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年代的回忆
“红卫兵”险成枉死“劳改犯”
——我所领教过的广州“居民联防”
1967年7月23日下午，我从长沙回到广州。因为帮北京的红卫兵卖报纸，在长沙曾住在靠近火车站的湖南省第一招待所，门对着湖南“湘江风雷”总部，见了好几次装着死尸的汽车回这总部，一派腥风血雨的场景……回到广州那天，刚好发生了中山纪念堂“7-23事件”，广州文革两大派全面武斗由此揭开序幕。
整个文革期间，我在学校和社会上参加运动，很少回家。
一、初见联防闸门
不记得是七月底还是八月初，有一天我乘坐公共汽车回到荔湾区龙津路8号车泮塘总站，第一次看到泮塘街市口，设立了约有一个半人高的铁枝闸门，铁枝顶端都是尖尖的无法爬越，当时没有人看守。附近泮溪酒家和荔湾湖公园门前也都冷冷清清。这特别的街景，凸显广州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
这个泮塘联防铁闸，印象中在广州是属于比较早出现的，可能和泮塘这个地区的居民当时仍然有一半左右的农业人口有关。泮塘在解放后一直属广州郊区，是一个坐落在城乡结合的大型村镇。荔湾湖公园是五十年代填农田建成的。那时中山八路两旁、珠江大桥一带还是农田，泮塘的农民仍然以养鱼和种田为生。历史上当地民风较强悍好斗。
我自小在泮塘长大，读中学才选择了寄宿学校，文革期间常和同学带着红卫兵袖章回家，在左邻右舍中自然惹人注目。
那时我常贪图方便过趟过河涌进入荔湾湖公园到珠江大桥19路车站坐车回学校。记忆中最初泮塘并非所有出入口都同时出现铁闸，只有贴近龙津路段有部分开始安装而已，面向中山八路的农田出入口仍然没有安装。但泮塘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尤其面向荔湾湖公园部分段落只有一条四五米宽的河涌作分隔，很难安装闸门。很快泮塘各进出入口相继筑起闸门：有全部用铁枝的；有用砖头水泥筑墙，只在大门用铁枝；有用圆木条筑起的。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人串门走亲戚，除非自己家住在泮塘当地居民，外人可不敢随便出入。
二、“劳改犯”的尸体
1967年8月11日夜间开始(广州文革资料记载的日期)，突然一夜之间整个广州市区内不少马路上的灯柱、电线杆、大树上吊了一具具所谓“劳改犯”的尸体。没有人说得清楚被吊的是什么人？是否真是劳改犯？他们因什么原因被打死？更没有人能解释那些十几米高灯柱上的尸体是怎样吊上去？为什么全城会同一天晚上发生吊尸事件？
这天早上和一个同学一起从家里回学校，从人工湖走路到珠江大桥19路车站(也称中山八路车站)，看到在站台上等车的人很多，那时的公共汽车辆辆均挤满着乘客，没有人下车便飞站而过不停车，往往乘车回学校要等候很长的时间。那天等候太久，只好步行前往中山七路车站。在中山八路和中山七路交界处的路口，看到了不少人在观看着二具被吊在电线杆上的尸体，吊得那么高，真奇怪！有的人在议论中山七路中还有同样好几具，好奇心驱使我们走去看。在陈家祠对着的中山七路一街市集口，小树下也吊着一具像刚断气不久的尸体，而高高的灯柱上也被吊看一具。再往西门口方向走，有一具尸体更被吊在二条好像是水泥柱电线杆的电线中间！另外有一具被吊在二条水泥柱电线杆较靠近电线杆的电线上，这种尸体的吊法真奇闻怪事，谁敢去吊？如何去吊？至今是迷。民众人人心惊肉跳，到处流传着血腥恐怖的故事……
当时广州地区两派争相抢夺解放军和公安、武装部门的武器弹药。公安系统基本瘫痪，街道上完全见不到警察。守卫珠江大桥的解放军腰佩匕，手拿毛主席语录站岗。广州街头盛传劳改场没有人管理，广东最大的英德劳改场劳改犯集体出逃，茶头劳改场劳改犯集体出逃……
三、感受“居民联防”
一次回家，大约是八月中旬，即“居民联防”“打劳改犯”的高潮那几天。
全城的街头菜市场一过中午就关市，所有商店下午二时前已经关门停止营业，工厂和机关的人一到下午赶着回家。下午三时过后，公共汽车和渡轮也停驶了，偶然见到有汽车开过，多是武装红卫兵和工人的车，也只有参加运动的两派人员有胆量集体带武器出外活动。马路上已经人迹稀少，市民都躲在家里防范坏人来袭，全市民众完全处在惊恐万状的自卫自保气氛中。各个居民区在马路上的大街小巷出入口都安装了闸门，组织了“联防”。
这次回家看见泮塘所有各进出入口都已筑起闸门：有全部用铁枝的；有用砖头水泥筑墙，只在大门用铁枝；有用圆木条筑起的。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人串门走亲戚，除非自己家住在泮塘当地居民，外人可不敢随便出入。
值班的青壮年午后出现在闸口，十多二十个人，头带藤帽，手拿钢钎(磨尖了的水喉铁管，约有一人高)、木棍、大刀守卫在闸门内，对进入的人用眼神去审定是否本村居民，下午三、四时开始关上闸门，不等天黑就上锁…… 说也奇怪，过万居民的区域，竟没听说过锁闸后有人求情叫开闸的事情。
傍晚，天还未黑，我家附近的大街小巷都有成群结队头带藤帽，手拿武器的青壮年不停地来回巡逻，吩咐各家做好防卫，煞有介事地执行“居民联防”。我不知道他们是街道居委会组织呢，还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但所知当时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参与了联防。我只是藐视这些乌合之众。
天刚黑，耳根不时传来时远时近时高时低的打锣声，喧闹声，呼喝声……我家住在二楼（泮塘区当时只有三间屋有二楼），好奇心驱使下，我也跑上天台居高临下看个究竟……
天全黑下来没多久，突然，我家周围到处响起震耳欲聋的声音，老人、小孩和女全都爬上自家屋顶，在屋脊上惊慌失措地用木棍敲打着脸盆、铁桶和坛坛罐罐之类可以发响的器皿，家家如是！整个泮塘一时间乒乒砰砰响成一片，所有人边敲边喊：“劳改犯来啦！劳改犯来啦！打劳改犯啊！打劳改犯啊！”敲打声和叫喊声响彻夜空……
我的家人也惊惶失措拿上洗面盆等物跑上天台，跟着乱敲乱叫，我叫喊想制止他们，家人根本不听。这时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拿着刀棍钢钎的青年，一群一群、一队一队的冲向泮塘在荔湾湖公园的出口，震耳欲聋的打杀声，此起彼伏，三几次后，下半夜，疲于奔命的民众已经精疲力竭，声音也越来越小，奔跑的人数也越来越少。我被这吵吵嚷嚷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大半夜，弄得至近天亮才得安眠。
总觉得全泮塘人都是惊弓之鸟，在自己吓自己……
四．领教“居民联防”
在广州大武斗期间，我和一些同学那时思想意识上都自我感觉良好：自己是跟着毛主席，党中央闹革命，天不怕，地不怕！
九月初，每晚各个民居街道上仍然有武装“联防”巡街，但民众普遍已经没有了吊“劳改犯”高潮那几天那么紧张和担惊受怕了，泮塘的闸门也延迟到快近天黑才上锁关闸(约5点钟左右)。
那天，大约是九月五日左右（9-2三十五中事件之后），和一同学在西焦煤场参加造反派的活动，傍晚才一起赶回家。记得当时天边还露出一片日落的红霞，但估计闸门已经上锁了，于是准备走过河涌的小路，只有本地居民才知道这段极狭窄的小路。那里的居民也认识我，应该比较安全。
进入荒无人烟的荔湾湖公园，同学手拿着一个工人给他临时防身的手榴弹，我拿着一支刚刚在三十五中事件后意外得来的52式手枪，上膛、打开保险——即使临近家门，也毫不放松。即使对到大一些的树丛花丛，我俩都会极警觉，我随时准备鸣枪……
从荔湾湖公园大路刚走到河涌边，离对岸民居约三十多米的距离，突然对岸有人高叫：“有劳改犯吖！有劳改犯吖！”我马上回应：“我住泮塘呀！”我的解释早给巨大的敲打声和呐喊声给淹没了。我俩都意识到危险逼近，既无法解释又无力对抗，于是开始快步退走。没想到从河涌对岸冲杀出近百的手持武器的的联防人群来(退潮汐时河涌的水很浅，只有约半尺，有的地方甚至能见涌底)，边冲边叫喊着：“杀劳改犯吖！杀劳改犯吖！”这些人嗷嗷怒叫，手持钢钎、木棍、大刀等武器，很快越过河涌，边冲边向我俩扔石块……
我俩马上拔腿就跑！说实在，我俩都是学校长短跑名将，任谁都不易追上。但距离三、四十米，飞过来的的石头却可以追上我们。我边跑边回头。我手中有枪，胆也大，心一横，一转身站定，面向这群人头顶上方“砰！”“砰！”两枪！继而枪口放平，面对面指着已经收脚原地不动的惊慌人群。
我当时一个人敢于转身迎对狂暴的人群，是有原因的。
就在几天前的“35中 事件”我撤退时带着一个女同学落荒而逃，因为手上只有一支没有子弹和枪栓的七九步枪，在半夜人迹罕至的马路上我提心吊胆怕遇到对立派阻击，没想到我们反而为其他人所怕——所有经过街口，探头探脑的联防居民远远一发现我俩，就吓得鸡飞狗走，人影也不见。偶而有人露面，一看到我手中的七九步枪，立刻如惊弓之 鸟，逃之夭夭躲避起来。这个经验令我知道一般居民百姓对真正的枪械武器恐惧感极深。
再者，我俩若被石头打倒，或黑暗中被跘倒追上，一定会被这大群狼虎之众不问情由生生打死，生死关头响枪警告，希望可以吓阻这群乌合之众。
对垒。
静得连蚊子飞近的声音都听到。
我用枪指他们高叫：“咪再冲过喱吖，我会对人开枪架！”(方言：别再冲过来，否则我会对着人开枪！)站在我旁边的同学也高举手中挂上了环的手榴弹作势。
顿时全部近百“联防”人群慌作一团，乱哄哄地转身仓惶越过河涌逃散而去……
说实在，我当时完全有向继续冲上前来的持械人群打出枪内所剩七发子弹的冲动，我的同学也有扔出手榴弹后才逃离的打算，如果这群“联防队员”其中有不怕死之徒敢当场发难，一定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
没等我俩走远，背后泮塘居民区里“杀劳改犯吖！杀劳改犯吖！……”呐喊声和敲打声又重新响起……
我俩只好再折回西焦煤场，过中山八路，走上黑夜通常没人敢走的珠江大桥高架铁轨。我仍然拿着上了膛的手枪，我的同学仍拿着扣着环的手榴弹，相隔十米八米警觉地跟着。
居高回望广州城，一片漆黑，不时传来远处几响抢声、隐隐约约的锣声、喊叫声……
Danny
Dec. 21, 2010
发表于 2013-7-3 16: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