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祥：回忆“文革”中的李大章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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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识大章同志是在1955年底西康省撤销并入四川的时候。当时，他是四川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李井泉）兼四川省省长，我是廖志高同志（原西康省委第一书记，合省时任四川省委第三书记）的秘书，后来，大章同志任西南局常务书记仍兼四川省省长，志高同志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由于这种工作关系，我接触大章同志的机会也较多，他为人正派、和蔼慈祥和关心、爱护同志的思想品德和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尽管后来他同西南局，省委其他一些被“打倒”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同李（井泉）、廖（志高）有着迥然不同的遭遇和处境，但他优良的思想品德和作风，一如既往，依然未变。
“文革”初期，大章同志同廖志高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也很不理解，特别是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煽风点火、蓄意制造混乱的作法非常不满。1966年8月的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利用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煽风点火，极力鼓动甚至操纵指挥北京红卫兵学生到全国各地造反，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西南局、省委机关一再遭到冲击，领导干部被批斗围攻甚至通宵纠缠的情况越来越频繁，无法开展正常工作。为了改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经成都军区党委研究，同意在军区兼有政委职务的李井泉、廖志高同时也邀请未兼军职的大章同志于九月中旬住入军区大院办公。这一期间，廖志高从军区给他送来的几份《文革动态简报》（中央文革小组编印，上报中央，对下只发给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中了解到：中央文革小组曾从各个方面选调了一批“造反精神强”的干部，经短期培训后，派往各地了解情况向中央反映。有的穿上军装，冒充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其中不少人完全站在造反派一边，捕风捉影，歪曲事实，对地方党政领导横加指责；有的人还直接插手操纵指挥当地的造反活动。志高同志阅后愤慨地说：“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都是些秀才，根本不了解地方和基层工作的实际情况，就靠这些简报反映的片面情况来指导文化大革命，事情不被他们搞坏才怪！”当他知道这些简报按惯例只送了他和李井泉时，专门要我送给大章同志阅读。一贯幽默风趣的大章同志阅后讲了一句话：“歪嘴和尚念经！文化大革命这本经拿给这几个歪嘴和尚念糟了嘛！”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情绪。
1966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猛。“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是西南局、省委的核心人物，难以避免再成为西南地区和四川省冲击和批斗的重点对象。造反派提出的口号，最初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后来升级为“推翻西南局的反动统冶，彻底解放大西南”，大章同志既是“炮轰”又是“火烧”的对象，特别是十一月中旬，李井泉经中央批准外出治病后，他作为西南局的常务书记，更是首当其冲，除了遭到北京南下造反派的围攻批斗外，还经常受到云南、贵州来川造反组织的纠缠和批斗，处境也越来越困难。当时，包括我们这些在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在内的许多干部都认为，“李、李、廖”三人中，大章同志会遭到更多的麻烦：第一，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文革”开始不久，造反派就把他母亲的墓和刻有他名字的墓碑拍照下来，诬他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第二，他身任西南局和四川省两级党政重要实职，两级工作中的缺点毛病（造反派称为“罪行”）都有他的份；第三，特别是他长期担任四川省省长，公开场合出面和讲话报告多，加上他丰富的语言、历史文化知识和幽默的性格，讲话中往往风趣横溢，时有妙譬，难免一点不出错，很容易被造反派抓住辫子上纲上线。因此，当时我们估计他可能是“李、李、廖”三人中首先被打倒的对象，也为他可能遭受的困难处境担忧。
1968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前还遭受围攻批斗的大章同志出乎我的意料，被中央任命为省革委副主任，从而结束了他在“文革”初期被批斗和折磨的困难处境。我当时仍以“李、廖死党黑秘书”的身份，被通知到省革委专案组（审查对象是西南局、省委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举办的“秘书学习班”（后来逐步扩大并改称“知情人员学习班”）参加学习。开学的当天，省革委副主任刘结廷到会讲话：“听说你们有的人有思想包伏，怕自己被划到‘李、廖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去。我看，你们本来就是那条路线上的人嘛！只有认真揭发‘李廖死党’的罪行，彻底同他们划清界线，才能争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不久，他又在一次讲话中说：“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李井泉是百分之百的假党员，廖志高是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他的这些讲话，是在政治路线上给我们这些“黑秘书”定了性，给我们增加了极大的思想压力。这时，我认为我同大章同志已经是两条对立路线上的人了，此后不会也不可能同他再有接触，从而在思想感情上也同他拉开了距离。和我同时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李井泉的老秘书陈振寰（时任郫县县委第一书记），平时就比较粗枝大叶，加上当时的思想压力大，在写的揭发材料中，引用1967年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当时简称“红十条”）中“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一句话时，错误地写成“以毛主席为首的一小撮……”，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学习班批斗后又押回郫县多次批斗，下放到该县红光公社监督劳动。后来我听说，有一次大章同志到这个公社视察，了解到陈振寰的情况后说：小陈能算什么反革命！？并为他讲了一些公道话。此后不久，陈振寰就被“解放”，调到地委机关恢复了工作。身为“革命领导干部”的大章同志，能为我们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的“黑秘书”，特别是为李井泉的秘书说公道话，这在我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憾。此事只是我听说的，并未亲历其境，陈振寰的解放与恢复工作是否是大章同志的公道话起的作用，也不得而知。但从我自己后来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来看，大章同志并没有把我们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人物加以歧视，仍然像过去那样把我们当作他的同志和部下来对待，并且尽可能地给予关怀和帮助。
1969年9月，学习班结束，我被送到米易县弯丘的省级机关“五·七”干校原省委办公厅的连队参加劳动。整党中，我的问题除了尚未同廖志高划清界线外，加上省委办公厅曾有人无中生有地揭发我“文革”初期有谩骂江青的言论，作为“现行反革命”问题进行审查，一直过不了关。当时也在干校劳动的李吉均同志，是大章同志原来的老秘书，文革前已调省委办公厅，他因肠胃大出血在干校医院动手术后不宜继续参加劳动，大章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设法将他调回了省级机关。他回去后对大章同志谈到我在干校的情况，希望他能给予帮助。大章同志表示可以考虑，还说：志高曾长期分管农业，他随志高工作多年，应当对农村工作很熟悉嘛！不久，省级机关机构调整，刚恢复建制的省农业厅就派人到干校商调我到该厅工作，干校以我尚未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为由婉言拒绝。尽管事情没有办成，但大章同志对我的关怀和尽可能给予的帮助，给我心灵上增添了不少温暖。
1972年春，弯丘五七干校解散，绝大部分干部都回原单位工作，我是否回原单位省委办公厅（当时是省革委办事组）尚未得到通知，只好在家等待分配。这一期间，干校留守处送来对我“现行反革命”问题作出的结论，大意是：查无实据，不以反革命论处，属“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我明确表示不同意并拒绝签字（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在福建工作期间，才收到四川省委办公厅为我彻底平反的通知）。为此，我作了长期不被分配工作的思想准备。不久，大章同志原来的另一位老秘书李步云（曾任温江县委第一书记）来动员我到他当时负责的省革委调查研究处工作，并且说：“这个处的工作属大章同志分管的范围，曾给原西南局书记阎秀峰和省委书记杜心源当过秘书的岳忠、陈钟光也在这个处，大家对你都很熟悉，欢迎你来。”我毫不犹豫立即表示同意，十分愉快地到了省革委调研处，同大章同志的接触中断了四年多之后，又能经常同他相处了。无论什么时间和场合，他从不问我是否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更没有要求我与志高同志划清界限，和蔼慈祥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依然如故。我在调研处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心情非常舒畅，文化大革命以来给我心灵上带来的阴霾也逐步消失。
1973年2月，被关押在北京的廖志高同志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报经毛主席批准解除“监护”；1974年11月末，中央任命他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要求12月底前到任。当时我同调研处几位同志正在内江地区农村搞调查，突然接到处里从成都打来电话，说有重要任务，要我立刻回去。赶回后的第二天，大章同志的夫人孙明同志（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找我谈话说：“中央组织部来电话准备调你随志高同志去福建工作，并征求本人的意见。估计这是志高同志提出来的。大章同志希望你去，并且要求你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我表示：“回到老首长身边工作，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但还有一点思想顾虑。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前线，敌情复杂，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加上‘现行反革命’的问题尚未最后结论，作为志高同志身边的秘书，去后是否会给他造成不良影响？”然后我详尽地向她讲了1968年初有人贴大字报，捏造事实，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以及干校整党中对我进行审查和结论的详细情况。孙明同志耐心地听完后说：“你的家庭历史情况是清楚的，组织上作过审查，志高同志也很了解。至于‘现行反革命’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那只是那张大字报标题上给你戴的帽子，既然已经查无实据，怎么能结论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呢？最多也只能挂在那里待查，我认为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你作为当事人已经表示不同意并拒绝签字，从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来讲，这个结论不能成立，你不要再背这个包袱。”最后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谈话后我还提出了一个具体要求：从川康合省以来，我个人的几十本工作笔记，主要是志高同志的指示、讲话和一些大事记，文革一开始就被办公厅造反组织抄家搜走，现在都堆放在省委办公厅档案仓库没人过问，希望能退还给我，带到福建作为今后工作参考。后来也经大章同志批示，全部退还给我了。在大章同志的关怀下，我放下包袱，满怀信心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在福建省工作长达八年之久。
1975年，廖志高同志坚决贯彻小平同志关于全面整顿的各项指示，福建省各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当年11月底，政治风云突变，毛主席突然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2月，中央决定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的“打招呼”会议，首先通知闽、浙、赣、川、滇五个“问题多点（实际是75年贯彻小平同志指示较坚决）的省”去京参加第一批会议。会上，江青、王洪文对志高同志大肆攻击，说他“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你贯彻邓小平那套东西最卖力，五个问题多点的省福建数第一”“充分说明你是还在走的走资派”。志高同志心情很不愉快，我也很苦恼。当时，大章同志已从四川调京任中央统战部长，他参加过1976年初中央机关各部委的“打招呼”会议，对整个形势的突然变化也有所了解。当他知道志高同志来京参加这次会议后，由于会议规定不能会客，就要他的秘书赵文欣打来电话说：“大章同志就不来看你们了，他要志高同志注意保重身体”。电话上他不便多问，按会议规定我也不好多讲，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大章同志的好意和对同志的关怀，令我十分感动，记忆很深。
1982年我调回四川省委办公厅，2000年8月，志高同志因病在京逝世，中央组织部通知我去京参加追悼会。丧事办完后，李井泉的女儿大蓉专门邀请李、李、廖三家在京的子女聚会，由于我长期在志高同志身边工作，他（她）们从小就对我很熟悉，也邀请我参加。平时他们都各有自己的工作，很难聚在一起，这次相逢倍感亲切。互相关心询问当前的工作，家庭情况，共同回忆童年一起上学、游戏甚至吵架的往事，自然也谈到文化大革命，大章同志的子女是革命干部子弟，李、廖两家的子女是黑帮子女，尽管他们同各自的父辈一样，有过一段迥然不同的遭遇，但这次聚会见面后，都能坦陈各自的经历和处境，畅谈自己当时的感受和心情，豁达开朗，毫无芥蒂，青梅竹马的浓厚情谊依然经久不衰。他们之间这种亲密和谐的气氛令我十分感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几十年了，风暴已逝，涛声依旧。当年在省委机关大院一起生活、长大的这些娃娃们，都已经在人生的道路上茁壮成长，十分成熟了。
从大章同志几个子女在这次聚会中的言行和表现，联想到文革中我同大章同志接触的一些往事，他和蔼慈祥，为人正派和关心爱护同志的优良品德和作风又重现在我的眼前。我对大章同志更加崇敬，更加怀念。

曾庆祥：原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主任，已退休。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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