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等1967年4月10日接见聂元梓，孙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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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等1967年4月10日接见聂元梓，孙蓬一，是北大文革中的一次重要事情，1977年1月3日 孙蓬一给我的信中详细谈了接见过程，摘录如下：我历来不太赞成去管校外的事，因为我觉得社会上的问题及其复杂，我们没有能力将那么复杂的事情短期内判断清楚，搞不好容易上当。当若干学校积极干预校外问题时，有的人在我面前抱怨北大，正如北航、清华说我们“窝囊”。不过，我还是有我的看法。一月份夺权时，若不是总理点了我们的名，我也是不主张我们去参与这种事的。总理指示后，我是坚决响应的，连夜传达、动员、组织，我觉得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我们责无旁贷。但派人出去后，几乎到处都遇到了矛盾，更证明了你们原来的说法是正确的。我的态度是，我们尽量撤出来，不参与其中，可更冷静地观察、分析，以得出准确结论。所以，当一讲了夺权要先解决授权问题，要先开各种代表会后再夺权是，在讨论中，我是主张全部撤回来。当时聂提出，高教部可暂不撤，因为那里发生了原则性的争议。我同意了。结果，发生了高教部事件。
二月三日，王、关同时分别给我打电话。真是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明明是谭厚兰一伙保卢正义保红了眼，纠集了其同党欺负我们，而关、王却反诬我们打了他们，关、王第一次向我们露出了狰狞面目，赤裸裸地从幕后走到前台。我四处打电话将聂找回来以后，我们去高教部，负屈含冤地将我们的队伍劝回来了。可是正当我们悲愤填膺的群众，在军训解放军的大量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下，刚刚平息下来时，关、王又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们要搞三路进军。如果说前一次电话是拉偏架，这一次则是大打出手了。两次电话的内容，想你们还记得。若需要时，我可再就记忆所及，再详细地说一说。
高教部事件后，谭厚兰之流，狗仗狼势，不但打到我们门上寻衅闹事，而且在全城打造舆论，说我们搞了什么“反革命事件”。高教部事件后，你们一月间向我所谈的问题就更轮廓鲜明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了。驻高教部的小分队的李士坤、赵建文，他们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写了调查报告。调查所得表明，打我们的就是“5·16”集团。
六七年三月中下旬，由北大人事处的李玉英事先去解放军报社找了李纳。约好长时间后，在一天下午，李、聂、我去解放军报社找了李纳，着重向她谈了高教部事件中的有关王力、关锋、林杰及其一伙的情况，并交给了她有关高教部事件的调查报告，和王力、关锋两次给我打电话的追记稿。李纳当时对我们深表同情，并答应将材料代转到上边去。
高教部事件后，北大从上到下，都在胸中沉积着一股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压抑闷气。“5·16”们则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视我们为软弱可欺，冲突不断发生。我们总是受气，真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不公开起来与王、关、戚对着干，简直要把人气疯、气死了。这伙以“左派”自命的家伙，其篡党祸国的用心，若再容忍下去，则我们是无颜再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居了。四月八日民族宫事件后，我就主张公开反击、指出问题实质。当时李清崑等人建议为稳妥起见，还是去找江青当面汇报一下，以取得支持。聂同意了。九日写了一封求见信，当日下午她与我就去了钓鱼台。那天正好是清华斗王光美。
我们去后，在在场的有江青、陈伯达、戚本禹。我记得是16号楼（文革办事人员所在的楼）的一层会议室里，江先问了清华斗王光美的情况，然后问我们是否找王力、关锋来一起听听。我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拒绝。戚本禹则以早有先见之明似的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是不会同意的。”为什么我们没有拒绝戚本禹呢？因为当时还认为他与王力、关锋不同，根据是：（1）高教部事件他未给我打电话；（2）放郑仲宾，是戚根据郑母的请求信下的令；（3）他当时反对朱成昭。
我和聂坐在长形桌子的一面，对面是他们三人：中间是江青，右边是陈伯达，左边是戚本禹。我们向他们谈了高教部事件，谈了林杰、周景芳、潘梓年、吴传启及其北京市里那一伙，包括高教部的卢正义、徐非光。指出他们这一伙人许多人都有历史问题。我则公开说：我们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谈话间，江青倒没有怎么反驳我们，给人的印象她是在耐心的听我们的汇报，而唯有戚本禹不断地为王、关辩护。当谈到潘梓年、吴传启时，江青说：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不和他们联系吗?（注：聂元梓回忆江青说：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了吗，要和吴传启划清界限。）(对戚)你把吴传启的档案拿来给我看看。戚本禹答应明天就给她。当说到周景芳时，我说他去市委，是说代表中央文革？去的，以中央文革代表自居，地院的广播中，更说周景芳是中央文革的新成员。江青指出：他是什么中央文革代表、成员？！他连中央文革来都没有来过！戚本禹此时就插话说：可以说是中央文革委托的。陈伯达则说：这样恐怕不好吧，不能这样说。陈的语气是很平和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下子却激怒了戚本禹，当着我们的面就大发其火，把手一拍：这没有什么！我负责！这是经过了主席的吆！戚本禹还想发作下去，江则如对三孙子那样，爱抚地拍了一下戚的手臂：嗯……，这才制止了戚。弄得陈伯达十分难堪，羞辱之色，从脖子到脸一下子都棕红了。陈最后语调平和但却充满委屈，不解地说：我从来还没有看见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呢？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使我从此认清了戚本禹在江青那里，确是一个宠儿。戚本禹与王力、关锋是一伙的。所以以后，当了解到戚想控制北京市时，我是深信不疑的。派周景芳的，也显然是戚本禹同王力、关锋一起干的。而陈伯达给我的印象是：他虽是组长，但地位还没有戚本禹来得显赫，戚对他是毫不敬重的。
我说到王、关包庇那一伙，是搞结党营私时，江青说：我们没有那样的感觉，只是感到关锋的性子拗一些。接见我们将结束时，姚文元进来了，我“记得”随后周总理也来了。於是谈话就结束了。江青送我们到16号楼的门口，还告诉我们，今天谈的事，出去不要讲，特别不要损害了王、关的威信。
这是这次谈话的大致经过。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不能反王、关，但是下面的一伙是可以反的，认为江青还是支持我们的。这就更造成了错觉，认为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与王、关、戚是不同的。
四月十日回来后，聂与我向校内一些人转达了接见的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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