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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珍藏本）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
志华兄的又一本新著将要出版，并又一次嘱我作序。这件事，我自知有力不从心之处，但从来就知道志华兄的脾气与秉性，再加上我们之间三十多年的友谊，于情于理是绝没有推脱不就之可能的。于是，勉为其难之下，便写了下面这篇权作为“序”的文字。
每一本书（尤其是好书）的背后，大概都会有一段漫长的故事。志华兄的这本新著，也是如此。我与志华兄相交相知这么多年，对这段故事自然也是知之甚详，甚至自以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了。就借此次再为志华兄新著作序的机会，将这段故事以及阅读志华兄新著的若干浅见混合在一起，与读者诸君分享。
光阴如梭。回想起来，第一次同志华兄见面，竟已是如此久远之前的事了，但当时的情景却依然栩栩如生、历历在目。那还是1981年，我还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深秋的一个下午，我同李巨廉、王斯德、潘人杰等老师和俞新天等同窗一起，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参加一个关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史的讨论会，重点是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出现并确立的历史评价问题。在会上唱主角的是一些老一辈学者，在文革后学术界“未暖还寒”的气氛下，他们显得心有余悸，说的话也了无新意，我拼命地控制着不让自己打瞌睡。这时，一位从未见过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并在听了几个人的发言后开始发表评论。听他自我介绍道，他的名字叫沈志华，从北京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的研究生。他的发言直截了当地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在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上高度集中的种种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而且对各种事例和材料随手拈来，讲得有根有据。他的话不仅马上便驱走了我的一切残存的睡意，也让所有的与会者都吃了一惊——毕竟，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仍然属于不可触及的“禁区”。听着他的滔滔宏论，坐在我身边的王斯德老师悄声对我说：“他很有头脑，看法很尖锐，但他太冲了，以后恐怕要吃亏的。”
对出席这次研讨会的研究生们来说，沈志华立刻便成了我们的楷模。我们马上邀请他到学校来聚一聚。他答应了。第二天，他来到了我们的宿舍，从中午时分开始，喝着廉价的啤酒，吃着从食堂里打来的饭菜，从各自的学术兴趣讲到过去和当下的一系列“大问题”，一直谈到了深夜。这一天，我们相见恨晚，成为朋友，甚至开始称兄道弟。当时，我的脑子里居然浮现出电影《卡萨布兰卡》结尾时的那一幕，心中的感觉是，由此而开始的，是一段将会长久延续下去的友谊。
不料，就在志华兄离开上海后不久，我就失去了和他的联系。我给他写过几封信，除了最初的一封外，其他都如同泥牛入海，再无回音。1982年春的一天，我从我们的共同朋友刘昶兄处得知，他由于某种莫须有的“政治原因”而被逮捕了。在第一次见面后的十五年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1986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了四年书之后，来了美国，先是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又留在美国教书，但仍然经常回国，也偶尔会听到关于志华兄的消息。他在八十年代中期获释放后，虽极力争取，却没有能够回到学术界，而是走上了下海经商之路。到了九十年代初，听说他经商相当成功，成了 “大款”。那时，我的感觉是，我们已经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也许再也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了。
1995年秋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位自称是沈志华朋友的人的电话。他问我，是否还记得沈志华。“当然记得，”我答道。他告诉我，沈志华已经“上岸”重返学术界，并希望和我恢复联系。我就此和志华兄重新开始了通信联系，从中得知，他用过去十年间经商赚来的钱在北京成立了一个“东方历史学会”，打算以苏联史和国际冷战史（包括朝鲜战争史）为重点，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我也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近况，并相约在北京见面。
1995年圣诞日那一天，我到达北京，志华兄在首都机场接我。尽管我们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但我们几乎同时便从一大堆人中认出了对方。他随后开车送我去位于北京市中心的王府井松鹤宾馆，并也在那儿住了下来，我们几乎谈了一个通宵，直到黎明时分。他只是简单地讲述了坐牢的经历。那是一桩错案，他在劳改营被关了两年，其间拼命读书，还在他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写出一部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专著。不过，对他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追忆和感叹那已经逝去的过去，而是如何抓住现在和面对未来。他说，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于是，我们的交谈集中到了各自的研究课题和计划上来。他告诉我，自己之所以要从事国际冷战史和苏联史的研究，是因为这方面文献资料甚多，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却依然十分薄弱，有太多的历史真相需要以“拨乱反正”的态度来揭示，而每一个这方面的课题对于现实又“太有借鉴意义了”。他刚刚去了一趟俄国，主要是从事档案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复印携带了大批原始档案文件回国，并已经组织了一批退休学者和翻译工作者，从事翻译、编辑、出版苏联档案资料的庞大工程（后来，历经波折，总共34卷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最终于2002年出版）。志华兄在交谈中还提到，他以这些年来披露的中方文献资料和新近开始解密的俄国档案资料为基础，完成了一部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专著，将在香港出版。恰好当时正值我的第一本英文专著《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的形成》 出版不久，于是，我们的交谈又集中到涉及朝鲜战争历史的诸多问题上来。我们还谈到了马上要在香港大学举行的“冷战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都将参加这次会议。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开始了第一个“合作项目”：搞清楚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版本？我告诉志华兄，我回国前参加了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举行的一次关于朝鲜战争历史的小型研讨会。会上，一位俄罗斯青年学者以新近解密的一份俄方档案文件为依据，对中方在八十年代便解密发表的毛泽东于1950年10月2日发给斯大林的一份电报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提出了质疑。根据中方早于八十年代初便公布的这份文件，毛泽东通知斯大林，中国领导层已经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并列举了为什么必须出兵的各种理由。 从八十年代末起，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便开始引用这份重要电报。我在《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一书中，也在论证中国出兵的原因和过程时将这份电报放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根据俄方新近解密的档案文件，毛泽东于1950年10月2日在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谈话中，要他转告斯大林，中国领导层还没有做出出兵的决定，并列举了为什么难以达成出兵决定的原因。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威尔逊中心的会议上，那位俄国学者提出，中俄两份文件相互矛盾抵触，但根据其内容判断，只可能有一份文件是真实可靠的。而他手中便持有俄方原始文件的复印件。相形之下，中方的电文是在《毛泽东军事文选》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内部发表”的，作为研究者，我们并没有看到文件的原始文本。那位年轻气盛的俄国学者甚至提出，不能排除中方公布的毛泽东电文是伪造的可能性。当我向志华兄陈述这一故事后，他立即表示，将同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联系，请求他们拿出中方文件的原始文本，并就这一“文本冲突”的事件做出相应的解释。
两个星期后，我和志华兄都出席了在香港大学举行的“冷战与亚洲”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志华兄已经带来了中国档案部门的回应：中方档案中确实保存有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致斯大林电文的原始件，但不排除电文并没有发出去的可能性。志华兄在会议上代表中国档案部门就此作了说明。志华兄和我以及与会的杨奎松兄等其他国内学者也就此事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从当时中共领导层尚未就中国是否应当出兵的问题达成共识，而斯大林又没有在对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支援的关键问题上做出承诺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在起草这份电报后确实很可能没有发出，而是通过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谈话，向斯大林送去了“尚未作出出兵决定”的模棱两可的信息，他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加强北京方面同莫斯科讨论战时合作与分工问题时讨价还价的实力地位。会后，沈志华就此写成了一篇论文，由我翻译成英文，发表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史公报》上。
这件事，一直到一年多之后才有了最后的结果。1997年夏天，我正在北京从事研究并与志华一起筹备当年10月将在当代中国研究所举行的中苏关系史国际学术会议时，接到了中央档案馆一位负责人的电话，要志华兄和我去一次。我们到那里后，他交给了我们一份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致斯大林电报的原始复印件（共9页，其中涉及到毛对金日成提出严厉批评的两页未给我们，而只是将内容对我们做了口述）。这确实是毛泽东的手迹，由毛泽东亲自起草。但电文的首页没有发报记录。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电文没有发出。 但它的内容表达了毛泽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看法，这一点却是没有疑义的。
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使得我们更加认识到在学术研究中对于档案和其他资料不断甄别和始终持批判性态度的重要性——而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当时，正是国际学术界“冷战史新研究”的学术潮流涌动、关于朝鲜战争的探讨也日益再度引起人们重视的时候。作为冷战时期的第一次大规模“热战”，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一段“兴旺”时期，但在七八十年代，这一战争本身已较少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以至于被一些学者称为“被遗忘的战争”。 随着全球冷战走向终结，尤其是随着冷战结束前后中国以及前苏联相关文献资料的大量解密或披露，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批当时仍属于“青年学子”的中国留美学者，也主要以中国方面新近解密公布的资料为依据，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新论。除了我的《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之外，张曙光先后发表了《遏制和战略文化：1949-1958年的中美对抗》和《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和朝鲜战争》；翟强发表了《龙、狮子和鹰：1949-1958年的中英美关系》，盛慕真发表了《对西方帝国主义开战：毛泽东、斯大林和美国》，等等。在这些论著中，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都占据了重要乃至中心地位，但遗憾的是，其中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引用俄国方面的文献资料。
1994年，俄国总统叶利钦访问韩国，将新近解密的一批关于朝鲜战争的文献资料转交给韩国总统金泳三，以此为契机，国际学术界关于朝鲜战争历史以及更为广义上的国际冷战历史的研究形成了一个新热潮，引人注目的新论著不断出现。与此同时，俄国解密文献在为学者们提交了新的“弹药”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如何更为全面并富有批判性地引用文献资料的挑战；而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则是提出了如何重新看待全球冷战本身以及构成其重要部分和“转折点”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朝鲜战争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之一）的问题。
正是在此背景下，志华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发表了他关于朝鲜战争历史研究的第一批论著的。凭籍着他自从事历史研究起便具有的一种批判性视野，再加上他长期以来从事苏联历史研究而形成的深厚积累（即便在他下海经商期间，这仍然是他的“业余爱好”），以及对于有关朝鲜战争的俄文新资料的广泛掌握，他在朝鲜战争研究这一课题上的著述从一开头便出手不凡，然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影响极大的论文和专著，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朝鲜战争揭密》（亦即他在1995年圣诞夜我们长谈时提到的那本书）、《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等专著和论文集，对朝鲜战争历史乃至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国际冷战史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几年之间，他便成为中国及国际学术界这一领域的一位公认的“大家”。
志华兄关于朝鲜战争的所有论著，同他在其他课题上的论著一样，都是以极为扎实的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和把握为基础而完成的，并都具有多边、多层面以及多语种档案资料研究的鲜明特征，而这正是“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学术新潮流的一个基本特点。 在他这些年来从事朝鲜战争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他锲而不舍地一再到俄罗斯以及一些前苏联集团的成员国从事细致深入的档案收集工作，并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家安全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威尔逊中心、胡佛研究所等地从事档案研究，从而形成了一个不断更新的关于朝鲜战争历史的国际档案及其他文献的资料库。与此同时，他也以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收集研究中国方面关于朝鲜战争的各种文献资料，除各种公开或内部发表的文件集、资料汇编、专著和回忆录外，他还充分使用了外交部、军委、国防部、铁道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当代中国研究所以及包括东北三省在内的各省市档案馆的各种材料，也大量利用了台湾“国史馆”及其他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材料文献资料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资料。此外，他还以广泛深入的档案研究为基础并与之形成互补，对当事人作了大量乃至反复的访谈。事实上，他对当事人的访谈，常常也成为一种档案资料与亲身经历之间通过他们而进行的一种"对话"。出于对他的信任和尊重，许多当事人（如曾任中国驻朝鲜使馆政务参赞及临时代办的柴成文、曾任志愿军总部参谋并随彭德怀工作的王亚志等）在访谈后将还自己保存的笔记和相关文献提供给他使用。这在中外学者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这里有一段志华无意中提及的“掌故”。熟悉志华兄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嗜酒如命，年轻时的酒量更是少有能与之匹敌者。这竟然在他到俄国从事档案研究时派上了用场。他初到俄国时，据他自己说，“连档案馆的大门朝向都摸不清”，更不要说种种规矩和门道了。后来，通过同俄国学者一次次“碰杯交欢”，相互间产生了友谊及信任，他们为他提供了不少帮助。结果，他饮酒的嗜好，竟成了打开俄国档案馆大门的一块“敲门砖”。
还必须提及的是，志华兄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伏案工作（主要是写作）达十五六小时。最多就是在中午后睡一个短则一二十分钟，长则不超过一小时的午觉。（他的一个大本事，就是能够在想要睡觉时倒头便能呼呼大睡。）二十年如一日，天天如此。志华兄今天的“著作等身”，就是如此而来的。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从形式上来看，是志华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发表、又于2003年和2007年修订过的《毛泽东、斯大林和朝鲜战争》一书的修订版。但若同本书十几年前的初版（或“原型”）相比较，这一版本的变化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经志华兄的全面修订、改写后，这实际上已是一本新书了。志华兄以一种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以及更为深邃的分析力度，对照解读并系统引用了过去十几年间陆续解密公布的俄国档案、中方不断披露的相关文献资料，以及包括美国、韩国文献在内的其他许多新资料（或在志华的著述中先前曾引用过、但又通过与新资料的对照而重新解读的“老资料”），从而写出了这样一部以战争起源为重点的关于朝鲜战争的更为全面的历史叙事，其中充满新论。以我之浅见，本书至少在五个方面提出了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新看法。
第一，关于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斯大林及苏联的大战略、远东政策及对华和对朝鲜政策的讨论，同志华兄先前的论述相似，仍然是本书的论述重点。但他在指出战后斯大林的远东战略同沙俄时代相关政策之间的历史延续性时，更为突出地强调了斯大林将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地缘政治结构当作苏联战后东亚战略制订的基本准则；在揭示斯大林的远东政策同俄国的传统国家安全大战略之间的继承关系时，他通过对各种资料的认真比照和甄别后提出，在斯大林战后处理远东问题以及制定对华和对朝鲜政策时，其“重中之重”就是竭力为苏联保有在远东的不冻港和出海口。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在战略和政策的层面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意义的关键性问题。但由此而产生的，则是苏联整个冷战战略和远东战略结构本身在地缘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高度紧张。这一看法，成为本书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出发点。不管国内外学界对这一看法会有何种回应（可以想见，对于这样一个见仁见智的大问题，肯定会有人有不同意见的），但鉴于它本身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它是人们在自己的相关研究中必须予以直面而难以回避的。这岂不正是一本好的学术论著的标志之所在，同时也正是志华兄“大家笔法”之体现？
第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苏关系的演变以及中苏同盟形成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本书亦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新看法。志华兄在论及毛泽东访苏及中苏同盟形成时指出，斯大林从在东亚维护雅尔塔格局以及苏联从中获得的既得利益的基本考虑出发，本来并不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新的同盟条约，并以之取代1945年苏联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所签订的旧约。然而，由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抓住不放，再加上国际局势的压力，斯大林反复权衡利弊之下，最后向毛泽东作了重大让步，同意签订新约。此后，在关于条约内容的谈判中，斯大林又再次做出让步，同意最终放弃苏联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对于旅顺港的直接控制）。由此而导致的，则是中苏关系所面临的一种充满吊诡意味的前景：当中苏新盟约签订之时，从表面上来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战略关系似乎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点，但实际上这却是毛泽东将斯大林逼到墙角的结果，而两国关系实际上也被推到了某种潜在危机的边缘。
志华兄的这一看法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将中、苏两国以及毛泽东和斯大林对于战后国际格局的极不同的态度突出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在志华兄看来，这不仅对理解当时苏联和中国整个对外政策的基本走向以及朝鲜战争的起源，也对中国入朝参战历史的整个评价，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要而言之，根据志华兄的分析，在中苏两国通过这样的途径形成同盟关系后，斯大林已产生了对于毛泽东及中共的极大的不信任，并使得中苏同盟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极不稳固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毛泽东和中共还想将“一边倒”当作新中国整个内外政策的基石之一的话，那么，重新获得斯大林的信任并进而获得来自苏联的各种支持和援助就是必须走出的一步。后来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的入朝参战决策固然有着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但追根朔源，则同斯大林在中苏条约问题上对毛泽东的重大让步是分不开的。对于志华兄的这些新论，中国及国际学术界肯定会有诸多不同意见乃至质疑，但它们将起到开拓人们思路并促进思考的作用，却是没有疑义的。
第三，关于朝鲜战争起源以及苏联在中国在其中所起作用的研究。这些年来，志华兄在这方面不断注意新材料的发掘和使用，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发表过不少论文。在现在的这本书里，这种功夫集中地显现出来，提供了关于战争起源问题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论述，同时与志华兄在苏联远东战略及中苏同盟形成这两个大问题上的新探讨相呼应，对构成战争起源的一些“关键性时刻”提出了新的解释。
自俄国档案资料陆续解密后，我们便已知道，当金日成于1949年提出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的设想后，斯大林一直不予支持，但他的态度在1950年1月底发生了变化，转而支持金日成用战争解决问题的计划。这一重大变化何以会发生？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这是由于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一项声明中将朝鲜排除在美国西太平洋防御圈之外，从而消除了斯大林对于朝鲜事态发展可能导致苏美之间直接军事对抗的顾虑，并因而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由反对变为支持。在志华兄以往的论著中，他也是接受这一解释的。但在现在这本书里，他通过对中苏条约谈判一系列文件文本的仔细对比和研究后发现，斯大林对金日成计划的态度转变同他在中苏谈判中做出接受最终放弃苏联对旅顺港直接控制的重大让步，在时间上有着高度的重合性。他因而提出，正是由于失去在太平洋的不冻港出海口将使得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斯大林才开始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试图以此作为对于苏联在远东地位的“战略弥补”。
对于志华兄的这一看法，由于其对于各种“旧说”显而易见的突破性质，国内及国际学术界的同仁不见得会同意（至少不见得会完全同意），但却不能不对之予以重视。我还记得几年前在波兰参加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正值志华兄亦在华沙就与朝鲜战争相关的若干问题作了一次演讲，其中便提出了上述看法。我在同几位听过志华兄演讲的的东欧学者交谈时，他们便提到了志华兄的新论。其中，有一位表示对此完全不能赞同，但另两位却当即表示，此说值得深入思考，结果，他们几个人竟然面红耳赤地争论起来，还要我充当“裁判”。我其实对于志华兄的此论亦有疑问，但在那种场合下实在不便“入列参战”。但我心中对有一点却是极清楚的，那就是，志华兄所提出的，是又一个将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人们讨论并促动人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第四，关于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是如何做出入朝参战的决定的探讨。这从来就是朝鲜战争研究中涉及的“中心问题”之一，志华兄在本书中对此的讨论和分析更为细致和全面，尤其他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整个过程分为六个阶段来讨论的做法，将毛泽东和中共参战决策考虑在各个不同时段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决策理性的延续性和变化，清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在1950年7、8月间已准备以“快马加鞭”的步伐完成参战准备，并以将中国部队伪装成朝鲜人民军的形式，入朝担任“战略预备队”及承担后方两翼海防任务，以防止战局发生重大逆转。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一再对朝鲜方面提出了要防止敌军在后方侧翼实行登陆作战的告诫，并提出了敌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问题。其潜台词，其实就是要促使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邀请中国出兵。这样的写法，把过去学者们已经知道的一系列事实以新的证据为“连接点”串联了起来。如果中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前入朝助战的设想得以实现的话，则北朝鲜的战略后方以及极为薄弱的东西两翼海防无疑将得到极大的加强，那么，朝鲜战争后来的发展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而对于这一设想何以未能转变为现实，志华兄在书中以俄国方面一系列的新资料为依据，阐明这主要是由于斯大林的阻扰而造成的。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斯大林的态度又是同前面已述及的他对于“雅尔塔体系”的矛盾态度和苏联远东战略结构本身的内在紧张是分不开的。如此，志华兄便将一些过去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但未能切实予以说明的问题讲清楚了。
在1950年10月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经反复权衡利弊得失而最终做出入朝参战决策并付诸实施的讨论中，志华兄将中俄两方面的文献资料（尤其是近十年间陆续解密披露的俄方档案材料）综合起来，形成了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最为完整的叙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关于林彪在参战决策过程中的态度的仔细辨析。在这一个案上，一种久已存在的“定论”，是林彪反对入朝参战的决定，并因此而“称病”以逃避担任入朝志愿军部队统帅的责任。志华兄早就对此说持怀疑态度（我仍然记得，我们之间对此曾有过多次讨论）。在本书，他终于就此“集中说事”，将大手笔与细腻的考证研究结合起来，可以说，志华兄关于这一个案的讨论，实际已经完全推翻了关于“林彪反对入朝参战”的说法。今后，若无对志华兄的论点提供有效“反证”的新资料的发现，就学界目前所掌握的所有材料而言，志华兄已为此案提供了新的“定论”。而我由此所想到的是，在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中，又存在着多少诸如此类的个案，其现存“定论”其实是大有进一步探究之必要的。
第五，关于中国参战后的战略演变以及中国领导层关于停战进程之掌控的论述。这也许是本书中最具批判性及震撼性意义的部分——志华兄以详实的史料以及令人信服的辨析阐明，朝鲜战争以及中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本来是有可能在中国部队入朝参战三个月后便于1951年1月结束的。当时，印度等国在中朝联军已经占领汉城并打到三七线南北的情况下，在联合国提出了停火议案，其中包括立即就地停火并讨论解决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各项政治问题的内容。美国决策者当时已经被逼到了一种既不愿意、但又不能不接受这一议案的窘迫局面（当时，华盛顿其实是出于一种“赌博”心态而“接受”这一议案的，打的就是中国会拒绝这一议案、从而使之泡汤的算盘）。而中朝方面当时若是接受这一议案的话，则不仅将使得己方在战场上的“收益”被固定下来（或至少使己方获得巩固阵地及调整充实后勤补给的时机），也会在国际政治层面以及台湾问题上获得对己有利的重要的突破口。如果这样，则中国入朝参战不仅在军事上近乎于“大获全胜”，而且也将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开创一种有利的局面（至少同后来情况的实际发展比较来看是如此）。然而，在这一关键时刻，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却在关于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及各自的种种长处与短处的基本估计上，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误判，不仅贸然拒绝了印度等国提出的对中国有诸多好处的调停方案，甚至在中国部队完全不具备继续南进的实力和潜力的情况下，一再提出了绝无实现之可能的作战目标。由此而导致的，不仅是朝鲜战争又打了两年多，人员与其他方面的代价和损失大大增加，也造成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孤立。诸如此类的“冒进”教训，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国内外重大决策中一再出现。何以会如此，则是一个至今仍未得到彻底清理、因而仍然值得人们深思及深究的基本问题。
我由此还想到，朝鲜战争其实并不是注定要发生的，它固然有着同战后国际体系的内在矛盾、东亚国际格局的紧张、朝鲜国内革命与反革命对抗情势的持续存在及深化等方面的原因，但就其发生的实际进程而言，又是与各方的一系列“误判”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决策错误分不开的。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历史过程也是如此，其背后当然有着相互交错在一起的历史、地缘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但又绝对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宿命”。
在我看来，上述所揭示的，正是志华兄的这本新著的深层意义之所在。两年前，我在为志华兄伉俪所写的《一边倒之后》英文专著所作的“序”中，曾写下过下面这段话：
若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沈志华和李丹慧的研究思路和路径中，还透露出了他们对于“有意义问题”的界定。在西方学术界，就知识关怀而言，人们对于国际冷战史以及中国的冷战经历的研究一般是通过现实学派、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等的论争而表现出来的，并在这些学派的框架内就“权力”、“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利益”等展开讨论。沈志华和李丹慧的著述也涉及到了“权力”、“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概念，然而，他们的“知识关怀”却带有在许多中国学者身上都具有的“后革命”特征。
从这本书中所体现出的，同样是志华兄身上这种带有强烈的“后革命”特征的知识关怀倾向。志华兄是1950年——亦即朝鲜战争爆发这一年——出生的。他所研究的，实际是一个他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以“宏大革命”为特征的时代，而我们今天的时代——它的动力之所在，以及它所面临的挑战——仍然处在那个时代的巨大遗产的影响之下，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遗产所界定的。志华兄对于诸如国际冷战史、苏联史、朝鲜战争史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探究如此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这固然同他与生俱来的“好写历史”的素质分不开，也是他身上一种极为深刻的历史责任感的体现。这在他对于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总体评价中最为清晰地表现出来：归根结底，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决定入朝参战不仅是为了保卫边界安全，更是为了保持并加强“中苏同盟的有效政治态势，从而在根本上保障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中国参战固然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但从毛泽东和中共的角度来看，却起到了极大地加强中苏同盟关系的作用，并使得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及政治社会改造的宏伟计划在朝鲜战争后得到了来自苏联的全面支持，而毛泽东及中共本身在国内的声望、权力和权威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朝鲜战争后，关于中国入朝参战的历史叙事，更是同中共在各个不同发展时期对社会的改造和政治动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激发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普通人民对于国家政策“内在支持”的一个持久不衰的源泉。这其中，包含着太多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正面的经验及负面的教训，而从中折射出的，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时代”将成功与失败、进步与挫折、成就与痛苦、璀璨岁月与黑暗时刻交集混和在同一历史进程之中，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局面。志华兄的这本新著，则再一次将这一切呈现在人们面前，促使人们在阅读历史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一些涉及过去、界定今天并将影响未来的“基本问题”再作深入的思考。
像这样的一本书，当然是值得一读的。
陈兼，美国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
2012年11月20日，于伊萨卡
http://www.ohistory.org/newsdetail.aspx?id=243 | 
发表于 2013-6-23 23: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