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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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
• 鄧小平為何會在1959 年的黨內高層會議上越過劉少奇而成為毛澤東的「副帥」？• 在毛澤東領導的諸多極富爭議的政治運動中，鄧小平作出怎樣的選擇？為何作出這樣的選擇？在負責執行的過程中，他有多大的權衡空間？• 鄧小平又何以從受毛信任和重用的「副帥」變成毛要打倒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副帥」與「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之間有何關係？中央總書記的經驗如何影響了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的政策和決策？【內容簡介】以往的鄧小平研究，基本上將研究時段集中於鄧小平早年的革命經歷和晚年的改革業績。至於鄧小平在文革前十年期間（1956–1966）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政治角色和作為，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本書正是將研究對象鎖定在這段歷史書寫中的「失蹤」時期。
作者首次全面還原了鄧小平作為毛澤東的「副帥」，在毛所領導的一系列社會主義建設實驗中所擔任的角色和行為，並得出「主事在毛，成事在鄧」的重要結論。書中詳細呈現了鄧小平在 1957 年「整風」、「反右派」運動、1958 年軍隊「反教條主義」運動、1958 至 1960 年「大躍進」運動，以及文革前中共的黨對黨外交中，負責「具體部署」的過程和細節，揭示了鄧小平如何強而有力地輔弼毛推行落實前述的運動和政策，其中他究竟擁有多少自主空間，而他的態度和舉措又如何影響了政治的發展。
作者查閱了近年來問世的大量中共歷史資料，包括中共要人的年譜、日記、文集、傳記、回憶資料，並利用地方和海外的檔案文獻、文革批判材料、內部讀物、訪談資料、地方志和報刊等，力圖重建鄧小平個人和相關歷史的真實面貌。
本書選題大膽、視角新穎，資料和研究尤為紮實，具有相當的開創性。了解「副帥」鄧小平，無論對於認識作為一個整體的鄧小平，還是理解文革前十年中共歷史的複雜性，乃至於更深刻地理解「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及其晚年的方針決策，都是不可忽視的關鍵。
【作者簡介】鍾延麟，現任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曾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研究所訪問， 並於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澳大利亞Monash 大學中文系進行博士 後研究。曾在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Journal、《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中國大陸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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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底，鍾延麟到我台北中央研究院的辦公室來找我，要我擔任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當時我認為自己並未在政治大學兼課，而且學術和行政兩方面的職責已壓得我有點透不過氣來，加以婉拒。可是他不肯死心，仍然再三前來懇求。經不起他的美言美語，尤其認識了他凡事不肯輕易認輸的個性以及探索研究領域的熱誠後，終於心軟，答應了他的邀請。當時我問他，將來寫博士論文想寫什麼課題，他說鄧小平與中共高層政治。聽到答案，我忍不住立即表示反對之意，原因是進不去中共的中央檔案館。中央檔案館不對外開放，連職司中共黨史和國史修撰的研究人員，都不准隨意借閱檔案，何況是在一般教育機構任職的中國大陸教授了。延麟這種從「蔣幫」學術機構前來的研究生當然更不可能登堂入室。我知道中國大陸的地方檔案館，相對開放，因此建議他另外找一個題目，沒想到延麟擇善而固執之，堅持研究中共黨史一定要從研究中國的高層政治著手，即便中央檔案館不肯開門，但他認為還是可以在中共中央已經公佈的各種文獻中蒐集足夠素材，加上中國大陸出版的大量回憶錄和網上資料，應該大有可為。縱使官方資料受到控制和封鎖，回憶錄千篇一律，網上資料又真假難分，但並不表示鄧小平是沒有研究前途的研究課題。我說服不了他，就心想權且讓他試試，碰壁之後，自然會回心轉意。

延麟念研究所以後，半工半讀，並無富爸爸可資依靠。為了克服文獻不足的問題，省吃儉用，卻還是湊足旅費，屢次到北京、廣州等大城市，去省級地方檔案館尋訪資料，不料竟然找到一些原來認為只有在中央檔案館才能看到的高層文件。更重要的是他認識了許多中國大陸的同行和長輩。這些同行和長輩無法為他打開中央檔案館的方便之門，卻非常慷慨地分享他們研究多年的心得，並為他介紹中共高層政治運作的習慣和氛圍，結果四、五年下來竟然寫出一本值得閱讀的鄧小平研究。明顯地，我當初的判斷是錯誤的，嘴裡沒有明說，心裡卻感覺欣慰，好在不曾堅持己見，並協助他申請國科會的一年補助，到美國加州柏克萊見識高明，完全放任他就其個人興趣，發展潛力。從看他的論文章節和聽他的心得報告中，我看到他的學術成長，同時也學到許多對中共高層政治的知識。教學相長，確實是人生一大樂事。延麟繳出博士論文以後，為使論文更臻完善、更像一本專書，又花了兩年時間在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後，並從國科會申請獎助到澳洲游學一年，與當地的知名學者切磋心得。此外更抽出大量時間閱讀最近幾年才發佈和出版的鄧小平文獻以及文革小報資料，增添內容。這就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這一本不同於其原始博士論文的新書，我感覺與有榮焉。

鄧小平可以說是九十年中共黨史中，重要性僅次於毛澤東的人物。1997 年以93 歲高齡辭世，迄今已十餘年，但觀察中國大陸當前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仍然得說，基本不出二、三十年前他領導中共告別毛澤東革命後開創出來的基本格局。像他這樣重要的歷史人物，當然關於他一生的各種傳記競相問世。鄧小平最疼愛的女兒鄧榕就打破中共慣例，為他寫了上下兩卷傳記。最近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也以他的改革開放為題，寫了一本精彩傳記，翻譯成中文，聽說膾炙人口。

奇怪的是，在眾多的傳記之中，不見有歷史學者詳細討論他擔任中共總書記十年的生涯。即便提到他擔任總書記時期的作為，也都是寥寥數語，語焉不詳，不知道他在這一個關鍵位置上究竟如何盡忠職守。我們得到的印象反而一般只是，鄧小平跟劉少奇、周恩來以及陳雲一樣，始終都是毛澤東激進、過左政策的煞車者，因此獲罪於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為走資本主義路線當權派的第二號人物，陪劉少奇挨批挨鬥。其實，正如延麟所指出，真實的情形並非如此。1959 年春，毛澤東在決定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的一次中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便不顧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陳雲等其他政治局常委在兩旁坐著，忽然對全體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宣佈，他是大躍進的大元帥，要向大家推薦鄧小平為副帥，兩人一正一副，總攬大權，領導全黨上下闖過大躍進帶來的難關。其實早在1956 年9 月毛澤東便已設置六人政治局常委會，以原書記處的五位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以及另一位新任命成員組織之，負責大政方針和重大政策的擬定，此外拔擢年輕的優秀幹部成立新的書記處，要鄧小平以政治局常委身分兼任新設置的總書記，率領其他成員貫徹政治局常委會的意志和決定。通過這一項重大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安排，毛澤東實際上是以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委員會主席身分把持政治局常委會議，並通過真正負責一線工作的鄧小平，在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後，領導中共全黨進一步動員和組織全民從事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當時鄧小平已經是毛澤東領導體制的副帥，只不過他口裡尚未發佈這項訊息而已。

鄧小平出任總書記以後，奉行毛澤東旨意，也就在1957 年根據毛澤東所迷信的中共延安經驗，在黨內掀起邀請黨外人士幫忙的整風運動，隨後又主持了事先未曾逆料到的全國「反右派」運動，進而更以「反地方主義和分裂主義」為名，激化黨內幹部之間的各種矛盾，動員全黨輿論，為毛澤東的大躍進鋪路，隨後又以「反教條主義」為名，動員人民解放軍，以反「反冒進」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為名，動員各級軍政幹部和各級黨委書記，率領全國人民大躍進，力圖實現工農業高產的經濟奇蹟。在大躍進竟然帶來大饑荒以後，毛澤東更要鄧小平以挖掘「修正主義」罪惡為名嚴詞指斥蘇聯黨的內政和外交，且向亞非拉國家輸出毛澤東式革命，動員全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關於這些黨內外鬥爭，我們耳熟能詳，但是對其理解卻多半帶有兩點忽略。第一點忽略是，儘管已經體認到毛澤東發蹤指使的角色，卻總忘記他掀起政治運動，必須仰賴總書記鄧小平率領全國各級黨委貫徹意志。第二點忽略是，嚴重低估或全然否認黨內外鬥爭對動員和組織幹部以及群眾所起的激勵和團結作用，因而僅注意過程中受害者的清白無辜，完全不見毛澤東整風和鬥爭所帶來的思想和組織認同。換言之，集中注意力於毛澤東的過左冒進，以致忘記他是如何透過整風和鬥爭來取得內部思想共識。同時也因為毛澤東以地方促進中央、以群眾決定一切代替史達林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從而忘記毛澤東在分散權力的同時也高度集中權力，就是強調鋼鐵般組織紀律和一元化黨的領導，要求各級黨委書記大權獨攬，發揮其最大程度的積極性，在享受下放和分散的經濟規劃權力之際，卻全然不敢違抗上級追逐各項生產高指標的意志，結果閙出三年大饑荒的人間慘劇。

鄧小平在上述政治過程中，逐漸體會到以黨內鬥爭和整風動員全黨全民搞經濟突破，終究會得不償失，弊大於利，乃是注定帶來災難的治國之道，尤其體會到毛澤東以改變生產關係來促進生產力理論的全然不切實際，所以與日暮途窮感覺越來越深重的毛澤東漸行漸遠，而終於淪為毛澤東拋棄和批鬥的對象，最先是附在劉少奇後面加以徹底打倒，後來雖然讓他重返權力核心，卻又因為他拒絕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地位，而加以鬥倒鬥臭。在此政治命運起伏的過程中，鄧小平應該更能體會毛澤東以政治運動和群眾動員搞革命方法的錯誤，亟思改弦更張之道。毛澤東死後他乘機重返中共中央，取得最高權柄之後，立即改變中共治國路線。由於無法徹底否定毛澤東個人，於是決定重新詮釋毛澤東的思想，將其一分為二：一方面肯定毛澤東「正確」的思想，用以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中共專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否定毛澤東的「錯誤」思想，實際則全面告別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中共創造完全不同於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和社會格局。

關於鄧小平擔任總書記十年的政治歷史，延麟有仔細的鋪陳和剖析，當然從完美主義的觀點來看，他並未能完全突破文獻不足徵也的困難，尤其缺乏關於鄧小平內心世界的個人資料，故有些討論不免揣測，但是延麟重建的史實有根有據，而他提出的觀點尤其值得咀嚼。今天談論中共高層政治的著作充斥坊間，若非頌聖，即為扒糞，再不然就是缺乏新義，人云亦云，可以看到的史學著作其實屈指可數。其中最大原因就是中共中央嚴格控制研究資料和有關檔案。正因為如此，延麟這一本新書顯得尤其難能可貴。它充分證明，儘管中共通過管控檔案編織的文網如何嚴密，研究中共高層政治的學者，辛苦耕耘之後，也可以重點突破，拿出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學術成績單。是為序。

陳永發
2013 年6 月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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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鍾延麟同學相識，是2006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那年2 月，我應香港科技大學文化研究中心邀請，作「重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講座系列的演講，然後轉到香港中文大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四卷——《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作最後的修訂。延麟事先從服務中心熊景明主任處得知我將到訪，當我到達中心以後，很快就自我介紹與我交談。延麟首先向我介紹的是他正在從事博士論文的研究和寫作，題目是「十年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 1956–1966 ）。給我的第一印象，這真是個好題目、也是個大題目，確實是現有鄧小平研究中的一個空白。能讓博士生做這麼一個大題目的導師，肯定是一位很有眼光的老師；能承擔這個大題目的學生也肯定是一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有較好基礎和有相當研究潛力的學生。當延麟向我談了他目前的研究狀況和對相關問題的提問以後，我曾向熊景明主任談及，鍾延麟這個年青人很不錯，從他掌握的材料和提出的問題可以看出，很用功、很刻苦，做學問很踏實。熊景明主任脫口而出：在台灣也是「鳳毛麟角」。說明延麟確是年青學子中的尖子。此後，延麟一直和我保持聯繫，除2007 年再次在香港中文大學、2008 年至2011 年他三次來北京訪問相見外，更多的是電子郵件的交流，幾乎他完成的每一章書稿都發給我徵求意見。我想這就是他邀我為這部書稿作序的原因吧。
1956–1966 這十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多事之年」，經歷有1956 年的中共「八大」、1957 年的「反右派」運動、1958 年軍隊系統的「反教條主義」、1958 年–1960 年的「大躍進」、1959 年–1961 年的大饑荒、1962 年的「七千人大會」、1961 年–1965 年的國民經濟調整、中蘇論戰、「四清」運動、文藝批判等等，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國際共運和外交的方方面面。要弄清每件大事的歷史背景和來龍去脈已屬不易，更不用說要深入到這一系列大事的內層去探討作為總書記的鄧小平所處的角色、發揮的作用和造成的影響，何況還是生長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台灣學子，難度就更可想而知了。
對十年總書記鄧小平研究的困難，最難的是缺少第一手的歷史資料可以查閱。延麟的功夫不僅下在已正式出版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選集、文集、文稿、年譜、傳記、中央文件選編，各種人物的日記、回憶錄、口述史，當年的報紙、刊物，參考消息，「文革」中的紅衛兵小報等等；而且從看似與鄧無關的更廣泛的書、報、雜誌發表的文章去尋找有關鄧的點滴資料。我們從全書的注釋可以看出閱讀範圍之廣，書刊品種之多。正是經過這樣的艱苦努力，才使他有可能對鄧小平在這十年的每一重大決策和貫徹執行過程的作為，做出有血有肉的敘述和自己的評估。概括來說，這本書的特點是：

一、以鄧小平是毛澤東在構思與推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所倚重的主要助手，作為全書的切入點。

以「毛澤東的『副帥』」命名的十年總書記鄧小平，顯明地點出了本書主人翁的歷史地位及在期間所發生的重大影響。那麼，鄧小平何時成為毛澤東「副帥」的呢？
延麟在第一章〈擔任中央總書記的背景原因與組織角色〉引用李雪峰回憶的一段話說：「毛澤東強調：『書記處是中央委員會的辦事機構，什麼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們去做，抓全面工作，發文用中央名義。』」關於中央書記處的職權，中共八大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所以，李雪峰借用毛說的這段話與黨章的規定是一致的，並不說明當時鄧小平已居「副帥」的地位。書記處職權的擴大，是1958 年的事。
1958 年春，毛澤東對周恩來等在1956 年經濟建設中力主反對急躁冒進傾向，強調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並借此發動「大躍進」。為進一步集中權力和有力地推進「大躍進」的決策，1958 年6 月8 日，毛澤東在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稿上，加寫了一段有關中央職權重新劃分的重要文字。全文如下：

黨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它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和黨中央一同有檢查之權。」

毛澤東專就這一重要決定向劉少奇等交代說：

即送劉、林彪、小平、彭真、周、朱、彭閱，交小平辦。此件加了職權劃分，小組成員也有些增加，請你們閱後，退小平提付政治局討論、通過，然後發出。有不同意見，請即告我。

這一職權劃分，明顯超越了八大黨章中央書記處職責的規定，極大地強化了中央書記處的職權，削弱了周恩來領導的政府機構的權力。這一權力格局的重建，就是毛澤東：「我為正帥，鄧為副帥」之說的由來。
由此作者認為，作為毛澤東政治副手的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中共黨的組織與運作中，擔負承上啟下、連結各方的作用：領導中央書記處秉承執行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決定（鄧也參與獻策），並處理黨、政、軍、文教、外事等全面工作；代表黨中央對地方黨委、政府與軍隊進行領導。鄧小平在制度上所處的樞紐地位，使他與「文革」前各項重大決策、運動及政策，不但密不可分，更是扮演重要角色。\n正如本書評審專家指出的，儘管中國大陸關於鄧小平的研究著述甚豐，但大都是敘述其早年進行革命的經歷或晚年改革開放的業績，對這一「前」一「後」，著者濃墨重彩；唯獨對中間這十年，要麼淡寫輕描，要麼索性迴避。其原因在於研究難度太大。海外的研究，也是關注其晚年經歷較多；至於「總書記十年」，雖非絕無著述，但亦失之籠統，語焉不詳。故迄今關於鄧這十年的歷史研究仍顯薄弱。我以為，延麟的《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 1956–1966 ）》一書的出版，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填補這一「空白」。

二、本書作者著力於對鄧小平如何輔助毛澤東，形成與推行這十年的一系列新政策和運動的研究，其立論有理有據，是相關研究的一大進展。

正如評審專家所肯定的，作者在紛繁蕪雜且分散零星的史料裏扒犁剔擇，細心勾連，相當細膩地梳理了鄧在整風反右、軍方「反教條主義」、「大躍進」、「反右傾」、中蘇論戰、「四清」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史實，就若干重要史實作出了有說服力的新考證。書稿不僅還原了史實真相，尤其凸顯出「文革」前鄧在中共高層權力架構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出了此一時期中共政治運作是「主事在毛，成事在鄧」的基本判斷。\n作者認為，毛澤東在領導摸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推出的整風、「反右派」、「反教條主義」及「大躍進」等運動，主要是沿用革命時期的經驗：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並調動黨員與群眾的積極性。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一項重要職責，就是負責對相關運動進行具體部署：一是代表毛澤東作中央具體規劃與佈置，負責執行並監管其進度；二是代表毛澤東與中央激發、鼓動並引導各級黨政幹部的幹勁與熱情。鄧小平從中多能準確掌握毛的政治意圖、嫻熟運用運動（整風）方法，在落實中與實際情況適度結合，將之發展、充實。其中也融入了鄧自身急見成效的政治特性與鐵腕作風。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觀察到鄧小平在領導組織與具體部署的過程中，並非簡單地照本宣科，而是享有一定的裁定權限與操作空間，對於事態的發展也能產生強化或弱化的影響。譬如在「反右派」的擴大化、「反教條」的逼供上綱、「大躍進」的失控，以及批「蘇修」的不留餘地，皆可見鄧小平個人的突出作用。鄧小平在「大躍進」後的經濟調整對策與國內治理方向上，由於未能讓毛滿意，甚至令之起疑，最終在「文革」初期被毛解職。

三、本書在重建、研究鄧小平「文革」前十年歷史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了其與鄧晚年推行「改革開放」之間的關係。

鄧小平在中央總書記時期的諸多正反經驗，乃是他後來推行「改革開放」的關鍵歷史緣由。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的若干重要施政作為，如：廢除以階級鬥爭為綱，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第一要務，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等等決策，在相當程度上是經過十年「文革」之後，反思其「文革」前十年的治理經驗教訓而來。在「文革」結束後的1980 年代前期，鄧小平在談到歷史經驗時多次說道：「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進而強調指出：總結歷史經驗，最重要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從1970 年代末到1990 年代初，中共中央作出的「改革開放」決策，正是基於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再認識。
對這本書稿的學術價值，評審專家給予了很高評價，指出：該書稿的學術積累（史料搜集、史實考辯）的功夫在同題相關著述中僅見。書稿的基本立論均為作者獨立見解，且有新的分析和考證。書稿關於宏觀背景和具體史實的敘述基本準確。書稿脈絡清晰，條理分明，結構比較合理，語言也流暢，持論較客觀，如既指出鄧在反右、批判軍隊「教條主義」、「大躍進」中負有的重要責任，也承認在其間出於種種考量所作的調整、舒緩。該書稿是一部相關專題的上乘之作。鑒於本題目的重要性和同題相關讀物的稀少，該書稿將引起專業研究者和知識界讀者較大關注，同時愛好歷史的一般讀者也會有閱讀興趣。我以為，評論專家的上述評論和肯定，是客觀的、符合實際的。

曾有一些學者看過這本書稿，對他們提出的問題和有關對歷史人物研究的視角，我想在這裏談點個人看法，和海內外學者討論。
一、有的學者提出「作者對於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時從黨章中把『毛澤東思想』拿掉一事隻字未提，不知有何緣故？毛澤東一直把自己作為中共幹部、黨員的『導師』，對於自己的思想『毛澤東思想』非常在意。但鄧小平把『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去掉，毛澤東有何反應？作為總書記，他只是遵循毛澤東的政策，卻不是按毛澤東思想辦事。對他來說，毛澤東是『領袖』，而不是『導師』。毛澤東如何看？毛澤東的反應如何體現在毛、鄧互動上？」
中共「八大」黨章未寫「毛澤東思想」一事，已是個老問題了。本人在《中共黨史研究》1991 年第6 期就曾發表〈中共八大黨章未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原委〉；沈志華教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中也專門寫有一節：「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闡明不提「毛澤東思想」正是毛澤東本人的意見，時間在1940 年代末和1950 年代初（這與當年斯大林和蘇共中央拒絕承認「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有關），明確提出必要時可改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據此，1954 年12 月5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指示正式下達了〈關於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解釋說：「黨章已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它的內容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後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毛澤東在審閱這個通知稿時加寫了一句：「在寫文章做講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由此可見，不提「毛澤東思想」在中共黨內高層早已形成共識，何況這是由毛澤東本人提出的。中共「八大」黨章不再寫上「毛澤東思想」，當然就按慣例和成規了。針對此問題，延麟後來在書稿第一章中也作了適切的回應。
有的西方學者認為，中共「八大」黨章不寫「毛澤東思想」，「進一步證實毛大權旁落」，是「劉少奇可能的確試圖減少毛澤東的作用」，以及所謂「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從新黨章中刪去的提議，最初來自彭德懷」等等，顯然是依據「文革」期間紅衛兵小報對劉少奇、彭德懷的所謂批判材料作出的猜測。
二、有的學者指出：「『七千人大會』鄧實際上是為毛澤東護短的，以往不知此情，現在有研究文章零星披露出史料，表明鄧在林彪講話之前，已經做了不少為毛護短的工作。」
有關「七千人大會」期間，鄧小平為毛澤東護短的情節，延麟在第七章援引張素華、吳冷西等人提供的材料評論說：

1962 年初，中共中央舉行旨在檢討「大躍進」錯誤的「七千人大會」。相較於林彪在「七千人大會」公開講話中力挺毛澤東（此舉常被看作是惡名昭彰的政治投機行徑），鄧小平支持毛的堅定立場，實也不遑多讓。在會議的籌備階段，鄧小平向毛澤東並中央常委提交書面報告，檢討由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在此前幾年的工作，表明應對「大躍進」運動失誤負起主要責任，並為毛個人的錯誤開脫。鄧小平表示：「總的來說，毛主席歷次反映我們根本路線、政策的議論，是正確的，但我們有若干具體政策措施，與指導思想相違背」，「是許多具體的問題、具體政策違背了毛主席的指導思想」。另外，對於陳伯達奉鄧小平指示整理而成的「大躍進」以來的中共中央文件輯錄，鄧也強調：經研究的結果，毛澤東在此一時期的語錄，作為黨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的指導思想，沒有錯誤。鄧小平主動攬責在身、不遺餘力維護領袖威信的報告，毛澤東閱後都有些不好意思，他對鄧小平等人表示：你書記處寫了一個報告，什麼都是執行我的指示，理解不深，執行不夠，執行也有偏頗，你們把我當成聖人，不是閒人已經不錯了，你們不批評我，我自己也要作自我批評。「七千人大會」期間，中共中央為討論修改劉少奇的大會報告稿成立一個專門的起草委員會，在其開會的過程中，鄧小平在人民公社問題上強調：「當然是跟主席走！」擺出「唯毛是瞻」的態度。

我在司馬清揚、歐陽龍門合著的《新發現的周恩來》中，也看到該書作者在引用周恩來在向「七千人大會」報告的起草委員會作的有關「大躍進」錯誤責任問題的講話後，評說：「如果將周恩來的講話與林彪對比，則發現有很多共同之處，但是官史對於兩者的評價則是天淵之別。」延麟在這裏也認為鄧小平支持毛的堅定立場，相較於林彪「不遑多讓」。
首先要指出的是，書稿所引鄧的兩段文字，是準確的。但是，這裏有一個如何比較的問題。
鄧小平的上述講話，周恩來也講過類似的話，周說：「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
林彪說：「我們黨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兩、三年來，我們國家在某些方面發生了一些困難。這種困難，是多方面造成的。…… 我們工作上也有一些錯誤。可是這只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
「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其中，林彪還專門有一段「付學費」說。稱：「我們在物質方面，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方面，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們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們有失的一方面，也有所得的一方面。」「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的作用。…… 就像小學生付學費一樣，學出來以後作用就很大了。」「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
粗看起來，鄧、周、林三人講的內容無太大的差別，只是林彪講得更系統、更深刻一些。值得探討的是，三人所處的位置和講話的場合有很大的不同。鄧是總書記，處於發號施令、督促檢查的位置；周是國務院總理，負責具體執行。他們的講話確有維護毛澤東威信的一面，但檢查自己的一份責任也是符合實際的。當然，無論是維護毛，還是自己攬責，都明顯太過分了。更為重要的，鄧是在以中央書記處名義寫給毛的報告中為毛包攬了責任；周是在報告起草委員會上講不能追究毛的責任。而林彪是在「七千人大會」的全體會議上講的這一番話，並以黨的歷史加以論證，當場得到毛的肯定，繼而整理下發全黨，其影響所及，鄧、周那幾段話顯然不能同日而語。如果再與1960 年林彪主持軍委擴大會議重釋毛澤東思想的決議（毛澤東親自修改並指示「印發黨、政、軍、民各系統」）、此後從解放軍開始在全國範圍掀起的學《毛著》運動聯繫起來考察，林彪這個講話在1960 年代的造神運動的作用，更非他人可比。當然，把林彪這番講話片面指責是一種投機鑽營也是不妥當的。
需要探討的再一個問題是，中國大陸境外的學者尤其是西方學者，往往多從個人功利得失的視角去觀察和分析中共領導人之間的關係，作為生長在台灣的學子也不能不受此影響。
如：延麟的期刊論文〈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之角色與作為〉，對鄧與毛澤東、劉少奇之間互動的描述。偏重於把整個事件中的每一個人、每一個舉動都看成帶有個人利害得失的考量，給人的感覺毫無是非之分。毛是很重視自己權威的，但在用人的問題上也不單純是從維護自己的權力出發。對鄧和劉的關係簡單用「挺」和「回報」來形容，也欠妥當。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幾位中央領導人的發言，除鄧外，沒有別人涉及政治方面的內容，唯鄧正面談了對劉天津講話的看法，鄧不會不知道毛對劉的天津講話的態度，說明鄧並不完全看顏色行事，而是敢於發表自己意見的，把這簡單稱之為「挺」劉，就沒有本來的政治意味了。
又如：延麟書稿第二章的前身（期刊論文）〈鄧小平在1957 年中共整風、「反右派」運動中之角色〉文中，對毛澤東作出「反右派」的決策，鄧小平的反應和表現有如下描述：「對毛提議的對黨整風方式，更是自始即無排斥之想法。當毛澤東感到有人藉機肆意攻擊中共、意圖謀反，登高一呼展開對『右派』的反擊，朝中重臣無人不從，生怕落於人後，鄧小平也不例外。」「除了政治上的『唯毛是瞻』，鄧小平經毛澤東推薦出任中央總書記尚不及一年，對於由毛發起的整風、『反右派』，鄧小平就算不搶立新功、急爭表現以回報感遇之恩，或許也有不願辜負毛所望的心理。」
這裏的「生怕落於人後」、「回報感遇之恩」之說，明顯與該文所述反右「正是鄧小平自身對維護共黨政權的意志和敏感」，以及「人家要殺共產黨」的形勢判斷相悖。「對維護共黨政權的意志和敏感」和對所謂右派進攻形勢的判斷，正是鄧與毛的共同理念和看法，並非簡單的所謂「唯毛是瞻」、「回報感遇之恩」所能說明。
再如：第三章〈領導軍隊整風〉，專有一節「決定劉伯承到會參加整風」。文中寫到劉伯承是否到會檢查，包括彭德懷在內軍內高層認為劉帥有病，不必到會，會中意見可整理報送劉帥。但「會議主持者鄧小平卻反其道地表示：『劉帥能來出席比不來好。』」對此情節，書稿作如下解讀：「鄧小平驅使軍委負責人『邀請』軍隊『教條主義』問題的重要關係人劉伯承到會，確可對會議在批判『教條主義』問題上，起到火裏添薪、助火旺燒的效果。何況，最先提出要劉與會的聲音，乃是出於會場中鳴放的意見。順之要劉出場，既有『民意』的基礎，還可以不挫傷『反教條主義』積極分子的革命熱情。」「鄧小平更深層的考量，恐怕還有他對毛澤東心意的順應與迎合，以及自己權力利害的計算。」
把鄧的「劉帥能來出席比不來好」一語，解讀為：鄧「對毛澤東心意的順應與迎合，以及自己權力利害的計算」，以及鄧扮演了「決定劉伯承到會一事上的推手角色」。恐怕也有偏頗。對這一情節，《彭德懷全傳》作者如是說：

80年代中在評審《劉伯承傳》第一稿時彭德懷傳記組組長王燄（50年代曾任彭德懷辦公室主任）曾在討論會上發言說關於劉帥帶病來京檢討一事他親身經歷了一個重要情節：一天鄧小平從毛澤東處回來和彭德懷談劉帥要不要出席大會問題，彭德懷說劉帥有病就不要來了吧，鄧小平面有難色，說：「來一下比不來好」。彭德懷就沒有說什麼，領會到這是毛主席的意思，王燄當時在場。

請注意「鄧小平面有難色」一句，表明鄧對劉帥「來與不來」有左右為難之處。《彭德懷全傳》在同頁接著說：

黃克誠於6月18日晚，在主席團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工農兵學商，農業先解放，其次是工業、商業也已解放，沒有解放的就是軍隊和教育界。前年曾和董純才談過話，說你們是蘇聯的教育部？還是中國的教育部？如果是外國的就撤銷。劉伯承同志從來是講話的，整風沒有講，勝利後又照搬。」
至此，已完全清楚，劉伯承到會把延安整風未講的話講一下，符合毛澤東的意願。6月14日鄧小平的意見是有來頭的。

6月29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直接點了劉伯承，說：「劉伯承不以自己為主」，「兩頭沒有搞好，一頭是他到中央蘇區時沒有搞好，教條主義開始是依靠他，那時起了不好的作用」，「一頭是革命勝利後，在軍事學院一段沒有搞好。中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表現都好，這段時間長，工作好，很努力，所以兩頭短，中間長，兩頭小，中間大」。
可見，鄧小平「來一下比不來好」一語的含意是，劉帥來京參會有利於爭取主動，以免引起毛的誤會。完全是出於好意，絕非要把劉推到前台作批判的靶子。請看毛澤東在1959 年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的講話，毛在歷數與一個個老同志結怨時，專門講到「劉伯承同志我們兩個是不是鬥得厲害？我還寫了書，戰略問題，那就是批評你的，你也沒有答覆。後來你在軍事學院大概是想答覆一下，沒有尖銳地提出那些問題來批評，因為我那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不能駁的，是駁不了的。那裏頭批評了劉伯承，批評了任弼時，沒有指名字。任弼時封我一個『狹隘經驗論』；劉伯承封我一個『怕打爛罈罈罐罐』，軍事上不行。」「但是你們是反對派，你們的官還可以做，我不報復。去年報復一次，不是我報復。去年報復是開軍委擴大會議，四五百人，是你們犯了錯誤，把你們這一批評，我就開心了。」
所以，書稿中將「來比不來好」一語，作出是鄧「對毛澤東心意的順應與迎合，以及自己權力利害的計算」，扮演了「決定劉伯承到會一事上的推手角色」的判斷，是不是有點誤讀。
再如：第七章〈「大躍進」後緊跟不上毛澤東〉說「在『包產到戶』問題上，鄧小平視之為農村紓困的可行對策，反映務實傾向對其治國思考的影響，只是在毛澤東的堅決反對下無法堅持己見」。
在1960 年代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對農村政策鄧曾有過「白貓、黑貓」說，但毛澤東的底線是不得超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包括鄧在內曾一度認為「包產到戶」也可行的意見遭到否決。這當然有「在毛澤東的堅決反對下無法堅持己見」的一面。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共識，即社會主義農業只能是集體化，個體經營則有背於社會主義。這一基本理念，就鄧而言，也非容易超越。直到1980 年5 月31 日，鄧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放寬農村政策可以搞「包產到戶」問題時還說：「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準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準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請看，這裏仍然把集體經濟看作是「社會主義」不可背離的方向，從歷史發展來看，似乎到1980 年代中期，這種觀念才慢慢淡化。所以，應該說當年鄧放棄「包產到戶」、接受毛的主張的作為，也包含有鄧的主觀認識因素在內。
我在這裏提出的以上幾點，是想說明對歷史的解讀，視角應該更寬廣一些，目的是提供學界討論，並無對書稿的學術價值有任何的貶意。如果可稱為不足的話，也瑕不掩瑜。何況，當年論文中的個別問題，書稿已另有表述。
最後，值得提及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 年出版了傅高義先生的《鄧小平時代》（中文版）。時隔一年，《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 1956–1966 ）》在同一出版社出版，從對鄧小平這個歷史人物的研究來說，確實是件可喜可賀的事。在此向延麟表示由衷的祝賀。


林蘊暉
2013 年4 月22 日
於廣東佛山碧桂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