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国际研讨会专题报道之四：论文（第三辑）

阿陀 · 发表于 2013-5-20 12:42:32

“一代人的命運，一個國家的命運：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歷史與回憶”
國際研討會：論文及發言
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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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知青一代的底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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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主，近年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
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当高的精神食粮。
——录自百度百科

文章开篇：“这次学术讨论会召开的时机，正值新一届最高领导人刚刚在中国政坛上位。他们的知青经历，驱使传媒和文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给知青运动涂上玫瑰色，过度地美化。所以，“如实地分析知青一代的底层体验，在当下既是一个历史的学术的课题，也是一个现实的政治的课题。”
丁东论文扣紧这次会议的宗旨，提出下面五点思考：
1、知青上山下乡为什么成为底层体验？
2、底层体验是主动选择的还是被动的接受？
3、中断学业到农村插队，对于民族文明延续的实际结果？
4、下乡后生理、心理和伦理的创伤？
5、底层体验对知青一代价值观和政治取向的影响？
作者认为，是中国社会五十年代开始的牺牲农民利益的工业化政策和人为的“二元结构”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农村沦为社会的底层。而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失败，加剧了农村的贫困，这种状态持续到文革。知青运动恰恰发生在这个时段，所以成为一代城市学子下到农村社会底层生活的体验。文章指出，这种体验绝大多数不是出于自愿的，但也要具体分析，因为“当时毛泽东在中国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中学生下乡插队也有响应号召的成分及随大流的从众心理，不排除一些家长，包括某些高级干部，是主动送子女下乡的，这其中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当时舆论宣传树立的知青样板，也在在显示这“是一条培养接班人的通道”，“这对政治抱负的青年人有一定的吸引力”。而知青运动造成现代教育制度断链，给一代人身心造成巨大创伤，则使知青一代在社会转型以后成为“付出代价最大的弱势群体”。

丁东先生的论文篇幅不长，尽管“五点思考”都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全面展开，还是见解独到。论文最后把下乡插队的老三届中学生和同期也在农场锻炼过一段时期的老五届大学生加以对比，认为同样是有农村生活体验经历，区别在于前者“被甩出了体制”“接了地气”（笔者冒昧补充一句——这也是农村知青和兵团、农场知青的区别）。丁东认为这种真正的底层经历有利也有弊：利者是这部分人一旦以后进入国家管理阶层，思想比较灵活变通，可能超越或游离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禁锢，开创新局；弊者为把农村封建落后一面也吸收了，加上在脱离农村过程不得不说假话，拉关系，使这部分人缺少对法规和契约的尊重，在中国未来的宪政之路上缺少足够的文化准备。
论文结尾重点部分如下：
其五，最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底层体验对知青一代价值观和政治取向的影响。我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应当从多角度分析。
知青到农村，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土里刨食，对农民的处境感同身受，产生了对农民命运的同情。在当时，和下放干部是不同的。和文革前已经进入大学的“老五届”也是不同的。老五届也参加了文革，毕业分配后先到工厂农场部队锻炼，后来落实政策，回到专业技术岗位。但他们一直挣工资，所以一直是体制内的干部身份。他们的发展路径也倾向于沿着体制规定的通道寻求上升机会。而知青的农民身份，等于被甩出了体制，不是国家的人。想获得干部身份也很难。这种与农民的同感，使他们回城后，还是打下了深深的心理印记。我希望，这种心理，能够成为彻底结束旧的户籍制度的变革动力。
知青的经历，使这些城市的中学毕业生接了地气，会讲群众语言。接触的信息比较杂，有阅读兴趣的知青的知识来源也比较杂，在不同程度上超越或游离了官方意识形态对世界观的系统禁锢，对教条比较反感。这是知青一代优于文革前毕业的大专学生和老五届大学生的地方。他们比较能够灵活变通，敢于不按常理出牌。在80年代，一些知青进入改革智囊机构，曾经在突破僵化的旧模式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
同时，知青在脱离农村的过程中，不能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说假话，拉关系都是不得不采用的手段。这种经历，又使得他们缺少对规则的信任，对契约的敬重。在向往法治，通往宪政方面，并无足够的文化准备。
中国农村是一个乡土社会，也是一个权力社会，是一个恃强凌弱的社会。农民有朴实忠厚的一面，但不是有尊严的现代公民。农村的基层干部，权力很大，缺少制衡，有当父母官追求，没有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习惯。知青一代的这些初始从政经验，对当代中国政治将产生怎样的微妙影响，还是一个有待观察的课题，不妨拭目以待。
***
知青问题国际研讨会结束后，笔者返程在香港机场候机，有三个小时的空档，于是把机场书店琳琅满目的今上传记逐一翻了个遍，专挑其中知青经历对比着看，结合丁东先生的论文，观感如下：
今上的下乡经历异同于其他也下过乡的贵胄“好汉”阶层有两点，就是“底层体验”和“红色通道”。
文革改变了游戏规则，自老三届68年下乡开始，老子是“英雄”，儿女也可能要下乡。只不过这些后代“好汉”们大部分都下农场和建设兵团，下农村的极少，而且无论下那里，一般短则一两年，长不过三四年，大都通过走后门参军或调动等途径离开农村。今上下乡的地点是陕北的穷乡僻壤，时间连头带尾算是七年，这在贵胄子弟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的，应该算是接过“地气”，符合丁东先生所说的“底层体验”。这对今日管治家国，无疑是一大助力，于老百姓也可能是一大福音（至少比锦衣玉食的金二胖、三胖强多了）。只是出身不同，底层体验也有差异。在不同的传记中对当年今上和其他知青一样“摸爬滚打”过劳动关、生活关的记录语焉不详。
根据编年表，他六八年16岁下乡陕西老家，第一年很快就开小差回了北京，基本没呆在乡下，后来是因为听了老革命姨夫一言点醒梦中人，明白自己的前途应该从基层做起，和当地搞好关系，才毅然返回农村（改投陕北延川县梁家河大队），七零年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呆了一年，这一年：
据村支书后来回忆，“***每天书不离手。很快，***已经学会锄地、送粪，一挑两个簍，100多斤，走路最快，上山还跑。”
——“书不离手”，如何劳动？“上山还跑”，能吗？这段有溢美之嫌。
据今上自己回忆，他每天晚上在自己的住处“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村里的党支部书记遇到什么事，也喜欢找我商量……就这样，我在村里逐渐有了威信。”
——“摆书场，讲古今中外”，论年龄，论学历，在15人的知青群体中轮得到一个初一的孩子？如果不是前陕北苏维埃主席的公子，普通知青可能通过侃大山降服书记，建立“威信”？据说“爱读书”，读的是什么书？当地村民回忆，“砖头一样厚的书”，“有马列，好像也有数理化”。笔者倒希望今上真是一个“广泛阅读”之人，如同他的搭档强哥，但几乎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记载，倒是发现，1998年至2002年，他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百忙中还在清华大学读“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在职博士。
下乡的第三年开始，今上沿着“红色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前进，被上调参加各种工作队，在写了十次入党申请书以后，终于被批准并马上被提拔大队书记，两年以后，七五年被“推荐”上大学……逐渐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原来并不是所有农村知青都像丁先生所说那样“被甩出了体制”的，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上山下乡就“是一条培养接班人的通道”。他们也“接过地气”，也有过“底层体验”，但他们终归还是体制的受益者，这一方面今上和所有下过乡的贵胄“好汉”并无两样。
笔者并不讳言，和大多数知青一样，自己当年也无避免地走体制之路，希望“红色通道”能给个人带来更好的前途。事实上，笔者不少当年就是知青上层的朋友，今天也都功成名就，过上优裕的生活。一般而言，这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对这个体制能有批判的思维和决裂勇气吗？借用丁东先生文章最后一句：他们这段经历“对当代中国政治将产生怎样的微妙影响，还是一个有待观察的课题，不妨拭目以待。”
阿陀
2013年5月19日于芝加哥

印红标：知青的读书学习及文革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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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生，北大国际政治系教授，法学博士，教授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香港与世界事务、海外华侨与华人社会等，也是目前国内有数的文革研究专家，他最有影响的论著是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___失踪者的足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笔者将这本书和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者——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并列，看作是至今为止国内研究红卫兵思潮最有学术价值的经典。2007年笔者慕名到北大拜访时，对印先生睿智的谈吐和儒雅的风度印象深刻。
印先生也是老三届，下过煤矿，但没当过知青，在参加这个研讨会的老三届学者中算有点另类，但这也有助于他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更为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
论文分为三部分：前两部分是知青读书学习的内容、动机和方式，最后部分是特征及影响。
作者认为，农村实用技术的学习虽然当时得到鼓励和支持，实际效果有限，且“不少知青的志趣并不在于此”。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比较广泛，不一定和农村生活有直接关系，但与学校教育有较多的承接。“这类学习基本是靠自学，而正是这类学习使很多知青多少弥补了中等教育的缺失，在此后恢复高等院校考试之后，得到了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改变了命运”。另外，美术、音乐、舞蹈及京剧等艺术的学习，因为政治性的文艺宣传以及普及样板戏而受到鼓励，曾红火一时。而从兴趣出发的文史哲学习在知青中是很普遍的现象。社会科学的学习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探讨在知青中十分活跃，“政治运动推动了青年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知青中流传和阅读比较多的书籍，除了文学和历史类之外，就是政治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书籍。官方的宣传曾经主导了知青的思想倾向，但是随着知青对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理论学习，一部分知青对官方意识形态产生质疑甚至批判，其中一些探讨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峰”。但作者认为，学习动机无论是出于建设新农村理想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还是出于单纯的求知欲或兴趣爱好，“从千百万知青的角度观察，那些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下，仍然不放弃读书学习，且持之以恒，孜孜以求的知青并非多数，能够深入探讨，有所成绩，有所创建的知青更属凤毛麟角。然而，在每一代人当中，佼佼者总是少数。朱学勤先生曾经指出，那些人往往是来自城市的重点中学，有着文化和精神的追求，关注着民族的命运，具有与一般劳动者不同的素质。这是一种精英的素质，来自文革之前的教育。文革前，社会通过考试的选拔，将他们当作社会的骨干和栋梁培养，使他们具有了与一般劳动大众不尽相同的志向、情感、能力与自我认知。上山下乡运动将几乎整整一代人送到了农村边疆，要求扎根农村，做新时代的农民。在新的环境下，原有的教育、社会期待所造就的志趣继续发生作用，诸多精英的“毛坯”、“半成品”在社会底层受到锤炼，以知青的身份思考本应由社会精英而非工农大众回答的问题，并在贫瘠的土壤中吸取营养，顽强地生长。贫困的农村和社会底层成了他们的社会大学。一旦政治社会环境发生根本转变，他们又会通过竞争回到精英的地位。幸而，这个黑暗的历史过程还不算太长，这些知青的精神和身体还没有被彻底摧毁。”
文章最后总结：
“知青这一代人在本应学习的青年时光被迫辍学，即使是有幸以工农兵身份进入大学的少数人，也曾经经历失学。自发的读书学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缺失给他们本人及国家的造成的损失。当文革结束，中共中央扭转政策方向，把经济建设置于中心地位，重新重视文化科学教育的时候，那些很快跟上历史转折的步伐，得以展现才华，改变命运的青年，除了文革前的教育基础之外，很多得益于知青时代读书自学的知识积累和实践经验。相比之下，未曾以自学求自强的同龄人，在历史转变过程中，往往陷于被动，步履蹒跚乃至落伍。
知青的读书学习是在文革的逆境中与命运的抗争，不能不受到整体社会条件的局限，这一点反映到这一代专业人才的学科分布。在知青及其他社会青年读书学习活动涉足较多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一年龄段的人才缺失相对缓和；而在科学技术领域，人才断档则比较突出。在文学领域现出了引人注目的知青作家群。知青跌宕的人生凸显了时代的苦难与奋争，给知青作家提供广阔的题材和创作灵感。一些作家在文革期间曾经进入体制内的写作组、作过工农兵学员，又经过自修，提高了写作能力。文革时期，他们常常是“戴着镣铐跳舞”（陈建功语），文革后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他们新的创作道路。白洋淀知青诗人群体则是先在体制外开创了独特的诗歌风格，文革后为体制容纳。
知青社会政治探讨中的政策批评派在改革开放中进入体制内，推动了思想解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例如：陈一谘、邓英淘等原知青成立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组，直接推动了中央的改革决策。知青的社会制度批判派在民主墙时期也曾一度活跃，但因其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而受到打压。知青思潮中微弱的自由主义流派，在西学再次东渐的潮流中影响日渐充实扩大，在1990年代之后在学术界和经济界成长为有重大影响的思潮。
知青和同龄人构成了具有独特精神面貌的一代人。由于有过从红卫兵至下乡知青的人生大起大落；有过从崇拜至怀疑至批判的思想鉴别与演变；有过在实践中而非教室里读书自学的奋斗历程；有过从城市到农村底层再返回城市的丰富社会体验，他们比文革前大学毕业的人有更多的独立思考精神而较少迷信和依附；比文革之后接受系统教育的人，多一些理想主义色彩和坚韧的奋斗精神。这是在动乱年代中锤炼出来的一代人，有其特殊的长处和缺陷。知青自发的读书学习活动是铸成这些精神特征的不可忽视的一段经历。”
***
这次研讨会共有两篇论文谈知青的文化学习，另一篇是前面介绍过的博士生林升宝的《“文革”时期上海知青业余函授教育述论》。一老一少，分别从知青自学和政府办学的两个不同角度探讨一个原来比较冷门的专题，笔者觉得特别有意义，原因有二：第一，读书学习是知青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的，虽然受条件环境影响因人而异，但这段经历都值得记录下；第二，在当今“知青治国”的背景下，研究当年知青怎么读书，读什么书，以及当时政府是如何引导知青读书的……效果如何？可以“温故而知今”，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推测未来中国的走向。
读罢两位研究者的文章，笔者觉得虽然面面俱到，却很不满足，原因是文章不能完全回答第二点，即不能讲清知青读书和今日“知青治国”的关系。
首先我们对知青一代的世界观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笔者以为文革前接受中小学教育的这一代人，即使经历了文革和知青生活，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大部分人形成的世界观基本上并没有超越十七年的教育框架，原因是执政者不同时期的宣传教育是有延续性、一贯性和强制性的，例如政治观的马列教条灌输，历史观的爱国主义灌输和唱红教育等。被强制洗脑的这一代人，如果每个人自己没能接触政府控制以外的资讯，没有认真大量阅读主流宣传控制范围以外的各种书籍，没有真切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意识，他们不可能置换原来已经基本成型的世界观。
现在经常提到所谓“知青治国”，如果具体研究一下当前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知青”的履历，定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绝大多数在知青时代就已经得到重用提拔，换句话说，几乎都是曾被各级部门作为“革命接班人”培养的知青上层。若谈“知青读书”这个专题，不可忽略他们上位接班的“红色通道”上，主要读的是什么书？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灌输（反过来看即不同时期各级政府提倡他们读什么书，怎样教育培养他们）？最终建立起什么样的世界观？检视“红色精英”的“阅历”，解读他们的现状，可以预知中国的未来。
笔者无意在此展开长篇大论，谁都应该心知肚明，他们绝大部分都不可能博猎群书，除了那个时代的条件限制，更重要的是读书思考这不但对自己的升迁之路毫无助益，而且还可能惹祸上身自断前程。任何专制制度的合格接班人，都不会有个人的自由意志。他们甚至远远不如自己的父辈——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等，老一代革命家毕竟是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生活过，曾接受过马列以外的正常普世教育，他们不少人相信马列主义尽管有很大的盲目性，但他们追求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落点还是在没有剥削压迫的公平社会，这信仰初衷还是真诚的。后来哪怕做过多少错事、坏事，只要良知未泯，理智尚存，晚年还可能将功补过，甚至作出石破天惊的举动。红二代从小读红书，唱红歌，喝着狼奶长大，长大后继续喝狼奶，完全是没有信仰的一代！即使部分人因为下乡有过一些“底层体验” 作为整体而言，他们从来没有反思，没有更新，没有超越自己。所谓“知青治国”,因为精神资源的极度贫乏和特权利益的身不由己，最终会不会是“知青误国”？鄙人不敢妄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知青治国就是班团干部治国，就是校团干部治国，就是知青队长、指导员、政治干事、报道员、辅导员......治国。说到底就是红二代治国。
——其实不必研究他们读过什么书，只要看看他们只会唱什么歌，只爱唱什么歌，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走什么路！
阿陀
2013年5月19日于芝加哥

笔者2007年5月19日到北大拜访印红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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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部分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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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香港梁保全历史中心、香港知青协会及谭世通先生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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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海南岛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五团高峰连七零年前后知青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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