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国际研讨会专题报道之四：发言（随笔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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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這次高規格知青問題國際研討會的大部分是國內外知名的教授學者，但安排打頭炮第一個發言的卻是一位文革前的老知青，湖南業餘作家譚世通。學術研討會不拘一格，正是這次會議的一大特色。
譚世通，退休體育高級講師。64年從湖南師院附中初中畢業，學業優異，但逢“貫徹黨的階級路線”而未能升學，於65年上山下鄉到湖南桂陽縣樟市人民公社做“新式農民”，在鄉下日泥裏水裏、風裏雨裏，種水稻、紅薯達9年之久，74年才返城。作有《我的上山下鄉四部曲》（載鳳凰網），《歷史的陷阱——上山下鄉運動與知青》（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出版）。他探討上山下鄉運動起因的論文，洋洋灑灑列出八條，既是旁徵博引的學術研究，又加入一些自身的經歷和感悟——歷史中人研究歷史，自有它不可替代的價值。
他認爲，1981年10月，國務院知青辦起草的《二十五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對這場運動的起因終於說了較爲接近事情真相的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來是一個就業問題，……”，但歷來的宣傳卻極力掩蓋這一點，例如：
“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農村需要有文化的建設人才與上山下鄉”和 “一窮二白”、“人口多，底子薄”等都是虛假之詞，因爲被下鄉“培養”的絕大部分都不是黨政軍幹部和無產階級出身的子女；“老三屆”畢業生933.7萬，其中約60%是回鄉知青，已供大於求；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窮二白”的國家搞上山下鄉，可見國家的“人口多，底子薄”和上山下鄉並沒有必然的聯繫。
他還認爲，所謂“就業問題”的主要是“毛氏烏托邦”失敗造成的惡果，同時“
重視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大大限制了城市提供就業崗位的能力”，而“試圖充當世界革命的老大到處撒錢”，更不利於本國人民就業。在這樣的背景下看，林彪所謂知青下鄉是“變相勞改”的說法，並非毛“存心”這麽做，更大程度上是經濟失敗的後果造成就業資源“稀缺”，於是把“稀缺”的資源向自己人傾斜，把不被信任的人驅趕下鄉，同時也可以達到“淨化城市”的效果。
文章最後總結文革期間上山下鄉運動兩大特點：一是“大批紅五類子弟、尤其是大量幹部子弟被裹挾進了上山下鄉這股洪流”。如果沒有文革，按國務院65-80年規劃，每年也要安排一、兩百萬畢業生下鄉，也解決就業問題，但一定都是出身成分不好的人。文革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遊戲規則；二是“批量大”，老三屆共近千萬中學生同時畢業下鄉，空前絕後。
上山下鄉運動的最主要動因是什麽？——解決人口和就業的壓力。在潘鳴嘯之前，這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普遍的共識。
官方，1981年10月，國務院知青辦起草的《二十五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第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50年代，根據我國人口多、底子薄、就業難的國情提出來的，是我們黨解決就業問題的一次大試驗……第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來是一個就業問題，……”；
民間，普遍接受認同官方的解釋，許多文章都提到十年浩劫造成國家“瀕臨經濟崩潰邊緣”，是老三屆和其後應屆畢業生不得不大批下鄉的主要原因；
海外，“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最有學術價值的兩本書，一本是美國學者伯恩斯坦寫的，另一本是德國學者沙平寫的。他們都強調上山下鄉運動的社會經濟合理性，並把它看作是當政者的一個有長期計劃又能解決具體的社會經濟問題的政策”（潘明嘯）。
潘鸣嘯在70年代末開始研究這個專題的時候，也持上述同樣觀點，後來是受了馮蘭瑞教授的啓發，注意到其實“大規模下放知青到農村去的時候，同時也請了同樣數位的農民進城工作”。他進一步研究了80年代開始發表的很多有關60-70年代中國人口和就業的學術著作和統計數位後得出結論：文革後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並非人們通常以爲是爲瞭解決文革期間經濟滯後人口發展引起的就業矛盾。“其實，在‘十年動亂’期間，被招工進城的農民數量是跟被下放農村的知青數量‘一樣那麽多’，或者是‘幾乎一樣那麽多’（《失落的一代》第53頁），經濟原因不是主要的，根本還是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需要。潘鳴嘯這一顛覆性的論斷體現在他新著《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版）。
老潘提交這次會議的論文，實際上也是上述觀點的濃縮。通過“下鄉知青與進入城鎮勞動力市場的青年”對比圖表，他得出結論：
“在1970－1976年期間，進入就業年齡的人數是相當多的，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勞動力市場人滿爲患。以後需要分配工作的年輕人的數量開始下降，但直到80年代末一直很高。所以，如果把向農村轉移城市青年當作解決城市就業問題的方法，那麽這一政策本來應該在1968年後持續20年。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這一轉移僅僅維持了十年，1979年大量知青開始返城，可是從人口壓力角度看這一年情況最糟，因爲它是中國歷史上城市就業狀況最緊張的一年。
在1968年後的下鄉運動中，顯然不是就業問題發揮著關鍵作用。當然，人們還可以認爲它在領導人的頭腦中起著關鍵作用。但這種假設也受到嚴峻的挑戰，因爲證據顯示，在“十年文革”中，到城裏就業的農民數量與下鄉知青人數大致相等。截止到1976年底，農村大約有800萬知青，1977年接近900萬。1980年代初以來的所有資料都證明，在同一段時期裏，至少有800到900萬農民在城市就業並轉爲城市“非農業”戶口。
我們只要看看城市增長問題就可以清楚，在大規模下放時期（1968－1977），知青和數百萬其他城市居民的外遷所帶來的“成果”，都被農村居民的永久性遷入抵消了。”
由一位法國人倡議發起，一手組織，並在中國土地召開一個中國知青問題國際研討會，讓人覺得有點不可思議。難怪會前我曾問一位著名的知青作家是否參加這次會議時，他一臉不屑（是不是懷疑這老外“假冒”？不得而知）。結果這次會議開得相當成功。對於老潘，個人評價有三：
1、 論文有水平。儘管文字有點繞，但立論是站得住的，從統計數字得出結論——文革後上山下鄉運動基本和就業壓力無關，這是一個顛覆性的觀點；
2、 爲人不苟情。不管你來頭多大，論文不符合要求就一律婉謝出席。這恐怕只有“老外”才能做到。第一位發言者，安排湖南老知青譚世通而不是大名鼎鼎的徐友漁教授，有意思；
3、 處事還認真。審查論文時，我就從旁知道老潘和一位作者就論文中的知青統計數位是否準確反復電郵來往討論。我最近傳給他的關於會議背景的報道，他也能就其中的錯誤細節作出糾正。我說：“謝謝您的仔細認真——您的祖上是德國人嗎？哈哈。”他答：“誰說只有德國人才仔細認真？呵呵！”
——這法國浪漫紅衛兵，還，還挺較真嘛。


徐友漁，66屆成都一中高三學生，下鄉三年，返城當工人六年，77屆大學生。79年考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後獲哲學碩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作研究工作，95年爲研究員。1986年至1999年曾三度在英國牛津大學和布裏斯托爾大學作訪問研究。近著主要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羅素》、《語言與哲學》（合著）、《精神生成語言》、《告別20世紀》、《形形色色的造反》、《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編）、《驀然回首》、《直面歷史》等。
維基百科對徐友漁有如下評價：“作為親歷大陸社會風雲並於恢復高考後首批進入學術的知識分子，他同同輩學人一樣，對時代有著深刻的體會，對傳統有著深入的反思。在學術有所積累和造詣後，徐友漁致力於將分析哲學之邏輯與經驗（實證）的方法和精神融入中國當代現實，並在學術上開始關心社會、政治與民生問題。1995年後其興趣發生了明顯轉移，學術重心轉向對當代英美政治哲學的研究，迄今處於國內領先地位，同時開始就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化大革命、文化傳統主義、憲政、共和等時代焦點問題發聲，投注了極大的勇氣和熱忱，並貫之以啟蒙、理性和自由主義立場。徐友漁掌握四門外語，良好的數學背景以及有素的邏輯訓練，使得他的努力富有成效並引人注目。2004年，徐友漁被《南方人物週刊》評為50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
徐友漁的觀點傾向社會自由主義，也是學界最早對後現代思潮的負面作用有所揭示的學者之一。”
徐先生也是國內有數的文革研究專家，本人書架上就收藏了他被稱爲是研究紅衛兵問題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形形色色的造反》。筆者2007年曾到北京社科院宿舍登門拜訪請益，有一面之緣。五年後有幸重逢香江，因徐是劉憲章的簽名者之一，於是關切問及徐先生近況，有沒有麻煩？答曰：“還好”。徐能夠自由出境參加這次會議，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
徐的論文題目是《文革中上山下鄉運動原因討論》，他支持潘明嘯反對美國學者伯恩斯坦認爲中國上山下鄉運動，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一樣，是因爲“面臨城市人口膨脹和失業率高漲的壓力”，即主要是經濟原因。徐更強調文革前後上山下鄉運動的區別，認爲伯恩斯坦的觀點用來解釋文革前可以成立，文革後上山下鄉運動則有極大的特殊性，它和毛68年夏天的最高指示；“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分不開。 它首先是一種政治需要，“唯一的合理解釋是：化解這些紅衛兵的造反沖勁和組織力量”。
也許由於個人經歷和背景的關係，徐先生分析問題的角度常常和文革聯繫起來。不久前，2012年12月6日在天則研究所/中評網主辦的「反思“重慶模式”：制度與思潮」研討會上，他發言談到“重慶模式和文化大革命”，推薦摘錄如下：
　　我非常贊同剛才胡星斗教授說的，“重慶模式”只不過是中國模式的極端化而已。
　　“重慶模式”和文化革命有聯繫，把這一點挑明的是溫家寶總理，他在今年兩會結束之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中，把重慶模式和文化革命聯繫在一起，而且還告誡於中國人民，要警惕文化革命在中國的重演。
　　無論是在這之前，在這之後，中國的知識界，中國的老百姓，確實認爲重慶模式就像文化大革命。薄熙來倒臺後人們分成壁壘分明的兩派，一邊是擁護薄熙來，擁護“重慶模式”，也堅決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呼喚文化革命應該在中國再來一次。另外一派的知識份子和民衆是反對薄熙來，譴責“重慶模式”，特別呼籲要警惕文化革命，防止文革在中國重演。
　　……
　　我自己的理解，文化革命和重慶模式有相關性，肯定不是完全一模一樣的。但是，在有些重要的特點上，應該是有相似性的，我贊成把重慶模式和文化革命聯繫起來分析，而且只有做這種聯繫的分析，才能看清楚重慶模式的本質。
　　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至少有三點是有關係的。一是文化革命和“重慶模式”共同具有的最大的特點，是踐踏法治。我覺得中國知識界的人反對“重慶模式”，把它和文化革命聯繫，就是看到了這一點……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意識形態狂熱，重慶的“唱紅”和文化革命搞“紅海洋”等“革命化措施”完全是一回事，而且這一點我覺得和破壞法治是有聯繫的……
重慶模式和文化革命有很相象的東西，還有一點。我覺得這是很深刻的，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一點，就是，它們都得到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擁護。我覺得一定要看到這一點，我們現在不能因爲薄熙來垮臺了就以爲重慶模式是狗屎堆，尤其薄熙來垮臺以後，你去網上看，他得到了許多人的擁護，和文化革命得到了廣大中國老百姓的擁護是一樣的。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需要考慮和重視，其實薄熙來他經歷了文化革命，經歷得很深，他對文化革命吸取了教訓，他做的很多事情，我覺得是把毛澤東搞文化革命那一套學得非常像……





金雁：《在隴西的日子》
金雁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政法大學教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歐亞所特邀研究員，現任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秘書長，主要研究方向爲蘇俄史、東歐史，對十月革命、俄羅斯與東歐國家的改革等問題有獨到的研究與見解。主要著作有《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村社傳統與俄國現代化道路》，《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中國社會再認識》（與秦暉合著），《新餓鄉紀程》，《蘇俄現代化與改革研究》，《火鳳凰與貓頭鷹》，《經濟轉軌與社會公正》，《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型與思想變遷》等。金雁和她的先生秦暉都是目前國內頂尖的蘇俄史專家,笔者在台湾书店也看到他俩的书正摆在显眼的地方热卖……
筆者認識金女士主要是通過兩本書：一本是寫於1990、91年的《新餓鄉紀程》（新华出版社1998年）。吾人不僅好奇於一窺解體中的“老大哥”神秘內幕，更爲女學者在中國經濟大潮騰起之時甘於清貧淡泊，勇於犯難探索的精神感動；另一本是徐小棣《顛倒歲月》（三聯書店2012年）。1954年生於西安的金雁，经历類似小棣筆下的基本上沒接受過什麽中學教育，幾乎全部“畢業”下鄉的“69屆”，他們由於年齡、閱曆、特別是知識的不足，下鄉以後任何發展機會都是最後輪到，總被“老三屆”壓一頭，回城以後考學提幹的也很少，多從事底層勞動。金雁能在這一代人中脫穎而出，成爲著作等身，“學貫中東”（東歐）的佼佼者，殊爲不易！（笔者同时为自己蹉跎岁月感到汗颜）
金教授的論文《在隴西的日子》卻非理論性的學術研究，完全是一篇非常樸實的個人經歷口述歷史記錄。金雁曾經兩次下鄉：第一次是65年，小學還沒畢業即隨家庭被下放艱苦貧窮的甘肅農村，成了准知青；71年又再離家插隊當上正式知青。很難想象，會場上這位溫文爾雅的女教授和隴西農村那個吃苦耐勞的假小子是同一人。文章中提到：“這幾年也是我對生活最貼近、最理解、感觸最深的時候，我的的確確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生活的艱辛，對‘過日子’這幾個字有了切實的感受，懂得了社會底層期盼的幸福意味著什麽，也開始思索爲什麽社會主義時期整天勞作的人們連基本的溫飽都滿足不了。”
    每一個知青都有自己的獨特經歷，但過後真正有意願也有能力“思索”的卻不多。金雁和秦暉最難能可貴的能夠走出高雅學術殿堂，把蘇俄歷史研究和中國社會的現實的思考結合起來，成爲當今中國最有良心的公共知識份子。這篇回憶可以成爲解讀金雁其他學術論文的最好注腳。


         （阿陀 2013年2月13日整理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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