，造反派要做好准备。海员总司立即通知了黄意坚。但航运厅厅长认为消息不可靠。因为当时北江根本没有花尾渡，而且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北江的全部航运能力加起来，也不可能同时运载1000多人。
然而，流言四播，令人莫辨真伪。一位在商品检验局工作的市民向军管会报告：“现有三千多劳改犯进入广州，昨天到处抢劫，群众联防后打死了一些，还抓到了一个头头。据说他们有军装和机关枪，他们准备今晚和最近几天晚上要反扑，大干一场，群众十分恐惶，现在不敢上街和上班，群众对军管会抱了很大希望，要求你们马上采取措施。” 他显然夸大其词了。劳改犯逃跑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传说中那幺严重，而且也未对社会构成明显的威胁。
然而，8月11日夜晚，是一个谣诼繁兴、人心惶惶的夜晚，市民四出搜捕劳改犯，一旦发现可疑的陌生人，便穷追猛打，棍棒石头齐下，围观的人呼喝助威，好象着了邪魔一样。当惨淡的曙光照亮大地时，广州街头到处是夜间被打死的所谓劳改犯尸体。永汉电影院门口有一个人被吊在树上还没死，群众仍然围着打；万福路也有三个人被吊起来，两个已经死了，一个还没断气，群众也不敢停手，拼命地痛打。惠福路、上下九路、北京路、丰宁路、爱群大厦、中山六路、解放电影院门前、东山等地方都吊着一具具尸体，在初秋的微风中晃晃荡荡，有些已经肿胀发臭。据黄意坚说，他们统计过死人数目，约在187至197具之间。
（黄意坚说）大概8月11日、12日左右，在红警司成立前一两日，广州市忽然说打劳改犯。整个广州市所有主要街道，一晚吊了少则187，多则197个尸体——我们统计过，是一个一个点的——当时我是红警司政委，红警司掌的权，是广州市半个公安局，因为公安红旗全部参加了红警司。我找派出所一个个点的，然后又找中学生由头到尾坐着车去点数……
市民打电话给军管会，愤然质问：“现在广州市到处吊的死人有的已吊了三天，群众反映很大，据说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这些犯人到处抢劫，破坏文化大革命，现在街上到处是死人，市民十分惊惶，到处排队买米买煤，为什幺军管会不管？”
8月12日，省军管会收到来自广州基立新村、素社新村、万松园、南园新村、小港新村等地居民的来信，信内表达了人们对目前广州形势的强烈不安和愤怒，居民们埋怨，他们“被来犯的强盗弄得已五天五夜未睡觉了。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市面上什幺也无买，米也非常难买到。”居民们警告说，“如果你们再不火速采取坚决有效措施的话，我们就联络各村的数万大男细女老老少少，进驻军管（会）及军区，并实行其它革命行动。”信封上没有贴邮票，而且还加注了一行字：“买不到邮票”。
打劳改犯事件，在广州地区文革史上，是一个奇异的案例。因为死亡人数之多，令人震惊，但事后竟不了了之，没有人说得清，死的究竟是什幺人，从哪里来，为什幺会被打死？是谁把他们吊到街头的？多年以后，东风、红旗两派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坐在一起谈论这件事，仍然感到困惑不解。
黄意坚：8月10日死的人，你问一下，广州人谁说过我们街坊、我们邻居的人死了？没有。
莫超海：这件事我们一直在考虑，我们曾经在会议上问过这件事……
笔者：会不会是从殡仪馆拖出来的尸体挂上去的？
莫超海：不会。
黄意坚：死的人是什幺人？肯定不是广州市人。文化革命后很多年我还反复问，谁能够讲得出死的人是你们的街坊，你们的亲戚？我当时问过这幺多中学生——当时全广州的中学生有一半是听我的话的，我叫他们去探听那些是什幺人，结果没有人能讲得出死的是什幺人。死那幺多人，后来竟然没有下文的。
莫超海：也没有去追。上面没有组织去追。我们问过这件事，但没反应。群众中也没有人追。有些人被批被斗，送回农村，后来要求返回广州，他会千方百计找到我们。但这件事真是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们是有所怀疑的。
黄意坚：67年底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我。67年还有派性，我还能指挥公安局、公安厅的人，帮我去调查……公安局组织了十几人去破这个案。我说你帮我破，但破不了。死的人身份是什幺，从哪里来的，始终是一个谜。
最后，黄意坚还反问我：“就算按你所说，那些人是从殡仪馆拉出来的，那幺，谁有这样的能力，动员那幺多人，一夜之间把尸体都挂起来呢？”他说，他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让中学生去做，但是他没有。像地总、红总这样的工人组织，也未必有样的能力。
在我查阅军管会的档案时，发现军管会就劳改犯逃跑问题，曾请示过中央，当劳改犯发生暴乱时，可否开枪镇压？8月13日，中央答复：
一、发现暴乱，应首先向其警告，指出他们必须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否则，将罪上加罪。
二、警告无效，发现暴乱、冲监或越狱逃跑，坚决开枪镇压。（以上两条可向群众组织讲。）
三、对外部夺取看守监狱部队武装的群众组织，仍应坚持耐心说服，说明利害，坚决不准开枪。（只限军内同志知道。）
为了稳定广州秩序，省军管会决定，由省军区分别派出三个巡逻队，负责四个区的治安。第一巡逻队在东山区，第二巡逻队在越秀区和海珠区，第三巡逻队在荔湾区。巡逻队的标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治安巡逻队。并知会各群众组织，希望共同协助维持社会治安，不要阻拦巡逻的解放军。
但广州市民，对军队能否稳定秩序，维持治安，并没有多少信心。在惶急惊惧的心理之下，人们纷纷构筑街闸，建立联防。清末民初，广州由于治安非常恶劣，大街小巷几乎都筑有街闸。没想到今天竟重现广州街头。所有大楼的楼梯口都架起木闸，在天台构筑工事，贮存木棍、砖块、石灰等物，作为自卫武器。一有风吹草动，便鸣锣传递警讯，各街闸立即关闭，行人绝迹。
各街的联防，实际上也是由两派组织划分地盘，各自把持的。中大红旗的高建亚是其中一条街道的联防负责人，他留下的一段交待文字，有助于我们了解联防在两派武斗中的作用：
当时广州为了维护秩序，保护居民安全，搞了居民联防。我被选为百灵路居民联防的负责人之一。一次市工会有一个同志，来找居民组长，组长介绍给我认识，他说他是工联的，有些事需要我们协助。他说，市工会里有几个造反派单位，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攻击，如果发生了顶不住的时候，就想通过百灵路撤到市一人民医院去，希望百灵路的联防组织给予安全通过。我说，这是不难的，如果打起，周围的人民群众一定不会出来，你们要通过还不是非常容易吗？我说我保证给他们方便。也就是看到他是工联的造反派，有证件，因此，一定照顾他们。
【作者: 叶曙明】【访问统计: 】【2006年07月9日 星期日 13:28】【
迟泽厚访谈（节录）
~{叶：您认为文革分几个阶段？~}
~{迟：我认为文革分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从１９６６年五一六通知，到１９６７年~}
~{上海一月风暴以前，大致上可以称为破四旧阶段，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
~{段。这一阶段的主力军是红五类，也就是保守派的社会基础。全国有两个有名的代~}
~{表人物，一个是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一个是谭力夫，这两人提出了血统论。这时打~}
~{击的是地富反坏右这一批人，抄家啊，杀人啊，干得很来劲。社会乱起来了，学校~}
~{停课了，红卫兵组织起来了，党政机关也开始不那幺灵验了，文化大革命被提到日~}
~{程上，全国人民都卷进去了。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开始形成一个气候了。~}
~{到了上海夺权以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以造反派为主体的。批判~}
~{反动血统了。血统论就是要保护旧的官僚体制，维护旧秩序。毛泽东说１７年形成~}
~{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要把这条黑线彻底搞掉，就要冲击各级党委。结果贺龙被~}
~{关起来整死了，刘少奇也关起来了，大部分高级干部都被打倒了。红五类以前骂别~}
~{人是狗崽子，现在自己变狗崽子了，马上偃旗息鼓，灰溜溜了。~}
~{这时造反派起来了。造反派是不讲出身的，当然也有干部家庭的，但大部分不~}
~{是。我记得１９６７年５月，黄永胜、温玉成在军区接见华工红旗的头头高翔，当~}
~{时就有人揭发，说高翔的父亲是１３级干部，在当时算是高级干部了，是一个进出~}
~{口公司的副总经理，相当于厅局级干部，所以他（高翔）不能当（群众组织）一把~}
~{手。后来连周恩来都过问此事，可见当时大家对高干子弟是很忌讳的。高翔的父亲~}
~{算是最大的干部了，当时一般市民家庭、工农家庭可以（参加造反组织），高干不~}
~{行，臭了。高干子弟差不多百分之百参加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是打砸抢的能~}
~{手，可以说杀人不眨眼，抄家啊、打啊、破四旧啊、砸啊、烧啊，干的是这些。抄~}
~{地富反坏右、抄民主人士、抄国民党漏网分子、抄资本家，他们有积极性，你叫他~}
~{打省委、抓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不干。１９６７年１月造反派起来后，他们就~}
~{成对立面了。~}
~{叶：广州主义兵和军区的关系一直不错吧？~}
~{迟：主义兵都是军区领导的子弟嘛，像七中、铁中、八一中学都是军区领导的小孩~}
~{在上中学。那时军区领导的孩子都在上中学这个档次，上大学是个别的。主义兵（~}
~{和军区）有这样一个天然的联系嘛。后来都偃旗息鼓，躲到家里了。~}
~{叶：广州主义兵杀人与外地相比，不算多吧？~}
~{迟：广州总体来说，比较注意政策。广州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死人最少的一个城市。~}
~{社会上很多人胡说八道，上次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ＸＸＸ写了一篇关于广东~}
~{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东西，千把字，拿给我审稿。列举了一二十条，说军区和林彪有~}
~{这样那样的关系啦。我看了以后不客气地说：这些事情一件都没有，完全是道听途~}
~{说、捕风捉影，甚至是颠倒黑白的。这是第一。第二，你写地方志，就写地方的问~}
~{题嘛，军队支左做了什幺错事，你可以写，但你写军队的事情干吗？又是军队印了~}
~{多少万本林立果的小册子啦；又是林立果到哪个工地搞什幺活动啦；又是军队给林~}
~{彪修了什幺房子啦；又是９月１３日那天出动演习，形迹可疑啦。我说这些事由军~}
~{队查去，和你有什幺关系？全都是牵强附会！~}
~{军队天天训练，９月１２日训练没事情，９月１３日就不行了？９月１３日不~}
~{训练，军队干什幺去？都关在营房里？躲在营房里不是更成问题了？你躲在营房里~}
~{干什幺？是不是在等候命令？这是胡闹嘛。说９月１３日有一趟军列进入广州，这~}
~{军列天天在运，军火天天在消耗，当然要不断补充了。兵工厂在北方，在三线，当~}
~{然要往广州运，不是广州往北运。那都是胡说八道嘛。~}
~{我是广州市志军事志的主编之一，最后定稿也是我定的。写到文革那一段，我~}
~{就坚持这个原则。广州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在全国是最小的。全市死亡在全国更是微~}
~{乎其微。武斗发生最晚，清理最早，死伤最少。湖南（１９６７年）６月份就死人~}
~{了，广西更早，广州到７月下旬（才死人）。总说广州是面临港澳，情况复杂。这~}
~{幺一个大城市，二三百万人，才死了２００多人，在全国算什幺呀？湖南死多少人~}
~{？江西死多少人？广西南宁一次死几百人，广州一共才死两百人，连那些被当成监~}
~{狱逃跑人员（劳改犯——叶注）打死的吊死鬼也算了，也就两百人左右。而且大部~}
~{分都属于两派武斗中死的，真正抓到后凌迟刀剐的，基本上没有。如果不是广州军~}
~{区在这里，管住这个局面，那还不乱套了？~}
~{叶：１９６７年二·八冲军区的事件是怎幺回事呢？~}
~{迟：这文革第二阶段是造反派当家，冲冲杀杀。开始对着党政机关，后来不过瘾了~}
~{，就转向军队。为什幺要冲军区呢？就是因为军队支左，不支持造反派，支持了保~}
~{守派，所以就到军区造反，把军区包围起来。既有地方的，也有军队的，地方的就~}
~{是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都是些知识分子。这知识分子既是受害者，也是害~}
~{人者。珠影有些演员、编导，要保自己过关，为了活命，就不惜踩着别人。他们包~}
~{围着军区，用半导体喇叭——那时还是一种新科技——开着宣传车大声叫：希望解~}
~{放军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指挥员。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军队里的也有，主要是文艺团体，歌舞团的、文工团的、体工队的，小知识分~}
~{子，都是过去不受重用的，这些人也容易煽动起来。２月８日把军区包围起来了。~}
~{后来中央军委下了命令，这才撤离了。~}
~{叶：那时军队的文艺兵已经搞起群众组织了吧？像千钧棒。~}
~{迟：搞起来了。千钧棒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
~{叶：军区机关有没有搞？~}
~{迟：广州军区的机关是全军最稳定的，军区的党政机关没有群众组织，一直比较团~}
~{结。个别人有看法，有活动，但整个机关是团结的。司令部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没~}
~{有泄露出去，如果分成两派，那还有什幺重大机密？都荡然无存，没有机密啦！~}
~{这是造反派最风光的时期，持续到１９６８年７月。这时刘、邓、陶司令部已~}
~{经被彻底打倒了，造反派的使命就完成了，他们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可这些人的~}
~{头脑继续发热，据说蒯大富还拉了个班子，准备筹备九大呢。这件事是康生讲的，~}
~{康生这个人虽然经常撒谎，可这件事蒯大富是做得出来的。他们觉得自己在共产党~}
~{内占个一席之地，是理直气壮的。~}
~{到１９６８年对广西的七·三布告为标志，造反派从此以后就一蹶不振了。一~}
~{个七·三布告，一个七·二四布告。七·二四布告是对陕西的。从１９６７年１月~}
~{开始，军队一直不敢行动的，包括军区站岗哨兵的枪，都没有撞针，没有子弹，是~}
~{用来装样子吓唬人的。军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死不开枪。军队是不得不干这工~}
~{作，勉为其难，夹在当中很难受。部队不断有伤亡，被造反打死的也就打死了。~}
~{８月２３日那次冲军区最严重了，连军区作战大楼都占领了，就是作战室没敢~}
~{进，趴在窗户看看，里面确实挂满地图，门口写着“机要重地，闲人免进”，关着~}
~{门。就这里没进去。温玉成还真躲在里面，躲在作战室的电话楼里。其余大楼都进~}
~{去了，连红旗都插到楼顶了，造反派确实嚣张。警卫员徒手挡住他们，不让他们上~}
~{，他们五六人抓住一个战士，一拖就拖出去了，他们的人源源不绝，几千人上万人~}
~{都进来了，你一个警卫连堵住楼梯口，拖一个少一个，拖一个少一个，最后毫无办~}
~{法。如果军队可以开枪，一个排可以打一万人，但不行嘛。七·三、七·二四布告~}
~{以后就不客气了，真开枪了，造反派马上就老实了。~}
~{７月２６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五大司令，蒯大富、聂元梓、~}
~{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说他们既不斗，也不批，也不改。~}
~{他们五人联合发表了一个认错声明，然后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以那为标志，造反~}
~{派从此完成历史使命了，以后陆陆续续被抓起来了。这就是第二阶段。~}
~{叶：文革中有很多事情至今仍讲不清。~}
~{迟：能讲得清，怎幺讲不清？是不想讲清。现在有档案在，有人在，怎幺会弄不清~}
~{呢？有很多禁区不想弄清。九·一三事件搞不清？林彪事件那幺多活口都在，那幺~}
~{多材料都在，怎幺搞不清？搞得清，就是不想搞清。我举个例子来讲。１９７５年~}
~{由《南方日报》发起，批判前省委主要领导人，实际是指刘兴元，说他反对江青同~}
~{志，反对由江青倡导的样板戏创作路线，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谁打头呢？把红线女~}
~{推到了第一线。~}
~{有这事情吗？根本没有。刘政委在省委会议上讲过要走自己的路？刘兴元是非~}
~{常谨慎的，他能这幺说吗？哪有这个事情啊？有没有在军队讲过？军队也没有！军~}
~{区文化部长都很熟啊，哪有这事？可当时铺天盖地，《南方日报》连篇累牍，发表~}
~{文章，批前省委的主要领导，就是配合四人帮的政治需要，要整广州军区的某些领~}
~{导。半年以后，四人帮垮台了，江青的三突出也受了批判了。如果刘兴元当年有这~}
~{个发明创造的话，刘兴元不就成反江青的英雄了吗？可刘兴元照样臭。你说想不想~}
~{搞清？肯定是不想搞清，需要就给你扣上去。江青倒了，刘兴元还是无声无息的，~}
~{也没说他反对过江青，倒是说刘兴元他们在林彪垮台以后，又一头扎进了江青的怀~}
~{抱。~}
~{叶：周恩来１９６７年４月在广州的讲话，对广州文革有什幺影响？~}
~{迟：１９７２年基辛格访华前夕，中央集中了一些人在北京钓鱼台，整天准备材料~}
~{，军事方面的、外交方面的。总理的顾问班子、外交部的老领导干部都在。周恩来~}
~{的秘书钱家栋——就是１９６７年跟总理来（广州）的那个秘书，他的名字叫家栋~}
~{，“家庭的栋梁”，有四旧意识，文革后期到外交部当大使时改了个名字叫嘉冬—~}
~{—钱家栋见到了阎仲川，就凑上来对阎仲川讲：“唉呀，总理叫我向你说个话，总~}
~{理讲，６７年４月那次啊，他在珠江宾馆讲话，那时候啊，他要不表那个态就好啦~}
~{。”~}
~{叶：这话是１９７２年讲的吗？~}
~{迟：是１９７２年大概１月吧，因为２月份尼克松就来了嘛。这就说明总理当时在~}
~{珠江宾馆的那个讲话，很多是违心的。调子是中央文革定的。那时很多材料是中央~}
~{文革广州记者站的记者给总理提供的，其中的记者五花八门，既有新华社的，也有~}
~{军队调来的，那些记者都是极左分子，其中有一个政治学院姓姜的，浙江人，他是~}
~{主要的。好象还有一个女同胞韩舞燕，驻香港特派记者，写了长篇文章。他们在广~}
~{州采访广东文化大革命，这些人我不具体评论，但谎报军情、煽风点火的事情干了~}
~{不少。~}
~{比如七·二○事件以后，８月１３日我到了北京。杨成武和黄永胜关系很好，~}
~{都是原来红一军团的嘛。杨成武那时是军委办事组组长，跟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中~}
~{央文件他都看了，他悄悄地把他的情况简报给黄永胜看——黄永胜经常往杨成武那~}
~{儿跑——黄永胜拿回来看，我就看到其中一份，是反映广州军区对七·二○事件的~}
~{反应。七·二○事件是个测温表啊，你什幺态度？对武汉事件你拥护谁？是拥护三~}
~{钢造反派，还是拥护百万雄师？是同情陈再道，还是拥护谢富治、王力？这是不能~}
~{含糊的。这个驻广州记者写得很厉害，说七·二○事件传到广州后，广州革命群众~}
~{组织——就是说旗派了——怎幺样同仇敌忾啦、义愤填膺啦，对百万雄师反革命保~}
~{守组织怎幺样愤慨啦，怎幺样对谢富治、王力同志表示敬佩啦，什幺慰问啦等等。~}
~{“我们也到了广州军区大院，令人不解的是，广州军区营房的墙上，却见不到一张~}
~{拥护中央对七·二○事件指示的大标语。”~}
~{这家伙没有直接说你广州军区怎幺样坏，就像说廉颇一饭三矢，一顿饭拉三泡~}
~{屎，还能上阵吗？这廉颇的前途就被葬送了。我很纳闷，广州军区表了态了呀，不~}
~{对呀。我回来一看，（军区）墙上还写着“向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致敬”、“拥~}
~{护中央对七·二○事件的英明指示”呢，敢不表态吗？~}
~{叶：是新华社记者写的？~}
~{迟：就是中央文革的记者，刚才说了，来自四面八方，有新华社的，也有从一些大~}
~{学调来的，也有从军队调来的，都打着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名义，其实什幺人都有。~}
~{哪个人写的我不知道，但像这样的简报报上去，让上面的人看了作何感想？这不是~}
~{害了你吗？记者就干这种事。~}
~{所以，总理（在珠江宾馆）那个座谈会，总理就是听他们的，他们提供的材料~}
~{，一迭一迭，一口袋一口袋的。当然总理不会完全被他们蒙蔽，有时晚上听他们的~}
~{，白天总理就在留园听军区常委们的汇报。他是兼听的，但最后的表态是中央文革~}
~{定的调子，哪个保，哪个革，总理是不能讲的。~}
~{叶：总理回到北京以后，还打电话到广州，对一些提法作了更正。~}
~{迟：是的。原来讲的更激，就是保守组织，后来更正了，就是思想上偏于保，而且~}
~{他们有那幺多的人，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就没有用原来那个话了，原来那个话让造~}
~{反派抓住更不得了，用这个来压东风派，东风派就更艰难了。就在他（周恩来）回~}
~{到北京的当晚，又叫他的秘书周家鼎给广州军区打了电话，对他离开广州前的讲话~}
~{作了补充和修改。来电特别指出，东风派的两个最大的工人组织，是广州工人的革~}
~{命组织。这就定了个性。~}
~{那时的造反派分几个等次，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组织，也叫造反派组织，~}
~{是响当当的；革命群众组织是中间派，不死不活的，可以不打倒；再就是保守组织~}
~{。后来总理发明创造出“思想上偏于保守”。所以后来就叫东风派“偏于保”。偏~}
~{于保还是保，也还是要打倒。七·二○事件以后就压军区，一定要把它打倒。保守~}
~{派是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社会基础，从理论上讲是敌我矛盾，是要镇压的。~}
~{对总理在广州的表态，应该说，广大群众组织是不满意的，军区领导是表示遗~}
~{憾的，但也有它的好处。他没有把这些组织说成是保守组织，军区以后就守住这条~}
~{线，总理已经讲了，他们只是思想上偏于保守，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反对把他~}
~{们瓦解。这就比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强多了，那些地方对保守组织是格~}
~{杀勿论的，打得家破人亡，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基础”啊。广州就紧紧~}
~{守住总理的这条线，对这些人还要教育、争取、团结、改造，他们（造反派）就没~}
~{话可讲了。从这点上讲，总理还是留有余地的。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他没有完全~}
~{按四人帮定的口径做结论，这是不幸中之大幸。~}
~{叶：军区支左的指导思想是怎幺样的？~}
~{迟：（文革）第三阶段就是从七·三、七·二四布告到九大前后。九大以后文化大~}
~{革命基本上就是尾声了。以后说文化大革命是７６年结束，那也是一种算法了，但~}
~{基本上没有暴风骤雨式的大运动了。~}
~{这时右倾保守派抬头了，造反派倒了，保守派自然就扬眉吐气了。革委会在此~}
~{之前已经陆续建立了，广州的革委会是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１日建立的。当然，建立~}
~{起来以后没有权威，他们（造反派）要冲就冲进来了。从七·三、七·二四布告以~}
~{后，造反派就老老实实了，你不听话的，真抓；你要敢动武的，真打。造反派都非~}
~{常现实，过去放纵他们，他们当然厉害了，你只要不放纵他们，他们最老实了。~}
~{文革分这三个阶段，两头是保守派为主，中间是造反派为主。闹得最凶的是造~}
~{反派，时间也比较长，一年多吧。广州市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这个总的格局下发展~}
~{的。~}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第二阶段开始，就不断地受到冲击。那真是疲于应付，可~}
~{以说是狼狈不堪。军队的政策、纪律观念是很强的，你上面要支左，我当然就要去~}
~{支左了，介入群众运动中去。但支持谁？为什幺支持保守派？主要还是根据上面。~}
~{几十年所受的教育、实践经验，什幺叫群众？不就是劳动人民吗？到这些组织一查~}
~{，他是工人，他是农民，他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这个组织不错，都是~}
~{正经人；他们拥护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政治态度好；拥护解放军，支持解放军，~}
~{那（解放军）当然支持他了。造反派不是，他们来了以后咄咄逼人：你们对赵紫阳~}
~{什幺态度？你们对旧省委什幺态度？你们对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什幺态度？对军队~}
~{怀有很大的敌意，训斥、责难，军队能有好感吗？像黄永胜接见造反派头头，武传~}
~{斌在黄永胜跟前，叼着个烟卷，有点称兄道弟的味道，根本不放在眼里，很自傲，~}
~{军队对你能有好感吗？所以军队必然支保，开始都支保。~}
~{后来中央文革一再指示：你们错了。毛泽东讲得更形象，你们不要“听信老婆~}
~{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尽管这幺说，但很难改，思想上还是~}
~{倾向保守派。你不是说群众嘛？群众就是多数人嘛！可后来毛泽东讲了，有时真理~}
~{在少数人手里。大家就不理解了。不是说要和多数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吗？群众总有~}
~{个量吧？这就拧不过来了。~}
~{军队在支左问题上，１９６７年武汉七·二○事件以前，广东一直是坚定地、~}
~{非常明确地支持保守派。七·二○事件以后，理论上讲，要改变态度、端正态度了~}
~{，要支持左派群众了。但是，形势稍微一变，广州军区马上又提出来，要一碗水端~}
~{平。而且这个很快《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承认了。一碗水端平总不能说错吧？用一~}
~{碗水端平来抗拒支持左派这个上面的指示。~}
~{应该说，自始至终，广州的支左，对两派一直没有采取有的地方支持一派，镇~}
~{压一派，像湖南最后出现的那个情况，像四川出现的情况，更不用说像上海了。没~}
~{有出现这情况。开始支持保守派，后来上面讲要支持左派，不支持不行。特别出现~}
~{武汉七·二○事件，表示要支持，但并没有完全支持，对保守派也没有把它压垮、~}
~{解散。七·三布告以后，造反派倒霉了，被整下去了。这时，广州军区以刘兴元为~}
~{代表的领导班子提出来，只要他们（指结合进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叶注）自~}
~{己不坏事做绝，就叫他自生自灭。也就是保留他的位置，没借这个机会把造反派整~}
~{下去，你当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还继续当；你当省革委会常委的，还继续当，让他~}
~{慢慢地自然地消亡，也没采取组织措施。所以广东两派比较稳定，没有大量死人，~}
~{１９６９年以后再没出现群众对立场面。这应该归功于当时的军区领导，在对待群~}
~{众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
~{叶：广州空军的支左是不是也由广州军区领导的？~}
~{迟：广州空军、海军——海军机构不在这里，它有基地。后来怕口径不一致，在七~}
~{·三、七·二四布告以后，在宣传的时候，三军联合组织宣传车。军区有权威，空~}
~{军、海军基本上按照军区的指示办。~}
~{叶：省革联时对军区冲得比较厉害，到１９６７年８月份以后炮轰军区，也搞得比~}
~{较厉害。~}
~{迟：炮轰就早啦。我记得１９６７年６月６日，中山大学八三一战斗队就登了小报~}
~{，“炮轰黄永胜动员令”。那时批二月逆流，全国以谭震林为代表，各地都有谭震~}
~{林式的人物嘛。广东的谭震林是谁呢？就是黄永胜嘛，“抓广谭”。有一次在北京~}
~{汇报，戚本禹当着周恩来的面问黄永胜：黄司令，现在抓广谭啦，谁是广谭啊？是~}
~{不是讲你啊？戚本禹也是得意忘形。抓广谭实际上就是抓黄永胜、刘兴元。有人说~}
~{广谭是代数的Ｘ，Ｘ就是任何值，你反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政策，你就是广谭~}
~{。这是胡说八道嘛，广谭还是要有对象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黄永胜。~}
~{叶：当时军区是怎幺应付这种炮轰军区的局面的？~}
~{迟：由你轰，你轰吧，没办法。小报到处出，我们也买小报回来看，也找一点给黄~}
~{永胜看看。“炮轰黄永胜动员令”就给他看了嘛。~}
~{我就说这一条，广州不但生产没停顿，生产形势在全国是最好的，广东历来是~}
~{从外地买粮食吃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支持了粮食部（？），一次支持几亿斤~}
~{粮食。粮食、油料都上调的。拿交易会来讲，只有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份那次推迟了~}
~{一个月，应该１０月１５日开，推迟到１１月１５日。其它每一次都是照样开，那~}
~{幺多外国人，没有出一个伤害外国人的事故。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你不能拿今天~}
~{改革开放的情况来对比，那时候人身没有保证，动不动就拿枪，广州抢枪抢了一万~}
~{多支，随便杀个人还不容易吗？杀个外国人制造点事端还不容易吗？可交易会照开~}
~{，生意照做，外国人没有伤害一个，没有点工作基础，没有点力量，没有点政策，~}
~{行吗？文化大革命既然整个是在错误路线领导之下，当然无功绩可言了。覆巢之下~}
~{，安有完卵？但辩证地讲，成绩还是有的，损失少就是成绩。打仗谁都失败了，但~}
~{你全军覆没，我只损失１０％，我就比你全军覆没的强嘛。你要提拔应该提拔我这~}
~{个１０％的嘛，不能说打了败仗，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能这幺说的。为什幺你全~}
~{军覆没，我还保存了９０％呢？为什幺你６月就大批死人，我拖到７月底才死人呢~}
~{？就是工作不一样嘛。还是有差别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要说政治局面哪都没广东~}
~{复杂，人头也是，中南哪个城市也没有广州人多，但广州出现的问题相比较少。~}
~{叶：军区对八一战斗兵团的处理，从开始取缔，到后来平反，这个事情是怎幺样的~}
~{？~}
~{迟：对八一战斗兵团，是抓住它成分不纯这一点，取缔了它。军区（因此）犯了路~}
~{线错误。八一战斗兵团造反太强了，它是造反派里的骨干组织。对学生组织军区不~}
~{好抓，八一战斗兵团是社会组织，第一它跨行业，第二它有假复员退伍军人。当然~}
~{也有真的复员军人，莫竞伟（八一战斗兵团的头头——叶注）确实是复员军人，但~}
~{这人行为不端。（军区）抓住他，调查这个组织有多少社会闲杂人员，有多少在部~}
~{队犯过错误的，调查回来一汇报，就决定趁着军管这个东风取缔它。~}
~{后来这些人不服，旗派抓住这个事情反复地攻。到底给攻下来了，给平了反。~}
~{当然这个组织到最后也没成气候。因为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
~{不太高，没受过好教育，跟在学生后面冲冲杀杀的。军队一介入文化大革命就取缔~}
~{它了。中山大学的一个工人组织，叫什幺工人赤卫队的，也是抓住它这个，牌子也~}
~{砸了，门封了。我亲自去了嘛。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革造会）的工人当然鼓~}
~{掌欢迎了，广播站高声广播，赞扬军管会的行动。~}
~{在谈到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时，迟说：~}
~{军队真正介入文化大革命应该是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毛泽东对安徽造反派的批~}
~{示：“人民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因为安徽要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南~}
~{京军区（似应为安徽省军区——叶注）不知道该怎幺办好，要求军队组织警戒。南~}
~{京军区接到安徽省军区报告，不敢怠慢，马上请示中央军委，毛批了：“所谓‘不~}
~{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
~{，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军队接到命令了，要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回避了。军队过去是~}
~{很谨慎的，不能干预地方党委的事情。但这时地方党委实际上已经基本瘫痪了，政~}
~{令不通，赵紫阳这帮人已经是躲躲藏藏的了。~}
~{在这之前已经感到一点苗头了。除了电台工作组外，应该说，我是军区最早介~}
~{入文化大革命的。我是秘书科副科长，是首长的参谋、助手，当时文革席卷全国，~}
~{对军队的冲击很大。首长也很关心，我要向首长提供一些情况。１月２３日的指示~}
~{下达前，阎仲川叫我去了解地方文革的情况。我就代表军区去找北京三司驻广州联~}
~{络站了解。北京三司是清华井冈山蒯大富那一派的，联络站在广东工学院。~}
~{１月２３日的指示下达后，就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了，我们到处去调查。广州名~}
~{气比较大的造反组织都去了，像地总——就是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
~{，后来周恩来说，名字这幺长，就叫地总吧。莫超海是名义上的总理（管），他是~}
~{广东人，比较斯文一点；孙亦武是江苏人，复员兵，广州氮肥厂的，他是武斗司令~}
~{。这些组织我们都去了。~}
~{军队介入文革，广东应该说是没有思想准备，是奉命行事的。到了１９６７年~}
~{１月一月风暴以后，军队就坐不住了，特别是１月２３日的指示下来后，军队就要~}
~{介入了。紧接着２月北京开生产会议，要军队出面抓生产，因为省委、政府都瘫痪~}
~{了。广东省就由陈德出面了，他是省委常委，又是省军区政委，当然责无旁贷了。~}
~{陈德去北京开会。赵紫阳也去了。他们回来还议论，赵紫阳虽然是走资派挨斗~}
~{了，但到北京还照住京西宾馆的套间，陈德是实际负责的，却只住单间。上面对赵~}
~{紫阳还是以礼相待的。会上要军队抓生产，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那时还没~}
~{有实行军管。到３月初，内部就下通知了，广东要实行军管。３月１５日就全省实~}
~{行军管了。广东省、广州市同一天挂牌成立军管会。~}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全国几乎没有例外，军队只要一介入，支持的一定是保~}
~{守派。什幺叫保守派？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比较拥护、支持、接近党政机关的，~}
~{主张小修小补的，也就是过去说改良的这幺一些群众组织。他们拥护文化大革命，~}
~{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参加文革，但你说要打倒广东省委、打倒广州市委，他们就感~}
~{到过头了。撤换某个领导可以，但如果说整个都是黑线，他们就接受不了。~}
华夏文摘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批陶联成立,武斗开始升级
6月初，广州一司与市委遵义公社组成市委联络站，专揪王德、焦林义；与毛泽东思想市人委革命造反司令部组成市人委联络站，专搞曾生、钟明、罗培元问题；6月中旬，一司与省直大联合总部、工交红旗、红旗工人、地总、红总、暨大1226、华工太阳升、华师一月革命总部、中大革委会等，组成斗尹（林平）联络站。
6月15日，一司、工交红旗、红旗工人、省直大联合、省委东方红、省委机关遵义公社、市人委革命造反司令部、省财贸总部、电台工农兵等组织， 联合组成“广东省革命造反派捣毁黑省委联络部”。7月1日，“广州地区高等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筹委会，实际上是以红一司为核心。
6月中下旬，以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作为楔子，闹得满城风雨。6月22 日晚上，工联、中大红旗的头头们，在交通部中南公路工程修配厂开会，研究形势。他们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分化瓦解地总、红总，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准备第二次夺权”等等。他们认为，东风派现约有90万人，旗派约有60万人，力量对比差不多，可以夺权。估计8、9月份毕业生要分配，学校要复课，因此红代会的召开和第二次夺权，必须在7月份进行。
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将成为一个缺口。在旗派的奔走呼号下，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声浪，渐成奔腾咆哮之势。6月23日，广东省军区就八一战斗兵团问题，作了五点说明。
一、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我们要坚决拥护中央这一批示，对“八一战斗兵团”不能平反。
二、“八一战斗兵团”是由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操纵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罪行。经过复查，语气确凿，完全属实。
三、“八一战斗兵团”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的非法组织，根据中央关于按单位、按部门实行大联合的精神，这个组织也不能恢复。
四、对“八一战斗兵团”的一般成员和少数有罪恶的头头，我们早已作了严格区分……
五、广州面临港澳，地处国防前线，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战备任务十分繁重……（下略）
然而，这不仅不能平息造反派的骚动，反而起了刺激作用。6月24日，红司、中大红旗、中大八三一联合发表反驳省军区五点说明，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声明：
一、“八一战斗兵团”绝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群众组织，省军区硬说它是反革命组织，请拿出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组织纲领、行动计划和反革命罪行来辩论，我们奉陪到底。
二、省军区某些人说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是经中央批准的，我们强烈要求公布事实真相。
三、“八一战斗兵团”的确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的组织，并确实混进少数坏分子，但绝对不能以此为理由把整个组织打成“反革命”予以取缔。把“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是另有企图的。
四、3月黑风中把“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就是刘邓路线迫害革命群众的产物，是一桩极其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
6月26日，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发表《严正声明》称，“回顾‘八一战斗兵团’的战斗史，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大方向是始终正确的，我们就是革命造反派。”“虽然我们在2月23日退出了‘八一战斗兵团’总部，但是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革命造反派必须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对广州谭震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须彻底造反，我们决定重新打出革命组织‘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的鲜红大旗”。
声明提出：一、毛泽东思想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在1967年6月21日正式宣布恢复；二、广东军区3月1 日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通告是错误的，我们强烈要求为八一战斗兵团公开彻底平反，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八一广大革命战士公开彻底平反；三、我们坚决与工联、红旗工人、广东红旗农民、红司、三司、新一司等革命造反组织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当天傍晚7时，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在东较场召开平反大会。中大红旗、广医红旗、华工红旗、中山医东方红、暨大东方红、机关红司等组织1.2万人，参加了大会。6月29日，八一战斗兵团也在东较场举行平反大会，参加的组织包括工联、工人红司、红旗贫下中农、新一司、广铁总司等五万多人。
这时，除了学生、工人造反派，还有一批人在广州相当活跃，就是文革前上山下乡的支农青年。他们大部分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因未能升学而被动员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的高中、初中毕业学生。他们许多人在农村曾受到种种不公平待遇。政府最初承诺三年轮换下乡，也没有兑现。因此，积压了一肚子的怨气。
文革刚开始时，他们在农村造反，“首先揭发公社、各大队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红色政权夺回革命群众手中”，并且“封闭公社、各大队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整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替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组织平了反”。 但很快他们的斗争锋芒，便指向所谓的“刘、邓、陶为首的旧安置系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一批批支农青年喊着“支农青年要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纷纷杀回广州“闹革命”。他们真正要争取的，主要是城市户口和回城工作的权利。
支农青年先是包围省军管会，又是要钱，又是要粮。陈德指示：“给线、给粮、给饭吃，如未带粮、带钱，可采取开条子、记账的办法。”并在省军管会里腾出地方给他们住。但支农青年在省军管会住下以后，又转去包围农垦厅。7月6日，他们闯进农垦厅职工饭堂，砸开仓库，抢去1000公斤大米。7月7日，又扬言要再去抢粮，还要揪斗罗天。但这次农垦厅属下劳动大学的潮州学生，已经严阵以待，双方发生了械斗。
支农青年6123支队（一个群众组织名称）400多人，包围了农垦厅大楼，用檑木、棍棒、石头往里攻。晚上，住在省军管会大院内的100多名支农青年，啸聚成群，前往农垦厅支持，一路上叫嚷“不夺回罗天誓不罢休”，吓得沿途居民家家关门闭户。据警司作战处的报告称：
罗天在农垦厅被围，劳动大学在楼上，楼下是支农青年，现双方谈判（警司主持，军管小组参加，双方代表参加）。谈判结果：一、8日下午15时30分劳动大学交给支农青年，到12日上午8时30分支农青年把罗天交给劳动大学。二、双方都要保证罗天的生命安全。
但到了7月12日，支农青年没有把罗天交还。据农林水军管小组反映，为了抢斗罗天，可能发生大规模武斗，6123支队已准备好了七辆汽车和凶器。劳动大学也在准备去抢罗天。
农垦厅的武斗还未解决，广州市技工学校又传警报。技校原有两派，一派是红色造反团（三司），一派是技工红旗（一司）。双方从6月初就开始忙着制造火枪、大马刀、刺刀、匕首，准备武斗。最近连工厂仓库里的20多瓶氰化钾，竟也下落不明。
7月7日，警司召集双方开会，经过协商定出五条：一、学习“六•六通令”；二、不能武斗，谁先挑起武斗谁负全部责任；三、双方都不能到外面调队伍来；四、交出武器，撤除武斗工事；五、成立监督小组。双方都在协议上签了字，但后来警司发现红色造反团又在私造武器，还偷了刀，并拒绝交出。
警司请示军区，如发生武斗可能就是较严重的大武斗，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还在做工作，但效果不大。“在一定情况下，是否可进驻部队到技工学校？情况搞清楚可否强行收缴武器？”温玉成副司令员指示：“即派部队进去，将凶器等收缴。”黄业副参谋长的指示称：“请转告警司马副参谋长，要把情况确实查清，确实属实，请按温副司令指示执行。” 话虽如此，但在那种环境之下，要真正查清情况，谈何容易。
有时对支持哪一派，省、市军管会之间也有分歧；军管会与其它军种之间也有分歧。毫无疑问，这些分歧会使制止武斗的工作受到影响，甚至使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省军管会的值班日记中，有这幺一段记录：
（市军管会来电）郊区军管会根据军区后勤支农小组从郊区贫农得来的情况：
沙河“红卫”大队（旗派），从我们内部是倾向这个队的。省军管会要求支持贫革联，但现在6904部队71 分队他们在行动上与观点上都支持了“红卫”。因此，郊区农民两派都有反映：军队内部有两派，发展下去可能出现问题。因此，提出建议：
一、了解6904部队71分队，为什幺支持旗派的“红卫”？ 而这个队的情况郊区军管会正在摸底，是什幺情况尚未弄清。
二、要求军区支左办公室明确一下，把口径统一了，是否由郊区军管会、后勤支农小组和6904部队71分队合起来开个会，研究协商一下，情况搞清，统一口径。
中央愈强调支左不支派，军队内部愈容易出现分歧，因为谁也弄不清，究竟哪个是左，哪个是派。当两派出现冲突时，往往不敢轻易表态，也不敢采取坚决措施，只好无所作为地坐待事态发展，直到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6月24日，中共中央下达禁令：一、不上街游行；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但未有效地控制大局。当农民开始卷入武斗以后，事情就不仅仅是“打群架”那幺简单了。没有人比毛泽东更清楚“农民战争”的威力。1967年夏天，全国已濒临全面内战边缘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
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
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的武器一律收回。
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所谓“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概由挑动者负责。
五、从“通知”下达之日起， 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错误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的人，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
7月11日，在一片揪“广谭”的喊杀声中，12万红旗工人、工联、红旗农民、广铁总司、红司、机关红司、三司、新一司群众，在越秀山召开“庆祝广州批陶联合委员会诞生暨彻底砸烂陶家黑店誓师大会”。
批陶联委由首都批陶联委驻穗办事处脱胎而来的，其核心成员包括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中南局联络总部等旗派组织。批陶联设有几个工作组，政治小组负责人是原中南工交政治部主任车学藻，干部小组负责人是原中央监委驻中南局监察小组副组长闵一帆，财贸小组负责人是原中南局财委副主任张天陶，生产管理小组负责人是原中南局经委副主任李逖、市场管理小组负责人是原财贸政治部主任王世琳，资料专案小组负责人是原中南局监察组办公室副主任郝湘基，工交分会负责人是原中南局工交政治部主任杨国峰。
批陶联委在1967年下半年，对广州地区文革将起着重要作用。
7月13日，广州地区东风派六万多人，冒着倾盆大雨，在越秀山召开“庆祝广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斗陶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大会发出“打倒中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陶铸”的《紧急动员令》。仅东风派主持的“批陶”专栏，在基层就达五万多个，在街头的约有4000多个，各系统写出了30多万字的批判文章。
7月15日，东风派的斗陶总指挥部在越秀山体育场，再组织七万人的“声讨、斗争、批判”陶铸大会，会后举行了全市大游行。旗派的批陶联委也于7月16日在广州日报社举行批判陶铸大会，把王匡、陈越平、黄文俞、丁希凌、 杜导正、杨奇、林里、田蔚等新闻系统的干部，揪出来猛轰一番。
7月17日，省军管会革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广州地区文革情况。会议认为：
批陶斗争发动后，各个群众组织劲头很大，写出了不少有份量的大字报。问题是两大派联合不起来，连一个统一行动也搞不成。再就是有的组织大肆攻击7月15日《南方日报》编者按；有的提出批陶必先揪广谭；这些都可能干扰批陶大方向。支港的形势不如批陶形势好，问题也是两大派不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大家认为，“广州地区两大派现已基本形成，两派都有造反派，也都有保守组织，所以不能支持一派，压制一派；也不能以某一派为核心，而应以左派为核心。若什幺都要以旗派占优势，以旗派为核心，就必然在客观上产生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后果，不利于联合起来批陶、支港斗争。”
事实上，这一轮批陶高潮，并未能广州地区的武斗降温，反而有急速升级之势。7月6日，工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坑口演出时，与春雷大坑口联合总部发生冲突，双方动用了木棍、刀子等武器，互相攻击。
7月15日，广州机务段的春雷工人和郊区农民，与反春雷发生武斗，造成八人受伤。据一些参加了当天武斗的反春雷派群众，后来又“反戈一击”，讲述事情的经过：“7月15日要下班时，头头突然通知我们集合，说广北机务段打伤了我们的人，要马上派人去支持。反正每次都是这样说我们的人挨打，要我们去，前天刚打完一中主义兵，今天又去打人，总感到有些怕，但是头头好象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一直在盯着我们，只好跟着大队人马去机务段。一进机务段，当然又是一场大武斗，我们手上都有利器，我们拿着锄头、木棒、杉钩就往外冲”，“这次我们冲上去，打伤了机务段的人，他们就拼命反抗，向我们这里冲上来了，天黑一片，又不知有多少人，真有点令人心怕，如果被打伤了，一家大小怎幺办啊！我们只好走在后面，做个样子，幸好，后来解放军来了，才制止了武斗，直到了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我们才走了出来。”
7月19日，工联宣传部在街上贴“批陶不忘陶老二”（陶老二即指广州军区）时，受到主义兵围攻。同一天，1000多任务联工人冲进八一中学，和主义兵发生武斗，警司的宣传车制止无效，又派了两个连前去调解。双方进行谈判，工联以强硬态度提出：一、武斗是主义兵挑起来的；二、主义兵要交出凶手和幕后指挥；三、今天工人不上班，是主义兵挑起武斗的结果，是警司处理不当的结果， 所有一切损失，应由警司负责。工联群众不停地起哄、喊口号，有人还怒吼：“刘少奇都拉下马了，黄永胜有什幺了不起！”
据省军区作战处称：“现在武斗是谁挑起来的，还搞不清楚，工联给主义兵扣了很多帽子，主义兵都不承认，工联的人都不走，有的人想走，头头不让走。”军区首长指示：“两个连队撤回来，对工联的无理要求不答复，他们的人不走，不管他。” 由此可见，军区支持主义兵的态度，彰明昭著。
【作者: 叶曙明】【访问统计: 】【2006年02月15日 星期三 23:00】
广州群众组织正式分裂成东风、红旗两大派
周恩来的讲话很快传遍了广州。“三面红旗”、工联、红旗工人一边，欢声雷动。而地总、红总一边，则神丧气沮。4月19日，地总头头赵振业在向组织传达周恩来讲话时，“下面反映强烈，立即围攻赵正（振）业，他们说：‘总部领导不得力，要造总部的反。中大红旗经常整我们，总部总是不许我们还手，总部为什幺不向总理如实反映情况？’赵被责问得晕倒”。
4月19日20时40分，省军管会忽然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秘书周家鼎的电话，逐字逐句传达了周恩来对关于地总、红总评价的修改意见：
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
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这两个组织和其它工人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争论，只能通过各自的整风，通过企业、事业单位中对党内、省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运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求得解决，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绝不能以一派压倒另一派。
周恩来肯定了地总、红总是“革命组织”，虽然还拖着一条“偏于保”的尾巴，但对于广州军区来说，已经大大松了一口气了。革命组织与保守组织，寥寥二字，对广州形势的影响，可以说是天渊之别。迟泽厚认为，周恩来最初作的“保守”结论，是中央文革定的调子，也是受中央文革驻广州的记者们提供的材料影响。“他们提供的材料，一迭一迭，一口袋一口袋的。当然总理不会完全被他们蒙蔽，有时晚上听他们的，白天总理就在留园听军区常委们的汇报。”迟泽厚说：
对总理在广州的表态，应该说，广大群众组织是不满意的，军区领导是表示遗憾的，但也有它的好处。他没有把这些组织说成是保守组织，军区以后就守住这条线，总理已经讲了，他们只是思想上偏于保守，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反对把他们瓦解。这就比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强多了，那些地方对保守组织是格杀勿论的，打得家破人亡，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基础”啊。广州就紧紧守住总理的这条线，对这些人还要教育、争取、团结、改造，他们（造反派）就没话可讲了。从这点上讲，总理还是留有余地的。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他没有完全按四人帮定的口径做结论，这是不幸中之大幸。
从这时起，广州的群众组织，正式分化为红旗派和东风派，两大对立派别。红旗派的名称，来源于“三面红旗”，成员主要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也有工联、红旗工人等几个工人组织，后来简称为“旗派”；而东风派的名称，则来源于他们常说的“三月东风浩荡”，成员主要是地总、红总，以及铁路分局的春雷（这个号称广州地区第一个实行三结合的夺权单位，其实不过是众多群众组织中的一个），也包括主义兵等一些学生组织。
双方都坚称自己是左派组织，大联合只能以自己为中心。新一司的一篇文章说：“广州革命造反派工人的大联合，必须而且只能是以‘红旗工人’、‘工联’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红旗工人’、‘工联’是广州工人运动的两面红旗。”曾经一度好象近在咫尺的大联合，正远离人们而去，消失在昧色笼烟的前方。
周恩来讲话之后，军区对旗派的态度，再次出现反复。“一二二夺权”后，军区对省革联有过短暂的支持，现在支持旗派的声音，又一次占了上风。黄永胜、温玉成在接见八三一时，都明确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不过，与上次一样，为时甚短，但影响甚巨。许多中南局、省委、市委机关干部，都是在这段时间表态支持旗派的。
据黄意坚回忆，大概在5月20日，他正在筹备红司的时候——红司成立于5月22日，也即周恩来在广州讲话“一周月”之际——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曾派秘书找过他，转达了康生的一段讲话，可以说，这段讲话把整个形势再次扭转。
（据温玉成秘书传达）康生对老周（恩来）在广州的讲话很大意见，（康生说）“他（周恩来）所搞的一贯和稀泥的作风，在广州表露无遗……他支持的中大红旗、八三一是左派，那我是什幺派？”——这个原话应该是真的。康生来广州唱的调，与老周是完全相反的。
黄意坚还忆及，1979年底，黄永胜的儿子来找他谈过一次话，当时黄永胜已经因牵涉林彪一案，被判了18年徒刑。“他说他见过父亲，他父亲对于文化革命后期（1968年以后）整旗派，他（黄永胜）自己也觉得很过意不去，他也是有苦衷的——这是黄永胜儿子转达的话。”
4月21日，广州三司在东较场召开“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大会”，下午，三司的华工、中山医学生，在东较场前面马路，围攻半工半读总部的宣传车，抢走车上的喇叭，砸烂车牌。广东红旗正式发表声明，退出大联合。
5月22日，一批原参加过省革联的学生，在广医成立了“广州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负责人武传斌、黄意坚。下辖大专院校组织16个，中专组织17个，中学组织48个。同一天，工人造反团宣布退出大联合；工交红旗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工联在友谊剧院举行集会，欢呼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暨工联命名。军管前后一度似乎就要实现的大联合，至此，全面瓦解了。
这天，东风派和旗派群众，在中山医学院内发生大型冲突。消息传开，双方的增援队伍，源源不绝开来，多达一万余人，中山医学院外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市军管会主任黄荣海，赶赴武斗现场，传召两派代表，在学院武装部进行谈判。入夜，几百名解放军奉命开入医学院，守住学院大门，阻止外面的群众继续冲入校内，同时勒令武斗双方立即退出现场。事态在深夜逐渐平息。双方群众退出医学院。校外群众也陆续散去。
这是广州地区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看来今后的武斗，规模还会愈来愈大。4月23日，陈德作出指示：
一、凡发生武斗，一律报警备司令部作战处，他们已组织专门人员、部队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二、警司派出防止、制止武斗人员，部队不带武器，不抓人，带公安人员。
三、并带宣传车，宣传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
四、军管人员要有坚定信心，军管这条线不能突破。保持军管尊严，遇事要冷静，加强值班工作。
4月23日，人民造纸厂地总分部一辆宣传车，在东山被中山医一一五师五六百人围攻，人群扰攘了一个多小时。地总海珠区总部的一辆宣传车，在北京路也遭到工人学生围攻。4月24日，红总的一辆宣传车，在烈士陵园被几百名中山医东方红的学生包围，把墨汁往车里投掷。
4月25日，广艺、华工、一一五师等学生，在广州日报社外撕地总的大字报，受到300多名地总工人的围攻。学生寡不敌众，只好向军管小组求救，承认他们撕大字报不对，请工人不要再围攻，并要求军管会帮助解围。警司派人前去处理。
4月26日，原来从广州一司分裂出来的组织，包括中山医东方红革委会、中南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广州中医院三○一、广东艺专东方红红卫兵、仲恺农校等20个单位，成立“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新一司”（简称新一司）。在成立大会上，登台发言的人，无不叫嚷要揪出广州谭震林，“不揪出广州谭震林死不瞑目”，他们还指“《颠倒》就是大毒草，地总、红总、主义兵就是大老保，‘广州第一声春雷’是广州谭震林一手泡制出来的”。三司、红司宣称要和新一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三司甚至表示：“我们虽然是两个司令部，实是一个司令部。”从此，“揪广谭”的声浪愈加奔腾高涨。
这天，中大红旗和革造会因看电影争座位的小事，大打出手，双方混战了两个小时，造成重伤一人，轻伤四人。
一篇题为《在流血事件的背后》的文章披露，“近日来（指4月下旬至5月初——笔者注），铁中、市四十八中、四十六中、十五中、三十中、三十六中先后发生大小规模武斗现象，最大规模的达千人之巨，受伤人数尚无法统计。”文章称有人“播弄是非，挑拨离间，制造流言蜚语，甚至当面造谣，在张三面前说李四要砸张三，在李四面前说张三要砸李四。”“5月×日，七中红旗公社得到主义兵来砸的消息，广雅401同样于5月×日从电话中得到主义兵来砸的恐吓。而在此同时，不少主义兵得到红旗战士5月血洗主义兵的谣言。”文章认为，这是“广州谭震林精心策划的一场大阴谋。”
事实上，军管会为了制止武斗，疲于奔命，已经焦头烂额。
两派群众都预言交易会结束（5月15日）之后，广州将出现更大规模的动乱，出现你死我活的斗争。4月下旬，广州街头出现了许多充满凶兆的标语：
“到5月还有多少天？”
“广州运动又处在关键时刻了！”
“迎接5月的大决战！”
这是一些明显的先兆，两派群众都打算以武力争夺“左派”的桂冠。往后的局势，将更加凶险和混乱。
读《造反派逼我们交出省委大印》的疑问
读了原广东省委干部李美清的文章《造反派逼我们交出省委大印》一文(下称李文)，据书中介绍，她在文革前担任省委常委秘书、机要室文电科科长。这篇文章回忆了1967年1月22日，广东省委被造反派夺权的经过。
事情已经过去了40年，有一些细节记不清或记错，那是在所难免的，但这篇文章却留下了太多的疑问。
1、1月21日，林李明有没有被抓去中大？
李文说，1月21日，造反派把区梦觉、林李明等人胁迫到中山大学，第二天又押着林李明回省委取省委大印。
但据林李明说：1月21日被省革联拉到中山大学的省委领导有赵子阳、区梦觉、尹林平、张根生等人，并没有林李明。1月22日清晨（李文说是凌晨，林李明说是上午8点多），省革联到省委取印时，林李明正好在省委值班，并不是被造反派从中大押回省委的。
2、省委大印由谁保管？
李文虽然没有直言省委大印在她那儿（文电科）保管，但从她的行文看，大印应该在文电科。因为她说造反派到他们那儿要印，他们不交。文电科的干部周琳想给中央打电话请示，被造反派制止。
但据林李明说，大印是由综合处统一保管的。林说：“我对来取印的人说：‘你们造反有理，但这是大事，我不能作主。印也不在我手里。’造反派说：‘叫管印的人来。’胡庆勋、韩宗祜同志都先后来了。他们都说要中央命令或者省委决定才能交印。”林李明并没有提及大印在文电科保管。文革前机要室文电科是否综合处的下属部门?
3、林李明给中央的电话是在哪里打的？
李文说她与林李明一起到省军区，由她直接打电话给中央机要局。而林李明则说电话是由他打的，是打给中央办公厅的。李文说中央机要局答复不能交印，把印交给省军区保管。而林李明则说中央办公厅接电话的只是一位值班的人，不敢定夺，答复请示一下以后，等一会再回电。但还没等到回电，林李明就被造反派押走了。也就是说没有等到中央的答复。
李文说这个电话是因为造反派不让他们给中央打电话，她和林李明只好到省军区打。但当时造反派对林是步步紧盯，哪里会让他私自跑到省军区？林说他打电话是经过造反派同意的，而且造反派就在一旁听着。既然如此，在省委打就行了，何必去省军区？省军区也不会允许这些造反派跟随进去打电话的。
4、造反派到底有没有夺到大印？
李文说他们偷偷把省委大印交给了省军区副政委黄业，而且是按正常手续封存交接的。她明确地说：“此事并不像社会上流传的‘交印’。实际上，造反派并没有夺走省委大印。”
但林李明的讲述却不是这样，林说,造反派把他押到中大，与在中大的省委领导一起，共同签署了交印协议。交印协议如下：
省委书记处（一部分同志未到会）决定省委大印立即冻结（短时期），办公厅、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监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监管。并一律转移地方。上述印章在使用时，必须在造反派派出之监督人员同意时方能使用。钥匙掌握在造反派派去的人手里。
赵子阳 林李明
区梦觉 张 云
一月二十二日
林李明说：“当天下午（22日下午）回到东一楼召开会，省委书记都参加了，学生代表有四五个人参加了会。都同意交印。把印交给了学生代表。省委表明态度，并发表了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见林李明与广东省委机关红旗革命造反团谈话记录）。
据赵子阳说，在晚上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之后，“省委办公厅革命造反联络部的同志，写了几条通令，要我们书记处签名，因为不少问题执行不通，我们只同意省委各部委、办公厅各处科的印章要在当天晚上暂时交给‘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然后由他们交给派出各单位的监督组。各书记都签了名。”（赵子阳与广东省委机关红旗革命造反团谈话记录）
随即由省委领导签署了通令：
省委书记处同意省委各部委（不包括办公厅及文革）和办公厅属下的各单位的印章，今晚一律暂时由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收存。 然后再由该委员会交给派往各单位的监督小组监督使用。
赵子阳、林李明、李坚真、张云、李子元、
刘田夫、区梦觉、尹林平
元月二十二日夜十一时
广东省军管会的一份内部材料也说：“（1月22日）上午10点钟，（造反派）又把林李明以及其它几个书记拉到中大召开了‘夺权’后的第一次‘书记处’会议，大家签了字，交了印，‘夺权’就告完成。”
这里说得很清楚，省委、办公厅、文革办、各部委的大印都交出去了，但不是交给造反派带走，而是由造反派监督使用。以上省委的各项协议、通令原件，都在省档案馆，我也在档案馆看到了造反派接收大印时打的收条原件：“兹收到省委办公厅、文革、省委章子三个。”如果没有夺到大印，他们怎幺可能打收条呢？
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也对我忆及，1月25号，“造反派把市委的一些人都召集起来，要交权。当时就是我负责了，没有别人了。怎幺办呢？我也没办法，就打电话找赵子阳，我说，现在他们强迫要交权，怎幺办？赵子阳说：现在都是一样了，我们都交了权了，你们也交吧。”
由此可见，李文说当时没有交印，与其它众多的材料是有矛盾的。
5、夺权以后省委的工作是否“完全停滞”？
李文说：“‘省革联’夺权后，省委的工作完全停滞”，似乎也是不够准确的。当时省委并没有完全停止运作。广东的夺权模式是采取监督小组的形式，在夺权后保留省委。省革联夺权后，把省委书记们集中在省委大院东一楼办公，规定“今后造反派拉书记们要通过监督小组安排”。据档案记录,在1月22日至26日期间，省委书记处至少开过三次会议，一次是接待问题，一次是有关陶铸问题，一次内容不详。
1月26日，省委书记处开会，监督小组提出四点意见：一、省委文革办公室要做好接待工作，不能说没有权。二、抓革命促生产，要组织一个班子，由省委提出名单，经监督小组审查后可抓工作。三、监督小组决定省委书记集中在东二楼办公。四、省委一定要大抓防治脑膜炎工作。正是由于省委的工作没有停止，才被其它造反派说省委是假让权、真反扑，后来也导致了广东的夺权模式被否定，省革联垮台。
对历史，当事人如果出于各种顾虑而保持缄默，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时间太久而偶有记错，也是在所难免的，但决不应该捏造历史。当然，我不是说李美清的文章捏造事实，因为到底是她错，还是其它档案材料错了，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我非常希望她能够提供更多的史料，以澄清事实，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
以上关于广东夺权的经过，见林李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1967年10月7日）、林李明与广东省委机关红旗革命造反团谈话记录、赵子阳与广东省委机关红旗革命造反团谈话记录、省军管会《关于省革联问题的综合材料》等。
楼主 发表于: 2010-05-17
李美清的文章载于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历史《我的一九七六年》，2008年1月第1版。
广州的夺权模式被中央否定--——市公安局的夺权和反夺权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指出，公安部门的任务是"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但后来在运动过程中，只要给对方扣上一顶"四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就可以把任何人列入公安六条的打击范围了。因此，公安六条在军管以后镇压造反派，以及1968年彻底瓦解造反派组织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省委被夺权时，省公安厅、市公安局也被接管了。1月21日上午，负责接管公安厅权的几个群众组织，包括暨大东方红、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等，把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寇庆延抓来，勒令他通知厅、局长晚上开会，然后通过政法系统内部的造反派组织"北京政法公社驻穗联络站"，于当晚宣布接管，成立13人监督小组，其中本单位10人。
市公安局的接管大致相仿，1月21日下午，由武汉三司抓到副局长王丰业，令其将所有当权派集中到省联站，晚上12 时以省联站名义口头宣布接管。局本部的造反派并未参与其事，后经政法公社说明，成立监督小组时，才吸收了四个本单位的组织代表参加。
林李明曾经说过，对省委、省委办公厅、文革办公室的三个印是夺权，在监督下使用；对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是接管。刘田夫在回忆录中，也把夺权和接管区分开来，但不同的是，他把省人委的夺权也称为接管："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广东省部分'群众组织'组成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并于1月22日，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省人民政府、省公安厅也先后被'造反派'接管。" 这一细微的区别，也许不为人们所留意。
按照一般的理解，被外单位人员夺权的，称之为"夺权"；被系统内人员夺权的，则称之为"接管"。接管和夺权，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人们也把接管视作事实上的夺权。在林李明的同一次谈话中，他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也使用了"夺权"这个词。
问：中央对这次夺权（指省委夺权--笔者注）有没有表态？
（林李明）答：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夺权我们告诉军区，军区打电话给中央，周总理打了电话说：革命行动支持，必要时派军队维持秩序。
公安局的问题，对广州地区的形势，有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弄清当时公安系统内部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
省公安厅有四个群众组织：一、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一总部）；二、革命火炬造反联络总部（简称二总部）；三、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三总部， 因内部意见分歧，于2月16日宣告解散）；四、劳改局红色造反总部（简称四总部）。前三个总部，在北京政法公社等组织支持下，参加了1月22日的夺权，四总部因成立较迟，没有参加。
广州市公安局内，也有四个群众组织：一、毛泽东思想一二五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一总部），1966年12月30日成立，人数约2000至3000，属反对省革联的组织；二、毛泽东思想红色战斗兵团（简称二总部），1967年1月3日成立，人数约1000，属支持省革联的组织；三、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联合总部（简称三总部），1967年1月9日成立，人数约800至900，参加了省革联，但军管后宣布退出；四、广州公安战斗兵团总部（简称四总部），1967年1月27日成立，支持省革联；另外还有一个广州公安公社（五总部），2月间成立，支持省革联；广州起义公社（六总部），2月23日成立，反对省革联。但五、六总部人数很少，不起什幺作用。
市公安局被接管后，由九个单位（外单位有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三司、北京政治公社、中大红旗、广医红旗、珠影东方红等）派出了13人，成立监督小组，其中一总部派了四名代表参加。监督小组选举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邹力志为组长。然而，当小组一开始运作时，马上就遇到问题了。由于公安局内部的大多数文件，对外都是保密的，不能让外单位的人看，而监督小组大部分是外单位的人。矛盾就出现了。
（省军管会的调查材料称）由于盖公安局大印的一些文件，都是关于对敌斗争、国家机密的，没有让外单位的监督小组成员看，外单位的某些监督小组成员就认为这是邹力志"独断专行"，从中操纵的结果。于是，在监督小组内部，以邹力志和"一总部"的四名委员为一方，以其它组织的八名成员为一方，发生了矛盾。
1月23日，一些监督小组成员提出，把一总部代表逐出监督小组，要他们交出大印。1月25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的监督小组开会时，要求一总部和北京政法公社成员退场，并交出大印。双方正式决裂。据黄意坚说，军代表授意一总部实行反夺权。
下午，一总部派人到省公安厅与政法系统各群众组织开会研究，决定成立"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由这个组织接管广州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下午4时，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全体代表，齐赴市公安局，宣读了《夺权通令》，要求监督小组离开公安局。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市公安局"二次夺权"。
"省革联"代表便认为是"反革命政变"，随即调集了数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向市公安局冲击，铸成了"一？二五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18名干警和群众被殴打、踩挤成重伤送医院。"政法革委会"被"省革联"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命令立即解散，几千名革命干警被打成"反革命"，北京政法学院学生邹力志（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复员军人）被挂上黑牌、戴上高帽斗争，斗争后又在市公安局院内"游院"，还扣押了邹力志和"一总部"负责人黄××、陈××、梁××等人。
这是引自广州军区的一份关于省革联的材料。当时市内各大造反派组织都闻风而动了。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造反总部（简称中造总）--这是1月16日由中科院中南分院下属单位的10个战斗队共400多人组成的造反组织--打电话给下属各单位："北航红旗被围了！北航红旗是江青同志肯定的，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要求各单位立即派人增援。25日凌晨，包围公安局的群众组织愈聚愈多，包括中造总、省重工业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省水产厅系统驻穗单位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南林学院红卫军等等，共有上万人之多，殴斗之激烈，是广州地区文革以来，在群众组织的冲突中，前所未见的。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迟泽厚在现场，他是最早介入广州地方文革的军队干部之一。后来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我去给他们调解，调解不行，两派打起来了。我估计里里外外有万把人吧。一二五总部很多人在里面顶住，关起铁门。外面的就上去攻，人海战术，使劲往里挤、挤、挤。顶到最后像决堤一样，'哗'的就冲开了，一下子冲进去了。就把一二五总部砸垮了。"
从那以后，一二五总部成了造反派里面的一个"修正组织"。既不是保守派，保守派也不承认它，它自己也不甘成为保守派；可是造反派又不承认它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迟泽厚说，"它变成游离于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这幺一个组织了。"
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的观察认为：
1月25日，广州市公安局发生了由"监督小组"内部分裂而引起的二次夺权斗争。"监督小组"中的多数派（包括北航红旗、哈尔滨军工、武汉三司、中大红旗公社、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珠影东方红等单位），取得这场斗争的表面胜利；少数派（北京政法公社的几名学生和公安局的"革命造反第一总部"）被赶出"监督小组"，并被宣布为"反革命"。
这次夺权斗争，非但未使双方的矛盾得到缓和，反而发展得更加复杂和尖锐，而且把"监督小组"以外的许多组织也卷入这一斗争中来。
在这次事件中，双方都对军队表示不满。两派互相指责对方犯了"路线错误"，是"现行反革命"，要求军队镇压。对我们力主协商调解的态度，认为是"合稀泥"、"搞折中"，甚至说军区是"制造"这次事件的"幕后人"、"凶手"。
楼主 发表于: 2010-02-26
附：
《见证一九六七年 ——广州地区文革实录》 （目录）
楼主 发表于: 2010-01-31
第一章 暴风雨前夕的广东省委... 3
“五·一六通知”：暴风雨来了... 4
陶铸给自己扣了一顶右倾帽子... 5
工作队进驻文教单位... 7
抓右派导致群众斗群众... 10
《北京来信》引起轩然大波... 15
全线撤退，阵脚大乱... 19
运动初期的斗批情况... 24
赵紫阳说：“最多搞得天翻地覆，下台。”... 28
第二章 红卫兵运动的崛起... 29
林李明陷入了中医学院事件... 30
红卫兵从学校杀向社会... 32
“老子英雄儿好汉”... 35
破四旧，立四新的狂潮... 38
北方红卫兵把广州闹翻天... 43
八月红色恐怖... 45
震撼全国的大串连... 49
“尽快把学生送走”... 54
第三章 “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58
“黑材料”风波使省委成为众矢之的... 59
省委烧材料，学生抢档案... 61
黄伟经事件和《韶山的节日》... 64
封闭《红卫报》（原《羊城晚报》）成为形势的转折点... 68
学生与工人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到一起了... 71
陶铸倒台，省、市委面临瘫痪... 75
八百诸侯大封相... 78
群众组织背后有没有省、市委支持？... 81
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均被群众接管... 83
第四章 一月风暴... 84
“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 85
市公安局的夺权和反夺权... 92
地总总部被砸... 95
群众组织指责省委“假让权，真反扑”... 96
广州的夺权模式被中央否定... 98
焦林义代表市委作检查... 99
各条战线全面开花... 102
军队开始介入地方文革... 105
群众组织互相抄家... 107
第五章 军管广州... 109
“二·八事件”激怒了军区... 110
军委连下两道命令，省革联垮台已成定局... 113
《广州日报》被军管，群众组织小报纷纷出笼... 118
对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121
军队严厉打击造反派组织... 123
有名无实的大联合... 127
毛泽东请军区查一查赵紫阳等人的政治态度... 130
霹雳一声军管... 134
第六章 在沉寂中爆发... 138
省军管会连续召开党政干部座谈会... 139
对军管的反应：有人欢喜有人愁... 142
《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144
中央文革对《广州日报》问题的指示... 146
春交会成了形势恶化的缓冲期... 148
周恩来亲赴广州... 150
广州群众组织正式分裂成东风、红旗两大派... 154
“捣毁陶赵黑店”... 156
赵紫阳等人被关进梅花园... 159
第七章 反帝抗暴与武斗的开端... 163
捉放曹的“项明事件”... 164
广州军区被迫向中央检讨... 169
印尼排华事件，造反派批斗印尼驻华代办... 171
支持香港反英抗暴斗争... 173
铁路全线告急... 177
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令军区尴尬... 180
广州武斗第一次出现死人... 185
浴血中山纪念堂... 187
第八章 “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190
中山大学在制造“化学武器”... 191
炮轰广州军区... 194
一股抢夺武器的浪潮席卷广州... 197
武斗此起彼伏，大局岌岌可危... 200
神秘的“打劳改犯”之谜... 203
机关领导干部联署表态支持旗派... 206
“广州红色警备司令部”成立... 208
“内交2号”喋血珠江... 210
围攻省总工会... 212
北京在谈，广州在打... 215
第九章 “战士指看南粤”... 223
中央调查团抵达广州... 224
东风派在军区和省军管会静坐请愿... 226
“斗私批修，实现革命大联合”... 229
东风、红旗两派签订十二条协议... 235
中央作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240
砸烂旧招牌... 243
旗派召开佛山会议，所谓“八五思潮”... 244
封档案室、封武装部、封政治部... 247
一月革命纪念日，东较场爆发大型武斗... 249
权力重新分配，各山头明争暗斗... 251
第十章 东风派、红旗派的覆灭... 253
一篇《激战前的沉寂》又起风波... 254
“现在主要危险是右倾”... 259
造反派纷纷死灰复燃... 263
中山大学“六·三武斗”事件... 266
抢汽车之风愈刮愈烈，全市交通瘫痪... 268
红旗派已走到了终点... 270
群众组织的全面瓦解... 275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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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18 13:5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