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 东平：红墙记忆——神秘的北戴河中央别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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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53年冬，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筹建中办警卫局北戴河管理处，对外称“中直疗养院一分院”。经筹划，先后接收和购买了旧房53幢加以修葺，同时新建浴场（第五浴场）和一楼。







本文摘自《解放日报》2007年8月3日第07版，4日第08版，5日第08版，作者：王凡 东平，原题：《红墙记忆——神秘的北戴河中央别墅区》
北戴河夏季一般比北京要低2℃左右，加之夏季海风特别凉爽，气候宜人，沙软潮平，层峦叠翠，是距北京最近的濒海避暑佳地。
1949年5月，中央组织部先遣人员来到北戴河，开始接收吴家楼、德国府、联峰医院、齐家楼等建筑，建立中央组织部北戴河疗养院。三年后，改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北戴河疗养院，由中共中央供给部领导设院办公室于四号楼，医务室于八号楼，开始接收干部休养。1953年疗养院已有楼房21幢，朱德、徐特立等，是最早到此休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形势的发展和中央工作的需要，要求扩大疗养院建设，以适应接待更多的中央负责同志，到此休息和在暑期办公。1953年冬，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筹建中办警卫局北戴河管理处，对外称“中直疗养院一分院”。经筹划，先后接收和购买了旧房53幢加以修葺，同时新建浴场（第五浴场）和一楼。
真正堪称规模，是1957年新组建的中直管理局北戴河管理处管理整个别墅区。此时，别墅区拥有新旧楼房183处，总建筑面积12．5万多平方米。占地面积，超过了3平方公里，海滩、道路、山林也连成一片。
毛泽东到达的时节，临近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已经不满一个月，而在这届人大会议上，将讨论通过他亲自领导起草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在这次重大会议前，他到北戴河稍事休息，并带着为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宵衣旰食累得吐了血的秘书田家英。
面对海天相衔、浊浪排空、沸腾咆哮的大海，多数人产生的是对大自然磅礴气势的惶恐，对自身渺小的感叹。而毛泽东生出的却是有些迫不及待的挑战。在一个风很大、浪很高的日子，他提出到海里游泳。
身边的人都劝说他不要下海，但毛泽东却置身狂风激浪中，畅游了一个多小时。从中得到分外满足的他说：“你们说浪大，我下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还说：“凡事不冒险，就不能成功，许多成功就是通过冒险才取得的。这取决于一个人有没有勇气，敢不敢排除万难。”
他的欣然还不止于此，恣肆的汪洋，激活他中断了三四年的填词的意绪，驭涛而沉吟，遂成《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戴河住的是“章家楼”。“章家楼”因是天津巨商章瑞庭所建而得名。张学良1924年到北戴河即借住该楼，以后又多次借住，故民间讹传章家楼为张家楼。这栋楼被中央办公厅接收后，编号为六号楼。
陪毛泽东到北戴河的田家英，带上了刚刚4岁的长女曾立，他们住的是“章家楼”后楼，该楼是章氏晚辈儿女建造的。张学良住章家楼时，他的侍卫副官处就设在后楼。民间传云此楼是张学良专为赵四小姐赵一荻所建，纯属子虚乌有。
后楼作为章家楼的附楼小巧俊秀，廊楣雕饰，注意精细灵巧。楼东北方向是栽种了松林的自然式庭园；楼东有荷花池；楼西有网球场；楼前有花坛，院西南角建有凉亭。庭前的赤松，在北戴河海滨是名贵树种，树皮赤红，枝叶繁茂，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接收后的此楼编号是七。
一号楼于1954年晚些时候竣工，嗣后毛泽东再来北戴河，多住在这只有一层的、不是楼的一号楼。这是管理处自建的第一幢别墅，砖木结构，红色建筑缸砖清水外墙，红瓦屋面，配以淡雅的灰色水刷石廊柱，特别能体现其朴实敦厚的建筑风格。
这座别墅的平面布局为双套主房，与宽敞的影厅兼会议室相连，有近40米长的对称曲折的外廊，略带几分西式建筑的情调。庭园栽种了参天的白杨和高大的雪松。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完成了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批注和定稿。
临近的六号楼、七号楼和八号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了一号楼的附属楼，陪伴毛泽东来这里的几位中央办公厅的干部和他们的孩子，多住在这两栋楼里。一组的人多住在八号楼。李敏、李讷和毛远新随毛泽东到北戴河时，也在六号楼住过。
那天，曾立和平时一起玩的伙伴又来到海滩，远远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穿着泳装的爷爷。他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一面晒太阳，一面理发。这位爷爷光着两只脚丫，把一双大拖鞋甩在了一边。
出于孩提的天真和顽皮，她和伙伴悄悄地爬到椅子背后，伸出小手把大拖鞋掏到身边，刨了个坑，把拖鞋埋在了里面。接下来，她们心痒难挠地躲到一边，等待着观看这场恶作剧的高潮。
然而，剧情的发展大大出乎她们的预料。大个子爷爷理完发站起来，发现拖鞋不见了，就围着椅子找起来。当他身子转过来时，曾立蓦地感觉他的面孔是那样的熟悉，就和墙壁上的画像一模一样。
虽然，她们并没有立即把这高大的爷爷和画中的毛泽东往一起联系，但心里不免犯起嘀咕。毛泽东看见这两个神色不安的孩子，已经猜出了八九分：“你们两个小鬼是谁呀？我的拖鞋不见了，你们大概知道它们飞到哪里去了吧？”
曾立和伙伴顾不上回答，连忙跟着找鞋，可由于慌张，竟忘记了埋鞋的位置。理发员有些急了，要呵斥孩子。毛泽东对他摆了摆手，示意不要吓着孩子。他耐心地和孩子在一起寻找。
这时，田家英有事找毛泽东，来到海边。他见自己的孩子和毛泽东在一起，就告诉孩子，这就是毛主席。“他真的是毛主席？！”曾立在向笔者回忆时说：“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不可思议，画上的伟大领袖，就这样和蔼地站在我身边，和我说话？”
田家英得知由于自己孩子的恶作剧，使毛泽东半天找不到鞋子，刚想批评几句，毛泽东以他的幽默调侃说：“家英啊，你的小鬼是要我多晒一会儿太阳么，你就不要批评了嘛。”田家英听了忍俊不禁，和毛泽东一起哈哈大笑。拖鞋终于找到了，毛泽东亲切地抱起曾立。
二号楼和三号楼，和前面的一号楼、六号楼、七号楼，都在中央办公厅北戴河管理处划分的二区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是刘少奇及其家人来北戴河办公和避暑经常栖息的地方。
这相依的两幢乳白色墙面，墨绿色廊柱，大坡度红色牛舌瓦屋顶的别墅建筑，具有比较典型的北欧建筑特色，木质廊柱选用美国松制作。两楼建于1914年。原为德国驻华大使馆用房，德国的外交官们在夏季常来此避暑，故而被当地人称作“德国府”。
1932年初夏，张学良招待调查“九一八”事变的国联调查团时，“德国府”曾为美国代表住处，调查团团长李顿曾住在三号楼。
二、三号楼因年代长久，管理处提出应翻修一下，但常住此楼的刘少奇不同意。他说：“这么高级的房子还要翻修，那老百姓的破旧房子是怎么住的？”有了刘少奇的这句话，管理处的人就不敢大动这两座楼了，可遇到下大雨，楼内就会漏，老要小修小补。
有一年夏季，下了很大的雨，楼又漏了。突然得知刘少奇要来北戴河，随即修补。“我们还在冒雨忙活呢，就接到电话说刘少奇已经到北戴河火车站，换乘轿车马上开往别墅，我们赶紧加快了防漏处理。”曾是北戴河管理处干部的李知章，给笔者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刘少奇之子刘源回忆说他的几个异母哥哥、姐姐成家或工作后，都不常住在中南海的家。特别是刘允斌、刘爱琴还调到了外地，所以全家的大团圆，就多在夏季到北戴河的时候。两座楼，全家和工作人员都能住下。
中南海的孩子，就笔者认识的而言，没有不会游泳的；在那里学习游泳也很方便。但中南海里有些孩子学会游泳，却是在北戴河。刘源学习游泳就是在中南海里开始的，但真正会游，则是在北戴河完成的。
那个时候的夏季，中办的北戴河管理处，通常要从国家游泳队请几位女运动员，专门负责教在此避暑的首长们游泳。
“她们都挺年轻的，当时也就比我大个六七岁吧，我就是在她们的辅导下，很快就学会了游泳。在北戴河学游泳学得快，我想或许和在大海里游有关系，浮力大。”刘源说。
与二、三号楼相邻近的，是四号楼和五号楼。其中四号楼，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及家人来北戴河时居住的，有“西山第一楼”美誉。北戴河一带的主要山峰称东联峰山，又称西山，西山第一楼，显然就是西山最漂亮的建筑了。
这座楼原名吴家楼，由德国工程师卫提西设计，楼主是吴鼎昌。他曾是大清银行的总务局局长，民国以后当过盐业银行总经理、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1948年还出任过蒋介石的总统府秘书长。
传说吴鼎昌挥金如土，经常和北洋权贵们在海滨聚赌，这座吴家楼就是他用四圈麻将所赢的巨款三万元大洋营造的，可想当年赌博者出手之阔绰。楼建成后，这里更是成了财阀政要们交际饮宴的俱乐部。
这幢别墅既舒适实用又美观大方，三层除一套主房外，有宽大的阳台，可凭栏远眺，领略海滨风光。整幢建筑有西欧建筑韵味，且不拘泥于古典柱型的模式，不仅设计典雅，施工工艺也超群。
在中共领袖中，朱德差不多是第一个到北戴河度夏的，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年都在吴家楼避暑办公。孩子们对朱老总住的吴家楼，有抹不掉的记忆。那是最热闹的地方，也是孩子们出入最随便的地方。
和母亲（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科科长）徐福静到过几次北戴河的张纪宇记得，他在北戴河就常往朱德住的吴家楼跑，那里的欢声笑语吸引了他。
“不下海的时候，朱老总喜欢在别墅的院子里下棋。棋盘一摆，便围满了观战的人。这些观战者没一个守规矩的，这个喊‘拱卒’，那个喊‘跳马’，还有的嚷嚷‘出车’，全都嗷嗷叫着‘支招’，甚至把手都伸到了棋盘上，就差替下棋的人动子了。可朱老总和他的对手竟能置这嘈杂的喊声于不顾，静静地按照自己的棋路挪动着棋子。”
在北戴河，只有朱老总的院子不断传出热闹的欢笑，这同附近毛泽东、刘少奇等人院子里的宁静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这很能反映朱德待人的宽厚。娱乐的时候，谁都可以在他面前无拘无束，而在其他领袖面前，这种情况就不多见了。
朱德喜欢孩子，到北戴河避暑又是在暑假期间，他多是领着孙子们一起走。“我们每次去北戴河是坐火车，而返回北京时我爷爷多是乘飞机，我、和平有时随爷爷一起乘那架伊尔—18，但别的人都不乘这架飞机。”朱德长孙朱援朝说。但是朱德带孙子到北戴河也有一个原则，先要把学习搞好，否则免谈。
据朱德的女儿朱敏回忆：有一年，自己的儿子数学才考了59分，被老师写信告到了家里。朱德批评外孙：“科学技术是发展的，现在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什么也不会干。当了工人不会做工，当了农民不会种地，怎么能生产出机器、种出粮食？大家都像你这样，全国人民吃什么、穿什么？”外孙辩解说题目都会做，就是粗心了，59分和及格就差一分。朱德说，差一分也是不及格，而且及格就能满足了吗？朱援朝记得爷爷曾因外孙健健学习成绩太差，取消过他去北戴河的资格，大概就和这次有关吧。
如果孙辈们都到了北戴河，朱德一家集体出动时，也是一道独特的景致。和在任何时候都一样，朱德的作息始终保持着规律，他的儿媳妇赵力平说：“游泳也是如此，除了气候不允许或工作原因，老总上午下一次海，下午下一次海，是绝不变更的。”
北戴河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晚上在俱乐部看电影的时候
孩子们对北戴河印象深的，是晚间的娱乐。因为在北戴河还是以避暑休假为主，所以几乎每晚都有娱乐安排。有时是请文艺团体来演节目，更多的是看电影。有的娱乐活动偶尔在海滩上进行，多数是在俱乐部里。
别墅区里的俱乐部，也是有些来历的。出于不仅要适合避暑度假，而且也要适合工作开会的考虑，有关方面于1958年7月，在别墅区内的五区小俱乐部，召开了第一次“北戴河会议”，对在新形势和需要下的北戴河别墅区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时拟订了几个新的建设项目：一是在王胡庄旧址建新的俱乐部，以解决暑期在此开中央工作会议之用；一是在北岭路即四区一带，为各省市各建一幢楼，投资预算500多万元。
这两项工程中央指定由北京市协同河北省共同完成，以北京建筑设计院为主设计，施工亦从北京调工人3000余人。俱乐部建筑风格，借鉴了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经验，并结合实际使用需要。俱乐部有一个可容724座位的多功能大厅，有可接见外宾的中型会议厅，还有32个小型会议室。
据说，1959年的庐山会议，原本是准备在北戴河召开的。但因为内装修尚未全部完工，而且新房屋需晾一晾才能住人，就改在了庐山。如果那次会议真的在北戴河召开了，会不会是另一种的结果，实在是难说。引发某一历史事件的契机是很偶然和不可测的，如果会议召开在北戴河，就不可能有像毛泽东秘密会见贺子珍这样的插曲。
后来，中央的许多夏季会议是在俱乐部召开的，但其最主要的功能，还是“俱乐”。朱援朝说：“在北戴河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晚上在俱乐部看电影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到一起来了，孩子比大人多。而且大人来了，也多是看完新闻纪录片就走了，例如我爷爷和毛泽东。”
偶尔，毛泽东彻底放松一下，就坚持到电影放映完才退场。有一次，在俱乐部看完电影出来，毛泽东在前面走，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在后面一蹦一跳地跟着。一路上蛙鸣不断，汪延群说：“这是癞蛤蟆在叫。”
毛泽东听见了，停下脚步，回过身来问：“咦，你怎么知道这是癞蛤蟆叫呢？”汪延群随口说：“是老师说的，癞蛤蟆是一块儿叫，青蛙是一个一个叫。”在孩子眼里，老师的话总是最具权威的。
见汪延群说得有根有据，毛泽东夸了一句：“人不大，还懂得不少自然知识。”李银桥看穿了汪延群纯粹是胡诌呢，悄悄对她说：“你瞎说什么呢？”
朱德家最近的邻居，是四号东边陈云住的五号楼。这座楼的楼主原是德国公使馆的职员，后几易其主。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该楼被蒙古达尔汉王买下。达尔汉为蒙古王爷，和张作霖还是儿女亲家，此后这座楼又有了蒙古楼之称。
每逢毛泽东到北戴河，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会带一批中央办公厅的干部随行，例如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们、机要人员、保健大夫，以及负责摄影的、服务的干部等。这一干人马的住所没一定，一号楼附近的六号楼、七号楼、八号楼都住过。
杨尚昆本人，常住在挨八号楼很近的九号楼。九号楼原是北戴河公益会会址，楼房前有两棵白皮松，是公益会会长朱启钤先生亲手种植的。
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科长侯波的长子徐小焱回忆说，他几次去北戴河，就是跟着杨尚昆走的，到北戴河有时也就住在杨尚昆住的那幢楼。“老和杨家在一起，跟杨小二很熟，就叫他‘小二哥’。我对杨尚昆的感觉是他待人和善。”
几度随行，耳濡目染，徐小焱觉得杨尚昆对自己负责的那摊事务，特别尽心，对毛泽东特别忠诚。“跟着杨尚昆走，坐的实际就是毛泽东的专列。在去北戴河的途中，杨尚昆从来不自己找个地方休息，或和别人坐一起聊聊天。他总是坐在毛泽东的那节包厢外边的走廊上，把贴着车厢壁的弹簧凳板扳下来，坐在上面。列车上那种凳板面积不大，时间坐长了挺不舒服的，可他就像卫兵一样，一直在那儿坐着。”
脑子快、从小就特别活跃的杨尚昆之子杨小二，总能琢磨出点与众不同的花样来，在北戴河休假期间，依然如此。
在徐特立老人80寿辰的1957年，老人夏季到北戴河避暑。于是，在北戴河度假的孩子们发起了个有意义的活动。因为徐特立老人以党内教育家闻名，所以在他诞辰之际，聚集在北戴河的子弟们请老人作了一个报告。
活动的张罗者就是杨小二。徐特立报告的内容为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他非常有针对性地谈了干部子弟应如何艰苦朴素、如何努力学习、如何尊重劳动群众、如何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等问题。徐特立报告之后，所有听报告的孩子还在一起集体合了影。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说她就是因为参加那次活动，去了一次毛泽东游泳的第五浴场。她家在北戴河别墅区住的是几号楼，她已经记不清了，印象中靠得比较近的人家，是住在14号楼的彭真一家。平时下海游泳的浴场，离第五浴场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一般不往第五浴场那边走动。
1955年后常带队侍卫毛泽东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他女儿王志援回忆说：“暑假里爸爸随主席去北戴河，就会带我去。但到北戴河把我放楼里就不管了，就是晚上回来检查一下我的暑假作业。白天老是追着叶子龙的孩子燕燕、二娃子，由她们带着，而印象里爸爸从没亲自领着我到过海滨或游泳。因为老在第五浴场泡着，总能见到毛泽东，他游泳老穿着条白色的大裤衩子。”
作为中南海保健科科长的徐福静，领袖们去北戴河，她也得随行。有时，她就带上儿子张纪宇。张纪宇对北戴河的生活，还有些记忆的，是中国的孩子和苏联专家的孩子，在海滩踢足球的事。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红色家族档案》里，挺详细地记录了那两次赛事，但她的描述带点火药味，还附着了一点足球之外的含义。而张纪宇的回忆就温和些，他没有谈球场上的输赢，只谈了观看的感觉：“苏联的孩子平时可能踢得多一些，个人技术似乎强于我们，他们的动作更有可观赏性。我们踢得比较朴素实用，而人家有的像鱼跃冲顶这些动作，我们的队员就做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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