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云：中国核试验前夕美国准备摧毁罗布泊

yangharrylg

早在1988年，华裔美国历史学家张少书（ＧｏｒｄｏｎＣｈａｎｇ）《肯尼迪：中国和原子弹》一文就指出，肯尼迪政府曾经认真考虑过对中国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美国政府对这一军事选择非常着迷，甚至在中国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仍未放弃。文章刚发表，曾任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麦乔治·邦迪在《危险与生存》一书中就反驳说，当时只是简单地“说了一说”。以后虽然一些西方学者曾一再提到存在这一计划，但却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满30年，由于美国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一部分终于被嚗光解密，证实1964年之前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与邦迪所说恰恰相反，这些计划早已不仅仅是设想而变成了具体的实施方案。这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访美学者李向前根据美国非官方的国家安全档案馆研究人员威廉·铂尔和杰夫里·理查尔森的新著《是否把婴儿扼杀在摇篮中》写成《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密》，进一步说明了详情，认为：“该报道披露了大量历史内幕，至今读来，仍令人触目惊心。”[1]
196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号称完成了他们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使命——确认了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存在。1960年底，美国情报分析认为：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在1962年提供钚。肯尼迪曾经把中国试图进行的核试验视为1960年代最糟糕的事情。此后，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以及一大批顾问，动用最先进的侦察设备，对如何用军事或外交手段遏制中国的核计划，绞尽脑汁地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讨论。
1961年9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麦吉向国务卿腊斯克建议，鼓励或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以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来“狠狠揍共产主义中国一拳”。并通过有关专家向印度作了探询。但因为美国害怕承担扩散核武器责任而中止。
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美国间谍卫星对中国进行了24次侦察飞行，于1961年12月首次辨认出罗布泊基地。1963年2月，从台湾起飞的U-2高空侦察机拍摄到了包头的核工厂。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3年底爆炸一个小的核装置，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十分惊恐。
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直接和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直接计划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间接方案利用外交和宣传攻势，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逼迫中国停止核计划。美国无任所大使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说：如果美苏达成协议，就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威胁中国，搞掉它的核设施。
5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交换意见”，但多勃雷宁拒绝谈论中国问题。不久，肯尼迪又派哈里曼出使苏联，要他向赫鲁晓夫试探“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以及如果要苏联采取行动，它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为此不惜在其他方面向苏联让步。但赫没有同意，反认为“当一个人还没有核武器的时候，那他准是喊叫得最凶的时候”，有了以后反而会自我约束。
另一个办法，是纵容国民党袭击大陆。1963年9月，蒋经国访问美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会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的核设施问题。蒋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持，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9月11日蒋经国与肯尼迪长时间会晤，肯直接问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象包头这样远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蒋回答昨天已经和中央情报局讨论过了，他们认为是可行的。最后双方商定建立一个计划小组来研究袭击的具体问题。但肯尼迪显然对蒋方的能力没有信心。蒋走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应邦迪之请，拟定了一个以多批次常规武器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的应急计划。
就在一片打击声中，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７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 约翰逊起草了《共产党中国的核爆炸和核能力》报告，认为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建议：对中国的核计划，美国目前做的已经足够了，不必再更多地做什么。这个报告在美国官员中产生了影响，11月继任被刺身亡的肯尼迪成为总统的林登·约翰逊为了赢得大选胜利，暂时把袭击中国方案放到了一边。
1964年4月14日，罗伯特·约翰逊又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绝密报告。当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
[size=+0] 这份最为重要的报告至今没有解密，但１９９６年３月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会通讯》第２７卷第１期上，刊登了美国历史学家沙恩·马多克找到的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官员Ｇ．Ｗ．拉斯詹斯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４日的一份绝密评论报告，是就罗伯特·约翰逊起草的《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为美国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核扩散问题委员会撰写的。这份档案原件存放在约翰逊图书馆国家安全文件第五盒委员会文件下的中国夹内。从中可以得知《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基本内容。马多克在引言 [1] [size=+0]中说：
这份为核扩散问题委员会准备的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文件，证明美国政府曾对摧毁中国核能力做过数项研究，包括美国单方面行动、与苏联合作和美国委托第三方进行攻击等。报告中提到的第三方是谁不甚清楚，因为解密人员删掉了这一细节。
Ｇ．Ｗ．拉思詹斯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内容为马多克所加）：

摧毁中国核武器设施

在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罗伯特·约翰逊１９６４年４月的一份报告中，探讨了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注：《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由罗伯特·约翰逊起草，日期为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４日]。约翰逊的报告显然已经确定下来，因此构成了进一步考虑这一问题的基础[注:文件大致反映了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各机构代表们的普遍共识] 。
该报告考虑了四种摧毁办法，现总结如下：
１．公开的非核性质的空中打击（假定单靠美国执行）。为把中国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摧毁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打击水平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
２．［一句话被删］报告还谈及一点，美国试图使自己摆脱干系的任何特别努力都很容易被人发现。
３．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由于缺乏这类条件这一点已被否定。
４．空投［一些词语被删］破坏小组。结论是一支１００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在约翰逊提交报告时，这种可能性据称已得到严肃认真的分析。
据Ｇ．Ｗ．拉思詹斯报告透露，《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也列举了袭击中国的不利因素：
１．关键性设施的位置尚不十分清楚。
２．苏联的合作与默许将不大可能，这种不可能的程度取决于进攻的环境，也就是说，苏联是否会对发生在东南亚的中国的侵略行为做出相应的反应。
３．就目前正在考虑的摧毁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而言，其后果至多持续４至５年的时间。从长远影响来看，还必须摧毁其研究设备和研究人员。
４．与公开的摧毁行动或被曝光的秘密摧毁行动相关联的是一些实质性的政治代价：
（１）在缺乏明显挑衅行动，如中国炫耀核武器或入侵东南亚的情况下，美国在政治上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２）在摧毁行动中，要找出核不扩散方面的理由。
（３）我们贬低中国核能力的做法将使我们更难说明摧毁行动在政治上是可取的。
（４）如果与此同时采取一些影响核能力的其它措施如［有核国家］就停止可裂变物质生产达到一致的话，制止核扩散的理由就更加充分，摧毁行动会更容易让人接受。
《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的主要结论可概括如下：“很明显……（中共核）能力并未重要到足以说明采取行动是正当无误的，因为这种高度的军事冒险将会付出相当沉重的政治代价。”
这份报告使美国最高决策者犹疑不决。1964年9月15日，当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美国总统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举行了总统星期四聚餐会，他们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在9月17 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亨利·洛温提出对中国两个关键的核设施进行非核空中打击，并认为苏联私下会赞成的。但是遭到了其他成员的反对。10月，美国给台北拍了一份电报声称，由于“美国大选在这个月内进行”，轰炸罗布泊中共核基地的计划将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行动。
于是，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

[1] [size=+0]［美］沙恩·马多克编《美国摧毁中国核设施的计划：新的档案证据》，《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5期。

---

[1] [size=+0]李向前：《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密》，《百年潮》2001年第8期。

但是，美国方面仍然没有放弃这种企图，而且继续与苏联探讨其可能性。在中国核试验成功后的12月，受命评论罗伯特·约翰逊报告的拉思詹斯对该观点强烈表示不满说：
[size=+0]这种观点看来忽略了核时代的一个主要特点：对进攻性核武器进行相对较小的投资就有可能摧毁巨大的资源。还有，如果相对弱小的国家拥有以我们和苏联的标准来看算不了什么的核力量时，它们能够给更为强大的国家造成让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损害，这种情形不久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报告也未恰当考虑到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在某些方面比中国更易受到损害，也就是说，至少我们要比中国更在意失去两三个最大的城市。最后，就中美对抗而言，报告也未给予这样一个问题以应有的重视：即有限的中国核力量将阻止我们在亚洲的作战行动中使用核武器。[size=+0]尽管约翰逊报告认识到针对中国核力量采取行动这一事件应部分地基于不扩散的理由，但在评估美国是否采取直接行动的可能性时，它却未能考虑摧毁中国核力量会对阻止其它国家发展核计划产生什么样的积极影响[size=+0]从总体上讲，约翰逊报告看来低估了中国一旦拥有核力量会对中美对抗所产生的中期、特别是长期（１０年以上）后果，同时夸大了摧毁中国核力量所产生的在反对核扩散方面的短期后果。从对中国核试验的反应来看，它可能也低估了中国拥有核武器所产生的政治影响。
拉思詹斯报告的最后结论主张：“如果说约翰逊报告在这些方面还嫌不足的话，那么进一步考虑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或者至少是考虑寻找与苏联合作的可能性都是值得去做的。”
时光流逝过去30多年后，我们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战争计划，确实有些触目惊心。一些偶然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作用：如果倾向主张袭击的肯尼迪没有突然被刺，如果苏联默许了美国的试探，如果蒋介石擅自进攻而把美国拖下水，如果……，那么这种袭击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有人认为，美国的这些计划不过是纸上谈兵，离付诸实施还有很大距离，还要受到国会等各级机构的制约，而且，毕竟是对中国核设施的小规模袭击而不是战争计划。
应该说，当然不能把美国的这些计划就视为即将执行。但是，在美国直接出兵扩大越南战争，中国用人力物力坚决支持越南的抵抗战争情况下，距离美国决策者认为可以发动袭击的“军事敌对”条件，也确实只差一步之遥了。其次，尽管美国计划的只是对中国内地核设施的突然袭击，但是这种袭击及计划中“没有限制”的空中打击——大规模多次空中轰炸，毫无疑问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入侵，必然要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和反击，极有可能扩大为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
还有人认为，中国领导人当时未必了解到美国的这些绝密计划，因此搞备战，未必就是有的放矢。
正因为中国长期遭到封锁，又没有外交渠道，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了解甚少，才保持着更高的警惕性。档案材料证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当时的活动，确实有一定的察觉。
在原子弹将要研制成功时，中国方面已经从许多信息和情报了解到，美国正在策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1964年9月16、17日，也就是美国高层最后讨论要不要对中国核基地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贺龙、李富春、罗瑞卿、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等15人参加了会议。分析了严峻的国际形势后，有人提出在1970年三线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原定10月爆炸。最后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和中央定夺。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介绍了罗瑞卿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1] [size=+0]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
原子弹爆炸前十天，毛泽东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时谈话说：“美国说了许多吓人的话，说要追击，要追击到你们国家之内，还要追击到我们国内，又要打我们的空军。我看，这个话的意思是要我们不要大打，只要我们的空军不去打它的军舰，就不发生追击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美国的心里有鬼。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怕美国，美国也怕我们，他们怕得更多一些。美国的问题是世界性问题，不仅是东南亚这一块地方，还有欧洲问题、非洲问题、拉丁美洲问题、同盟军问题，等等。”他还说：“我们准备美国打进中国大陆。但要打，它也要利用蒋介石、南朝鲜帮助，单是美国人是不会来的。我们不怕。还是这个办法，在沿海建工事，也准备它打进来。中国领土相当大，它想到哪里就让它到哪里，这个办法比较好。”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到1965年初，美国拉拢苏联的袭击动向被得到了证实。
1965年2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途经北京。周恩来与他进行了四次会谈。据知情人回忆，柯西金向中国透露了美国探询苏联对打击中国核设施态度的信息，引起了周的高度警觉。周立即向柯提出了不同凡响的六条建议：1、在即将到来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约15周年之际双方公开发表互相的贺电、讲话，表示双方采取一致的态度（这个条约规定两国在遭到第三国入侵时要互相支援）。2、两国关系可以在某些项目上长期合作。3、把过去两国之间的建设项目完成。4、过去执行得不好的文化合作协定计划，希望今年能够执行得好些。5、互相派留学生。6、执行双方旅行协定。柯表示完全赞同。
2月10日，柯西金结束访问越南再次途经北京，周恩来与他进行第五次会谈，并向毛泽东建议“主席见苏联代表团一次自有积极作用”。2月1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会见了柯西金。尽管在停止中苏公开论战问题上毛泽东没有同意任何妥协，但他也表示：打起仗来我们两国还是要站在一起的。周恩来送柯前往机场途中说：我们之间的观点可以通过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交换意见，了解对方的想法。实际上是默认停止中苏公开论战。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这时候，中国的全部力量都放到对付美国的袭击入侵上，对苏联只打“笔墨官司”。
同时，中国准备第二次核试验。周恩来说：“我们今年决定要爆炸第二个原子弹，因为是空投，确定的时间在四、五月，太早也不行，就是在四、五两个月选时间。我们选在五月，这个时候反对我们的是不是会比去年还多呢？是相反。我们把时间选在亚非团结大会期间，这是一个考验。毛主席下的决心是反正被骂一顿吧，炸就是了。当然，选哪一天，给了专门委员会权力，具体要前方决定，后方就是我跟罗瑞卿同志商量。”他回顾了第一次核试验前夕美国的袭击考虑：“我们的原子弹爆炸前夜，麦克纳马拉就改了口气，他说，中国的原子基地是可以轰炸掉的，可是五年以后又出来了。这个估计完全正确。这是第一句话。他说的第二句话是，我们虽然能够把中国的原子工业基地消灭，但不能消灭他们科学家头脑里的核知识。我那天给日本人讲，美国可以把我们的人大会堂炸掉，但我们可以出现比现在更好的人大会堂。它不能把我们的工程师的头脑炸毁。我们双手能劳动，劳动出智慧，智慧就反映在头脑里头。约翰逊政府是最主张增加兵力大打的，而麦克纳马拉却这样说。由此可见，美国要对中国打仗，并不是那样简单的。它是七上八下，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我们要准备大打，准备快打，准备两面打，但战备工作的落实还要一步一步地来。我们的计划定了之后，不要因为一时的风吹草动，就天天变[1]。只要把全局形势一看，就晓得约翰逊比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更糟糕。现在有人说约翰逊快像赫鲁晓夫啦，语无伦次，坐卧不安。他每天拿着电话机，睡不好觉。因为他战略错误，到处出乱子。”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8d96401016gj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