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 数百万河南人是怎么被饿死的

peter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121472875.html

关于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我们已经做了两期专题，澄清了一些广为流传的伪史。 　　那些流行的伪史被否定，意味着这个问题必须重新回答：数百万河南百姓，究竟是怎么被饿死的？

　　政府的救灾措施可谓面面俱到

面对这样一场全省范围内的大饥荒，重庆乃至河南省政府所启动的救灾方案，实可谓面面俱到，煞费苦心。至少在河南省政府这个层面上，是得不出一个“消极救灾”的结论的。

　　免征：中央允许河南在1943年麦收前不再征粮

　　当局对河南1942-1943年饥荒做出反应，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7月。本月21日，针对此前持续数月的干旱，以省主席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 府，决定向陕西价购小麦10万大包，同时电请中央政府对1942年度本省征购粮食数目核减200万石。重庆对河南此电做出的反应，是将河南1942年的粮 食征购数额由500万石减为380万石。

　　但遗憾的是，李培基此电虽然为河南百姓争取减少了120万石的征粮负担，但其电文内容，远未如实反应河南的灾情实况。河南省赈济会1942年秋推举杨 一峰、刘庄甫、任兆鲁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杨氏诸人“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指的 就是李培基7月21日的这份电报。杨一峰等人抵达重庆大约是在9月份，据杨氏说：“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 如是之严重。”稍后，9月上旬在西安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王曲军事会议上，以李培基为首的政府方面对灾情程度的报告，与以蒋鼎文为首的军方的报告出现正面冲 突，前者轻而后者重。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取折衷值再次减少了河南的征粮负担。

10月，中央因杨一峰等人的报灾而派张继、张厉生赴河南实地勘察，根据勘察结果，中央最终决定：将河南的征粮负担核减为280万石，合200万大包； 同时准许河南在1943年4月以前先交140万包，其余60万包，以30万包借作省级公粮及运佚口粮，30万包到1943年7、8月麦收后再补交。这实际 上等于允许河南在1943年秋收之前不再向百姓征粮——因为在1942年9月之前，河南省府已经完成的本年度征粮任务，实已超过140万包。

　　调查：68县250万户中，不足、待救者达220万户

1942年9月，以省主席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救灾委员会”成立，省府各厅大员全部进入委员会承担要职，自此，整个河南省政府彻底转入救灾模式。从9月到10月这段时间，“救灾委员会”的工作侧重于调查灾情和拟定救灾计划。首要之务，是确立了六项原则性的救灾办法：1、停办一切不生产事务；2、筹集平 粜基金；3、制定筹够粮食的手段及运输办法；4、以富养贫；5、灾户贷款；6、牲畜喂养保存。同时“规定自三十一年九月起至三十二年六月底止，为全力办理 救灾时期。”民政厅长方策还提出：“劝阻灾民非至万不得已，勿得轻易逃荒，以免流离失所，其外来灾民，确系灾难者，亦不得拒绝入境，或予歧视。”

　　此一时期，救灾委员会详细调查了各县灾情，按受灾轻重划分为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作为救济的根据。调查结果认为：68县250万户中，不足、待救者达220万户。依据调查结果，各种救灾机构和具体救灾计划，均在此一时期设立、制定。

　　筹粮：自陕皖鄂三省采购平粜粮，配销给灾民的粮食至少有3亿斤

1942年10月之后，各项具体救灾措施相继展开。救济饥荒最主要手段，说白了无非是调粮或者移民。要么把粮食运到灾区，要么把灾民转移到别处。前者事关筹粮，后者事关移民。先说筹粮。

　　救灾委员会的主要办法有三：（1）开仓。河南省在1942-1943年曾三次开仓救灾，先后散发粮食12.6万石、15.4万石、33.4万石。最后 一次开仓是在1943年3月春荒之际，此次开仓，已用尽各县所存历年积谷。此外，政府还强制查封散发了大户余粮共计8.8万石。（2）借粮。省府所在地鲁 山县灾情极重，曾向汤恩伯借军粮160万斤，于1943年春节前后全部发放灾民，后于1943年9余人底如数还清。此外，省府还曾向第一战区借军粮3.5万大包，计400余万斤；此外，另有军队所出工振粮1.2万包。（3）平粜。所谓平粜，就是政府在荒年缺粮时，将仓库所存粮食平价出售。具体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因本省存粮过少，不足救灾，故所谓平粜，乃是指由河南省政府出面，筹集资金，向邻近陕、皖、鄂各省平价购买粮食。1942年9、10月间，省府曾筹措平粜基金2千余万元，正式启动平粜事务；1943年1月，又得中央之助，由中国农民银行贷给平粜基金1亿元，本省农工 银行借垫4千万元，各县筹集资金1亿有余，自省至县，成立各级平粜委员会，并设立了陕西采购站、安徽采购站、湖北采购站及相应的运销机构。三个采购站共计 购进平粜粮2405万斤，另有非平粜粮（包括各种杂粮）若干。其中以陕西为最多，共购平粜粮1059万斤；借粮820余万斤。此外，省府还从第一战区商拨 了2.59万包军粮用作平粜粮。据《河南政府救灾总报告》的不完整统计（做统计时，部分配销站数据还未上报），购回配销出去的粮食，至少在3亿斤以上。

　　移民：遣送至陕西者30余万人，遣送至湖北者2万余人

　　再说移民。因全省无处不灾，灾民在省内无处转移，故只能往外省输送。1942年的河南，三面被日军包围，唯有西面陇海线尚与陕西保持联系。有鉴于此， 蒋介石在1942年末曾亲自下达手令，命河南省救灾委员会沿陇海线，在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西去逃荒的灾民。后择定广武、洛阳、灵宝、常家湾、閿底镇等5处各设一厂，统限1943年1月1日组织成立，开始收容西上灾民。其经费全部由中央拨付报销。自设立至结束，共耗费经费800余万元，救济灾民达55.8万余人。此外，省内各县亦普遍设立粥厂，总计4289处，收养灾民189万余人。

　　灾情初现时，救灾委员会为便于就地救济，一度命各县竭力劝阻百姓逃荒，但终因灾情过重，本省粮食奇缺，而不得不默许灾民变为流民。为救济流民，救灾委 员会采取了如下几项措施：一、由省府出面向陕、鄂、皖等省交涉，求其允许河南灾民入境并赐予安置；二、指定管理流民计划，令各县对确无生路的灾民，加以登 记编组，发给证明文件，然后准许出境谋生，并在沿途指定人员管理或派员护送，以免滋扰。三、在洛阳组设办事处，与潼关火车站一起专门办理赴陕灾民的运送事 宜，并由省府出资在潼关火车站发放救济费，灾民每口发给伙食费5元。最终的移民结果，由省府遣送在洛登记赴陕灾民约计318，500余人；由各招待所遣送 入鄂者21，966人（另有自主赴鄂者10万余人）。与此同时，省府还命令前线各县，须“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 往敌区”。

　　工赈：集中于农田水利工程，救济灾民总数量数据未详

　　灾情爆发之初，中央曾拨发过三次急赈，一次400万，一次1000万，一次2000万。并允许河南省府挪用其他军队、中央款项5300余万元用于急赈。省府也自筹了急赈款总计1500余万元。

　　急赈之后，力度更大，持续时间更久的是工赈。因救灾原则中明令停止一切非生产性事务，故工赈集中于农田水利工程。具体包括：100万元凿井贷 款；1000万元小型水利贷款；600万元水利、大车路工程贷款；400万元农田水利贷款；150万元公兴渠开凿贷款；3864万大型水利贷 款；72010万（该数目存疑）浚河工程贷款；450万泛区筑堤工程贷款；5100余万各县小型水利工程贷款。就贷款数目和工程数量而言，可谓相当之多， 但这些工程总共吸纳了多少灾民，为多少灾民提供了食住保障，则未见数据统计。

　　生产：为农民筹集各种种籽、强制保护牲畜以利于生产恢复

　　扶植生产主要集中在1943年开春之后。其具体措施大致有：1、配拨种子贷款。包括麦种贷款500万元；晚秋种籽贷款85万元；油菜种籽贷款8万元。2、配拨耕牛贷款500万元。3、1943年秋种筹贷。该项工作，对缓解灾情尤为关键，其款源之筹措，由各县政府统筹办理，要求“各县应筹总数，大县至少400万元，中县至少300万元，小县至少200万元”，并强制要求“县长、乡镇长应各体念时艰，重视民生，务须把握时机，妥慎办理，倘有农民缺乏种籽， 停荒田地情事，一经查实，均以失职议处。”结果因各县均能切实照办，未误农时。4、保护牲畜。其主要保护对象，是牛、马、驴、骡这些农耕必不可少的劳力牲 畜，保护的目的是为了灾后能更好地恢复生产，其法规定“各种牲畜，除残疾或老弱不堪役用者外，一律不准屠宰，违者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之罚 款”，无力饲养牲畜者，可申请政府代养或向政府借贷饲料，同时鼓励农户将牲畜借给政府“参加军粮运输志愿队，以资救济。”此外，省府还电请中央军委会，获 准取消本省土布的战时统治，使部分纺织业发达的地区得以自由生产、销售土布，赖以度过灾荒。

　　袒贫：农民卖给富户的土地，准许五年内以原价赎回

　　灾荒期间，富户乘机低价购买贫民土地，是必然的现象。为保护灾贫农民，河南省政府曾于1942年12月制定了保护农民不动产临时办法，该办法规定：“凡土地或房产之买卖，无论有无契约，均应依照民法之规定，准予五年内以原价购回之，其土地或房屋之典当，亦准随时以原价赎回之。”

　　按省府的用意，设定“五年”的期限，一方面可以使卖者获得资金暂时度过灾荒；一方面也能保障买者有足够的时间从土地上赚回利润。但该规定的实际效果并 不佳，“县为富不仁之殷商富户，多以灾荒期间典买田产，准五年内随时以原价赎回，既不能确保产权，目前复无大利可图，率皆不顾典买，致令灾贫农民虽有田产 而仍不能变价糊口。”为救济灾民，省府最终不得不出台严厉规定，强制各县富户必须购买贫民的田产，不得拒绝。规定虽言，但具体执行情况如何，则未见数据统 计，想来应该不佳。

　　节约：驻豫军队及公务员全体参与节粮救灾

　　灾荒期间，全省各界均发起节约运动。几乎所有驻豫部队均参与节粮救灾，如：1、在总司令长官蒋鼎文的倡议下，第一战区驻豫部队从1942年12月份开 始，每月减食两餐，以三个月为期，共节食收集小麦300万斤用于赈灾。2、第三十四集团军各部队机关学校节食救灾，共省出2500石。3、驻渑第十七军节 食救灾，先后节粮16.6万余斤，在该县施粥直到1943年麦收。4、第三十六集团军拨粮4万斤节食救灾；……省府各部门公务员也普遍节食救灾，省级方面 共计节粮1058石4升，各县共节公粮6088石3斗。此外，省、县各级机关还裁员减政，以节省公粮用于救灾。

　　除上述措施之外，当局的救灾举措还包括刺激合作社自救、配置推广救荒食品、防疫、防泛、捕蝗、禁酒……等等不一而足，可谓能做的都做了，面面俱到。

　　为何还会饿死数百万人？

上述面面俱到的救灾措施，不免会让人产生某种疑惑：既如此，何以最终河南还会饿死数百万人？（按惯常但无统计依据的说法，是300万；张光嗣的重灾区统计，则是148万有余，后者显然更为准确；据此推论河南全境饿死人数在200万上下，当属中肯）

　　唯一的陇海线运输能力很弱，根本救不了河南1000多万灾民

　　此次灾荒，发生在全面抗战的第六个年头，河南地处抗战最前线，三面受敌，境内百姓的余粮，已被战争耗尽。本省无粮，成为制约当局救灾的最大瓶颈。而要 将本省灾民运出去，或将外省粮食运进来，则又受制于交通条件。此一时期，河南唯一的交通枢纽，即自西安经潼关至洛阳的这一段陇海线的一部分。但就是这唯一 的一段陇海线，其运输能力也相当有限，尤其是1941年中条山战役之后，黄河北岸渡口均被日军占据，潼关、会兴段其间各站，几乎无一日不受炮击。且黄河北 岸高于南岸，敌军炮位居高临下，有些路段又距黄河太近，铁路行车完全置于日军的监视之下，一有行车，日军就立即发炮。白天无法行车，晚上行车也只能关闭灯 火，高柏至东泉店间甚至被迫停开列车，改用汽车盘运。为坚持行车，陇海局铁路员工一直努力抢修各种荫蔽的山洞，便道、便桥，但列车运行和铁路线路始终无法 摆脱日军的炮火袭击和威胁，1942年5月间的一次列车运行，曾被炮火击中，死伤旅客和路员40多人。

　　这样一种恶劣的环境下，洛阳经潼关到西安这段陇海线的运输能力可想而知。1936年，国民党陇海铁路特别党部曾调查过整个陇海线的客运能力，其具体数据如下（据《陇海铁路调查报告》）：

1936年上下行乘客数：
7月：135762； 8月：159934； 9月：135860； 10月：135225； 11月：134911； 12月：162179

1942-1943年，河南外逃出省的灾民达300万之多。其中陇海线是最主要的途径，大部分灾民选择通过这条路线逃往陕西。以半数计，150万灾 民，按照1936年整个陇海线的客运能力，需10个月才能输送完毕。当然，这其中要考虑超载的问题，就福尔曼当年所拍摄的照片来看，整个列车扒满了灾民， 其超载量至少在一倍以上；同时，还要考虑1936年陇海线的运输能力远高于1942年的因素，且还需考虑上述图表所统计数据，是整个陇海线的客运能力，而 非洛阳至西安段。综合这些因素，可以说，当局在通过陇海线往外运输灾民这个问题上，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至于货运能力，关系到外省粮食运入河南灾区的问题。陕西是河南省府采购粮食的最重点的地区，其缘由就是因为这段残破的陇海线的存在。但恰如美国外交官 谢伟思1942年11月所调查到的那样：“粮食现在也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说每晚通常有两列 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吨。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吨粮食。”按照谢氏调查的数据，意味着这段陇海线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 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
谢氏的调查究竟准不准确？恰好编辑手头上有一份1942年12月份陇海线的铁路机车车辆调查表。据该表显示：整个陇海线，当时只有货运机车17辆， 客运机车15辆；因遭日军破坏，加之修理配件极度缺乏，有19辆机车处于修理状态，70辆机车处于无法使用的“存放”状态（据金士宣《铁路与抗战及建 设》，1947年，商务印书馆）。这意味着，较之正常时期，整个陇海线的运输能力已下降了70%，至于状况最为恶劣的西安至洛阳段，其运输能力削弱到何种 程度，更可想而知。谢伟思的观察与调查，毫无疑问是相当准确的。换句话说，无论当局如何努力在外省购粮，这条孱弱的陇海线，也救不了省内的1000多万灾 民。而这一交通线的岌岌可危，同时又导致重庆乃至河南省府均不能下定决心要求军队将其储存的军粮全部拿来赈灾——事实上，汤恩伯40万部队半年的储粮，供 1000万灾民食用半个月尚且不足；何况当局还要以防万一陇海线被切断，届时这40万部队将会彻底丧失后方的给养，其储粮将成为唯一的救命稻草。

　　张光嗣1943年9月份的调查报告，提出四大“灾重之原因”

　　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保存有一份名为《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调查者张光嗣1943年5月至 9月，深入河南重灾区，调查灾情何以如此严重的原因。张氏以第三方调查者的身分，所作出的总结，当与事实相距不远，故原文照录于下。

　　张氏先对“灾重之原因”做了概括性总结：“豫省如仅有旱灾而无战事，则灾情之重绝不如今春之甚，盖自抗战以来，人民之人力财力物力已大量贡献国家，因 之十室九空，家鲜粮藏，一遇旱灾，富有者尚无法生活，贫者更难以自存。”随之具体列举了他认为最关键的四条“灾重之原因”：

　　（1）粮价过高。今春粮价突增，各县人民家家断粮，所食多属仰自外来，因辗转搬运故价格日高，就人民日常所食之小麦而论，战前每市斗价六角余，去年麦 收前每市一斗价二十余元，今年麦收前每市斗涨至三百余元，较战前实高数百倍，较去岁麦收前亦高十余倍，故民食益艰灾情愈重也。

(2)军需繁重。豫省地临前线，所有军食与草料多由地方供给，是以人民虽日不举火，为国家生存计，仍缴纳征实征购及一切柴草麸料，以供军用，此种爱国 热情，恐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也。——编辑注：此处所指“缴纳征实征购”，主要系指1942年11月之前；而对“一切柴草麸料”的征收，则贯穿了整个 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省府曾在1942年电请中央及第一、第五战区长官部，请求他们在邻近丰收省份采购“柴草麸料”，免除在河南本地征发，但 因第五战区的反对，未能获准。蒋鼎文主持的第一战区长官部在1943年4月停止在河南本地征收柴草麸料，至8月麦收后才恢复；但李宗仁主持的第五战区始终 坚持征收。

(3)地价跌落。人民十室九空，不得已将田产贱价出售，因灾情严重，富人多以年荒差重不愿买地为辞，甚至故意刁难，希图压低地价，按各县以前地价，恒 以粮食七市石左右购地一亩为标准。今春地价贱者不及三百元，昂者不过千元左右，以之易小麦，贱者不及一市斗，昂者不过三市斗，较以前地价低二三十倍至七八 十倍，卖地一亩仅敷维持一家八口数日食用，此灾情之所以日益严重也。

(4)各县乡长保长甲长之营私舞弊。各县乡长及保甲长大多数人选极坏，关于赈款赈粮耕牛贷款及其他一切征物派款之营私舞弊已成最普遍之现象，甚至县长 虽明弊端百出，亦故作痴聋，以致民怨沸腾，不惟影响救灾，即于政务推行亦影响甚大。——编辑注：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名曰“一党训政”，但其党力异常薄 弱，自始至终未能深入到县一级基层，故县一级及以下各级政权，实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其结果是整个基层政权的腐败化和空洞化。1944年的《河南政府救灾总 报告》中无奈写道：“此次救灾工作……各种办法于工作不能彻底实行，一切有普遍性与控制性之措施，多不能迅速确实贯彻，致至效果未能达到预期之目的”，这 种无奈，正是源自国民政府在县级及其下基层政权的空洞化、腐败化。

　　除张光嗣所谈到的这些原因之外，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期间的限价行为，也极大地加重了灾情。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镇洲晚年如此回忆：“中央因全国各地物价涨 幅甚巨，制订限价政策通令各省施行，河南省政当局，执行限价最力。当时粮食市价已上涨甚高，表报中央数字，仍按官方限价填写，中央根据表报粮价，认为河南 灾情并不严重。邻近各省，因河南限价关系，商民集有余粮而亦不愿运豫销售。”于镇洲所言，并非孤证。许昌的救灾情况也是如此，许昌县长王桓武“不仅将粮价 压的很低，而且派人查封各粮行的存粮，令其按他所定的低价出售。当时许昌周围各县所定粮价均高，而许昌独低，外粮不仅不来，许昌境内仅有的存粮还有私自运 出者。因之粮源断绝，粮食奇缺。穷苦人民变卖田产可以得钱，但拿钱却无处买粮。”限价政策导致外省对河南的民间粮食贸易陷于停顿，本省的区域性民间调剂也 因之终止。重庆《大公报》曾刊文批评限价不力加深灾荒，其批评实在是南辕北辙搞错了方向。

　　参考数据：此次饥荒期间，八路军冀南军区“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万人”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实际上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这场大饥荒蔓延的范围，还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因其恶劣 的抗战环境，灾情最为严重。但其他地区，灾情也相当惨烈。为更清晰地看清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在中国近代的真实历史定位，很有必要参考此一时期 其他政治派别治下其他地域的灾情数据。譬如，据宋任穷回忆，他所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冀南军区：

“一九四二年春，天旱无雨，夏粮收成无几。春旱持续发展，旱情波及十几个县，许多地方大秋作物无法下种，致使秋收所获甚微。一九四三年灾情更为严重。 先是旱灾，自春到秋久旱无雨长达八个月。许多水井干涸，河水断流，甚至人畜的饮水都成了问题。……我们除遇到旱灾、水灾外，还有雹灾和虫灾。冰雹大者如鸡 蛋，实为少见。蝗虫之多，遮天蔽日，也是罕见的。蝗虫飞过来，简直像天阴了一样，太阳也看不见了。这样说并非夸张。大的蝗群方圆几里，一落地，顷刻间就把 几亩、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农作物吃得一干二净。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据南宫、巨鹿、隆平三个县统计，有524个村的庄稼完全被蝗虫吃掉。……冀南人民灾 病交加，苦不堪言。巨鹿县因饥饿而死者5000余人，因霍乱而死者3000余人。清河县王世公村曾在一天中死亡400余人。垂杨县段芦头镇一个集日因饥 饿、疾病倒街而死者30人。当时，冀南区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万人。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添新坟，村村有哭声’。有些老百姓为了糊口，拆了房屋，拿着木 料到冀鲁豫、冀中去换粮食。那一带比冀南好些。还有不少人为了求生，不得不背井离乡逃荒外地，有的村成了‘无人村’。”（《宋任穷回忆录》）宋任穷的这段 回忆，可以与1943年3月2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达的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对照阅读，该文件称：“目前五、六分区灾 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

　　结语

面对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揪出几个“罪大恶极”者做“道德判断”很容易，但要廓清真相做“事实判断”，却往往是极难的。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