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大饥荒：一个政权崩溃的前兆

peter

作者:《黑洞》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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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写的吃人都是真的吗？”今天的年轻人面对大饥荒可能已经无法有清晰的感觉了，更遑论记忆。而只有被记录下来，发生过的事情、事件才能进入“历史”、成为“历史”。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1942年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中写道：“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 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大饥荒背景下，一些官员吃着山珍海味，红 十字基本无作为，灾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所谓失民心者失天下，在大饥荒中，也可以窥见一个政权是如何迅速崩溃的。

　　看重庆，念中原：生民百遗一 念之断人肠

　　重返现场 拯救记忆

　　段子里看饥荒：“想起来，四二年，叫人心酸”

“想起来，四二年，叫人心酸；吃的苦，受的罪，实在难言。”这是最迟在20世纪60年代在中原一带还广泛流传的一句河南坠子曲词。1942年，中原地 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 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当地流传一句民谣——“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水”为水灾，“旱”是干旱，“蝗”为蝗灾。最后的一个“汤”字，是指大名鼎 鼎的“中原王”汤恩伯。汤恩伯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7集团军总司令，辖众四十万，驻守中原。他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与陈诚、胡宗南并称“陈、胡、 汤”。“宁可日军来烧杀，不要国军来驻扎”，这也是当时流传的一句顺口溜。1942年，甚至发生过当地百姓截杀国军的事件。

“你吃俺的蚂蚱肉，俺去叫俺舅！吃你的黄黑豆！”这是流传于当地的顺口溜。吃蚂蚱不是好兆头，蚂蚱吃了你的谷子、高粱、玉米，你吃蚂蚱肉，蚂蚱再来吃 你的黄黑豆，叫你彻底没啥吃！那一年，蚂蚱一来，齐刷刷的。人把地挑成沟，把蚂蚱赶到沟里，用布袋捉住，炒炒吃，也有水煮。吃不完晾起来，小孩半晌饥了， 抓一把，吃两口，解解饥。开始觉得怪香，吃两口就不想吃了，那东西两层皮，没肉！

　　红十字官方化：丧失了许多功能

　　抗战时，中国的红十字会会长是蒋梦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红十字会在那时候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起作用？南京大屠杀中，我们看到国际救济总署在，没有中国红十字会，整个战争期间，战场没有中国红十字会的身影。

　　在河南这次灾荒中，国、共、日三方，把老百姓当负担，甚至当成对付敌人的手段看待，人民就倒霉了。这就不是近代战争，近代战争不能这样打。在战争状态 下的人道主义救助困境，是近代战争中的大问题。本来，红十字会应该是民间组织，不应由官方组织，可中国的红十字会是国民政府管理。因此，日本人就不承认它 的中立性。

　　蒋梦麟在红十字会也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帮助了服兵役的普通士兵。抗战时，国民党的兵源基本靠“抓壮丁”，抓来的壮丁在开赴部队的路上死亡率很高。梁漱 溟有一个调查，一百个送到战场上可能会死掉二三十个。蒋梦麟回忆录里记载，他提交了几篇报告，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蒋介石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下命 令枪毙了兵役署署长。八年抗战中，中国红十字会由于身份并不是民间组织，所以没能在战场上起到作用。可能民间的组织就应该是救助民间，民间组织由官方管理 就失去了应有的很多功能。

　　媒体报道被限制：几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成了盲区

　　在抗战时期，蒋介石基本上把河南当成一块随时需要放弃的领土。而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只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南阳《前锋报》等寥寥数家，这些难得的灾情报道，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最珍贵的历史记录。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刊发了发自灾区的报道后，立刻遭到了国民政府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同时对灾情相关的信息严密封锁，加大新闻审查 力度。这时，正逢《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的荣誉奖章，王芸生本拟亲去领奖。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通知王芸生：“蒋委员长要我通知你，你去美国 的访问被取消了。”中原几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就这样成为新闻媒体的盲区。

　　新闻管制引起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在此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挺身而出，踏上了河南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他在河南灾区深受震动，大 街上、田野中倒毙者随处可见，无主的野狗肆意啃咬死尸。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白修德从灾民的口中听到了人吃人的恐怖故事，对当地灾民来说，人吃人已不鲜 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

　　死亡菜谱：荒冢边上的宴席

　　官员吃什么 灾民吃什么

　　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说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 的百姓身上。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性的问题也不会匮乏。——刘震云

　　前方吃紧 后方尽吃：再大的饥馑饿不着当官的

　　白雪覆盖的郑州，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当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在河南大饥荒中，与灾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防在河南的军队依然在征收粮食和实物供养自己，而当地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

　　美国《时代》记者在河南境内采访，离开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宴请了白修德三人。有心的白修德留下了那晚筵席的菜单，计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 肉，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馅饼上洒满了白糖。后来，白修德在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再次回忆起了这顿饭：“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再大的饥馑饿不着当官的。

　　灾民：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在《豫灾实录》中曾写道：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 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 后蒸着吃。在叶县，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

　　每天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陆续的离开了人间。

　　一些灾民脸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这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 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 灾民也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哪怕灾民啃树皮 税也是要交的

　　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 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谁能想到，一个辛辛苦苦整年耕作的农民，他的吃食，竟然不及军马的饲料？！ 因为庄稼绝收，村民们都没东西可吃，连榆树皮都刮下来吃了。榆树皮刮下来后，去掉外层，把内层白色的部分晒干、捣碎，与花生皮一起在磨上碾，做成馍吃。榆 树皮不苦，但是很黏，吃完身上肿。尽管如此，榆树皮还是有限的，很多村民连榆树皮也吃不上，慢慢就饿死了。

　　此外，灾民还常吃一种用柿蒂和粗糠磨成的面。旱灾最严重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树叶，甚至吃“石头面”。“石头面”的做法，是把一种质地松酥的石头拍碎，磨成面，搅点菜，然后在烙馍的鏊子上炕干吃，“这个不能吃多，吃多了解不下溲”。

　　在洛阳，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

　　狗吃人人相食 官员大骂政府：你们眼瞎了么

1943年4月6日南阳《前锋报》报道：饥饿的灾民们吃干了的柿叶、剥下的柿蒂，蒺藜捣成的碎粉，吃麦苗，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

　　他们宰杀了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劫去。

　　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还披露，当时，河南省的参政员郭仲隗大骂政府：“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么，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么，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郭还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包括“观音土”。

　　失民心者失天下

　　权利、民主与大饥荒

　　《时代》记者在河南时，曾经指责一位中国军官对中国老百姓的横征暴敛，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 会接管这个国家。”白修德错愕了！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仗是为谁打的呢？应该是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人民饿死了，保家卫国还有什么意义？！白修德 觉得，中国军人的思维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在为领袖打仗，为委员长守土。这种本末倒置的巨大悖论，美国人的确理解不了。

　　政治上未有之奇：死了500多万人 却只报1602人

　　在河南大饥荒期间，记者白修德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

　　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时任参政员郭仲隗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

　　对权利、民主与大饥荒的关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他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 《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

　　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提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

　　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 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他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权利集合，这种权利是“应得”的，是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其中重要的有所有权、交换权利、社会保障 和就业权利。

　　从来没有重大饥荒在民主国家中发生

　　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 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人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 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证、强调、提醒说：“民主和政治权利的运作甚至能够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绝不会受到饥荒(或 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 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还是相对 贫穷的国家(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

“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而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 的民主体制中，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去防止饥荒。”政府的反应总是来自于对政府的压力，所以“民主和不发生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难发现的。

　　结语

1942年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却不曾杀死统治者。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而民主体制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

　　无数历史事实和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而实际与无数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即与“生存权”密切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