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菁珩：青海核武基地的劫难

yangharrylg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历史浩劫。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后来的二二一厂）发生的一场灾难是历史浩劫的缩影。
　　（一）腥风血雨
　　从1963年-1965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10月，成立了国营二二一厂“四清”分团及分团党委，核工业部刘西尧副部长任团长兼书记，李毅、戈克平为副团长。在学习文件基础上，各级领导干部“下楼洗澡”，在职工代表中对照检查，听取职工意见，职工称之为“搓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越是接近群众，工作做得越多的干部，在一次又一次的对照检查中越难以通过，职工形容基层领导“洗烫水澡”，上级领导“洗温水澡”，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种子。
　　“文革”开始后，6月11日，在二二一厂新华书店的玻璃橱窗和周围的墙壁上，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有批判实验部技术人员宋×ד反动言论”的，有批判厂主要领导的，也有批判《三家村》的，等等。各分厂、处级单位纷纷召开《三家村》批判会。同时对基地《红原报》上的一篇题为《谈革命激情》的文章，展开大围攻，报社也被迫停刊。8月，厂两派群众组织相继成立。9月11日，第九研究设计院北京理论部李××等人要求进厂串联，在6号哨所静坐。“四清”工作分团副团长李毅和吴际霖赶到哨所做工作，不同意进厂，叫他们返回北京闹革命。一派群众不满，给李毅戴高帽，引发两派群众公开对峙。厂组织了10多人的调查组，直接向刘杰部长汇报。“两报一刊”发表《革命干部要支持革命群众》的社论后， 221基地九院的政治、干部、宣传部门个别领导站出来表态，表态干部即成为另一派打倒的对象。
1967年1月，全国夺权风暴刮到厂，一派群众组织接管了总厂、分厂“文革”领导权，财政、干部、科研生产、保卫保密的监督权，印鉴掌握权。2月23日，西宁市发生流血事件，设在西宁市的二二一厂技工学校少数学生卷入了这一事件，加剧了基地两派群众的对立。在九院二二一厂召开的氢弹空爆试验科研生产会议，进行到第二天，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派专机到西宁，把参加会议的人员接到北京京西宾馆，改由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主持会议。聂帅在会上宣布说：二二一厂是我们国家极为重要的工厂，担负着国家十分重要的科研设计任务。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正常的科研、生产秩序受到影响，工厂的安全受到威胁。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此十分关切。经周总理批准，我宣布，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8122部队司令员贾乾瑞同志任二二一厂军事管制小组组长。二二一厂实行军管后，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5月2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给二二一厂军管组发来电报，指出：“《七三》任务已进入紧要阶段，为了切实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按时按质完成这项任务，厂的四大暂停，待《七三》任务完成后再继续进行。”6月5日，九院二二一厂承担的氢弹设计、实验、生产、环境试验以及核测、总装、联试工作全面完成，产品运往新疆罗布泊二十一试验基地。1967年6月17日，赶在法国之前，一颗330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氢弹试验成功，使我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中央军委又特给二二一厂军管组发来贺函，指出：“221厂的任务十分艰巨，新的研究设计和试验任务十分繁重，整理和向三线调整搬迁工作很紧迫，全厂同志都应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积极完成上述任务。”7月17日下午，在三分厂发生了以石头、砖块、棍棒为武器的大规模武斗。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我厂发出特急指示，指出：“221厂是国家极为重要企业，最近发生的武斗，科研、生产陷入停顿，广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安全受到威胁。……中央将派调查团，专门去处理221厂的问题。”27日，周总理、聂副总理指示：“立即停止武斗，现在双方集结的队伍，应即撤回各自驻地，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厂两大组织各推选代表20人来京进行具体商谈。”同时给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发出电报指示，要刘劝说，“要求进入221厂在海晏县生活区的×××红卫兵迅速返回西宁”。8月4日晚，在总厂办公楼前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武斗，致死一人。8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二二一厂指示：“一，为迅速解决停止221厂武斗，恢复生产的问题，中央决定派出调查组，由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为组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同志、二机部副部长刘伟同志、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张晋德同志为副组长的调查组，于日内乘飞机前往221厂。二，党中央坚决要求你们严格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希望你们停止武斗，迅速回到自己的生产岗位，认真地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动员一切力量完成今年的科研、生产任务。”这样，两派大多数群众，回到或坚守在科研工作岗位上。热电厂、交通运输处、房建处等辅助生产部门和医院、学校、商场等社会服务部门工作继续运转。
1968年1月1日，国防科委接管九院，冠以“总字八一九部队”番号，二二一厂冠以“兰字八三九部队”番号。（1963年初，二机部九局、北京九所〔除理论部外〕陆续向221基地转移。1964年2月二机部撤销九局，局、所、厂合并成立了第九研究设计院，李觉任院长，下设221研究设计分院。1965年9月分院改为二二一厂，九院第一副院长吴际霖任书记兼厂长。）内部机构改为司、政、后编制。同时，在二二一厂成立了九院临时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全面负责四川九○二地区的三线建设、二二一厂、北京单位的工作。9月17日成立了院和设计、实验、各生产部的革委会，王荣任院革委会主任。11月14日两派群众组织，成立了“11·14”联合总部（纪念毛主席在北京接见厂两派群众组织的日子）。“文革”中应运而生的大大小小“学习班”是整人的场所，有总厂在多巴、西宁杨家庄举办的学习班、车间学习班等，学习班成员要“天天读”、跳“忠字舞”，晾晒自己的思想，一遍又一遍翻晒自己的灵魂，写出学习心得上交。即便是住在医院不能参加运动的病人，也要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在“文革”那狂热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漩涡，把人们卷到其中。在“文革”狂热的政治气氛中，夫妻反目，朋友出拳。即便是一起工作了好多年，平时相处得不错的朋友，在“风暴”一来时便扯起了“革命”的旗帜，顿时变得红毛绿眼，似乎不翻脸不认人，不大声呵斥就不足以表示划清界限。
　　（二）黑云压城
1969年3月，在黑龙江省珍宝岛爆发了中苏两国的武装冲突，苏方密谋对我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全国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国防科委指示：“二二一厂过去是根据苏联专家意见建于青海草原，集中暴露，从战略观点考虑，在三线地区应有第二手准备。”院、厂也发出通知，抢在敌人发动战争之前，以最快速度向三线（四川九○二地区）和河南驻马店“五七”农场转移。从11月上旬开始，第一批1100多名职工，130多台运输车辆，向九○二地区转移，并要求分三批完成迁移工作。11月4～19日，在搬迁过程中，连续发生了热电厂1号电缆线短路爆炸，第二生产部229工号炸药件加工爆炸，牺牲了5名同志，实验部七厂区核心资料“丢失”。这时正面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遵照周总理指示：“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查清问题，”“年内完成清队和破案工作。”国防科委要求：“以青海221厂为重点，实行分割解决。”这时军管组长是赵启民，他原来是海军副司令、国防科委副主任。军管组副组长是赵登程，他原来是空八军副军长。军管组的正副组长被人称为“二赵”。黄、吴、李、邱把持的军委办事组不听汇报，不作调查，就给予“三大案件”定性为：“深藏的阶级敌人有组织有计划搞的”，肯定九院有“长期潜伏的反革命集团”。黄永胜还说：“要狠一点，特别是清队，要严不能宽”，“要杀一批，清一批，还要控制使用一批。”并给“二赵”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的权力。“二赵”秉承黄、吴、李、邱的旨意，在发给军委办事组的报告中说：“在电厂发现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229工号的炸药件加工爆炸是郑××、程××、高××等组成的反革命集团干的，”“二分厂以董××、周××、吴××、何××、谷××等是苏修特务集团。”“二赵”还诬蔑说：“多年来，这里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和走资派四位一体，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篡夺了九院的党、政、科研大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王国”，“成为合法的反革命基地”，是“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资本家的大乐园”，“帝、修、反的安乐窝”，“这里的阶级敌人新生的多，现行的多，集团的多”，“是一窝一窝的”，“按百分之几去搞不行，而是百分之十几”。他们诬蔑“矿区的公、检、法是美蒋特务机关，安在国防科研单位的据点，收集、盗窃核心机密情报的公开合法机构”。还说：“这里一挖带动全国”，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北京去！打到全国去！”“二赵”自1969年11月28日进厂，在二年的时间内，打着“清队破案”“整顿九院”“清查‘五一六’”的旗号，制造了“赵××反革命集团案”“国民党反共救国军西北派遣军案”“徐××反革命特务案”等数十起冤假错案，残酷镇压广大职工和干部。“二赵”在科研生产上，对抗周总理“边试验、边定型、定型合格后再小批生产”指示，一味追求扩大生产，盲目进行扩建，把安全防护、文明生产视为活命哲学。将科学家王××提出的在挖掘地下核试验地道竖井时，不要在里面进食的建议，视为活命哲学进行批判。在放射性材料加工的工号，把重视文明生产的第一生产部领导何××，拉到现场进行批斗。“二赵”实行一竿子插到底的垂直领导，解散了党支部，停止了党员组织生活，调进了221名军队干部和2700多名复员战士，对他们灌输编造的“严重敌情”，多次发动“反右倾”运动，大搬“绊脚石”，打击那些抵制他们错误的同志。对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科、室、车间干部，以审查为名，进行政治迫害。院机关及四个科研生产部副主任以上技术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打成了各种牌号的“特务”“反革命”，切断广大职工和干部与厂外的一切联系，一段时间内，不准通信、不准职工探亲，也不准家属来基地探亲，并宣布军事戒严，授权夜间巡逻“喊三声不站住就开枪”，在全厂挨户进行大搜查，把搜查出来的日常生活用品作为“特务罪证”，烟灰缸是“特务联络工具”，“号码相连的人民币”是“特务经费”。他们极力制造“红色恐怖”，“二赵”提出：审查对象的问题“未弄清楚前，当敌我矛盾”对待。“现在敌人放风要重证据”，“互相揭发，既是人证也是物证”，“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在严刑拷打的逼供、诱供下，在批斗、坦白会上被迫揭发了什么“×××是国民党西北派遣军副司令”、“在蒋介石头像下宣过誓，就是国民党的团长、营长”、“准备盗窃原子弹，装到口袋里带走”等等……真是离奇荒谬，幼稚可笑的供述，让人哭笑不得。草原笼罩着恐怖。昨日的依靠对象，今日成了批判对象。今天你参加批判别人，明天你就被揪了出来，搞的人人自危，刑讯、逼供、疯狂镇压群众。留学人员成了“特务”，一般质量、安全事故成了“反革命破坏”，工作生活在一起的朋友，成了“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坦白控诉”大会，公开点供、串供，甚至逼迫受害同志，看着进入饭堂的队列同志指认“反革命”。采用非法严刑逼供手段，乱捕乱斗，草菅人命。被审查的人中，有关押在警卫团的“要犯”，有禁闭在分厂地下室的“骨干分子”，有锁定在车间交代问题的“重点人员”，还有不少坐在车间走廊的“被审查人员”，成天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写“交代材料”和体力劳动。他们极力制造“红色恐怖”，每次枪杀人，在俱乐部前广场和南操场，召开万人大会，会场的制高点架设机枪，四周武装巡逻。在南操场宣判时，叫大家向后转，观看冤杀的血淋淋现场。赵登程当众叫嚷“你们听见枪声没有？再不交代问题，你们那个头是很好剃的”，今后“要用机枪扫，大炮轰！”赵启民也叫嚷：“今天是一个小台风，今后还要刮十二级台风，还要枪毙，还有大头。”基地先后召开了三次所谓的“宽严大会”枪杀了五名职工。职工医院外科陈主任，是1959年从北京率第一批22名医务人员进基地的领队之一。同年4月，在无电灯、氧气、血库、X光机的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用手电筒在“百户大院”的临时职工医院，为陈光月同志做了基地第一例手术—肝脓肿手术。在抢救一位训练中颈部穿入弹片，处于昏迷中的战士时，经与部队医院大夫会诊，在左颈手术中没能找到弹片，战士血压急剧下降，而停止了手术，未能挽救那名战士的生命。结果，只因出身成分高，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冤杀。宣判时高呼“冤枉”，被当场用毛巾堵住了嘴。两名名牌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一名由于报到时间晚，根据规定少发了部分工资，说了怪话。在“四清”时，有人揭发他说了什么：“你让我损失200元，我让你损失20万。”后来“四清”结束时，做了结论——是场玩笑。可“二赵”一进厂，听到此事大发其火，没证据，就叫人东拼西凑，在炸药浇铸配方实验中，出了质量问题产品中，凑够了20万。定为反革命破坏遭到厄运。另一名技术人员在“四清”运动时，有人从他抽屉里发现不少笔记本，从中揭发他写的生活感情低沉、悲观的诗和散文，而受到批判，并判了重刑。赵登程说要“用杀人打开局面”，赵启民也说：“杀他两个××的”。把这两名技术人员从监狱提出来，省主管政法领导带着图章，在矿区法院的判决书上盖章，在第一次厂的宣判会上与陈主任一同遭冤杀。还有一名生产工人和一名不满16岁的中学生，被“二赵”采取诱供、逼供，完全以口供定以强奸幼女罪和流氓罪名处以极刑。火工专家钱晋教授、工程师张云亭、老工人马久昌等被活活折磨死。30多名职工难以忍受折磨，含恨自尽。骇人听闻的威逼、打骂、折磨、昼夜不断的连续审讯310多人致伤、致残。10多名沦为关押在警卫团的“要犯”已被列为处决名单，林彪“九一三”自我爆炸后才还他们清白。
　　就在那“人妖颠倒”的时期，大多数职工在思考，我国每次核试验的成功，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都发了贺电祝贺。怎么可能说核武器研制的主战场——221基地，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基地”、“资产阶级大染缸？”职工坚信在党中央直接关怀的核基地广大职工是好的，是可信赖的。在“红色恐怖”中，科研生产没有停顿，有的科学家、科技人员白天受到批判、审查，晚上仍坚持科研和工作。第一副院长兼二二一厂书记和厂长的吴际霖，为突破第一颗原子弹技术，他在干部会上响亮提出：“一切为‘596’（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让路”“响了就是最大的政治”的口号。“文革”中因这两句口号，受到不公正批判，给他戴高帽，批斗完回到办公室，脑袋上的糨糊都来不及清洗，就去主持科研生产会议。后来又把他轰到一个单身宿舍，他说：“你们要揪我，就揪我，批完我，照样在单身宿舍办公。”局、院、厂合并后，李觉院长抓原则，抓大事主要对外。吴际霖第一副院长兼职二二一厂书记和厂长，主持院的科研计划和日常工作。“文革”期间，全靠他和朱光亚、陈能宽等领导支撑基地局面。王淦昌、周光召等科学家，受到不公正对待，仍坚守在科研岗位上，勤奋工作。受到迫害的科学家周光召在氢弹爆炸成功后，通过下边技术人员将核武器小型化想法提交给组织。正是二二一厂人对国家和事业的执著和忠诚以及强烈的使命感，在“二赵”“红色恐怖”的困境中，顽强地工作着。1971年6月23日，第二生产部204车间研制生产了10公斤×××炸药，并建成生产线，提供了低感度、高爆速、高效能新型炸药，为后续新型号产品提供了安全、优质高能炸药。二二一厂完成型号研制任务，于1970年10月14日和1971年11月18日，成功进行了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国家核试验。
　　（三）拨乱反正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的赵启民，被隔离审查解除了一切职务，做了降级处理。赵登程被送上军事法庭。经周总理提议，毛主席批准，中央于1972年9月12日-1973年3月1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九院“批林整风会议”，联系“二赵”清算林彪集团罪行。“京西会议”后，以李觉为组长、周秩、赵敬璞、胡若嘏等组成的学习组分赴四川、青海，传达“京西会议”精神，帮助恢复秩序，筹建领导班子，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1974年1月，221基地的九院一分为二，院迁往四川，二二一厂留在基地。1973年11月14日-1974年2月14日，又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九院党委扩大会”（第二次北京会议），继续揭发“二赵”破坏221基地罪行，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医治“二赵”所造成的创伤。会议确立了“讲原则，讲大局，讲团结”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北京会议纪要》。中央派出以梁步庭为组长，赵正清、刘书林为副组长的中央联络组，于1974年2月20日进厂。


　　面对“二赵”造成如此多、如此大的冤假错案，联络组冒着可能被打成右派的风险，向上打的报告迟迟得不到批复，他们敢于负责，提出了十条处理意见。一一复查，落实政策，平反昭雪，不留尾巴。两个多月就给2600多名干部、技术人员、工人摘掉了特务、反革命、“五一六”分子等帽子，政治上彻底平反；对靠边站的800多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分配了工作。对被迫害自杀身亡的35名同志彻底平反和善后处理；对被错误开除和强行退职的74名同志彻底平反并接回厂工作，恢复了职务；对死、伤、残者家庭生活有特殊困难给了特殊照顾，其中65名家属、子女安排了工作。其后，又对历次运动中遗留下的证据不实、定性不准、处理不当、久拖未决的案件和问题进行复查，对452名干部和工人重新做了结论和处理，基本上做到了领导、群众、本人满意。对冤杀的五名同志经矿区法院复查，报国防科委党委、青海省委、二机部党组同意，撤销原判，平反昭雪。1975年11月8日，在俱乐部举行的省委、国防科委、公安部驻厂联络组、二机部及省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了“二赵”所谓三大案件的复查结果：电厂电缆头爆炸，是年久失修造成的：229工号炸药爆炸，是一起责任事故；实验部七厂核心机密文件丢失查无实据。所谓三大案件，是对广大革命群众的栽赃陷害，罪名纯属捏造，是毫无根据的。至此，落实政策工作告一段落。业务骨干回到了重要工作岗位，1975年核武器生产任务圆满完成，中共中央特发来贺电。■
　　（作者为原二二一厂厂长）


炎黄春秋 2013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