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蓬一谈周总理给北大抓叛徒的指示

yangharrylg

文革期间，新北大公社方面组织抓叛徒。总理和康生都有过指示，并且总理指示在前，康生指示在后。第二战斗队由此而成立，后来第二战斗队归中央专案组领导。《北京大学记事》只提康生的指示，不提总理的指示。是否抓叛徒这件事，有总理指示就算正确，有康生指示就是罪恶？
《北京大学记事》1988年版659页：
4月14日康生给聂元梓写信，说：“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组织了调查了彭真、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结果，看到旧北京市委内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当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
聂元梓依照康生的信，组织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又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

此事我曾经询问过孙蓬一。1976年12月11日给我的来信谈总理抓叛徒的指示：
六七年三月下旬，二机部有一个人来校找聂，聂不在，我接待了他。他提出，他们从调查刘杰的过程中，发现了三十年代北京的一起叛徒案，希望我们协助搞清。我当时答称：国家机关运动我们不介入。听说是由总理管，如陈伯达请示总理，总理若同意，我们全力以赴，否则不便插手。他说，你们见中央首长的机会很多，若你们见到总理，是否可以请示一下？我同意。恰恰没有几天，於4.3晚接见中学代表，五大院校也有人参加。这是北京中学生分成有名的两大派——4.3、4.4——由来的一次接见。我当时坐在第一排，恰好坐在总理的对面，我给总理写了个条子，请示上述事情，总理阅后随即用铅笔做了批示：同意并指出注意事项。此件后来复制了（照片原件存放在保卫组，后保卫组被砸，原件随着其他文件一起被牛们盗走了，至今仍下落不明）。第二战斗队及《除隐患》都用过批件的复制件作证明用，去外地查过敌档。这也就被潘吴之流视为总理是我们的后台的“证据”。

在1967年初，聂元梓组建“除隐患”战斗队，专门针对潘梓年、吴传启。他们用总理指示的复印件，到武汉档案馆，秘密调查吴传启。档案馆的人员见到总理指示，不便马上表态，让北大人员先回旅馆，他们请示总理办公厅，得到肯定。第二天在介绍信上加盖公章。“除隐患”战斗队经多日的查找，找到吴传启的国民党党证号码，这是一枚重磅炸弹。这就是孙蓬一信中说的《……《除隐患》都用过批件的复制件作证明用，去外地查过敌档。这也就被潘吴之流视为总理是我们的后台的“证据”。》

清查《五·一六》期间，1971年3月2日，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的坦白交待大会。此事在《北京大学记事》上，一字没有。此时我被押回北大受审查。专案组逼我承认我是《五·一六》，让我参加这样的大会，设想我一定会触动。他们也不想一想，听到对立面是《五·一六》，我会怎么想。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大会。大会主席宣布坦白交待开始以后，《井冈山》的负责人牛辉林第一个走上台坦白他的《五·一六》罪行：洪涛发展我加入《五·一六》；攻击江青同志；反军演说；在王、关、戚的操纵下搞打砸抢。牛辉林重点说不要搞攻守同盟，说：“那是建立在私字上的，那是靠不住的。过去我把名单交给了洪涛，现在我把名单交给了工宣队。你们快快坦白吧！”
第二个上台坦白的是《井冈山》的屈长江。他说牛辉林发展他参加了《五·一六》，他重点在于忆苦思甜，痛恨自己上当受骗。
第三个上台的是《新北大公社》的方洗德。他坦白的内容有：在4.13事件时（1967年4月13日晚孙蓬一在全校大会上，煽动炮打谢富治。）罪恶地贴了谢副总理的大字报；在北大野心家的授意下，以抓叛徒为名整了总理和江青同志的黑材料。没有提自己和《五·一六》有没有关系。
他发言之后，台下有几个人站起来要求上台坦白。我回头看了看（我坐在第一排），没有我认识的。主席没有让他们上台，而是说，今天，要坦白的人很多，由于时间关系，就不一一上台坦白了。清查《五·一六》的形势大好，《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全面的崩溃了，北大的《五·一六》是几条线，一条根。
我仔细听了方洗德的发言，这人我不认识。从他的发言来看，我猜他是第二战斗队的。我分析，他所说的聂元梓授意他来整总理和江青的黑材料，这是不可能的。当时北大在反潘梓年、吴传启，由于吴传启和关锋有特殊的关系，为避免被动，公社总部指示，不得整王力、关锋的材料，甚至连林杰的材料都不许整，何况更高地位的人。1973年在我离开北大前，我拜访了1964年曾和我一起在金盏公社搞四清的周绮秀老师，她讲：”方洗德和她一个单位，方原是中央专案组搞夏衍专案的，搞的过程中曾在材料中出现了总理和江青的名字，不算问题，算没有经验。”
本和聂元梓没有什么关系，非要说“在北大野心家的授意下，以抓叛徒为名整了总理和江青同志的黑材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1dk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