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昆: 否定文革面面观

yangharrylg

中国当局与主流舆论对文革的否定  

自１９７７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以肯定
文革的语言宣告文革结束以来〔１〕，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了。后经１９７８年十一
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全会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抛弃，以及后
来两年经中共最高层领导成员多项变动与取消宪法中“四大”权力的条文等多种铺
垫后，在１９８１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正式宣布“彻底否定文革”。此后，“彻底否定文革”与“全面否定文革
”或“全盘否定文革”就成了中国社会对于文革的主流话语。

然而，经过三十余年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彻底”“全面”否定文革，人们在２
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一朝醒来却“被发现”正面临“文革复辟”的危险〔２〕。且
不论中国当前面临的危险究竟是文革复辟，还是揭竿而起的社会革命或动乱，抑或
是西风东渐的茉莉花，中国官方的“文革复辟”危机感至少表明，三十几年的否定
文革，效果不彰。这就不能不让人有所反思，对三十年来的“否定文革”作一审视
。

那么，当局与主流舆论又是如何彻底否定文革的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该代表了当局在改革初期形成的
共识。其要点概括如下：

《决议》认为，文革是毛泽东根据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发动的，并为林彪与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所利用的，“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
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的错误实践。主
要有以下四点依据：

１、文革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是根本没有事实
根据的，文革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也就在很大程度
上否定了包括毛自己在内的中共当局。
２、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革错误地打击了大量所谓“走资
派”的党政领导干部。
３、文革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
众。
４、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
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
重灾难的内乱。

显然，改革之初当局对文革的否定，重点有二：一是否定所谓走资派的存在，
实质上是否定当权者与群众的矛盾的严重性；二是名义上否定直接依靠群众，实质
上隐含脱离群众的合法化。文革的归咎对象则是犯了左倾错误并为林彪四人帮反革
命集团所利用的毛泽东。

三十年后，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时１６年编写的《中国
共产党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于２０１１年１月正式出版。因此，
该书对文革的评论成为中共官方对文革彻底否定的最完整论述。

该书认为，文革“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
、思想、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是一场由领导
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该书在列举了文革对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以至组织建设和社会道德
等诸方面造成的损害之后，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极大地损害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声誉，玷污了人民民主专政，严
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必须予以彻底否定”。

该书在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上，着重否定和批判了认为“资产阶级就
在党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种
种矛盾”，包括权力机构的“阴暗面”，“只有在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才
能得到逐步解决”。

该书在批判了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并总结了应从文革吸取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
与法制的教训之后，特别指出，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
步”〔３〕。

显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于彻底否定文革的论述是迄今为止最完整
全面的官方论述。至于所谓“全面否定文革”或者“全盘否定文革”虽然迄今尚未
见有人做过较全面的论述，但顾名思义，其含义自然是认为文革从理论到实践一无
是处，无分巨细皆应一概否定罢。

既然全面彻底否定文革的宏大论述占据着中国社会的话语霸权，既然彻底否定
文革的执政当局拥有中国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宣传等几乎一切方面的绝对优
势资源，为什么三十年来彻底否定文革的努力却效果不彰？不能不让人对于种种否
定文革论述背后的真实含义结合其实践加以探究。

◇　三类主要群体对文革的否定

诚如怒涛兄所言，“对文革如何评判，十三亿中国人，可能有成百上千种各不
相同的回答，从彻底否定到全盘肯定，各种声音都有”。对于文革的否定，不同的
人群也必有不同的含义。但鉴于中国社会各色人群之庞杂，笔者自然没有能力细析
中国各色人群否定文革的真意，因此只能聊做“宜粗不宜细”的概括。

此处笔者将对中国社会的官员，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这三个主要群体对文革的
否定作一概括的叙述，当然这三个群体也都不是整齐划一的，每个群体内对文革的
否定都存在着多样性，因此也都还可以细分。笔者在此无意对各群体否定文革的各
种观点加以详尽的探究，因此只对上述三大群体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也就是占据各
群体主流的否定文革观作一概述。

（一）　官员群体对文革的否定

显然，官方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定位是这一群体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文革论述。因
此，这一群体否定文革的第一要义就是否定“资产阶级在党内”的说法，否定“走
资派”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说法。当然，文革的“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根据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当权者与
人民群众的矛盾定义为阶级矛盾，把脱离群众的共产党当权者定义为“走资派”，
应该属于定性错误。执政的共产党摈弃了阶级斗争之后自然就纠正了这一定性错误
。然而，官员群体对“资产阶级在党内”以及“走资派”的否定绝非仅此而已，在
他们宏大叙述后面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否定当权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是现代国家的主
要社会政治矛盾这一基本事实，同时也徒劳无益地企图否定，这一矛盾不可能通过
单纯的经济发展解决而必须通过政治的与社会的手段加以解决的实践属性。

正是由于对执政者与民众矛盾的忽略甚至刻意掩饰，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
的官民矛盾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群体几乎已经异化为对民众疯狂掠夺
的寄生群体，被称之为“最无耻”的群体。“三个代表理论”的应运而生，“赋予
”了当权者无视官民矛盾的“天然合法性”，使文革初期曾经被突破过的“被代表
”再次强加于民众。

正由于没有正视官民矛盾，当权者倚仗手中权力以及掌握的资源优势，不仅脱
离民众，往往更以民众为敌，动辄使用警察与武警实施镇压。而民众的仇官心理日
重，凡有针对官方的群体事件发生，必啸聚而上诉诸暴力，比之文革期间表现的“
仇官”心理有过之而无不及。

改革三十几年来的经验充分证明，忽视官民矛盾的严重性，或者错误地以为官
民矛盾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行得到解决，就等于纵容任由官民矛盾的发展，原
本以管理与被管理为主的政治性矛盾就很可能发展成政治经济思想等全方位的矛盾
，甚至演化成对抗性的斗争。

官员群体否定文革的第二要义则是否定群众运动，否定直接依靠群众的必要性
。如果说前述官员否定文革的第一要义主要体现为理论层面的，那么这第二要义则
主要体现在实践层面。官员们在文革中深受群众批斗夺权之苦，自然会痛恨群众运
动，视群众运动为洪水猛兽。因此，作为实践上否定文革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取消文
革宪法赋予群众的四大民主权力，不仅如此，还顺便取消了１９５９年宪法赋予工
人的罢工权力。接下来的三十几年里，他们严厉打压群众的结社自由，千方百计防
止群众组织的出现。不惜调动大量国家资源，逆信息时代的潮流而动，封锁网络信
息，打击言论自由。

不仅如此，凡与群众运动有关的，文革中出现的一些事物，即便已经证明行之
有效的，也大都在取消之列。比如文革前就开始的，文革中得到大力发展并且初有
成效的对地震的群众监测预报，就是在否定群众运动的指导思想下，借口正规化而
取消的，致使中国的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大幅度倒退。

在否定群众运动与否定直接依靠群众的思想主导下，在当权者眼里，群众不仅
只被当作被管理的对象，更被异化为维稳防范的对象。接访变为截访，深入群众变
为事先按排好的甚至有导演的作秀，巡视与出游变成扰民。官民关系已经恶化到中
共执政以来少有的严重程度。

官员群体从文革吸取的另一大教训，就是严防出现毛泽东似的强人，坚守集体
领导与领导集团范围内的民主制度。防止出现强人独裁，固然不错，但由于如果临
到强人坐大即将实行独裁之际再防范，显然晚矣，因此防止出现强人独裁极可能成
为防止强人出头，从而开启庸人时代。集体领导与领导层的民主应该是从个人专制
转向民主的进步，但如果缺乏防止领导人以权谋私脱离广大群众的强有力的制度保
证，相当一部分领导者有可能通过“权”“利”交换而形成某种利益格局，一旦这
种利益格局形成之后，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就将为这种利益格局保驾护航，因为“真
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领导层民主表决的结果多半只能是少数明白人的失败。不
幸的是，中国近二十年来恰恰就是走的这条路。

（二）知识分子群体对文革的否定

知识分子群体无疑是个极为多样复杂的群体，对文革的评价更是众说纷纭观点
各异。中国的知识分子即使仅按老中青划界，由于文革际遇不同，对文革的感受与
看法可以差之千里，更何况各人之间由于价值观，思维方法，看问题的角度等种种
差异都必然会影响各人对文革的评价。本文无意对知识分子群体中对文革的各色评
价进行探讨，将仅限于对知识分子具有共性的否定文革观加以叙述和分析。

知识分子群体具有共识的对文革否定的要点大致有以下几条：

(1)大量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批斗冲击，先有老一代的专家权威以及中青年的
业务尖子，遭受批斗甚至体罚与人身侮辱，几乎无一幸免；后更普遍地被“再教育
”，不断自我批判检查，“被”自行羞辱。加之文革初期工作组的抓反革命与革委
会时期的抓“５１６”，受迫害者数以十万计。因此，知识分子群体最容易达成共
识的，就是对文革中整肃知识分子的否定。

然而，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并非文革所特有，甚至也不是中共执政后才应运而生
的，早在中共处于艰苦斗争之中并且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之时，对知识分子
的整肃就已经存在，最典型的大概就是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整风。中共执政后，更是
历经思想改造，交心运动，反胡风，及至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几十万知识分
子被整肃受伤害。但人们并不认为那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整肃，却总以为只是
针对少数有问题者的，甚至不少知识人也在其中充当打手整肃他人，还有因此而获
荣升者。

到了文革，对于知识分子的被整肃，除了少数御用文人外，几乎每个人都可以
感受到了，尽管程度不同。才有了群体的觉悟与共识，否定这种出于马列主义阶级
与阶级斗争理论而给于知识分子的另类对待。在这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恐怕要“
感谢”文革，正是由于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才会尽显
其荒谬，才会有共识，才会有知识分子群体的“翻身解放”〔４〕。

这里，笔者必须指出，知识分子群体在文革中受整肃和迫害最严重的有两个时
期。其一是文革初期，先有以工作组的名义出现的外来当权派对所谓“反动权威”
和“修正主义苗子”进行整肃，并在学生中抓“四类”人物；工作组被批判撤出后
，由当权者子弟组成的红卫兵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初开始在北京大开杀戒，肆无忌惮
地虐打残害各色所谓有问题的人，包括大量的专家学者业务尖子等知识分子。以后
这种“暴力批判”成为范式，被扩散到全国。当年八月，文革在工厂企业事业机关
等各种单位展开，这些单位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单位党委抛出一批所谓“反动权
威”的专业知识人才作为群众批斗对象。其二是１９６８年较晚时期，由各单位革
命委员会主导的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其后的抓“五一六”运动。这两个时期也是文革
中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最多的两个时期。

(2)文革中的思想禁锢显然是知识分子群体深恶痛绝的而欲于否定文革的另一要
点。文革早期的工作组专制时期与革委会成立后的恢复秩序时期，确实都实行了似
乎比文革前更严厉的思想控制，配合当时的抓反革命或清理阶级队伍，形成恐怖专
制。但在这两段时期之间确实存在一两年的思想控制“真空”时期，造成这种相对
“真空”的原因有二：思想控制赖以为组织基础的党团组织甚至行政机构在文革冲
击下全部溃散失效，此其一；文革初期对“走资派”的冲击必然冲破１９５７年反
右奠定的“党员干部作为真理栓释人不容质疑”的铁律，此其二。

显然，思想禁锢问题应该得到进一步探究。

其实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早在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不过那
时并非在压力下开始的，而是由于追随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把未经实践证明的共产主
义理论作为真理信仰就意味着从此走上了放弃“思想自由”与“独立精神”之路。
文革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多次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已经进入了思想
禁锢状态，不过那主要不是由于政治压力造成的，而是通过扮演真理化身的党的“
谆谆”教导，很大程度上“自愿”接受的。正是由于这种“自愿”的成分，人们往
往轻忽文革前就已存在严重的思想禁锢，直到文革中（特别是后期）民粹的愚昧盲
动与威权的强力相结合，撕去了“自愿”的面纱露出政治高压的狰狞面目，人们才
极其痛切地感知所承受的思想禁锢。

人们之所对文革中的思想禁锢感受较强烈，也与上述思想控制“真空”期间相
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开始经历最初步的思想解放有关。破除１９５７
年来就在中国社会占据不可动摇之地位的“代表”或“被代表”（党，国家和人民
被干部代表）的思想戒律，显然是也必然是当时国人思想解放的第一步，破除禁锢
思想的层层囚笼，只能从最贴近我们的那一层开始，无论这第一步看起来多么渺小
而微不足道，只要迈出了这一步，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就会朝着自由与独立的方向奋
进，一发而不可收。

(3)文革中，文化教育科研学术等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从事的活动都受到严重的负
面影响，显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否定文革的重要一面。

伴随１９６６年八月红色暴力而来的民粹庸俗化“破四旧”（破除“旧思想、
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以批判“四旧”的“文化的革命”之名行破坏文化
毁灭文化之实。与红色暴力一样，这一庸俗化的“破四旧”很快发挥了榜样的巨大
作用，从北京传播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对传统文化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更由
于红色暴力与庸俗化“破四旧”打着反对阶级敌人与“批判旧文化”的旗号，并以
群众运动的方式出现，掩盖了其转移“文革大方向”（“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的本质，以至在文革中免遭彻底清算，反而被定格为文革的招牌模式，给文
革打上了最深刻最臭名昭著的印记。

这里有必要对破坏文化的庸俗化“破四旧”做进一步探究。

“四旧”的概念来源于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主要文献。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
首现于《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
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
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以后又得到中共中央八
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的确定与重申。其后，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日
“十六条”公布到８月１８日的不到十天之内，官方媒体与中央领导人讲话都一再
强调“破四旧”的意义。于是，“破四旧”成了文革的一大主要内容。“破四旧”
付诸行动，则是由于北京中学红卫兵根据自己对文革的理解发起的，１９６６年８
月１７日午夜，北京男二中的几个红卫兵头头经议论后，起草了首倡破四旧的文告
，《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５〕。由于“破四旧”运动是在红色暴力的浪
潮中开始的，“破四旧”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暴力性质，反过来又极大地激发
了停课失学青年的游民（或者说，流氓无产者）特质：强烈的破坏性与反文化倾向
，几个月之间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损害。在以“破四旧”为名的破坏文
化肆虐全国的几个月里，当时仍然在位执政的当权派们，借口支持群众运动而纵容
怂恿，采取了不作为的可耻立场。

这里需要指出，中共在革命过程中需要游民阶层为革命冲锋陷阵，执政以后的
历次政治运动中也需要游民充当“勇敢分子”，因此中共当局从来没有着力改造游
民，消除其破坏性。相反，中共的公有制政策实际上有助于游民意识的扩散，使更
多的人接受游民特质。

另外，青年学生本以学习追求文化知识为己任，却在文革中成为反智识破坏文
化的打手，表明文革前十七年的党化教育违背了教育的某些基本要义。

除了文革“破四旧”运动对文化的破坏之外，文革中教育中断，大学停止招生
，科研受干扰甚至荒废，学术活动被中止，更加之政治压力下对知识劳动成果的泛
政治化批判检查甚至否定毁灭，对知识分子从职业进取，到事业成就，甚至人格尊
严等各方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需要指出的是，文革在这些方面造成的损害
毫无疑义打断了传统的知识人才成长道路，干扰了传统的知识产品产生过程。然而
，由于传统路径的阻断，人们被迫寻找不寻常的路径，经过这种更多地取决于个体
的创造性自主努力而淘汰优选出来的人才，显然不是传统培养途径造就的人才可以
比拟的。虽然目前尚无数据对比，但从直觉来看，似乎文革后出现的世界级或接近
世界级的人才或成果都远多于文革前的十七年。无论如何，至少可以得出结论：传
统的知识人才培养途径与知识成果的创造途径问题很多，需要改革。

知识分子群体对文革的否定还着重于否定文革中种种愚昧反智的社会逆流，诸
如“早请示晚汇报”的例行仪式，“三忠于四无限”的效忠表态，“三敬三祝”的
会议开场式，如痴如癫的“忠字舞”；宣扬“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
反智论调。显而易见，文革中泛滥一时的愚昧反智逆流不仅是对知识分子群体恪守
的理性原则以及对智识追求的直接冒犯，也是对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反动。

文革中的愚昧反智逆流能够泛滥一时，一方面由于在个人崇拜的政治氛围下各
级当权者追求政绩的需要，另一方面则由于高压下的政治泛民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政
治庸俗化而堕落成谄媚政治，致使中国社会中本来就根深蒂固的愚昧反智倾向沉渣
泛起，以至上下呼应形成一股对抗社会进步的“反动”逆流。实际上，所谓“早请
示晚汇报”就是在北京针织总厂支工的８３４１部队领导人首倡的〔６〕，而“忠
字舞”的推广与猖獗一时也是在各地各单位的革委会成立后，由各级革委会以及驻
学校的工宣队认可和提倡的。

此处有必要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与小农经济，一方面造成文化教育的
落后，广大底层民众鲜有受教育的机会，致使文化知识与底层民众脱节；另一方面
，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官本位定位（学而优则仕）造成中国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
脱离尤其严重，绝非西方国家仅仅表现为市场经济下的分工不同所可比拟。在某种
意义上讲，愚昧反智倾向的根深蒂固正是中国社会底层民众与知识和知识分子群体
脱节的反弹。对此，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有责任深思。

知识分子群体对文革的否定，自然还有与其他群体特别是下面将要提及的“普
通民众”群体的共同点，诸如对文革暴力，“无法无天”等等的否定，将在下面“
普通民众对文革的否定”一节中加以讨论，此处不赘。

（三）普通民众对文革的否定

普通民众包括的范围太大，我这里仅指除知识分子外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
农劳动者与其他市民人等。所谓这一群体对文革的否定，当然也和前述两个群体一
样，仅仅涉及该群体否定文革的共识部分，这些共识有些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共识
。

普通民众对文革的否定，大概以文革暴力最为深恶痛绝。文革暴力大致可以分
为三部分：批斗活动中的暴力以及人身侮辱，１９６６年红色暴力８月先在北京发
生而后又传播到全国的大规模暴力行为，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全国各地的两派武
斗。

文革初期在群众自发的批斗活动中，一部分人对被批斗者施行了暴力或人身侮
辱，绝大多数群众并不认同，但认为这些人是“出于义愤”，并以“革命不是请客
吃饭”为由而予以容忍了。正因为这些暴力行为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只要当权
者出面制止，很快就可以得到纠正。

如果说文革初期的群众性批斗活动中发生的暴力现象是中国社会潜在的暴力倾
向失控而造成的情绪性发作，具有某种随机性的话，北京红色八月的大规模打人残
害人致死一千七百多人的严重暴力罪行则呈现了某种组织性和明确的目的性。

人们从下面的时间表显然可以得到某种启示。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北京各大中院校派出工作组
领导文革运动。

６月９日，毛泽东在杭州对前去汇报运动情况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
“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
派。”

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乱斗现象，工作组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加以制止。
当晚，工作组长张承先向全校作了广播讲话说，避开工作组乱批乱斗的做法是有害
于革命的行动，并宣布以后批斗人要经工作组批准等。工作组并把这一事件的发生
和处理经过，以工作简报上报中央。

６月２０日，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要求各地参照北京
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

７月１８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并派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工作组问题。

７月１９日，在刘少奇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７月２５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下令撤销工作组，当天中央政
治局常委汇报会即决定撤销工作组。

７月２９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
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宣读了北京市委７月２８日作出的撤消工作组的决
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就派工作组问题做了检查。

８月１日，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向全会作关于十中全会以来中央
工作的报告时，对派工作组的事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几次打断其讲话，尖锐地批评
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８月２日，毛泽东在全会上特别就北大“６１８事件”严厉批评刘少奇和工作
组镇压群众，北大“６１８事件”被中央文革称为“革命事件”。

８月４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
运动”、“是路线错误”，“是一种白色恐怖，这种白色恐怖是中央发动的”。〔
７〕

８月４日，拥有众多高干子弟包括中南海子弟的北京男四中发生大规模暴力批
斗事件。

８月５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８月５日，北京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男六中，３５中，２８中等中学都发
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这几所学校的前三所都有不少高干子弟，包括中南海子弟，
后三所则都在中南海附近，隔墙或隔街相望。这一天，邓小平女儿邓榕所在的北京
师大女附中打死了代理校长兼学校党总支书记卞仲耘，成为北京第一位牺牲于学生
暴力的教育工作者。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时为北京师大附中高中学生，校文革小组
组长，据该校的亲历者说，刘平平“一直都很好，很讲政策”，８月５日却“突然
带头打人”。

８月８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次日即在全国范围内公布，申明了文革的
目的和若干政策问题，包括“要文斗，不要武斗”。但红色暴力仍然持续升温与扩
展。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来自打死第一位教育工作者的
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为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针对宋彬彬的名字即
兴说了“要武嘛”。

其后，以早期红卫兵为施暴主体的红色暴力在全北京加速升级，至８月２６日
开始每天打死人数进入三位数〔８〕，各种暴行残害折磨令人发指，完全超出了正
常人的感官和心理能够承受的极限〔９〕。北京市在那个夏季的红色暴力中，据官
方数字，有１７７２人〔１０〕被打死或被逼自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北京的
红色暴力很快通过“大串联”传播到全国。

当年八月，大兴县发生的屠杀事件与清华大学的“８２４”事件最具典型意义
。

在大兴县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到９月１日的短短几天里，县内１３个公社，
４８个大队，先后杀害了３２５人，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才３８天，有２２户人
家被杀绝。调查表明，大兴县的屠杀是由公社和大队的干部策划组织的，是县公安
会议传达的所谓敌情触发的〔１１〕。

清华大学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以贺鹏飞等人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勾结其他
十二所学校的“老红卫兵”，以“内外有别”为借口，撕毁８月１９日以来开始出
现并日渐增多的针对刘少奇等领导人的大字报，暴力查抄贴过此类大字报的战斗小
组，抓人打人。十二校红卫兵还在贺鹏飞指挥下推倒作为清华标志性建筑物的清华
二校门，并且强迫所谓黑帮分子（校系两级干部）和反动权威搬运残砖碎石，红卫
兵们则站在搬运路线两旁用皮带抽打。当日清华园一片肃杀恐怖〔１２〕。

如果说大兴县的屠杀事件是基层当权派挑动“阶级”仇恨转移文革大方向的赤
裸裸的表现，清华大学的“８２４”事件则是“衙内”红卫兵以暴力恐怖震慑群众
并直接打击批判刘邓路线的学生所做的最疯狂的挣扎。清华８２４事件无愧为自１
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开始的，以文革的名义反对文革的一系列大规模暴力事件中最典
型也最明显的保护党内高层当权派，震慑普通群众，打击造反学生的最典型的恶性
事件。

许多证据表明，北京八月红色暴力与当局的不作为甚至纵容怂恿有关。

毛泽东的长处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为了发动群众迁就群众运动的过失就成
了毛的七寸。当毛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急于发动群众而疾言厉色地批判刘邓工作组
镇压群众时，刘邓们的衙内们（很可能得到了他们的老子们暗示，支持，鼓励，甚
至直接授意）为毛准备了群众运动的红色暴力这口瓮。８月１８日毛接受宋彬彬为
他戴上红卫兵袖章时，毛就欣然入瓮了。两个多月后，毛才幡然发现文革的方向竟
然已被扭转偏离而予以纠正，然而入瓮的印记之深影响之大恶果之累累已成事实，
至此，毛所钟情的一生中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已经注定失败，不仅作为证错共产主
义理论的实验而必然失败，而且必因丧失人性的种种表演而与民众心目中的“虽败
犹荣”无缘。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由于中共十七年来的阶级教育特别是进入六十年代以来不
断强化的以阶级为定向的仇恨教育在青少年中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造就的共同情绪
氛围，一经少数有心人的示范作用，许多青少年人性深处蕴藏的恶就必然被激发躁
动起来，形成凶猛的暴力洪流，而无须丝毫事前的组织策划。

当年的当权派们，无论是“文革派”还是后来被打倒的“走资派”，对于红色
暴力大凡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文革派”的谢富治在当时有个臭名昭著的对
公安的讲话，要公安干警“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
供情报”〔１３〕。时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在红八月暴力问题上也扮演
了不光彩的角色。８月下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头对进入高潮的红色暴力深感不
安，向分管清华的王任重提出，中央是否能有制止的措施。王竟然以“中央说话不
如红卫兵自己说”加以推托〔１４〕。而清华的“８２４”事件，贺鹏飞事先曾向
王请示，得到王的同意。

显然，这些当权者即便不是心存阴谋的有意而为，也是由于他们把“政治正确
”置于民众生命安全之上，而宁可不作为。

虽然当年晚些时候，中央文革曾表示红八月暴力是转移文革大方向，但也仅此
而已，目的是回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方向，而没有丝毫的切割意识，因
此，不仅八月红色恐怖时期实际上反文革“整走资派”之大方向的种种倒行逆施仍
然堂而皇之地冠以“文革行为”的正名，保持了作为否定文革最有力证据的资格，
而且更由于红色恐怖八月的榜样作用使以后的平民造反运动也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严重的暴力倾向（当时的说法叫做对阶级敌人的凶暴是阶级感情深的表现），肆意
抄家绑架私设刑堂等等破坏践踏法制的恶行，就都成了文革“革命行动”的不可免
除的成分。而正是这些，恰恰是几乎所有人都深恶痛绝的。

既然１９６６年八月的红色暴力成功地陷广大向往“免除恐惧”的民众于红色
恐怖之中，既然红色暴力在中共执政以来首次突破了法律限制，八月红色暴力必将
给文革甚至文革以后的中国留下深刻的印记。

对此，笔者曾经以“单于仁模”的笔名在对章立凡先生的文章《资本为何在中
国犯下两次“原罪”？》跟帖中写下如下文字：

“中共作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的政党，在执政的前三十年迷恋于对共产主
义理论的执著，而忘却了共产主义理论本身追求的目标是人类社会的公正平等自由
与共同富裕。文革本来提供了中共回归正道的机遇，摒弃错误的理论追求而重新追
求人类社会的公正平等自由与共同富裕，然而我们看到却是罔顾社会公正的单纯财
富追求。这不能不认为是没有正确地总结文革经验教训而错误地全面否定文革的恶
果。
这里值得深思的是下面的路线图：
（一）文革初期工作组对群众的压制失败之后，由‘衙内’们发起打着文革旗
号而大肆实行名为‘除四旧’实则消灭文化，同时掀起红色暴力打杀无辜，名为对
反动阶级的斗争，实则以淫威震慑群众以阻止其对于公正平等自由的追求。公平地
讲，‘衙内’们上述‘转移文革大方向’的做法虽然在几个月内就受到批判而似乎
归于失败，实际上他们比起老一辈（‘走资派’们）取得了无可比拟的成功。首先
他们的举动得到全国范围的仿效，在几个月内把文革引入歧途；其次，由于他们是
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出现，打着‘批判旧文化’与反对阶级敌人的旗号，掩盖了其反
对文革的本质，以至在文革中免遭彻底清算。从此那些本为反文革的，转移文革方
向震慑普通群众的，破坏文化打杀无辜的暴力行为被定格为文革的招牌模式。
（二）文革失败，被全面否定。对于广大普通群众而言，否定文革的最主要动
因，就是（一）所述的那些破坏文化打杀无辜的文革‘招牌模式’，也是否定文革
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而当权派门实际要否定的则是群众对官员的权利，包括监督权
，发言权，更遑论任免的参与权等等。文革的全面否定，官员们当然随了愿，六四
之后更是肆无忌惮了。而广大群众却忘记了曾经追求过的公正平等自由，再次逆来
顺受地接受沉默而被动的角色。
（三）经济改革成了缺乏监督的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官场腐败，血腥掠
夺等种种社会恶相重现中国，大行其道。以至中国从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演变
成为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这当中，当年的‘衙内’们大多成了当今中国最富有的
人们。”〔１５〕

很显然，文革之前那几年日益拧紧的阶级路线发条，给予男女“衙内”们越益
增长的动力与欲望去追求其特权利益，终致以反动对联为典型标志的极端发作，虽
然因受到压制而一时失败，但经过“彻底”否定文革后，他们获得了巨大成功，不
仅在政治上，更扩展到经济领域。

红八月的暴力风潮之后，暴力就与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似乎不暴力就不革
命。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化为武化革命就难以避免了。１９６７至１９６８的两年
里，全国范围内多数群众组织经历了两派斗争激化并进而升级为武斗的过程，动用
了从大棒长矛之类的“冷兵器”到各种枪支大炮坦克军舰等现代“热兵器”，造成
“全面内战”的“天下大乱”，至少十几万人在武斗中身亡〔１６〕。对人民的生
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给民众的正常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和困难。

除了上面叙述的八月红色暴力的榜样作用外，使文化革命异化成“全面内战”
的武斗，大致还有以下一些原因：

⒈中国具有推崇使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传统，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
以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历史。中共掌权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思想在文革前可谓深入人心。
⒉中国社会没有摆脱“弱肉强食”的兽性，崇尚暴力的现象在中国根深蒂固，
极其普遍。
⒊文革爆发前几年，中共大力宣扬“斗争哲学”，使那一代人崇尚斗争轻忽妥
协，因而在文革两派争端中不愿意妥协。
⒋作为政治起家的政党，中共在全国大搞泛政治化，任何认识上的不同都极可
能被政治化，并进而上升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泛政治化外加夸大阶级矛盾的结果使
妥协解决矛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⒌由于几千年来封建君主统治的影响，外加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文化中存在着
根深蒂固的对个体生命的轻忽与对集体的过分尊重与服从，中共执政之后更是在全
国人民中不遗余力地压制个人考量而宣扬集体主义，以至一代人普遍接受“为了革
命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生命”这样的观念。因此，一方面可以为了本派的利益或维
护所谓正确路线不计个人生命的安危而参加武斗，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了尊重“群众
运动”以及“发动群众的需要”而容忍对“敌人”的暴力，接受“敌人”做出的牺
牲。
⒍中共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通过阶级教育大力宣传阶级仇恨。由于泛政治化
与夸大阶级矛盾，文革两派的分歧往往被视作阶级对立的表现，如果对方组织结构
的阶级成分比较复杂，就会成为煽动阶级仇恨的目标，广西武斗中发生的对广西“
４２２”的屠杀，湖南的道县屠杀，都带有明显的煽动“阶级仇恨”的印记。如果
说，在中共执政之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需要“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强化其阶
级意识，是完成土地改革终结封建制度残余之必要的话，文革前夕伴随四清运动的
新一波强化阶级意识则多多少少成为各级当权派转移聚焦于官民矛盾的注意力之方
便手法。

尽管各地各单位发生的武斗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以上所述应该是造成
文革武斗的广义根源。

对文革暴力的否定当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共识。

普通人群体对文革的否定还聚焦于对文革乱象的否定。文革大乱不仅大大增加
了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甚至遭受恐惧的威胁与生命财产的损失，也极大地干扰了
人们的正常生活轨迹。生产停滞，物质匮乏，人们的收入长期原地踏步。职工十年
不长工资，绝大多数１９５８年入厂的工人直到１９７３年还是二级工，谈到家庭
负担，那真是怨声载道。农村经济被统死，连地里种植什么都不能自己决定，不仅
富裕仍然遥不可及，很多农民还仍然在饥饱之间挣扎。旧秩序打破之后，新秩序迟
迟不能建立，建立之后也并没有带来早前许诺的进步，人们对幸福的追求被阻断。
人们不能不否定那些没有兑现的许诺，并重新审视一切。

普通人群体对文革的否定也还表现为对文革中泛政治化与政治庸俗化的厌恶。
普通民众对于文革中的泛政治化在文革当时就多有微词，冷言调侃消极对待，文革
结束，文革的泛政治化作法自然被否定。文革中凡事都要讲政治，人人都“被参与
”政治，事无巨细动辄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大批判月月搞天天搞。致使民众先是高
度政治紧张，紧接着就是政治疲劳，而大众政治本身只能落得个庸俗化形式化。普
通人实际上倾向于抱持分工的传统，习惯于政治乃是政治家的事务，看重的是透过
眼花缭乱的政治现象背后的实际利益，工人对此有个说法：“别总是务虚，务点实
行不行？”就是在文革早期人们被“当家作主”的动人口号激起空前的政治热情之
时，人们也往往带着疑惑与犹豫，“务实”的长期缺乏最终导致对泛政治化的否定
。正因为如此，文革之后普通人更加紧紧盯住实利而鲜有政治热情高涨了。

（四）对文革“无法无天”的否定

文革期间一切以政治为准绳，政治为最高准则，法律自然也不例外，必须服从
政治。以至旧法被弃新法阙如而法纪崩毁，执法机构彻底撕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面具，成为人治的工具，人治之下难免“无法无天”。

尽管中国社会各群体对文革法制之缺失与人治之“无法无天”的认识可能不同
，但对否定文革缺失法制的“无法无天”却存在共识。

作为社会规则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为社会成员提供概括而普遍与严谨的行为
规范，以保证拥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成员得以共存，避免由于社会成员的矛盾冲
突激化而导致社会的崩溃。作为国家意志的法律是国家确认权利与义务的行为规范
，其首要特性就是公平与正义，非如此，法律就无法获得全社会的尊重，就会受到
某种社会势力的挑战与冲击，甚至遭受毁灭的厄运。

文革期间的“无法无天”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是对文革前十七年的法律向权
力倾斜的惩罚。文革前法律向权力的倾斜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法律屈从于权力，
法律为权力服务，权力当局认为某公民有罪，法律机构就会判处该公民某种刑罚，
比如某工人若被认为调皮捣蛋，经党支部决定就可以被送交法院判处劳教；二是法
律并不能保障公民依法规定的应有权利，比如言论与结社自由的权力从来都要看当
权者的眼色，如果当权者不允许某种言论或结社，法律决不会出面主持公道。正因
为十七年的积怨与不满，文革早期才会出现“砸烂公检法”的狂飙，造反的群众组
织也才一度拥有“自行执法”的权力，按照自己的欲望绑架拘捕与关押所谓“走资
派”及其他各色斗争对象。这当然是“无法无天”的乱象，然而公道地说，民众也
可以法律为私器总比只许当权者以法律为私器来得更接近于公平。

虽然把法律作为私器掌握于自己手中“自行执法”可以获一时之爽，毕竟此例
一开，人皆可为之，难免自己最终受罪遭难的结果。文革恰恰证明了这种环环相报
的现世报，几乎所有整人者都未能逃脱最终被整的结果，几乎所有以法律为私器而
无视他人合法权利的无一例外地经受了自己合法权利被践踏的恶果。

因此，痛定思痛，还是须要确立公平正义的，为全社会所尊重的法律体制。

对于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反思文革，网传中共“第一智囊”，原任中共中央书记
处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沪宁先生曾经写下如下文字：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是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
方面。近年来，人们从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
但从政治体制上来反思文革尚做得很不够。政治体制往往是在对一定政治动荡的反
思中逐渐走向健全的。一种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运转中、
实践中和动荡中来不断认识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来健全和完善它。如
果没有这样一个渐进过程，政治体制最后便会积重难返。文革固然是一场大浩劫，
但它也给我们考察我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依据。”〔１７〕

王沪宁指出，“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
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均不符合科学和民主的
政治程序。”〔１７〕

王沪宁在具体分析中国政治体制没有能力阻止文革发生时，又特别指出，“政
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宪法保证”与“社会生活中缺乏一套独立的司法体制”这样两
条法律与法制方面的原因。〔１７〕

应该说，王沪宁先生的这些文革反思显然比当局迄今公布的彻底否定文革叙述
更加深刻。尽管王沪宁先生把中国政治体制的问题局限于缺乏“阻止文革发生”的
能力，毕竟文革的发生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进一步思考，就不难得出“彻
底否定文革则应否定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结论，而这恰恰是文革试错的目标之一。

王沪宁先生关于中国缺乏宪法保证与独立的司法体制的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只
是王先生没有进一步展开话题，有把违宪违法的问题局限于文革的切割之嫌。其实
，文革中的违宪违法既非空前更无绝后。文革前，即便不计１９５４年宪法颁布前
在土改与镇反运动中造成大量冤案错案的违法行为，自反胡风运动起，１９５７年
的反右，５９年的反右倾，６２年的“小说反党”事件等等，哪一次不是违宪违法
？文革之后，从镇压“西单民主墙”开始，，到“清除精神污染”，再到“六四”
血腥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以及此后常年持续不断的打压异议人士，包括绑架与非法
拘捕监禁等，加之非法暴力拆迁侵占公民财产，绑架关押上访维权人员等等丑行，
又有哪一年哪一月停止过违宪违法？

所以，既然缺乏宪法保证与独立的司法体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构缺陷，违宪
违法就绝非文革所特有。只不过，违宪违法原本只是当权者的特权，受害者则往往
只是社会中的少数人。而在以“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目的的文革运动中
，普通人群也破天荒地得到机会过了一把违宪违法的“瘾”，触痛了几乎所有大大
小小的当权者们，加之文革初期刘邓路线下当权者主持的抓反革命与打黑帮批权威
，文革前期两派斗争中群众组织的互相整治，以及文革中期革委会的实力当权者主
持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抓五一六”运动，文革中违宪违法的受害者就绝非总人
口百分之几的少数可言了。正因此，文革使违宪违法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全社会之
痛，对否定文革的“无法无天”形成了社会共识（尽管各群体对于“无法无天”的
涵盖认识存在很大出入），为国人实现确立宪法保证与建立独立司法体制的政治体
制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　三十年来彻底否定文革了吗？

中共当局与中国社会主流舆论宣布彻底否定文革迄今已有三十年了，然而重庆
事变一夜之间却令当局某些政要以及社会主流舆论惊呼面临“文革复辟”之危险，
似乎文革不仅未能被彻底否定，还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这无疑可以看作当局与中国
主流舆论正式承认，三十年来彻底否定文革事倍功半，未能奏效。那么，什么原因
致使“彻底否定文革”收效不大呢？

有一派意见认为，未能“彻底否定文革”是由于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没
有“清算毛泽东”所造成的。果真如此吗？

暂且不说，三十年来毛泽东早已被简化为装饰中共当局权力来源的五色彩旗之
一，而其思想理论无论对错有用与否皆已被束之高阁，批毛清算究竟有何实践意义
令人怀疑，而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割裂与矛盾激化作用令人警觉之外，毛的文革思
想究竟有哪些还被相当数量的某些民众（或称“左派”）流连称道？人们倒是首先
应该探究，当局真的实践“彻底否定文革”了吗？

综合上文所述，中国社会各群体否定文革的主要共识集中于“违宪违法”，暴
力泛滥，以及“思想禁锢”这三点，尽管笔者已在上文指出这三点并非文革所特有
，不妨还是依照中国社会各群体的意愿对当局的实践作一番检视。

首先，中共作为政治组织竟然从来没有注册过，其存在本身就已经违宪违法了
。高层人物如胡耀邦赵紫阳的被整肃，不禁仍然缺乏宪法保护，而且违背党章程序
。其次，当局从未兑现过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
威的自由”，屡见不鲜的倒是当局使用各种卑劣手段打压公民“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更遑论司法过程中的以言论治罪，先拘押后取证，
刑讯逼供等普遍存在的非法执法行为，以及各级当权者对异见人物或维权民众实施
的绑架拘押暴力侵害等违法行为，三十年来几无中断。事实证明，当局不仅没有在
实践上彻底否定文革“违宪违法”，相反，却仍然奉其种种传统的或“新开发的”
违法手段为统治民众的利器，仍然视法律为私器。

其次，暴力仍然是中共当局对国内民众实行统治的支柱之一，中共当局迄今为
止从未在法律上禁止对正当维权的民众使用军事力量，使用保安、警察以至武警（
准军事武装）攻击镇压维权民众几乎成为地方政府处理民众维权群体事件的首选。
中国至今缺乏特别严惩暴力犯罪包括国家机构暴力犯罪的法律条文，在政府机构处
理与民众的矛盾的过程中常常借助黑道使用暴力威逼民众屈从，司法办案过程中使
用暴力刑讯逼供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足见当局既然仍以暴力为维护内部统治的利
器，怎么可能彻底否定文革中出现的种种暴力行为，杜绝以暴力解决内部分歧的危
害呢？

至于思想禁锢，当局仍然习惯于一元化思想，公然宣称的“五不搞”其中之一
就是“不搞思想多元化”。三十年来，人们不仅经历过“清理精神污染”与批判“
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这类倒行逆施的“运动”，更见诸了“敏感关键词”网络封
杀、舆论导向、组建网评员队伍等种种现代版戈培尔行径。当局为了控制网络言论
与信息流通，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开发网络的警察功能，以“技术创新”对抗信
息自由的世界趋势。甚至连文革式表忠心般的“与ＸＸ一致”、“听ＸＸ指挥”的
效忠表态也在官媒上大行其道。不仅当局不肯放弃使用思想禁锢的枷锁，就是许多
知识精英（左右皆有）也仍然习惯于禁锢反对派的意见观点，动辄打棒子扣帽子，
甚至不惜借助当局的专政力量使对手封口。如果说文革以及文革前的思想禁锢多多
少少带有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迷茫色彩，当下的思想禁锢则是为了利益维护而
实行的赤赤裸裸的禁锢，因此当下的思想禁锢乃明知逆世界发展的潮流而为之，是
比文革的思想禁锢更加不能容忍的。

三十年来真正彻底否定了的文革特色，大概只有在文革中曾经短暂出现的民众
对于当权者的权力，包括批评权、监督权与选择权。对于这一点，当局在否定文革
伊始就下大力否定民众对于当权者的权力，以至如今不仅民众毫无权力置喙当权者
的公众事务，当权者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官老爷。

由此可见，当局三十年来的“彻底否定文革”，不过是否定文革那些不利于当
权者的特色，而对那些社会共识的弊病则把文革实行切割，仅仅否定文革那段，文
革前后的来龙去脉则依旧保留，以便仍然作为维护权利的利器，当然也就没有“彻
底”可言了。

◇　文革能彻底否定吗？

三十年来“彻底否定文革”收效甚微，其原因除了当局在实践上并未彻底否定
之外，还在于文革不能彻底否定。

文革作为几乎涉及中国社会全社会的一场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各种社会力量
必然要在文革中充分表现自己，力图以自己的面貌推进或阻止文革。因此，文革中
发生的各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物或事件，有些可能是顺应社会前进方向的，有些
则可能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前者不应否定而应进一步予以推进，后者则应予以否定
并找出其根源与后续，以便杜绝其今后继续危害。因此，否定文革必须对文革中发
生的种种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不加分别，笼而统之地彻底全面否定
文革的一切，势必如同倒脏水时连同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那样，不但无法得到人
们的认同与肯定，反而会招致反对与批判。

下面笔者愿就文革值得且应该肯定的方方面面加以叙述与分析。

首先，根据中共当年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文件与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讲话和指示，
以及文革早期的实践过程，文革区别于中共执政以来其他政治运动的根本特征在于
，文革是民众以民主权利整治脱离群众的当权派的社会政治运动。依照毛的文革理
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并突出表现为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显然，文革理论这一论述实质上揭示了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社会矛盾，也包含所有现代国家都面临的一大问题，
即，官民矛盾。文革理论在这一点上撕破了共产党当权者“天然”代表人民的面纱
，具有深刻的意义。当然，文革理论是马列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延续，是以
阶级革命为主旨的。因此，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民矛盾套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
矛盾就夸大了矛盾的对抗性，导致矛盾错误地定性为敌我矛盾，以至文革理论关于
通过人民群众使用民主权利以思想文化革命的方式解决这一矛盾的设计，由于矛盾
激化而异化为激烈的对抗性斗争，并陷入必须不断进行阶级革命的死循环。

官民矛盾的本质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其根源在于分工的不同，是任何
管理系统都普遍存在的。现代发达国家解决官民矛盾的方法是把管理机构转化为服
务性机构，人民的民主权利则是这一转化的保障。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
国家掌控了几乎所有社会资源，由于生产资料名义上的所有权公有，而实际上的支
配权官有，当权者在社会上占据绝对优势而民众缺乏制衡的手段与资源，当权者仅
仅出于职业考虑的最优化也很容易脱离群众，加剧官民矛盾。

因此，文革直指官民矛盾，并以人民群众实行民主权力解决官民矛盾的思路是
正确的，不应否定。否定这一点，势必导致掩盖或回避官民矛盾，导致对人民群众
民主权利的拒绝，其结果必然是权力机构脱离群众之倾向的失控与官员腐败的泛滥
，正如近三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那样。

其次，文革早期在群众组织中曾经实行过很认真的以“战斗小组”为基本单元
的民主制度，每个战斗小组由观点相同的人员自愿结合而成，推举出一两名有声望
和信誉的领导人（战斗小组长），战斗小组上一级的机构（如分部或支部，分队或
支队等）则由战斗小组长联席会议选举，总部机构则由分部一级的委员会议选举。
凡有决策事项，也都经由战斗小组、战斗小组长会议、分部领导人会议、以及总部
委员会议等逐层讨论决定。这种逐层递进的民主机制，类似于北京独立学者王力雄
先生提出的“逐层递选制”〔１８〕，其优点在于选举人熟识被选人，因此较少盲
目性，而且这种民主机制更偏重于理性共识，因而优于西方的普选民主制。显然，
文革的这种民主尝试是有益的，可以为今后中国的民主化提供宝贵的经验。文革民
主的失败，主要由于阶级斗争理论主导下对政治分歧的夸大与绝对化，以及国人缺
乏对于民主程序的敬畏，在抛弃阶级斗争理论之后，这两者就都可以通过教育解决
。因此，文革早期在群众组织中发生的民主尝试不应全盘否定。

再次，文革早期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突破了批评或反对某一级中下
层党组织就是反党的紧箍咒，也破除了某个党员代表党的神话，伴以“要关心国家
大事”的热切愿望，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就此起步。当然，考察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
解放历程，不能超越历史条件。文革前的十七年形成的思想禁锢绝非只是一层铁幕
或一只牢笼，而是层层叠叠多层次多重多方面的，而且这些桎梏并非以暴力为背景
强制施加给我们的（除极少数人之外），而是在接受教育的形式下我们自愿接受形
成的。因此，在文革中人们开始破除思想桎梏时只能从最低的层次开始，而不可能
指望一下子就完全摆脱十七年甚至更长久以来形成的思想桎梏达到完全的独立思考
与思想自由。正如一个被囚禁在层层牢笼里面的人，要获得自由只有从最贴近他的
那层牢笼开始一层一层地打破牢笼才有可能。凡事开头难，国人的思想解放在文革
中只迈出了一小步，但只要迈出这一步，国人的思想自由之路就不可能再回头了。

另外，破除思想桎梏的牢笼，还存在工具问题。十七年的“罢黜百家独尊马列
”，造成国人思想资源极度匮乏，破除思想牢笼的工具除了马列毛，几乎不可能指
望其他。因此，文革当中人们的独立思考以及各种思潮尽管幼稚甚至荒谬，但却是
难能可贵的。在这方面，中学生由于上山下乡较少受控制，外加从各种途径获得的
受控书籍资料较多，比大学生更具备思想自由发展的条件，后来改革中出现的思想
成果很多都与那个时期中学生中的思想交流有关。

对国人而言，尽管文革开启的思想解放以马列主义毛思想为指导与工具，以无
产阶级专政为前提，但其结果必然突破马列毛，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思想
解放有其自身的逻缉发展规律，不会被任何人的主观愿望所约束。因此，在文革初
期起而响应官方的号召参与文革的人们，在“四五”事件时起而反对官方的文革就
毫不奇怪了。

因此，国人在文革中起步的思想解放，尽管步履艰难步幅不大，仍然应予肯定
。

再其次，文革中由于特别强调干部联系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以至批评，从中
央到地方的各级中高级当权者都能深入群众，直接与群众接触，解决群众的问题。
使很多干部形成了以群众利益为第一要务，为群众负责胜过为上级负责的工作作风
。比如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前夕，专业地震工作者预测到即将发生的大地震，由
于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布地震预警，然而距唐山市一百一十五公里的青龙县革委会
，自主采纳地震预报，“公开向全县人民广播，组织预防。结果，当唐山地震发作
，虽然有七千三百多间房屋倒塌，青龙县直接死于地震的却仅有一人。并且在震后
五小时，青龙县派出第一支医疗队就赶赴唐山救援。一九九六年，青龙县被联合国
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１９〕相比于今日之当
权者们，一切以对上级负责为第一要务，以个人的升迁为重，大搞政绩工程，扰民
掠民。难道不正表明了否定文革期间出现的干群关系新气象的恶果吗？

最后，笔者认为文革中出现的一些新鲜事物也不宜一概否定。

(1)文革期间中国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取得了弥足称赞的成就，成功地预报的大
规模地震，计有１９７５年２月４日的辽宁海城大地震，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９日的
云南龙陵大地震，以及１９７６年８月的四川松潘、平武两个大地震。这些成就是
在文革时期确定的“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兵种联合作战”地震工
作方针指导下获得的，这当中，群众的广泛参与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革十年
建立了强大的群测群防地震预报网，全国有群众测报点三万余个，业余测报人员二
十万人。但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后，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思路下，群测群防
队伍被判为‘科学性不足’，于一九七九年开始整顿，到一九八○年底，群众测报
点降到到五千多个，业余测报人员锐减到两万人。文革期间，四川是地震群测群防
大省，有业余测报人员一万四千人，文革后叠经整顿，到一九八五年已不足千人，
后来竟然是一个不留。”〔１９〕如果坚持文革时期的地震工作方针，保持健全文
革时建立的群测群防地震预报网，２００８年的汶川大地震的危害绝不至于如此惨
烈。

(2)文革期间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走“６２６”道路，到广大农村与偏远地区送
医送药，并在农村建立了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中国的人
均寿命在文革期间从１９６７年的５９．５８岁增加到１９７７年的６５．３８岁
，成为中国在消除大饥荒影响之后人均寿命增长最多的十年。也由于得益于文革期
间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的人口死亡率在文革结束后两年发生大幅度下降
，使全国人口死亡率得以较快地下降。显然，文革期间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
“赤脚医生”对中国农村的健康卫生所做的贡献，不容否定。〔２０〕

(3)文革期间尝试的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的大学招生方式，虽然存在忽视培养
知识人才基本规律的问题，但是强调大学生应该具备社会实践经验的方向并没有错
。实际上，那些在大学学习中较好地掌握了科学知识的工农兵学员在以后的工作中
往往有出色的表现，而上山下乡那一代人在恢复高考招生后经过较严格的大学训练
，涌现的优秀专家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常规大学生成就的人才都多。这些都表明，具
备一定的社会实践有助于人才的培养与形成。因此，大学招生需要参考学生的社会
实践，不应予以否定，而应该加以研究，寻找适当的方式。

文革中出现的新鲜事物应该不止笔者提到的上述几项，其中有些是直接有益于
社会的，有些则是有益的尝试，都不应该简单地一概否定。

综上所述，文革显然不应该简单地彻底否定，而必须加以具体分析。

◇　否定文革必须挖掘根源，阻断后延

文革作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场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
与文化的原因，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物的主观愿望。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
展到顶盛时期而面临“向何处去”的彷徨时，文革作为赫鲁晓夫向右修正马列的共
产主义理论而遭受失败的互补，向左进一步推进马列主义的革命就成为检验马列主
义的必然逻辑了。因此，文革反映的种种弊病大多都与共产党几十年上百年的理论
与实践有关，体现了一种历史传承关系。

此外，文革发生的国际大背景是世界人权运动的高涨，这不会不在中国的文革
中有所反映，文革中人民群众曾经力争的对于官员的批评言论自由、监督权、选择
权应该就是争取人权的表现。尽管由于几千年的皇权思想与官本位文化，中国人的
人权概念既微弱又模糊，但文革中表现的民众争人权的雏形以及随之而来的符合世
界发展潮流的事物应予发掘肯定。

文革又是一场空前复杂的社会运动，各种社会力量都在文革中顽强敌表现自己
，文革中发生的事物与现象显然不能一概而论。

因此，否定文革必须具体分析，同时，否定文革又不能仅就文革论事。而必须
挖掘文革中各种弊病的根源，发现其历史传承关系，以便阻绝其改头换面继续延续
。

从上述原则出发，我们否定文革显然不能以文革止步，而必须触及文革“试错
”已经直接或间接证错了的那些一度被尊为真理的理论，纠正出于这些错误理论的
实践。

追根溯源，中国政治体制难以避免违宪违法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执政党拥有高
于一切的地位，包括高于法律与宪法。在这种执政党至上的情况下，宪法与法律又
何能成其为宪法与法律？不过是执政党的工具罢了。

中国执政当局不愿对辖下民众放弃暴力，无非还是专政思维作怪，不认为政权
应该为全民服务，而总是惊魂不定比比皆是假想敌，当然也就“实行专政没商量”
。

思想禁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元化思想的根深蒂固，不能容忍不同思想。其实
，中国深受一元化思想之害，文革以后已成不争之事实，况且思想多元化在进入网
络时代后已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当局却力图螳臂当车，可叹可悲啊。

总之，文革最为人诟病的弊病都根源于中共的基本教义，并因得益于中共至今
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２１〕而得以在文革后继续为祸中华。因此，“四项基
本原则”不除，就难以保障“文革弊病”不再出现。

yangharrylg

否定文革还必须触及文革试错的终极理论目标——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与社
会主义理论。

    在苏中等国实践以计划经济公有制为特征的马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虽然取得
了较快实现工业化的成就，但都发生了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的情况，并由于经济发展
失衡而出现过大饥荒的危害。面对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这些问题，在承认马克思主义
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为真理并且坚持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前提下，显然只能认为
社会主义实践中发生的困难是由于管理人员的问题，是由于他们受到资产阶级思想
的侵蚀而脱离人民群众的结果。因此，通过文化革命，由人民群众实行民主权力批
评监督管理人员，净化管理者的思想，就成为值得尝试的途径。

    然而文革的失败表明马记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可能通过管理人员的思想“无产阶
级化”加以解决。文革中造反派夺权后就会异化的事实表明，革命者成为管理者之
后发生的异化绝非只是思想的原因，而有其更为根本的职业分工的原因。

    进一步思考就不难发现，以计划经济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的最大悖论就在
于，名义上所有权的公有与实际上支配权的官有（私有）之间的脱节。这种脱节不
仅使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公有制下社会成员与生产资料的平等关系荡然无存，而且造
成了权、责、利的不相适应，拥有支配权的不必对自己的错误决策负责，买单的总
是拥有名义所有权的公众，获利则大头归管理者所有。因此，这是最不负责任的经
济制度，也就完全没有公平可言。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反而有其公平合理
的一面。

    所以，否定文革也必然应该否定文革所证错了的马记社会主义。

    任何一种社会弊病，当其危害仅仅涉及少数社会成员时，往往会被人们忽略。
只有在其危害波及大多数社会成员时，这种社会弊病才会引起社会大多数的公愤，
才有可能“寿终正寝”。文革正是这样一场社会大变动，共产党执政的种种弊病都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危害涉及面之广可谓空前，为中国消除这些社会弊病提供
了可贵的契机。文革的全部正面意义本来在于以其证错的负面结果告别马记社会主
义，实现全面改革。

    如果文革的结束是顺着“四五”运动的自然走向，经由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
努力的结果，文革的否定应该是社会各阶层反思的共识，文革的经验教训应能得到
正确的总结吸收，中国的改革则应能既达到高速的经济发展，又坚持社会的公平正
义。

    然而，文革的终结实际上却是以权贵集团内部的武力政变的形式实现的，实质
上是一部分权贵摘取了即将成熟的桃子，成为权贵们的囊中之物。因而，文革的否
定似乎成了权贵们的恩赐，也就必然以权贵（原“走资派”）们还乡团式的清算方
式进行。其结果就是，文革前既已存在而文革中推到极致的那些有利于权贵统治的
一党专制弊病不但没有根除，反而发扬光大，甚至借机清算了文革前尚为共识的那
一点公平正义。因此才会有今日的畸形社会发展，才会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
政治发展的严重脱节。

    正确总结吸取文革教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１〕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于１９７７年８月　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宣告文革结束，但肯定文革“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
”，并说　“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２〕温家宝总理在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就
重庆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
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３〕《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二十八章。
〔４〕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先被“正名”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后又在中共第十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称为与工人农民并列的我国三支基本力量之一。
〔５〕印红标：《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原载石刚编著：《现代中国
的制度与文化》，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６〕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３日，８３４１部队向毛泽东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
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
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见苏东海、方孔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石
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１３３页。
〔７〕１９６６年６月９日至８月４日主要参见穆欣的文章：《关于文革初期工作
组派出与撤销问题》
〔８〕王友琴：《红八月与红卫兵》
〔９〕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１０〕转引自王友琴：《八月祭》
〔１１〕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
Http://www.takungpao.com/history ... 3/content_20360.htm
〔１２〕邱心伟，原属育：《清华文革亲历》，４３－４８页
〔１３〕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 ... 8-mcs-2002-issue-3/
1250-2012-01-06-08-38-50.html
〔１４〕骆小海：《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见《华夏文摘
》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３３７期，增刊第５０３期
〔１５〕单于仁模对章立凡文章《资本为何在中国犯下两次“原罪”？》的跟帖，
后被网友称为“文革失败路线图”，见多维网博客：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ｄ
ｗｎｅｗｓ．ｃｏｍ／？P=50526&ci=351715#comment-351715
http://blog.dwnews.com/post-50553.html
〔１６〕参见金中的文章：“最新版文革死亡人数”，原载《开放》杂志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1008
〔１７〕“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原载《世界经济导报》１９８６年５月
〔１８〕王力雄：《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明镜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９〕朱健国：《地震预报改革失败随想》ｈｔｔｐ：／／blog.boxun.com/hero/
200810/zhujianguo/1_1.shtml
〔２０〕李毅：从人均寿命看毛时代和改革时代
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08-23/4263.html
〔２１〕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提出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不允许争
论的四个议题：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
专政）；⒊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⒋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见邓
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

http://museums.cnd.org/cr/ZK13/cr714.gb.html#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