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摧毁日记的革命

yangharrylg

编者按：著名的文革史研究专家，实事求是的王友琴教授，为抚慰在共产党的文革中每一个被冤屈的灵魂，每一颗受尽磨难的心灵，前后费时费心十个春秋，经过了仔细的调查与研究，才完成了这篇“摧毁日记的革命”。通过文革中“日记”的遭遇，和有习惯写日记的中国人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将那一场疯狂的“革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进行的戕害，从一个常常会被人忽视的角落，作出了完全真实的记录。所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它的意义，绝非寻常。
然而，王友琴教授的工作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此。因为，正是从她对中国人记“日记”所遭受的痛苦磨难，和对记“日记”者的悲惨命运的记录中，我们才可以看到作者真正的悲天悯人之心。换言之，就是可以看到她对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和命运的深沉关切，和对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生命权力和生存地位的真诚关爱。事实是，遭受共产党文革之迫害至深、至广，并且最容易被人忘却、甚至最容易被人轻蔑者，还是那些被称为是“普通人”的中国人。王友琴教授就是因为有了一颗普通人的寻常心，才真正从普通人的命运，和普通人所遭遇的文革屠杀与文革迫害中感受到了，人之所以被称为人的尊严，和这个尊严不容侵犯的权利。她的经历，特别是她的研究，尤使她看到了这个尊严、这个权利恰恰被共产党的文革所侵犯、所剥夺、所迫害的残忍事实。这个事实，不仅使“民为贵”这一先哲的思想，痛苦地格斗在她的心灵和现实之中；而且使她真正地明白了，所谓民主，就是普通人的民主。其意义，就是普通人有捍卫自己生命权力和生存地位的权力。而一切对于普通人生命权力和生存地位的轻视甚至是蔑视，都只可能导致专制心态的难以消泯，甚至是专制思想的死灰复燃。就不说共产党文革那种对于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之生命权力和生存地位的残害和践踏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看到了她的工作的价值，才看到了她的工作对于人、特别是对于普通人的意义，及其对于建立一个使普通人能够真正拥有“生命权利和生存地位”的社会，该是怎样的重要和迫切。
王友琴教授为了抚慰文革中每一个遭受过残酷迫害的冤魂，每一颗受尽磨难的心灵，已经做了太多的工作，我们期待着她的更多的成绩。因为，她的成绩越大，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就更能够理解普通人的生命权力和生存地位的重要性。这，才是“治本”之为，才是中国能够实现民主的希望所在。


正文：

文革害死了以百万计的受难者的生命，毁坏了无数的书籍和文物。此外，文革还破坏了什么呢？不被注意或者未被意识到的一项是：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

一、

很多人有记日记的习惯，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以及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中。一日又一日，把自己所做过的，所想过的，所盼望的，一字一句写下来，或长或短，积在一起，成为生命的一份记录，个人成长的一道轨迹，也是自我反省和心灵探索的一种方式。日记文化，古今中外皆有。
文革后期和文革之后，当我收集记录文革受难者名字和文革事件的时候，我发现，人们往往记得什么发生了却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有几位记性特别好的被访者，他们能讲出人物、情节、场景、声音，往事象电影一样存在他们的脑子里。然而，他们却往往记不得这些事情发生在哪一天，哪一月，甚至不记得在哪一年。
为了确定一个受难者的死亡日期，常常需要反覆追问，比如仔细回想是在某个有记录的重大事件之前或之后一类；或者交叉核对，询问好几个当事人来弄清楚某个日子。但是那样做也仍然常常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有被访者说：“假如有日记可查就好了。”“如果当时把这些写在日记上，现在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天的事情了。可惜，我那时候没写日记。”
这种时刻，我常常会觉得很遗憾。个人的记忆汇总起来，会逼近历史的总体再现。可是这些象没有日期的纪录电影胶片一样的记忆，必须通过具体的日期才能有次序地前后连贯。个人的记忆也只有在准确的时间坐标中，才能和他人的记忆汇合成真切的整体画面。
于是，我开始询问被访者们是否写日记。在对上千人的采访中，我发现，文革中几乎没有人写日记。
１９７９年秋天，北京的一位年长者对我说：“假使那时候我写日记，我会记录下来很多事情，对写作文革历史会很有用。可是，假如我写日记，我绝对不可能平安活到现在。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有对文革的个人即时记录。”
他的旁边站着他的妻子。他们是我的同学的父母。他们那时候是６０来岁，都是性格开朗幽默、喜欢表达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年轻时候就喜欢写作，文革后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我知道，他们在文革中遭到“斗争”，被“隔离审查”，受到“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处分，被“下放”，一家人被分成几处。几个中学还未毕业的孩子都被送到边疆农村，以后也全都未能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而且有一个孩子很年轻就身染重病以致终身残疾。
确实，在当时的中国人中，他们一家的遭遇相对来说远不是最悲惨的，因为他们家没有人被活活打死，没有人“自杀”（加上引号，是因为文革中“自杀”都与通常意义上的不同），没有人被判刑关进监狱。但是，他们全家人都遭受了大量的长期的痛苦是显然的，而且是在他们长期隐忍不抗议不争辩甚至连在日记上都绝不略有微词的情况下，他们才没有遭到更坏的命运。
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常常误以为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是因为他们反对或者抗议了文革而遭到惩罚，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文革主动出击对千百万人实行各种迫害。无数人受到残酷的迫害，但是反抗者却极少。观察历史，会发现广大受迫害者的忍气吞声和隐忍顺从是空前的，原因之一是文革的残忍也是空前的，残忍到了连写日记都会遭到杀身之祸的程度。
正如这位长者所说，要活下来（而且不是舒舒服服地活下来，而只是象他们家那样痛苦地活着），就不能写日记，要写日记，就不能活下来。他指出了日记和活命相关联，也是从一个方面指出了文革的严酷性。我了解到的事实告诉我，这绝不是夸张性的说法，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叙述。
当时，我看着这一对老人，心里想：无数人在文革中死去，无数的家庭被破坏，他们一家度过了灾难，活了下来。现在他们“平反”了，全家团聚了。相形之下，没有写日记，失去了个人的记录，确实只是一种最不严重的损失，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
然而，作为历史的一部份，日记的故事却是重要的，也应该被记载。不但应该记载因写日记而被害死的受难者们的名字，记载把他们送上死路的时代氛围，而且也应该从中认识到文革在法律上和社会生活规则上造成的“革命”性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导致的个人精神生活的扭曲和变形。实际上，种种扭曲和变形一直延伸进了今天的道德生活。
文革中，搜查个人日记以从中寻找罪证是普遍发生的事情，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革命”行动和必要步骤。从日记中摘找出来的话语就可以作为罪证，进而对写日记的个人施加严厉的处罚。处罚包括在群众大会上被“斗争”，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份子”，被判徒刑，而且是长期徒刑，甚至死刑。这种用日记作罪证的方法并非始于文革，但是在文革中大规模使用而且被制度化，造成了严重的日记恐怖。
随之发生的是，人们停止写日记，包括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在写日记的人。文革当局从来不曾下令禁止写日记，但是日记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斗争会”“牛棚”、“劳改”，威力远远胜过文字的禁令。同时，由于没有明文规定什么样的日记可以算是“反动”以及应给予何种处罚，人们无从知道可能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而这种不可预测性只会更增加了日记恐怖的程度。
开始时，我没有把“日记在文革中”当作专门调查题目。但是，随着我的调查笔记的日益积累，随着我对文革往事的思考，我发现，很多与日记相关的故事被我记录下来了。当我想起其中之一，其他的也会相随而来。一个小小的、常见的、并不稀奇的日记本子，把一些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人们身上的悲惨事件，联系在一起了。他们的故事体现了文革的一个不被注意然而非常重要的特性，那就是：一场摧毁日记的革命。

二、

王本中老师，个子不高，相当瘦。1996年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数学老师和校长。
他１９６３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数学教研组。除了教数学，他还兼任高中一个班的班主任。他是南方人，单身，就住进了中学三个人一间的教师集体宿舍。
１９６６年文革在中学里展开的时候，他在学校里算是最年轻的老师之一。６月２日学校停课以后，学校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字报，几乎所有的教员都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攻击。有一天，他班上的学生在学校锅炉房的外墙上贴了一大片大字报，有几十张纸，不但字数多篇幅长，而且标题也特大，叫做：王本中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
事情要追溯到一两年前。他是数学老师，他的数学课相当受欢迎。另外，他把一些对数学特别爱好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数学小组，进行课外学习。数学小组的学生进步很快，在北京市的中学生数学竞赛中得到了好成绩，其中一个学生还获得了一等奖。１９６５年下半年，他被提拔为数学教研室副组长。这一提拔在当时算是快的。提拔他时，副校长卞仲耘专门和他谈过话。但是也就在同时，“文化大革命”这一名词开始出现在报纸上，对一些文艺作品和办学方针的“批判”也开始了。不久，他当班主任的高二（二）班里的共青团书记，一个中央政府部长的女儿，和一个将军的女儿等人，开始反对班委会。她们说当时担任班长的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不应该当班长。她们还说让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当班长，是班主任王本中贯彻错误的“阶级路线”的结果。她们要求进行班干部改选。
那时王本中以为，担任班长的学生虽然不是干部子弟，但也不过是“小业主”家庭出身，不能算“坏出身”；班上的学生干部已经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弟了，有一两个不是没关系。关于改选，王本中认为惯例是在每个学期开始的时候选举班里的学生干部，那时正在学期中间，没有道理重新选举。王本中去请示了学校的教导主任梅树民。梅主任早他十年从北师大毕业，说：还是再做做要改选的学生的工作吧。他们都没有同意在学期中间撤换“小业主”家庭出身的班长的要求。
班里开了两次会，质问王本中为什么“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学生干部。王本中辩解说，他努力执行了共产党的“阶级路线”。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当前班里的学生干部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也都表现好，所以都符合共产党的“阶级路线”。那些反对他的学生说，这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王本中偏向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因为王本中自己的家庭出身也不好。
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文革在中学校里开始了。青年教师中，王本中最早变成运动对象。一开始是“小字报”，贴在教室里。小字报说王本中“反对党的阶级路线”，“打击革命干部子弟”。王本中指导的学生“数学小组”成员被称为“不关心政治”的“白专”学生，王本中则被指控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后来，这些内容又写在“大字报”上贴在校园里。事态愈演愈烈，以致贴出了这份长篇大字报。
学生的这张大字报把王本中平日的种种言行，都列为“反毛泽东思想”，当时最严重的罪行，而且有一百例之多。这还不够，这些学生又要求王本中交出他的日记。
现在的人会觉得诧异，怎么学生要老师交出日记，老师就一定得给他们呢？那是因为现在的人有“个人权利”“个人隐私”“无罪推定”这些观念。文革不承认这些观念。王本中不得不交出日记。回顾文革历史，我们更能理解这些观念对每个人的安全和生存有多么重要。
王本中没有办法，只好交出了他在高中和大学以及直到那时的所有日记，一共八本。交了日记，王本中心里还存着希望。他想，看了日记，学生会了解他的内心真实想法，知道他不是想要“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可是，一个星期后，校园里又贴出了长篇大字报，大标题是：“从王本中的反动黄色日记看他的反动世界观”。
说他的日记“反动”，证据是他在高中时的日记里，写到他的同学张伯谦。１９５７年，王本中在徐州第四中学上学。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张是共青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在“反右派斗争”之前，有一段时间讲“新闻自由”，同学们讨论问题，王把这些讨论写在了日记上。后来，四中当局整理了张伯谦的言论上报到共产党徐州市委。市委认为张伯谦是“极右份子”，不过因为是高中三年级学生太年轻，所以不给他“戴上右派份子帽子”，但是不准其上大学，并且把他送去“劳动教养”。王本中在日记里也写到他和当时的班主任的谈话。他告诉班主任他觉得对张的处分太重，班主任说，学校写这份材料上报的时候，也未想到会有这么重的处分，因为对中学生一般不抓“右派份子”。至于“黄色”，指的是王本中在日记里几次写到过一个他大学时代的女同学。
晚至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８年，象 张 伯谦 那样在
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上百万人才得到了“改正”。在１９５７年高中学生张伯谦为了一些言论而被送进了劳改营，而在１９６６年，王本中日记中有关张的一些事实性记录，也几乎把他拖进同一陷阱。
高二（二）班的一些学生不但摘抄出班主任的日记来“批判”，还摘抄出参加“数学小组”学生的日记（那时候很多学生写日记），也写在大字报上。这些学生的日记中提到对数学教师的崇敬，也提到晚自习的时候曾去问王本中数学问题。这些都不但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且成了“黄色思想”的证据。——王大学毕业分配到女附中教书以来，有时候确实有学生来他住的地方问过不懂的数学问题。他一直住在学校里三个老师一间屋的集体宿舍里，从来没想到可以对女学生来问数学问题作如此解释。
王本中觉得这样“批判”他的日记是断章取义，是曲解，想把日记要回来加以解释。他要求学生把日记还给他。学生拒绝还，后来又说“丢了”。他要求学生把他的日记交给当时上面派来领导学校文革的“工作组”审查，也没有结果。事实上，这八本日记后来再也没有回到王的手中。
笔者收集到了一些该校当时的材料。在工作组写的送报上级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中，他们把女附中定为“（第）四类学校”，把副校长卞仲耘和胡志涛划成“四类干部”。当时工作组把所有的学校和教员都进行了“排队”并分成四个类别。有的地方把学生也分了类。其中第四类是最“坏”的，属于要清洗和专政的“阶级敌人”范畴。看到在这份定罪材料中，工作组提供的根据之一与王本中有关。
工作组写道：
他们（指女附中的领导核心──笔者注）在青年中还宣扬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名利思想，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卞仲耘就曾号召数学组“要培养出几个象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还鼓吹学生要学习文学，将来好当“党委书记”。对那些只专不红的教师和学生大加赞扬，推崇备至。如数学教师王本中，地主家庭出身，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在学校中公开宣扬“要学习居里夫人”，鼓励同学“要为这个理想，去努力奋斗，废寝忘食”。有的同学在他的影响下，整天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一心想当居里夫人。而校领导却认为王是青年教师学习的榜样。
这就是当时可以把一个中学定成“四类”的“理由”。分配来校中的一个数学教员的父亲是地主，而且他自己曾经告诉女学生要学习居里夫人，就是把两名副校长划为“敌人”的证据。这种口气，这种逻辑，体现了那一时代占有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和推理方式，愚昧而残忍。并且，这份材料并非出自中学生之手。当时在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组长原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副组长是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副会长，资历级别都不低。在西城区统筹指导“排队划类”的则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之一的胡启立（胡在８月中旬也被“打倒”）。这份报告上签署的日期是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这份材料当时上报给高层领导，却从来未问过王本人这些话是在什么场合说的，原话是否如此，上下文是什么，也未说明在引号里引用的话是由谁作证提供的。
在对学校领导人的全校性的“揭发批判会”上，王本中被喝令上台“交代问题”和“揭发黑帮”。在学生所写的大字报上，他的名字还被根据谐音写成侮辱性的“王八种”。女子中学的学生竟会有这种肮脏联想和骂人方式！同时，这些学生却把老师大学时代日记中提到一名女同学、把老师回答女学生的数学问题这样正常的事情，称之为“黄色”和“反动”。实际上，文革在对传统文化的攻击之后产生的这种野蛮和粗鲁，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１９６６年７月中旬，工作组把女附中全体老师集中到马神庙小学“集训”。所有的教师都必须住在那里，整天开会。每个教师都必须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认罪。一些学生积极份子也参与组织整老师。数学教研组有两名“特级”教师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这两名教师被排作该教研组“最坏的”人，王本中被排作“第三坏的”。两名老教师有三十多年教龄，级别也是中学教员中最高的，确实属于文革指定的靶子；而王本中资历浅而级别低，不该算是运动重点，只是由于他指导的数学小组获奖，加上他写了那些日记，他也成为“重点对象”。
在“集训”地，每个老师都要反复检讨认罪，才能“过关”。顺序是从“问题较轻”的人开始。还没轮到王本中检讨认罪的时候，上面忽然宣布撤走工作组，因为毛泽东指责工作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紧接着，7月31日在校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由红卫兵代替工作组控制了学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学校的五名领导人遭到红卫兵的暴力“斗争”。卞仲耘副校长被当场打死。教导主任梅树民被用带钉子的木棒毒打，身上衬衫的布丝都被打进肉里，揭不下来。他因此后来患了心脏病。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王本中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她的名字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学校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暴力在各处升级发展。８月下旬，该校几个初中二年级的红卫兵把附近西单“玉华台”饭馆的一个十八岁的女服务员抓来，说她是“流氓”，把她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实验室靠着校门，来来往往经过的人都听到了惨叫声。
红卫兵不但打校长、老师和校外的“牛鬼蛇神”，还打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王本中当班主任的班上，有１３个这样的学生。该班红卫兵命令这１３个同学跪在教室的地上，“斗争”她们。
在３０年后王本中谈到这件事情，仍然感到气愤。他说，竟然这样对待这１３名同学，而且后来也不道歉。这个班的学生从此分裂为二。文革后的校庆日也不能坐到一起。
不道歉，是因为这些打了同学的红卫兵忘记了这件事吗？还是他们假装忘记了？还是根本不认为这需要道歉？王本中老师显然知道要教育这些不道歉的人改变已经太晚，希望他会帮助现在学校里的中学生从文革历史学到道德的教训。虽然，这绝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
红卫兵在８月１８日集会后所做的事情，当时他们自己称作“杀向社会”。他们在校外抄家打人，烧书砸文物，还得到免费火车票以及食宿费用到外地“革命串连”。在北京，从８月下旬到９月初，有两千名“牛鬼蛇神”被活活打死，以该校所在的西城区人数最多。王本中的“问题”一时无人过问。8月下旬的一天，和王本中一起住在单身宿舍的几个年轻的单身老师一夜未睡，讨论在这样的时刻他们该怎么作。讨论的结果是，跟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走了十七年（指１９４９－１９６６），他们现在应该革命，应该彻底摆脱过去。
第二天一早，他们立即采取了两项“革命行动”：一是学红卫兵学生的样子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从毛泽东的一首词里找出一个短语“奔腾急”作为名字，并且用这个名字连夜赶写了几十张纸长的大字报，表示他们要积极投入文革。二是卖书和烧笔记本。他们把自己的旧书全都送到废品收购站几分钱一斤卖掉，把以前做的学习笔记，包括日记本子，全都烧掉。他们要和自己的过去决裂，要改变自己，要跟上潮流，要不被时代大势抛弃。
回首往事，我们会看到，这种野蛮的高压和狂热的气氛的结合，远比理论说服有威力，真的会使一批人很快转变，投入声势浩大的革命，和过去决裂。烧掉笔记日记是一个象征。但又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不再坚持理性，不再认真思索，随着权力指挥棒和大潮流走，才会有亿万人紧跟文革领导人走的现象。对这种情况发生的反省和警惕，应该是我们能从文革得到的最重要的反面教训之一。
后来，王本中又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又为“战备”挖过城墙，修过地下防空洞。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但是一直没有离开这所学校。学校已经不再是女校，校名也有了相应的改动。三十年后，王本中当上了这个重新又成为北京最好的最难进入的中学的校长。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似乎文革最终并没有造成多少改变：文革之前他就是受到赏识的青年教师，三十年后的校长选择看起来倒好象正是那时的选人趋势的结果。走过了一个巨大的圈子，情况似乎又回到了文革开始时的原点。
然而大量的不可逆转的惨痛的事情在文革过程中发生了。他的学校中，校长被打死，四名教师遭到迫害而“自杀”身亡，还有四名教师受到严重迫害患病不得治疗而死亡，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残疾人工友受到攻击后失踪。受难者永远不会复活。当年的学生，失去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可能出现当年期待的能为科学技术做出贡献的优秀人才。
还有一样后果是分分明明然而又不被注意的，那就是，自从１９６６年他班上的学生拿走了他的八本日记横加攻击并且从未归还之后，王本中再也不写日记。——如果我不问，也许他甚至不会向我提到这一点。关于写日记这一习惯的改变到底对他个人或者对他那一代人有多少含意，则是我至今还在思考的问题之一。
回顾文革往事，王本中老师告诉我，在１９６８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成为“监控对象”，清查了他的“家庭出身”和“漏网右派”问题。在“搞完”（这个“搞”意味着什么，需要另文介绍）第三批人的时候，他被“解放”了。然后开始整第四批第五批人并把他们关在宿舍楼的地下室的时候，他被吸收参加整（“整”也是文革常用动词之一，意义也需要解释）人。他不算整人的骨干，但是开会的时候跟着喊“你老实交待”，另外，还跟着“专案组”调查同事的历史。
他在１９９６年告诉我，他在当时作了一件事情，非常内疚。因为自己的地位从被审查变成了被信任，虽然还不是被依靠，觉得自己应该“积极要求进步”。当他到北京师范大学查阅“青年军”（抗战时期由青年学生组织的一支军队，文革时被指为“反动组织”）核心组织的名单，看到一个该校语文老师的名字。这位老师当时已经被“隔离审查”。当王本中和另外两个一起去“外调”的人发现了这个名字，就当作“重大成果”回校赶快报告，连夜审讯这位老师，逼迫他承认。王本中说，当时出于邀功心理，很对不起这位老师。而且，后来还发现并不是那名老师，是一个同名的人。　
为作文革历史调查，我访问过很多人。在我的经验中，很少人愿意说出自己在文革中做的错事。王本中身为一校之长，而且和我素不相识，第一次见面谈话，一个小时后就跟我讲出他做的这件事情，我是有些惊讶的。于是我也想到，虽然他后来不再写日记，但是他原来是多年一直坚持写的，从中学时代写到大学毕业后当老师，写过八本日记。我能隐约觉出，当年认真写日记的习惯和他道德感的养成是有内在的关联的。

三、

发现受难者陈沅芷的过程颇为复杂。
１９９３年，有一名前北京２５中学的学生告诉我，那里在１９６６年有一名老师被红卫兵打死。但是他似乎不愿深谈（他那时是一名红卫兵），也确实不记得这名死者的名字。我只有记下这件事，以后再作探究。
１９９８年，韦君宜出版的《思痛录》一书中提到文革中红卫兵学生打死人的事情，“知道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同志，无故死于女学生之手。罪状没有，只因她是个领导。还知道分司厅中学的一个，育英中学的陈沅芷”（见该书第九章。北京：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陈沅芷”的名字。因为书中只有这样短短的一句话，我就设法托人向北京育英学校询问有关详情。育英学校一位愿意帮助我的教员说，那里并没有过叫这个名字的老师。我很困惑。那时韦君宜还在世，但是已经因病重而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思痛录》写于更早的年代，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得以出版。）她在２００２年去世。（惭愧的是，分司厅中学的受难者始终没有能找到名字。）
后来，有一名老同学看到我的《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后告诉我，舒芜先生的妻子是个教员，在文革中被打死了。因为文革后给“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大家也都知道了舒芜的名字。这位老同学还给了我舒芜女儿的地址，他的女儿是一个文革后出现的新作家。
我写信给舒芜女儿却未收到回信，就给舒芜本人写信。没有地址，信是寄给出版社转交的。那时候他出版了很厚的一本《周作人传》。不久就收到了舒芜先生回信。他说，他的亡妻名叫陈沅芷，原为北京第２５中学语文教员，１９６６年９月８日在校中被红卫兵打死。
原来，陈沅芷是第２５中学的老师，难怪育英学校说没有这个老师。不过韦君宜并没有错。她是老北京人，第２５中学在１９５０年代以前是叫“育英”，原是一个私立中学。在众多的共产党老干部的回忆录里，只有韦君宜这一本，把她所认识的在历次“政治运动”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都写出来，其中不但有她的亲戚和朋友，而且作为领导干部（她长期担任中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她还一一写出了该出版社被集体送到湖北农村“五七干校”后八名工作人员如何受到迫害而死亡。陈沅芷在１９５８年调到第２５中学以前，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助理编辑，韦君宜的下属。韦君宜在书中虽然没有详细写到陈沅芷，但是没有忘记她。正是这种对受难者的记忆和歉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她追随一生的“革命”的批评，表现了她的人道精神和道德原则，使得《思痛录》这本书鹤立鸡群，与众不同。
陈沅芷的死和她的日记直接相关。
１９５５年，发生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胡风与其友人的通信，被冠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加上了毛泽东亲自写的按语，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个牵连了一大批人受害的案子就这样构陷做成。舒芜原来是和胡风等非常接近的人，由于他最先交出了胡风和他的通信并且揭发了这个“集团”，没有象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那样遭到逮捕关押判刑。但是到了１９５７年他还是被划成“右派份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受到降薪降级处分。　
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北京城里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陈沅芷和舒芜在崇文区豆腐巷的家被抄。抄家时只有舒芜的母亲在家。舒芜被关在他的工作单位的“集训队”中不能回家，陈沅芷平常住在第２５中学，周末回家。
在抄家中，红卫兵看到了陈沅芷的日记。其中有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所记。那一年９月舒芜在八达岭农场参加植树劳动，原来以为可以回北京和家人一起过国庆节，但是９月末宣布别人按原定回京，“右派份子”却不能回。舒芜写信通知了家人。陈沅芷为此感到很失望，在日记中发了几句牢骚。因为早已找不到她的日记本，所以现在无从看到原文。
红卫兵说这是“反动日记”，立即赶到第２５中学（在东城区），把陈沅芷抓到崇文区的家中来“斗争”一番，又送回第２５中学。
这样一来，陈沅芷在校中的身份就一下子从“普通群众”变成了“牛鬼蛇神”。她被关在校内，和其他该校已经被“揪出来”的“黑帮分子”以及红卫兵从校外抓来的“地富反坏右”等关在一起。象其他一些中学一样，北京第25中学的红卫兵也在校园内自设监狱，扣留关押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他们在监狱门上写了“教育室”三个大字，实际上在那里拷打折磨被他们抓来的人。（在北京第13中学，这样的地方叫做“红色恐怖刑讯室”；在北京第六中学，叫“牛鬼蛇神劳改所”。）
一名该校学生说，有一次“斗争”陈沅芷，红卫兵的一个头头把两张桌子架起来，让陈沅芷高高站在上层。“斗争会”结束后，他们把两层桌子推倒，陈沅芷就重重摔在地下。
陈沅芷被关在校中两个星期，与家人隔绝。1966年9月8日，陈沅芷死在校中，时年42岁。
她的丈夫舒芜从自己单位的“集训队”被叫到第２５中学里。他看到陈沅芷的尸体躺在砖地上，披头散发，脸上有血迹。一名红卫兵向舒芜训话：“陈沅芷是现行反革命，已经绝食而死。”他们叫来了火葬场的收尸卡车，叫舒芜付了火葬费，命令两个也被关在“教育室”里的该校老师和舒芜一起把陈沅芷的尸体抬上了运尸卡车。
象当时被打死的其他人一样，陈沅芷的尸体不标姓名地被烧掉，骨灰被丢弃。被红卫兵作为殴打关押她的“理由”的日记，也完全没有了下落。　
十二年后，陈沅芷的家属得到了一纸她的“平反”书。由北京第25中学共产党支部和“北京城区教育局党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联署的《关于对陈沅芷同志逝世的结论意见》说：“陈沅芷同志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下，于1966年9月逝世。”日期是１９７８年１１月。这是当时写这样的“结论”的公式和套话。　
在１９６６年的“红八月”里，象陈沅芷那样被打死的人，仅仅在北京就有两千多人。同时，红卫兵还把十万多北京居民驱逐出北京，并烧毁和破坏了无数书籍文物。文革在这时候被推向了最高潮。但是在文革观念的引导下，打死“阶级敌人”被视为理所应当，象陈沅芷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的死亡，根本不被关注。甚至直到文革结束后，这种观念依然延续。在我１９９５年发表《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后，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质问：写这样的普通人的死亡，有什么意思？这种观念压抑了对文革受难者的历史记载。陈沅芷的丈夫和女儿在文革后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中，也没有写到过她。是《思痛录》第一次提到了她的名字。
作为对比，可以看到文革的领导人除了发动革命，也大力从事写作他们的文革历史来进一步确立文革的思想和原则。１９６６年底开始筹备一个大型展览会，展示和表彰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开始的红卫兵运动，肯定暴力迫害。在那年８月地位升至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两次用毛笔为这个“”题字，作为展览的一部分。林彪显然大力支持鼓励这个展览。１９６７年夏天，这个展览在北京最好的展览馆“北京展览馆”（原名苏联展览馆，苏联被指控为“修正主义”后改名）举行。展览上有一张大幅图表，题为“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据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月的不完全统计”。其中的“缴获品”有１２种。在“枪支”“弹药”“凶器”“地契变天账”“反动旗子”后面，赫然是“反动日记诗文”，下面列出的数字是“６８２０本（篇）”（见附图）。
写作了这“六千八百二十本（篇）”“反动日记诗文”的人的数目，显然会很大。他们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呢？他们遭到了什么样的毒打和虐待？他们中多少人为此失去生命？实际上，关于红卫兵的“战果”的表格还有一个只在高层传阅的版本，那个版本上多几个栏目，一项是北京没收私人房产５２万间，一项是红卫兵打死１，７００多人，赶出北京的“黑五类”８万５千多人。
陈沅芷是被打死的人中间的一个人，然而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被统计在内了，因为这个数字是作为“统计数字”用的，并没有附上具体的人名字。当然，很少人知道陈沅芷的名字，但是类似她所遭遇的这样的虐杀当时在北京完全不是个秘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地公然进行的。这些行动当时一再受到官方媒体的赞扬和鼓励，而且一年后红卫兵的暴行在这样的展览大厅里再次受到高度赞扬。如果说陈沅芷在１９６６年８月遭到的虐杀还可能解释为是个别红卫兵个人或者个别学校的红卫兵的残忍所致，那么，在这个林彪题字、江青等光临的展览会上，这些暴行显然已经被强有力地肯定成一种普遍施用的“革命规则”了。
从展览大厅这张图表下走过的人，大概都会感觉到某种警告：你写日记诗文了吗？
在１９８０年代，给文革受害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之后，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给１９５５年所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那时候我数次听到年长的学者们议论到陈沅芷的丈夫舒芜。有一名老学者说得较重。他说，出卖师长朋友，可谓“无耻”。现在舒芜还有何面目见天下人呢？


林彪题字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

然而，议论归议论，从来没有见到真有人在书报上发表这样的议论。我曾经想过，舒芜并非有权有势批评不得的人呀，他道德上有什么亏欠，又不象政治问题那样是禁区，为什么不能在媒体上公开谈论呢？如果有人提出，他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告诉人们当时他受到了怎样的压力，以说明历史真相。我逐渐意识到，在中国不但从政治和法律角度讨论文革是被禁止的，从道德角度来批评谴责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至今也仍是不允许的。舒芜在１９５５年做了毛泽东需要他做的，因此不能被称作“告密”或“出卖”或“背叛”，不允许用中国传统的道德品质层面上的用语来描述和批评。
对于文革的发动，官方正式文件归结为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估计的“错误”。这样的解释明显不能说服人。于是，只有采取压制手段，不准普通学者出版印刷关于文革历史的文章和书籍。也正因此，文革历史长期以来被含糊其辞，日渐淡化消解，象陈沅芷这样的普通人的名字早已被人忘却，更不要说她那招致杀身之祸的日记和北京那被红卫兵抄家收缴的６，８２０份“反动日记诗文”了。

四、

我在１９９０年代数次访问刘美德老师。她１９５２年在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化学老师。
北大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写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这封信的底稿照片，印在他的传记里面。
“红旗战斗小组”做了什么呢？他们大力推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把学生分成“红五类”“黑五类”和“灰五类”子弟共三大类，把“黑五类”子弟称作“狗崽子”。他们殴打老师、校长和“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还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１９６６年８月，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了三名附近居民，吴素珍，陈彦荣和一名与陈彦荣同时被打死却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北京大学文革后清查文革死亡人数，把她列为“无名氏”。北大附中的人说，打她的红卫兵其实是知道从哪里把她抓到学校来的，只是他们不说。
在１９６６年，北京大学附中不但是北京市最早开始校园暴力的学校之一，也是暴力迫害最为严重和残忍的学校之一。
目击者说，红卫兵在学校里“斗争”刘美德，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掉，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并且一边爬一边喊：“我是刘美德，我是毒蛇。”。红卫兵把地上的有痰的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还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她说，这种打法伤痕不明显，但是“疼痛透骨”。
8月中的一天，红卫兵非常兴奋，说《北京日报》记者来学校照相了。红卫兵强迫刘美德爬上方桌子并跪在那里。高三的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了毛泽东曾描述过的“斗争”地主的姿势：“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5］那名记者照完相以后，这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刘美德当时正怀孕。由于先天受伤，她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
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其他很多老师也遭到类似的残酷殴打和折磨。红卫兵学生强迫教务员李洁跪进一个抽屉里，用铁制的火钩子毒打她。李洁在两年后再次在校中被毒打，脾脏破裂死亡。
因为想要叙述暴力怎样在北京“红八月”里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最后形成了血腥的８月末每天打死三位数人的整整一个星期，我问起记者拍摄那张照片的日期。但是刘美德说不记得照相是哪一天了。北大附中的几名受访学生也记得这个场面。有一个女学生说，她当时吓得闭上了眼睛，生怕刘美德肚子里的孩子会掉出来。但是，如我在本文开始的时候说的，他们不记得时间，不记得是8月的哪一天。在那样恐怖的日子里，没有人写日记。如果写，也不写这样的事情。
记录这样的事情，文革中用的一个专门词语叫做记“变天账”，意思是要在“变天”后算账。加上当时住房狭小和抄家成风，这样的记录很可能被发现和报告。如果发生，那么想要“变天”就是没有人能承担得起的大罪。
刘美德说，她以前是记日记的。年轻的时候，总是买最漂亮的本子来写日记。（记得她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还会意地笑了一下。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这也许有点可笑。）后来看到别的人“出问题”是因为写日记，就不再写了。特别是，比她在北大上学时低一班的女同学刘品馨，1953年毕业后留校在数学系教书，因为日记上被人发现了什么话，被“斗争”了不知道多少次，导致精神失常。
读刘品馨的日记故事，只会让我觉得胸口好象被针在扎着。几年以后，我在采访笔记本上重新读到她的名字的时候，还想到，“品馨”和“美德”这样的名字含义相似，父母起名的时候都满怀希望要她们成长为品德美好高尚的女人，却没有想到过她们以后会遭到这样的苦难。
一个在１９５７年就被划成“右派份子”的被访者曾经提到，她不写日记，因为听到过一个说法：“思想是气体，语言是液体，文字是固体”。意思是，文字最容易被用来作罪证，言论其次，思想如果不说出来，就难以被抓住。１９５７年划的百万“右派份子”，就是由他们发表的谈话（甚至只是在小组会上或者个别谈话中）或写出的文章来定罪的。他们落入陷阱遭到摧残２０多年。这个顺口溜是一个现实的描述，不是在开玩笑。
站在文革领导者的方面看，严厉惩罚“日记犯”有其“合理性”。１９６７年１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共有六条。第二条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规定”所说的“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其实一般不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去送死。“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的事情文革中只有极少人做过，后果是专政机构进行全面地毯式搜索，加上停课停工有很多“革命群众”可以协助，审讯手段残酷，导致这类案件破案率很高，反倒成为新一轮镇压的藉口。事实上，在１９５７年以言治罪发生之后，人们已经被训练得绝不再对别人说任何不符合共产党要求的话。人们谨慎小心，以免“祸从口出”。他们不敢公开发表任何批评，哪怕在发生了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间数千万人饿死的明显的“人祸”之后，也没有人敢于公开发表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文革要继续挖掘“阶级敌人”以进行“阶级斗争”，必然要在人们的隐私写作如“日记”这样的东西上搜寻“罪证”。因为当人们不敢当众说真话的时候，还可能在日记上表达自己的想法。另外，自从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在北京抄家数十万户之后，抄家成为可以随便进行的行动，搜索日记一类东西，可以明火执仗地去做。
“现行反革命”是文革的重点打击目标之一。在１９９０年代，一个在１９６９年出生的读过大学和研究生的人问我，是不是在作案的时候被抓获的“反革命”叫“现行反革命”？她的理解不对。在文革后才上小学的人不懂这个词显然是个好事，至少那时候不会再发动小学生来抓“反革命”了。这个词在文革时代却是连儿童都懂的。那时候还发动儿童搜索和“揪斗”“现行反革命”。文革时代这个词和所谓“历史反革命”相对使用，后者指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执政以前在旧政府担任过职务和曾是国民党成员的人。但是到底什么是“现行反革命”呢？未经历文革者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可能只是在日记上发了些牢骚而已，别无其他。
刘美德老师说，她现在只有“效率手册”，用来记录要做的和做过的一些事情，如此而已。她很肯定地说，“效率手册”和日记是不同的。

五、

当成年人不再写日记的时候，年轻人怎么样呢？文革中被“打倒”的确实多半是年纪较大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文革看起来象是一场青年打倒老人的革命。法国的一名著名左派教授Alain Badiou (１９３７－)在２００５年还在强调这个方面并且作为全盘肯定文革的重要理由。然而，实际上，青少年是否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在文革时期自由自在充满欢喜呢？
１９６６年时Ｌ是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学生，后来在美国成为数学教授。他在１９９６年借开会之便，来到我的办公室访问，因为他看到了我写的关于文革的文章，那篇文章的题目是“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他告诉我，以前他对文革记得比较清楚的是１９６７年的武斗，却不大记得１９６６年的事情。他说这一定是因为他的记忆被一度“堵塞”了。　
他说，他的父亲有一点“历史问题”，不算严重，也已经在文革前十年去世。他功课不错，初中时当过班上的共青团支部委员。１９６３年进了高中，因为越来越强调“阶级路线”，他在班里的地位渐渐变了，但是还可以。他记得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他还和班上的同学一起打篮球。后来学校里贴出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８月１３日，高一有几个学生贴大字报批评这副对联，是这个学校里唯一的反对的声音。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去支持这张大字报。因此他被围攻。他想起８月１日全班还一起打篮球，不明白怎么十几天中有了这么大的变动。
他的班里有五分之一的同学是“红五类”家庭出身，当了红卫兵。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时候，他的学校的一个红卫兵学生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过话。有十多个老师进了学校的“劳改队”中，轮流被打。有一个老师被逼在操场上学狗爬和狗叫。他的红卫兵同学在１９６６年９月抄了他的家，把家里翻得一塌糊涂。抄家时把他的日记拿走了。后来，两三个月后，有人还给了他日记。但是他心很灰。他烧掉了还回来的日记。后来也没再写。
当我收集文革材料的时候，Ｗ是倾心交谈的人之一。她在１９６６年时是北京第八中学初一的学生。（八中一直是男校，但是在１９６５年招收了男女生混合试验班。）她曾经被同学开会“斗争”。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有人在她的碗里撒了沙子。只因为她不是红卫兵而在与同学的谈话中批评了红卫兵几句。
尽管１９６６年夏天她还不到１４岁，在那所学校的时间也短，可是她却比别的人更清楚地记得学校里被打的老师和学生的名字──这是我后来向别的人核对事实时发现的。这样的倾谈使人感受到她的同情心、善良和敏锐。她告诉我她在初中的时候一直写日记。“那些日记还在吗？”我问。她说不在了，而且，她在文革中停止了记日记。“为了什么原因呢？”我又问。她楞住了，说：“我只记得是为了一件什么事而停下来的。但是，那件事是什么，我不记得了。”“想想看。下次告诉我。”我说。可是下次见面的时候，她还是没能想起来。
是的，停止记日记的具体原因是不会被写下来的。也许，再也不可能想出来那个事件了。这是一个逻辑上必然的难题：我们难以发现我们失去以往生活的记录的原因，因为那从一开始就未被记录并也被当做了不准记录的东西的一部份。
也有年轻人写日记。Ｚ在文革开始时是北大附中的学生。她说，她那时候写过一些笔记，而且还保存在父母家里，因为她母亲总是仔细地为她保存着从过去生活中留下来的东西。找出来以后，结果是她和我都非常失望。因为在她的笔记中，那个当时流行的红塑料封面本子里，只是抄了一些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或者“最新指示”，还有“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的“感想”，写的都是当时官方报纸上的话，没有她的个人感受，也没有记述什么学校里面发生的具体事件。
Ｘ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只有十岁，小学生。他说他从来就没有养成过写日记的习惯。回想起来，他很有些惊讶，因为他在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政治上如此“成熟”，知道写日记，写诗，写文学作品，都非常危险，所以从来就没有这方面的冲动。他说，认真想一想也不值得奇怪，那时候的社会环境，就会造成这样一种“成熟”。　
Ｄ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只有四岁。她写过一年日记，在她八、九岁的时候。这些日记写在不到手掌大的薄薄的笔记本上。每一篇都很短，其中夹杂着很多拼音和错别字。她的母亲是个教员，重视教育，所以那时候仍然要求孩子写日记以学习写字和表达。其中有一页上写到，小孩子吵架（这是任何时代都会有的事情），一个叫“林红”的孩子（也是８岁）说：“你们不能骂我。我是林副主席的林，红太阳的红。骂我就是反革命。”（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孩子吵架用语言。）
那是１９７０年。“林副主席”是指林彪，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党章规定的毛的“接班人”。“红太阳”是文革中最常用的对毛泽东的称呼。对毛泽东的这种称呼有一整套，主要是由林彪提倡建立起来的，也是他在文革中被提升到那个位置的原因之一。文革让一个８岁的孩子就学会了这样的关于“反革命”的逻辑。
Ｄ在一年多后就停止了写日记。那时候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击排斥受过较多教育的人的风气，在１９７３年文革领导人还号召全国学习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反“师道尊严”和反“修正主义路线回潮”，那时候的小孩子都不会用功学习文化知识。他们的童年，没有什么功课，也没有什么考试，这也许足以让天天要做家庭作业常常得参加考试的孩子们悖慕。然而，骂别的孩子是反革命的童年（那也意味着自己可能被骂为“反革命”），因为怕危险而连写想日记的冲动都没有产生过的（坚持写下去是另一回事）少年人，是自由和快乐的吗？
一方面是文革造成的现实恐怖和迫害，一方面是文革对人性中懒惰粗野的纵容和激励，使得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写日记的人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低于他们的上一代人。

六、

郑培蒂老师１９６２年从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留校教授公共英语。她从小一直写日记。她的丈夫是大学同班同学，那时派在西藏工作。他们之间有很多通信。路途遥远。前一封信的回信还没到，后一封信就发出了。所以他们制订了一套信件编号管理方式。每封信都有号码，信上的交谈不会弄岔。文革一开始，看到年纪较大的教授干部被“揭发”和“斗争”，他们虽然因年轻还不是重点对象，看到针对别人的恐怖行动，他们也很紧张。１９６６年夏天，７月或者８月的一天，她的丈夫来探亲，他们俩在北大校园的红湖游泳池边，把她大学时代和留校教书以后所写的日记，以及他们夫妇之间的通信，全都烧掉了。那些编了号码的信原是他们夫妇最珍贵的东西之一。从那以后，郑培蒂停止了写日记。因为后来不再写日记，她已经记不得她的日记是哪一天烧掉的了。
她在初中和高中时候的日记留在父母家。郑老师中学上过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我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写的女三中孙历生老师的悲惨遭遇，最早是她告诉我的。那是我第一次和她谈话。她的正义感和对受难者的同情，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她的父母被抄家的时候，这些日记被从父亲的工作单位来抄家的人拿走了。她的父亲是北京城市建筑委员会的工程师，抄家的人很可能是把女儿的日记当成父亲的了。郑培蒂小时候喜欢攒新钞票，拿到新钞票就收起来，舍不得用。她把这些新钞票夹在了自己的日记本子里。后来“落实政策”的时候，这些日记本从其父亲的单位里被归还，不过夹在日记中的那些新钞票都不见了。说起那些查抄他人住宅窥探他人日记的文革积极份子，他们需要改悔的，不止有暴力迫害，还有这类丑行。
因为失去了日记以及不再写日记，回忆文革历史的时候，为了确定某个事情的发生时间，只好以个人生活中的大事件或者一些有记录在案的社会大事件为基准来判断。例如，在她生第一个孩子刚刚满月的时候，一天中午，一群北大西语系的学生冲进她父母家中，把她拉下了楼，押上一辆卡车，同时其他学生留在那里开始抄家，把私人的日记、书信、笔记本和照相簿都翻了出来。她被押在卡车上拉到北大。进了北大南门下了车，有人从她背后用一个帆布袋子把她的头蒙住，又有人塞给她一根棍子。她什么也看不见，被棍子牵着走，进了一座楼，上楼，进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她头上的帆布带子被打开。对付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28岁的英语教师，用得着这种布袋蒙头的做法吗？显然这不是为了实际需要，而是为了满足那些人的虐待欲望。
她被学生和当时的西语系“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审讯，还被强迫在审训记录上按了手印。因为平常生活中从不需要按手印，按手印这件事使她深感侮辱，十分震动。当天夜里，她被关在那个楼里的一间小房间里，手脚都被绑着。奶水涨得不得了。但是她不能动。那一天是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７日。这一日期因和孩子的出生日有关而被记住。
郑培蒂被西语系“文革委员会”的人押到校医院打了一针，止住了奶水。医生不敢不照办，只是小声安慰她：“这没关系的。”然后她就被关进了北大“牛棚”。那里原来是八个简易外语教室，在１９６８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改建为校园监狱，关押过２００多名北大教职员工。那个地方在１９９０年代建造了美轮美奂的赛克勒考古博物馆。
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８日，被关在“牛棚”里的人被叫出“开会”。从未名湖边的“临湖轩”开始，校园甬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人，排了几百米长。那些人手里拿着棍子、树枝和铜头皮带。“牛鬼蛇神”们排成队从路上走过，被夹在中间。棍子鞭子雨点一样落下来。他们都低头弯腰，只看到甬道两边很多人的脚。天气很热，她只穿了一件短袖单衣，走过这种“夹鞭刑”后，单衣被打烂了，双臂皮开肉绽。
那一天，有的“牛鬼蛇神”穿了很厚的长袖衣裤，这样被打时就伤得轻些。但是郑培蒂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是什么日子。两年以前的这一天，也就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有学生发起了对六十多个“黑帮”实行暴力攻击。这也是文革中北京大学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斗争”。斗人者把厕所里的垃圾篓子套在被斗者头上，强迫被斗者下跪，撕破被斗者的衣服，等等。当时这一暴力事件被有限度地制止了。但是７月２５和２６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到北大宣布“６１８事件”是“革命事件”。这一翻案直接导致了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的残暴杀戮，在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北大，此后几次“纪念”这一事件，都把这个日子当作一种光荣来纪念和庆祝。每次“纪念”都伴有“斗争会”，简直象是“助兴节目”一样。这次两周年“纪念”，是最为狂暴而邪恶的一次。
郑培蒂因为忘记了“６１８”这个日子，没有预先穿上长袖衣服以备挨打。近年来一位美国作家的话有时候被引用，“那些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这是说得很好的一句格言，然而听起来多少有些抽象。在郑老师那里，忘却了这个日期的后果非常具体，是一场原已非常严重的皮肉之灾和心理摧残的加重惩罚。
郑培蒂被关押了近一年——用了这样的不准确的时间词，是因为没有日记，没有记下她是哪天被放出来的。她只记得，她过生日的时候还被关着。她的生日是在１２月底，而她是５月从家里被抓走关起来的。
她被关在大“牛棚”里一段时间之后，又被关在２７楼。在那里，她每天晚上可以离开２７楼去外面的锅炉房打开水一次。她设法通知了从西藏来探亲的丈夫。那一天，在黑夜和严寒中，她的丈夫悄悄来到锅炉房外面等着会她。他在大衣袋里给她带来几个金橘，一种生在温暖的南方的小小的可以连皮吃的特别的橘子，是她最喜欢的水果。这种约会很快被专案组发现而不能再继续。只是这一天的日期，因为这特殊的生日礼物而被牢牢记住。
郑培蒂被关押“斗争”的“原因”，是因为她的一个表舅是老共产党人，曾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同居，远在毛和江结合之前。郑有一次告诉了一名是同学又是室友的人这件事。这是事实。但是说出这样的事实被认为会影响毛泽东和江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她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她刚被关起来的那几天，从北大校园到海淀镇上都贴满了“郑培蒂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罪该万死”的标语。
１９８０年代，郑培蒂在电视上教授英语，她的教学方式和风度气质给观众学生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郑培蒂再次开始写日记是１９８２年，十六年之后。再次开始的日期不会被忘却，因为那已经被写下并被保存着。

七、

谢冕，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当代文学的教授。他在１９５９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１９６６年还是助教级别。他从小学就开始记日记，一直没有停过。他中学毕业后当过兵。去军队的时候，他把他中小学时代写的日记，也通通都背到了兵营里，从来不缺不丢。后来离开军队到北京大学上学，念中国语言文学系，笔头更勤。
文革开始的时候，他的年龄和背景，以及北京大学名教授很多的特点，都使他的处境相对来说要算好的。因为是一个年轻的低级别的老师，还有过在军队的经历，他没有被列为“运动重点”，也没有被学生“斗争”。如果他大学毕业后是被分配在中学里教书的，他可能比上文写到的王本中老师受到更大的冲击。因为他教的是文学，而不是数学，前者更容易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思想”或“修正主义货色”等等。
尽管这样，文革开始以后，他也停止了写日记。不过他把旧日的日记还保留了下来，因此他确切知道他停止写日记是在１９６６年６月间。他说好象并不是某一件特殊的事件使他停止写日记的，而是当时的整个气氛与世态强烈地告诉他不能再继续写。也就是说，他知道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文革做出记录和写下自己的思考判断是很危险的事情。能使这样一个酷爱写日记的人停止这一活动，改变一个人十多年的习惯，那种压力以及由此引起的内心的恐惧与焦虑，一定非常大。
１９９５年，谈到文革时，他会说起一些难忘的场面。比如，一次中文系在五院外侧的空地上开斗争会。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都被抓来了。有一个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上。打倒在地上之后，还继续打。没人制止。
另一个场面是，有一段时间命令“教师下班”搞运动，谢冕和他当学生时候的老师周祖谟先生，都被分派到中文系文学专业１９６５年进北京大学的那个班“交代问题”。教师“交代”时，措辞语气，稍有被认为不当之处，就被班上的学生声色俱厉地加以呵斥，说是“态度不老实”，“对自己的罪行没有认识”等等。要周先生“交代家庭”，周“交代”时说：“我的狗父参加过一贯道。”
谢冕说，周祖谟先生是现代汉语专家，教过他“现代汉语语音”课。班上二十六个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他一一校正语音，一丝不苟。而且，他知道福建人、上海人各自都有什么毛病，所以能对症下药。周先生自己，说话作文，字斟句酌，十分严谨。他说出“我的狗父”这样的话来，一定是经历过痛苦的考虑，无可奈何，才这样说的。一个语言学家用了这样的表述，内心遭受的折磨会多于常人。谢冕说，这一个词，他二十几年也忘不了。
这样两个场景具体清晰，但是，因为没有日记，他不记得发生在哪一天，哪一月了，甚至连哪一年，也要仔细来想，才能想清楚。
就在那之后不久，谢冕老师自己也落入了周祖谟先生一样的境地。当40岁以上的教员和干部都被“斗”得差不多了，军宣队又开始整40岁以下的人，还发明了一个说法叫做“陆平的第二套班子”（陆平是文革前的中共北大党委书记和校长）。谢冕就成了这第二套班子里的人。
现在还会听到有人说，文革时代是“大民主”，使用“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群众起来“解放”自己，等等。这些人的记忆和陈述是真的吗？只要不是白痴，都能明白，使人不敢写日记的环境和气氛一定是非常严厉和残酷的。既然连日记都停止写了，人还有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吗？在不敢写日记的同时，那些写在大字报上的话，会是什么东西，也是很清楚的。
谢冕老师说，他在１９７６年底重新开始写日记。他的日记经历的整整１０年的空白，正好就是文革的整个跨度，从发生、发展直到因毛泽东死（毛死于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而停止的整个过程。

八、

极少人在文革期间依然一如既往地写日记，北大中文系王力教授是其中之一。其中的原因也许很多：那时他是一级教授，铁定了的“反动学术权威”，文革重点打击对象，日记这样的事情反倒不会成为他被清查的重点；他１９６６年时６０岁，写日记的习惯更为悠久深厚，不易改变。另外，他的日记非常简短，客观，中性，好象会计的账簿。他不发议论，不臧否人物，不谈个人感想。这种类型的日记如被拿走审查，相对比较安全。他的行动表明他始终拒绝接受一种不准记录的生活，虽然他没有说及这一点。
在他的日记里，记有：
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４日，下午１：３０入城参加市政协文教组讨论《海瑞罢官》。
从这一记录中，可以看到，在年初的时候，作为一个整体，教授们专家们还并未都被当作革命对象来扫荡，他们被发动跟着上面的指示“讨论”京剧《海瑞罢官》。虽然那篇在１９６５年１1月发表的批判该剧的文章（曾被江青自豪地称作文革的发端）根本不象“讨论”，而是横加罪名，不容被控者辩解，也不许别人发表不同看法，但是至少在此时，还是用了这样比较缓和的动词“讨论”，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要教授们去“批倒批臭”某书某剧某理论或者甚至他们自身，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
五个月以后，记有：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工作组张小山同志说，我不是名位思想问题，而是牛鬼蛇神，和陆平黑帮勾结。
这时候，教授们已经变成了“敌人”，就象１９５０年代的地主和资本家。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所记的是：他，吴组缃，魏建功，王瑶，“被宣布停止劳动”。这几个名字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从中可以看到，从１９６６年夏天到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这些教授一直在校园“劳改队”中。这次放出来不久以后，他们又被关进了“牛棚”。关进去的日子没有被记下。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９日的日记写道：
今天是１２月９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韩指导员宣布从今天起，恢复我们五个人的自由（王瑶，章廷谦，阴法鲁，林焘）。上星期五（１２月６日）已经恢复了魏建功，吴组缃，朱德熙，岑祺祥四人的自由。
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还写道：“我虽然没有喊‘毛主席万岁’，但是我心里喊了。”
笔者读到这段日记的时候，王力先生已经去世。对最后这两句话可以作几种解释或猜测。也许这是他当时的真实的感受，也许是为了写些这样的“套话”以保护自己也保护自己的日记。也许是一种机智的讽刺，因为那时这种高喊万岁已经成了一套真假难分的仪式，而说这种话也成了一种常用的修辞方式。不管怎么解释，有一点是无疑的，这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你被审查被关押被打被折磨，然后你不仅不能反抗或者抱怨，你还得喊万岁谢恩。
当时王力先生在行动上难有选择，但是他记录下来这一点，表达了他自己的一种保留评价余地的努力，也留给了后人一个可供分析思索的图景。尽管记录的内容是重要的，但是记录这件事本身也非常重要。记录是一种态度。
日记还记录了他＂恢复＂自由后所经历的：
１２月１１日，在东操场参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晚上１１点，有人来查户口。
１２月１２日，写了“关于我家拆钢琴的经过”，又誊写“补充交代我的罪行”。
１２月１３日，领导上要我们写一篇参加东操场大会后的感想。
１２月１４日，上午九点一刻，中文系全体师生对我们九人进行批斗。（指上文所记的分别在１２月６日和１２月９日“恢复自由”的中文系的九名教授。）
如果没有这些日记，后人不可能知道被宣布“恢复自由”的具体含意是什么——半夜“查户口”，“补充交代罪行”，继续被“批斗”，也很难知道当时日复一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以及领导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做什么。
１９６８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延续了一年多，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方法最为细密残酷的一场整人“运动”。其中有一项是整“反动言论”。当时的人已经说话非常非常小心，而且，那时候人也根本没有录音机（录音机是在文革后才出现在商店里供普通人购买的），为了要坐实人们的“反动言论”，“专案组”的打手们使出各种手段，昼夜连续逼供，恐吓讹诈利诱，使用刑罚，还制造伪证。他们更高兴的是发现人们手写的东西，因为这样容易给人定罪。所以，他们搜寻人们的私人通信和日记，试图发现可能和“反革命”连挂上的词句。他们把这样的发现称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抓到的东西越多，他们的功劳也越大。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同时也因为这种严厉和残酷，关于这一段的历史的当时的记载也是最为稀少的。

北京大学造反派批判校长陆平和反动学术权威

在王力先生一生的日记中，独独缺了１９６８年初到１２月９日以前的一段，显然是因为被关押在北大“牛棚”里面。“牛棚”中几十个人一间，都在地上打通铺。和王力先生在地铺上相邻的教授说，夏天的一天晚上，王先生被看守人员叫出去，过了很久才回来。他看到王力脱下身上穿的圆领白汗衫，背上布满了一条条紫色的血痕。
王力先生的妻子夏蔚云告诉我，他抗战时期曾经在昆明西南联大，知道“云南白药”的功效，就带了一盒“云南白药”进“牛棚”，还曾经给一起关在那里的同事服用。“白药”用草药制成，传统上用于治疗金创外伤，抗战时间曾经为军队大量制造，文革时成为北大教授的生活必备品。
王力也和郑培蒂一样，在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８日从“牛棚”被带出经历了那场大规模的毒打。他多年后跟家人说，这是他一生中身受的最大的奇耻大辱。但是这些殴打都没有能写在他的日记里。记录这些迫害事件是危险的，因为会被指控为所谓“变天账”而遭到更大的迫害。　
发生在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６８年的校园暴力迫害高峰，不但狂暴肆虐，主宰一时，而且有效地遏制了留下写实的记录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使得当时留下文革的真实记录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确实，四十年后我们也没能发现当时秘密写成的能够为将来的人阅读的文革记录。）这些大规模的迫害不但控制当时人的生死，而且因其记录缺失的特性而影响相对当时来说的将来──即今天和以后，因为对历史的评判以及对惨剧的防范，需要建立在对事实真相的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之上。

九、

当经历者依然活着，日记纵然失去，往事仍可补记，如果还有这种心思的话。但是，对那些因为日记而已经丧失了生命的人来说，生活和关于生活的记录都变成了无法逆转的死亡和毁灭。
黄复新，１９６４年大学毕业。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时，他是长沙湖南省水力电力勘察院的工程师。他的女朋友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黄复新在大学里学的是工程专业，毕业后又做工程工作，他读过的文学作品非常少，文学修养确实不高。有一次女朋友曾经批评他“文学水平低”。黄复新说，为了要女朋友高兴，他决心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具体的方法之一是开始写日记。他希望通过写日记来“提高文学水平”。而且，他把他的日记都给他的女朋友看。他前后一共写了四本日记。
１９７０年，一个新的名叫“打击反革命活动”的运动开始了。与前有所不同的是，这个运动不但在各单位关押很多人，而且把不少人正式逮捕，送进拘留所，再由法院（当时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下）判刑，最后关入正式监狱或者送上死刑场。其中第一步在各个工厂学校进行，由这些单位的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和“公检法军管会”商定抓谁。
黄复新的日记放在女朋友的学生集体宿舍里，被她的同学读到，而且被认为有“反动内容”。因此他在单位里被“隔离审查”。他的日记里有一首表现思念之情的诗，被解释成“盼望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黄复新说，这首诗甚至不是他自已写的，因为有时候他无话可写，或者是为了学习别人怎么写作，他会从书报杂志上抄一些诗文在日记里。再说，如果他真的“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他与其写在日记里，不如设法匿名寄到境外去，还有可能逃过信检，送到国民党那里去。他说他写日记主要是为了取悦女友，跟台湾没有任何关系。
黄复新年纪轻，不可能在历史上曾经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过，也不可能参加过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重点追查这两个“反动组织”的成员，不可能成为所谓“历史反革命”。日记的事情，他在被“隔离审查”之后仍然觉得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所以他虽然被关，却一直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严重问题”。
跟他关在同一间房里的人，比他年长很多，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当黄复新被通知去参加大会并且听说可能要逮捕人时，他还以为是要逮捕那名“历史反革命”年长者。他劝那位年长者多穿一些衣服在身上，准备好直接从会场被公安警察抓走，那样，身上多穿的衣服进了监狱可以有用。他是个关心别人的人。
他没有想到，结果是他自己被逮捕了。在群众大会上，他当众被戴上手铐，押出会场，送到长沙拘留所。以后他既没有过自我辩护的机会，也没有过审判过程，甚至也从来没有收到过判决书，他被口头宣布判了九年徒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黄复新被押解到湖南省北部津市的涔淡劳改农场服刑。在那里，犯人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而且吃不饱饭。他服刑期间，没有任何监狱外的人和他来往。没有人来探监，也没有人给他写信。只有他的一个在小县城里当小学教师的姐姐，不时给他寄钱，每次５元。这在监狱中很受其他在押犯人的悖慕。因为犯人家属经济上的窘困和被要求在政治上“划清界线”，所以监狱中的在押犯人，尤其是政治犯——当时被称为“反革命犯”以和刑事犯相区别，很少得到外面的接济。五块钱对一个小学教员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字。但是，黄复新的姐姐虽然给他寄钱，却从来不给他写信。他写信给姐姐问监狱外边的人的情况，姐姐的回信是不要谈这些，并警告他如再写信，她将中断寄钱。
毛泽东死去两年半以后，１９７９年３月底，黄复新的九年刑期立即就要满期的时候，黄复新被通知“无罪释放”并得到了法院的一纸平反释放通知书。他立即回到长沙。这时候，他才知道他的女朋友早已经因为他的日记案自杀身死。
可以想象，黄复新在坐牢近九年终于获得释放的时候，又得到这样的死讯，会是怎样地震惊和悲痛。
黄复新被判刑时，对他的判决书曾在街头广为张贴，以起到威慑作用。但是对黄复新本人，只是口头宣布的。他当然不可能保存有他当年的判决书。不过笔者找到一份有关材料，可以说明当时如何用日记作为罪名判刑，以及黄复新的案子既不是少见的也不是受害最严重的。
我找到一份关于55名“反革命份子”的材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在１９７０年２月２１日发出。材料首页说：“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份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检法军管会。”
这份材料的其余部分就是５５人的名字和“罪行”。其中一个人的罪状，仅仅就是日记和一些私人文字书写。
现行反革命犯郭昌明，男，三十一岁，四川省人，北京钢铁学院助教。其父、兄均系资本家代理人。
郭犯思想反动透顶，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书写十万余字的反动文章、日记、诗词，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郭犯在押期间，借交待罪行之名，继续书写大量反动材料，恶毒攻击污蔑我党，无耻吹捧刘贼，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需要注明，其中所说的“刘贼”，是指当时已经被“打倒”的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当时街头的大字报都如此称刘少奇。这份法律文件也用这样的语言写。　
５５人中的大部分都在不到一个月后被判处死刑枪决，最轻的也判了十年徒刑。有一名受访者说，他记得当时看到在他们食堂旁边贴出的一份几十人的“判决书”，有一名被处以死刑的人是钢铁学院的助教。这名受访者当时是大学生，因“反动言论”被“隔离审查”，军代表威胁说也要枪毙他，命令他跟死刑榜上的人“对对号”。他对死刑名单上年龄身份和自己相近的人印象特别深，但是没有记下这个钢铁学院的人的名字。这位受访者后来被判刑五年，文革后得到“平反”。如果读者中有人知道郭昌文，希望提供有关信息。
从这个法律文件，可以看到文革如何通过司法机构以日记治罪以及治罪程度之重。“反动日记”的罪名，不但如上文所述出现在北京官方举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的大报表上，而且出现在判决生死的法律文件中。也就是说，日记罪已经进入了法律领域，社会中最强有力最全面的控制和镇压的常规。
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０年，文革已经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四年。从中学生红卫兵打死写日记的陈沅芷老师，到“公检法军管会”对“日记罪”的宣判，日记恐怖越来越系统化和严密化了。

清华大学造反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十、

日记恐怖是在文革结束后才渐渐结束的。应该注意到，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０日，毛泽东死亡两年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了一份《关于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的指示》。“恶攻”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缩略语。１９７１年林彪突然失宠以至暴死之后，“恶攻”的宾语剩下了毛泽东一人。称为“恶攻”，是因为频繁使用，才产生了简称。文革中，遭到这个罪名危害的不知其数。“现行反革命”罪是文革中最严重的罪之一，而“恶攻”罪又是“现行反革命”罪中最严重的之一。“恶攻”可以被判处长期徒刑以至死刑。这个《指示》规定了有五种被指控为“恶攻”的人可以“甄别”“纠正”。这五种“恶攻”人的第三种和写日记有关。《指示》写道：
第三种是，有的人对某些理论问题和方针政策问题，在一定的场合或者书信、日记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种情况，在党和国家生活中是正常的。即使说错了，也可以通过民主讨论、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不能乱扣帽子。至于有的同志反对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制造的混乱，坚持正确的观点，反被定为散布“恶攻”言论，那就更不对了。
这个《指示》对一个很大数目的中国人来说可真是性命攸关啊。一大批因“恶攻”而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被戴上“敌我矛盾”“帽子”的人，一直被认为再无希望翻案了。在这个《指示》下达以后，才有了黄复新这样的人被释放出狱的新景象。对没有被栽上这一罪名的人，那时候也松了口气，知道悬在头顶上的利剑终于解除了一把。
这个《指示》发出之时，正是胡耀邦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邓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后给千千万万受害者平反，人道方面的贡献很大。这一定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平反，因为文革迫害面的深广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他们把这不正确地称作“纠正冤假错案”。“冤假错案”是在执法中发生的个别问题；文革发生的则是系统性的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和虐杀，所据之“法”为非法。其实，他们自己很清楚把文革迫害称之为“冤假错案”并不符合事实，只是一个掩饰性的说法。所以胡耀邦先改了据以定罪的“法”（按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指示”不能算法，但是当时也就是法）本身，才来纠正一个一个的“案”。
当时胡耀邦新法的贯彻过程并不容易。党治国先生的案例可以证明。他是陕西人，１９５７年时是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文革受难者》书中的陈祖东教授和李丕济教授都曾经教过他，这两位教授在1968年“自杀”。党治国在１９５８年２月被划为“右派份子”（清华大学有571人被划为“右派份子”），作为惩罚被送去煤矿劳动两年，回到清华大学当工人，每月只有31元工资（一般毕业生为56元），处处受歧视。后来他回了老家陕西韩城农村，1962年“摘帽”，到铜川矿务局当了工人。
党治国在1970年2月16日被逮捕，正是毛泽东在那年1月31日批示开始“打击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之时。他被捕当天，还未审讯，就被当作死刑犯上报陕西省。上面认为数目够了，批准了名字排在他前面的四个人，没有杀他。１９７１年他被判处２０年徒刑。判20年徒刑不需要经省里批准，市里上报备案就可以了。
党治国的罪名是“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他说，就是和几个年龄相仿的谈得来的青年在一起聊天读书。他写有日记并存放在朋友处。文革开始后，１９６６年，他想到日记里写了些有个人情绪的话，怕出问题，请朋友把日记销毁了。本来是为了安全才销毁日记，但是这个销毁了的日记一样造成灾难。他的朋友和他自己，翻来覆去被强迫“交待”已经烧毁了的日记的内容。强迫他们互相揭发，编造他们有一个“反革命网”，逼他们陷害亲友。“小集团”中有一个女青年名叫李华莹，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能上大学，当了饭店服务员，仍然喜欢读书。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被“隔离审查”时，从“五一饭店”的楼上跳楼自杀身亡。她死时28岁，她的女儿才八个月大。文革后这个孩子去了澳大利亚。到了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运动，迫害更加升级。如果不是死刑上报名单上党治国的名字前面还有别的“现行反革命”，他也会被判了死刑。
文革后开始“纠正冤假错案”时，党治国提出申诉。（文革时，被判罪的人一律不准上诉。）结果是，１９７９年“铜川市人民法院”把二十年徒刑改判为十年。法院写道：
原判党治国五八年二月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因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被定为右派份子，不思悔改，坚持反动立场，从六三年混入基建公司当工人后，长期书写反动日记，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我党各项方针政策，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耻吹捧赫鲁晓夫，为帝、修、反涂脂抹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党治国对其原判不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向我院及有关单位申诉其反革命言论不属事实，原判定性量刑不当。经复查认为：党治国自六二年以来，对我们的伟大领袖、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由不满到仇视，攻击言论是恶毒的，对党历来的各项运动和方针政策攻击言论是反动的。原判对党治国以反革命定性是正确的。其右派问题，清华大学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予以改正。偷听敌台、谈论林彪、江青、姚文元等不属反革命罪。原刑期二十年偏重，故依法改判如下：
对党治国以反革命定性不变。
判处党治国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一九七O年二月十六日起至一九八O年二月十五日止）。
可以看到，在这份法律文件中，“书写反动日记”仍然被当作重罪。铜川法院没有完全执行胡耀邦的上述《指示》。党治国再次申诉。在１９８０年他得到了平反。下面是判决书：

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铜中法（80）刑复字第02号

申诉人：党治国，男，四十四岁，陕西韩城县人，原系铜川矿务局八十九工程处工人。
上列申诉人一九七一年因反革命一案经铜川市公安机关军管组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铜川市人民法院复审仍以反革命定性，改判有期徒刑十年。本人仍不服，提出申诉，我院现审理查明：
原判党治国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当工人期间，书写反动日记，仅系本人交待，证据不力。散布反动言论，未构成反革命罪。故判决如下：
一、撤销铜川市人民法院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刑事判决书。
二、对党治国宣告无罪。
　　　　　　　　　　　　铜川市人民法院（公章）
　　　　　　　　　　　　　一九八O年元月二十八日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党治国这部文革时的“公检法”和文革后的“法院”都未曾见到过的“反动日记”，在胡耀邦关于“恶攻”的《指示》发放两年后，才终于不再是罪证了。判决书居然还说所谓“反动日记”“仅系本人交代”，完全不承认当时残酷的刑讯逼供。但是能这样判决，党治国遭遇的痛苦虽然不能挽回，总算法律制度有了这一点进步。应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十一、

胡耀邦的“规定”发出之时，已经是文革开始１２年之后了。而实际上以日记治罪却在文革前就开始了。１９６４年７月毛泽东和他的侄子毛远新的一段谈话，高等教育部曾作为文件下达（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９日）。这个谈话的传播对发动文革起过很大作用。
毛泽东：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盟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份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
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去了，不管他改变成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份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的陈东平，就是“反革命份子”，当时最严重的罪犯。这就是他作为中国最高权力者的定罪观念。这篇讲话的中心是强调“阶级斗争”应该是年轻人的“主课”。在阐述这个主题的同时，毛泽东显然也传授了他的这种对日记的定罪观念。可以说，文革中对日记的严厉惩罚，正是毛的这种观念推广实施的结果。
陈东平是哈尔滨军事工业学院的学生，毛远新的同学。当时哈军工因从事军事技术研究而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大学，学生中有大量共产党高级干部子弟。
１９６３年９月，公安部编印了一份材料，题为“干部子弟蜕化变质九例”，陈东平是其中一例。
陈东平的一名校友告诉笔者，那时候学校开除了陈东平，而且把他当作“反面典型”教育全体学生。校方宣布的陈东平被开除的最主要的理由是：陈东平在家养病的时候，收听“美国之音”广播，书写了反动日记。至于日记内容，从来没有向学生公布过。他们一直不知道究竟如何“反动”。
我问起陈东平的日记怎么会被报告上去的。这位受访者说，那时候学校宿舍里八个人一个房间，睡上下床，没有个人隐私空间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一些人以告密为荣，而不是以为耻，日记内容被同屋报告给上面，不是令人惊讶的事情。
这名受访者还说，陈东平的父亲陈再道，有上将军衔，当时担任大军区司令。他被开除以外，听说还受到监禁。如果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犯了同样的事情，必定遭到更严重的处罚。不知道陈东平在文革中怎么样了。再也没有听同学中有人说起他。
在把写“反动日记”当作“反革命”罪的同时，那时候当局大力提倡学习“雷锋日记”。雷锋日记通篇是革命的豪言壮语，从内容到语言，都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日记”。在文革前夕，掀起过一股写雷锋那种“日记”的风气。那种“日记”在写的时候就是准备给别人看的，也会拿到“政治学习会议”上说。除了内容和语句方面绝对符合当局的革命宣传之外，没有隐私性也是雷锋式“日记”的特点之一。
聆听毛泽东这些教诲的侄子毛远新，在文革中飞快上升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１９６９年，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在小组会上对文革的一些做法说了不同看法，９月２４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张志新在狱中受尽折磨，精神失常。她被指控为“坚持反动立场”而加罪。1975年4月3日张志新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在张志新被送往渖阳大洼刑场被枪决之前，她被反绑双手拉出牢房，还被用刀子割断了喉管，使她在所谓“公判大会”上绝对发不出任何声音。决定张志新死刑的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毛远新参加了张志新等人的死刑讨论。
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这个谈话，当时由教育系统传达下去。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校当局还特别召集只有干部子弟参加的会议学习讨论。在１９９０年代笔者采访一名该校１９６６年红卫兵领导人时，他也谈到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对后来产生的红卫兵在思想上的作用。红卫兵是毛泽东推进文革、尤其是在施行暴力迫害方面的主要工具之一。

十二、

我自己的关于日记的经验，也可以是文革时代的日记历史的一部份。
在农村当“知识青年”的时候，物质生活的贫乏，特别是食品匮乏，是显而易见的。食品贫乏来自错误的经济政策，在农村尤其可以清楚看出，只是没有人敢说出这一点。在食品匮乏引起身体饥饿的同时，精神生活的贫乏也造成了精神的饥饿。文革收缴烧毁了所有马恩列斯毛和自然科学之外的旧书，文革中新出版的文学书稀少而枯燥。那时候偶尔找到一本文革前出版的书看看，就象饥饿中的人得到了食品一样满心喜悦。我总是聚精会神地读，而且常常大段大段地抄在本子上。书还掉以后，还可以拿出手抄本来重读，或者和朋友议论。
记得那时我抄写了不少书，从唐诗宋词到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小说片段都有。虽然已经知道了种种政治禁忌，但是在十多岁的时候，哪怕生活条件再苦，也还是免不了有对生活发疑问或者生感想的时候，更时常会有焦虑或者迷惘之感。这些传统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对不成熟的灵魂的梳理与抚慰。
有一次，我借来了一本旧的《世界文学》杂志。这个杂志专登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样子象普通的三十二开本的书。这是个老杂志，从三十年代就有了，一直办了下来，在文革开始后停了刊。我借到的这一本没有了封面封底，而且目录和前面的一些页也不在了，所以不知道是哪一年的。我知道杂志的名字，是因为文革前读过这个杂志，而且这是唯一的外国文学翻译杂志，不难辨识。半本书都卷了角。我一边看，一边把书页一页一页展平。那时候，我常常先把书通读一遍，然后，再回到开头处，一边重读一边把自己喜欢的段落抄下来。偶尔的时候，在括号中写下一些自己的评论。
就在这本缺头少尾的杂志里，我读到了安妮．福兰克的日记和她的故事。她是一个犹太小姑娘，当纳粹迫害犹太人时，她和家人秘密藏在一个阁楼上两年，写下了一本日记。后来他们被纳粹发现逮捕和送进集中营。她在１５岁的时候死在集中营里。全家四口人，后来只有父亲一人从集中营里活着出来了。他回到全家被捕前的隐藏处发现了女儿的日记本，经过努力出版了这本日记。
我也许以前已经读过这个故事。我的一个亲戚一直订阅并且很好地保存这个杂志。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曾经一次五本地借了这些杂志来看，生吞活剥，看得很快，直到把那一套杂志全部看完。那时候安妮的故事似乎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一个没有经历过生活大变动的小学生可能对纳粹时代犹太人的不幸遭遇感到惊骇与同情，但是也会感到相当隔膜。至于这一次阅读，给我最深震动的也还不是她所遭受的苦难，而是她对她的日记的态度，或者说，她和自己的日记的关系。
安娜给她的日记一个名字，叫做“吉蒂”( Kitty )。她把“吉蒂”当作一个人，一个想象中的朋友。她不是写日记，而是在和一个名叫“吉蒂”的朋友谈话，向这个朋友倾诉她的故事和感想。在秘密生活的状态下，除了和她家人住在一起的另一家人，她不能接触任何别的人。朋友对她的意义是异于常人的。而她在被迫转入秘密生活之前的一个生日礼物（１３岁生日），一个日记本，不但被写上了关于她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的文字，而且这日记本身就成了她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这一把日记当作朋友来谈话的作法，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
我开始把我的日记也称为我的“吉蒂”。当我为现实生活中的丑陋现象感到愤怒的时候，当我为身边人们的行为和我的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感到失落的时候，当我对社会现象产生疑问而无人可以与之探讨的时候，当我烦躁不安或者孤独软弱的时候，我打开日记本子，和我的日记谈话。这是一种安静也相对安全的行动。事实上，我写得很小心，比如，我从未写下文革给我认识的人造成的灾难，我也从不写自己对时政的评价。我用含糊的语言来描写自己的感受，或用最简短的字句来记录生活中的事件，不表明自己的任何评判或者倾向，仅仅为了在以后还可能记得什么事情发生过了。有的时候，只是描写了森林和田野中的瑰丽景色，那些花和大树，鸟和云。
我用和日记的谈话取代了和朋友师长的谈话。在一个寂寞的精神环境中，我要学会的是自己和自己谈话。我需要给另一个自我取一个名字，从而分开二者来进行对话，并在这种谈话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智慧，虽然这种谈话只能以并不充分的程度写下来。
虽然写得小心，写得简短，写得含蓄，但是渐渐的，也积起一些，可能有半个本子。那时没有柜子也没有桌子，自然也没有抽屉。这本子常常放在枕头底下枕套里面，一个当时对个人来说最接近最隐秘最尊贵的地方。
１９７４年，我碰到一名姓康的“知识青年”。她说，有个叫张丽英的知青的父母正在设法替她办“病退”。那时候，“知识青年”要回城，主要只能靠“走后门”。“后门”或者来自父母的权力和关系，或者靠钞票来得到。权力当局给的路，只有“病退”（因病退回城市）和“独留”（父母身边可以留下一个子女）两条。小康说，张丽英精神失常多年，应该符合“病退”的条件。然后，她谈起张丽英精神失常，是因为她的日记被人捡走看了。
张丽英是云南思茅专区思茅农场八连的北京知青，文革开始时初中二年级。她出身“红五类”家庭，又非常努力地劳动和表现，所以调到了“基干民兵连”八连当排长。１９７１年，云南发生了大地震，伤亡人数很多。思茅灾情比较严重，震后人们不能再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搬到临时搭的地震棚子去。就在张抱着她的被褥枕头搬出去的时候，据说她的日记本子落在地上，被别的知青拣了去，读了以后发现是“反动日记”，把日记本交给了农场领导，农场领导又交给了县公安局。公安局抓走了她，把她关在拘留所里。在拘留所里关了几个月以后，她精神错乱了。后来张丽英被放出来了。她并没有被判刑，但是已经病得很厉害。她的家人把她接回了北京，但是，多年来她在北京一直没有户口，也就没有“粮票”。
小康说，张是一个带着很重的“中学生味儿”的人，爱想问题，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张从思茅回北京探望父母，在从南到北穿越中国的长途旅行中，她看到了一些腐败现象。当她路过小康住地时，曾谈起她看到的阴暗面和自己因而产生的幻灭感。这些大概就是后来她写进日记的“反动”内容。回忆起他们的那一场谈话，小康感叹说：“她以前一直很顺，所以太天真太单纯了。那种想法，怎么能往日记上写呢？”
我听着，只觉得背脊上一阵阵发凉。我并不认识张丽英。但是我们同为“知识青年”，而且，我也象她一样喜欢写点什么，我的日记本子也放在枕头下面，也可能落入什么人的手中，也可能被说成“反动日记”。而最触动我的一点，其实是她虽身遭不幸，但是至少还有一个“红五类”的家庭，所以她当过“基干民兵”排长，她病了她的家人还能帮她办“病退”。由她的遭遇，我立即想到的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会是什么样？联系到我的家庭背景，惩罚一定会加重几倍。我又能经受得起那种被拘留的情境吗？我的家人能经受得起这种事情吗？
我甚至没有问清张丽英的“病退”到底办成了没有，因为听到她的故事，我只觉得一种重重的压抑和恐怖象大雾一样弥漫过来。另外也是因为一种冷漠，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去同情和帮助一个相对来说处境比自己还略好的人。那时我只在想，我要保护自己，哪怕就是落到她那样的境况中，我也绝不要让自己精神失常。另外，我也一定要防止自己落到她那种境况中去。
实际上，在听到张丽英的故事之前，我的日记已经被烧掉了。我的两个“知识青年”好友和我得罪了生产队的领导干部，当他一次叫嚷要开我们的“批斗会”时，我们中最年长的一个立刻想到了我们的东西可能被抄，说应该立刻烧掉信和日记。我们马上这样作了。
那天，好友之一烧掉了她远在千里之外的男朋友几年来的信，有很大的一包。因为家庭地位的不同，因为各自的工作不同，因为居住距离的遥远，他们的关系遭到很大压力，但一直持续下来。她烧掉的一定是她当时生活中最引以为珍贵的东西。细碎的火焰吞吃着纸片，发出淡淡的光和热。平展的写有密密字迹的纸片痉挛扭曲成黑色的薄片，稍稍一抖动，就变成了灰。纸上无论写着什么，记录过什么样的感情和知识，于火焰的形状色泽都毫无影响。我的第一个“吉蒂”在火中成了灰烬。
安妮住在秘密后楼上两年。作为一个人，她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她不能出现在门外和街上，也不能让人知道她还活着。她蜷缩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但是在她的日记里，她是敞开的，她是真实的。她在日记里写到，她要让日记成为她的可以向之吐露一切的朋友，她不会向她的这一朋友隐瞒任何东西。于是，她的日记不但成为一个黑暗时代的罪恶的见证，而且成为对人的心灵的深刻的探索。我的同代人与她不同。我们的身份是公开的，我们的身体并未隐藏。但是，为了不成为另一个张丽英，为了不被逮捕，不被指控为犯有“恶攻”罪的“现行反革命”，不失去城市户口或者回城的机会，等等等等，我们必须隐藏自己的思想，甚至在日记中也一样。
后来，我又有过第二本“吉蒂”，不过，更谨慎，更小心。总是寥寥数语。在日记中，也必需要严格地在文字上思想上作自我审查。只有这样，才能免于被焚的结果。而略微详细的日记已经被烧掉，如今只留下了关于灰烬的记忆。当人的公开的生存和日记的无声却真实的载录无法并存的时候，选择重重地倾斜向生存一边。
于是，我从来没有过一个持久的可以对之吐露内心的日记朋友，如同安妮．福兰西的“吉蒂”。不同的境况造成了她的日记和我的日记的不同，尽管我曾经想要模仿她的。我没有进拘留所或劳改场，也没有在集中营里被害死，我远比她幸运，然而我失去了那个成长时期的心灵的记录。也可以说，在那一时期，我就没有获得过足够的精神的学习和成长。

十三、

在所有的写作形式中，日记是很特别的一种，因为不是写给别的人看的。写日记，可能是人的所有行为中最为个人化的一种，并不意在影响外界。但是，文革当局不仅仅严格控制了人的职业和居住（文革中颁布的１９７５年新宪法取消了１９５４年宪法上本来写有却也不真实行的“迁徙自由”，城乡户口之间不准逾越的界线，迫使几乎所有的城市青年离开父母下乡等等），吃饭和穿衣（发粮票、油票、副食品票、布票和“工业卷”等等），而且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包括日记写作。当写日记会招致迫害和监禁，人们停止写日记，这样，文革成功地剥夺了人们思想自由的最后一角空间。
西方学者用“极权主义”来称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治制度。至于权力可以到达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极端程度，可能在各处有所不同。因此“极权主义”的实际含义也各有特点。这种对日记的摧毁，显然是中国文革“极权主义”的特色产物之一。
从古代以来，人们就写下了各种关于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的想象。这是人类对理想未来的构思和追求。我想不起来在种种理想社会的蓝图中，有没有作家提到过日记的位置，但是在可以称为“反乌托邦”，即对未来坏社会的想象的作品中，《１９８４年》确实写到了日记。在书的一开头，主人公温斯顿躲在他的房间里一个电子屏幕照不到的壁龛里写日记，虽然他知道被侦查到了的话可能判刑２５年甚至被处决。
在“１９８４年”世界中，“老大哥”的电子屏幕时时处处在监视着人们；一群专职干部天天都在从事篡改历史记录；那里有“思想警察”当然也一定有“思想犯”。那里甚至不存在以身殉道的可能，因为“党”根本不会让你到中世纪宗教法庭那样的地方去慷慨陈述你的见解然后才把你杀死，党在把受难者送去公审之前就先用严刑拷打摧毁他们的尊严，然后让他们交待什么就交待什么。温斯顿只有偷偷写日记。是为了谁呢？他想是为了将来，为了还没有出生的人。他写了日记，记录和批评他所经历的。在书的最后，他被逮捕了，被毁灭了。　
１９４８年用英文写成的这本政治幻想小说里，竟然能看到二十年后在中国文革中发生的种种故事，绝不是愉快的事情，但是毕竟也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知道有预见和认识这种恐怖和迫害的可能，也就有制止的可能。
回顾并思考文革历史的时候，那些千万人的集会，大人物之间的冲突和勾心斗角，重大事件的发生，暴力和死亡，总是首先抓住人们的注意力，甚至引起新的争论。而象那个时代的人写不写日记这样的问题，也许因其安静和细小，可能就逸出了视线。
文革一开始，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和２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两篇社论，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文革领导者的行动纲领。摧毁日记摧毁私人精神生活的最后空间，就是“触及灵魂”的一有力手段。残酷惩罚写日记的“思想犯”，就是“横扫牛鬼蛇神”的一个部分。在文革时代，由于恐惧，对自己的真实想法人们不但不能说出来，而且不能写下来，最后也就不思想，只能随着文革领导者的话语行动。回首往事，不能不承认那是一片思想的沙漠。温斯顿式的英雄其实是少之又少的，因为还未产生，就已经被窒息和扼杀了。
当没有了日记，没有了对一个时期的个人性质的记录，官方记录里又充满了大量的谎言和空白，文革时代留下的真实记录实在很少很少。这种历史事实不被记录的后果之一是，离开了事实与经验，对文革的评价都变得空疏而且没有依据，所以也就无从进行。
事实上，被烧掉的并不只是日记，而且还有个人对生活和自身的存在意义的积极感受与反应的方式。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喜乐、愤怒和悲哀，人对事物的道德判断，如果被认为失去了被记录的价值，人就可能漠视了对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的追求。
我曾经和被访者讨论，一个社会，如果别的都还好，比如，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人身安全，有基本的社会公平，但是，却不准写日记，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可被我们当作一个好社会接受呢？也就是说，如果可以有机会进行讨论和选择，我们会不会愿意牺牲写日记的自由，以此去换取温饱安全，就象用一片又冷又硬的银子去换一包糖果？
实际上，当文革进行之时，宣传的理由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革命，来达到一个理想的“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于是，不仅是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和镇压，而且对“人民”的居住和就业等等方面的严格控制，包括对写日记在内的自由的剥夺，都可能被解释成是为了一个美好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美好社会真的需要这样的代价，而且允许我们选择，我们是否愿意做这一交换呢？
或者，这个问题也可能是，如果我们被应许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将会摧毁一切我们认为不好的坏东西，但是，同时也必须要毁掉个人的日记。我们是否该接受这样一个革命甚至投身于这样的革命呢？这是一个在理论上首先需要想清楚的问题。
然而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应该会清楚地了解到，这不是一个需要费思索才能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可能性不存在。经历了文革这样一个不能写日记的时代之后，人们已经看到在这样的“新世界”中，吃穿住以及安全，都并不曾因日记的消亡而改善，却分明是日益恶化了。那个时代没有日记，也缺乏食品、服装和住房，也难见信任感、友谊和道德。人们生活在贫困和恐惧中，精神和物质一样匮乏，头脑和肠胃同时空虚。
是的，找不出一个钳制思想和精神、不准写日记但是生产发达物质丰富而且平等互助的人类社会。可是这个问题还是应该讨论。谁知道呢，也许若干年以后，又会有人强迫人们接受文革这一套，用一些听来美妙的东西作为理由，再开始一场文革式的革命。

　　　　　写于１９９６－２００６


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18/gb/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