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朗宁在建国之初的“甲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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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951年1、2月份，是由当时的加拿大大使馆临时代办切斯特.朗宁（Chester Ronning）引起的。事件本身并不复杂：朗宁先生在奉命回国之前，将已故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Menzies）收藏的满满一箱价值连城的商朝甲骨片通过杨宪益转交给南京博物馆，使这批稀世珍宝失而复得。这明明是一件大好事，可杨宪益和朗宁先生却为做了这件好事而受到了牵连。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我和朗宁很熟，他常请我吃饭，一起鉴赏他的中国古玩。这些古玩是从当地古董商那儿买来的，多数是赝品。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仍然留在南京的加拿大大使馆，所以切斯特朗宁只被当作普通外国公民。一天晚上，朗宁邀请乃迭和我去吃晚饭。饭后他说，由于加拿大政府决定跟美国站在一起，他很快就要离开中国了。在清点使馆财产和打包和储藏时，他发现一个旧柜子里有许多骨头碎片，是一个叫明义士的传教士留下来的。明义士早已去世。因为物主已经不在了，他可以随意处置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些东西像是商朝的用作占卜的甲骨碎片，上面有甲骨文。他请我鉴别这些古董，看看古董商们是否愿意收购。我经过仔细鉴别后，告诉他这些无疑是商朝甲骨，至于它们是真是假，我不敢肯定。我说，如果是真的，它们应该送往博物馆，但是他与地方政府没有联系。他提议如果我真认为这些东西有价值，他想把这些东西给我，让我来处置。我答应了。第二天，这些东西连同那个柜子一块儿送到了我家，是一个年轻人力车夫送来的。一共有四千多块甲骨。我立刻给南京博物馆打电话。博物馆的女馆长曾昭燏（雷注：曾照燏，字子雍，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曾孙女）是我的老朋友 ，也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她在伦敦大学主修埃及学。她立即把甲骨运到博物馆。经过鉴定，她打电话给我，激动地说这些就是著名的【明义士商朝甲骨收藏】。外界以为这批甲骨早已被运往国外了。这批甲骨大部分是真品，只有少数赝品。这批收藏的发现对于古代商朝历史和语言的研究是个重大贡献。她马上报告北京。中央政府一定会为这一贡献而感谢我。
　　（【白虎星照命】，页一七七、一七八）
　　
　　那一次，向来孤傲矜持的曾昭燏一反常态，兴奋地在电话中说：“这是了不起的一笔宝贝。我们以为明义士的东西早就丢了，你居然又给他收回来了。”她还说要让中央给杨宪益发“奖状”。当然，杨宪益没有得到中央的“奖状”，相反，他还挨了一顿批。一位听到电话的同事当即批评杨宪益对这事“处理不当”。杨宪益在回忆中说：
　　
　　南京统战部的同志跑来跟我说：“副委员长，你这样做不妥当。我们跟外国现在没有联系，你手头的这批东西不应该通过你私下收授交给博物馆，应该通过官方，说加拿大使馆里有这么一批东西，我们就可以给们判罪，说他们私藏了我们的东西。”我说人家明明是愿意把这东西交出来，没法子交，托给我，让我转给博物馆的。我就是转一下手。他说那也不对。原则上不对。我们跟外国使馆没有这个关系。
　　（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4日，北京）
　　 　　
　　对人对事从来不设防的杨宪益是公开在统战部的办公室给曾昭燏打电话的。尽管朗宁曾叮嘱过他不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大大咧咧的杨宪益仍然把朗宁和盘托出。听到电话的那个同事立刻向统战部领导汇报了这件事，领导当即批评杨宪益“不懂政治”，让“外国帝国主义间谍钻了空子”，“离间了党和政府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事态的发展变得十分严重。杨宪益突然被南京公安局传讯了一夜。戴乃迭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当朗宁去杨宪益家时，看见她为了杨突然被传讯一夜不归而“吓得发抖”。虽然最后杨宪益安然无恙地回了家，但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甲骨事件”和“紫石英号事件”都成了杨宪益“丧失阶级立场”和“丧失民族立场”的两个典型事件。
　　
　　而此事的另一位“肇事者”朗宁先生的遭遇更险。为这事，他受到了南京市公安局的反复盘查。公安局有关部门彻底搜查了大使馆官邸，但没有任何“罪证”。当朗宁先生离境时，他受了种种非难。非便他的行李受到彻底检查，还在深圳罗湖桥被边防警查搜身，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搜了个遍。作为外交官，他受了不应有侮辱。他的所有私人照片的底片都被没收，还差一点不让他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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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曾昭燏，那位深知这批“明义士甲骨收藏”文化价值的南京博物馆馆长却于1964年12月22日自杀身亡。她从南京灵谷寺塔顶上一跃而下，结束了年仅五十五岁的生命。曾昭燏终身未婚，友人程千帆说她“位高心寂，鲜友朋之乐，无室家之好，幽忧憔悴”，终至自戕。而据杨宪益说，她是被斗而死。在1964年城市四清运动中，“上面”把1949年国民党运送故宫文物到台湾去的账算在她头上，她选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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