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元：“长衫子党员”：一篇未写出的文章——怀念老同学、老战友胡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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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衫子党员”：一篇未写出的文章

——怀念老同学、老战友胡康民

杨世元

胡康民同志对中共南方局史和重庆地方党史的研究，有很深的感情情结和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即使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仍有课题萦怀，思欲有所作为。遇到宣扬红岩精神或党史工作中传道解惑之类事，就会忘记自己是古稀之年，带病之躯，像战马听到号角般地出枥赴命，作超负荷运转。于是积劳尽瘁。我们这位“神仙会”中的众神之神，从此后吝于赐教，再不能陪我们神侃而魂归道山了。
康民可谓求仁得仁。他是在经营精神园圃的工作状态中倒卧在了东篱之下。但想着这位园丁手中，尚握着一些珍稀的思想种子，似不宜随着他的长眠而从此深埋地下。因而择一而谈，既是对老同学、老战友的追怀，同时也借以表达他对时代进步的春风化雨之望。
这粒泥中古莲般的“种子”，叫“长衫子党员”。
这是个“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期党史课题。
问题产生的背景说来并不复杂。1949年解放大军入川之后，各地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会师，即原在本地奋斗的地下党和解放大军（公开的共产党）会师。而尤为激动人心的，是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中，还有些长年在敌垒中战斗，时已须发斑白的老同志，如德高望重的李筱亭、张秀熟、刘孟伉、邓劼刚、李嘉仲等老人，以及陈联诗、雷晓晖等老大姐。
一当会师后的热浪涌过，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些老同志，就使负责构建新政权的领导同志和组织部门的干部挠头了。
首先，这些老同志的资历深，多数人在大革命时代就引领风云，是和刘伯承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等同辈并先后入党的老革命家，但他们长期没有条件过组织生活，几十年来一直是以社会活动方式影响群众，推进革命。虽然在解放后脱了长衫，穿上了新发的干部服，所表现出来的言谈举止，思想作派，仍然像社会上的名流贤达，与党政领导机关正在构建中的上下关系，请示报告等程式氛围，不免枘凿。因此在对他们的安排上，也就低不成，高也似乎不成。
其次，他们都是因信念而矢志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人在前清时就是秀才，普遍受过儒学熏陶，讲求士气。辛亥革命中，信奉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四运动中，无不是“德先生”、“赛先生”的信徒。在各种社会思潮随着新文化运动向国门涌进之后，他们读华盛顿传，读克鲁泡特金的书，崇奉过欧美的民主共和制度，也信奉过安那其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经过比较，经过实践，经过多次受挫后的总结、反思，最后才接受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当坚定了政治信念，他们就百折不挠，既是马列主义的播火者，也是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始终不变其节操的忠贞革命者。然而在进入新生革命政权之后，他们却显得有些思想芜杂，不仅缺乏那时革命队伍中所要求的政治词汇，还时不时地流露出自由民主观念和狷介气，这也不能不使强调组织纪律的首长暗皱眉头。
再其次，他们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有广泛的社会联系，门生故旧遍蜀中。这是他们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特别是为统一战线工作，能得到顺利推演的基础，也是在形势逆转时，能得到成功隐蔽的必要条件。但在政权更迭之后，他们原有的那些社会关系，有不少就成了革命对象。特别是从清匪反霸到土地改革期间，各级部门都要向新参加革命的人打招呼，要他们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过好土地革命关。从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工作来说，那时更侧重于斗争一面。可这些老同志却转弯不快。他们像那些长期坚持“三勤”原则已成积习的地下党员一样，待人温厚，很重友谊。也就难免使得那时的政治部门、组织部门认为他们社会关系复杂，立场不鲜明，甚至是敌情观念薄弱……
如此等等。
于是一个带贬义的看法就出来了：“党内的高级民主人士”。再通俗化地翻译一下，就是“长衫子党员”。
这可不是新参加革命者的幼稚之见，持这样看法的还有一辈子戎马倥偬、这时正总揽着新区军政要务的首长。军管期中，强调办事效率，令行禁止，这不无偏见的看法传下来，就成了不无偏向的政策性意见：对这些老同志作“高级民主人士”来安排。可他们并非民主人士而是中共党员，而且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下面贯彻的人自有“消化”之法：抹——抹短，抹淡，抹煞。抹短，就是党龄从有确证的时段作承认，而这些老同志在国统区的斗争是一二十年，随着形势起伏，组织破坏，联系中断的事也就多有，但要找不到文书档案和直接当事人，党内经历就要虚化，党籍也就得不到如实承认了。抹淡，则与抹短异曲而同工。这些老同志都有很深的学术修养，单从“不食周粟”——也就是在革命低潮期，他们不去国民党的机关任职，而是靠自己教书行医，卖画鬻字，自维生计。同时还帮助身旁难友，这已很是难得。如果历史地看，他们各个时段上都有立功、立德、立言的表现，他们杖及履及之处，都像围棋之局产生“气场”一样，会影响到一大批人。他们出生入死的特殊战斗，不仅经得住检验，甚至还称得起是地方党组织各个历史时期的见证。但要一加淡化，他们的丹心就记载不入档册，他们的殊功也就难以得到相应评价，只能传奇故事般地在民间流传了。再至于抹煞，就是在作了荣誉性的挂靠性安排后，迳予“劝退”，让这些老同志“自动放弃”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党籍。
如实地说，这不是波及大批人的运动，而只是涉及一小批人的个案。影响也只是在相对狭小的范围之内。因而要去检索省市相关部门成文排序的党史研究课题，就找不到这个题目。即使在文革结束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里，因此案而受委屈的老同志大都还健在，他们也各自提出了申诉，当年的经办人也承认确有冤错，只是由于一些微妙因素，作为个案，还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着。
康民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党史部门工作的。他以巨大的热情和踏实的作风投入调查研究，很快就敏察到“长衫子党员”是重要一案，忽视不得，甚至认为能否直面它，是对新时期党史能否求实存真的一个检验，也是对党史工作者能否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党性考验。
我和康民是在重庆一中读书时的初中同学，读高中时他转入清华中学，但同在中共学运特支领导下参加争民主、求解放的反蒋斗争。建国后，他在团委，我在文联，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锻炼成长。随着运动来势一次比一次更左，即使我们这样以“子弟兵”自命的人，也渐渐地觉得不那么对头了。比如，地下党时期的领导人赵隆侃、刘承才这样的同志，他们当年出生入死的斗争经历，曾使我们十分敬仰。建国后他们作起宣传鼓动来，又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打动人心啊。可是他们却在整风运动的号召中因言贾祸，跌入深渊。我们这些昔年的追随者能无困惑？能无惶惧？再后来，“民主”与“知识分子”都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到了文革，更是成了要专政要消灭的对象。在浩劫后的痛定思痛中，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代要求中，我和康民都相继转入了党史工作领域。正由于我们有相同的经历和困惑，有同样的思索和价值观，遇到党史研究和编写中的棘手问题，自然能开心见肠地交换意见，相互砥砺。“长衫子党员”问题就是他向我提起的。后来《红岩春秋》创刊，也是他提出来，认为应该写成文章面世，并于列入计划后，派定由我来写。
康民的观点很明确，“长衫子党员”问题，是民主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涉“民主”第一案。对于民主革命和民主建设的普适性，在我们这辈人心中是从未怀疑过的。在专制政权方死，人民政权方兴的时候，神圣的“民主”怎么会由光环变成了荆冠呢？康民可是访问了不少老同志的，深知这样的不公正给他们带来的极大痛苦，并影响到他们周围的一大批人。康民更为喟叹的，是这样的不公正，受损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党，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如果这些老同志不受那种“软处理”，他们的学识、经验、作风，必会丰富人民政权的内涵和外延，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康民之所以受人尊重，就在事情尚处于始萌阶段：别的人或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时，他却能看出重要性并且抓住不放。他曾对我说过，从事党史研究，就应该如毛泽东教导的那样关注全过程，开始是怎么搞的，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和问题，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长衫子党员”是一团乱线的起头，有它的因果律。继此之后的对地下党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对待问题，进而至于开国后我们应不应该有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问题，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这肇源之案。他还犀利地认为：党的肌体为什么会发生文革那样的恶性畸变？从方法上讲，就应该遵从毛泽东的教导，从开始搞的第一案起作解剖，清理毒素，找到致变基因。不如此，交互感染中又会发生新的情况和问题，恶恶相因，也就会呈延续性。有大规模恶化的逻辑必然。文革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那时就连少奇和小平同志都要检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若能宏观地从党内折腾来看，“新问题”并不新，当年处理“长衫子党员”是整民主派，而文革“炮打司令部”则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在“批邓”时更明确提出了“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因此康民认为，文革后要正本清源地写好党史，就必须承认这一案；从史镜昭鉴未来说，也必须写好这一案。
尽管认识一致，但由谁来写，我和他之间却发生推让。康民雄辩性地派定由我来写，因为我正参加着《吴玉章传》编写组的工作，他鼓动说，中国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人，都是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而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北京以李大钊为中心，在上海和广州以陈独秀为中心，在湖南以毛泽东为中心，在四川和重庆，则有以吴玉章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在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不仅组织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着手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政党，由于军阀混战和交通阻塞等原因，四川没有人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建，但以吴老为首的这批知识分子却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由于基础厚重，四川在第一次大革命中，真是波澜壮阔，搞得轰轰烈烈，涌现和锻炼了大批革命人才。关心并研究这批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既是四川党史的开篇之义，也是《吴玉章传》这段章节的题中之义，从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我们在革命中牺牲了多少人啊！这些硕果仅存的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写好这批老人，才能生动揭示革命进程的艰苦性和时代发展的深刻性。
我也以同样的雄辩向康民提出：他应该自己动笔。一则，他已对这一个案作过剥离，并像外科医生一般地作了切片；再则，他查档宽，掌握资料多，因其诚恳地为老同志办事，深得他们的信任，已广泛占有文字的和口述的资料；更主要的，还因为他主攻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史，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始终高扬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旗帜，把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广大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业者都吸引、团结过来，形成了民主阵营，由不断扩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蒋第二战线。在千千万万的人高唱“向着法西斯蒂开火，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的歌声中，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很快轰然倒塌。被贬称为“长衫子党员”的这批老同志，都是南方局时期的地下党员。他们按照“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深入群众，扎根基层，本着“三勤”原则，做群众工作，做民主党派工作，做工商业者工作，做川军将领工作……解放战争时期，还有些老人毅然投入了反蒋武装斗争。他们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功臣。怎么能在革命胜利之后就因“民主”遭贬？这一案就应该放到历史链中，郑重地给予澄清。因此这一案理应属于南方局史研究的范畴，只有康民动笔，才能本着他对周恩来，对地下党老同志那深厚的感情，把案情写清，把文章写好。
因为老友关系，我对康民要我写此文开玩笑说：“你是推瞎子跳岩，可我不是瞎子，是睁眼子。”他丝毫不以为忤，欣然说：“睁眼子”好嘛，正表明我们不是盲人骑瞎马，是清醒白醒地在看待这一课题，所谓“岩”，无非是说这篇文章写起来有些险阻罢了。马克思就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道可走，怕什么山高岩陡，只要头脑是清醒的，就会在攀登中闯出路来。
于是，我们达成个携手共攀登的协议：把题材分解一下，各找几个人，分类别地来写这几位老同志，然后再合拢来，由康民撰写前言。
话虽如此说，终因兹事体大，有勇气并且有能力、有条件的“睁眼子”并不那么好找，这篇文章就搁置起来，直到这次康民赍志而殁……
历史是一条长河，历史研究也要代代相传。近年党史学界进了一些新人，康民就像疲卧夕阳的老牛那样，再次地不用扬鞭自奋蹄，热心地传薪授火，结果不支……要是新人中有人知道胡老师有这样的未竟之志，毅然接过火炬，承续下去，应该是比“请胡老师走好”更会使他含颐安心的送别词了。


《蜀道》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