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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24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110周年的诞辰纪念日。少奇同志的形象和言行，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眼前。我愿把近八年在他身边的感受写出来，与大家共同纪念这位新中国第二任国家主席。
“多为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病”
1957年2月组织上决定我去接替顾承敏大夫的班，来担负少奇同志的保健工作。当时我心情很复杂，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将能见到仰慕已久的党内副主席、著名思想家，《论共产党员修养》作者，不仅能亲自见面，且有这样的好机会为他服务，还能亲聆教诲，怎能不欢欣鼓舞！担忧的是怕完不成党的重托。因从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调来仅一年，没有保健经验，要从健康上来保卫这位要人，实在困难重重。可这是党的号令，不管多大的困难，都要迎头而上。当晚思绪万千，兴奋得辗转难眠。
次日，少奇同志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和顾大夫。一见到少奇同志，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手发凉、心发慌。少奇同志举手打招呼，让我们坐下。光美同志说：“欢迎你们来！”，就带我们坐在他办公桌北边很近的小桌旁的沙发上，然后他放下文件走过来，与我们一一握手。见到他一副慈祥亲切微笑的面容，紧张有所好转。少奇同志大概看到了我有些紧张，微笑地对顾大夫说：“顾大夫你要离开了，谢谢你啦！”，然后转向我，问我什么时候进大学、哪一个学校毕业，工作多长时间等。我说“1948年解放前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解放后院系调整，1952年医学院搬到汉口，改名中南同济医学院，1955年2月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住院医生。”又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和工作情况等，谈起“家常”来。他一问我一答，紧张的情绪就渐渐烟消云散了。最后少奇同志说：“我这里的事情不多，你可多为其他同志（指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病！”然后，握手道别。
一次简短的接见，感觉少奇同志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亲切，没有一点“官气”。我就这样接上了少奇同志的保健工作。特别是最后的嘱咐：多为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病，深刻印在我脑海之中。
“时刻要对中央负责”
如何做好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我四处请教。从刘振德秘书处了解到少奇同志的嘱咐，刘秘书介绍说：“我刚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时，少奇同志对我说：‘我这里没有什么节假日。在我这里工作，要如实向我反映情况。就是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凡是需要我过问的事，你不能自作主张，更不能借我的名义去办不该办的事情。办事要分轻重缓急，急事不能当慢事办，有急事就不要顾虑我的休息。要注意保密。’”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要懂得自己是替中央工作，时刻要对中央负责。我们这些人不要出风头。”刘秘书说：“他这样要求，首先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秘书给我讲的一番话，对我很有启发：疾病的发生也是不分“什么节假日的”，随时都可发生的。要做好少奇同志的保健工作，必须每天在他生活点滴中，发现健康上的隐患，及时处理，保证他健康，即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要努力寻找可能对他健康不利的因素，并加以消除，才能做到“时刻要对中央负责”的要求。也就是说要踏踏实实地了解中央负责同志身体的疾病的情况，还要搞清不利于健康的各种危险因素，然后提出有效的措施，既要得到领导的批准，又要为少奇同志所接受。
虽然这是少奇同志对秘书的指示，但对我搞好首长的保健工作同样有全方位的指导意义。
“领导要讲道理，道理要让群众佩服”
刚接班一周后，就跟少奇同志出差，我准备了必需的药品，带着紧张心情与其随身人员乘火车南下。事后才知道少奇同志带领各部共8位干部，组成调查组，去调查研究。因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资工商业）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空前的好局面，但因当时肉类及日常生活用品短缺，少数人不满，加之官僚主义、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在蔓延，给政治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全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少数人“闹事”。毛主席等中央同志很重视。如正定地质干校学生因毕业分配问题而罢课、示威请愿，并造成火车停驶、运输中断达12小时的事件。
如何认识和处理少数人“闹事”？事关社会稳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在这个政治、经济形势的转折关头，少奇同志决定南下来调解。历经石家庄、郑州、武汉等地，广泛听取了干部、教师、学生、工人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针对不同的“闹事”原因，和调查组成员深入交换意见，因地、因事、因对象不同，逐一妥善地解决了问题，同时，通过媒体发表文章，以指导全国，平定“闹事”。他白天忙于开会，或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或与调查组成员交谈，或沉默不语在考虑问题，或伏案修改文章，连晚间睡前半个多时的散步时间，还与光美同志在谈论有关“闹事”的事。简直是“马不停蹄”“连夜转”。此期间他吸烟增多了，晚上服用安眠药的剂量也增加了。
在石家庄造成火车停驶12小时的学生“闹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学校的教学和管理有些问题，引起学生不满、发牢骚、说怪话和发生“闹事”苗头。上级领导只听下级汇报，没调查清楚，就来整顿秩序。把这些年轻学生当成“小敌对分子”，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求学生个个检讨，人人过关，逼得全校学生人人自危，有自杀的，有喝煤油的…。学生要申诉、要上京请愿，当局阻挠，以致造成火车运行中断。…
少奇同志经过调查后，在干部座谈会上说：学生中提了好多意见，归纳起来是他们的切身问题，如生活问题，待遇问题，经济问题，都是对领导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又没查出反革命，所以不是反革命事件。”“对人民内部”，“有一个政策问题，就是他们要讲，让他们讲，让他们提意见，放手让他们提批评，提要求。我们的干部，恐怕人家闹事，不准人家提意见，还批评人家，但对问题又不好好解决，不准人家开会，不准人家商量，这样问题就慢慢积起来了。问题积多了，就有个危险，一有机会就爆发了。”“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是领导上敌我不分。领导上敌我不分，人民也就来一个敌我不分对付领导。我们要人民分清敌我，首先我们要分清敌我。”“领导对待青年学生的态度不正确，做法是错误的。”叮嘱校领导：“学生闹事不好，但不是没有理由，首先要领导分清是非。共产党要讲道理，领导要讲道理，道理要让群众佩服。学生中错误是有的，但不是主要的。学生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说服，不要压服，也不允许压服。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经过座谈后，当地领导及校方明确了道理和政策，“闹事”很快就平息了。
对青年“要言传身教去熏陶”
少奇同志一路南下，了解到不少地方“闹事”多是青年人。在各地干部、教师、家长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青年总是处于受教育的地位，他们的健康成长要由必需的教育设施，正确的教育内容、循循善诱的方法和父兄师长的言传身教去熏陶、影响和引导，若是长辈不能以身作则，社会风气不好，青年便会受到不良污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上梁不正下梁歪”。在调查研究了青年现状后，少奇同志颇有感触地说：“许多青年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混乱”。面对这个情况应当怎么看?“乱源”何在?这个答案是需要有胆有识的。少奇同志冷静地深思熟虑之后，明确指出：问题在于思想，在于学校中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缺点。此外，社会上的家长亲友们的错误观点也在那里火上添油，对青年参加劳动生产“冷言冷语’’，“施加压力”，使青年人摇摇摆摆，裹脚不前；还有一部分国家干部遗忘了伟大的革命气魄和自我牺牲的优良传统，这些人“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他们斤斤计较个人地位和个人待遇，不是同别人比艰苦、比工作，而是比地位高低、比阔气，有的甚至发展到了争名夺利、唯利是图的地步。这些人灵魂深处的六个大字是：“贪便宜，怕吃亏”。这些干部的坏思想、坏行为成了影响青年人的腐蚀剂。
少奇同志多次参加青年人的座谈会，面对面地对他们进行循循善诱的教诲。“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这是取得党和人民群众信任的基本条件。我们希望青年都能够朝着这个方向锻炼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美德的人。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希望一切青年人都有这样高尚的理想。”
“我们党为什么如此重视青年群体?因为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决定于对一代青年的培养，这关系到民族的未来。老一代的人总要被年轻人代替的，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那些真正从工人、农民出身，能吃苦，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又取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年轻人，就是说那些德才兼备的年轻人，当然最有可能来接替老一代的人。”他对青年人提出无限的期望和严格的要求，密切联系青年思想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树立伟大的理想。集中起来，是这样三个基本点：“一是，要树立高尚理想，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二是，要自觉地抵制歪风邪气，不要跟着这股歪风跑。三是，要永远不忘记根本。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要尊重工人、农民和劳动人民，要主动地积极地参加劳动。”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过去我总以为伟大领袖人物源于他们造诣高深的理论修养，博大精深的政治思想，久经磨练的阅世经历，渊博的科学知识，随行这次我懂得了：除上述这些内容外，一个最宝贵的品质，就是有一颗“一切为人民的心”，热爱人民，深入群众，亲自去感受他们的意愿和要求，从而产生真实的“切肤之感”，这和高高在上听汇报是大不一样的。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面对着群众，同他们谈心，谈得那样情投意合，亲如知己。他那种接近人的本事，平易近人的修养，能够做到和群众拉家常，对方似乎忘记了是在和党的领导人对话，看到了“领导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在一起”感动的情景。这是我跟随南下记忆犹新的第一个印象。
少奇同志不辞劳累，亲自上山下海，奔波于祖国的五个省。在调查过程中，除听汇报、开干部会、参观、视察外，经常亲自主持各种类型座谈会，边听、边问、边记。他所到之处，往往要到工人、农民、学生、教师的食堂里、宿舍中、家庭内去看、问、谈，进行实际观察；他为了获得真实情况，亲眼看到原封不动的现场，从来不事先“打招呼”，自自然然地就去了；将群众中反映出来的情感、想法、意见和要求，进行分析、综合、概括，上升为自觉的思想和行动，并转化为党和国家的正确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指导全国，很快消除了“闹事”。少奇同志是从“闹事”的政治思想等根源上进行“治疗”，不仅“病除”，大家心服口服，提高了思想觉悟。为我们深入群众，解决问题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这是我记忆犹新的第二个印象。
这使我想起了少奇同志告诫我们的一句话：“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大跃进’超越了客观的规律”
1958年因工作需要，我的党组织生活编入少奇同志和其身边工作人员一组。
少奇同志因党务国事繁忙，参加我们的组织生活虽然不多，但每次对我们教育很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后期的一次组织生活中，当大家谈到对群众用拆铁门、砸铁锅等办法来大炼钢铁有些不理解时，少奇同志当即做我们的工作，指出：“在‘大跃进’期间人民群众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迸发出巨大的革命热情，这是一件好事。但从发生的一些事情来看，说明我们的头脑也有些发热、欠冷静，超越了客观的规律，没有对群众的积极性加以正确的引导。”他严肃地说“在这里我要检查。”身为国家的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人之一，不仅以普通的党员身份参加我们的组织生活，而且对大跃进实践中发生新的情况，出现新的问题，在这次组织生活中加以检查，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这种无私的革命精神，的确是多么可贵！使我们解除了疑虑，明白了事理。觉得少奇同志是实事求是的。这使我记起他平时说的“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群众是自己人，应向群众讲真话，不许骗人。共产党人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也应该相信群众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
“现在终于有了机会”“读点书”
由于长期劳累，1959年春季少奇同志肩关节周围炎发作，先是右侧，后左侧，两侧均疼痛，难以忍受，经多次中西医专家会诊治疗，未见好转，病情恶化，影响工作，常常从睡眠中痛醒，不能安眠。虽经国内著名的中西医学专家会诊效果不大。保健局黄树则局长几次报告中央，建议疗养，少奇同志一直未同意。10月30日夜间睡前我又劝请他去南方疗养，他竟同意了，我们周围工作人员都很高兴。警卫局李书槐付局长说，许大夫“面子”真大。我想不是我的话起作用，因从来不肯休养的少奇同志，为什么这次答应了？大概病痛又加重了！所以他才下了决心。31日乘飞机到了海南岛，“面子”的谜终于揭开了：少奇同志乘疗养期间读书。他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来，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为学习教材，研究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问题。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要秘书及我都参加。
我当时担心少奇同志学习研究经济建设问题会耽误疗养，曾找了光美同志，她说：“少奇同志早就有心结合‘大跃进’以来国家的情况读点书，不会耽误疗养的。他说‘现在终于有了机会读点书，上午学习，午间游泳，下午三时讨论。”我和宋雅美护士商定了疗养期间的运动理疗治疗计划。
11月1日，少奇同志主持学习会，广东省陶铸及海南林李明同志也来参加。他说：“我们大家上午读书，下午讨论，好不好？。讨论会采取座谈方式，谁有话就讲，会上可以展开辩论；在我们的学习会上，不分上下级，大家都是学员，不要有拘束。对教科书有看不懂或联系到我国实际不好理解的地方，可以去请教王学文、薛暮桥两位老师。”
少奇同志每天除了坚持晚间半个多小时散步外，增加下午讨论前的游泳，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和讨论。他不仅上午学习，晚间也戴着花镜，一边吸着烟，一边认真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聚精会神地做记号及写批注。
在讨论到《教科书》讲生产关系和三个特征，最重要的是所有制时。少奇同志针对书中所述，说：“好像只要所有制变了，一切都改变了，就没问题了，就没矛盾了。”“实际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人们相互关系之间的问题还多得很，是很复杂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重要的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提到经济学即生产关系上来认识。这种关系处理不好，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谈到按劳分配的原则时，他认为“这一分配原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一定要坚持好这一原则。”
在讨论到《教科书》中不敢讲社会主义生产也有剩余价值，他指出，“这不是实事求是。”他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异同；要研究价值、价格和货币等问题。他认为，价格的调整对生产可以起调节作用；价值规律的作用要重视，”等等。在讨论到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时，少奇同志谈到：“它是尚未成熟的、带有旧社会斑痕的、低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要很快脱掉旧社会的痕迹是不可能的。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能性急的。”“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一定会犯，也可能犯全国性的长时间的错误。”针对曾经风靡全国的“共产风”带来的种种错误和模糊认识，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很长的阶段，它有低级阶段，还有基本成熟的中级阶段和完全成熟的高级阶段。他颇有感触地说，“在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领导集团犯路线错误，也是能完全避免的…。”11月24日，他结束了“疗养”，前往杭州出席中央工作会议。
他认真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但不迷信苏联的经验，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反思“大跃进”前后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国道路。这对我如何学习文献等问题时很有启发。
“就因为是国家主席坐的船，更应该首先抢救人民”
1960年4月，少奇同志乘坐一条中型客轮，考察了葛洲坝坝址后，沿江而下。那天傍晚，刚过宜昌时，突然刮起一阵狂风，乌云密布，顿时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轮船剧烈地颠簸摇晃，一阵阵恶浪打入舱内，人人惊慌失措。正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求救声，在探照灯的光柱下，我看见三四百米外江上有小船陡然跃起，又被大浪压下去，正处在危难中。轮船上有的人说必须快去救人；多数同志认为，轮船偏离航道有危险，上级给他们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主席的安全，只能迅速通知其他过往船只来救…正在议论纷纷时，舱内批阅文、电的少奇同志得知了这些情况，就出来，手扶门框，当机立断地说：“就因为是国家主席坐的船，更应该首先抢救人民!”全体工作人员哑然无声。船员们见少奇同志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立即奋不顾身，投入这场抢险的战斗。
少奇同志紧急走到舷窗前“督战”。经验丰富的舵手把稳航向，克服浪涛的冲力，让船侧身擦过浅滩；水手们用链索把自己固定在船栏上，探身舷外，终于把落水者拉上了甲板。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少奇同志依然不安，凝视着江面。因巨浪“凶猛”不减，大概怕尚有危难的船只在江中。当探照灯四面扫射时，他发现几只小木船时，他又命令船长为小船挡风。轮船横在江心，截住木船，用缆绳牢牢系住……。
清晨，风停雨过，江面上又恢复了平静。两个落水者下船时激动地握住船长和水手们的手，流下热泪。几只小船也随之而去…。
这已是48年半以前的事了，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那狂风，那恶浪，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神情，好像就在眼前。少奇同志与其他革命老前辈们一样，在危难时刻，总是挺身而出，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少奇同志忙于革命工作，已经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这次1961年4月1日少奇同志回乡，是为了纠正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把湖南农村基层作为一个“麻雀”来“解剖”，为“寻根究底”，找出“五风”的原因 。他心情很沉重，顾不上双侧肩病的疼痛，要急切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我们明知湿冷气候的农村对他肩周炎疼痛不利，因当时他的肩关节周围炎稍有好转，理应康复一段时间再工作，以免老病加重。我们理解他的“心”，只好尽力做好一切防护措施。
到了长沙县天华大队，大家一起动手打扫原来的养猪场和饲料房。在猪场附近找了一圈，竟没有找到铺床用的稻草。“过去这里是盛产稻谷的地方，现在怎么连点稻草也找不到了?”少奇同志话语中显出不平静的心情。后来在远处找来了稻草铺床，少奇同志就住在原来用养猪场的饲料房，用两张旧方桌和三条破板凳，做他的办公桌、椅，用煤油灯照明。我们大家就住在“万头”养猪场，用稻草打地铺。他首先就在这里蹲点调查。一边依靠工作组去调查和我们医务人员去送医送药上门去了解情况；一边听取湖南省各级人员的汇报；更重要的是他亲自深入群众随便走访和实地考察，连晚间常规的散步，也来考察当地山河等变化，还和光美同志谈论调查情况。
第二天上午少奇同志在调查之前叮嘱调查组成员：“一定要实事求是。要照毛主席讲的办，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不带框框，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好话坏话都要听，哪怕是骂我们的话，包括骂我这个国家主席的话都要听。听了不要贪污，要原原本本地反映出来。”等等。会后，他来到屋后山坡，只见野草丛生中只有零星的几棵松树和被砍伐后的树桩，在下坡的路旁发现了一小堆干人粪。他弯腰拾起一根柴棍，拨开粪便，仔细地察看，随之摇头叹息起来：“你们看这是小孩的粪便，里面全是些粗纤维，没有一点粮食，这说明农民吃饭已成了问题。”开始我不理解他的断言，事后，听老秘书分析说，如果有点粮食，大人都疼爱自己的孩子，总是先让孩子填饱肚，孩子吃多了，就消化不良，大便中常见到未消化的粮食颗粒。结合此处无稻草、乱伐树等一片凄凉的情景，我觉得少奇同志的定论是很英明的。然后到了卫生院，他见到有的青壮年人患上浮肿时，不禁眼泪盈眶。
下午，少奇同志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讨论《农业六十条》，着重讨论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分配、住房问题。他怎样启发和打消大家各种顾虑，大队干部仍一言不发，目光都集中在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的脸上。大队党总支书记终于发言了，讲的都是官样文章如“我同意办食堂，办食堂的好处很多....”。然后大队干部的发言，都是附和她的调子，没有一句真心话。
少奇同志在听取了中央工作组的汇报后，随后改变计划。次日，少奇同志不要社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直接到生产队。先仔细察看了生产队的食堂，然后他请来了这个生产队的8位社员，老中青各2名、还有2名妇女。叫秘书给他们敬上一杯热茶，然后他说：“请你们讲讲心里话。中央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个草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公共食堂办不办，粮食怎样分配，还有你们的生产情况、生活情况，请你们讲讲真心话。”说完，他就脱下蓝布帽，向大家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然后说 ：“我怕误了你们的工，让随我来的同志去替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半天。”看到这位国家领导人的“真心实意”，几位社员大概被感动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把心里话都脱口而出：“农村办公共食堂不好!”，接着，数落公共食堂的短处：“大家集中一起住，不利生产，山边、远处的田地荒芜了。自留地取消了，副业没有了，家禽、家畜消失了；公共食堂搞供给制、平均主义，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如今做事难得来劲：肚子不饱，不愿积极；大个小个一样记分，一样吃饭，不想积极；技术高低不分，懒得积极。”“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一年的猪，没有以前一户喂的多，从前满月猪仔可以长到40多斤，现在喂一年还不到40斤。什么道理?没有米汤、没有糠、没有菜。”“公社化后，人人坐大船，田土没人种，种了没人管，私人搞又说是资本主义。办公共食堂，四五十个人吃饭，一个人种菜，其他人不动手。从前早晚种菜，月光下种菜，现在吃了夜饭地里不见人。”“从前好，从前分散住，私人可以喂猪、养鸡、种菜、种杂粮，现在住在一起，这些东西绝了种。我看还是分散住、分散吃要好些。”……
接着，少奇同志又引导大家议论起供给制、山林、住房，还有民主等大家平日常说的话题。这时大家已经活跃起来了，沉积多年的心里话都倾倒而出。少奇同志终于听到了农民的真实心声。
少奇同志向刚来到长沙的毛主席汇报了在湖南初步调查研究的情况，参加了天华大队总支委会议。他说：“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的，他们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公社化办食堂以来，把困难户的问题解决了，可是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户不积极了，这不利。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平均主义。”这时，有的干部发言说，有人担心散了食堂以后，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少奇同志说：“两极分化，不是说一点可能也没有，也可能有一点，但没有什么可怕。”“解决两极分化的办法很多。两极分化就是富的很富，穷的很穷。有了供给制，对于特别困难的人，有了一点社会保险，不会那样穷。要有点差别，有的人好一点，有的人困难一点。如果大家扯平，都一样，这不利。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从这天开始，少奇同志几次同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谈话，帮助她分析过去工作中的失误、教训，使她认识到有些问题再继续下去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天华大队干部们的思想认识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直至30日，少奇同志与生产队干部们一起研究解散食堂、做好退赔工作的具体办法。少奇同志反复强调：解决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从实际出发，真正按照群众的意愿办；必须遵循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还有，无论是解散公共食堂，还是退赔住房、家具等等，必须坚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千万注意不要造成“新的破坏”，也不可给“五保户”带来新问题。
天华大队由于在工作中坚持了这样的原则，后来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看到这样的变化，社员群众分外高兴，一位70岁的老农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
少奇同志到了家乡炭子冲公社，不住公社为他准备的房子，住进了自己少年时代住过的房子。他找来了原是炭子冲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升平。王升平讲了“粮田变鱼池，鱼池灌白水，白天晒太阳，晚上照月亮”的缘由；也讲了一位姓曹的干部写了打油诗：“大战戴家洲，青山剃光头，请问副书记，竹苗留不留”，受到“反对大炼钢铁”的指责，遭受批斗、打骂的整个过程。少奇同志留他一起吃饭。少奇同志开门见山地问：“农村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王升平深思了片刻，没有直接回答，谨慎地反问：“到底讲得还是讲不得呢?” 少奇同志感叹地说：“怎么讲不得呢?农村搞得这样糟，不亲自下来不晓得!”。听了这样坦诚的话，王升平疑虑顿消，终于开口说：“农村公共食堂不好!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的。”王升平停息片刻，继续陈述了办食堂引来的严重后果。少奇同志进一步问：“你们食堂还有多少猪?”王升平说：“全队一头母猪，毛有五寸长，皮有三分厚，只见骨头不见肉。鸡，全队还有一只鸡婆，连报晓的公鸡也绝了种。”听到此，少奇同志的内心无法平静，只在吸烟。
他步行十多里到他姐姐处，边聊边看，发现油罐里没有一点油。她说：“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呀!”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少奇同志此时没有言语，只是重重地点点头。他听懂了老姐姐的话，他完全明白，这正是广大群众想要说的心里话。
他曾请来少年时的朋友黄端生，两人叙旧聊今。黄端生已患了水肿病，他把患水肿病的原因，全村患水肿病的人数、姓名一一地数落出来，然后说：干部的“五风”是造成农民没有饭吃的主要原因。又邀来少年时一起放牛的朋友李桂生，他坦率地说：“据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这位普通农民掷地有声的真实话语，深深地触痛了少奇同志的心。
当他看到了“五风”在农村中造成的严重后果，面对炭子冲的干部和社员代表他动情地说：“我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今天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工作做得不好，我心里难受，对你们不起!” 少奇同志检讨说：“教训深刻，刻上石碑，让子子孙孙永不忘记，以免再犯！各级干部都有责任，但主要的责任在中央，中央的责任在我！”这使我想起他为什么反复强调：“办事必须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真正按照群众的意愿办。”“五风”的盛行，就是人们违反实事求是精神，只说上面爱听的话，愚弄上下，互相瞒骗，老百姓必然遭殃。
“我的生活问题应该让我知道”
少奇同志一直是坚持遵守党中央的决定，“党内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不称官衔，而称同志。” 1954年9月27日当选首届委员长，在那天夜里，秘书走进办公室，三呼“委员长”，事后少奇同志郑重告诫工作人员：“在我们党内，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大家称他们主席、总理、总司令，都习惯了，不必改。其他人，应该一律称同志。”“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啊!” 因他一直是坚持遵守党中央的决定：“党内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不称官衔，而称同志。”首先从自己做起，因此我们都亲切地称他“少奇同志”。看起来很平常的称呼中，可以看出他对建立党内同志间平等关系的愿望。平等待人，是少奇同志的一贯作风。
少奇同志每年都要到各地调查研究和视察工作。每次出发前，他都要向随行人员重申几条纪律：不准迎送，不请客吃饭，不铺张浪费，不准收礼物，不搞前呼后拥式的陪同。为了减少地方上的麻烦和浪费，他尽可能地不住或少住宾馆招待所，常常住在火车上，自带行装用具，自带厨师做一点家常便饭。凡是地方上的同志为表示心意送来的土特产和瓜果蔬菜，他都叫人退回去。每次外出回到北京，总是立即派人到铁路部门去结算伙食费，如数交清钱和粮票。
1957年少奇同志南下搞调究，他每到一地就反复告诫各级干部：“我们共产党的干部绝不能脱离群众，绝不能搞特殊化。我们共产党人要卑宫室居陋巷，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时刻都不能忘记人民群众。”“过去，我们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现在我们执政了，如果我们不重视同人民群众建立更加深厚的血肉关系、鱼水之情，那么我们就会失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寸步难行，我们就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所不齿。”他在每次干部座谈会上都苦口婆心地要求各级干部，在工资、升级、提职、住房和其它生活福利待遇问题面前，要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以身作则，秉公办事，要廉洁奉公。
1959年到济南，他要找一些同志谈话，对随行人员说：请他们到车上来吧，我不下去了，一下去，人家又要招待找房子、安排饭，太麻烦，又浪费钱。他一出去，火车就成了他的办公室和住房。1964年7月，他来到济南，第一顿饭招待处办了一桌丰盛的筵席。少奇同志面对满桌的酒菜，叫来招待处的人说：“你们搞这一桌子菜，够农民吃几天的呀?快撤些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级来人，有便饭就行了。”
少奇同志的生活很俭朴。礼宾司长俞沛文要他做出国服装，少奇同志说：“有穿的就不要再做了，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礼宾司长俞沛文不放心，到少奇同志家，认真检查了服装后说：现有的衣服不适应那里的季节，况且都是些穿过多年的旧衣服，这样穿出去不合外交礼仪，应该按照外交部的规定制办。在俞沛文的坚持下，少奇同志勉强同意添制两套制服，一套灰色华达呢制服和一套黑色呢子制服，但他还是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嘛，不要完全同人家比，俭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是丑事。”这两套制服 他一直穿到最后。平常在家办公时，包括参加一些大的国内活动，他总是穿普通布衣和布鞋。只有在接见外宾等外事活动时，才换上制服和皮鞋。他的衬衣总是穿到无法再补时才换新的，床单一用就是十几年。1960年11月准备去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出国之前，大家都做了衣服，他却不做。找出两件旧大衣，拆下一条毛皮领子，缀在另一件厚一点的大衣上，就这样去了莫斯科。出国收到的礼物，回来都全部送交外交部礼宾司。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后，外事活动明显地多起来了。开始时，每遇此类活动，外交部礼宾司一般都送来三张请柬，首长、秘书、警卫各一张。但在少奇同志看来，出国与外事活动，秘书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少去一人可以为国家节省外汇开支，所以退走一张请柬。
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一点都不能自作主张。国家规定工作人员夜间工作超过12点可以到食堂吃夜餐或领取夜餐费。卫士们考虑到少奇同志工作至深夜，符合领取夜餐费的条件，与厨师郝苗商量，没有告诉少奇、光美同志，就为他们领了夜餐费。事隔两年多，少奇同志终于发觉到。他让光美同志查清事情原委之后，严肃批评说：“我的生活问题应该让我知道，这些事我过去多次说过。通宵工作是我的习惯，一个人每天就是要吃三顿饭，横竖都是三顿饭嘛，要什么夜餐费?我有自己的工资，不能再要国家补助。他要我们从领取补助的那天算起，领了多少退多少，并要把退赔的收据拿给他看。就这样，这笔补助费硬是一个月一个月地扣了回去。从每月补助30元，到现在每月扣回30元，一段时间里等于他们每月的生活费减少了60元。我们从中切实感受到了少奇同志公私分明的高尚情操。
少奇同志对买来的日常用品，他都要问清楚钱数，想知道现在市面上的价格情况，他对家内收入和支出了如指掌。所以要光美同志掌管经济大权，而没交给秘书。直至1963年光美同志下去“四清”那一天，少奇同志把一只小木箱交给刘振德秘书说：“这是我的钱柜。光美走时交给了我，现在你拿去吧，由你全权处理。每个月发了工资，你就照她那个单子分配一下就是了。”刘秘书清点箱子后吃惊地发现 ：箱内现金总共只有23．80元，还有各色的针头线脑，大大小小的衣扣，各式各样的票证。刘秘书找了那张留有光美同志字迹的开支单，每月工资支出分配项目：
1、给卫士组100元，为少奇同志买烟、茶和其它日用品；
2、给郝苗同志(厨师)15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
3、给赵淑君同志(保育员)工资40元；
4、给外婆(光美母亲)120元，作为5个孩子的学杂费、服装费和其它零
5、党费每月交25元(当时少奇同志每月交20元，光美同志交5元，比规定的要多——回忆者)。
6、每月房租、水、电等费用40多元。
粗略一算，每月开支400多元，当时他们两口子的月工资总共只有500多元，剩余部分常用来帮助有困难的亲朋好友。
后来，刘秘书告诉我们：少奇同志的钱柜的秘密。他所以不时地強调说：“我的生活问题应该让我知道。”就是要以家中收支情况为镜子，来估算一般家庭的经济水平状况。
“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
少奇同志严格教育子女，他要求子女们学习上要刻苦认真，工作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生活上要低标准，绝不允许依仗父亲的地位、权力在任何方面搞特殊。要听党的话，热爱毛主席，时刻与群众在一起，积极投身革命。
一次，少奇同志看到上小学的孩子换下的衣服没有洗，就耐心地对孩子说，要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自己的衣服要自己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劳动是光荣的，不劳动是可耻的。孩子每到放暑假，就按照爸爸的要求，还安排时间到京郊公社参加劳动。他为了让上中学的儿子源源到艰苦生活中去锻炼，曾经连续三个暑假让他到部队去生活和锻炼。
少奇同志要求子女到大食堂去吃饭，一方面是为了节省开支，另一方面是避免孩子们从小产生优越感。那个年代，领导人家人用车是要收费的，当时启动车辆一次1．5元，每公里以0．2元计算。少奇家人用车都是按规定交费。我记得有一次他最小的女儿潇潇，当时年龄很小，生病用了一次车，就交了费。一次在101中学学习的儿子丁丁跑到玉泉山去看爸爸，回去时，李卫士就安排警卫用车把他送回了学校。事后光美和少奇同志批评了他，说这样做，对孩子没有好处，为了不用公家的车。
有一天少奇同志得知自己的孩子不珍惜粮食，在学校受到老师的批评，就语重心长地说：“老师批评得对呀!粮食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要珍惜它。”
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不论是机关、工厂，还是学校，大家的生活都非常困难。少奇同志家也不例外。他的几个在寄宿学校上学的孩子，每次回来，我们身边工作人员都发现他们又瘦了一些。一问，他们都说：“在学校吃不饱，回家又不敢说。”我们多次向光美同志建议，应该让孩子们多回家改善改善生活。家里虽然也在节衣缩食，但总比在学校要好一点吧。光美同志总是摇摇头表示：“我不同意，少奇同志更不会同意的。”
少奇同志得知此事后，对光美同志说：“叔叔阿姨们都是好心肠，为孩子们吃不饱饭说话。但是现在全国人民都处在困难时期，有许多地方的孩子还有被活活饿死的，我们的孩子怎么就不能和大家同甘共苦呢?他们不能特殊。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到他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就会更多地关心人民。不再让人民吃不饱饭。”
少奇同志尽管他的工作很忙，时间特别宝贵，但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做孩子们的工作。有时召开家庭会，把孩子们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有时针对某个孩子的缺点错误进行单独谈话，进行个别教育；还请出身贫寒的刘振德秘书等讲苦难的家史；有时利用节假日全家聚餐的机会在饭桌上了解孩子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若在外地，他还经常给孩子们写信，信中有表扬、有批评、有希望、有鼓励。他那样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但绝不娇惯、绝不溺爱、绝不护短，是为了培养孩子，能更好为人民服务的人。于是他的子女们在“文化大革命”的l0年浩劫中，没有一个沉沦，没有一个颓废，个个都是百折不挠的强者，经受了人间不平常的、残酷的政治灾难的磨砺，都已成为了他们継承父业献身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
“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少奇同志虽然平时言语不多，但对工作人员却体贴入微。刘秘书有一段时间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比较辛苦，他很关心。有时刘秘书正在睡觉，他就让光美同志代我接电话、作记录、签收文件。每当有晚会和放电影时，他都让卫士来叫刘秘书去放松放松。少奇同志很能理解别人的苦衷和困难，有一次他看到刘秘书精神疲惫，就对刘秘书说：“振德同志，我看你顶不住就再找个人来吧。你已经干了两年了，实在不容易了，不能再叫你这样强撑下去了。长此下去，工作会受影响，你的身体也会受到严重损害的。”
厨师郝苗为少奇同志做了近20年饭。他觉得为少奇同志做饭不难，因为他从不挑剔饭菜好坏，做什么他就吃什么，咸了淡了从不言语。有一次他不小心把牛肉做得咸了，少奇同志没说话，用开水冲淡了接着吃。他对郝苗很尊重、很爱护。那一次去北戴河，他坚持让郝苗休息两天，自己带着孩子和工作人员一起到大食堂去吃饭。
有一次夏天在北戴河开会后，少奇同志刚下海游泳，看到护士陈藻凤同志没有下海，问她为什么不下来，小陈说：“我不会呀！”少奇同志说：“不会，下海可以学嘛！”“我们人体的比重比海水要轻。只要你不怕，就沉不下去的。”后来，小陈终于在他的指导下鼔起勇气下水了 ，少奇同志亲自教她两脚怎么蹬水，两手怎么划水，怎样憋气。在他的鼓励下，小陈慢慢漂在水面上了。少奇同志很高兴地说：“这就很好嘛，大有进步！学游泳，第一要不怕，第二要学会呼吸，呼吸掌握了，就能在水上休息，就能游得远。”
1957年有一次我跟少奇同志乘火车出差，我的女朋友放暑假，从湖南来京看我，组织上委托韩定昌同志，代为我解释和照顾。火车快到丰台站时，不知少奇同志怎么知道此事，要我在丰台站下车回京，去和女朋友相会。我想出差的任务是大事，私人事是小事。他看出我有点犹豫，又说：“车到站后，你就回去。远处专程来看你，你不回去，是不是不近人情？”二年后我女友王瑞萍湘雅医大毕业，我们即登记结婚。第二天少奇同志偕同光美同志接见我俩，并祝贺我们，然后邀我们一起去紫光阁，参加在那里周六晚间举办的舞会，光美同志并把我俩介绍给邓颖超同志和周恩来总理，少奇同志和周总理一一邀我的爱人跳舞。我俩都很激动. . ..。我是多么珍惜这些盛情厚谊啊！
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感觉到他的人格的力量和真诚的感情。真是“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从儿童抓起, 培养他们饭后刷牙等的好习惯”
少奇同志讲究卫生，努力推荐新技术。他勤洗澡，饭后刷牙以保持口腔清洁等。因战争年代卫生条件不好，留下了牙周炎、龋齿和胃病。他深受这类疾病的痛苦。从自己的病痛出发，让别人不再受同样的痛苦，几次见到不同的保健局领导，都认真又和霭地说：“要保护牙齿。饭后刷牙好，比晨起或睡前刷牙有意义，可及时清除食物残余，免得给细菌有繁殖的机会引起牙病。我看最好从儿童抓起, 培养他们饭后刷牙等的好习惯。我看，一切良好的习惯都要从小建立起；人大了，坏习惯改起来较难！你们是否商量一下，能否请有关部门抓一抓？”各位保健局领导都点点头说：“是。”他并建议改良牙刷, 微笑地说：“你们牙科医师都说，二排毛的牙刷比三排的容易清理牙缝间残存的食物，我看是对的。你们和牙科医生也都大力提倡一下。让一些生产牙刷的厂生产出少量的两排毛的牙刷，让老百姓试一试，如果反映都好，就推广吧！”。
少奇同志发现护士给自己肌肉打针时，无痛，他就抓住这个问题，去调查在医院注射过的病人,得知也同样是无痛。于是他又建议卫生部门大力推广无痛打针法，使人民患病时，免受可以避免的因打针造成的痛苦。
少奇同志没有专门学过医学，但他从自己健康实践中发现问题，不断总结出经验，想到人民怎样免受病痛，把自己的体会请卫生部门转告大家。
少奇同志的献身革命和健身方法
少奇同志从1921年献身革命工作以来，长期在艰苦条件下，身体得了很多病：患过肺结核咯血，四十岁开始就有了胃病、结肠过敏和牙病等，解放后处理国内外大事经常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有时还连续工作二十几个小时不睡觉。晚上开会硏究工作，经常到深夜。他在长期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只有身心健康，才能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虽然长期吸烟的习惯，他戒不了，但同意我们吸烟时采用“过滤嘴”的装置，把烟雾中毒物过滤掉。他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健身的方法，善于安排和处理好学习、工作、生活、锻炼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使他体弱的身体变得更健壮起来；如果患了病，他亦用健身的方法去对付它。他的健身核心是重视锻炼、保证睡眠、注意饮食、作息规律、讲究卫生、乐观心态等。
锻炼能健身防病治病
少奇同志公事繁忙，但他很重视体力活动，目的是为了健身，更有精力体力去工作。每天常规的运动是在晚睡前散步，他一边散步，一边经常听取光美同志白天所看文件的汇报，他开始时总是慢走,后来逐渐加快速度，约半个多小时后又渐渐放慢速度。不论在家、外出或外出停车期间，毫不间断,持之以恒。刮风、起雾或下雪时，改为室内散步。少奇同志十分喜欢游泳，自由泳、仰泳或蛙泳。只要一有机会，就抓紧时间去游，每次游半小时到一小时。有一次到北戴河，他看离开会还有一段时间，刚一落脚，就抓紧到海里游泳去了。当时水温很低，又是阴天，他不顾水凉，一气游了很长距离，上岸时嘴唇都有点发紫了。我们担心他会受凉。他说：“不会的，在凉水里游泳，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习惯了就不会着凉了。”
少奇同志也很喜欢爬山，只要有机会就去爬山，六十岁后，登山也不让别人搀扶。兴安岭、玉泉山、庐山植物园等很多山路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若有舞会时，只要少奇同志没有公事，他就会参加，会跳各种交际舞，而且乘这个机会了解群众的情况，边跳舞，边交谈。日常生活中他还很注意“动”，如工作时泡茶，亲自动手，不让别人帮忙；工作一段时间后，起来踱步行走；大便前习惯走快步，以增加肠蠕动；睡前，在床上看大参考文件时，盘腿打坐二三小时。把活动、锻炼寓于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
即使患病时，他也不放弃适当的活动。一九五九年春天，少奇同志肩周炎加重了，尤其是右肩，穿脱衣服时都会剧痛，有时痛得坐立不安，夜间睡眠经常被痛醒。毛主席和周总理劝他休息，但他仍一直坚持工作，还照样散步活动。后来采用医疗体操加理疗的办法来治疗肩周炎，他每天早晚照红外线后，就作徒手的医疗体操，主要是用右臂作绕圈活动，顺时针和逆时针各转20次，再用手臂作爬墙动作。他认真地活动肩臂,开始活动时，肩部疼痛，有时疼得脸上冒出了汗珠，汗水浸透了衬衫。有一天他起床后作医疗体操时说：“我看医疗体操有效，—活动，肩臂痛会减轻些。”后来做了个木架滑轮，作滑轮运动,用疼痛较轻的左臂帮助疼痛较重的右臂。每天早晚都坚持活动，甚至夜间肩痛时，也常做这项运动。他经常边作体疗，边听秘书念文件或汇报，只有在打简易的太极拳时是例外，没见到秘书念文件。
一九六三年夏，少奇同志患了肺结核，专家们建议他休息下来治疗。他恳切地和当时主管保健的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同志商量：“可不可以不休息，边治疗边工作呢？”当大家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后，他很高兴，生活体育锻炼如常。肺结核好转后，他很有体会地说：“体育锻炼不仅能强壮身体有助安眠，使精神体力充沛，还能健身防病、全面康复和治疗疾病。” 现代医学证明了少奇同志从实践中得出的体会是十分正确的。运动是一种全身疗法，引起身体的整体性生理效应。既对局部病痛有治疗作用，又对全身及各内脏器官产生积极影响。运动可使功能恢复，使人的精力、内脏功能、抵抗力、适应能力逐渐增强。运动锻炼明显增加人的体质，不仅有助于治病的作用，而且还能防病。
我想您知道了少奇同志怎样处理锻炼与工作、健身防病治病的事，或许对您会有所启示。
睡眠是工作学习健康的保证
少奇同志很注意睡眠，不让欠债 。少奇同志慢性病多，工作又紧张，保证睡眠对他尤其显得重要。他不仅注意晚间睡好觉，而且抓午睡。除了晚餐吃得少以外，还注意睡前散步，先在床上，像做气功似的盘着腿坐，抓紧时间浏览《内部参考》，等一二小时后吃安眠药，等到有了睡意，他才躺下。有时，睡下不到一个小时，又被叫醒去开会，开完会之后，为了保证睡好觉，他又不得不再服用安眠药。少奇同志从延安时开始服用安眠药，注意轮换服用。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看，长期服用大量的巴比妥类药物，不仅会产生依赖性，而且对肝脏有损害，我们曾反复地劝阻过。凡中老年人都有一个体会，每当次日有重要事情时，晚间老是在想，控制不住；不服安眠药，就迟迟不能入睡或睡不着。少奇同志国内外事情要考虑得那么多，不服药助眠，怎能睡好觉，次日的工作又怎么办呢？有个晚上他风趣地说：“当年列宁如果有安眠药可吃，他就不会死得那么早。”我们心里很清楚，工作那么忙，心情那样紧张，是很容易导致高血压等疾病，靠什么补救呢？靠睡觉来调整神经。安眠药对保证他的睡眠和健康非常重要，他的血压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围。可以说安眠药是少奇同志保持充沛精力为人民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过去，外文版书上讲领导人服用安眠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因国外的领导人工作没有这么紧张，毋需服用安眠药。
少奇同志因疲乏曾服用过西洋参、黄芪类补气药物，结果解决不了问题。他睡好了，睡够了，就不累了。所以，他深有体会地说：“对于我，西洋参、黄芪等补药起不了什么作用，适量的安眠药倒是个较好的补药。”有一天，他当着光美同志对我说：“什么时候我退下，到农村去种地，我就一定不服安眠药了。”有时晚间睡得不够或不好，他就靠午睡来弥补。只要午餐后有时间，他一定在躺椅上睡一会或闭目养神一下。
从现在看来，少奇同志这种做法和想法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只想到巴比妥类药物的副作用的一面，而没有结合他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利弊。实际上，他的肝功能一直是正常的，少奇同志整天工作繁忙，深夜又要开会,不靠吃安眠药怎样能保证睡好觉，又怎样来处理好第二天国内外的大事呢！医学证明： 睡眠是保持正常生理活动顺利进行的一种重要生命现象。经常睡眠不足，会出现头昏脑胀、注意力无法集中、疲乏无力、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免疫力下降等现象，不仅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且也会很容易患上各种疾病。
好吃不多吃保持正常体重
少奇同志平时生活有规律，饮食定时定量。自1963年发现有轻度糖尿病后，即严格控制食量，不吃甜食。早餐吃两片面包加点黄油、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或豆浆，午餐吃米饭一小碗，四菜一汤，以素食为多，荤(鱼、肉)素（各种蔬菜）搭配，饭后吃点水果，晚间吃饭很简单 ，即把中午剩余下来的饭菜倒在小锅内，混在一起烩，就是他的晚餐。少奇同志经常在晚间十二点至两点钟吃晚饭，主要由光美同志“掌勺”。他每月按时测体重一次，体重控制在标准体重之内。好吃的不多吃，不好吃的也不少吃。如1961年去湖南长沙县、宁乡县一带蹲点调查研究一个月时，当地有什么，他就吃什么。有时外出当地摆出四个以上的菜时，他就叫来服务员说：“这几个菜没有动，请转告大师傅，不是不好吃，是吃不了，请他们别生气，以后少上菜，多了浪费。”实际上，他以身作则，执行当时“中央关于‘四菜一汤’招待”的决定。所以，如果出差在外时间较长时，他干脆自己带厨师走。他绝不暴饮暴食。
随着生活条件好转，人们总想吃爱吃的东西，买菜做饭不如饭店菜馆好吃，又可不必洗刷餐具。不少中老年人喜欢吃含油多的酥脆食品、甜食或花生米、核桃类东西，他们不知道多吃后容易发胖，其中有的人认为“胖”是“健壮”、“发福”。实际上，这是一种病症、祸根。有的人胖了就体会到：活动不便，稍加活动，就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爬二三层楼梯，膝盖骨就酸痛不适，这不是病症又算什么呢？而且肥胖可引起或并发多种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癌症（乳腺癌、大肠癌、前列腺癌等）等。如果您要健康，首先要把握住“口福”。要像少奇同志定期测体重，算算吃进去的“收入”和活动锻炼消耗的“支出”，如果“收入”远远超过“支出”，就有发胖的危险；反之，“支出”大于“收入”，如果不是由于疾病引起的，那您这个胖子有可能“瘦”下来。少奇同志是我们的楷模。
按时作息有助健康长寿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累而寿命损”。我国自古把作息规律作为健身的一个重要原则。健康高寿的老人都是有规律的生活。人体的生理与周期性运动的月亮和太阳一样，都是有节律地活动，受体内的“生物钟”控制着。如体温．在凌晨为最低点，6时以后开始上升，下午4时达最高点．晚上入睡后体温又开始下降。若长期节律被打乱，人体各种功能紊乱，办事效率下降，抗病能力就会减弱，容易得各种疾病。生物钟要求人们按时作息，这样有利于人体健康。在外界因素影响下有时生物钟的节律亦可作重新调整，如少奇同志为了尽量适应毛主席的深夜开会等作息时间，改变自己的生物钟，也“黑白颠倒”，晚上办公到三四点钟才睡觉，下午一二点吃早饭后开始办公，七点钟左右吃“午餐”，“午睡”约一个小时，八点一直办公到凌晨一二点钟吃“晚餐”，睡前散步。如果毛主席外出，他的作息提前一二小时。只要坚持按一定的作息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生物钟也会适应您的生活，保持正常运转，这使人体的生理活动的效率高，而且耗能减少。有规律的生活，可在大脑皮质促进下建立各种条件反射，巩固和形成良好的习惯；一系列的条件反射又能促进人体的生理活动，维持大脑和各器官的良好功能和正常的运行。总之，作息规律化，是保证健康的重要措施。
午睡经我国人民长期实践证实是有益于工作和健康的良好卫生习惯，既可弥补夜间睡眠不足，亦可恢复上午工作的疲劳，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午睡半小时至一小时或闭目养神都对身体有好处。少奇同志就是这样做的。近来临床研究有报道：有午睡半小时以上习惯的人比没有午睡习惯的人要健康，有冠心病的人比没有午睡习惯的人死亡率降低30％。
工作忙的中老年人一定要重视自己的“生物钟”，养成午睡的习惯，有利健康，有利工作效率的提高。
心胸开阔乐观稳重
少奇同志从容稳重，虽然平时沉默寡言，看起来很严肃，但接触久了，才知道他是心胸开阔、乐观稳重，具有求实、谦虚等作风的人。他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既关心又严格要求，以诚待人；他对人民、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善于正确处理上下级、同志间的关系、家庭成员之间关系，能化解各种委屈和误解，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心态，所以他身強体壮，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
在过去革命曲折和惊险的生涯中，他信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一直顾全大局，善于控制与调节自己的情绪，使他更坚强，更能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除了少奇同志银白色的头发不断增多以外，一点都没听到他以往受过挫折和冤屈的事情，平时也看不出有丝毫不快乐的样子，始终乐观，胸怀坦荡，和蔼可亲。他相信毛主席，相信人民, 相信共产党，勤勤恳恳地工作。工作劳累时，他依然抽空教育孩子们和他们高高兴兴地玩耍。依然时刻关怀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他身心所以如此健康与他的心胸开阔、乐观稳重密切相关。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遭受林彪、江青集团的残酷迫害和人身摧残，他仍然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充满信心，写下了“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铮铮响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实践了自己“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 的名言。我们更不能忘记他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中写过的一段话：“因为他没有私心，所以他无所畏惧……他理直气壮，永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自始至终言行一致，坦坦荡荡，正气长存。历史己经作出了公正的裁决，恢复名誉。
在他身边近八年的时间里，少奇同志言传身教、光辉的思想及保健经验，感人肺腑，在他身边学到的东西说也说不完，至今记忆猶新，终身铭感，用之不竭。
今日我们纪念刘少奇同志，就是要传承好他的崇高品德和精神财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努力把我们本职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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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9 22:2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