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铁：“妖魔化”与“美化”皆不足为训——《“九一三”回望》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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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魔化”与“美化”皆不足为训
——《“九一三”回望》读后


东方铁


有人说：历史事件离我们越远，其真相就越清晰。可是，“九一三”事件过去四十多年了，它却依然扑朔迷离。有多少人回望它、发掘它、研究它，却依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甚至可以说，有些情节不仅不清晰，反而更加模糊不清了。但似乎越是如此，它就越是有魅力，吸引人们去追寻真相。

最近，文革史学者余汝信先生主编的《“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一书出版了，对于我们接近事件的真相有所帮助。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上编汇集了七份珍贵资料，包括林立衡写给中纪委的材料、叶群的二次书面检讨及毛泽东的批语、“571工程”纪要和毛泽东南巡谈话纪要。下编汇集了四位研究者撰写的研究报告。

书中的史料难得一见，真实地记录了当年的史实，为其他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继续深入研究的素材。三十多年前，我曾作为军队报纸记者，参加了“两案”审判的采访报道。书中列举的材料当时大都看过，也听说过林立衡有一份“万言书”，却未能见到。这次在书中看到了材料原稿的影印件，算是得偿所愿了。

四位研究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事件真相作了研究和辨析，很有价值。其中余汝信对《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的解读，依据材料原稿，抽丝剥茧，从十二个方面作了细致的分析。他的分析，既有别于以往官方的版本，也不苟同于林立衡自己的说法，给人以很大启发。

我以为，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其客观性。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是与对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期间林彪的评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战争年代林彪的评价比较一致，这里不再涉及）。这方面的评价，历来有两种倾向：（一）过去是一边倒“妖魔化”，而近几年“美化”的倾向抬头；（二）官方的评价基本仍是“妖魔化”，而民间则“美化”较多。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评价大相径庭，直接影响到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

但无论是“妖魔化”还是“美化”，都不可能得到事实的真相。

提及“九一三”事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林彪为什么要跑？这个问题，恐怕跟林彪对“文革”的态度有关。在历史上，林彪一向是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护者，是毛最信任的军事将领，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文革”中发生嬗变的。

不容置疑，林彪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在这方面他难辞其咎。但他与毛又有所区别，毛在“文革”的始作俑者，林则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毛是领导者，林则更多的是旁观者；毛搞“文革”是一意孤行，林则是三心二意，尤其在“九大”之后他的治国理念与毛有所不同。加上毛是一个多疑的人，视军权如命根子，对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崛起心怀很深的疑虑，这就注定了毛、林迟早要分道扬镳。

如果仅仅是政见有分歧，即便毛冷落林甚至夺他的权，也不足以促使林彪出走。但由于林彪的军人背景及性格，以及他们（包括叶群、林立果）有动武的可能性（哪怕只是策划），这就注定了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手很难在和平之中进行。尽管后来黄吴李邱和林立衡等人对“刺毛”和“武装政变”有种种辩解，但至少林立果是曾经企图动武的。动武牵涉的人很多，一旦审查起来是很容易败露的。“谋反”自古以来都是最严重的罪行，足可“诛九族”，对此，熟读历史的林彪当然很清楚。无论林彪是否事先知道叶群和林立果有“刺毛”之举，至少在出走前是知道了。他深知毛泽东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岂会对此善罢甘休。在斗又斗不赢，打又打不了的情况下，只有跑路了。

林立衡有关林彪被叶群、林立果劫持走的说法，殊不可信。单从众多人目睹林彪自己爬上飞机来看，他就不可能是被劫持。但如果说林彪走得不很情愿，则有可能。他对亲人特别是独子林立果有很深的亲情，在得知妻儿面临杀身之祸的时候，为了避开灭顶之灾，保护家人而出走，似乎符合林彪的心理。如果一定要说林彪被“劫持”，那么可以说，他是被亲情和家庭利益“劫持”了。

但是，林彪这么一走，问题的性质就变了。毛泽东在处理彭德怀问题时曾说过：“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这句话道出了他整彭的诀窍：把人往死里整，最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指控他与外国有联系。只要判了“里通外国”之罪，就罪加一等，永世不得翻身了。林彪也是如此，飞机飞出国境，就怎么也说不清楚了。

现在有人用“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来为林辩护，认为林走得有理。这种说法是不懂政治。林彪不是普通人，而是党和国家的第二把手、中国军队副统帅，无论以何种理由，擅自出走敌对国都是叛国行为，这个利害林彪是很清楚的。也有人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也曾为躲避迫害而移居外国。但那时他们都不是执政者，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哪里都能去。而林彪则有公职在身，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林彪的出走，实在是他最大的失算，也是他的死穴。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不能保持灵台清明，作出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不智选择。所以，黄永胜才怒吼“跑什么跑！”毛泽东也才高兴地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这个忙帮得太大了，不仅使毛将一切罪责推到林的头上，处理起来容易多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以反林彪“极右”为名，继续推行其极“左”路线。

研究“九一三”事件，绕不开林立衡。对于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角色、作用及其原因，余汝信等四位作者在书中作了认真的分析，他们的看法颇有道理。

“九一三”事件后，林立衡为了给林彪翻案作了长期的努力，其志可佩，其情可悯。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对以往“妖魔化”的一种抗争，可以理解。但是，从大量的事实看，要想翻这个案，实在不容易。至少目前披露出来的证据，还做不到。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我以为，林立衡有典型的恋父情结。她与林彪之间的父女感情是极深的，其中既有对父亲的爱，也有对英雄的崇拜，加之与叶群不和，进一步加重了这种情感。但因为她的举报，造成林彪仓皇出走而坠机身亡的后果，这是她始料不及的，也是心理上不能承受的。在当了一小段时间官方封的“英雄”之后，她的自责、悔恨心理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我相信，假如事件重新再来一遍，她大概不会去举报。

书中谈到，从林立衡得知林立果想“挟持首长”到林彪出走，耽误了五天时间。其实，这怪不得她。要作出如此重大的判断和报告中央的决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肯定有一个了解情况和思考的过程，可以想象她有过迟疑、犹豫、焦虑、举棋不定，以致延误了时间。面对这样的事，谁都很难做决定。如果为此自责，则大可不必。

我不知道她这么多年有没有做过恶梦，但她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当年的行动即便不是追悔莫及，也是无法平静的。如同电影《沉默的羔羊》一样，她潜意识里的“羔羊”不会沉默。也许是这个原因，她才要用自己全部精力来为林彪洗刷，才制造出林、叶不和等说法，既为林彪辩护，也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或者说，只有为父辩护，才能在心灵上为自己辩解。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当年因她举报而间接造成父亲死于非命的深深歉疚，冲淡自己的负罪感，稍微抚慰自己不安的心灵。

因此，林立衡在材料里说的那些东西，既是想说服别人，更是要说服自己。这一点，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或者故意不去意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她在材料中一些说法不断变化，就不奇怪了。

事实上，林彪的出走并不像官方说的那样主动，也不是林立衡说的那样无奈和被动；当年林立衡的行为，既不是英雄行为，也不是弑父行为。她无须自责，也无须不安和悔恨。当年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都只能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历史背景去认识。谁也不用责难谁，当然更不用自责，是那样的时代造就了那样的事、那样的人。

林立衡最不能释怀的，是林彪集团受到审判。其实，她作为一个政治家族的成员，应该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首先，那次审判实际上是对“文革”罪孽进行清算的一种形式，以此为那段历史划上句号。毛泽东当然要对“文革”罪行负主要责任，而林彪作为“副统帅”，也有无法推卸的历史罪责。而且如前所述，对林彪的出走也要有个说法。我相信，假如林彪不走而被毛赶下台，即便他在“文革”中有严重的错误，后来也不会对他这样做。其次，是政治的现实需要。“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要掌控军权，需要采取这样“祭旗立威”的行动。当时一个“两案审判”，一个“真理标准大讨论”，一个对越自卫还击战，都是有相互联系的部署。

通览这本书，对“九一三”事件的回望，主要还是案头的分析，不少说法是推测，缺乏证据。但我们可以说的是，无论“妖魔化”还是“美化”，都不足为训。要想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还有待于发现更多新的有力的证据。我们只有继续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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