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霍英东，三十六计走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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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三十六计走为上

丁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高层决定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直到1997年7月1日正式收回。由于控制香港的英国政府在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长期保持代办级半外交关系，直到1972年3月升格为大使级完全的外交关系。历史证明，在全球处于冷战状态，中国遭受封锁的情况下，保持香港现状的方针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出口管道。而且，香港本身获得了经济腾飞的机会，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为日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储备了宝贵的资源。

然而，这种未定之局本身就隐含着脆弱的一面，曾经遇到风暴的袭击。1967年的中国大陆，是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一年，也是香港遭遇剧烈动荡的一年。动荡的起因是劳资纠纷。是年5月，由于香港一家人造花厂解雇工人，引起连锁反映，工会组织罢工，走上街头示威，风潮骤起，警方出动，拘捕了数百人。面对这一事态，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国政府“最紧急、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对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法西斯暴行”，在北京举行十万人集会和百万人大游行。实际上是由中共领导的香港左派，紧急动员，走上街头，发动罢工、罢课、罢市，对港英当局施加最强大的压力。港英当局也逮捕了一批左派新闻工作者。这场席卷香港，震惊世界的风暴，从5月持续到8月底，共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使中英关系处于最低潮，也使香港经济陷于瘫痪状态，资金大量外流，港人大量移民。8月22日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此后北京的基调开始降温，纠正极左思潮。英国方面也开始修复和中国的关系，陆续释放关押人员。港府也出台缓和劳资关系，加强官民沟通，改善社会经济等多方面新政，使香港重归正常生活。

在这场风暴中，霍英东的应对最有意思。他本来是一个亲大陆的商人，50年代初朝鲜战争期间，西方对中国大陆实施全面禁运，他就向中国大陆秘密运送过大量急需物资。为此遭受过港英当局的打压。此时他身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对于“反英抗暴”的种种过激行为并不赞成。他后来回忆：“一连串的工潮，我虽然不尽明白个中详情，但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香港将会像大陆一样，时局动荡不定，出现大的混乱。这个时候的我，心情很复杂，虽然无从预测香港出现大动荡将会给市民带来什么影响，但我却不能不为自己的生意、事业是否受到冲击而顾虑，更不能不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忧。眼见香港时局动荡不定，对香港前途的信心自然动摇；我这时又联想到港英当局向来对自己的歧视，对事业、对香港真是有些意兴阑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在动荡的时局中彷徨、迷茫的我，于是决定暂且告别香港，远走高飞，避避已经咆哮而来的风头。1967年5月7日一大早，我顾不上通知公司的要员，只和家人简单打个招呼，就草草收拾行李，匆匆赶赴九龙启德机场，临时买票搭上飞往英国的客机，行踪非常神秘和迅速。我连钱都没有准备，只带了几万港币在身上。到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前往加拿大、美国等地，周游列国半年之久。现在看来，我那时选择‘远走高飞’，寓居海外半年之久，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其一，我若留在香港，处境将会是十分尴尬。虽然我从不介入‘六七风暴’之中是，但态度是明确的，反对港府暴力镇压工人，但也不赞成工人采用‘文革’式的那种激进的方法处理劳资纠纷。那时，几乎香港所有的亲中人士都站出来，支持左派工人，反对港英当局。我当时的亲中色彩已经比较明显，社会上已把我视为亲中阵营的重要人物。此时，我若人在香港，而不介入其中，不支持左派势力，自必招致亲中力量的不满；但倘若加入反抗港英当局的左派阵营，那必然会招致港府的敌视，双方的对立更加大。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选择离开香港，无疑是明哲保身的好方法。其二，当时，我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性命攸关的问题。由于不知道时局怎样发展下去，故而远走高飞，其策略是仍在香港投资，但人在他方，可百分之百保住性命，正如中国俗话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财在香港，人在他国，才是处变不惊的最稳妥的保障。”

霍英东离开了香港，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香港事态的变化，他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回香港，给家里人、给公司的高级职员，了解工程进度，部署工作，在电话里解决一些问题。他还要求公司每周特快寄给他有关业务的资料和文件，向他提交工作报告。所有地产生意，都在他的遥控之下进行。直到当年的12月底，香港的动荡基本平息下来，他才结束长达半年的旅游，返回香港继续打理公司。

霍英东回避矛盾，明哲保身，并没有损害他和北京的关系。相反，日后中国政府反省了极左思潮，调整了对港政策，他倒避免了转弯的尴尬。改革开放后，霍英东率先到内地投资，取得双赢效果，影响越来越大。1984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1993年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香港商界跻身国家政层最高层的代表人物。

这段微妙而复杂的历史，多年来缺少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或者按照习惯，把极左的罪责归到林彪、江青头上了事。直到2012年，文革史专家余汝信先生出版了《香港1967》一书，才使其得到了全面而清晰的梳理，使读者有机会比较真切地了解这场风潮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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