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 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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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历史学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讲的是人们观察历史的视角和认识历史的方法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是以今 天的知识水平来解读过去的历史。这句话用在"文革"起因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在历史研究中，关于事件的起因是最难把握的。因为起因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考证 史实，更重要的是解读历史的方法。关于"文革"的起因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可以三个时间尺度进行解读。一是从中国现代化的长时段 看，"文革"是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激进主义发展到了极致；二是从中共执政后的中时段来看，"文革"是在毛泽东试图改革斯大林体制的机会主义政策发展到了极 致；三是从1960年代中共收拾大跃进败局的短时段来看，"文革"是中共党内由政见之争到党权之争的斗争发展到了极致。这三个时间尺度，长时段、中时段和 短时段，分别从文化背景、制度背景和权力冲突背景，来说明"文革"发生的原因。"文革"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拐点。它把一切都搞到极端了，反而把中国推到了 改革开放的新道路上。
"文革"以其革命的极端形式，提供了认识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绝佳的历史样本。特别是它显示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方面一些历史沉淀物，具有长时段的研究价值，更能触及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一些更具根本性的东西。
　　本文尝试从社会变迁的文化结构方面，从血缘文化的角度，分析革命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提供一个思考和解读文化大革命的视角。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个最极 端、最激进的革命形态，审视一下中国百年来的激进革命，改变了什么，没有改变什么。解读一下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的变化，观察政治革命与血缘文化的关系，分 析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与传统的内在冲突如何发展到了极致。
　　从革命的角度看，作为中国百年来激进主义发展的极致，文化大革命在最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撕裂了无数的家庭。在革命的冲击下，夫妻反目，父子相仇，兄弟 互阋，亲友背叛，相互揭发，你死我活，造成无数的家庭悲剧。同时，在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打碎旧世界，建立红彤彤的新世界"那些最激进的革命口号中，在"横 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的那些最狂热的革命行动中，又恰恰反映了传统的血缘文化和家族政治的特点，折射出了传统中国王权体制和家族等级制度的历史投 影。号称"最最革命"的这场"大革命"，出现了旧时代的回光返照。
　　这个现象说明，中国在革命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一场革故鼎新的激烈革命，虽然各种激进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实际上并没有从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框架中走出 来。中国革命的惊心动魄程度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但为什么没有走出历史的轮回？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问题，需要从革命历史过程中分析其社会变化的机理。

　　一、传统中国的深层结构：古老而深厚的血缘文化

　　人类繁衍生息而产生的血缘纽带，是人类社会古老而恒久的关系。血缘文化是从人们的血缘关系派生的社会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母体。在古代社会，建立在血缘 纽带上的种族、氏族、家族关系，都是划分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在中世纪的社会等级秩序中，血统的贵贱差别和社会地位的尊卑高下是直接联系的。嫡长子继承制 就是一种权力继承的生物性选择方式。这种靠血缘关系生成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原初的自然状态的社会关系。血缘文化就是体现这种原始的生物性代际关系的社会文 化，人们的社会关系受制于血缘属性的束缚，是前现代化社会的一个主要文化特征。
　　人类社会的发展坐标有两点：一是群体生活的开放度；一是个人生活的自由度。在动物的丛林世界，唯独我们的先民们设计出了复杂精巧的近亲通婚禁忌，保证 了人类群体繁衍生息的优化能力，使人类能够走出动物世界的宿命，从一个个小共同体的氏族部落社会，集合为大共同体的国家和中心国家，再发展到超大共同体的 全球化跨国体系。这个过程是一个从采集渔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商文明的文明演进过程，也是一个人类逐渐摆脱原始自然状态的血缘纽带，不断在更广阔的地域 建立社会公共生活体系的组织能力拓展过程。现代社会生活是建立在契约文化基础上的，在人际关系中血缘成分的重要性下降，社会成分的重要性上升，成为主导性 关系--如业缘关系、学缘关系、宗教关系以及兴趣爱好的同好关系等。现代化把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使人们的社会生存更多地依靠人们后天的能力，提供 出了多样化的社会合理性。所以，只有在这个摆脱血缘纽带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人是社会的动物"这句话的深刻涵义。
　　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发展的张力，来自于每个社会成员不断增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成员间不断增多的合作机会、社会规则具有公正性、发 展条件具有平等性。也就是说，社会化程度越高、人的先天影响越小，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越高。血缘文化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最原始的自然属性，它以先天的生物性 关系主导了后天的社会关系，是一种落后封闭停滞的文化意识。人类社会进步到工商文明时代后，公共领域的拓展、公共资源的丰富、社会规则的完善、发展机会的 增多、社会流动的加强，极大地提升人们生存的自由空间，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摆脱了血缘属性的束缚，拓宽了社会生活的领域，现在更是进入了地球村时代。所以， 从血缘文化和代际关系的视角，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现代文明程度，可以作为考察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社会是血缘文化根基深厚，宗法观念十分发达的社会。一是历史悠久。从西周"分封建国"始，在血缘纽带上建立起来的一套精密的宗法秩序，把家庭、家 族的小共同体治理结构和国家的大共同体治理结构结合起来了。二是传承有序。宗法文化在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具有"道"的核心意义，秦汉以降的儒家文化成为中 国文化的主干，儒生集团成为宗法文化的传道士和卫道士。三是生活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契合。从生活伦理上讲，这套建构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血缘文化体 系，保证了家庭作为基本社会单元的内在秩序。从政治伦理上讲，儒家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沟通了家庭到国家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 宗法文化的政治治理结构。
　　学界通常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最显着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宗法文化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套最完备的政治伦理体系。这就是以奉行忠孝的儒家学说 为主干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二、在宗法文化基础上，沟通了家与国的联系，实现了家庭伦理观念和社会政治观念的统一，形成了一套从家长制到皇权的严格的宗法 化的政治等级系统。
　　建立在宗法文化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治理框架是一种家国体系。国家是一姓独大的某家朝廷，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百姓。在这里，家庭的宗亲伦理和 国家的政治伦理是同构的，即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最高准则。这就带来了中国传统政治最为典型的特色--家族政治化和政治家 族化。由宗法文化划分出来的不同名分，规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把家长制和君主制放置在一个文化同构体上。国家事务，都是朝廷的家事。绝对权威的父权， 扩大到国家就是绝对权威的君权。君臣关系、官民关系都是父子关系的放大，官吏对皇帝要如同子对父尽孝一样尽忠，对百姓则又是父母官。从而以"君"、" 臣"、"父"、"子"的名分，确立了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整个社会，都是以"仁义礼智信"的五德，处理人际关系，协调社会关系。
　　概括地说，中国社会的宗法制度，是由血缘、土地和宗法文化高度耦合而成的社会文化形态。在农业文明时代，它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条 件。一是它提供了一个极其稳定的社会结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义务，身份、地位及财产分配关系，在自然血缘基础上的家族宗法关系上都有明确的规定性。 聚族而居的宗法关系，把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家族为个人提供发展的条件，个人以家族为价值实现的目的地，光宗耀祖为人生最大责任。家对个 人来说，有着终极归属的宗教意味。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人，则会是无法无天的"流氓"，为社会所不容。二是它提供了一个管理成本很小的国家治理结构。国家 的管理，向下只到县治。县以下是乡绅依据宗法文化进行自治，给国家交税纳贡。清朝统治者总结的一条最重要的统治经验就是"以孝治天下"。对家长能够" 孝"，对皇帝就能"忠"，这在权威人格的塑造上是一样的。"家文化"以此沟通了家与国的治理方式。这是维护皇权统治的社会条件。三是它具有强大的社会再生 能力，提供了一个极为强大的社会修复机制。中国几千年有文字可载的历史上，内乱外患一直不断。经历了无数次的军阀纷争、农民起义、外族入侵……但是社会修 复能力很强。动乱过后，很快就能恢复繁荣。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屡经动乱，但社会结构依然故我。
1980年代，金观涛先生运用系统论等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曾提出了一个"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概念（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 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初版于1984年，在全民族反思的八十年代畅销一时，后经多次修改补充。作者最早提出中 国传统社会"长期延续原因超稳定系统"的假说是在1979年）。这是很有启发性的观念。实际上，中国的这种宗法文化体系就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它为中国传统 社会的家国体制的延续，提供了一个繁衍生息的文化母本。
　　孔子有言，"礼失求诸野"。意思是：上层社会的文化、国家层面上的体制被摧毁了，这不要紧，民间社会还保留有礼乐文化的传统，积淀着丰厚的道德资源。 可以凭借民间社会的礼法传统、道德文化的力量，为上层社会修复失落的典章制度。孔子这里所讲的，实际上就是社会文化形态的问题。政治制度是文化的载体，社 会的文化形态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政治制度再怎么变化也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但正如每种社会文化形态都有自己的固有问题一样，传统中国建构在宗法文化基础上的家国体系也有自己固有的问题。
　　一是经济社会领域中的自闭特征。血缘文化和自然经济相结合形成的宗法壁垒，具有自给自足、不相往来的封闭、保守的特点，限制了社会流动的能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长期滞留于萌动期，难以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保守特征。宗法文化的特质是一种血缘等级秩序的政治伦理关系，对异端思想是不能容纳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天然地要排斥新 观念、新事物，缺乏自我更新能力。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们，几乎无一善终。农民起义的造反运动，也无力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在宗法文化系统的制约下，人的个 性价值和创造力很难得到承认，不能正常的发展。在政治伦理体系中，人的发展具有权威人格的特征，畏惧权力，崇拜权力，又依附权力。
　　三是在公共政治领域的私德特征。在政治伦理化的文化系统，是一种具有血缘文化色彩的身份社会。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往往以血缘和权力的结合形式表现出 来。家庭亲属是血缘关系，师生、同学、朋友、同乡是派生出来的准血缘关系，这些血缘与准血缘关系与权力、利益关系黏合在一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社会利益集 团。国事和家事，不过是大私、小私之分。对于"公共"两字，传统中国人是很陌生的，习性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惯于斗气，拙于斗理；习惯于各人自扫门前 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强人们更是以不受公共规则的约束为能耐。在这种私德文化下，最容易出现混世魔王，也不乏效忠王朝的忠臣义士，但很少能有为公理、公 义、公利而牺牲的仁人志士。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重人情，轻人性；重亲情伦理，轻契约规则；血缘观念非常清晰，权利意识非常模糊；血缘的家族意识很强烈，社会的职业意识很薄 弱；宗法文化发达，公共意识淡漠。在宗法文化的亲亲关系下，人情和利益交织，权利与义务混淆，人际交往的边际不清，权利主体不明确，是以一种温情脉脉的" 恩庇"关系模糊了真实的利益关系。
　　传统宗法文化是一种人情文化，利益交换和人情交往的边际界限比较模糊。人情文化下的"罕言利"，不是真的不趋利，而是把利益交换关系包装在人情关系 中。在人情中糅合了许多利益因素，这种情感既不纯粹，更不高尚，只会让宵小之人产生非分之想。带有利益目的的人情交往，把感情投入和利益获取搅和在一起， 一厢情愿的期望值很高，好则如胶似漆，坏则视为寇仇。先贤早就有古训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这种通过有节制的 交往之道体现共处的尊重，实际上是一种亲亲文化下的无奈。契约法的文化是直视利益的，以小人之心行君子之事，把各方的利益关系赤裸裸地摆了出来，明确了利益主体，划清了利益边界，把私德的亲亲变为公德的诚信，反而使人际关系简单化了。所以，宗法文化是熟人社会的文化，法律文化是陌生人社会的文化。 由于伦理社会的人际关系复杂，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情、理、法的边际模糊，契约法的精神难以建立，社会分工系统发育不健全，社会组织内耗严重，缺乏应有的 发展张力。
　　过去人们批评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民众是一盘散沙。从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上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中，血缘文化特 点十分浓厚。国，就是一姓独大的皇家朝廷；社会，就是众多庶民百姓的小家庭。在血缘文化的亲情关系网下，人们不但有浓浓的安土重迁的地缘情结，而且业缘关 系也建立在血缘亲缘的关系链条上，讲究的是祖业家传的秘方绝技。在粘稠的血缘文化下，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职业伦理很难生长起来，形不成在法理基础上的社会 中介组织，社会组织呈现出一种内聚性很强的团状结构，类似于被装在国家口袋中的许多马铃薯。所以皇权专制下的社会，会有"一盘散沙"之称。
　　建立在政治伦理宗法文化基础上的家国政治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效忠和赐予的利益机制，构成了一种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依附关系。王权是最大的权力，赐予的 能力最强，因而是最大的效忠对象。王权之下，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效忠与赐予关系，会形成朋党政治。历朝历代的政坛上，私德势强、公德势微，结党营私、私斗 不止。所以，在传统政治体制下，由于法理性的规则权威确立不起来，潜规则大于显规则，"人情大于王法"，总是反复重演着母党擅权、宦官专政、朋党斗争的政 治游戏。这种宫廷政治的内耗，是朝廷国家摆脱不了的一个政治痼疾。
　　作为家族政治的另一方面，皇权专制国家在实施惩罚措施上，也具有家族的血缘关系连带性。在王朝法律体制下，对"罪大恶极"者的惩治并不是实施其本人的 刑罚为止了，往往还要采取"夷九族"、"瓜蔓抄"的株连政策，"连坐"到其家族的无辜成员，斩草除根，以儆效尤。这种野蛮的惩治观念，正是宗法文化在传统 刑法观念上的体现。
　　无论家族的宗法，还是朝廷的法度，人格独立、人身自由、人权平等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国家是朝廷国家，社会是臣民社会。

　　二、共产革命对传统社会血缘文化的颠覆

　　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社会开启了民主政治的大门，天"道"变了，根植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宗法文化也失去了它的存在根据。它自身所固有的封闭 保守、压制个性、缺乏公共性特征等问题，使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要求。清王朝的灭亡，宣告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帝制终结，维护宗法制度的 权威中心不复存在，在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在风起云涌的革命高潮中，呈现出了一派"礼崩乐坏"的历史场景。这是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需要借助西方近 代文明的薪火重新点燃中国现代社会的工商文明之光。"礼失求诸野，今求诸夷矣。"
　　在现代化变迁中，东方传统国家社会结构的解体，往往是伴随着一个西方文明大规模进入的过程而完成的。中国宗法制度的消亡，正是这样一个在西潮涌入的历史背景下，在现代革命运动的猛烈冲击下予以摧毁的。这是要为工业文明的发展、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扫清道路。
　　现代革命运动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法理性的宪政国家、法治基础上的公民社会。这是和以往改朝换代根本不同的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场彻底改变宗法文化 家国政治体系的文化革命和制度创新。以往改朝换代的工具，如传统的帮会组织、民间宗教组织、流民武装集团等，都是衍生于旧的宗法文化之中，实现的只是旧王 朝的轮回，担当不了这个改天换地的重任。只有建立在法理性基础上的，具有现代政治诉求的现代政党组织，才能够充当实现这个社会革命的历史工具。这就是中国 现代政党登上历史舞台的角色意义。
　　在摧毁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体制上，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激进主义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欧风美雨的涌入，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的现代社会文明理念，与 传统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产生了巨大冲突。特别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最为先进人士所诟病，被视为压抑人性阻碍人格发展的文化樊 笼。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旧文化旧传统进行无情的扫荡，其中抨击最厉害的，就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宗法文化。一批激进的知识青年把家看 作是牢笼，把传统文化视为糟粕，什么纪纲人伦、男女大防、尊卑秩序等都不在话下，甚至连姓氏也不要。正是在这些首先破除了家庭观念的激进者中，成就了一批 职业革命家。他们在婚姻革命和性革命上的激进观念，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一场"人伦之变"。
　　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旗帜的国民革命，开启了以党治政的先例，把对宗法制度的革命推到了社会变革的层面。然而，只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政治革命，才以阶级斗争的武器，在全社会范围完全荡涤和颠覆了宗法制度和宗法文化。
　　中共的共产革命以平等为号召，把族权、神权、政权列为缚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大绳索，明确将宗法制度和地主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
　　中共以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简单明了地将中国传统社会划为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压迫关系。这是中国传统农民革命从未有过的政治视角。然而，对这套 从西方文库里照搬过来的阶级斗争理论，当时的知识界人士多不以为然。胡适、梁漱溟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并不认同中国有什么地主阶级，认为只有大农、小 农的区别，只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分途，更不认同还有什么资本家阶级了。
　　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地权问题，中共领导人从意识形态出发，断言近代中国土地已经高度集中，占农户数量8%的地主富农，占有了70%~80%的土地。这 是与事实不符的。清代以来，中国的土地一直呈分散趋势，地租"实收率"也一直下降。现在学者普遍认为：地主占农户3%~4%，占有土地不足全国总耕地面积 的40%，地租实收率是30%，地租总额只占到全国农作物总产值的12%，或更低于该数（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 社，2005年，第9、第178页。郭德宏的看法也大致相同。参见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第42页）。可见， 这场革命的理论前提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中国乡村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更多的是来自宣传动员的需要。共产革命所以能够成事，不能不看到它外在的意识形态性质和 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正是这个建立在西方学理上的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将农民从传统社会的血缘纽带中剥离出来，召集到了共产革命的麾 下。其社会动员能力达到了空前高度。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关键：一是这个阶级斗争理论的民粹主义背景，具有道德上的制高点，对于立志救国救民的知识青年和边 缘知识分子很有感召力，以他们为主构成了这个理论的宣传动员的实践载体。二是从阶级斗争理论演绎出的"造反有理"的行为逻辑，与中国底层社会"替天行道" 杀富济贫的"梁山泊"文化很容易沟通起来，最易为急于改变命运的贫苦阶层和流民阶层所接受。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这个政治工具，在中国乡村社会进行了一场翻 天覆地的土地改革。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土地、宗法三者关系高度耦合。基层的乡土社会尤其是血缘枝蔓交错，相互缠绕着的人情社会。中共对传统社会的彻底摧毁，是通过 土地革命来完成的。中共领导的这场土地改革运动，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实施技术：用平分土地的民粹主义口号动员贫困阶层的农民；树立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翻身解放 做主人的道德旗帜；以阶级斗争理论的"算剥削账"，给阴暗的"仇富"心理赋予了光明正大的合理性；以勇敢分子为革命先锋，撕裂了中国农村社会固有的宗法伦 理关系等。通过土地革命，放大了农村社会的矛盾，制造出了农民阶层内部的敌对情绪，按贫富划分出两大敌对营垒的阶级归属，并以一种战争状态的仇视方式释放 出来，形成了对农民投入革命的社会动员，在基层社会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系统，满足了夺取政权的需要。
　　如详细解析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全过程，可以看到，实现"耕者有其田"其实只是土改的第二位目标，第一位的目标是施行革命战争的动员。传统中国是土地 流转很快的国家，仅仅是平分土地，没有摧毁社会的宗法关系，并不能切断农村社会自然的血脉联系，改变不了乡村社会的传统权力关系。中共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 来重新分配土地，彻底撕裂了传统社会的血缘纽带，动摇乡村人情社会的自然权力根基，能够为农民提供新的认同、新的归属，从而将农民组织在自己的政治营垒 中。在这里，以阶级出身、家庭成分来划分人们的政治立场、划分敌我营垒，就成为了十分现实的政治策略。
　　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以土改作为动员农民的武器，表现出了阶级斗争的极端倾向：以贫富划分阶级，强调贫雇农当家作主，把富裕农民作为斗争对 象，怂恿和鼓励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组织农民"打土豪"、"挖浮财"、"挖地财"。在具体方式上，坚持暴力土改的方针，反对和平土改，不管田主们是否愿意 拿出土地，一律都要进行斗争，甚至还要打杀他们。
　　仅从改变地权的要求看，这种以革命暴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做法，社会成本太高。但是，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一开始就是作为一场阶级战争来实施的。这 场由外部力量切入农村社会的大革命，改变土地关系只是一个政治符号，真正要改变的是土地背后的社会伦理关系。中共在战后把土改作为打倒国民党的重要手段， 所以在土改中一再强调不能包办代替，要动员群众自己起来革命，并以暴力手段给群众的极端行为以支持。共产党运用群众暴力的土改方式是成功的，打破了传统乡 村社会的亲缘关系，把农民组织到共产革命中来，获得了战胜国民党的人力物力。
　　中共领导土改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摧毁传统文化的社会伦理关系和传统社会的权力关系的过程，以阶级斗争打破人情亲缘关系是其运作的关键所在。在暴力组 织的背景下，通过让农民彼此都撕破了脸的斗争会等形式，使他们摆脱了传统伦理的文化约束，以新的阶级观念逐渐取代了旧的家族观念，建立了一种在革命同志基 础上的新型道德和权力关系。
　　中共的土地革命撕裂了乡土中国传统的血缘纽带，改变了传统社会自然的人情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党组织的"革命大家庭"。在革命大家庭中，从乡土血缘纽带 的权力关系中剥离出来的农民，获得了新的阶级归属意识。大家都是参加革命吃公家饭的同志，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革命队伍的阶级兄弟，过着战争时期的军事共 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由"组织"负责为个人打理一切。不但吃穿是供给的，生老病死由组织打理，甚至连老婆爱人，也是要组织帮助解决的。在这种革命队伍的单 位体系下，大家都是人格平等的革命同志。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名篇中所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相互帮助。"这种建立在共同革命目标上的同志关系，官兵一致，待遇平等，大家都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追求，体现了一种平等的理想主义。在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战时体制下形成的革命集体主义，给革命队伍带来了一种新型的人与人关系，提 供了革命大家庭的凝聚力，塑造出了一种崇高的牺牲精神，形成了其他党派组织不能企及的战斗力。
　　共产革命是一场阶级战争。革命阵营一方是联合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革命统一战线。革命阵营的划分具有策略上的意义。共产党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入手，根据自 己力量的大小强弱，确定了敌、我、友的革命策略。相对于共产革命无比纯正无比高尚的社会改造目标，敌与友是一个动态的目标。根据自己力量大小的可行性，掌 握这个敌友变动的度，不断地划分出当前阶级斗争的敌人，这就是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作为这场阶级战争的内化反映，即使是在革命大家庭中，也形成了一个革命阵营内部的"阶级－政治"谱系。按照从共产国际传承过来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出 身的纯正性和革命的彻底性是紧密联系的，同属于革命阵营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阶级，革命性是不一样的。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 命阶级，阶级成分最纯正，最具革命的彻底性。农民阶级次之，小知识分子更次之。这是以阶级成分、家庭出身确定其革命属性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
　　但是，这个理论在中国共产革命的实践中，有着社会动员上的悖论。中国现代工业的时间短、基础差，不仅产业工人的数量少，而且也只有乡土社会的帮会意识，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观念。在刚刚开始向现代化转型初期的中国社会中，只有离土的农民和不离土的农民。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阶级的意义，是由共产党为当然代表的。中国共产革命的实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
　　从乡土社会剥离出来的贫苦农民，特别是具有流民气质的勇敢分子，一旦摆脱了传统的血缘纽带的文化约束，在"革命大家庭"中重新获得了归属感，对"组 织"的依附性最强，最容易接受杀富济贫的阶级斗争理论，更具有敢打敢拼的盲目性，也因而获得了阶级立场坚定的肯定。知识分子干部虽然论牺牲精神并不让于工 农分子，但因为有独立思考能力，对"组织"的盲从性差、依附性较弱，往往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立场的革命动摇性的表现。这是一个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来自意识 形态的结论。在中国的共产革命中，最坚决的并不是有金字招牌的工人出身的干部，而是一批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进行了大 换血的组织改造，选了一大批工人进中央，后来一大半成了叛徒和变节者。最著名的工人叛徒有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总书记向忠发，让中共中央几遭灭顶之灾。
　　在这场以苏联革命为蓝本的共产革命运动中，在理论上设定了一套革命的阶级谱系，以阶级出身作为判定其革命性的重要标志。在革命队伍中，以阶级出身划分 出三六九等。阶级出身好，革命斗争性强的人，是最纯正的成员；阶级出身不好，但革命坚决，是对本阶级的背叛；阶级出身好，但革命性不强，是属于教育对象和 启发阶级觉悟的问题；阶级出身不好，革命性又不强，对"组织"离心离德，则是要被看成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共产党在战后的激进土改中，突出强调 阶级成分，一度由"贫农团"掌握了乡村政权，许多地富家庭出身的干部都被"搬石头"，被贬斥甚至被杀害。当时不仅要求干部与地富亲属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甚至还要亲自批斗他们，以表示自己对无产阶级的归属和忠诚革命的决绝态度。就连革命资格很老的中共重要将领陈赓，就因为是出身地主家庭，也受到了贫农出身 的士兵的骚扰。可见，在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中，阶级成分决定论是一个先天魔咒，在打破传统中又与传统有了某种契合性。
　　共产党的奉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原则，实行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力组织，组织核心是职业革命家领导集团。对意识形态的法理性认同和对领袖组织权威的权力 认同，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双重结构。但这种组织系统中也有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十月革命的凛冽北风，在向中国送来了列宁主义的同时，也送来了斯大林的宗派斗 争理论。在共产革命中，党外的阶级斗争，党内的路线斗争，从来就是相伴相生的一个钱币的两面。
　　一方面，在共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中，道德具有阶级的规定性，建立革命的新道德具有创建新人类的意义。在革命的新道德中，阶级性压倒人性，阶级的利益、党 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个人要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革命队伍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关系。阶级关系是革命的公义，家庭关系、亲朋关系是人情的私谊。一个 真正的革命者的彻底革命精神，是要能够在人情伦理关系上表现出彻底决绝的态度。在人性人情上的决绝态度越彻底，其阶级立场就越坚定，对革命的忠诚度就越 高。
　　另一方面，革命大家庭的组织结构，又是一个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听命领袖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等级系统。对阶级的归属，对"组织"的信赖，最 终要体现在对领袖的忠诚上。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组织体系中，树立革命大家长的绝对权威，对造就革命大家庭的凝聚力是必不可少的。在革命中形成的各个山头中， 每个山头都有自己的人格代表，全党领袖则是各个山头的共主、能够领导革命成功的正确路线的人格代表。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确立了在全党的 最高权威地位，使全党的归属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是中共能够取得全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革命的滔天洪水，荡涤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社会和传统伦理。但单靠革命，难以改变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心理的改变，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 诸系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结果，是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文明濡化的结果，从来都是不立不破。没有新文明的建树、没有人类自由价值的提升，革命就难以走出旧 时代的轮回。
　　根植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宗法文化，虽然在中国的共产革命中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但其传统文化心理仍然以隐性方式存在着，甚至还会穿上革命的外 衣，借尸还魂。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条件下，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多地具有社会属性，不再依赖生物性血缘关系的自然属性，才能真正走出历史舞台。从自然 经济到社会化大生产，由农业文明进入工商文明，这正是中共执政以后的历史任务。

　　三、中共执政后的新政治宗法关系的形成

　　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与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最大不同，是它不仅仅是一场改变政治体制的政治革命，而且是要造就一代新人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因而对 人情的破除最坚决，具有从未有过的革命彻底性。在中共执政以后，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将建立新社会和新人的历史任务付诸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
1949年后，中共沿袭了战时体制的军事管理经验，并全面移植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控制起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将执政党的组织系 统伸展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权全面控制的党国体制。其特点为：以执政党的一元化组织为领导核心的政治体制，以行政权力为基本手段的一大 二公的经济体制，以思想控制和灌输教化为主要功能的意识形态体制。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能够把国家权力直接插到社会每一个细胞的"大一 统"政体。中国社会由此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剧烈变化：
　　一是国家全面控制了社会。执政党通过各种政治运动，以高度集中统一的纵向集权消灭了社会职业的横向分权。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把工农商学兵，三百六十 行，全部都囊括到了这一高度集权体制的麾下，成为服务于体制功能的各种单位。工厂企业是给国家提供工业品的生产单位，人民公社是给国家提供农产品的生产单 位……执政党通过大大小小的单位体制，成功地把散沙般的亿万民众都"统一"了起来，建构起了一个具有浓厚的军事化特征的、组织严密的政治一体化的社会组织 结构。
　　二是政治权力侵入到了私人领域。在单位体制下，个人丧失了独立的生存空间，大家都是生活在各种单位体制中的单位人。单位既要承担国家和社会的生产功 能，还要管理单位成员的生活事宜。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都是由单位负责。家庭的社会基本单元的角色意义受到了高度政治化社会的挑战。通过各级单位组织， 国家权力彻底控制了社会的各个领域，直接干预到了人们工作、生活和思想，侵入到了历来属于个人的私生活领域。
　　三是地缘关系决定了人的社会活动。在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后，城乡冲突越来越激烈，为了控制人口流动，执政党建立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在这 套户籍管理体系下，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迁徙和居住的自由被限制住了。不仅农村人口被牢牢地绑在了土地上，不准流入城市，即使城市人口也难以流动起来。一个人 的出生地和户籍身份，基本上确定了他的生命活动轨迹。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也没有的现象，是向西方中世纪身份社会的大倒退。
　　四是家庭的传统功能被改造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人们的财产权利，对家庭传统功能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在农村的集体化体制下，家庭不但失去了生产单 位的功能，而且消费单位的功能也受到了破坏。农民的收入仅是工分一项，乡村社会的纠纷随之增加。由于粮食紧缺，农村的家庭伦理也受到进一步的破坏，普遍出 现了不敬老人不尽孝道的情况。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执政党试图创建军事共产主义社会，取消家庭，将青年男女农民们组织为男营、女营，老幼妇孺也都 组织起来，家家户户砸锅毁灶，集体进入公共食堂吃饭。由于国家权力撕裂了家庭的传统功能，直接统治到人们的胃里。所以，在国家政策出现失误时，全国大面积 人口死亡就成为了逻辑上和事实上的后果。
　　相比集权体制的社会控制能力而言，传统王朝体制对社会的控制不过是小儿科，国家权力只到县治层面，伸展不到乡村社会。而集权体制则具有现代的组织技 术，能够把统治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控制了人们的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乃至家庭关系，人们生活的自由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
　　这个国家权力全面控制社会的过程，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的。执政党以国家权力推平了一切不利于"大一统"的异质性因素，在造就一个高度同质化社会的 过程中，也制造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阶级敌人群体，形成了两极对立的政治社会。一极是被纳入到各种单位体制的亿万人民群众；另一极是被专政的阶级敌人群体。 人民在执政党领导下，以执政党为政治轴心，在全社会建立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等级结构。这个由阶级和政党的社会排序，构建出了一个新社会的阶级－政治谱 系。这个阶级－政治谱系，有别于传统社会自然结构的血缘宗法关系，而是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新的政治宗法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同质化下的封闭性，大一统下 的等级性，具有前现代化社会的典型特征，是革命新传统主义的体现。
　　作为革命新传统主义的身份社会的体现，阶级－政治谱系的社会政治分层，主要是三个群体。阶级敌人群体居于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群体是社会主体、执政党群体是社会上层。在这三个群体中，又有阶层的区别。
　　一、阶级敌人群体：处在阶级－政治谱系的社会最底层。阶级敌人群体是在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过程中，通过各种社会改造运动而制造出来的。在土改运动中划 分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在镇反、肃反运动中划分出的反革命分子，在集体化运动中制造出了坏分子。他们构成了传统阶级敌人群体的"四类分子"，是被专政 的社会对象。
　　从四类分子的划分标准来看，是很不统一的。地主、富农分子是从财产标准划分的。反革命分子是从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划分的，分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 坏分子名称的出现较前三者略晚，划分标准更具随意性，凡是对中共现行政策不满的人、社会上的刑事犯罪分子、破坏公共秩序的流氓阿飞、有小偷小摸恶习的人 等，都可以归于此类。（据1956年《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规定："其他坏分子"则指除反革命分子 以外的坏人，如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的分子等。）
　　四类分子群体的形成，不仅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产物，更是反映了执政党全面控制社会的政治需要。在中共建国之初，对"剥削阶级分子"的政策是"强迫他 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在土改时，中共曾规定地主五年、富农三年改变成分。1954年《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 内剥夺对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实施， 不但改变他们成分的事情不再提及，而且还扩大了专政对象，把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都列入了"坏分子"一类，对他们的管制政策也越发严苛起来，以阶级斗争 来推行激进的社会改造政策。
　　阶级斗争是执政党进行社会整合的一种刚性力量。"四类分子"作为新政权的阶级敌人，一方面成为执政党大抓阶级斗争的目标对象，一方面又成为推行激进社 会政策的政治工具。在农业集体化掀起高潮的同时，国家骤然加大对地富和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力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震慑效应，这是农民群众集体化的重要助 力。国家政策越激进，对四类分子的专政也就越严厉，以此营造出来阶级斗争激烈复杂的氛围，起到了威慑人民整合社会的作用。
　　对四类分子进行专政是执政党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方面。随着国家政策越来越激进，执政党的政策失误增多，不得不以加强阶级斗争方式控制社会，不但使四类 分子数量不断增加，管制政策也越发严厉起来。大跃进运动期间，公社一级的单位就可以办劳教，把不听命令的人劳教起来。在四清运动中又重新划分阶级，不仅补 划了一批四类分子，许多地方还把老一辈四类分子的帽子又戴到了他们子女的头上。如果说，集体化以后的农民成为了新农奴，那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农奴中的奴 隶。
　　人们一旦被划归阶级敌人之类，戴上政治帽子，则就列为异类另册。不但自己没有了公民的资格，还要株连到子女亲戚。四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非常凄 惨，不但自己的政治权利被剥夺，财产权没有保障，行动受监管，动辄被训话，承担最苦最累的劳动，子女上不了学，招不了工，参不了军，甚至连对象都找不到， 而且还会殃及到更远的其他亲戚朋友，被认为是有不好的社会关系。可以说，四类分子群体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造就的一个新的政治贱民阶层。
　　虽然作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胸襟体现，党和国家制定有给四类分子摘帽的政策。但实际上，摘帽的四类分子，还是四类分子，生活境遇并没有改变。
　　二、人民群众的群体：阶级－政治谱系的主体，名义上的政治地位和实际上的经济地位反差很大。人民内部的分层主要是两个标准，一是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 二是政治态度的划分标准。实际上人民群众都是在大一统体制下的编户齐民，社会生活的差异只是隶属于不同单位性质的不同身份的差异，在单位生活境遇的顺逆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服从度不同的政治态度。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人民群众基本上可分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个阶层。名义上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实际上都是纳入到各种不同的单位体制的单位 人，更能反映人民阶层性差异的是单位性质。所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不同，决定了人们的待遇保障差异。全民国营单位比地方国营单位待遇好，国营单位比集体单位 待遇好。单位门槛（级别）高低不同，人们的身份就不同。农民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工人是拿工资的体力劳动者。工人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能够吃到社会主义大锅 饭；农民是提供商品粮的农村人，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好处，实际上是没有单位身份的二等公民。
　　在高度政治化社会中，人们生活在单位体制，"组织"是体制的代表，人们的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如何，能否得到组织认可，是一种政治生命的体现，对人们的生存意义极大。
　　高度封闭的政治化社会，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全民一致的政治趋同性。人们认同共产党宣传的共产理论，认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追求政治的进步，向 往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从而形成了社会的政治归属意识。在这个政治归属意识中，有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道德理想追求，有着从过去战争年代传承下来的牺牲精神 和革命理想主义色彩。执政党高调宣传了共产主义新社会新人的道德理想主义，并在不同时期、不同工作、不同年龄段上，为人民群众塑造了学习的英模榜样。如战 争时期有舍生忘死的战斗英雄董存瑞，和平年代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标兵模范雷锋，有与地主分子斗争而牺牲的少年英雄刘文学，有为保护人民生命而牺牲的青年 战士王杰等。通过树立这些人格样板，执政党成功地营造出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社会氛围。
　　在政治教化中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如果没有现实利益的考虑，"榜样的力量"同样也是会束之高阁的。所以，在高调政治的背后，都是有着现实的 利益。这种隐蔽在道德目标之内的现实利益驱动，是执政党的政治教化能够大获成功的精妙之处。如果一个人能积极靠拢组织，表现能够得到组织的认可，就意味着 有了进步的条件，发达的机会，可以优先得到许多好处，如参军、入党、提干、当先进、上大学、晋升职务、分配更好的工作岗位、优先享有福利待遇，更多的出人 头地的机会等。可想而知，在人人争先进的积极表现中，有着个人利害的考虑。在模仿革命道德新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背后，是一种实际利益的博弈竞争。
　　在这场追求进步的政治竞争中，党组织拥有决定个人政治命运和政治前途的权力。靠拢组织，能够得到实际的好处，通过入党入团，取得上升的台阶。不靠拢组 织，得不到组织上的认可，则是不求上进的表现，会被视为不讲政治的落后分子，不仅没有上升的资格，没有进取的机会，有的还要打入另册，甚至还会被视为要加 以警惕的危险分子。更为严重者，则要作为异类，离坏分子就不远了。在通过积极表现争取组织信任的政治竞争中，在群众中形成了两种风气。一种是道德功利化的 虚假风气。出于个人功利主义目的，一味讨好领导，出政治风头，争先表现革命积极性的"假积极"。一种是打小报告的告密风气。不断向组织、领导汇报周围各色 人等的各种情况，通过打击别人，来取得组织的信任。高调道德造成了人格的虚伪性。
　　执政党对人民群众也有阶级分析的观点，有左、中、右的分野。正如毛泽东所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这个在群众中划分左、 中、右的标准，有意识形态上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的传统理由，如职员、店员、小业主、中农、知识分子等出身灰色的人群；除去这些属于先天的既定因素外，更重 要的是现实表现，即对党组织的依附程度，所对应的是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左"派是党的基本群众、积极分子、党团员、家庭出身好、积极靠拢组织 的。与组织若即若离的，家庭出身不太清楚，工作中随大流的，政治表现比较被动，属于中间分子。与组织比较疏远，不听领导话，经常有消极言行的，政治上拖后 腿的落后分子，属于群众右翼阶层。
　　在群众中进行的左、中、右的分类，是根据执政党的现行政策不断调整的一个动态过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而更加细化。如在农村集体化过程中，执政党 认为中农（自耕农）是主要反对者，在中农的阶层中又划分出了新富裕中农、老富裕中农，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等类别。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把贫农下中农 作为基本力量，中农虽然还是团结对象，富裕中农则往往被划到新富农之列，成为新的斗争对象了。
　　对群众进行左、中、右的分类和排列，是基层党组织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党组织根据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工作情况、日常言行、政治态度、在政治运动中的 表现等方面的考察，对所属单位的人员进行分类排队，并将这个结果记录进入个人档案。这个从延安时期形成，在中共建国后完善起来的档案制度，是阶级－政治谱 系的身份文本、执政党控制人民的重要工具。档案如影随形，伴随人们一生，是人们政治生命的载体。一旦记录了不良信息，会影响人们一生的命运。
　　在政治化社会中，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事关重大。争取优越的政治身份，是人们生存竞争的主要内容。为党组织信任的积极分子，可以得到政治归属的认可，吸收 到党团组织中，成为在组织的人。人们一旦成为了党员，进入了领导群众的先进分子之列，就有了社会上升的资格，有了政治可靠的红色通行证，也就打开了政治社 会的大门，获得了争取更多利益的机会。
　　由此，可以看到社会政治认同的阶级－政治谱系的排列方式。它是以各级党组织为轴心，根据人们政治归属的不同，由近及远，由内及外，形成了以党员、团员 （预备党员）、积极分子、中间群众、落后分子、准阶级敌人、阶级敌人为等级序列的政治谱系。这个政治谱系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会根据执政党的政治需要而不 断变化，不断增添新的成分。1957年反右运动后，执政党又把大批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从人民阵营划到了敌人的营垒中，使"四类分子"发展成了"五类 分子"。
　　三、执政党的群体。执政党是整个社会的政治轴心，领导全国人民的核心力量。执政党群体是干部群体的主干。各国的职业官僚队伍都是科层制。中共建国后的 干部级别制度是从苏联搬来的，从1级和24级，薪金相差18倍。问题是这个干部队伍的数量非常庞大，远远超过历朝历代的官吏队伍。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 的单位，都是以党统政，党政机构设置重叠，功能交叉，社会管理的成本非常高。
　　执政党的体制，名义上是委员会制，实际上是变相的等级制，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权力等级结构。党的最高领袖是统领全党的轴心人物，是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又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统帅。这是在延安时期形成的、非毛泽东莫属的地位。
　　在这里，从下到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归属关系。人民群众的政治归属是阶级归属，阶级归属的实质是归属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执政党。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 一切的。党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原则组织，下级党委服从上级党委，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又是听命于最高领袖。从这个归属关系上看，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党的 权力高度集中于领袖。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也就是代表了中央的意志、全党的意志和全国人民的意志。这个集权程度超过了过去。
　　但是，执政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是一个有着严格等级制度的，同时又有着山头派系的群体。有历史形成的白区系统、根据地系统、军队系统。在统一的意识 形态下，也有着各种利益冲突和政见分歧。然而，当执政党以国家权力消灭了社会，包揽了各项社会事务，也就把一切问题揽到了自己身上。许多社会矛盾最后会集 中到执政党的内部，上升为党内的矛盾和冲突。这就带来了执政党内斗争接连不断的情况。在这些党内的政见分歧和斗争中，领袖掌握着意识形态的道统资源，掌控 了国家机器的权力资源，是党内稳定的轴心，所以，维护领袖的权威，也就是维护党的权威，领袖可以经常以"路线斗争"的方式清算政治对手。这与过去"从道不 从君"的政统是不一致的，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依附的法则。由此，根据与领袖历史关系的远近亲疏，形成了党内政治的嫡系和旁支的派系关系。这是执政党内部的" 明无山头暗有礁"的政治生态，平时都隐藏在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下，一遇到政治风浪就显示出来了。
　　中共建国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党内斗争此起彼伏，这既是建立国家大一统体制的过程，也是建立毛泽东绝对权威的过程。每一次运动都是一次政治归属的大 划分，划分的标准非常随意，很多情况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根据，主要是来自执政党的政治需要。至少从1950年代中后期起，执政党对政治归属的划分，已与传 统的阶级斗争理论发生了偏离。政治归属的阶级划分标准，不再是由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们的政治态度。
　　在社会上，执政党在1957年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将响应党的整风号召向党提意见的大批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数量有55万之众，把"四类分子"扩展 到"五类分子"。作为事后的总结，中共提出了阶级划分的新标准，即从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上划分阶级，确定阶级属性。其理论来源找到了毛泽东1937年作出 的一个哲学论断："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既然各种思想都有阶级的烙印，当然也可以由此反推思 想者的阶级归属。这是典型的以言论罪。其后果是，不但给阶级敌人的营垒增添了一个新的类别，而且使阶级划分的标准更加混乱。
　　在党内，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党内高层围绕大跃进的失误展开了争论。毛泽东把不同意见看作是对他的领袖权威的挑衅，向全党提出了跟谁走的问题，发 动了一场党内路线斗争。不仅将在会议上敢于诤言大跃进错误的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打成了反党集团，而且又把这场斗争扩大到了全国，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 的政治运动，在全党层层抓"小彭德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数量达380万之众，党内言路阻塞，加重了大跃进的灾难性 后果。
　　在这场党内斗争中，既看不到做事的法理、法统，甚至也看不到常识。惟一看到的只是领袖的个人意志。事实上，许多批彭德怀的人，原来也是赞同彭的观点， 但风头一转，只能站在毛泽东一边。（如经委主任薄一波上山时，带着的是反左的材料，未及发言，毛泽东开始批彭德怀，薄马上换成了反右的材料，转过来批 彭）。批判彭德怀并不只是批他的观点，还要算他的历史老账，还牵连到他的工作圈子的许多人。以路线划线实际上成为以人划线。此后，执政党的政治归属意识， 只剩下对领袖权威的依附和盲从。被革命中摧毁的旧的宗法关系，又附到革命者自己身上，形成了从政治认同到权力认同的新的政治宗法关系。
　　四、社会政治整合中的阶级－政治谱系的代际演化
　　大跃进之所以造成了饿殍遍野的后果，是与高度集权的"大一统"体制分不开的。经过反右派、反右倾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社会的正常信息反馈渠道已然湮 没，社会的公共信息系统处于失真的状态，到处是一派形势大好的虚假之声，就连中南海要了解一点真实的情况都不可得。中共中央对出现大面积饿死人问题的最初 反应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在搞破坏。这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当时，中共最高层了解社会真实状况的最可靠管道，是来自亲友方面的信息。如1960年毛泽东在韶山的亲戚来京"告御状"，亲自向毛泽东反映农村的困 境。毛泽东要了解实情，派出身边的秘书、警卫到农村考察。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农村搞调查，首先是从在自己的亲属、朋友的熟人圈子开始的，要求给他讲实 话，才真正了解了这次灾难的严重性。陈云等其他人的调查，也是从家乡的熟人圈子中去了解到真实情况。可见，如果一个社会被控制到只有一家之言和一人之言的 程度，获得真实信息的最可靠渠道也就回归到了以血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
　　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全面经济危机，农村出现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基层社会组织陷入涣散，党内也情绪很大。在农民度灾保命的自救过程中，出现了传统伦理再度复位的文化回归现象，民间的传统 血缘文化再度抬头，家族和宗亲关系重新焕发了旧有的凝聚力。许多地方的农民开始重修家谱，以求香火不绝，一些过去被禁止的"封建迷信"都死灰复燃了。特别 是"包产到户"的兴起，恢复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传统生产方式，对农村影响巨大。
"包产到户"对迅速恢复农村经济的效果非常明显，也因此得到了党内许多开明人士的支持。但毛泽东则敏锐地看到了包产到户背后的政治，家庭生产功能的恢 复将会对集体化体制形成巨大的解构威胁，遂坚决制止了党内支持包产到户的意见。为了加强社会控制，毛泽东提出了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申"阶级斗争为纲"，也就是要以阶级斗争手段重新整合社会。毛泽东告诫全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提出了"反修防修反 复辟"的理论，在全国城乡掀起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63年，中共开展了城市"五反"运动，农村"四清"运动，在1964年统一为"清政治、清经 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运动）。
　　在1960年代以阶级斗争重新整合社会的政治运动中，阶级斗争被严重地虚拟化了。全国各地大搞忆苦思甜的活动，编写村史厂史社史，控诉万恶旧社会，教 育青年，并且还制造出了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观念。大肆宣传资本主义复辟了，劳动人民就要"受二茬苦，吃二遍罪"的恐怖情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 对"五类分子"的管束更加严格，而且阶级－政治谱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执政党建立的政治宗法关系继而演化到了代际关系上，政治文化的阶级属性发生了向血 缘属性方面的偏移。
　　社教运动是要通过"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整肃基层社会。毛泽东在1963年5月的一个文件批语中说："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出来， 而我们的干部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蚀，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 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
　　当时农村基层社会的问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失误的结果，与"地、富、反、坏"一点干系也没有。在社教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 中，列举了许多地、富、反、坏的"捣乱破坏"、腐蚀干部、掌握基层政权的事例，竭力渲染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前十条即《中共 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分别制定于1963年5 月和9月。196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将两个十条下发全国城乡，进行大规模宣讲。）把"四类分子"设定为"四不清"干部的后台。实际 上，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下，"四类分子"哪敢乱说乱动，只有在文艺作品中才有他们的"捣乱破坏"活动。把他们作为时时刻刻"图谋不轨"的阶级敌人， 其意义是用以整合基层社会的政治工具。所以，在贯彻阶级路线中，强化了阶级成分的先天因素，把阶级敌人的标签代际化了，扩大到了他们的亲属子女头上。对" 四类分子"的歧视政策，延伸到血缘关系上来了。社会上对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的要求越来越绝对化。
　　过去执政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这项政策虽然混同了本人成分和家庭成分的概念，把家庭出身不好作为了一种生之俱来的 政治原罪，但毕竟还预留了一个通过后天努力改变个人政治身份的可能性。其意为：出身不好的人，只要肯付出更多的努力，与家庭彻底划清界限，经过脱胎换骨的 思想改造，经受住比他人更严格的政治考验，也是可以得到组织的认可和接纳，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尽管这个政策带有很大的先天歧视性，而且很大程度也 只是停留在字面上的统战策略。但在社教运动开展以后，就连这个"策略性"的政策也不提了，唯成分论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把地富子女等同于地富分子， 不准他们担任任何社会工作，不准加入青年团和少先队，已经加入的还要清除出去。甚至党团员、贫下中农同地富子女通婚，也被认为是丧失了立场，要对他们进行 组织处理。
　　在中共中央1964年9月颁布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中，明文规定了歧视"四类分子"子女的条文："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 干部，一般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 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到这方面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开除党籍、团籍和撤销 干部职务。"
　　随着阶级斗争的虚拟化、绝对化，政治认同中的血缘文化因素越来越重，"四类分子"的子女实际上已先天设定了他们的政治属性，被当做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准 社会力量。1964年是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全面贯彻阶级路线的一年。在当年召开的全国公安会议、教育部及其他部门的相关会议和文件中，都在贯彻阶级路线的名 义下突出强调了出身的问题，明确规定了一些歧视性政策。如高考的政审，对"五类分子"子女是另类对待，基本堵塞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通道。国防工业和高精 尖的保密专业，只有家庭出身最革命的学生才能报考。在社会就业方面，一些部门录用人员，政审要上查三代、五代，以保证阶级出身的纯正。同在一个社会环境中 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仅由于血缘的不同就有着天壤之别的社会待遇。出身不好的人，受到社会的排斥和白眼，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生活，带有沉重的赎罪感。
　　在四清运动中，随着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执政党感到了有重新划分阶级的必要。在1964年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中，明确提出来在农村 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在城乡重划阶级成分的问题。在划阶级中，各地逐级建立阶级档案，补划了一批地主、富农，给一些已经摘帽的四类分子重新戴上了帽子，把中 农阶层划分为上、中、下，还划出了一批新富农、新资产阶级分子和坏分子，还将一批人确定为反革命基础。这次重划阶级，是以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政治面貌， 修订阶级－政治谱系。被新划到"四类分子"中的品流很杂，有父债子承的四类分子子弟，有亲属中被"杀、关、管"的、有严重的"四不清"干部、历史上有些小 污点的、搞投机倒把的、散布对党的不满言行的、虔诚的宗教教徒等，不仅又扩大了"地、富、反、坏、右"的敌对阵营的数量，而且在社会上又制造出了新的仇 怨。
1960年代大抓"反和平演变"的阶级斗争运动，造就了中国最为封闭的左倾时代。此时的社会完全被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控制了，是一个政治等级分明，身 份差异极大的政治性社会。政治上最纯正的阶层，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不那么纯正的阶层，如职员、教师、知识分子一类，属于政治上不黑也不白的灰色 阶层。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属于政治上最反动的阶级敌人。
　　在大张旗鼓的"反复辟"的阶级斗争中，社会被高度政治化了。阶级政治固有的狭隘性，激活了政治活动中的血缘文化基因，出现了把政治认同变成血缘认同、 把阶级归属变为血缘归属的倾向。当时有一个很奇特的说法--在政治上失去地位的阶级敌人，会教育他们的子女卧薪尝胆，通过读书走"白专"道路，实现出人头 地的梦想，把失去的江山再重新夺回来。这是阶级斗争的统治逻辑使然--因狭隘而不自信，因不自信而更加狭隘，最后是血缘文化的回归。
　　但是，阶级斗争的影响从来都是双方面的，不仅是对阶级敌人的政策方面，也表现在执政党的执政方面。当时最明显的是革命的代际相承问题。
　　在"反修防修"的舆论斗争中，执政党非常现实提出了红色江山代际传承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认为"这是关系我们 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 '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毛泽东开出的接班人条件是职业革命家的标准。他在给侄子毛远新、表侄女王海蓉的谈话中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还要他们带头在学校里造教育制度的反。毛泽东的这些话，不只是对他晚辈子侄的要求，而是对革命新生代的集体要求，对干部子弟的影响尤其重大。
　　根据阶级－政治谱系，最具接班人的政治资格，是出身最纯正的"红五类"家庭，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军队干部和烈士的子弟。实际上，红五类中， 工人农民和干部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普通工农子弟也是平民子弟，与干部子弟不是一个生活圈子的人，谈不上有多少家庭出身的优越感。很难想象，一个农村人能依 仗出身好而骄倨在城市人之上。对"出身"最敏感的是干部子弟。
　　干部子弟出身于让人羡慕的红色家庭，头顶着父辈打江山的荣耀，在成长中得到了社会的格外青睐，是学校和老师的宠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优越感。他们 以继承父辈的事业为己任，带有强烈的阶级责任感，有着"非我莫属"的"当然接班人"意识。在同龄人中，他们个性张扬、政治敏感、关心时事、参与欲极强，喜 欢在政治上"拔份"，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理所当然的接班人意识和盲目的阶级责任感，使他们最易接受阶级斗争的理论，有着保卫红色江山的政治冲 动，把实现世界革命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
　　当时在北京等大城市的青少年中广泛流传了据说是毛泽东的一篇"七三批示"："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呵！现 在二十几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 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为了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定决心，一辈子艰苦奋 斗。"（"七三批示"，相传是毛泽东在1965年7月3日的批示，见"清华井冈山"翻印的《毛主席文选》第48页。在毛泽东正式文稿中未见，应是托名之 作。）这种寄托着全人类命运的召唤，使读到的青年学生无不热血沸腾。干部子女们更是把毛泽东给毛远新、王海蓉的谈话，当做是自己的座右铭，渴望在阶级斗争 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接班。
"猪圈岂养千里马，庭院难栽万年松。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这些"文革"前夕在青少年学生中流传的诗句，正是表露了这一代青少年向往革命 的情怀。但是，他们用青春激情燃烧的革命理想主义，缺失了人道主义的薪火传承，没有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文化滋养，充满了盲目蛮横的斗争戾气。在北京、 上海的一些干部子弟集中的名牌中学中，一些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弟们受到社会上"四清"运动的影响，也开始在学校里闹事，要求贯彻阶级路线，改革教育制度等。 在他们身上已蕴含了红卫兵运动发生的因子。当时北京闹得比较厉害的学校是四中、六中、八中。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曾与这些学校的干部子弟集体对话，告诫他们不 要依仗干部子弟身份闹事情。事后他戏称是"舌战群小"。
　　同时，在革命大家庭中的等级秩序，也在后代中传递了一种血缘文化的观念。比家长的官大官小，家长中谁能管着谁，这在当时干部子女，特别是在部队干部子 女中，是非常普遍的。同样，在党内斗争被划入右派分子、反党集团的人，也要株连到子女亲属，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属性，由社会的宠儿变为社会的弃儿。
　　从执政党方面看，继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后，毛泽东在1962年前后又接连批判了中联部长王稼祥、统战部长李维汉、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人，把他们 缓和国内外矛盾、放开搞活经济的意见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党内鸦雀无声。高层还敢提点不同意见的，可能就是刘少奇一人了。权力向个人集中，国家既是家 国，带来了政务活动的"家务"化，特别典型的是夫人政治现象的出现。
　　在革命时期，中共是解放妇女的宣传组织者。执政以后，妇女工作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的，妇女解放更是具有了政治花瓶的意义。在政治舞台上，夫人都是 谨慎地躲藏在丈夫的背后，很少自己出头露面。但在1964年的阶级斗争高潮期，却出现了两个第一夫人干政的情况。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下到河北省 抚宁县搞"四清"，搞出了一个桃园经验。刘少奇亲自向全国推广桃园经验，树立为"四清"样板。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告别了多年沉寂，也开始在政 坛上露出峥嵘头角。她出面干预意识形态工作，搞大演革命现代戏的戏剧革命--"样板戏"，捞取政治资本，并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到上海去搞对新编历史剧《海 瑞罢官》的文化批判。很清楚，在这两个主席夫人出台的后场，都是有一方神圣坐镇。这正是集权体制发展到了极致时会出现的现象。说明国家管理体制的制度理 性，不足以反映和贯彻最高领导人的意图了。但这也加深了毛、刘之间的政见分歧和权力冲突，成为促成"文革"的一个不可小觑的催化剂。
　　在19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体制的一元化程度又有发展，社会组织呈现准军事化，社会的政治认同度高度统一。阶级斗争不仅是意识形态， 而且是社会整合的政治工具，被严重地观念化和虚拟化了，成了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在所谓"亲不亲，阶级分"的贯彻阶级路线中，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被强调到 无以复加的程度，并演化为了代际相承的关系，把出身不好的人当做是"和平演变"的后备军。这样，在激进的"反复辟"的社教运动中，被激活的恰是传统血缘文 化的基因。"家庭出身"这类先天因素，成为政治类别归属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标准。"人生而平等"这些具有人类文明普世性价值的东西，则被作为"封、资、修" 进行批判。同时反"和平演变"的误导，也对执政党自身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在阶级关系上，出现了从阶级认同到血缘认同的畸变；一是在权力关系上，出现了从 制度权威到个人权威的畸变。可见，在这场"反修防修"的革命表层下面，其深层文化结构还是一种传统政治的宗法关系。文化大革命更是以革命的名义，把血缘文 化推到了政治舞台。五、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血缘文化的泛滥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执政17年的阶级斗争治国路线恶性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以否定17年的方式把阶级斗争的治国路线推到了极致，内化为党内的路线斗争。这 是阶级政治的狭隘性走到极端的结果。毛泽东以领袖的个人权威直接号令群众造反，毁弃了初步建立的尚不完善的国家制度，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党内政争的问 题，使革命重新走回了街头政治。文化大革命以群众性造反运动，把革命推到了极端，也把革命神圣光环背后秘不示人的东西完全暴露出来了，让人们看到了这场革 命的反人性底色。
　　在这场“搅得周天寒彻”的革命中，几千年专制主义文化的沉渣泛起，血缘文化泛滥一时，并成为政治认同的重要标识。一些青少年学生堂而皇之地把“血统 论”抬了出来，把中世纪的裹脚布当作革命的旗帜到处挥舞，形成了红卫兵“横扫一切”的风暴。同时，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绝对权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峰。“万 寿无疆”的全民敬祝、“献忠心”的万众供奉、“誓死捍卫”的热血愚忠……这些都让人们看到皇权专制时代的回光返照。被革命打倒的对象，又在革命中成了革命 的膜拜物。旧时代的阴魂附体在革命后代身上，发作出了新时代的癫狂，践踏了人类文明价值。也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出现了革命的“内卷化”，成为了结束革命 的一场革命。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与“血统论”思潮的泛起
　　文化大革命最显著的标志，无疑是亿万群众参加的革命造反运动了。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亲自发动起了红卫兵运动。各地青少 年学生一哄而起，纷纷成立名称各异的红卫兵组织，充当了革命造反的突击队。早期红卫兵是以“红五类”为自己的组织标识，把家庭出身作为与生俱来的革命胎 记，从而把贯彻阶级路线推到了更为狭隘的极端。红卫兵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公然打出了血统论的旗帜，侮辱打骂出身不好的老师同学，冲到社会上，殴打甚至虐杀 “牛鬼蛇神”，掀起了一场红色恐怖的“破四旧”风暴，为这场运动首先涂抹上了血腥的底色。
“八·一八”以前出现的早期红卫兵，是由接班人意识最强的干部子弟为主组成的，自称老红卫兵。先天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以革命接班人自诩的特权意识，使这 些革命的新生代对阶级与血缘的代际关系情有独钟，有着十分强烈的政治冲动。在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感召下，他们以新生代革命接班人的责任感，自发成立了党团组 织之外的组织——红卫兵，最早地投入到批判教育路线的造反之中。“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1]
　　这些激进的青少年学生把文化大革命视为在教育上全面贯彻阶级路线的一场政治运动。他们认为校方不讲阶级路线，不讲政治，重分数轻出身，偏袒学习好但出 身一般的同学，要求全面实现“红五类”教育优先的特权，把已经倾斜的教育平台更倾倒偏向他们。随着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兴起，他们把“红五类”家庭出身作为红 卫兵的组织原则，公开要求为“红五类”子女，特别是干部子女谋取政治进步的特权，歧视和迫害其他家庭出身的同学，形成了“血统论”的思潮。早期红卫兵最集 中地反映了他们维护“接班人”的政治特权，都带有严重的“血统论”的思想印记。
　　老红卫兵思潮的核心，是贯彻以家庭出身为中心的阶级路线，把血缘认同作为阶级认同的根据，标榜干部子弟从小就饱受革命教育的“自来红”，表现了“天然 接班人”的政治特权意识。如早期红卫兵文告中所称：“我们要造反，要夺权，要组织阶级队伍干革命，就是要大讲阶级路线，就是要看成分”；“我们纯纯粹粹是 无产阶级的血统，我们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的后一代……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肩上，大权一定要我们掌握。”[2]
　　最能代表“血统论”思潮的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最早的起因，是北京大学附中的两个中学生打架的小事。这两个 同学，一个是军队干部子弟，父亲是将军，本人身体弱小；一个是出身不好，父亲是著名大右派，但本人身体强壮。弱小者相打不过，就拿强壮者的家庭开骂，贴出 了这幅对联。一些干部子弟学生自发成立的红旗战斗小组（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之一），站到出身好的同学一边起哄，要求校方贯彻阶级路线。北大附中工作组认为红 卫兵是非法组织，“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政策，制止了他们的幼稚行为。但在毛泽东否定工作组，表态支持青少年学生造反后，情况发生彻底逆转。北京的中学红 卫兵们狂热地抬出了这幅“对联”，并添加了横批“基本如此”，起名为“鬼见愁”，围绕“对联”掀起了一场大辩论。拥护者呼喊“自来红万岁”的口号，公开打 出了“血统论”的旗号。“血统论”迅速从北京流传到各地，许多省会城市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纷纷效法，成立了“血统论”红卫兵。
“血统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十七年阶级路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畸形发展的自然结果。在“文革”前，虽然学校的阶级路线越来越左，但还是有一定政 策边界的。在给干部子弟优先权的同时，也教育他们不要背上“自来红”的包袱；在给出身不好的学生设置种种发展障碍的同时，也劝慰他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 选择”，要他们相信党的给出路的政策。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政治策略：既让这些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能够认同这个阶级－政治谱系，又不让他们真正得到政治归属；让 他们因出身问题自惭形秽，又不至于毫无希望而自暴自弃敌视社会，让他们看到改造的希望，永远在自我改造的赎罪过程中。虽然人生的起跑线一开始就是按家庭出 身倾斜的，但毕竟还承认了后天努力还有机会。在“重在表现”的政策下，一些学习好、听话但出身不这么光鲜的学生，也受到了老师的青睐，成了学生干部。这让 一些干部子弟很不服气。“文革”一开始，北京清华附中等学校的干部子弟就认为学校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要求贯彻阶级路线，要把他们的优先权上升为独占 权。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造反要求还得到了有相当职务的领导干部和父母的支持，视为“自己的娃”的应有权利，有的家长还给他们出谋划策。[3]
　　工作组领导时期，按照“四清”运动的方式，在学校里更加突出强调了阶级路线，让干部子弟担任学生干部和运动积极分子，给他们提供表现的舞台。但那些特 权思想严重的干部子弟并不满足，他们要求的不是政策倾斜，而是“自来红”的绝对霸权，因此与工作组发生了冲突。撤销工作组后，老红卫兵的“对联”加上“基 本如此”的横批，就是针对“重在表现”的政策来的。[4]
　　从理论上讲，“血统论”作为阶级路线的极端化结果，有着共产革命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文化基因。“血统论”的理论旗帜来自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名言：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5]毛泽东在1937年的这段语录，历来被作为对非无产阶级家庭出 身人们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根据。在中共掌握政权后，这个“阶级的烙印”越打越重，越追越远，成为娘胎里带来的原罪，甚至要上查“三代”、“五代”。这种“阶 级烙印”的先天性文化，经过“四清”运动的阶级斗争洗礼，已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文化。老红卫兵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他们 只不过是依仗自己家庭出身的优势，把阶级统治的偏褊更向权力世袭方面推进了一步：把阶级属性的先天性固化下来，把家庭影响绝对化，把执政党的政治特权变为 领导干部的代际特权，把接班人资格当做自己的天赋权利，这自然就走到了“血统论”。
　　在“血统论”者看来，一个人的家庭阶级状况，基本决定了他的政治态度，进而决定了他的政治权利。干部子弟是革命家庭培养出来的新生代，天然是革命事业 接班人，是同辈人中的领导者。从逻辑上说，不给“四类分子”子女应有的人权，和让干部子弟享有特权本来就是同一回儿事。老红卫兵们不过是用孩子的直率打开 了这个密门，把父辈的阶级斗争模式复制到同辈之间，更把血缘认同作为阶级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根据，率真而任性地提出了政治接班的垄断要求。
　　早期红卫兵以血缘－政治认同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按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指导思想，重新提出了一套新的阶级－血缘谱系，作为政治认同的归属标 识。老红卫兵自诩是由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烈士的子弟们组成的“红五类”革命组织。其组织的特点是：一、血缘自闭性和政治排他性。出身黑 五类的，出身不好的同学，是自来黑的“狗崽子”，没有参加运动的资格，不能加入红卫兵。店员、职员、医生、教师、知识分子等家庭出身的，属于半黑不黑的灰 色系列，只能做“红外围”（也有称“红战友”等）。二、组织内部的血缘政治的等级性。早期的红卫兵组织中，真正的工农子弟为数很少，起主要作用的是“红三 类”干部子弟。当时的干部子弟的范畴，对父辈的革命资历是有要求的。北京的老干部多，干部子弟是指父辈在抗战胜利前参加革命的，高干子弟指父辈在副部级以 上的。老子的革命资历、级别、职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在红卫兵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红卫兵建立的阶级－血缘谱系，是建立在执政党的阶级－政治谱系基础上的“否定之否定”。这是在革命接班人资格排序上的等级制，奉行的是“龙生龙，凤生 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政治血统逻辑。“红五类”是革命的，“灰五类”的可以团结的对象，“黑五类”是敌对的。在“红五类”中，又有三六九等。其核心是 “红三类”，尤其以军队干部子弟最吃香。父辈的官职大小又是与子女的接班人资格相联系的。“灰五类”是“红五类”的主要排斥对象，“红五类”贬低他们的政 治地位。而“黑五类”队伍迅速扩大，在地、富、反、坏、右之上又增加了两个新成员——资本家和“黑帮”，成为了“黑七类”。资本家在五星国旗上的星座是民 族资产阶级，“黑帮”更是品流复杂，既有“反动学术权威”，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叛徒、特务等等。因为划分类别 不同，又有“黑九类”等称谓。这个阶级－血缘谱系比之阶级－政治谱系，不仅更加狭隘、封闭、专横，而且划分标准也更混乱、更缺乏逻辑，非常粗略和随意。
　　血统论思潮是伴随着恐怖暴力一起登台的。老红卫兵们盲目崇拜革命暴力，渴望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以粗鲁野蛮为革命时尚。他们把毛泽东1927年的《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奉为革命的“葵花宝典”，穿着父辈的旧军装，扎着武装带，模仿父辈打土豪的方式投入了“造反”。从早期红卫兵文告中，可以看到多年的 阶级斗争教育，在这些孩子幼稚的心灵中已深深地埋下了阶级仇恨种子，在这场运动的风雨浇灌下，这些早熟的种子开出了仇恨的花果。他们在文告中宣称：你们狗 崽子的父母当政时对我们革命子弟是斩草除根，一个不留，“这血海深仇，我们是一笔一笔都要清算的”。[6]
　　撤销工作组后，红卫兵们在学校里首先掀起了一场暴力行为。他们把一些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校领导、老师、职工当作“牛鬼蛇神”，设立“牛棚”关押他 们，对他们进行凌辱、打骂、批斗，甚至打人致死。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女中学生们群殴致死，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 殉难者。老红卫兵们不仅斗领导、斗老师，还斗同学，欺辱那些出身“黑五类”的“狗崽子”同学们。正如当时有一副“自来红万岁”的红卫兵对联写道：“想当年 前辈斩恶魔打天下，看今朝后代镇妖崽保江山。”打骂欺辱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家庭出身的炫耀，还有继承革命事业的自豪，表现出在同 龄人中“拔份”的革命张扬。
　　在“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依仗国家专政机器的力量，对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牛鬼蛇神”和所谓的“阶级敌人”们，采取了激烈的“革命行动”，凌 辱、打骂、批斗、甚至虐杀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们。红卫兵的这些暴虐行为，得到了中央媒体的支持和宣传，掀起了“文革”的第一个血腥的高潮。有的地方借助红卫 兵运动兴起之势，有意地怂恿、鼓励，甚至组织了对“牛鬼蛇神”采取“革命行动”。北京市大兴县一些公社对四类分子进行集体屠杀，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在8、9月间，在首都北京打死1772人。被驱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户。[7]
　　从北京兴起的“红色恐怖”风暴，很快刮到了全国各地。许多地方的干部子弟公开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8]在中共西北局所在的西安市，干部子弟们还成立了名为“红色恐怖队”的红卫兵组织。
　　为了规范红卫兵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一些造反早“牌子硬”的红卫兵组成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最著名的是西城区分队，简称“西纠”。他们在1966年8、9月间，曾接连发了13个通令，呼吁保护革命老干部，停止打砸抢。但这些有血统论背景的红卫兵的维持秩序，是对付传统阶级敌人和出身不好者，采取“以暴易暴”的方式，甚至私设公堂，打人致死。所以，社会普通民众对他们的作为都抱有强烈的反感。
　　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的兴起，把不断升级的阶级路线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家庭出身决定着人们的一切，成为人们政治身份的象征，盘查出身成了社会一 时风尚。人们乘车船、住旅店、进饭馆、上医院，都要被查问家庭出身。有的人为了表明自己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甚至对父母采取极端行为，造成了无数的人伦悲 剧。
　　中国几千年的道德人伦，在共产革命洪流的无情冲击下，以红卫兵运动为最，达到了礼崩乐坏的巅峰状态。红卫兵挥舞着“血统论”的旗帜，把长幼尊卑、师道 尊严、礼义廉耻都视为“封、资、修”的旧东西，将人类文明的价值视如敝屣，一股脑儿地荡涤殆尽。用无法无天的“打砸抢抄抓”的“红色恐怖”暴力，给这场革 命首先涂上了血色的基调。
　　（二）“造反”运动兴起中的血缘文化冲突
　　红卫兵具有强烈的“接班人”意识的一群孩子，自称是响应毛泽东教育革命的号召而起事。但如果仔细考察可见，毛泽东提出的教育革命，主要还是强调阶级斗 争教育和政治挂帅，对以家庭出身为中心的阶级路线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有研究者称：对这个阶级路线最热衷的，“更多的是领导干部和他们的子女，而不是最 高领袖”。[9]对红卫兵自行起事的“造反”，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
　　这些干部子弟组织红卫兵在学校里刚刚举起造反大旗时，当时的领导人是把他们当作自家娃娃的淘气行为对待，认为是左派学生的革命行动，要求各校工作组把 他们融合到青年团组织中去。这与“四清”运动中处理干部子女闹事的情况同出一辙。但红卫兵像调皮捣蛋的孙悟空一样，并不听从招安，仍然挥舞“造反有理”的 金箍棒大闹天宫，让工作组大为头痛。
　　红卫兵最初在学校的“造反”行动，本可以看作是“革命接班人”的撒娇，但毛泽东从中看到了制造“天下大乱”的契机，把这些青少年不无盲目地反对工作组 的“造反”，上升为“有理”的革命行动，并作为了否定刘少奇、邓小平的传统运动套路的有力证据。毛泽东在1966年8月1日的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 对这些初生牛犊敢于和工作组对着干的“造反有理”精神，再三表示“热烈支持”。随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明确运动的斗争目标是“党内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允许群众自行建立组织，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运动形式。[10]又于8月18日在天安门上亲自接见了红卫兵。在毛泽东 的亲自发动下，全国各大中学校的在校学生们“奉旨造反”，一哄而起，建立起了名称各异的红卫兵组织。这些不谙世事的青少年学生，一下子成为了历史的主角， 充当了大动乱的先锋队。
　　毛泽东在发动红卫兵运动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些早期红卫兵与生俱来的血缘情结，在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告诫他们说：要“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人们”。[11]但是，这些狂热的红卫兵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桀骜不驯，把“血统论”当作阶级革命的旗帜挥舞，高唱“先辈血战创江山，革命后 代来接班”的造反歌[12]，走上了“造反有理”的政治舞台。
　　血统论红卫兵排斥其他出身的人参加运动的权利，斗争目标是传统的阶级敌人，这与毛泽东运动意图和斗争目标显然是不符的。所以，“对联”一出台，陈伯 达、江青等人均表示了不同意见，说这是“封建术语”，劝告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基本如此”。[13]但红卫兵们却提出了更多的血 统论对联，如：“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横批：理应如此”；“老子革命打天下；儿子造反保江山。横批：代代红”等。血统论的滥 觞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感，当时就有“对联”回应说：“我父革命我光荣，娘胎里是自来红；他父反动他倒霉，天生永是自来黑——形而上学。”表达了人们对血统 论的讥讽和厌恶之情。
　　在否定了派“工作组”方式后，“文革”运动进入了领袖直接号令群众的运动阶段。全国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根据不同观点自行组合，组织起了不同群众组 织，进行“自我教育”的造反革命。这种放手发动群众的方式，打破了中共传统的通过党团组织的群众动员方式，让群众一时间得到了结社和言论的权利。人民群众 第一次可以脱离开党团组织系统，按照自己的观点自由组合建立组织。这是“文革”不同于以往政治运动的重大变化。首先是政治认同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参加 运动的政治门槛放宽了，一些出身不怎么光鲜的人也可以参加运动。而且人们参加政治运动中的资格，也意味着改变自己政治生命的机会，在运动中有良好表现，可 能会获得政治认同和组织归属。再者是政治认同的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斗争“地富反坏右”为重点的阶级斗争的传统观念，提升到了斗争“走资派”为重点的 路线斗争观念；运动的斗争目标要由传统的阶级敌人，进而升级到党内的“走资派”。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在群众中出现了“左”与“右”、“革”与“保”的 种种分歧，形成了拥护与反对党委和工作组的相互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
　　拥护党委和工作组的一派，承继了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是中共统治的传统社会力量、阶级－政治谱系的主干和基础，其成员中党团员、积极分子和“红五类”出身的居多，政治上比较可靠，在工作组时期也比较得势。他们是运动中的“保守派”的主体。
　　反对党委和工作组的一派，拥护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成员的家庭出身比较“灰”的居多，阶级成份较为复杂，与党团组织较为疏离，在政治上比较边缘化，许多人在运动初期还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打压。他们是运动中的“造反派”的主体。
“保”派与血统论红卫兵在阶级斗争理论上同根同源，斗争对象都是传统的阶级敌人，思想路径最为接近。两者区别在于，“保”派在政治上坚持的是“四清 版”的阶级路线；“血统论”则是在这个“四清版”基础上的干部子女升级版，是对传统阶级路线的否定之否定的更为偏激化的发展。
“造”派与血统论红卫兵虽然都是在“文革”初期反对工作组的，但实质上有很大不同。血统论红卫兵的反工作组，是要求落实干部子女教育优先的绝对地位。 而造反派与他们决然不同。从成分上看，“造”派成员一般大都是平民子弟出身，没有显赫的红色家庭背景“罩着”，与统治集团没有什么瓜葛。许多人在工作组的 政治排队中是被列为不可靠的一类；从投入运动的动机看，他们与血统论红卫兵来自传统政治教育虚构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同，对官僚特权阶级有来自现实生活的亲身 感受。“走资派”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臆造的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实际上，很多人所以走上了造反之路，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逼上梁山”的，虽然 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在受到体制性压制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造”派的很多骨干分子在工作组时期有挨整的经历，不少还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所以在否定 工作组路线后，他们顽强地要追缴工作组时期整他们的“黑材料”，结队冲击派工作组的上级部门，这实在是有害怕“秋后算帐”的担心。而老红卫兵们显然不存在 这个担心，没有“矛头向上”的动力。
　　从“造反”的行为来看：造反派红卫兵的“矛头朝上”的造反，比之血统论红卫兵“矛头朝下”的造反，无疑更需要胆气，政治风险更大。他们的出身和经历， 决定了他们对血统论有着天然的反感，比较容易接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且他们具有平民色彩的向上的造反，比之以向弱者施虐为能的血统论 红卫兵，也容易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造”派红卫兵是在毛泽东否定工作组路线之后，开始崭露头角的，其主体力量是更为成熟的大学生。8、9月间，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们接连成立了三个司 令部，“中央文革”一一予以承认。但最后肯定的，则是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
　　毛泽东撤销工作组，是为了“放手发动群众”，打倒刘邓为首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这是血统论红卫兵不能胜任的事情。大专院校是出身问题比较集中的地 方。实际上，工作组比原校方更强调阶级路线和家庭出身，在运动中倚重的基本都是干部子弟，并在学生中划出了一批闹事犯上的“右派”学生。撤销工作组后，中 央要求各地各单位为这些错整的人平反，放手发动群众。但是，发动群众的事情并不顺利。各校文革委（筹）的领导成员和红卫兵头头，基本还是工作组时期扶植起 来的一批骨干人马，还是干部子弟掌权。他们延续了工作组时期的做法，继续在运动中贯彻阶级路线，斗争目标是“打黑帮”，限制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参加运动，被 称为“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
　　工作组撤离后，学生们迅速分成了拥护和反对工作组（党委）的两派。拥护的一派，核心成员是工作组和党委培养的积极分子，党团员和“红五类”出身居多， 跟从者众多，被称为“保皇派”；反对的一派，核心成员是曾被工作组（党委）整治的一些人，坚决要为他们彻底平反，开始时人数较少，但斗争性强，是坚定的造 反派。一些出身不那么光鲜的学生也组织了红卫兵，甚至站到了反工作组的造反派一边。这不能不引起了一些拥护工作组“保皇派”红卫兵的愤慨和不满。他们本能 地祭起了阶级路线和血统论的武器，反对造反派，保卫工作组和学校党委。大学生保守派中的干部子弟，自然不会像拥护“对联”的中学生那么草莽，但其“自来 红”色调是一个样的。其代表性的语言是：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出身不好的虽然也愿意革命，但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14]这就是说：家庭 影响是第一位的，后天努力的“重在表现”并起不了什么作用。
　　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高干子弟谭力夫，在校内一场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上，作了现场的即兴发言。谭伶牙俐齿，雄辩滔滔，为工作组评功摆好，说：工作 组时期整的人“罪不当罚者极少”，强调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宣称：我们就是阶级路线的既得利益者，“家里人就是家里人，家外人就是家外人”，斥骂 反工作组的同学是“狗崽子翻天”，并放粗口骂道：“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15]
　　谭力夫的辩论发言，以强调家庭出身为阶级路线立论，充满了仗势欺人的霸气，但却代表了为工作组扶植起来的这批积极分子的观点，得到了保工作组（党委） 一派的学生们的支持，很快在北京流传开来，并很快散布到全国。许多地方把这篇讲话作为拥护工作组（党委）的保守派的思想武器，大量翻印。他们指责批判工作 组（党委）的造反派是“右派翻天”，到处喊起了“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口号。
　　无独有偶，老红卫兵在“破四旧”向“牛鬼蛇神”施以革命暴力的同时，也是反对把矛头指向党政领导“当权派”。通令不准“一切组织和个人”冲击“革命老 首长”。称冲击老干部的行为是“狗崽子”“进行疯狂阶级报复”。疾呼：“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不许动我们的革命老干部一根毫毛！”[16]。他们 还到石油部等单位制止大学造反派学生的造反。保守派红卫兵与老红卫兵声气相投，都是把阶级路线作为革命的法宝，清华大学等校的保守派红卫兵还联络中学老红 卫兵们，到大学校园里镇压对立派。
　　不仅如此，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在支持干部子女组织红卫兵的同时，还利用北京的这些老红卫兵们为自己保驾护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利用职务之便，策 动北京师大女附中宋要武等人到武汉去，制止北京南下串连的学生攻击湖北省委。宋是老红卫兵的脸面人物，在“八·一八”得到毛泽东接见并给他带上红卫兵袖 章，毛以“要武”为其改名。宋要武一行来到武汉，立即发表声明，责骂反对湖北省委的北京同学是“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王八蛋”，“企图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 件”，还放狠话威胁说“饶不了你们”。[17]
　　可见，血统论思潮及其载体老红卫兵，是在传统阶级斗争观念上的极端发展，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庇护下向弱者施虐的“红色恐怖”行为，排斥非 “红五类”同学参加运动权利的霸蛮，不仅政治上是保守的，不符合斗争党内“走资派”的大方向，也把自己孤立于群众之外，遭致社会上人们普遍的反感。老红卫 兵的“造反”是“革命接班人”向传统阶级敌人的造反，与“保”派红卫兵在政治上是一致的，都跟不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甚至还要保护“走资派”。他们适 应不了毛泽东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党内路线斗争的“战略部署”，实际上成为了“文革”运动的阻碍力量。“文革”领导者要把运动引向斗争“走资派”的方向上，就必须破除这个障碍，更广泛地发动群众。
1966年10月，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为标志，“文革”运动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这个阶段是由阶级斗争转为路线斗争的阶段， 主要内容是开展“矛头朝上”的造反，“踢开党委闹革命”。“血统论”思潮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表现形式。谭力夫本人也被中央文革点名批判，作 为鼓吹“血统论”、反对“十六条”的坏典型。随着血统论思潮成为明日黄花，最先挑起造反大旗的中学老红卫兵们，也走到了穷途末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造反 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替代老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体。大学造反派的兴起，为运动目标从社会的“牛鬼蛇神”向党内的“走资派”的转移、运动方向由阶级斗争 向路线斗争的深化升级，提供了群众组织的工具。
“中央文革”此时表态批判“血统论”，政治功利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群众放下思想包袱，敢于“造反”。陈伯达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血统 论对联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地主阶级哲学，说他们是“自己不愿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18]1966年11月14日，江青在接见 北京中学生代表时更明确地说：阶级路线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搞革命。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思想革命化。只要跟毛主席干革命， 就不是狗崽子，甚至可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19]在1967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号召对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大加讨伐。做“革命造反 派”，这是对“重在表现”的“文革”版再诠释。
　　无论如何，中央文革公开批判“血统论”，对非“红五类”出身的广大学生无疑是一个政治上的解放。“血统论”在运动前期对“黑五类”的欺凌，对“灰五 类”的贬斥，对后期刺激广大群众参加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许多人就是因为受过血统论和早期红卫兵的迫害，才毅然加入到向“走资派”开战的行列。“保”派 组织按阶级路线的排队划线，很快失去了传统的政治效力。能否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造反，成为是否革命的标志。越来越多的人放下包袱，加入到了造反队伍中， 为“文革”的“矛头向上”，提供了新的群众动力。
　　在批判“血统论”思潮中，造反派组织还对干部子女特权进行了批判，还查起了其代表人物的家庭旧账。造反派查出了谭力夫其父谭政文玩弄女性的事情，在小 报上大肆宣传。这是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但是，“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批判，目的是为开展运动扫除障碍，并不是要否定阶级路线，所以批判主要集中在“自 来红”方面，对“自来黑”方面则采取了回避态度。
　　在对血统论的批判中，多数人保持了政治上的谨慎，一般都是围绕阶级路线强调“重在表现”是党的政策云云。但青年工人遇罗克却在“血统论”甚嚣尘上之 时，1966年秋发表了《出身论》等文章，勇敢地向“血统论”宣战。文章以社会影响超过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的鲜明论点，为因出身问题受到伤害 的人们鸣不平。[20]遇罗克本人就是因出身问题而受到阶级路线的不公正待遇的青年，他的文章反复强调的主题是社会平等。即：所有中国青年，无论家庭出身 如何，都应当一律享有平等的权利，差别只存在于后天的努力。《出身论》不仅揭示了“血统论”的荒谬性，而且直接触及到了它的母体——阶级路线本身的不合 理。文章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不胫而走，尤其受到了那些因家庭出身问题，遭到社会不公正待遇的青年人的热烈欢迎。
　　遇罗克的文章，遭到了狂热鼓吹“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们的激烈反对，也为坚持阶级路线的保守派红卫兵所不容。造反派红卫兵则首鼠两端，主要论点认为， “血统论”与“出身论”是两个极端，都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遇罗克以人权平等的武器对“血统论”进行的“武器的批判”，也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列为 从极右的方面反对“血统论”的反动文章，予以禁止并组织批判。但《出身论》在许多人心里都产生了共鸣，并且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红卫兵派系形成。北京中学红卫 兵的“四三派”观点，就受到了《出身论》的很大影响。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奉旨“造反”的先锋——以“天之骄子”的干部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随着对“血统论”的批判，淡出了历史舞台。大学 生替代了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兴起。造反派红卫兵挟带遭受打压的反弹之力，有着反对“血统论”的道德优势，符合路线斗争的“大方向”，很快成为群众运 动的主流。在北京的大学里面形成了影响全国的五大学生造反组织，即：清华大学的清华井冈山、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北京地质学院的北地东方红、北京航空学 院的北航红旗、北京师范大学的北师大井冈山。他们在批判工作组中崭露头角，敢于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当权派干部，为“中央文革”看重，并通过操纵他们来运动 群众。
　　（三）从阶级斗争到路线斗争：政治认同转换中的血缘文化意识
“文革”运动的“批判资反路线”阶段，是从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提升的一个关键阶段。过去传统阶级斗争的政治认同标准，已不能适应这场革命的需要了，必须转换为新的路线斗争的政治认同标准。传统政治运动的“敌、我、友”的关系，一下子全然混乱起来了。
　　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总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加强了党的各级组织的权威，政治认同实际是以各级党组织为归属的。在反 右派运动中，许多人只是给所在单位的党组织领导人提意见，就被定为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但“文革”则不同。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 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方式是由领袖直接号令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自下而上地层层夺权，在中 共执政17年后重新再来一次夺权斗争，重新建立党政组织系统。这是以大民主的群众运动方式搞党内的路线斗争。所以，“文革”的发动和兴起过程，首先是一个 政治认同机制的更新转换过程。但可以说，这个政治认同转换过程始终没有完成，“文革”运动一直处在群体性思想混乱之中。
　　在这个政治认同的转换过程中，传统的政治秩序和权力关系发生了混乱和颠倒：过去人们熟悉的政治归属对象不见了，一些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变成了“走资 派”，成为了这场革命要打倒的造反目标；一批处在政治谱系低端的落后分子和问题分子，变成了革命的领率力量，戴上了“革命造反派”的新光环；处于政治谱系 高端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却处处跟不上运动步伐，成为了奴性十足的“驯服工具”，其光环黯然失色；在毛主席和党之间出现了认知分离，对领袖的效忠和对党组织 的效忠变成了两回事儿，毛泽东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级党组织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要通过这场运动重新洗 牌，进行“整党建党”，完成权力系统的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旧的权力归属关系撕裂，新的权力归属关系产生，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失却了界限，充满了各种 冲突——党性和派性，组织与个人，政争与权争……在不断脱落的政治神圣性外衣下，闪现出了传统血缘文化摇曳着的模糊身影。
“文革”运动是一场所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大搏斗”，多年来以党组织为政治生命归属之地的传统观念落空了。判定个人和组织的政治属性是革命、不 革命和反革命的划分标准，是他们在运动中的路线归属：是站在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到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冲击党政 机关的“造反”行动，成为了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行动。对这种政治认同观念的急剧变化，原来大多数党团员积极分子既不理解，也不适应，跟 不上运动的发展。在各地保卫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保皇派”组织中，集中了原来政治谱系的高中端人群，党团员占了大多数。他们满怀着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政 治热情，却懵懵懂懂地犯了“政治错误”，走到了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背离的道路上去了。这不能不给他们带来了政治归属失落的心理恐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的冲击下，传统体制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系统全面停摆，各级党团组织一律停止活动，人们失去了旧有的政治归属，急切地要寻找新的政治归属，极力跟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实现从阶级归属向路线归属的革命性质转变。
　　政治认同迷失的心理恐惧很容易转化为制造现代迷信的群体性社会动因。在运动中，为了表示对领袖的忠贞不二，人们不断强化表达方式，通过使其宗教化仪式 化，表示自己对毛泽东的誓死效忠是“海枯石烂心不变”。在参加运动的各派群众组织中，为了响应毛泽东的“造反”号召，大家都标榜自己是“革命造反派”，搞 起了形形色色的造反行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为风行一时的革命时尚。无论哪一派群众组织，是“保”是“造”，谁都声明自己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 线”的革命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文革”转入批判“资反路线”后，在路线斗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新的政治谱系。能否响应毛泽东号召向修正主义领导“造反”，成为是否忠于“毛主席革命 路线”的政治标志。“造反派”成为革命的代名词，“保皇派”和“保守派”成为了不革命的代名词。造反派组织迅速扩大，由少数转为多数。“保皇派”组织得不 到“中央文革”的支持，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许多“革命干部”被打倒，成为了“走资派”，进入了敌我矛盾的“黑帮”系列。这种运动的群众动力、斗争对象和 政治认同的骤然转变，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批主要来自保守派的学生，基于传统阶级斗争的观念，对“文革”的运动方向提出质疑，有的直接批评到“中央文革” 大员的头上。这些不同意“中央文革”的群众言论，集中出现在1966年11月底到12月中旬，被“造反派”称为“十一月黑风”。[21]
　　在这场首轮出现的反对“中央文革”的潮流中，以老红卫兵的表现最为醒目，形成了著名的“联动”思潮。“联动”思潮的出现，与这些干部子弟们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境遇是直接联系的。
　　毛泽东为了发动“造反”运动的需要，首先支持了干部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但是，这些干部子弟是阶级路线和“血统论”的既得利益者，不能容忍出身有 问题的学生也能参加运动，对发动群众有非常负面的作用。“中央文革”报告说：这些红卫兵“对抗‘十六条’，破坏文化大革命；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 线”。[22]于是，他们建议高干子弟不要把持运动的领导权，要把领导岗位让给普通工农子弟。[23]继而又发动了对“血统论”批判，打破“自来红”的一 统天下，以便动员广大普通群众参加运动。“文革”领导者转而青睐和支持敢于“矛头向上”的“三司”等造反派组织，最先投入造反运动的老红卫兵们遭到冷落。 这些叱诧风云的“天之骄子”风光不在，被急速行驶的“文革”列车甩了出来。更为严酷的是，随着一批批的“走资派”被揪出，老红卫兵中不少人的父母也被打 倒，使他们丧失了“革命干部子弟”的红色接班人身份，被抛入了“黑帮”子弟的行列。“血统论”的“红”与“黑”的幻变逻辑，对其倡导者们的回报，也是这样 残酷无情。
“文革”运动进入路线斗争阶段，对红色的血缘关系带来了剧烈冲击，激起了这些“造反”的始作俑者的逆反心理。他们声气相投，强化了干部子女的凝聚力。 一些老红卫兵的骨干分子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反对“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老干部和“革命干部子女”。“联动” 思潮代表了老红卫兵在个人切身利益受到伤害时的抗争意识，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方向路线错误，反对普遍冲击和揪斗老干部，反对打击老红卫兵，激烈地 抨击“中央文革”和“造反派”。
“联动”与其说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一个思潮，不仅在北京，在各大城市都有。他们曾是“造反”的先锋，但由于个人切身利益遭到了损害，才转而反对和质 疑“文革”的。但他们仍然放不下“血统论”的观点，怀念“红八月”横扫一切的威风，毫不掩饰其维护特权利益的要求。这种失意贵族子弟的惆怅，被造反派讥讽 是“保爹保妈”派。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003号，是反映“联动”思潮的一份重要文献。[24]一方面，“003通告”号召 坚决粉碎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打倒各级反动造反组织，还要求忠于过去的毛泽东思想。这表明他们对毛 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另一方面，“003通告”提出了“联动”的组织发展路线，首先由省部级以上的高干子弟建立核心组织，第二步由地委到公社干部子女建立基层组织，第三步再吸收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解放军 官兵、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不难看出，这个组织构架是按照官册制度进行血统等级排序的，尽管这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一纸空文，却反映了这些红色贵族子弟高高在上 的傲慢和特权意识。
“联动”对“中央文革”和“三司”造反派进行了很具他们特点的反抗，甚至冲击公安部。1967年1月，“中央文革”指使造反派对这些所谓的“联动”分 子采取了统一行动，砸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把其骨干分子抓送到了监狱。普通群众对“联动”的特权意识并无好感，对抓捕他们是拍手称快的。至今，人们还是把 “联动”作为“文革”的邪恶力量看待的。
　　（四）“全面内战”：派性斗争中的血缘文化
1967年1月，全国进入夺权斗争阶段。为了支持全面夺权，毛泽东作出了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决定，要求军队“支持左派夺权”，还于1月28日批发了林彪报送的军委“八条命令”。
　　毛泽东下决心全国全面开展夺权运动，似乎是因为各级领导干部都撂了挑子。“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把他们的权夺过来就是了。但是，夺权不同于人事 调整、撤换干部这么简单，它是整个政治系统的更新和改造。夺权制造出了更多的不可协调的矛盾，在群众中形成了两大派组织，使“文革”在不可自拔的泥沼中越 陷越深。军队全面介入“文革”夺权的支“左”，就是毛泽东制造出的一个不可协调的矛盾。军队与地方党委的渊源很深，地方主要领导干部大都是军队出来的。在 政治观念上，军队与地方党委是沆瀣一气的。
　　各地在夺权运动中，进行了新的政治组合。过去明目张胆保各级党委的“保皇派”组织已经瓦解了，夺权的各派群众组织都自称是“革命造反派”，但观念差异 很大，形成了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分野。一般来说，保守派更多地沿袭了阶级斗争的观念，成员的成份比较单纯，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多。有的组织是直接由“保皇派” 演变过来的。造反派更多地带有路线斗争的观念，成员的成份比较复杂，有问题的人比较多。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看不明白路线斗争的这些事，他们认为的 “左”派，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党的依靠力量，都是“保”字号的。所以，让军队去支“左”，很自然支持的都是党团员多成份好的保守派，镇压的是在冲击党政机 关、批斗领导干部中表现积极的造反派。在选择支左对象时，军队干部的夫人和孩子起了很重要的参考作用。“文革”领导者不得不在1967年3、4月间，召开 军委扩大会议，给军队干部灌输“文革”的观念，扭转军队的支“左”偏向。
　　毛泽东在夺权中特别不放心干部子女，特别是军队干部子女的问题，对老红卫兵也有批评。他在批准军委八条命令时，专门强调要“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 女的问题”。1967年2月毛泽东接见外宾时也谈到了老红卫兵的蜕变。他说：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变成反革命的。[25]毛泽东还批 评一些军队干部专门听老婆、孩子的话，支持保守派。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举了战国时期触说赵太后的历史故事，要求军队干部管 好自己的子女。江青的这篇讲话，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印成了《为人民立新功》的小册子，广泛发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江青等人出面，在1967年4月 22日接见并当场释放了被关押的100多“联动”分子。周恩来还要他们要过好家庭关：父母犯错误，但你们是国家财富，国家管你们。这些受委屈的孩子们感激 涕零，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北京中学的红卫兵派别的形成，与“出身”问题联系得十分密切。在老红卫兵失势后，造反派红卫兵兴起。1967年年初北京中学实行军训，卫戍区军训团实 际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军训团比较注重以阶级路线划线，引起一部分中学生的不满。中学生分成了“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派”受到遇罗克《出身论》影 响较大，批判“联动”思潮十分积极。“四四”派则认为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朝下”，拥护军训。
　　北京是“文革”司令部所在地，“造反派”居多，军队的支左都搞不清门里门外，其他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军队支“左”就更难说了。军队开始支“左”镇压的都 是“造反派”组织，随后中央又给这些组织平了反，而又引起另一派组织的不满。在军队的参与下，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越打越大，冷兵器不足施威，又动上了热兵 器，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政治路线的认同关系实际上已转化为派性斗争的利益关系。
　　经过多年来阶级斗争仇恨意识在群众中的灌输，政治活动历来被认为是不可协调和你死我活的。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人人耳熟能详。大家都明 白“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了权就丧失一切”的道理，利益当前，寸步不让。在夺权斗争中，《毛泽东选集》中充满机智和诈术的革命策略，两大派都是运用得滚瓜 烂熟。大家都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要搞垮对方，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互泼脏水，刀兵相见，派仗打得天昏地暗。在“全面内战” 的高潮期，几乎人人都被卷入到了派性斗争之中，甚至家庭也成了各派观点的辩论场所。许多家庭甚至闹到了夫妻反目、兄弟相阋、父子决裂的地步。
1967年7月到9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为这种天下大乱的情况振奋不已，认为是“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 发动起来了”。他把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都卷入了“文革”的辩论争吵、打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作为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证明，“从来的群众运 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26]
　　从中国百年革命的长时段上看，毛泽东此言确实不虚。“文革”把党国的政治强力直接切入到了家庭关系的内部，把革命的楔子深深打进了最微小的社会单元 ——家庭之中，撕裂了人类社会关系中最坚韧最强梁的血缘关系，让任何人在革命面前都无从遁形，这确实是革命的全民社会动员达到了的极致。古今中外的历史 上，甚至在战争状态下，都难以看到这样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但“文革”做到了，通过对家庭伦理的颠覆，毛泽东把革命推到了登峰造极的最高域界。
　　在“全面内战”的夺权斗争中，人们的政治认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阶级归属进到路线归属，又由路线归属转为派性归属，在这个变化中，个人利害关系渐渐脱去了理想主义的外衣，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具有了理性因素。
　　毛泽东成功地动员起来了亿万群众投入“文革”运动之中，但他对“文革”运动的领导并没有一定之规，是根据运动的情势因势利导，时而反左，时而反右：为 了压制住反军的浪潮，端出了“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为了压制住右倾的势头，又端出了军队重要干部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样的翻来覆去，不 能不造成人们的政治认同标准的混乱。在对“文革”的方向与目标的众多设问中，保守者提出回归过去17年的故道，激进者要求打倒17年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 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文革”领导者则沿着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理路，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27]
“文革”中新旧政治认同标准交织的混乱，与群众组织相互打派仗的乱象是相互联系的。保守派受传统阶级斗争的影响深，搞起武斗来往往更凶猛，对传统阶级 敌人的下手更重。最为典型的是1967年8月的湖南道县事件。道县等地的一些基层干部和部分农民，组织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对“四类分子”及其子 女进行满门抄斩的大屠杀。一些在外地工作的人也被骗回杀掉，斩草除根，不使其阶级报复。与“文革”初期大兴县发生的打杀“四类分子”的恶性事件不同，这是 阶级斗争的血缘文化在派性斗争中的表现。
　　由于“文革”运动陷入了派性的泥沼，两大派群众组织内战不息，迟迟联合不起来。“文革”领导者认为这是因为有阶级敌人捣乱破坏，要两派共同揪出幕后的 “黑手”，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文革”进行两年后，毛泽东又发布指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 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28] 在这段“最高指示”里，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重新合流了。
　　通过“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建立了一个新的更杂芜、更混乱的阶级－政治谱系。这里面既有过去的传统敌人，又有运动中新添加的敌人。有的是通行的称 谓，如“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也有地方自己制造的帽子，如内蒙古的“内人党”等。“阶级敌人”的黑帮家族在不断地繁衍生息——叛徒，特务，内奸，自首变 节分子，走资派，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里通外国分子，严重投机倒把分子……“文革”的“伟大成绩”也就在于此：敌人越挖越多。
　　（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族化和国家政治活动的家务化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以直接发动群众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层层冲击各级党政机关，全面开展的一场路线斗争。党团组织停止活动，过去的执政党控制社会的 政治系统不复存在了，各级干部成为被运动冲击的对象，国家权力结构发生了轴心裂变。一方面是各级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管理系统全面瘫痪，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 到冲击；另一方面是领袖的个人集权达到顶峰，集“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于一身。毛泽东通过不断发布“最新指 示”的形式去指导运动，成为口含天宪的绝对权威。这是“文革”政治出现了向血缘文化倒退的时代背景。其特点是：
1.“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族化。不受任何制约的领袖个人集权，与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造成了权力的无序化，使“文革”的发动和发展，充满了诡秘的宫廷 政治的色彩。“中央文革小组”本来只是一个临时专项工作的职能部门，它名义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是只听命毛泽东。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皇帝的内廷。 在“文革”中，它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职能，成为“文革”运动的实际指挥机构。这是国家最高权力向传统家族政治的回归。
　　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组成人员来看，就带有极其浓厚的家族政治的特点，其代表人物和主要成员都是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的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凭借 这个特殊身份来传达“最高指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组长。林彪是长期跟随毛泽东的老袍泽，历史渊源很深，毛对林有提携之恩，林对毛有辅佐之功。林彪是 毛泽东最信任的股肱心腹，非常明白“得一人者得天下”的传统政治权术，在主持军委工作后，大搞个人迷信，投其所好，深得毛泽东欣赏。在“文革”中，毛泽东 贬斥了刘少奇后，让林彪接替了刘的第二把手地位，确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陈伯达是毛泽东的老秘书，长期为毛泽东起草文稿的文胆，大笔杆子， 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也是与毛泽东私谊很深的人，曾在延安整风中担任总学委副主任，为毛泽东竭尽犬马之劳。这种以毛泽东私 人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文革”司令部，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一言堂”的毛家班，很有些传统王朝的朝廷政治的特点。其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明争暗斗，重新演 义了王朝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宦官与外戚的宫廷斗争。
2.最高权力的家政化。“文革”的中央政治，带有很浓厚的家政特点。叶群曾对高岗夫人说过：中国的政治中，老婆的命运是和丈夫联在一起的。可谓是对中 国政治家族性的深有体会之言。“文革”中的夫人政治是颇具特色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最好的学生”选定的老婆，自然也是“最伟大的夫人”。江 青、叶群正是凭借这种特殊身份，成为了中国政界风头最健的两个女人。江青凭借第一夫人的名位，一旦发起飙来，上至国家总理，下至开国老臣，都得要退避三 舍，宾服于她。
　　毛泽东对“文革”运动的领导，很多是通过江青来实施的。江青曾说：干对了是你毛泽东的，干错了是我江青的。从江青瞒着中央政治局到上海搞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头炮文章，到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都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是要“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只是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信中讲了。信中还讲了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对林彪 “五·一八”讲话的看法等。牵涉国家高层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毛泽东不给政治局的同志讲，不在党的会议上讲，却给老婆讲了。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江青在“文革”中随意点名，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制造了许多事件。实际上许多事都是来自毛泽东的授意。以江青的罪状之一、宣传挑动群众武斗的“文攻武卫”的口号为例，也是先有毛泽东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的指示，才有后来江青讲“文攻武卫”的这些话。包括 “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批周恩来、批邓小平，都是由江青来打头阵，贯彻的是毛泽东的意图。所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理直气壮地说她就是毛泽东的 一条狗。此言不虚。
　　毛泽东的子侄们在“文革”中都不是等闲之辈，也都是横扫一方的狠角色。“文革”开始后，已经毕业正在部队当兵的毛远新，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回到了母校 哈军工，成了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周恩来特地要他当联络员，让他充分得到历练。以后毛泽东又要他去解决延边地区的问题。这都是在重点培养他。另外，李讷在 《解放军报》、李敏在七机部，都是带头造反的显赫人物。他们干的许多事，不少都跟毛泽东和中共有直接关系。
“文革”内斗不已，场面极为混乱。就连“文革”司令部的人物，也是不断地被清除出场。如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就成了“反军乱军”的 替罪羊。江青作为“文革”的前台主角，经常口无遮拦，对股肱重臣、开国将军，动辄点名定罪，在党内开罪人甚多，但毛泽东始终都是对她爱护有加的。就连作为 江青母党一系的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也是百般维护，甚至为保护他们而不惜跟老臣们翻脸。这里并没有什么党的原则，只有与毛泽东的亲疏关系。有人说，“文 革”是毛泽东的夫妻店，虽然话说得有些简单，但不无道理。
3.政治关系的私德化和派系化。政治认同从阶级归属走到路线归属，实际已走到政治认同的反面。路线是以人划线的，认同的只是人格化的路线。政党统治毕 竟不同于王朝统治，是要有起码的政治共识的基础，而不是建立在对权力崇拜和畏惧的基础上。政治趋同和权力趋同的一致性，使“有了权就有一切，丧失权就丧失 一切”的权力哲学大为流行，严重地破坏了中共一向标榜的组织原则。所谓的“跟线不跟人”，实际上是“跟对了人就是跟对了线”。在路线斗争的政治运动风云变 化中，能够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恩庇关系，对于人们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在派性的影响下，政党政治变成了朋党政治。
　　在“文革”中，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今日可以是“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福祸之差，全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好恶。“文革”把路线问题作政 治方向问题、政治立场问题。得到了路线的认同，就是大方向正确，其它问题就可以是小节无害；得不到路线认同，就是最大的政治错误。路线斗争的归属标准是很 模糊的，关键是能否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认可。这就使“文革”的政治带有了私德的特点。要保谁，关键时刻“无产阶级司令部”人物出面讲一句话，就有救 命再生之德。
　　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归属，说到底就是跟什么人的关系。对路线的归属实际上就是对个人的归属。首先是毛，毛以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再以下 就是被“无产阶级司令部”认可的人物，往下就是认可人物的再认可，以此类推。这就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恩庇”关系。以权力等级分为庇护者和被庇护 者，构成了施恩和受恩的依附关系，最大的施主是毛泽东，政治权力关系全面私德化。在政治的操作层面上，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裙带风得以迅速蔓延，盛行一 时。
　　毛泽东也知道这种政治关系的危险性。他一再强调要“跟线不跟人”，这实际上就是要强调自己的最高权威。1968年7、8月起，毛泽东还发动了批判“多 中心”，采取手段来削弱他人的权力、打击他人的威望。但他的革命既然已经造出了这么一个权力结构，可绝不是凭借权谋政治就能削平的。
　　林彪和江青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集团势力。这两个集团对政治归属的认同各有特点。靠“文革”发迹的江青集团是以“文革”新贵组成，凭借 的是毛泽东的声望与影响，在党内基础不深。林彪在军内有着很深的根基，其集团成员主要是“四野”出身的老部下。在“文革”的危难时期，林彪出面救了他们， 他们自然对林彪感恩戴德，不惜效犬马之劳。
　　林立果现象的出现，就是这种政治家族化和政治私德化的产物。林立果之所以能“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就是因为他是林家势力的代表，迎奉他就是 效忠林彪。实际上，比照毛家子弟，林立果的升迁还不是快的。身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对林立果也是屈节逢迎，甚至说他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 切”。这使得林立果在吹捧中不断地自我膨胀，乃至有后来的密谋害毛的惊天之举。
　　在这种政治条件下，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权力斗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处理，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要听他的 指挥。人们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又是毛泽东的政治阴谋。当毛泽东再度强调全党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时候，真正响应者寥寥无几。毕竟不是一个靠法理的正当性行事 的政党了。倒是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对人们认清“文革”的面目，起到了很大思想启发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事情。
“文革”使人们的政治认同，发生了巨大的心理嬗变，路线斗争的结果就是“以人划线”，对组织的依附关系变成了对个人的依附关系，这是政治关系向宗法血缘政治回归的大倒退。

　　六、革命的退潮：政治血缘文化向自然血缘文化的回归

　　每次政治运动，都是阶级归属的再划分，决定着人们的政治生命和前途。是否能够得到政治认同、成为革命阵营的一员，是人们的生存安全的需要，也是参加运 动的最重要的心理。“文革”这场天翻地覆的大运动，的确把中国搞得“周天寒彻”，在最大程度上撕裂了家庭的血缘关系。然而在革命破了千百万人的家之后，并 没有给人们提供出一个能够生存的新世界。随着革命的退潮，开始了人们从政治血缘关系向自然血缘关系的集体回归。
　　（一）政治归属的认同对自然血缘关系的撕裂
“文革”之所以能够把各个社会层面的人们都卷入运动之中，是因为它否定了过去既定的政治归属关系，迫使每个人都面临来自毛的路线斗争新的政治归属关系的重新选择，把人们对政治归属的追逐发展到了最狂热的地步。
　　多年的阶级斗争，不仅造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极权社会，也造成了人的政治生命的意识。政治生命意味着具有在政治化社会中的生存资格，决定着人们的生存 状况和发展前途，关系重大。它用一种生硬的政治关系取代了人们的亲情关系，所谓“亲不亲，阶级分”，相信组织上能够给自己提供庇护。在政治的大原则面前， 友情、信义、良知、爱情都是软弱的，都可能成为换取政治生命的砝码。
“文革”把每个人的政治生命都放到了运动的风口浪尖上，使人们的安全感受到严重威胁，强化了人们对权力的畏惧感和依附心理，人们寻觅政治归属的愿望极 为强烈。远离权力中心的广大群众，对路线斗争的何去何从是不清楚的。他们政治归属的要求，只能表现在“紧跟照办不回头，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所以，“文 革”中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是建立在惶惶不安的民众心理基础上的。人们竞相用传统的崇拜形式表示自己对毛的忠诚、对他的革命路线的忠诚，形成了现代造 神运动的狂潮。出现“红海洋”、“献忠心”、“忠字舞”、“语录歌”、“三忠于”、“四无限”等。对于这些群体性的荒诞，不能简单地归于群众的无知愚昧和 宗教热情，内在的动因还是群众对于权力的恐惧、在暴力下无助、避害趋利的本能和寻求安全感的生存需要。
　　在“文革”运动中，为了表示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义无反顾的革命性而出卖朋友、诬害他人、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的事情比比皆是。在革命的名义下，“文 革”造成了成千上万“背叛”家庭、大义灭亲的壮举。原来出身不好的和文革中新沦为出身不好的，都迫切要求摆脱自己的政治困境，纷纷表示要与父母、亲属断绝 关系，划清界限，揭发批判他们的“罪行”。这股对家庭“背叛之风”表明，“文革”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激发起的政治归属意识格外强烈，并产生了撕裂自然血 缘关系的异常力量。
　　革命可以带来激情和狂热，但随着激情和狂热的退潮，生活要恢复到它真实的本来面目。“文革”造成了无数家庭的人伦惨剧，是政治压力使然，势必是短暂的。
　　（二）无可逃遁的政治和无可逃遁的家庭
　　在“文革”的狂飙袭来时，人们犹如刮到天上的纸鹞，飘飘荡荡，不知云里雾里，但是在轰轰烈烈一番以后，人们总归还是要回到现实的地面上来。当最初的革 命狂热退潮之后，人们面对的现实是：政治的更加专制、经济的更加贫困、文化的更加封闭。政治、经济的严酷现实，都把个人与家庭紧紧地缚在一起，使人们不得 不重新向家庭回归。
　　在政治上，血缘关系始终是“文革”各种政治认同中的最恒定的因素。在毛泽东解决了与刘少奇的路线斗争之后，又回过头来用传统的阶级斗争武器惩治群众， 安定社会。接连搞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构成了“文革”第二个血腥的波峰，各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又创新 高。这一轮的政治运动，是以强力重新建立秩序，各单位都是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上做文章，确定其阶级立场和政治归属。
　　无论个人为摆脱自己的家庭出身做出了多大的政治牺牲，结果无一不是徒劳的。那些希望摆脱资产阶级血缘纽带、得到无产阶级政治归属的个人努力，在被那些 政治掮客利用、作为临时性的政治筹码外，自己并未因为有此革命壮举而解脱出家庭的政治束缚、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就是这样的例证。 1966年底江青亲自策反刘涛，要她揭发刘少奇，并说要当她妈妈。刘涛听信她的话，写了揭发刘少奇的大块文章，在红卫兵小报上广为流传。但刘涛与父亲决裂 的革命表现，也不过只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认可，还是一个出身有问题的异类。其他试图与家庭划清界限的人，也都没有结果。“文革”以其 冷酷的政治现实表明，家庭出身是人们无可逃遁的宿命。
　　随着局势平稳下来，血缘认同对政治认同决定更甚：株连之风大盛，已由家庭成员扩大到其他亲属。对出身要求更为苛刻，作为鉴别人们政治身份的最可靠的标 志，甚至要追根寻源，上查三代、五代以上。摆脱家庭关系徒劳的努力，反证了血缘认同代替政治认同的事实。在得不到政治认同之后，他们的归属意识，迅速变成 了失落感，反过来加强了家庭的向心力。
　　经济上，“文革”造成经济倒退，社会就业面很窄，人们的收入很低，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里，青年人在经济上缺乏自立的能力。特别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 年，城市和农村强烈的反差、农村的贫瘠落后，使他们生计窘迫，家庭不得不为他们付出巨额的经济补贴。正是在这最基本的社会消费单位的意义上，家庭重新表现 出它的强大的粘合力。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李庆霖，孩子在莆田县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年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吃黑市粮 过日子，加上又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生活很困难。让李庆霖忧心忡忡的是，一旦失去了家庭的支援，孩子就没有办法生存了。李庆霖的情况是几百万下乡知识青 年的家庭共同的命运。他幸运的是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这些情况，得到了毛的回信并资助了300元。
　　这些红卫兵一代所有的“阶级斗争”观念都是来自执政党的宣传灌输，并没有自己的认知经验。到农村以后，他们才知道这些所谓日夜想翻天的“阶级敌人”， 实际上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中国最贫困地方获得的实际生活经验，使他们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不再轻信这些教科书知识了。
　　同时，政治生活中不断的政治运动，不停的整人与挨整，造成了人们的自我封闭。激烈的派性斗争制造了人们相互之间的怨恨，即使是局势平稳下来，也是“明 无山头暗有礁”，使人际关系更为冷酷无情。“文革”风云变幻莫测，人的沉浮捉摸不定，落难时能给予照料和宽慰的只有家庭。家庭成员的落难，影响到每个成员 的前程。家长株连孩子，孩子也株连家长。家庭成员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谁也逃避不了。
　　社会上一再宣传的“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现实生活真实的状况却是“阶级兄弟谁管谁”。从革命狂热中逐渐冷静下来的人们意识到，在阶级斗争冷酷的 社会环境中，家庭是唯一能给予温暖的绿洲。无论是政治归属的认同标准，还是经济生活的现实需求，家庭都是自己不可改变的归宿。经过一番“大破大立”的革 命，血缘文化逐渐蜕去了革命的政治外壳，开始回归到人们休戚与共的真实自然的家庭关系上来了。
　　（三）政治回报关系的断裂和自然血缘关系的复位
　　政治宗法关系是效忠与赏赐的回报关系，向上的效忠与给下的赏赐回报应该是成正比的，从而构成了“恩庇”关系。文化大革命使这个结构的链条发生了断裂。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从上到下的执掌各级权力的老干部们，主观上并没有反毛的意图，就是在“文革”中也是一直试图跟着毛泽东走的。但却被毛泽东发动的 革命运动作为“走资派”，被“打翻在地”，遭到批斗、打骂、羞辱，被整得妻离子散，不少人还被整死了。跟着共产党打了天下，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最后落到这 个下场。干部的利益得不到保证，自己还成了革命对象，这使广大干部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怨愤之气。
　　这些跟随共产党辛苦革命一辈子的老干部们，对受批挨斗普遍不服气，怨气很大，牢骚很多。上上下下一片“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的抱 怨声。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对领袖和组织的恩庇关系的失望，使老干部们的政治归属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能不以更务实的态度对待生活，考虑自己的子女与家 庭。因自己被打倒而落难的子女们，失去了本来应有的锦绣前程，落入和平民百姓子弟一起上山下乡的命运。对此，老干部们是有负疚感的。
　　中共九大以后，随着落实干部政策的进展，一批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相继获得解放，走出牛棚，重新恢复了职务，再度掌握了权柄。不能不想到要给受牵连的子 女以补偿，给已下到基层的子女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摆脱上山下乡的劳苦。在上山下乡的群体中，掀起了干部子女回城、参军、上大学的“走后门”风潮。干部子 女大批“走后门”回城的举动，与“文革”标榜的反修防修目标是大相径庭的，也使那些无权无势无关系的平民子弟，再次认识到了他们和干部子弟与生俱来的落 差。
　　江青一伙想利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机会，批一下“走后门”。深谙权谋之道的毛泽东自知这场运动得罪了广大老干部，对他们为子女走后门的行为采取了网开一面的态度，把自己也列入其中，说自己也送了几个女孩子上大学，制止了江青等人的做法。
　　走后门是政治血缘文化向自然血缘文化复位的标志。此风一起，就以势不可挡之势席卷社会各行各业。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安排子女都是家庭的首要问 题。上山下乡的压力，社会就业门径狭隘，使子女的安排十分困难。社会封闭，经济倒退，文化萎缩造成社会机体的僵化，已没有青年自我选择的条件，子女为谋求 自己出路的个人努力是其效甚微的，安置工作是比较父辈本事的激烈竞争。人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纷纷挖路子，走门子，钻空子。父辈的职位、职业、职权都可 以变为走后门的交换条件。但在权力的潜规则面前，普通群众是无能为力的。这可以说是以权谋私的初级阶段。社会上“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谚语广为 流传。
　　政治化社会的权力运行效能，需要看其道德教化的功能如何，不断灌输的“思想革命化”提供了保障运行的润滑剂。在“文革”的动乱中，社会权力的运行出现 了紊乱，权力的公共性质在蜕化，私有因素在增加。在全社会“走后门”的风气中，人们把权力和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互通有无，构成了权权交换的关系。虽然， “走后门”的现象在“文革”前就有，但形成风气、公开化了，甚至堵住前门走后门，这还是“文革”后期的事情。
　　各行各业的走后门，构成了人情关系之下的权力－利益的交换网络。这样，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就异常突出地表现出来了，权权交换的“关系学”开始流行，成为 生活的基本方式和生存技能。从家庭伸延出来的血缘、准血缘关系，以权为纲，织成了巨大而无形的网络，划定了人们的社会活动范围，使人们复归于家庭。为子女 谋出路将权力关系和血缘关系得到了现实性的融合，并向全社会迅速蔓延开来。社会公开的道貌岸然的大公无私的革命宣传，和实际的社会运行规则，差距越来越 大。名实不符的社会道德虚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当时流传说：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营业员，是最有交换能力的职业了。
　　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企图重建社会生活的“革命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再度提出了“学理论”运动，以马克思的“两个决裂”的理论观点说明“文革”的合理性，批“资产阶级法权”，搞“新生事物”。但此时，人们对这些东西再也鼓不起兴趣了。
　　对媒体大加宣传的新生事物和革命举动，如在洪水中舍命抢救几个电线杆子的英雄，立誓“扎根”农村的知青典型，大学生与农民结婚，后门兵的退兵、后门上 大学的退学，小学生“反潮流”日记等，民间的认可度是非常低的。大家对这些“反潮流”的政治标杆人物，讽刺声音不绝于耳。也就是说，人们的判断力已经回归 了现实生活的常识，并从生活的常识中感到了“文革”的荒谬性。不会再相信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了。对于这些报刊上竭力鼓吹的“反潮流”人物，人们大都把他们 视为是一批狡猾的既得利益者，是想通过制造和宣传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政治高调，来牟取自己的实际利益。
　　血缘文化从扭曲的政治形态回归到社会自然状态，对反“文革”力量积聚也有着作用。在阶级斗争的恐怖氛围中，人人相互猜忌、相互警惕，反“文革”情绪的 传递靠的是最可靠、最原始的血缘、准血缘关系。“文革”后期，有关江青、“四人帮”的小道消息盛行，就是在这些可靠的人际关系渠道传播。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上第一次批评了江青，并以他特有的语言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称为“四人帮”。形势略微倾向老干部一边， 社会上流传了许多真真假假的各种消息。如“红都女皇”事件、毛泽东批“四人帮”、政治局批了江青、张春桥想当总理等小道消息，都是从高干子女中传播出去， 然后扩散到社会上的。流言成为反对“文革”的神兵利器，把江青、张春桥们搞得十分狼狈，不惜动用专政机器追查谣言，结果使谣言的散布更加广泛了。
　　在“文革”末期，民间各种流言纷纭，传递着人们对毛泽东和“文革”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发动全民评《水浒》，以他擅长的古典文化，批评宋江是投降派，影 射现实，暗指周恩来、邓小平和一批老干部。而民间也以古典文化影射现实，讥讽“文革”当局。当时在民间私下流传着晚唐诗人温庭筠的一首咏史诗《过五丈 原》：铁骑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暗示毛泽东 “远贤臣、近小人”，要搞家天下。
　　人们积压数年的反“文革”情绪，通过人际关系的渠道，在民间不断酝酿积聚，终于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爆发出来了。人们借悼念周恩来，公开发泄 对“文革派”的不满，矛头暗指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发响起的“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的呼喊，“洒泪祭雄杰”的呼唤“现代化”的声音， 表现出了人心向背的历史力量。
　　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政治轴心顿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密谋，一举抓捕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代表的“文革派”。这是以“宫廷政变”的 方式结束了“文革”，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腥风血雨”的局面。双方都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一方是他亲自指定的接班人、“顾命老臣”和“大内总管”；一方是以 毛夫人为首的“后党”、近臣。在权力高度集中，乃至出现了政治家族化的局面时，也只能是重演历史的故事，用非常手段结束非常之局。当然，对于实现历史转 折，重新启动中国现代化的改革开放事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代价较小的方式了。

　　七、余论

　　（一）以“彻底革命化”为号召的文化大革命，却走向了传统血缘文化复归之路。这表明：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人们社会发展的社会条件已全面退 化了。人的生物性关系越来越成为人的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家庭的状况对一个人的发展前途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强化，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政治生 物性”社会。这是巨大的历史倒退。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表明，共产革命虽然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最激烈的冲击，建立了集权程度最高的大一统体制。但是，并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和 法理性的国家体系，社会深层的结构还是传统的。没有建立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没有维护个人权利的公共体系，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和行为方式，还没有走出家国的 认知体系。历史反复证明，权力越高度集中，政治风险越大。国家安危系于一人之身的政治，是最危险的政治。分权制衡下的权力，无论是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 立，政治是具有稳定性的，社会是有发展空间的。
　　（二）革命曾以血与火的暴力无情地撕裂了传统中国的血缘纽带，但在新一轮的继续革命中又将其重新复原了。革命走了一个轮回。一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表 现在个体越来越多得到社会支持的条件和具有自我选择的自由条件。个人发展的自由空间，只有在社会真正发育起来、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成长、自组织结构发达、实 现了横向分权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向国家权力集中的纵向集权、消灭个人权利的国家集权体制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所以，在共产专政体制下，无论具有东方文 化背景的中国、朝鲜，还是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苏联、东欧、古巴，都可以看到这种政治体制中的血缘文化组合。
　　福柯的后现代观点，曾提出了推论性政治与生物性政治的概念。在共产体制国家中，意识形态起着推论性政治的功能，以一套不容质疑的简约理论对青少年实施 伪社会化的教育。而实际社会生活是随着阶级斗争不断的泛化发展，形成了革命语系下的新传统主义，使人们对体制有着强大的人身依附，构成了“不服从不得食” 的生物性政治关系。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的两张皮，使人们的政治认同中存在着结构性紧张，这种内在冲突仍然继续发展。
　　（三）中国在“文革”后开始的改革开放，所谓破除旧体制的束缚解放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向常态社会回归。其中有两项政策最为重要：一项是给地富反坏右五 类分子平反摘帽，实现了公民的平等待遇。这意味着新中国在30年后取消了政治贱民的阶层，开始了公民社会的构建。全国摘掉了地富分子帽子的先后有440多 万人，连同他们的子女，至少有2000万人获得了应有的公民权利。以这项政策为标志，终结了自1949年以来在政治上人为划线的生而不平等时代。此后，一 个人的出身、成分和他的个人作为，不再株连亲属、殃及子孙。宣告了政治株连的中世纪政策的终结。放下了沉重的家庭政治包袱，获得了同等的发展权利，许多人 都成为了各个方面的精英人物。
　　再一项就是打破了单位体制的窠巢，恢复了以家庭为基础单元的自然社会。改革打破了大锅饭的单位体制，使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肯定，这是社会恢 复到自然状态的体现。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在经济制度上承认了家庭法定的生产生活地位。从个体户的出现，到后来的家族企业，民间经济在一直受歧 视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这正是在温暖的血缘纽带上，在家庭本位的社会构架意义上，重新激活了社会细胞，释放出了社会自组织的活 力。家庭伦理的重构，是社会恢复自然常态的基础性条件，一个健康社会离不开健全的家庭伦理。
　　（四）经过文化大革命，在百年的革命激进主义唱衰之时，宗法文化由政治领域回归到生活领域，家庭重新显现了强大的归属感，但在权力社会中，本应属私人 领域的亲情关系又给涂抹上了浓厚的功利色彩，自然的血缘关系也变得很不自然。随着国家管理集团的责任趋向的私利化，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亲缘关系成为 一个社会非常敏感的话题。人们往往把亲缘政治作为观察社会腐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从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诟病的利用双轨制倒卖批文，到后来的圈地、盘 楼、改制、发包工程……都少不了高干子女身影。作为一种权势身份的象征，许多骗子也都冒充高干子弟行骗。现在，屡爆不鲜的官员贪污腐败，常常和他们的家庭 成员联系在一起。所以，关于高级官员子女亲属的情况动向，一向为社会大众津津乐道，是社会关注度很高的社会热点问题。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民主化的政治 体制改革。
　　在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代际关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核心问题。人们关心的是，如何确定权力和财富的代际承继方式，是否具有法理上的公正性，是否能够给人民大众创造出具有平等性的社会机会。而且，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当，常常会响起革命的雷鸣。
　　前现代化社会的规则是以血缘关系作为权力和财富进行代际传承依据的自然法则，好处是降低了在代际传递中的社会成本。现代社会是民主政治，代际承继的关 系是社会公共契约的关系。对于正处在由前现代化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之中的、正在进行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国家，旧的社会规则失效了，但旧的传统心理 仍在；现代社会的民主理念已有了，但民主社会的契约规则还没建立起来，这些矛盾集中地反映在代际承继的问题上。无论是高层的权力更替，还是家庭的财产承 继，都无例外地存在着新旧冲突与矛盾。特别是高层的权力接班，由于权力授受的规则缺乏，经常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作为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高干子弟阶层的情况非常复杂，既有八旗子 弟，也有十二月党人。具有什么样的历史责任意识和人文精神，将决定他们的政治取向。但是，无论如何，公共权力的民主化、社会分工的多元化、社会机会的平等 化，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法治国家的契约精神，这些代表工商时代的人类文明价值的东西，都是社会现代化转型中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价值取向。
　　毕竟，在人类已经走到了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尽管各国历史文化不同，但大都在走向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大道。不管有多少曲折，还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注释
[1]清华附中红卫兵：《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6月24日）。
[2]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大字报《“自来红”们站起来了》。这两个最早的红卫兵组织，都是经毛泽东肯定过的，为全国红卫兵的样板。
[3]清华附中红卫兵：《为有牺牲多壮志》，1966年6月中旬。
[4]北航附中革委会、北航附中红卫兵：《关于对联的回答》，1966年8月14日。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2页。
[6]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1966年8月初。
[7]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1页。
[8]哈尔滨市红五类子弟造反大会会刊《红后代》社论：《鬼见愁——红色恐怖万岁》，1966年9月22日。
[9]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17页。
[1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
[11]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年8月1日。该信是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发给会上，并没有真正给达清华附中红卫兵。
[12]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战歌》，1966年8月。
[13]江青、康生等在天桥剧场与北京中学生的谈话。1966年8月6日。
[14]刘京、谭力夫：《从对联谈起》，1966年8月12日。
[15]谭力夫在北工大辩论会上的发言记录，1966年8月20日。
[16]参见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二、三号通令，1966年8月26、27日；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红卫兵：《告全市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十万火急！！》（传单），1966年8月27日。
[17]宋要武、华小康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之一、之二，1966年9月6日。
[18]陈伯达：《两个月运动的总结》，1966年10月24日。
[19]江青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谈阶级路线，1966年11月14日。
[20]参见徐晓、丁东、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21]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2.9－1967.10）》，1967年9～10月，第74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23]陈伯达接见重庆“八·一五”战斗团及其他革命师生时的讲话，1966年9月25日。
[24]印红标先生对这份文件的情况有详细的考证，认为是广州市老红卫兵响应“联动”的托名之作。参见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第50～52页，注65、66、67。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03页；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卡博、巴卢库时的谈话。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85页。
[27]《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1967年11月6日。
[28]《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划时代的文献——纪念〈通知〉发表两周年》，1968年5月17日。

　　来源：《领导者》总第45期（2012年4月），《领导者》杂志总第46期（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