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曙生：金银滩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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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


到青海省旅游，海晏县的金银滩是首选之地。那是因为王洛宾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经典民歌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想象着能看到草原那美丽的风光和婀娜多姿的牧羊女，怎能不想到此一游呢！不过现在到这里旅游，更重要的理由是想看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地方是个啥样子。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金银滩建立起来的占地1170平方公里，由18个厂区、4个生活区组成的总建筑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的代号为221厂（对外称“青海省综合机械厂”），研究、制造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使我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221厂过去对外绝对保密，以致这个厂所在地的“金银滩”的地名，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从报纸杂志上消失了，电影《金银滩》拍摄完成只放映了几个月，就被禁止。现在解禁了，大家都想去看看这块过去想看而不能看、想说而不能说的神秘地方。　

这可是真正值得一看的地方啊。它的故事多着呢！1959年前，中苏关系良好，苏联答应帮助中国，提供技术资料、样品，培养中国科技人员，帮助中国研究、制造原子弹，221厂选址在金银滩，得到了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苏联专家的认可。从建厂初期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从空中通过U-2侦察机不断进行侦察，和台湾情报机构合作，多次向青海空投特务，窃取情报。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专家、带走技术资料，但是，当它通过间谍和各种渠道得知我们研究、制造的进展后，十分惊讶。随着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战争阴云密布，苏联曾经设想采取外科手术式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来摧毁我们的研究制造基地。　　

我们国家对核武器研制基地的保卫、保密工作十分重视，制定了一系列保卫、保密措施，以确保万无一失。青海省公安厅专门成立一个处，调配专门人员，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安全保卫和反间谍侦查工作；221厂还单独设立一个公安局，名字叫“矿区公安局”，具体负责厂内安全保卫、保密工作，受省公安厅和上级保卫部门双重领导，可是外面没有人知道还有这样的一个公安局存在。在221厂工作的人员，受过严格的保密教育，单位与单位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人与人之间，都不得打听彼此的工作情况；就是上班走路，不同工种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路线，不得进入别的厂区；只有少数专家和领导配发特别证件，能随意在厂区内走动。每个厂房，每个部位都有卫兵把守，没有通行证，休想通过。在这里工作的人和外面的通信联络都通过专门保密信箱传递。为“两弹一星”贡献出青春和智慧的职工们，可能还不一定都知道，他们的来往信件，有时被严格检查，方能发出和收到。对发现在通信中有泄密行为的（往往是无意的）轻则批评教育，调离工作岗位；重则开除，劳动教养，甚至刑事处罚。221厂工作人员的亲属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在哪里工作，是干什么的。围绕金银滩，还有大量武装警察和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高炮部队，在外围担负保卫任务，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这样严格的保卫、保密措施，也不能确保万无一失。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试验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间谍卫星，发现中国将试爆原子弹，并率先在我试爆前发布消息，令世界震惊。可221厂的多数职工和科技人员，竟然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是什么。221厂在完成了它的神圣使命之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决定撤销；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向世界宣布“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完全退役”；2005年11月国务院命名中国原子城（221厂）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此成了青海省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笔者曾经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对221厂并不陌生。在时隔40多年后，重游青海，陪友人到此游览（说实话和当初的221厂比，已经是面目全非）。在游览过程中,对讲解员的讲解我没有认真听，因为对它的历史我一清二楚。我脑海里翻腾着40多年前初到这里的情景。回到安徽后，我翻阅日记和保存的资料，觉得有必要整理成文，让人们知道，在金银滩这美丽、辉煌的背后，曾经还有过巨大的伤害。

1963年5月18日，青海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李谦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我们不断接到公安部、监察部、民政部转来的申诉信，反映海晏县1958年镇反和移民问题。前两年中央有关部门、西北局和省里派人去检查过，也处理了一些个案，可是申诉信、来访仍然不断。省委指示，由公安厅牵头，民政厅派人参加，组织联合调查组，再进行一次调查。省厅一处、二处各派一个人，民政厅派一个人，连你共4个人。这次调查报告得要你写，你要有思想准备。你们此行的任务就是了解情况，把1958年海宴镇反和移民写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至于是对、是错，不要乱表态，调查报告由厅领导研究后报省委。

接受了李主任的任务，我就预感到，我们这次去调查，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们四个人，组长是一处的马科长，其他三个人两个科员，一个办事员。前两年到海宴镇调查的领队都是厅（局）级、处级干部，他们没能解决问题，我们能干什么？尤其是当年知道海晏县镇反和移民没有错，为确保我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5月19日，我们四个人开会讨论如何完成这次调查任务。马科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次到海晏县调查，完成任务不难，不就是写一个调查报告吗？写调查报告理所当然由小尹承担，你是大学生嘛。我们三个人给你找资料、找档案、找人开座谈会，你负责记录，然后整理写一个报告，就万事大吉了，我看有十天半月，准能完成任务。

正如马科长说的，我们此去只用了15天时间，其中有5天时间是到移民最多的祁连县、刚察县，想实地去看看移民安置点，了解移民到底生活得怎么样，结果都被婉拒，理由是中央和省里来调查了好几次，都有报告，我们找来看看就行了，没有人陪你们下去。我们无话可说。

调查工作接受结束后，我很快写好调查报告，在调查组集体讨论报告时，对报告上写的1958年至1959年海晏县的镇反和移民情况，完全赞成，没有修改意见。但是，对报告最后一部分我擅自加进去的“时间”是在“大跃进”背景下发生的，他们三个人都坚决主张删掉，说这不是我们调查的内容。我只好服从。

今天我写这篇回忆文章，就不能不先写发生“事件”的大背景。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展起来以后，中央青海省委积极响应，提出在青海省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并作一步走”的口号，用两三年时间，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当时青海省的农业区已经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牧业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少地方还保留着部落社会形态，没有合作化。省委要求在牧区立即成立牧业生产合作社，把牧民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牧场和牛、羊、马交给合作社，牧民成为合作社社员。这样做，牧民的私有财产被完全剥夺，自己无处置权；吃肉、喝奶、吃酥油糌粑，都要向牧业合作社领取，牧民居住十分分散，邻居之间动辄几十公里，成立牧民生产合作社是一个疯狂的做法，不仅广大牧民强烈反对，就是党员、团员、基层干部也坚决抵制，当然也遭到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强烈反对，一度引起了极大的社会恐慌。省委不反思自己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盲目蛮干，用专政的手段、高压的方式来解决。他们认为，在青海只要把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控制起来，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牧民是听他们的。于是，省委在1958年4月14日给各个州、县委发出通知，为了加快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要求“采取开会、学习等方式，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集中控制起来”，不让他们和牧民接触、和外界接触；不让他们有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根据省委的指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委，将副县长、温都寺高僧（常年在温都寺念经）、当过班禅额尔德尼经师的加乃化仁波切等上层人士，以到县城开会为名，软禁起来，使他们和外面失去联系。而温都寺所在地的循化县刚察乡，县里派出的工作组正在那里开展牧业合作化运动，遭到包括党员、团员在内的牧民群总强烈抵制，加乃化仁波切被软禁后，使矛盾更加激化，成了闹事的直接导火索。牧民群总和政府多次交涉，要求让他回温都寺念经，交涉无效，激起信教群众愤怒，在少数人的煽动下，将乡长扣押，打死工作组组长，破坏通信电缆，该乡首先叛乱。叛乱群众向县城进发，和不满意农业合作化的广大撒拉族群众一起，共4000多人，于1958年4月24日将循化县城包围，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等人；要求不搞牧业合作化，解散农业合作社，将牛、羊归还牧民。兰州军区紧急调动部队平叛，4月25日叛乱平息，造成了319人死亡（其中被击毙435人），俘虏2999人，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的普通群众；平叛部队伤亡17人，损失财产90万元，200间民房受损。此次叛乱中，循化县有的党员和69.5的团员参加了，有156名党员和26名共青团员参加了攻打县城的行动。

循化叛乱虽然被迅速平息，但是很快蔓延到5个州、24个县、240个部落、307座寺庙，共有近10万人参加。毛泽东在中共青海省委关于循化叛乱的报告中批示说：“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其实，由农、牧业合作化运动所引发的叛乱，参加者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他们不仅没有解放，而且陷入了深渊。

1958年4月28日，省委书记高锋在省委书记处会议研究平息叛乱的措施时说：“叛乱好嘛！为我们打击敌人找到了借口。谁是坏人，地方、部队都要事先了解，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在战斗中将他们解决掉，要有人专门管这件事。现在的斗争比1949年还严重，战线非常广泛。公安机关要在三年内把青海搞成铁板一块。”6月16日，高锋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这一次决心把封建主义盖子连锅端掉，两个革命一齐完成，对那些绊脚石，能在战场上打死的就打死；牧区揭封建主义盖子，主要靠打仗，把他们的头子抓住了，就完成了任务50%；枪毙了没有，枪毙了就完成了100%的任务。”6月28诶，高峰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牧区还有一个好形势，就是我们已经捉了7000个反革命（指省委部署的公安工作捕人计划牧区的捕人数，1958年全省全年逮捕人数4.9万多人，见笔者《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载《炎黄春秋》2010年1期）,这种好形势是叛乱给我们带来的。在这个大好的形势面前，最大的阻力是我们一些领导思想赶不上形势，有右倾情绪，贵南一个县一次打死敌人42个，要通报表扬的。”

高峰要通报表扬贵南县打死42个“敌人”是怎么回事呢？1958年5月13日，贵南县委根据省委通知，以学习、开会为名将全县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统战对象42人集中往州里送，在到达海南藏族自治州一个名叫“过马营”的地方汽车停下，要车上的人都下车，集中到一个大房子里，然后锁上门，事先布置在那里的民警和民兵，从窗户向房子里面开枪射击，将42人全部打死。这样违法乱纪、滥杀无辜的犯罪行为，身为省委书记的高峰却要通报表扬。

1958年10月26日，高峰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现在是大破大立，要把宗教彻底破坏，搞得臭臭的，——现在看，宗教越反动越好，只有他们反动，搞破坏，我们才有借口下手狠狠打击，才能搞彻底；我们不要怕搞过头，把宗教搞得越彻底越好，不然我们就不会成为大后方。”

1958年9月14日，主管政法部门工作的省委常委、副省长薛克明在政法工作会议上说：“对宗教实权分子、反动头人，一律捕光，一个不留，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死在监狱比死在社会上好。”

公安厅厅长杨淑芳说：“封建阶级的狗腿子、爪子、宗教实权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分子，三年内将其打完，一个不留。”

这就是海晏县镇反和野蛮移民的大背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又有了保卫原子弹实验、制造基地安全的借口，在金银滩地区进行社会镇反，滥杀无辜和野蛮移民就成了必然。当时海晏县全县人口只有1.9万人，80%住在美丽的金银滩极其周边地区，以藏族、蒙古族同胞为主，也有少量的汉族和其他民族。藏族和蒙古族还保留着部落组织的形式。

在省公安厅那位副厅长的指导下，1958年6月至10月，海晏县“破获”了一个名叫“以打狼（猎）为名的反革命叛乱集团”，有时也叫“以打狼（猎）为名的反革命阴谋叛乱集团”，因为海晏县从来没有叛乱过，所以加上“阴谋”两个字，有时也叫“阴谋叛乱、阴谋暴动集团”—总之，这个“反革命叛乱集团”的名称是游移的，不固定。我们在阅读案卷材料时，罪名有七八个。公安局给我们提高那个的档案资料显示，对这个“叛乱集团”成员一共逮捕了734人（也有人说逮捕了800多人）。对只有1万多人口的小县，逮捕这么多人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而且被逮捕的这些人大都是居住在金银滩及周边地区的藏族和蒙古族同胞。为什么怀疑他们叛乱？因为按照少数民族习惯和实际需要，家家都有打猎的枪支，以保护牛羊的安全。上世纪50年代，金银滩一带，狼害严重，受县委、县政府指令，由县公安局指导，把青壮年牧民组织成打猎队，经过几年努力，狼害基本消除。“大跃进”运动发动起来后，加上循化发生叛乱，县委、县政府领导认为，这些牧民有叛乱的可能，必须先下手为强，把他们抓起来，防患于未然。在被捕的700多人中，就有打狼队的631人，其中有231个民兵，14个乡、社（合作社）长，8个副县级干部，34个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物。被捕的人中有69个党、团员，都是贫苦牧民出身，是共产党在牧区的依靠对象，却也被无辜逮捕。

被逮捕人员名单的确定，由县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是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实际是公安局确定的名单）提出，报告县委常委会集体研究决定。逮捕的方式，干部、民族宗教界上层人物和统战对象，以开会、学习、传达文件等名义发通知，等他们来报到时，来一个逮捕一个；其他人，由公检法干警到下面就地逮捕。判刑由公安局预审后提出判处刑期，是干部和民族宗教界上层人物、统战对象的，经县委常委研究决定刑期。罪名有十多种，比如“以打猎为名企图叛乱”、“组织打狼队，企图推翻共产党”、“思想反动企图变天”、“散布谣言，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不满共产党、给活佛磕头、点酥油灯”、“思想反动，剥削压迫牧民群众”、“生活糜烂，强奸妇女”、“组织参加反革命集团”、等等。刑期是怎么确定的呢？有什么原则？总的要求是：年轻的要重判，因为判轻了，释放回家后再搞叛乱怎么办？年老的，判轻点，因为不到刑满就可能死到监狱里。比如一位蒙古族头人，71岁，研究判刑时，主持常委会议的县委书记问：“此人多大岁数？”办案人员答：“71岁”。县委书记说：“判他10年就差不多了，他会死在监狱里，不可能叛乱了。”700多人，经过法庭开庭审判的只有63人（查阅法院开庭审判记录记载），其余没有开过庭，公安局预审后，决定刑期，法院照葫芦画瓢写个判决书，盖上公章了事，送到劳改农场。被告都不承认自己犯罪，说从来就没想过要叛乱。在公安局预审时，由于被告人不承认犯罪，残酷刑讯逼供，致死17人，致残40人。

王昭到青海主政后，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但是海晏县以“打狼（猎）为名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乱”这一涉及700多人的大案，没有从根本上平反，我们接触的县委领导人仍然认为当年海晏县没有发生反革命叛乱，是因为及时粉碎了敌人企图叛乱的阴谋，所以这个案子不能平反，个别人搞错了，个别纠正。到我们去调查时已经纠正了57人，分别释放，或在劳动农场就业，成为农场职工，但是不能再回金银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冤案才彻底平反。可是大多数人已经在劳动农场被饿死或被折磨致死，活下来的人不多。

当年定这个案件是省公安厅的一位副厅长坚决主张的，县里领导层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打狼队是县委、县政府部署，公安局组织实施的，说他们阴谋叛乱不合情理。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不是县委主要领导，没有决定权，被批判为思想右倾，不久就被调离到别的县工作。但是他们没有躲过在“四清”运动中被整肃的命运。

当年支持县委挖出这个“重大反革命阴谋叛乱集团”，1962年、1963年不同意平反的那位省公安厅副厅长，1965年作为“四清”工作团副团长到祁连县（和海晏县同属海北藏族自治州管辖）搞“四清”运动，又挖出了以县长“郭振国为首的大革命叛乱集团”，涉案414人，包括法院院长、公安局局长、统战部部长等等，将该县领导几乎一网打尽；全县28个公社书记、社长，除以个公社社长外，全部打成反革命叛乱集团成员。为此，群众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做“四七二十八，剩下刘春法”。只有这个刘春法，因为他从部队转业安置到祁连县当公社社长时间不长，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叛乱集团成员。包括法院院长在内自杀34人。这位副厅长嗅觉特别灵敏，他认为1958年海晏县反革命武装叛乱没有搞起来，是因为发现得早，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保卫了221厂的安全，为原子弹的试制成功，立下了功劳；但是镇反并不彻底，没有把根子挖出来，这根子就是调到祁连县当县长的郭振国为首的那些人。所以给郭振国定罪仍然是阴谋叛乱，其根据就是郭县长在基层召开过几次会议，研究生产和牧民生活问题，被人称为“反革命叛乱集团全部被平反。可是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伤痛是永远平不了的。

为了建设221厂，移民是必要的。但是，当年金银滩的移民做法，极其野蛮。、因为破获了一个大的“反革命叛乱集团的社会基础。事先不宣传、不解释、不开会、不向群众当面说清楚。而是下一道命名，限制在两三天内做好准备，每家可带三头牛驮东西，带不走的扔掉。有的牧民头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就得走。全程由警察、民兵持枪押送，打骂虐待，死于中途者几百人。

根据221厂建厂要求，须搬迁1715户、9325人，除海晏县本县和湟源县就近安置比较容易，对安置到祁连县的461户、2183人和刚察县的474户、2649人，路途远的有几百公里。1958年10月20日开始移民。到祁连的那些移民在祁连山遇到了暴风雪，又赶着十几万头牲畜，拖儿带女，受尽折磨；晚上宿营，几家住一个帐篷，忍饥挨饿受冻，加上打骂虐待，走了26天到达目的地，不少老人和幼儿死于风雪途中。在这次移民中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们调查组没有搞清楚。但是从祁连县接受移民的名册上看到，他们一共接受了海晏县移民1879人。这意味着在移民途中，死了304人。牲畜死了2万头。到了祁连后，所有的牲畜，被划归托菜牧场所用，剥夺了牧民们对牲畜的所有权，牧民成了牧场牧工。由于县里不同意我们去实际了解牧民安置情况，对他们在牧场的遭遇，只有从来信中知道一些。移民到刚察县的那些人，路途中死了400多人。他们的牲畜同样被划归集体，移民们一贫如洗，靠给牧场打工度日。

发生在金银滩的灾难，不仅降临在这些移民身上，为“两弹一星”贡献青春和智慧的221厂职工，也没能幸免。在“文化大革命”开展的如火如荼的1969年，221厂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破获了“重大反革命”，80%多的车间、科室干部，90%高、中级科技人员，收到审查和迫害，在两年时间内，4000多名职工受到迫害，遭到残酷的刑讯逼供，使310多名职工致伤致残，40多名职工含恨自尽，5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遭枪杀。（见王菁珩：《中国核武器基地揭秘》，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美丽的金银滩一度成为腥风血雨之地，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包括221厂职工，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不能幸免。

无疑，知识一段惨痛的历史，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心声和主旋律，而写下这段历史，也是为了有助于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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