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原重庆长寿湖渔场“右派”名单研究

yangharrylg

原重庆长寿湖渔场一份“右派”名单研究

友人王薇的父亲王大虎（重庆市文联文艺评论家）和母亲曾容（重庆市话剧团演员），都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王大虎在被打成“右派”之后又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到重庆远郊长寿湖渔场“劳动改造”。王大虎去后即因病重（肺结核晚期）被送回城里，开除公职交街道管制劳动，后来吐血而亡；曾容“摘帽”后回到话剧团，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王薇在搜集整理父母的历史资料中，抄录了这样一份1970年长寿湖渔场的“右派”名单。笔者见到后，觉得是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便略作整理，录入电脑。并试作一点研究。
重庆市在“反右派”运动之后，将一大批“右派分子”发配到长寿湖渔场去“劳动改造”（与当时由司法机关判处的“劳动改造”、“劳动教养”不同的是，这种“劳动改造”只需由各单位领导人决定，不履行任何法律手续）。有的“右派”先被发配到其他农场或农村劳改，然后才集中到长寿湖来。渔场的“右派”最多时有三四百人。后来陆续有的因“摘掉帽子”而调回城里另外分配了工作（如原中共重庆市委文教部副部长陈孟汀、原《重庆日报》副总编辑贾唯英，中共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龙实等），有的回到了原单位继续接受监督劳动（如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办公室主任宋克君，作协四川分会诗人孙静轩，重庆市文联秘书长、党组成员李南力，重庆市歌舞剧团艺术委员会主任、导演宋清涛等），有的调去了其他农场，有的则在繁重的苦役和三年大饥荒中因劳累、疾病加上饥饿而不幸长眠于这片美名为“长寿”的夺命之地。最后，渔场里剩下了一百多个“右派”（包括“摘帽右派”）。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底至1968年春夏群众性造反高潮中，渔场的一些“摘帽右派”，特别是一些有革命资历的原地下党干部，认定自己当年被打成“右派”是受到了李井泉等当权者的迫害，而李井泉这时已经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为在四川大搞“独立王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了，他们就写大字报，发公开信，甚至外出上访，向中央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申诉，有的要求翻案平反，有的要求落实“摘帽右派”的政策享受公民权利。然而他们却大失所望。他们“无限信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新生红色政权”不但不为他们平反，反而将他们的行为斥之为“右倾翻案”。
于是，在1970年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和四川“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期间，渔场的“右派”（包括“摘帽右派”）们遭到了又一次严厉的清查，每人都被要求重新填写了一份个人情况登记表，有的还被迫对文革中的表现作出相应的“认罪交待”。这份名单，就是按他们此次填写的登记表摘要抄录的。这些表也许不完整，也许在填写时并不十分准确，但从中也可以得到对一些情况的大致了解。
这批“右派”（包括“摘帽右派”）共151人，绝大部分是男性，女性只有11人，她们是：李多明，王义珍，罗成溶，徐显镛，刘曼若，廖品云，崔京生，李武珍，陈敏戎，阎淑群，冉德瑜。
自从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后，他们已经在这个被他们称为“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度过了十多个寒暑，其中年龄最大者已经有63岁。
这批人中，有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老干部，如张健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中共，朱恩源1938年就进入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詹洸曾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红岩）、陕甘宁边区医院、鲁艺、新四军等工作，曾文逵1939年即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当通讯员，李恩章也是抗战时期参加的八路军；
这批人中，有的是当年舍生忘死与国民党当局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干部，如卢光特，1939年加入中共，1947年参与领导川东农民暴动，任中共奉大巫（奉节、大宁河、巫溪、巫山一带）工委副书记，暴动失败后潜回重庆参与清理组织和从事工人运动，解放军打到重庆时，代表重庆地下党乘船过长江去海棠溪迎接解放军入城；刘康，在1948年川东地下党遭到大破坏之后，由中共上海局钱瑛派到重庆，作为川康地下党系统在重庆地区一个方面的负责人，当年在国民党渣滓洞看守所女牢中的地下党人曾通过一位被争取过来的看守送出给地下党组织的信，就是转交到他手上的（可惜他当时没有办法组织力量营救那些狱中同志）；文履平，1946年春从育才学校文学组毕业后，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安排从事学运工作，并参加过重庆地下市委机关刊物《反攻》和机关报《挺进报》的工作；周西平，从抗日战争时期即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工作；李普杰，在抗战胜利后的反独裁争民主学生运动中是重庆清华中学“新青社”负责人；曹贞干，重庆清华中学“民协”（川西地下党系统）负责人；萧去非，1949年在巴县以教员身份为掩护负责地下党的联络点……
有的（如杜渐、秦开端、刘钊、李正、吴却贵、梅吾、吴德昌、罗报群等）是从解放军（或志愿军）部队转业的干部；
还有不少（如陈欣、孙进、陈宇、顾学义、程代泽、朱丰衍、张慧光、刘钊、唐轲、陈初蓉、邢传俊、韩忠良等）是在1949年参加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或二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大”入川，以“解放者”的姿态参加新政权建设的热血青年；
还有熊明鑫、袁达成是1949年11月参加香港“两航（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起义”回到大陆的，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曾为“两航起义”大喜过望，毛泽东曾致电祝贺，称之为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恩来还曾设宴欢迎“两航起义”人员。
这些当年的革命者、爱国者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热情投身参与建设的新政权，竟会把他们打成“反动派”，他们参与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竟会反过来对他们实行专政。
这批人当中还有的是民盟（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如李春阳、曾永臧、陈祖翼（另有一些未见记载）。从名单上可知，曾永臧1956年才加入据说可以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民盟，不料在第二年就成了“右派”。民盟的主要负责人章伯钧、罗隆基已经被毛泽东诬指为“章罗同盟”，民盟成员这个身份在许多地方就基本上成了“右派”的代名词，而且他们大多是在反右的第一阶段就被打成了“右派”。
他们登记表上填写的有些内容，如“家庭出身”、“本人成份”，今天看起来十分荒唐可笑，比如，其中刘新加的“本人成份”是“伪职员”，什么样的“伪职员”呢？原来是《中央日报》的校对。还有什么“小商”、“工商业”、“资产阶级”，这些概念的意义何在？如今的民营企业家是不是有一天也要这样分类划分？还有“地主”出身（包括“破落地主”、“工商业兼地主”、“自由职业兼地主”），在这批人中竟占了四十多人，超过他们总数的三分之一，贫穷的中国当年真有那么多“地主”吗？何况地主也并非都是黄世仁或周扒皮，有许多不过是勤劳起家的“先富起来的人”，有的则是在国共内战导致的经济崩溃、货币贬值形势下选择了土地投资而已，有的根本就是莫名其妙被划为地主的。
除去这类内容外，笔者将这份名单中的其他一些内容从几个方面分别归纳如下。
年 龄
将这151个“右派”（包括“摘帽右派”）按出生年月排序如下：
“00后”出生的有：吕汉章（1907年2月生），
“10后”出生的有：俞舜臣（1912年8月生），廖石城（1913年4月6日生），蔡容（1914年5月30日生），曾昭楹（1914年6月21日生），袁达成（1915年5月4日生），雷克勤（1916年4月25日生），向光棣（1916年5月21日生），朱汝鳌（1916年11月11日生），张天授（1916年11月生），万声（1917年2月2日生），朱恩源（1917年7月生），陈普安（1917年8月19日生），郭良彬（1917年11月生），张积成（1917年11月生），谢汝卿（1917年12月生），唐轲（1918年7月4日生），王华东（1918年10月4日生），王钦福（1918年10月生），徐显镛（1918年12月24日生），萧晋虞（1919年3月生），周远照（1919年3月生），曾文逵（1919年4月19日生），欧渊儒（1919年10月生），李引安（1919年12月5日生），
“20后”出生的有：周维翰（1920年1月生），陈祖翼（1920年3月8日生），郑永康（1920年7月生），张健（1920年9月6日生），刘钧（1920年11月9日生），陈本华（1920年11月13日生），徐树德（1921年1月4日生），萧培禧（1921年3月生），张晓（1921年4月28日生），詹洸（1921年6月13日生），卢光特（1921年6月19日生），马应芳（1921年10月7日生），刘慕宇（1921年12月30日生），赵万仞（1921年生），林伯力（1922年2月1日生），刘新加（1922年9月生），范广授（1922年10月17日生），陈西平（1922年10月生），聂云岚（1922年11月7日生），王文琛（1922年12月22日生），成中霖（1922年12月24日生），郑杰（1923年1月10日生），黄德（1923年3月3日生），靳叔威（1923年3月15日生），张定华（1923年3月生），熊明鑫（1923年5月10日生），陈诲德（1923年11月3日生），周灏（1923年11月生），陈敏戎（1924年2月2日生）， 冉德瑜（1924年2月15日生），秦开端（1924年2月19日生），吴希鳞（1924年4月23日生），何子超（1924年9月26日生），余薇野（1924年11月28日生），余重学（1924年12月27日生），刘康（1925年1月15日生），胡朝聘（1925年1月28日生），萧去非（1925年1月生），周西平（1925年3月6日生），曾永臧（1925年3月18日生），韩忠良（1925年5月16日生），文履平（1925年6月生），卢仲秋（1925年7月16日生），李恩章（1925年10月生），李树文（1925年11月20日生），张汝闿（1926年3月26日生），陈英（1926年3月生），李淦（1926年4月生），阎淑群（1926年6月29日生），黄焘（1926年10月3日生），李春阳（1926年10月19日生），练冰梧（1927年1月5日生），占一之（1927年2月生），邓家琦（1927年4月5日生），杜渐（1927年5月生），刘钊（1927年8月1日生），全在云（1927年8月17日生），胡尔勤（1927年8月27日生），张慧光（1927年11月8日生），梅吾（1928年1月15日生），刘曼若（1928年2月12日生），廖品云（1928年2月14日生），杨建（1928年2月21日生），唐尚灵（1928年2月生），朱丰衍（1928年4月生），丁慧江（1928年5月13日生），黎民苏（1928年5月27日生），萧思辉（1928年5月生），杨光瑜（1928年11月11日生），李正（1928年11月20日生），苏朝纲（1928年11月生），张学渊（1928年12月1日生），龙培云（1929年1月6日生），刘允迪（1929年1月生），刘宗钦（1929年3月12日生），殷宗炳（1929年5月23日生），李岱林（1929年6月29日生），李普杰（1929年6月生），刘时雨（1929年7月生），罗远凯（1929年9月16日生），孙进（1929年11月25日生），
“30后”出生的有：李宁熙（1930年4月28日生），赵玉昆（1930年4月生），郑大同（1930年5月6日生），顾学义（1930年5月18日生），赵子生（1930年5月25日生），甘正常（1930年6月生），陈宇（1930年9月16日生），金践之（1930年9月24日生），吴德昌（1930年10月16日生）,陈初蓉（1930年10月17日生），曹贞干（1930年11月生），梁耿法（1930年11月生），邢传俊（1931年1月6日生），陈忠麟（1931年2月13日生），裘庭义（1931年3月13日生），刘焰（1931年3月生），郑汉生（1931年8月9日生），张平（1932年1月1日生），胡朝栋（1932年5月10日生），崔京生（1932年5月12日生），李建裕（1932年6月23日生），李武珍（1932年6月26日生），蒋维亮（1932年10月1日生），赵世瑞（1932年10月7日生），曾广闻（1933年3月11日生），陈欣（1933年3月27日生），陈忠笃（1933年3月生），余泽华（1933年5月生），顾大鸣（1933年6月生），刘耀荣（1933年8月9日生），罗成溶（1933年9月26日生），罗报群（1933年10月28日生），陈先齐（1933年11月27日生），郑光荃（1933年12月21日生），欧文定（1933年12月28日生），邓万华（1933年12月生），李国元（1934年1月1日生），李多明（1934年1月13日生），杨德明（1934年2月生 ），程代泽（1934年6月20日生），赖恒国（1934年11月5日生），吴却贵（1934年12月6日生），王义珍（1935年4月19日生），周家元（1936年1月3日生），高志长（1936年2月12日生），
从年龄看，这批人中年龄最大的是吕汉章，1958年被打成右派时51岁。年龄最小的高志长和周家元，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21岁。
这批人中，在“反右派”运动开始时（以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展开“反右派”斗争为界），除去年龄最大的吕汉章外，40岁以上未满50岁者10人，30岁以上未满40岁者69人，20岁以上未满30岁者71人。
可以看出，在被打成“右派”的人员中，年轻人占了大多数。毛泽东说过：“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毛主席语录》251页）为了巩固其“党天下”，他不惜对这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施以无情打击。
所在单位
这批人分别来自重庆市以下一些单位：
市委办公厅：林伯力，
市委直属党委：朱丰衍，苏朝纲，
市监委：顾学义，
市委组织部：陈欣，陈宇，
市委宣传部：赖恒国，何子超，占一之，卢光特，陈初蓉，赵万仞，
市委文教部：邢传俊，郑大同，
市委二机关团委：罗报群，
市委党校：陈本华，张健，周西平，刘康，梁耿法，
团市委：陈忠笃，曹贞干，李普杰，郑永康，黎民苏，
团校：高志长，
政协政治学校：李淦，
劳动局：唐尚灵，欧渊儒，廖品云，李武珍，
手管局（即二轻局）：萧去非，甘正常，陈忠麟，曾广闻，陈诲德，
文化局：蒋维亮，
煤矿基建局：朱恩源，
市总工会及各专业工会：郑汉生（总工会），赵玉昆（总工会），刘焰（电力工会），程代泽（煤矿工会），李多明（煤矿工会），全在云（邮电工会），周维翰（商业工会），邓万华（建筑工会），李宁熙（第一机械工会），
市妇联：罗成溶，
市体委：徐显镛，
邮电邮政：黄德（邮电局），刘钧（邮电局），郭良彬（邮局），李引安（邮局），丁慧江（邮局），徐树德（邮电部重庆汇兑稽核局），
法院：萧思辉，
学校：欧文定（交通学院），练冰梧（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成中霖（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吴德昌（师专），曾永臧（一师），唐轲（二中），余重学（三中），李春阳（四女中），杨健（六中），张积成（六中），陈祖翼（六中），李树文（九中），陈西平（九中），俞舜臣（十中），向光棣（十三中），曾文逵（十六中），黄焘（十八中），孙进（三十中），王钦福（三十六中），郑杰（三十七中），杜渐（茄子溪中学），赵子生（煤矿学校），廖石城（煤矿学校），萧晋虞（煤矿学校），梅吾（煤矿学校），赵世瑞（煤矿学校），李国元（煤矿学校），李恩章（五一技校），陈英（工业学校），蔡容（水利学校），刘允迪（水利学校），阎淑群（中学师资训练班），冉德瑜（师资训练班），
新华社重庆分社：王华东，
重庆日报社：张天授，靳叔威，殷宗炳，金践之，刘新加，詹洸，文履平，张定华，
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庆办事处：刘慕宇，
重庆人民出版社：李岱林，聂云岚，刘曼若，王文琛，张慧光，
新华书店：刘时雨，杨德明，杨光瑜，刘宗钦，龙培云，胡朝栋，胡朝聘，卢仲秋，陈先齐，
市文联（作协）：余薇野，刘钊，张晓，
歌舞剧团：崔京生，余泽华，李正，罗远凯，
话剧团：萧培禧，万声，
图书馆：周远照，
煤矿设计院：张学渊，吴希鳞，周家元，郑光荃，张汝闿，李建裕，邓家琦，
工厂企业：刘耀荣（电机厂），张平（电机厂），吴却贵（矿山机器厂），朱汝鳌（矿山机器厂），周灏（锅炉厂），马应芳（二针织厂），吕汉章（消防器材厂），曾昭楹（永新肥皂厂），范广授（热水瓶厂），雷克勤（灯泡厂），陈普安（生产联社），胡尔勤（煤管局建筑安装公司），顾大鸣（桐君阁制药厂），
民航：熊明鑫，袁达成，
工人疗养院：王义珍（南泉工人疗养院），裘庭义（省总工会工人疗养院），
电影公司：秦开端，陈敏戎，韩忠良，
废旧公司：谢汝卿，
从这份名单可知，这批“右派”（包括“摘帽右派”）主要集中于党政机关、工会系统、教育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和文艺界。不过，名单上的“右派”并不代表所在单位“右派”的全部。重庆市文联（作协）“反右派”时在四十余名文艺工作者中就划了十多个“右派”，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二以上（林彦《十年曲折话文学》，见林彦著《历史没有空白》，香港新天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85页），当时大多发配去了长寿湖渔场，但是到1970年时只剩下3人。《重庆日报》发配到长寿湖渔场劳改的本来共有18名“右派”，这时剩下了8人，最后“改正”回到报社时只有6人了。
当然，不在这个名单上的单位，不等于就没有“右派”。除去个别已经撤销的单位以外，其他那些单位的“右派”，或者是已经调回原单位去监督劳动，或者是先就发配到了更边远的荒僻山区去接受更为严苛的“劳动改造”、“劳动教养”，或者是已经在三年大饥荒中死于非命了。
文化程度
这批人登记表上所填的文化程度，除少数人很概略地只填了“中学”外，多数都写得很具体。特别是大学学历方面，是大学一年、二年，还是肄业，写得很老实。有的只填了“专科”，笔者整理时为明白起见均写作“大学专科”。当年这样的学历，自然比如今那些靠权位轻易获得的“党校研究生”之类学历要实在得多。这批人的各种文化程度分别是：
研究生：王华东；
大学：唐尚灵，萧晋虞，张天授，苏朝纲，曾永臧，杨建，郑杰，杜渐，殷宗炳，李树文，黄德，郑永康，刘慕宇，陈本华，余薇野，聂云岚，刘曼若，崔京生，陈祖翼，李引安，赵子生，何子超，金践之，王文琛，张慧光，陈敏戎，陈西平，刘钊，廖石城，吴希鳞，刘康，王钦福，占一之，刘允迪，詹洸，陈英，余重学，梅吾，赵万仞，郑光荃，文履平，张汝闿，胡尔勤，李建裕，俞舜臣，萧培禧，万声，曾文逵，赵玉昆，李淦，张晓（相当大学）；
大学专科：熊明鑫，李春阳，靳叔威，吕汉章，张积成，徐显镛，周西平，周家元，向光棣，曾昭楹，吴德昌，邓家琦，张定华，李国元，周远照；
大学肄业：张学渊，孙进，萧思辉，陈忠麟，黎民苏，朱丰衍，秦开端，范广授；
大学三年级：廖品云；
大学二年级：赵世瑞；
大学一年级：练冰梧，蒋维亮，梁耿法；
中学师资训练班：阎淑群（文化程度填的中学），冉德瑜（文化程度填的初中）；
中学：李多明，杨德明，李岱林，余泽华，胡朝聘，张健，程代泽，刘新加，李正，丁慧江；
高中：萧去非，刘时雨，陈欣，甘正常，杨光瑜，卢光特，陈宇，刘焰，陈忠笃，曹贞干，顾学义，成中霖，李普杰，罗成溶，郑汉生，全在云，刘宗钦，龙培云，曾广闻，欧文定，陈初蓉，邓万华，张平，陈普安，刘钧，罗远凯，邢传俊，陈先齐，裘庭义，陈诲德，罗报群，郑大同，李宁熙，郭良彬；
初中：周灏，林伯力，王义珍，马应芳，黄焘，袁达成，胡朝栋，周维翰，赖恒国，李武珍，吴却贵，唐轲，李恩章，卢仲秋，蔡容，谢汝卿，韩忠良，朱汝鳌，朱恩源，徐树德，顾大鸣；
小学：刘耀荣；
高小：欧渊儒，雷克勤。
其中，大学（包括大学一、二年级及肄业）文化者即有79人（若加上中学师资训练班的2人就是81人），超过半数。这大概正是毛泽东所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吧？

打成“右派”的时间
打成“右派”的具体时间，主要是其所在单位定案（宣布“戴上帽子”）的时间，有的人实际上在此前就已经遭到批判并下放农村劳动了。从这批人所填写的表上可知，他们大多数是在1957和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也有几个在这之后才被“戴上帽子”的。
1957年打成“右派”的有：刘时雨，杨光瑜，孙进，练冰梧，曾永臧，马应芳，高志长，欧渊儒，黄焘，郑杰，李春阳，陈忠笃，陈忠麟，靳叔威，袁达成，李普杰，罗成溶，黎民苏，全在云，刘宗钦，龙培云，胡朝栋，周维翰，徐显镛，刘曼若，崔京生，陈祖翼，余泽华，胡朝聘，张健，程代泽，陈西平，曾广闻，刘康，刘耀荣，周家元，王钦福，吴却贵，唐轲，李恩章，刘允迪，陈英，向光棣，曾昭楹，丁慧江，谢汝卿，郑光荃，雷克勤，陈普安，刘钧，陈先齐，张汝闿，李建裕，俞舜臣，裘庭义，陈诲德，邓家琦，朱汝鳌，郑大同，朱恩源，李宁熙，曾文逵，徐树德，李国元，顾大鸣，阎淑群，周远照；
1958年打成“右派”的有：唐尚灵，李多明，周灏，林伯力，萧去非，杨德明，萧晋虞，陈欣，甘正常，张天授，苏朝纲，卢光特，张学渊，熊明鑫，陈宇，王义珍，刘焰，杜渐，萧思辉，曹贞干，顾学义，成中霖，殷宗炳，李树文，黄德，郑永康，李岱林，吕汉章，郑汉生，蒋维亮，陈本华，余薇野，聂云岚，廖品云，李引安，赖恒国，李武珍，朱丰衍，赵子生，周西平，何子超，金践之，王文琛，陈敏戎，刘钊，廖石城，刘新加，吴希鳞，欧文定，卢仲秋，陈初蓉，蔡容，詹洸，邓万华，余重学，梅吾，赵世瑞，吴德昌，张晓，张平，文履平，邢传俊，胡尔勤，梁耿法，萧培禧，张定华，万声，罗报群，王华东，郭良彬，赵玉昆，李淦，冉德瑜；
1959年打成“右派”的有杨建，刘慕宇，张积成，秦开端，张慧光，李正，罗远凯，韩忠良；
1960年打成“右派”的有：占一之，赵万仞。
在1959年（全国已经按照中央指示开始给一些“右派”“摘帽”了）才被打成“右派”的8人，相对集中于4个单位：六中二人（杨建，张积成），出版社二人（刘慕宇，张慧光），歌舞剧团二人（李正，罗远凯），电影公司二人（秦开端，韩忠良）。而迟至1960年才被打成“右派”的2人，都是市委机关干部。为什么这些单位在“反右派”运动已经结束之后还在打“右派”？这显然不好再归罪于“上级命令”、“完成指标”之类的原因了。在《当代重庆简史》中按整风运动总结报告的数字记载的全重庆共打“右派”6596名（俞荣根、张凤琦主编，重庆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161页）这个数字显然并未包括这些在整风运动结束之后另行补打的“右派”在内。
他们的登记表中大多没有填写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及被罗织的罪名。只有个别人在简历中写有简略的内容，如梅吾的罪名是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和下放干部政策，发泄对1955年反胡风斗争中受审查的不满，攻击了肃反运动。万声也曾在肃反运动中受到过审查。孙进1951年曾以“反革命”罪逮捕，1953年无罪释放恢复职务。像他们这种曾经受过错误处理的人，不能说整人的当权者半点不是，只要在“反右派”运动中对自己的冤屈稍微表示不满即可获罪。曾文逵表中则写有这样可笑的组织结论：“情节不十分严重，态度恶劣，划为右派，送农场劳动”。而李恩章所写更是叫人拍案惊奇：他对“右派”罪名不服，曾问学校支部书记，自己到底在哪些问题上犯了什么罪，书记回答：反右斗争中不左即右，没有中间路线；你是不是左派？不是左派就是右派。寥寥数语，那场运动、那个时代的荒谬即已凸显于字里行间。
《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在“反右派”运动开始时曾被派到西南师范学院采访和组稿，著名学者吴宓在1957年7月25日的日记中记载：“宓综答其所问……张天授君对宓约定：（1）以上皆不发表；（2）即采用，亦只采取宓之‘正面’议论；（3）在《报》中刊出之稿，必先送宓审阅过。”（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三册137页）张天授没有食言，他的这三条约定对吴宓起到了保护作用。然而他保护了别人，自己却身陷“阳谋”。
“摘帽”时间与“未摘帽”人员
这批人的登记表中，有的人填写“摘帽”的时间具体到了某月某日，显然他们对这个时间非常看重。而另一些人则相反，根本就未填写是否“摘帽”或何时“摘帽”，因此这方面的内容并不完整。从已经填写的内容可知：
1959年“摘帽”的有：刘时雨，杨德明，苏朝纲，萧思辉，曹贞干，余泽华，
1960年“摘帽”的有：林伯力，高志长，殷宗炳，蒋维亮，聂云岚，刘曼若，陈祖翼，张慧光，阎淑群，
1961年“摘帽”的有：唐尚灵，陈欣，杨光瑜，张天授，卢光特，张学渊，曾永臧，马应芳，杨建，靳叔威，袁达成，李普杰，黄德，郑永康，刘慕宇，郑汉生，张积成，刘宗钦，陈本华，余薇野，龙培云，胡朝栋，周维翰，廖品云，赖恒国，李武珍，胡朝聘，赵子生，周西平，王文琛，刘钊，李淦，
1962年“摘帽”的有：李树文，冉德瑜，
1963年“摘帽”的有：萧晋虞，甘正常，孙进，黄焘，刘焰，李岱林，全在云，李引安，张健，程代泽，秦开端，陈西平，廖石城，
在抄录表中填写为“未摘帽”，但据知情人指正应为已经“摘帽”的有：练冰梧，陈宇，王义珍，欧渊儒，吕汉章，黎民苏，徐显镛，崔京生，朱丰衍，何子超，金践之，陈敏戎，刘康。到底是他们自己填写时就写错还是后来抄录时抄错？因无原件核对，不得而知。
“未摘帽”的则有一大批：郑杰，杜渐，刘新加，吴希鳞，曾广闻，刘耀荣，周家元，王钦福，李正，占一之，欧文定，吴却贵，唐轲，李恩章，卢仲秋，陈初蓉，蔡容，刘允迪，詹洸，陈英，邓万华，向光棣，余重学，梅吾，赵万仞，曾昭楹，丁慧江，赵世瑞，谢汝卿，范广授，吴德昌，张晓，郑光荃，雷克勤，张平，陈普安，文履平，刘钧，罗远凯，邢传俊，陈先齐，韩忠良，张汝闿，胡尔勤，李建裕，俞舜臣，梁耿法，裘庭义，萧培禧，陈诲德，邓家琦，张定华，万声，朱汝鳌，罗报群，王华东，郑大同，朱恩源，李宁熙，郭良彬，曾文逵，徐树德，李国元，顾大鸣，赵玉昆，周远照，熊明鑫。
在登记表上未填写是否“摘帽”（据知情人介绍在1970年时均已“摘帽”）的有：李多明，周灏，萧去非，李春阳，陈忠笃，陈忠麟，顾学义，成中霖，罗成溶。他们为什么没有填写？是填写时忽略了？还是认为“摘帽”与“未摘帽”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不得而知。
在这份名单上，没有1964、1965年“摘帽”的人员，不知其他地方是否也是如此。文革前的这两年，已经是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高潮中了。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更紧。长寿湖渔场的这批“右派”中，不但再没有人“摘帽”，反而还有人遭到了更加严厉的惩处：欧文定和梅吾都被判处了“管制”，梅吾二年，欧文定三年。梅吾的罪名是“一贯不认罪服管，并有严重攻击性言论、三反罪行”（据长寿湖难友介绍梅吾“不认罪”的一个表现是：文革中被押着在荒岛上“游街”时，他总是边走边喊“我是右派，我不是右派！”）。欧文定的罪名更荒唐，是因他爱注视偶尔过路的女性，因此被定为“坏分子”。判处的时间是在文革已经开始的1966年底，当时渔场从9月开始进行了“四清”评查，对他们作出判决的时间是11月，这时全国各地已经进入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造反时期。而运动步伐相对滞后的渔场却还在执行“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婚姻状况
在这批人中，有四对夫妻同为“右派”并同在渔场劳改，他们是：张慧光与刘曼若，刘焰与罗成溶，陈欣与李多明，刘宗钦与廖品云。其中，前两对是原配夫妇，后两对划右后均分别被迫离婚，是到渔场后在劳改中结为夫妻的。张慧光是在妻子刘曼若被划右后，1959年从下放干部补化为右派的。而刘焰与罗成溶的遭遇可算那个荒谬时代的缩影：夫妻俩分别在市总工会和市妇联，是市级机关有名的文娱演出活跃分子，刘焰会乐器演奏，罗成溶能歌善舞，在市里的许多联欢演出中都可以看到这夫妻俩的身影。刘焰本来不是右派，而是作为总工会的下放干部戴着大红花被欢送下来的。对罗成溶被打成右派，夫妻俩都不服。到长寿湖后不久，夫妻俩竟然天真地想另谋出路，去长寿县剧团应聘，凭他们的才能被剧团接纳。但渔场当局得知后，认为是“破坏干部下放政策”，将两人抓回，并给刘焰戴上了“右派”帽子。因这顶“帽子”是渔场当局给戴上的，所以后来“改正”时，刘焰的原单位总工会根本没有划他“右派”的档案，无法进行“改正”。
此外，有一对到渔场后才结成夫妻的“右派”是张平与陈敏戎，张平到1970年时还“未摘帽”。陈敏戎前夫离异，有三女一子，与同在渔场劳改、小她8岁的张平在这伤心之地结成了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
这批人中本来还另有一些夫妻“右派”，如余薇野与萧莲蓉（重庆市妇联干部），萧莲蓉“摘帽”后已经调回城里另行安排了工作。又如，孙静轩被发配来长寿湖时，已经与前妻离婚，后在渔场与李武珍结为夫妻，孙静轩1963年“摘帽”后调去成都（1959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更名四川分会，迁成都，原重庆作协人员一部分调成都，一部分留在重庆市文联），1961年“摘帽”的李武珍留在渔场继续“改造”，分居多年后，二人于1969年（即填写这个登记表的前一年）离婚。
这批人中，夫妻离异的有24人（超过名单上总数的七分之一），他们是：卢光特（妻离异），李武珍（夫离异），陈敏戎（夫离异），刘耀荣（妻离异），占一之（妻离异），詹洸（妻离异），余重学（妻离异），梅吾（妻离异），赵万仞（妻离异），丁慧江（妻离异），赵世瑞（妻离异），张汝闿（妻离异），梁耿法（妻离异），萧培禧（妻离异），陈诲德（妻离异），张定华（妻离异），王华东（妻离异），李宁熙（妻离异），曾文逵（妻离异），赵玉昆（妻离异），李淦（妻离异），龙培云（妻离异后再婚），胡朝聘（妻离异，表上未填），裘庭义（妻离异，表上填“无妻、子女”）。他们的家庭变故，可以肯定绝大多数是出于政治原因。因此，他们中有的人离婚后，丈夫在长寿湖劳改，已经分手的妻子本来在市里当干部，为了照顾前夫的生活，主动要求下放到长寿湖的农村公社担任领导干部……后人将很难想象，“毛泽东时代”那强大的政治压力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摧毁了多少夫妻恩爱的家庭。在曾文逵的表中写有“妻离异。有三子（无联系）”，在裘庭义的表中写有“无妻、子女”等语，此中有多少辛酸，后人还能读出来吗？
这批人中，独身的有28人（超过他们总数的六分之一。原登记表中填写的是“无妻无子女”，笔者录入时为简便起见一律写作“独身”），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时（以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展开“反右派”斗争为界），他们的年龄分别是：俞舜臣（45岁），张天授（40岁），唐轲（38岁），周远照（38岁），郑永康（36岁），陈英（31岁），胡尔勤（29岁），殷宗炳（28岁），刘允迪（28岁），李正（28岁），罗远凯（27岁），孙进（27岁），吴德昌（26岁），陈初蓉（26岁），邢传俊（26岁），裘庭义（26岁），郑汉生（25岁），李建裕（24岁），曾广闻（24岁），陈先齐（24岁），顾大鸣（24岁），罗报群（23岁），郑光荃（23岁），欧文定（23岁），邓万华（23岁），李国元（23岁），吴却贵（22岁），周家元（21岁）。其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即占半数，有俞舜臣、张天授、周远照、郑永康、陈英、胡尔勤、殷宗炳、刘允迪、孙进、吴德昌、李建裕、郑光荃、李国元、周家元等14人，另一半人大多数是高中文化，他们的独身，可以肯定主要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被打成“右派”并发配到渔场劳改后，“东风恶，欢情薄”，“山盟虽在，锦书难托”，恋爱和婚姻对他们许多人来说都只能成为残留于心中的梦想。“左派”当权者对这些“右派”不仅进行政治上的打压和经济上的制裁，同时还进行人性上的摧残。《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被打成“右派”时，他的恋人（在一家医院工作）坚决不与他分手，但遭到其家中亲属的激烈反对和“组织上”的严厉要求（不分手就保不住共青团团籍），最后不得不洒泪与他“划清界限”。欧文定在所填表中写有“1966年11月22日在渔场被判‘管制三年’处分”，是什么罪名呢？原来就是当时已33岁尚为独身的欧文定，有时忍不住对路边偶尔过往的女性多看了几眼，就被打成了“坏分子”。后来得到“改正”回到交通学院，欧文定再也未能找到合适的对象成家，一直独身，最后因心脑血管病发作死在家中无人知道，几天后才被发现。
这批人中有两对同在渔场的患难夫妻，妻为“右派”夫为“历史反革命”：一对是被打成右派并戴上地主帽子的冉德瑜与后夫李长文（李是市24中教师，1958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与前妻离异，有二女。1962年“摘帽”）；另一对是阎淑群与陈华（陈于1959年在市歌舞团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妻离异，有六女，1962年“摘帽”）。
这批人中，还有的被迫娶了当地农民为妻，如：邓家琦（大学专科文化），黎民苏（大学肄业文化），陈忠麟（大学肄业文化）、龙培云（高中文化）、陈忠笃（高中文化），李岱林（中学文化），余泽华（中学文化），程代泽（中学文化），卢仲秋（初中文化），蔡容（初中文化）。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组成的家庭，有没有电影《牧马人》中那样的戏剧性姻缘？无人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真实的生活中是很难会像经过艺术加工的电影故事那样浪漫美好的。
此外，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父母（不论是否离婚）任何一方的所谓“政治问题”，还会给子女带来比皇权专制时代更为严重的影响，“右派”子女在升学、就业甚至找对象等方面都属于低人一等的贱民。从这批人的表上可知，他们中有子女的有：
唐尚灵（三子），李多明与陈欣（一子），周灏（二子四女），林伯力（二子），萧去非（二子一女），刘时雨（二子一女），杨德明（一子一女），萧晋虞（二子），甘正常（一子），杨光瑜（二子），苏朝纲（一子一女），卢光特（二子一女），张学渊（一女），练冰梧（一子一女），熊明鑫（一子一女一继子），陈宇（三女），王义珍（二子），马应芳（二子二女），高志长（一子一女），杨建（一子二养女），欧渊儒（二子二女），黄焘（一女），刘焰与罗成溶（一子一女），郑杰（二女），李春阳（一子一女），萧思辉（一女），陈忠笃（二女），靳叔威（四子二女），曹贞干（一子二女），顾学义（二女），成中霖（二女），袁达成（四女一子），李树文（二子一女），黄德（四子一女），李岱林（一子一女），吕汉章（二子五女），全在云（三子一女）朱丰衍（二女），何子超（一子一女），刘慕宇（二子一女），黎民苏（一女），张积成（三子一女），蒋维亮（一子），刘宗钦与廖品云（各有一女和一子二女），陈本华（三子四女），余薇野（一子），龙培云（一子二继子），聂云岚（二子二女），胡朝栋（四女），周维翰（三子一女），张慧光与刘曼若（二子），崔京生（一女），陈祖翼（一子二女），李引安（一子一女），赖恒国（一子），余泽华（二女），李武珍（二女），张健（三子一女），程代泽（二女），赵子生（二子二女），秦开端（三子一女），周西平（二子三女），金践之（三继子女），王文琛（一子四女），陈敏戎（三女一子），陈西平（一子），刘钊（一子），廖石城（二子五女），刘新加（二子），吴希麟（一子），刘耀荣（一女），王钦福（二子二女），占一之（一子），李恩章（一子一女），卢仲秋（二子一女），蔡容（一子一女），詹洸（二子一女），何光棣（二女），余重学（二子一女），梅吾（一子），赵万仞（一子），曾昭楹（三女），丁慧江（二子一女），赵世瑞（一女），谢汝卿（三子二女），范广授（二子一女），张晓（一女一子），陈普安（三子二女），文履平（二子二女），刘钊（二子二女），韩忠良（一子），张汝闿（四子一女），梁耿法（一女），裘庭义（一女。表上未填），谢培禧（二子四女），陈诲德（四子一女），邓家琦（二女一子），张定华（三子），万声（一子），朱汝鳌（三女），王华东（一女），郑大同（二子），朱恩源（四女一子），李宁熙（一女），郭良彬（二子二女），曾文逵（三子），徐树德（一女），赵玉昆（一子），阎淑群（一子一女），李淦（二子二女），冉德瑜一子）。
这115人的“右派”问题，就直接株连影响到他们的306个子女，这些子女的生活自然是另一部辛酸史、苦难史了。
工资收入
这批人的工资收入，按数额高低排序如下：
92.5元：占一之。
86元：卢光特，廖石城。
83元：赵万仞。
78元：刘慕宇。
73元：吕汉章。
69.5元：朱丰衍，刘康。
67.5元：萧去非。
66元：全在云。
64.5元：陈宇，詹洸。
62元：聂云岚，周西平。
60元：曹贞干。
59元：苏朝纲，萧培禧。
57元：顾学义。
54.5元：成中霖。
53元：周灏，陈欣，陈祖翼，丁慧江，赵玉昆。
51.5元：靳叔威。
50元：张健，金践之，王钦福。
49元：张晓。
48.5元：杨德明，文履平。
48元：张定华。
47元：邓万华，梅吾。
45.5元：张天授，刘新加，唐轲。
45元：张汝闿。
43.5元：张积成。
42.5元：刘时雨，李岱林。
42元：余泽华，向光棣。
41.5元：张学渊，欧渊儒。
41元：陈敏戎，陈初蓉，裘庭义，李淦。
40.5元：余重学。
40元：练冰梧，马应芳，高志长，陈忠笃，罗成溶，殷宗炳，周维翰，朱恩源。
38.5元：杨光瑜，廖品云，刘钊，谢汝卿，，雷克勤。
37.5元：吴希鳞，卢仲秋。
36.5元：刘钧。
36元：黄德，何子超，曾广闻，朱汝鳌。
35.5元：李多明，林伯力，李武珍，刘允迪。
35元：郑大同。
34.5元：张平。
34元：唐尚灵，王义珍，余薇野，崔京生，赖恒国。
33元：陈本华，刘耀荣，陈诲德，郭良彬。
32.5元：黎民苏，刘宗钦，徐显镛，胡朝聘。
32元：胡朝栋，王文琛。
31.5元：萧思辉，李普杰。
31.4元：秦开端。
31元：郑汉生，蒋维亮（注：实为12.5元），龙培云，刘曼若，李引安，张慧光。
30元：熊明鑫，陈忠麟，袁达成，李树文，郑永康，赵子生，蔡容，陈英，曾昭楹，范广授，吴德昌，胡尔勤，邓家琦，王华东，李宁熙。
28.5元：欧文定，邢传俊。
28元：甘正常。
27.5元：程代泽。
26元：陈先齐。
25元：萧晋虞，刘焰，陈西平，周家元，李正，吴却贵，李恩章，赵世瑞，郑光荃，陈普安，罗远凯，韩忠良，李建裕，俞舜臣，梁耿法，万声，罗报群，曾文逵，徐树德，李国元，顾大鸣。
23元：周远照。
20元：杨建。
18元：阎淑群。
16元：孙进，曾永臧，黄焘，郑杰，杜渐，李春阳，冉德瑜。
最后这7人每人每月只能拿到的16元，和前面一个人每月拿的18元，实际上不是工资，而是生活费。只能维持其个人的最低基本生活所需。这些人中除孙进是独身，杜渐的表上未填写此项内容外，曾永臧有妻子；黄焘有妻子（同为右派）和一女；郑杰有妻子和二女；李春阳有妻子和一子一女；冉德瑜前夫被镇压，有一子（同在渔场的“反革命”后夫也只拿16元生活费，还有二女）；每月拿18元生活费的阎淑群有一子一女（同在渔场的“反革命”丈夫工资62元但有与前妻所生六女）。
此外，因这批登记表填写于1970年底，当时许多人的工资已经略有调整，因此还有表上未能反映出来的更低的收入，如蒋维亮，表上填的是收入31元，但据他本人回忆，实际上他到长寿湖后只拿到7.5元，1960年摘帽后也未变，直到1962年初才提为每月12.5元，1974年调重庆市曲艺团当美工兼做电工及舞台装置等打杂工作，才按25级（干部最低级）待遇拿34.5元。王义珍回忆她摘帽之前也一直只有每月8元，当时她还认为自己是最低收入，后来听说有的人只拿7.5元，才知道还有比她更低的。这样微薄的收入，真不知他们如何持家度日！
其他的人当中，有的刚被打成“右派”时也是只发生活费，后来因“摘帽”等因素才有所增加。令人不解的是，孙进、曾永臧、黄焘、李春阳都已“摘帽”，为何还只发生活费？原来，他们都是文教系统的“摘帽右派”，“摘帽”后渔场将他们送回原单位，但原单位不接收，又退回渔场来，渔场就只给他们发16元最低生活费作为“工资”。据当事人回忆，此表上30元上下的“工资”，都是在“摘帽”后才由15至18元生活费增加上来的。而且这其中还有这样的怪事：郑汉生、李宁熙等在总工会被打成右派后，生活费、医疗费全由原单位拨付，最初只发给生活费15元，比一般的18元还少3元（郑汉生曾为此多次写信申诉却被认为是“认罪态度不好”）。直到“摘帽”后，郑汉生的工资才定为干部最低级34.5元。但长寿湖渔场的管理人员竟向总工会提出将他工资的“零头”砍掉，改成了30元，以后加1元补贴后成了31元。
从这些人的工资数额看，竟有54个不同档次，有的上下两档间只相差0.5元甚至0.1元，这显然不是正常的工资档次（当时的行政级别只有28个档次），而充分显示出当时那种“人治”状态下的随意性和恶意性。这也是如今被一些人忘却或故意“忽略”的“毛泽东时代”的一大“优越性”。
这些被打成“右派”发配渔场劳改的人，都是在“戴上帽子”的同时就被降职、降级、降薪（许多人的登记表上都写有这“三降”，笔者整理时为简明起见略去了），有的甚至被开除公职。降级最多的，有文履平被降了六级（表上未填写），练冰梧被降了五级，林伯力、顾学义、殷宗炳、胡朝栋被降了四级，张学渊、陈宇、马应芳、、罗成溶、张积成、聂云岚、朱丰衍等被降了三级。周家元则是“书记、院长宣布：本应降三级处分，无职级可降，发给生活费下放农村劳改。”另一些人只写了“降级”而未写明降了多少级。
他们的登记表上没有粮食定量及其他供应情况方面的内容。在那个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的物资匮乏时代，许多东西是仅有钱还不能买到的。在长寿湖渔场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吃粮票”的故事：作家张晓在渔场劳改期间，经常饿得发慌，其妻（小学教师）想尽办法从自己和孩子口里省下来10斤粮票，要带给他，但又怕被人发现后落得个“破坏改造”之类的罪名，便用从革命传统故事中学来的办法，将粮票夹在一个自做的饼子里给他寄去。他收到后，一看有吃的，顾不上读信，先把饼子狼吞虎咽几口吃掉，然而再慢慢读信，这才看到信中说饼子里夹有10斤粮票！他悔恨万分，捶胸痛哭……
全国“右派”到底有多少人？据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说：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这个数字中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不戴“右派”帽子而作“内控”的“右派”……（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5月第一版17—18页）又据最新资料称，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见2009年第2 期《炎黄春秋》杂志10页，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长寿湖这151个“右派”（包括“摘帽右派”），在全国百万“右派”中只占极微小的比例。可以说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然而，有时一滴水也可以反映出大千世界。
据报载，近年来已经开发为旅游景区的长寿湖，将动工兴建数百平方米的人造海滩，花巨资从广西银滩运来银沙，打造出一片巴厘岛那样的纯东南亚风情休闲胜地。当后人们在不久的将来到这人造海滩休闲度假时，还能想到当年这里曾有过的那些辛酸与苦难吗？还会知道此地曾被“右派”们在申诉书中称之为“西伯利亚”（沙皇俄国时代的流放地）吗？
我们经常用来教训别人的一句古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不是也该用来警醒一下自己？
长寿湖是不是可以学习湖北咸宁把当年文化系统五七干校旧址开发作为旅游景点那样，把当年的“右派”劳改旧址也开发作为旅游景点，供人们参观？
是不是还可以在长寿湖畔立一块碑，将那些曾在这里劳改的“右派”们的名字刻上，作为永久的纪念？
写于“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纪念之际
2007年9月2日初稿于重庆风江阁
2009年“十一”前后修改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sxsy/200910/Article_2009102604590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