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严慰冰匿名信案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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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慰冰匿名信案再探

丁凯文

严慰冰匿名信案是如何侦破的，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是“林彪破案说”，这个说法主要来自官版的陆定一传记。即1966年初的某一天，严慰冰与叶群在北京王府井某商店偶遇而发生争吵，严慰冰不忿一状告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总政的领导人拿着严慰冰写的情况向林彪反映问题，林彪看到这些字迹眼熟，因此想到了匿名信，于是告诉了公安部，公安部由此确定这些匿名信出自严慰冰之手。（陈清泉《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259页）。这个“林彪破案说”的版本流传甚广，一位自称陆定一外孙的荒坪在《我的外公陆定一》一书中也照搬不误。国内研究刘少奇的学者黄峥也采信了这一说法。（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92-394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然而，这个“林彪破案说”却经不起史实的检验，几年前文革史学者余汝信就曾著文质疑了这一说法（余汝信《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华夏文摘增刊 第500期，2006年5月15日）。余先生通过考证和访谈知情人士后指出，所谓的“林彪破案说”纯属向壁虚构。留心文革史的人会发现，刘少奇早在1966年6月27日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透露说：“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另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小报－－1967年6月13日的《卫生战报》，严慰冰匿名信案在1963年夏就被公安部门侦破了，这与刘少奇所言的“两年前就发现了”是吻合的。

既然严慰冰匿名信案的侦破与林彪无关，那么该案又是如何侦破的呢？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在1980年接受记者的采访，专门谈及当年“两案”审判的一些问题，其中也提及了严慰冰匿名信案。凌云是这么说的：

“1966年3月的一天晚上，周总理找谢富治、刘复之和我去，谈的是关于陆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这些匿名信大多是明信片，从1960年起已经延续了一个时期了，是针对叶群并直接寄给叶群和叶的女儿的。只要与严熟悉的人，一看就能辨别出写信人是谁。公安部六局副局长海宇从北京医院、华东医院严的病历上了解到，从1952年开始严就有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记载。当时徐子荣、我和海宇都认为是病态，不是了不起的事情，也曾口头报告彭真，他也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们就把此事放下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76辑，2000年12月版，第77-78页）

从凌云所谈的这段情况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严慰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一事，公安部门早就掌握了情况，并非是官版陆定一传和后来某些人杜撰出的那个离奇情节：1966年初严慰冰与叶群在王府井某商店偶遇而吵架，最后导致林彪破案。

第二，严慰冰写匿名信大都以明信片的方式，并且直接寄给叶群和林豆豆。凌云虽然没说匿名信的具体内容，但是从后来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严慰冰写这些匿名信的目的主要是挑拨叶群与林豆豆母女之间的关系，既非如官史所说的“出于一种义愤而进行的揭露和谴责”，更不是某些人刻意拔高的严慰冰“准确地作出了历史的预言”。

第三，严慰冰确实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公安部门在侦破此案时总要了解严慰冰的作案动机，公安部门根据严慰冰就诊记录就已经判断出严慰冰的表现属精神方面的问题。陆定一自己也承认：“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很不正常。严慰冰得的正是这种病。” （陈清泉《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258页）

第四，公安部门在侦破此案后，由于兹事体大，涉及到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公安部门不能擅自作主，于是向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作了汇报。然而，彭真对此却认为“不是了不起的事情”，于是“就把此事放下了”。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中说：“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由此可见，刘少奇所言非虚，与凌云的说法相互印证。正是由于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彭真和公安部门的长期不作为，严慰冰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阻止，反而乐此不疲，短短几年之内竟然给林家投寄了五十几封匿名信，以罕有的下流语言，辱骂林彪一家，并挑拨林彪的家庭关系，给林家造成严重的困扰和家庭矛盾。

既然严慰冰确实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陆定一对此也是知晓的，那么陆定一是否为严慰冰寻求过什么医治吗？

据文革期间卫生部群众组织印刷的文革小报披露，从1961年到1966年，陆定一曾为严慰冰组织过六次专家会诊。（《反革命“会诊”案件内幕》，载《卫生战报》第三、四期合刊，1967年6月13日）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次会诊：1961年3月，卫生部保健局电告上海卫生局，通知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精神病科专家粟宗华到北京报到。薛、粟到京后，又同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同机飞广州（当时，陆定一和严慰冰住在广州）。粟宗华根据薛邦祺介绍的严慰冰病情和体检结果，以及自己所观察到的，做出严慰冰患有“更年期精神病”的诊断。

第二次会诊：1963年夏，公安部门已经查明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的人就是严慰冰。 这年11月，陆定一带严慰冰赴上海治病，仍由薛邦祺和粟宗华负责为严慰冰会诊医治。薛邦祺、粟宗华诊断严慰冰患有“多疑性精神病”，并和一位医生在陆定一的住所，为严慰冰做了五十次胰岛素休克治疗。陆定一还向薛透露了严慰冰攻击林彪一家的行为。

第三次会诊：1966年2月18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卫生部副部长兼北京医院院长黄树则等人在卫生部某处为严慰冰会诊，会诊的目的：（一）“病人”这些表现是思想意识问题还是病态？（二）若是病，是什么病？如何解决治疗问题？（三）对病势的估计如何？（四）治疗方法，在什么地方治疗？病人不承认自己有病，如何使她接受治疗？医生根据严慰冰的病史进行讨论分析，都认为严慰冰患有猜疑性（偏执性）精神病，提出可去香山疗养加药物治疗，或用电休克等。

第四次会诊：1966年2月21日，钱信忠、史书翰通知卫生部医疗处请上海的粟宗华来京为严慰冰会诊。2月22日和23日仍在卫生部某处为严会诊，专家们同意严慰冰属于“歇斯底里性格基础上产生的偏执状态”。有的医生“提出是否可以去四清，加药物治疗”，还有医生则建议使用胰岛素休克加电疗等。

第五次会诊：1966年3月4日晚，由史书翰出面组织一次大规模会诊，这次会诊专门讨论有关严慰冰的“治疗”安排的问题。会诊后，史书翰亦亲自带领医生去北医三院挑选精神病病房。

第六次会诊：根据第三、四次会诊，医生建让严慰冰服用药物斯特拉金。由于药物的副作用，1966年4月8日，医生们再次给严慰冰做了会诊，询问了病情，并为严慰冰作了体格检查，未发现异常（据当时病历记录），但没有对前几次会诊的诊断提出异议和疑问，仍按原治疗计划给以药物斯特拉金服用。

文革期间这类“红色小报”甚多，大都是群众组织内查外调写出来的，很多内容并不准确，是文革极左路线的产物。但是严慰冰因精神问题在那几年中请医学专家会诊一事应该还是可靠的，否则就不会有凌云所说的“从北京医院、华东医院严的病历上了解到，从1952年开始严就有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记载。”

从严慰冰医疗会诊的情况来看，从1961年3月的第一次会诊到1963年11月的第二次会诊，这期间隔了两年半。从1963年11月到1966年2月的第三次会诊，又隔了两年多。这说明陆定一虽然给严慰冰作了医学会诊，但是并未特别重视。 然而从1966年2月中到4月初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竟然给严慰冰密集会诊了四次，此时正是中共高层政治斗争最紧张的阶段，也是彭真、陆定一等人面临毛泽东打击最难过的时期。此时的毛泽东正领导江青、张春桥们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发起攻击。毛泽东对彭真、陆定一等人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极为不满。毛泽东通过江青导演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指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坚决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此时的毛应该已经下定决心，通过彻底扳倒彭真、陆定一等人，最终顺藤摸瓜揪出他们背后的刘少奇。相信此时的彭真和陆定一应该感受到了毛泽东那股咄咄逼人的杀气。此时的严慰冰匿名信案恰似火上浇油，给这一政治斗争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公安部门对严案的侦破使得陆定一无路可退，唯有通过卫生部门确认严慰冰患有精神病也许才能逃过毛泽东的这一波打击。

据官方钦定的陆定一传记，1966年2月初，彭真约谈陆定一。彭真在谈话中向陆定一出示了公安部转来的的严慰冰匿名信照片，陆定一大吃一惊，声称自己根本不知道严慰冰给林彪一家写了这么多匿名信。（陈清泉《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255页）接下来的短短一个多月内，卫生部出面为严慰冰密集组织了四次会诊。如果不是出自“组织上”的刻意安排，严慰冰如何能在这么短的特殊时间内享此待遇？ 当然，官版的陆定一传记是不会述及卫生部为严慰冰组织的这六次会诊的。

陆定一是否真的不知道严慰冰的所作所为？陆定一在这一事件上死咬不知情，日后官版的传记也都统一口径予以否认。但是刘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探听中央负责同志和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真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 （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陆定一是否知情姑且不论，刘少奇这里所说陆定一“用多种方法包庇严”应该就是指陆定一请医学专家为严慰冰会诊精神病及医疗一事。

抛开文革小报里那些人身攻击和极左的词藻，我们应该承认严慰冰确实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问题在于，既然公安部门和中央一线工作的衮衮诸公们早就发现了严慰冰的这些活动，为何他们却袖手旁观，既不出面制止，也不及时采取措施使严得到必要的治疗， 任由严慰冰持续不断地投寄此类匿名信，直到1966年初中央的政治斗争马上就要烧到彭真和陆定一的头上时，陆定一才临时抱佛脚给严慰冰作医疗会诊？正是因为中央掌管政法系统部门的彭真和公安机关的完全的不作为，致使严慰冰在写匿名信一事上“越来越猖獗”（刘少奇语）。笔者认为，彭真等人之所以渎职、不作为，还是出于官官相护。陆定一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宣部部长，同时又是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诚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彭真对陆的老婆严慰冰的行为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也算是同气连枝，惺惺相惜吧。

毛泽东为扫清刘少奇的“前沿阵地”，必然要首先拿下彭真、陆定一等人。而此时的周恩来则肩负起这一“历史的重任”。据凌云回忆：“这次周总理找谈情况不同了。周总理要我连夜把信（指严慰冰匿名信）复制多少份，我一个晚上没睡觉，夜里周总理给我打了几个电话，他的秘书也来过一次，最后天亮，周总理电话中让我把复制件送到一个地方。随后我才知道这些匿名信复印件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的。在这个会上彭真、陆定一已点名挨斗，严慰冰也被隔离审查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76辑，2000年12月版，第78页）而此时距5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斗彭真、陆定一还有两个月，足见中共中央对此事的重视程度。由此可以看出，一旦中共中央在毛泽东发话后，就会动真格的了，一切必要的手段都会拿出来，周恩来这位“人民的好总理”更是亲历亲为，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将全案一抓到底，完成对彭真、陆定一和严慰冰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既然严慰冰匿名信案早由公安机关侦破，而且这也算不上什么机密，此事在陆定一倒台后中央上层已尽人皆知，为何官版的陆定一传记却一口咬死该案是因为严慰冰与叶群在1966年初在王府井某商店巧遇吵架而导致林彪破案？难道陆定一传记的作者竟然如此无知，把如此不着调的故事当成正史，抑或是陆定一传作者在写作时别有所图？其实，仔细审读这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林彪破案说”，完全经不起仔细的推敲，根本就是一段赚人眼球的演义故事。问题在于，陆传的作者为何如此专情于这段演义故事，而刻意抹杀了严慰冰匿名信一案的侦破完全是谢富治领导的公安机关的功劳？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学者，他们在论及陆定一的倒台问题上，大都归结为林彪对陆定一和严慰冰的仇恨。如已经去世的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就认为，“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陆原是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拔的重要领导干部，建国后毛对陆也基本信任。50年代后期以来，陆在对知识份子问题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赏，但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载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按照这一逻辑，毛泽东本人并不想打倒陆定一，而是林彪与陆定一、严慰冰之间的私仇作祟，最终毛泽东的政治天枰倒向了林彪，由此陆定一成为牺牲者。

笔者认为，陆定一传的作者正是想通过一个虚构的故事情节向读者传达这么一个信息：陆定一和严慰冰遭受的迫害是因为严慰冰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是林彪在1966年初亲自破了匿名信案，将此事告到公安部，公安部向中央书记处报告，经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再由彭真转告陆定一。如此一来，林彪极端仇视陆定一，非要置陆定一和严慰冰于死地。陆定一和严慰冰遭受迫害和苦难的主要罪责在于林彪，而非毛泽东。

但是，如果承认公安部门早在1963年甚至可能更早一些时候就已侦破了此案，就无法解释为何公安部门在侦破此案后却一直无所作为，乃至严慰冰数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给林家投寄匿名信。只有编造一段离奇的故事情节，将匿名信案的侦破时间从1963年向后推迟到1966年初，才能将破案的主角从公安部换成林彪，也才能瞒天过海地将彭真和公安部门的不作为隐匿过去，陆定一、严慰冰被打倒和遭迫害的原因也就顺理成章地归结到林彪身上。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陆定一在文革前紧跟刘少奇、彭真，早就不得毛泽东的欢心了。自1963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接二连三地严厉批评了陆定一所主管的宣传部门的工作。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文艺领域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再次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事实上，陆定一从那时起就开始走了下坡路。

到1966年初时，毛泽东对彭真、陆定一搞的《二月提纲》几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毛在3月30日上海西郊谈到学术批判时毫不客气地说：“学术批判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十二册，第31页）毛泽东口中的“阎王殿”就是陆定一领导下的中宣部，毛泽东要打倒的“阎王”正是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即使没有严慰冰写给林彪一家的匿名信，陆定一在文革初起时也一定会被毛泽东所打倒，严慰冰的匿名信案不过是为这场政治斗争增添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花絮而已。那种指称陆定一倒台是因为严慰冰匿名信东窗事发的说法，不过是将毛泽东玩弄的政治斗争简单化，抑或是对历史的无知，前述高华的论点至此也就不攻自破了。


《周末文刊》，2013年第13期，04/05/13

hachen

高华先生《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在资料引用上确实有不少缺憾。

yangharrylg

对那些没入门却又想了解文革的人来说还是颇具有震撼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