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丁凯文《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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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 填补空白—丁凯文《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序
何蜀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不少骗人的假话，但他有一句话是实话，即他说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因为他最清楚，是他把军队拖进了文革浑水，从他为炮制《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让江青“请尊神”开始，就已经一步步把军队绑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战车上。同时，在他为文化大革命炮制的那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也通过他亲笔加写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等文字，把军队明确列为了文革斗争锋芒所指向的重点之一。

大凡亲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对军队与文革的关系、军队在文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无论是“革命对象”还是“革命动力”）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最早的罗瑞卿案开始，文革中的许多大案要案，如此后的贺龙案，“二月逆流”案，武汉“七二○”案，“王、关、戚”（主要罪名是“揪军内一小撮”）案、“杨、余、傅”案……直到最后引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状告迟群、谢静宜（主持北京大学工作的两位军代表）案，无不与军队直接或间接有关。文革中不同阶段的转折，也多与军队有关：如中央军委、总政1966年10月5日《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直接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从而得以把经过“反右派”运动之后心有余悸的广大民众真正蛊惑、发动起来，投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民造反狂潮；1967年2、3月间各地打击造反派、几乎让文革刹车的“镇反”运动，主要依据的“尚方宝剑”是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而随后否定“镇反”、批判“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新一轮造反狂潮，则又依据了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划时代的1971年“九一三”事件引爆的全民思想大地震，不言而喻跟军队直接相关；至于结束文革的“粉碎‘四人帮’”，则更是在军队的全力参与下才顺利完成的了。在文革中，军队的影响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人必读的《毛主席语录》是由军队推出后向全社会普及的；学毛著运动和召开学习毛著的“积代会”、“讲用会”，是从军队开始形成风气蔓延到各行各业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全国效法的样板，是毛泽东树立的八三四一部队炮制的“六厂二校经验”；当时最时髦的服饰是军装，最走红的职业是军人，最高贵最保险的出身是“革命军人”……从中、小学校到机关干部的“五七干校”，全都按军队编制编为班、排、连……全国俨然成了一个大军营。

从另一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既然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么，这场名为“大革命”实为大动乱的政治运动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始终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即使在各级党政机关瘫痪、群众组织派别林立并展开“全面内战”的时期，文革依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得到体现和保证？除了毛泽东等极少几个寡头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牢牢掌控着整个局势及直接控制北京和上海两个特大城市外，在全国各地就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军队掌控局面。从1967年1月毛泽东号召造反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各级党政机关全面瘫痪，特别是过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或化身出现的各级党委完全停止工作开始，毛泽东即下令军队“支左”，于是，各地军队（有的是大军区，有的是省军区，有的是军分区或地方武装部）的党委实际上就已经取代了原地方党委的领导职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区的“领导核心”。

《毛主席语录》的第一页第一条第一句就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文革大动乱中，这个“领导核心”一刻也没有改变，只是具体的代表形式不同而已。除去北京、上海两个特殊地区外，各地在1967年“一月革命”中发生的夺权，都得到（或部分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或参与（只是有的得到了中央承认，有的没有得到中央承认，有的在没有得到中央承认后军队又撤销了对夺权的支持；而各地对原“专政机关”即公、检、法的夺权，则基本上都是通过军管来完成的）；各地在夺权前后爆发的群众组织大分裂，也与当地驻军党委对待群众组织的不同态度密不可分（特别是被视为保守派的群众组织，只要得不到当地军队的支持，就会在造反派的打击下迅速瓦解，而得到军队支持的则会屹立不倒越战越强）；从1967年2月下旬开始进行的“镇反”，各地都是在驻军党委主持下进行的（因此后来这些军区或武装部都不得不向群众作出公开检查）；批判“二月逆流”、否定“镇反”以后各地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规模武斗，也都是在当地驻军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局面下发生并且逐步升级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停火、交枪、大联合谈判，都是由军队领导人主持进行的，各种促进大联合、筹备三结合的学习班，都是由军队领导人主持举办的；各地先后建立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都是以军队领导人为首（或为实际上的核心）的；革命委员会建立后的“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整人运动，都是在军队领导人主持下开展的……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后，1972至1973年间，各地驻军领导人才陆续退出地方党政领导核心（有的直到1973年底或更晚的时候才退出），各地新建的党委这时才陆续由地方干部接任了此前一直由军队领导人担任的主要领导职务。

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大部分的时间（七年左右）里，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在军队党委的领导下开展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就是军，军就是党。无论军与党，都是唯一的“最高统帅”、“伟大领袖”毛说了算。所以，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不能不研究军队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然而，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发生文革这片土地上不言而喻的研究禁区，军队问题自然更是禁区中的禁区了。虽然中共宣传部门经常用一句自欺欺人的话来掩饰自己对舆论的箝制和对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践踏：“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好像他们对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还十分宽容，并未设立“禁区”。然而，他们把所有的报刊、出版、广播影视直至网络都统统视为“宣传阵地”捏在手中，根本不容违背他们意志的研究成果有自由发表、出版的机会，这样一来，研究还有什么“无禁区”可言？所以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几十年间，有关军队与文化大革命的系统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即使有个别学者不畏艰险、不计名利得失愿意作这方面的研究，也苦于档案的不解密等种种限制而难以遂愿。

在这样的背景下，得知丁凯文兄独立完成了这样一部开拓性的著作，自然喜出望外。我与凯文兄通过网络联系上，已经交往多年，虽远隔重洋，未曾谋面，但借助于网络通讯“天涯若比邻”的力量，一直在文革研究中相互交流、切磋，他的严谨、谦和、执着，都给人深刻印象，使我获益非浅。几年前就知道他与美国欧道明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金秋教授创办了《林彪•军队•文革》网站（www.linbiao.org），专门收集有关林彪事件及与文革、军队相关的文章，做了许多开创性、基础性、推动性的工作。特别是在2004年他主编了《重审林彪罪案》一书，2007年又主编了《百年林彪》一书，在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上起到了极大的突破禁区、还原历史真相的作用。以后他又不断有新著问世。但是没想到他会忙里偷闲（本身有谋生的工作，还要在业余时间主持网站），又写出了这样一部具有筚路蓝缕、填补空白意义的新著，实在让人钦佩。

说起来，研究军队与文革，并非凯文兄的长项，他既未当过军人，又与军队无家世渊源关系，只是因为对林彪问题的研究而较多地接触到了军队与文革问题，使他经常有了想要深入研究这一专题的冲动。要研究这样一个大题目，对他来说，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他在无人愿做的情况下，本着突破禁区、填补空白的精神，大胆地做了，即使会有许多不足，许多缺失，其开创性的意义也是值得重视的。而且从他所写内容看，已经有了不菲的成果，因为他毕竟生活在真正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写作环境中，而且也能看到国内出版的各种书刊资料（从本书中的注释即可知道，一些最新出版的书刊他都能看到），加上他多年经营网站，视野开阔，结交了许多文革研究方面的志同道合者，相关的信息来源不少，这些都为他的写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给我发来此书的第四次修订稿时，凯文兄在信中说：“虽然每天上班挺忙，下班回家还要做不少家务事，但是业余时间埋头写作对我来说也充满了乐趣，觉得时间没有白白流逝，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在一个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时代，能有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的人是充实而且幸福的。

2012年10月24日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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