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友：《中国研究四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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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思想》第5期《转型正义与记忆政治》。

首先感谢大家今天前来听我的演讲，感谢吴介民教授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
介民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指导的学生。用英文来说，他是“my former student”。因为在美国，学生一毕业就不再是你的学生，他独立自治了，借用台湾的一句政治术语来说，已经主权独立了。而在中文里，你如果说某人是你「以前的学生」，人们就会以为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断绝了，你才会这么说。中国人认为，一旦曾称你为师，终生就是你的学生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生会一辈子保持很宝贵的师生关系，我很幸运有那么多的台湾与中国学生。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邀我到台湾给清华大学的学生们讲演，介民为我设定了六讲，每个题目都不容易，而今天的讲演是最辛苦的。介民要我用自己的学术经验来教导年轻一代的中国研究者，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国研究的学者。我要如何达成这个任务？我之所以能成为学者，原因之一在于我可以分析他人的经历，而不是审视自己。我比较习惯于用客观的眼睛来分析别人的事情和行为。况且要我指导你们，我不敢当。
西方学术的文化，是要尊重学生的自主。刚才介民介绍我的时候说，他刚到哥大留学时，我曾要他「忘记」台湾的故事，对此，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很可能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是我真正要说的意义应该是：来到美国、来到哥大，是很难得的研究中国的机会和环境，暂时先把台湾搁下，等将来再回头研究，这样最终会对你的研究更好。其实，我们美国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我们把研究生看做顾客。在西方，顾客不是有主导权吗？作为老师，我先要打听一下你的目标，你的生涯规画方向是什么，然后成为你的助手，很礼貌地提出我的建议，但不能是命令性的，只是指引性的。
迷上中国学：费正清的启发
我是在1960年读大学一年级时开始研究中国的。掐指算来，已有46年。46年听起来彷佛很长，但经历过这段时光的我却没有这种感觉，很多事情彷佛才刚发生过一样。这使我想起时间是有相对性的。一个人回忆往事经历，时间似乎很短暂；但是在自己的记忆之前经过的时间，却似乎是在很久很久之前。
最近，我曾租了一部1960年代的喜剧电影，同我的5岁小女儿一起看。她知道这是一部老片子，于是就问我：「爸爸，当我还是娃娃的时候，你就第一次看过这部电影吗？」在她的想象之中，没有比她还是娃娃时更早的时代，她的幼儿时代涵盖了所有记忆时间。
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开始研究中国之前，中国好像是个远古的历史，前世的事。即使在此之前，许多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逐步建立这个领域。在我的心中，1960年代是一切都崭新的初级阶段。
1960年时，我是在费正清的影响下进入中国研究。当时我是上哈佛大学的大一新鲜人，哈佛大学的学费很贵，我受美国这个商业化社会的影响，觉得要选一门值得花了这么多学费的课程才好。法文、美国史、生物、数学等课，一般的大学也有，就不值得学。我查了课程表，发现费正清的「东亚史」这门课只有在几所名牌大学里才会设置，除了哈佛，好像只有耶鲁等极少数大学才有。东亚离美国很远，也值得了解一下。当然，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中国研究是任何一所好的大学甚至许多高中的课程的一部分。
我选了费正清代号「社会科学111」的东亚史，秋季第一学期是从上古到19世纪，春季第二学期是19至20世纪的东亚近现代史。当时的费正清是一位53岁的「年轻人」(这是从我现在的观点说的——因为现在的我比那时的他还要老)，可是当时我觉得他是无法想象的老。他个子很高，头发白，目光清冽，还戴着眼镜，管理着一大群学生和一大堆项目。他工作很辛苦，早上8点钟，你还在床上睡觉时，若电话铃响了，就是他打来的。他在电话中说：「我看过了你的论文」，昨天才交的，不是上周或上月交的，「有些建议想和你讨论」。如果他要把论文交还给你，他会要你上午9点钟时到他位于校园的住家门口见他。9点钟，他一手拿着皮包——里面有你的论文——一手拿着一把电动刮胡刀出现在门口。然后，你和他一道走向他位于哈佛图书馆的办公室去。一路上，他告诉你关于论文的意见，还一边走一边刮胡子，很省时间。他对你论文的几点建议，都非常有系统。当我们走到他的办公室门口，会见就结束了。他把论文交还给你，就开始自己的工作；而你则可以回家，继续睡你的觉。
事实上，当时中国研究正处于某种初级阶段。费正清于1955年在哈佛创办了东亚研究中心，就是后来的费正清中心。他与别人合开东亚史的课，他讲中国。他与别人合着的教科书《东亚：伟大的传统》(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1960)和《东亚：现代化的转变》(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1965)[1]正处于付印之前的最后校对阶段，油印的校样复本就放在图书馆里供学生们传看。
费正清的研究和讲课有两大特点：一是资料丰富，搜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成果，还有日本专家、台湾专家关于东亚的研究成果。不过，并不包括中国大陆的研究，因为当时与大陆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联系。他的研究范围很广，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都包括进去，还把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都写进去。
第二个特点是，他一直持续地指出什么领域或问题还需要被研究，天天提出一些学者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被开拓的题目，他吸引你参与一场大规模的研究工作，让你也变成一个学者。他并没有直接指定你参与，但展开了足够的空间供你深入研究，作出贡献。费正清这种好奇心也是最吸引我之处。这与我所选的其它课程形成强烈的对比。讲欧洲史的教授也是很杰出的，但他总在强调那些已被发现的所有东西。他的课给你的印象是，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已被权威地解决了，你没有办法介入、无法插手，那是一片僵化的领域。这个印象可能不对，但当时他就给我留下这么个印象。
小黄瓜与英国午茶：费正清的国际学术网络
费正清当时积极于和台湾、日本、香港、欧洲、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研究者建立联系。只要这些学者有机会到美国，他就会邀请他们到哈佛大学访问。这些学者会在每星期三下午5点半到他家中喝茶，英国式的茶会。他在英国留过学，他的太太会做些小黄瓜三明治摆在那里，这些小黄瓜非常没有味道，也没有营养。学生们可以到他家中与这些学者见面，他会为你介绍许多专家：「这是安迪，这是日本的某某教授。」然后就走开了，可是你不会日文，他也不会英语，你不知说什么才好，也不好意见走开，只好默默吃这些没有味道的三明治。他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研究所，并在历史系之外的其它系也播下了中国研究的种子。他告诉我要进入政治学的领域，「因为现在有够多人在搞历史了」。
如今回想起来，费正清在研究上的努力、他散发的学术气质，以及整合能力，依然还是超乎想象的。我能想到的足堪比拟、却不同气质的学者，只有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深同事、已退休的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费正清的好奇心吸引我进入中国研究，而这种好奇感直到今日仍在吸引我继续探索，因为中国研究这个庞大的主题有无穷无尽的内容，而且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当时的学术界文化虽属自由主义，但仍属比较传统和权威的时代，教授会对你说：「你可以做这个题目。」这当然有它的好处，因为现在的研究生在做研究时会犹豫徘徊，不知道定什么题目好。我们当时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会给你一个题目。当时找工作是靠老同学、老朋友建立的男性人脉关系(old boy network)，费正清的权力大、精力也旺盛、关系多、思维也敏捷，他打个电话：「你要安迪吧！」就能把你派到某个学校去工作。
我是在大学二年级时开始学中文的。当时要选主修，我对欧洲史、法语、生物等不感兴趣，就选了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我去找他，要他签名同意。当时他正在工作，头也不抬就说：「你当然会选中文。」说完便把签好的表递给我，我就走了。中文是个分量很重的课程，10个学分，能用掉你的大部分时间。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我学中文，但我是个听话的男孩，只好去做他要我做的事。
当时中文课班上同学主要是研究生，不少同学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包括傅高义(Ezra Vogel)。当时他是社会系的年轻助教，他的研究主题本来是日本，听从费正清的指导改为研究中国，他也开始学中文，后来学得很好。当时大学部学生修中文的不多，30个人的中文班里只有4个大学部学生，因为大学部没开这门课，所以一般是到了研究所才学。之所以没开中文课，是因为中国当时是一个闭关锁门的敌国，贫穷而又遥远。而今天，在大多数大学和许多高中都开设了中文课，大学生毕业后还可以去中国留学或工作，所以他们进入研究所时，已有很好的中文基础了——当然，许多来自台湾和中国的学生有着先天的优势。因此，中国研究领域学者的水平大大提升了。
学中文早一点起步是件好事，因为中文那么丰富、中国研究是个如此庞大的领域。晚了，就难以找到令你感兴趣并可掌握的研究主题。但在大学部阶段就研究中国，使我的西方文化养成训练一直不足。后来，我在哥大教授西方文明的核心课程(如西方政治思想史)时，就不得不自行补缺。所以，至今我什么也不通，既不是中国通，又不是西方通。什么都不通也不错，它的好处是让我自知知识的不足，这成为促使我不断学习的动力。我的研究兴趣至今还没有衰退，还没有成为枯木死灰。
台湾印象：巨变的四十年
1963年，当我提前一年从哈佛毕业时，从学校获得了一份奖学金，条件是你要离开美国一年。你在国外干什么它不管，只要365天之内不得回国。我在香港待了一年。我去香港的途中，于1963年8月顺道访问了台湾。1967到1968年间我又返回台湾作博士研究。
台湾当时又穷又落后。我到时又刚刮过一场台风，街道淹水，当时的水沟是没加盖的。出租车和三轮车缠着你，嚷着要做你的生意：「先生，坐我的车！」、「坐我的车！」很多三轮车夫是国民党的退役士兵，不知道为什么很多都是山东人。红色出租车在你身边慢慢开着，要你上车，车里则没有计程表，车内很脏、很破，你甚至怀疑它能不能开到目的地。如果你打算乘坐，得狠狠地讨价还价一番，会浪费很多时间。讨价讨得少，自己觉得吃亏；讨得多了，你又觉得占了他便宜、剥削了他，对不住他，心中不安。因此，甘脆自己走路更单纯。
因为长像不同，小孩子老是跟在我身后，指指点点地叫着：「外国人！外国人！」。街上小汽车和卡车很少，货物都是用板车来拉的。当时，我住在现在的仁爱路三段，再过去，也就是现在四段一带，就是农田了。当时的敦化路一带还是稻田，松山机场是唯一的国际机场，开车出城还得走很远一段路、经过大片的农田才能到。
我当时只有20岁，感觉这里离家很远。当时当然还没有因特网，也没有国际直拨电话。除非家中亲人去世之类的大事，才会去打国际长途电话。一般的情况下，只有靠航空信与家中互通信息。收到回信，大约要等3周以后了。
台湾当时是威权主义统治，很专制，是一个警察国家，你可以感觉到人们的恐惧。大家不谈政治，即使是谈简单、不那么敏感的政治问题，也是拐弯抹角地说，声音压得低低的，表情很紧张；或是把你带到街上边走边交谈。他们会暗示你，但不会告诉你什么具体的事情和想法。我认为，他们也没有机会形成什么更有系统、深刻的想法，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流也很危险。有些人想讨论台湾意识、国民党的压迫、二二八事件，还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等。他们遭到警察的监视，或是在党控制的媒体上受到攻击，或者失去了工作、甚至被捕。
简而言之，当时的台湾遥远而又迥异，我在1960年代也访问过日本、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南越等地，也都是如此。我只觉得全亚洲到处都很贫穷、落后。我当时认为自己看到了亚洲，亚洲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亚洲永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时年轻，不懂得一切都在变化。就如你们知道的，其实就在那时，一切都已开始在变化了——亚洲开始兴起。可我当时只看到表面的状态，没有把亚洲视为处在一种转变过程当中。我年轻时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成是固定不变的，成年人就是成年人，孩子就是孩子，永远就是这样。人在没有见过许多转变之前，就是这样认识世界的。可当我们环视今天周围的台北——101大楼、君悦大饭店、仁爱路、敦化南北路、台大、中央研究院——我们不得不说，一切都变了，变化大到不可想象！
未来40年还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吗？我自己能想象40年后的亚洲和台湾是个什么样子吗？我大概不能想象。首先，我没有方法去推测。其次，人是很难意识到自己生活环境都是暂时性的；即使意识到了，情感上却难以承认它。我们所在的大楼可能将来就不存在了，我们本人将来也不会存在。这个想法与现在的气氛不适合，我不多说了。
郭廷以：捍卫学术专业的先驱
1967到1968年间，我到台湾来作博士论文，研究民国时代的政治。费正清要我到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去找张朋园。张朋园是研究清末明初的专家，参加过费正清家中的茶会。不管谁找他，他都很热情地提供帮助。我们成了朋友，而且这么多年一直是好朋友。朋园是近代史所创办人郭廷以先生担任所长时聘用的优秀青年学者之一，现在已经退休，快80岁了。
郭廷以先生像费正清一样，高个子，大眼睛，但比费正清更严肃、更能让你觉得「恐怖」——不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而是郭廷以的「学术恐怖」！他盯着你，好像一点感情也没有，只对你的学术成就感兴趣而已，别的他不过问。他说话很少，只做事。年轻的研究人员却都爱他，为什么？我后来逐渐了解，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他是一位处于国民党意识型态控制下，奋力建立客观独立学术的先锋。中国近代史可能是当时台湾最敏感的学术题目，因为它涉及执政的国民党历史，这段历史怎么也说不上光彩，虽然当局想把它描绘成不是这个样子。郭教授认为，应该用客观的方法独立地去分析，要说真话、写真实。这个立场让他吃了很多苦头。国民党的党棍攻击他，说他卖国，出卖宝贵的国家学术资料给外国学术帝国主义者，说他不忠于国民党。他也因为与费正清、韦慕庭(C. Martin Wilbur)的关系而受到激烈的攻击。
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当上近史所所长，但他的确当上了所长，而且为了真正的学术自由和客观独立的学术价值观奋战。他保护所里的年轻人，免受外界的攻击，让他们有一个自由发展、追求历史真实的空间。他从福特基金会拿到经费，以交换学术资料和从事口述历史，采访了很多历史人物(大部分口述历史的访谈，都由沈云龙教授执行)。他同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培育了学术交流联系，送青年学者去海外进修，也欢迎像我这样的国外学者来研究。
1960年代后期，郭教授最终被迫离开台湾到纽约。哥大东亚所给了他一间办公室，可是他不会英语，也很少去，很孤独。我当时还是害怕他，而且那时候我是个忙于追求终身聘的年轻助理教授。我很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多去找他，一是照顾他，二是向他请益。1975年，他在纽约去世，我很难过。郭教授在世时编纂了一套完整的、详尽、公正的史料，《民国大事日志》(四卷)，记述到1937年。他无法出版这套书，因为它太客观真实了。他一直在修改和完善手稿，直至他去世。当时，他的儿子把原稿交给了我，由我保存。后来，台湾的学术气氛宽松了，我把它送回台湾交给了朋园等人，他们设法出版了它。现在从网络上可以查到它。据我所知，它仍然是早期民国史中最完整、最有权威性的编年史。
郭教授为学术自由而进行的奋斗，对于今日在台湾研究历史或社会科学的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近史所是从事严肃认真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学术单位，它寻求把事实与价值观分开，寻求证据以验证观点和理论，而且是在国际对话互动的大背景下进行。我们要感激他为学术而作出的牺牲。
中国：一个在月球的陌生国度
如果说「自由亚洲」对我们来说还是陌生的异域；中国大陆当时就是完全不可能进入之地。彷佛不在这个地球上，而在月球的另一面。按今天的标准，我们对它是出奇的无知。
美国对中国一贯采取围堵和孤立的政策，这意味着美国人不能访问中国。你还不能把中国的产品带入美国。如果你在香港买了中国的工艺品、玩具或家具，你需要搞到一张商品的「原产地证明」，证明它不是来自中国，或即使产自中国，得也要是1895年以前的产品。英国在香港的统治者甚至不许人们到与大陆交界的罗湖桥。我坐火车到罗湖去看中国，却发现港英当局在边界之外又设置了一道关卡。1964年我访问尼泊尔时，还特地到边境去观看对面的中国，但是一眼望去，并没什么可看的。
当我1963年拿奖学金到香港访问时，在澳门待了几周，采访了几位艰难冒险从大陆逃出来的农民。当时我的中文不够好，还请了一位翻译，询问中国南方广东省公社的状况，让我了解到公社生产和分配制度。这是当时我们学者藉以获得实况信息的方式。研究做得很粗浅、很初步，但都很新鲜，因为极少人在这样的题目上作研究。当时我才20岁，写了〈中国的工分制度〉在香港的学术刊物Current Scene上发表了，算是一个贡献。现在你们的论文和田野调查报告，要比当年我们的深入、高明得多了。
我们当时对中国的所知确实肤浅。1966年，薛曼(Franz Schurmann)的巨着《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型态和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66 )出版了。这在当时是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使我们研究生大为震惊，兴奋不已。薛曼告诉我们，中共制度组织得很完美、很漂亮，政策是在上层精英中经过讨论而形成的，然后通过一个严密的组织网络传达下去，按照意识型态的概念让这些政策意义清楚明白。虽然这是项重大的研究成果，但我们如今了解到当时我们对中国知道的太少了。正当一本称赞这种机制的书问世之际，毛泽东却毁坏这个制度、使天下大乱。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外界学者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1950、1960年代的中国不是我们当时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外界一无所知。一位学者藉香港地利之便所观察到的迹象，发表了一篇关于饥荒的文章，大多数学者表示怀疑，说他证据不足。当凌耿在台湾国安单位的协助下，以他红卫兵的亲身经历出版《天雠》这本书，揭露红卫兵的残暴行为，外界也拒绝相信，认为它是反共的意识型态的宣传。
由于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少得可怜，借用毛的一句话，真可谓「一穷二白」。与现在相比，当时对共产党中国的研究更多是政治上的阐释。费正清经历了与麦卡锡主义的抗争，对此他在回忆录中已有讲述。到了我这一代，环境不同了，年轻的亚洲学者反对越战，采取了反反共(anti-anti-communist)的立场。因此，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们非常敬重他们所谓的「毛泽东实验」。一个叫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团体派了两个代表团到中国，回来后发表了赞扬中国的正面报导的书，称赞它正在创造一个理想化的社会，追求平等，发动群众以集体主义的方式追求发展，男女平等，用调解的方法处理社会冲突等等。1970年代初，我在哥大的同事奥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和其它可敬的学者们编了一本书《中国发展经验》(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1974)，谈及中国在公共卫生、环保、小企业等方面的极佳创举，要求我们向中国学习。这些正面的观点来自于受中方所诱导的参观和汇报。
初访中国：1973年的学习团
我也随着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去了。那是在1973年，参加一个纽约州教育界「学习团」(Study Tour)，这是当时很典型的浮夸名称。当时没有个人访问，不能旅游观光；凡是访华的美国人都要加入由某个中国官方组织主办的代表团之中。个人旅游签证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开始发放。
所有这样的团体参观，都是由中方精心安排好的。我们的团队约有15人，到了中国后，有国家安排的几名中央级陪同人员和翻译，到了所访问的4个城市，每个城市又会配上几名当地的陪同人员。坐着大轿车参观，吃在宾馆。到了一个单位，先到大会议室里坐下。有两种坐法，一种是每人一把带座垫的大扶手椅，围成一个圆圈，团长坐在接待我们的大首长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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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这两本书之中译，可参考《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合着，黎鸣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扶手椅，围成一个圆圈，团长坐在接待我们的大首长的旁边；另一种是没有大首长接见的场合，大家坐在一个长桌子的四周，桌子上有花生、茶和橘子。我们听官员们冗长的「简单介绍」。一切都经过翻译，你可以记笔记，也可以提问题。然后，集体在那个单位中走访一圈。你无法脱离团体，无法私下与任何人作任何实质性的交谈。
我们弄不清所看到的一切是否真的。有一次，我们参观了上海的复旦大学，当时大学不招生，关门了。由进驻大学的工农兵宣传队的队长简单介绍情况。队长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士兵，而从农村回来的老教授们都恭恭敬敬地坐在后面默不作声。这位大兵很骄傲、很自信地告诉我们，为了重开大学，以前所有反革命的教科书都得修改。教授们接着发言，说他们下乡和农民在一起耕田、喂猪，是一个改造自己的反动思想的好机会，所以从下放农村的劳动改造中收获很多。我们回到旅馆，一边喝着啤酒，一边争论着：这是真的吗？事实是这样吗？大多数人都被教授表面上的真诚所打动了，认为这就是真的。
当时访问中国回来的人写的书和文章，都是按照在中国短期访问的见闻写出的，这些书受到欢迎。我之所以很幸运没有发表这类赞扬文章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自己当时正忙着把我论早期民国政府时期的博士论文，扩充成专书出版，因此没有真的开始研究中共。
中国研究四十年的转变
从那时起，中国研究的领域已变化很大，大部分变化是向好的方向变。
首先，今天有关中国的信息多得不得了，丰富得吓死人，难以应付。我们还可以到中国做田野调查、抽样调查，可以在草根基层访问，并相当自由地与人们交谈。我们可以采访学者，有些国外学者还可以采访高官。
我们可以阅读成千上万册回忆录、传记、年谱、汇编、手册，可以了解各种各样的课题。我们可以使用中国的图书馆和网上搜集的信息，而且中国开始开放外交部的档案。虽然我没查阅过，但我不认为这些档案现在已开放的部分有多大的价值，就一直没有去看。不过，开放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是一种进步。我们同中国的学者合作，来自中国的学生同我们一起学习，然后写出这个领域中一些最佳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事合作项目。中国的学者和官员还带给我们了很多著作，例如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以及《天安门文件》等等。
现在虽然还有禁区、敏感时期和敏感问题，但中国已经不再是处于月球那一端，而变成了一个对我们的研究大体上开放以待的社会。
其次，就在这个时候，由于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学生也投入中国研究；这些学生的素质更高，学术领域内或领域外也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第三，中国研究领域中提出的问题和采用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元化，现在很难藉由文献回顾研究来界定哪些议题不属于中国研究，因为有太多议题正被研究着，多到让你很难跟上脚步。有更多的实质性材料可供分析，也就不那么专注于政治化的分析了。
令人欣慰的是，过去区域研究和学科的对立，已不再是问题了。以前各学科看不起区域研究，认为它没有理论，只是提供一些例证、原始材料，现在学术界承认了区域研究的价值。就从我自己的学科来说，政治学珍视那些对中国有真知灼见之人，并且认为中国是个重要的案例，可被包容进入对各种课题的研究之中。现在都承认，抽象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每一项研究都是对某地的研究，事实就蕴含在复杂的来龙去脉之中。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
学生永远最迷人
我知道时间已经用完了，可是才讲到1973年，还有三十多年经历尚未讲述，我想留下来让介民老师下次再请我回来讲学。
最后，还是回到开始时的主题——学生。我是1971年开始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哥大早就是研究中国的一个中心，盛名一直不衰，韦慕庭、鲍大可(Doak A. Barnett)等名师在此，所以很多优秀的学生前来求学。我不用费力就可以教到很优秀的学生。我教书的第一年，就教过一年级研究生卜睿哲(Richard Bush)。他后来是很有名、很权威的人士，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在台北、北京和华盛顿都受到信任。多年来，我在纽约说「卜睿哲是我的学生」，使台湾和中国来的专家吃惊，这让我一直很快活。人们一直无法相信他曾是我的学生，因为他那么优秀，比我有名、重要、有影响，看起来也比我年长。
学生们进入学术界、企业、外交界，甚至情报系统。1970年代初毕业的苏葆立(Robert Suettinger)进入中央情报局，后来升到国家负责东亚的情报官，柯林顿时期还担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有一次，有个代表团为了人权的事要去游说白宫，听说他是我的学生很高兴，我就帮忙打一个电话给他：「老学生，我们要过去了，你准备接待吧！」我为自己有这么优秀的学生很感骄傲，但后来也有一点不满意，因为他们都比我早退休！
我刚开始教学的时候，眼光仅盯住当时，认为一切就是那样，像我当初认识亚洲一样。后来，随着时光流逝，学生们继续发展，不少人事业很成功，这使我日益感到，欢乐地观看着他们的成就如日在中天，没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了。一个人花10年写一本书，然后发现它很快就过时了——甚至自己对它也不再感兴趣。但是你学生的生活总是新鲜和迷人的。一个人感到他自己最持久的贡献，就是帮助一些严肃认真的学者和思想家沿着他们各自的人生道路前进，这样，他们也可以接下去给他们的学生做出同样的贡献。
所以，这一次我特别感激有这个机会能结识你们清华大学这一批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青年学子们。谢谢大家。
问答摘要
中国研究与台湾研究
问：中国研究如今很热门，但四十多年前你开始从事这个研究时，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答：当我选择从事中国研究时，我没有想到它会这么受欢迎、这么有市场。当时，人家会问：「你为什么会这么笨，这么不现实？你能在这个领域找到工作吗？这个国家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它在另外一个星球上。」你无法回答他。当然，你也可以说，研究中国只是为了兴趣，比如说，想学习一些微妙的哲学，例如道家会让你觉悟人生。我当时没有想这么多，后来也不后悔。因为当学者不必要那么实用，只要能找到工作，有机会继续干，你就满意。后来，中国研究变得那么重要、那么有市场，确实令人很感到舒服，这也是对你的一种肯定，但我当初确实没想到过会如此。
问：当两岸不来往时，研究中国还蛮有意义和兴趣。现在交往频繁后，不少台湾学者从中国研究改做台湾研究，一是他们认为没有办法与大陆学者竞争，在认识大陆上不如他们；二是本土意识的崛起。在竞争力问题上，大陆的学者更有优势吗？第二个问题，费正清学派是研究中国的重要流派，成果很多，怎么样评价它？第三个问题，最近大陆学者翻译出版了不少美国出版的研究毛泽东的著作，你是否认为此举表明大陆对该领域的研究更加开放了？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现在是有很多台湾的研究生到美国学中国学，后来作博士论文时改了写台湾，但不完全都是这样。理由不是因为他们比不上大陆来的学者。大陆来的学者当然是知道大陆的社会，但缺乏分析这社会的方法。而台湾的学者也会中文，能深入中国社会去了解，但也保有外来的观点可以进行较客观的分析。我并不认为台湾的学者竞争不过大陆的学者。若是台湾学者比不上大陆学者的话，那我们西方的学者更比不上了。各有各的优势。
台湾的学者为什么开始研究台湾？我同意你关于台湾本土意识的看法。台湾的历史和经验有独特的价值，值得研究。另外，台湾学术界的工作条件改善到学者愿意回来任教，他们不一定要在美国找工作，这就会影响到他们选取台湾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即使留在美国，各学科也会对区域研究的成果给予承认。
第二个问题，关于费正清学派。我承认他本人的学术是在一个特定的框架或架构之下开展的。当时对中国的认识发展到那个程度，所以他给自己选定的研究题目是「帝国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自己设计了这么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研究。他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不限制你非在他的框架之下工作不可。你若在其中工作，他还不那么感兴趣，因为他认为自己对这个研究范畴已经比较了解，学生在做同样的研究让他收获不大。我记得1960年代末，有一个叫James Peck的研究生，他写了篇很尖锐的文章，很有系统地点名批评费正清的学术成就和政治表现。当时正值越南战争时期，他批评费正清的思想有意无意地在支持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对此，费正清不难过。他在研究所里专门给了Peck一间办公室，培养他，认为这个青年人不错，有独立思想，很喜欢他。他也反驳Peck的观点，但对Peck本人一点反感都没有，认为这个小伙子很好玩，让他多做研究。对于他这么一个态度，我很佩服。
关于第三个问题，毛的研究在大陆是在进步，发表了很多回忆录。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美国写了书，我写了前言。毛的护士和英文秘书写了批驳李志绥的书，权延赤写了不少有关毛的书，官方人士逢先知还写了《毛泽东传》，官方还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最近还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研究毛的著作，但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那本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1]很客观，意识型态上的意义不大，那本书没有说毛坏，其实是说毛好，说毛对苏式共产主义有改变，把它转变成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而毛自己也承认这点。翻译出版这些书，可能不代表什么政治意义。最近张戎和哈利戴(Jon Halliday)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 2006)，如能在中国出版，意义会更大。但我怀疑中国会出版它。
对待中国态度的转变
问(文化大学社福系邱贵玲)：当你1960年开始研究中国时，苏联是最大的帝国，而当时的中国相形见绌；如今苏联瓦解，中国变成美国最大的敌对国。在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研究基本上都是战略性、对抗性的研究。1990年后，美国对中国又爱又怕、经济的研究又远胜政治的研究。作为东亚学者，你个人在心态上是否有所调整，有所转变？另外，研究台湾，统独问题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你在心态上与台湾学者有何不同？
答：我自己站的立场比较特别，我要充分享受学术自由的机会，发展自己的真正客观独立概念。但在校园之外的业余时间里，我通过自己的研究而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在人权方面，我是「中国人权」(HRIC)的理事，过去是「人权观察亚洲委员会」的主席，现在是它的委员。我做了一些工作，是在批评中国政府镇压人权的行为。不过，在外交方面，我是反对中国威胁论的。这不是因为我亲华或反华，而是因为根据我自己的分析研究结果，认为事实就是这样。我承认中国的崛起会给美国带来一些挑战，但不应视之为一个必然的威胁。我自己的立场转变比较复杂。1970年代我属于要学习毛泽东的实验的这一群人。当时，我还受文化相对论的影响，认为我不可以因为自己相信西方的价值观，就觉得中国人也要这些东西。我自己不喜欢毛的体制，但不等于中国人不喜欢，他们可能喜欢。若他们说喜欢了，我还没有更多的理由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至少，我不可以急着下结论。
后来我开始参与人权的活动，这也是1970年代的事，毛死后，中国破坏人权的信息也披露出来了，我就变成了一个critic(批评者)，批评他们摧残人权的行为，分析其专制体制的运作，回过头来看看毛是怎样控制人的，我开始修改对毛政权的看法。我现在不再相信文化相对论。1990年代，对天安门事件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拿到了六四文件，发表了《天安门文件》那本书，意义之一是要让中国政府负责任，承认自己的过失，接受这个历史负担。同时，我跟更多的中国人接触，认识了不少我很喜欢的人，学者也好、老百姓、干部也好，我与他们产生了同理心，成为很好的朋友，很喜欢与他们在一起。我有不同层次的感觉。
对于统、独问题，我自己还处在一种努力分析理解的阶段。我发现每一次来台湾或每一次向学生演讲、解释所谓的台湾问题，我都很难清楚地表达统独问题到底是什么？我自己理解，在台湾很多人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即要保护台湾主体意识，要认识、承认、尊重台湾主体意识的价值和自治，包括外省人、本省人在内的很多台湾人都这样认为。又有很多台湾住民尽管抱有上面的看法，又同时认为，有必要与大陆共存，大陆那么大，台湾要与之发展合理的、共同生存的一种关系。
一般的台湾人到底要独、要统？统、独这两个概念也不可过分简单化。我没有必要采取其中的一个立场，那样就会干涉自己更深入地了解它的可能和机会。
台湾学者研究中国的优势
问：早期台湾的国际关系研究所附依于政治上的需要，没有学术上的独立；今天，台湾留学生回来也运用西方理论来从事中国研究，创造新研究典范，你怎样评价过去和今天台湾的中国研究？
答：我对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不那么熟悉。但我同意你的分析，过去它与政府的情报机关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承包一些政府给它的研究项目，所以学术产品比较类似于情报系统的东西，以中共为敌对势力来分析。后来国关中心的发展我还是不熟悉，但他们还是出版了不少成果，其刊物Issues and Studies变成了一个有价值的学术刊物。
我知道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为了开创一条新路，在台湾研究中国大陆的新路。我的理解是要另开一个窗口，要从社会、草根方面入手，要避免搞高层讲话的统独问题或共产主义或非共产的政策性的研究。当然这些问题还是存在，但你要开一条开创性的新路，即是社会与社会、民间与民间的交往，更深入地观察与了解。派一些年轻学者到中国，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真正了解中国这个复杂庞大社会里面各种各样的发展因素及其动机和动力。我自己认为这个项目是有很好的前景的。
台湾学者的优势在于你又是中国人，又不是中国人。你没有语言文字的障碍，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社会，完全流动，与老百姓充分自由地沟通，很容易掌握到他们想告诉你的信息，而不想告诉你的信息，你也可以意识得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有旁观者的优势，又可以站在外面看去，还可以把成果写成外国人也能理解且感兴趣的著作，因为你也懂外国学者的语言、观点和理论以及他们对什么感兴趣。你们这种为了台湾，也为了国际的中国研究，我自己判断，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事业。
问：假设中国学生到了哥大，你会不会劝哥大的中国学生研究台湾，中国人对台湾真的是不了解。
答：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专门教台湾的课题，所以这种建议对他们来讲不实际。但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多了解台湾。我们要鼓励大陆的学者多了解台湾，但在哥大，要我命令他们忘记中国，这个可能性可能不那么大。另一方面，我们会要求，博士生班必须先念两年社会科学理论课，不过其中涉及中国的相对较少。他们先得读完理论，然后才能够回到中国做博士论文。
问：我的问题很简单：在中国，派系政治运用关系得到官位的状况，与台湾、西方的相比，有什么差别？
答：这个问题不简单。用关系、社会关系来从事政治运作，应该说是个普遍现象。从其中分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坦率地讲，我一直都没有搞清楚。就拿中国的师生关系和其它社会的师生区别来说吧，它们有一定的区别，但其中有多少是根本性的区别？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衡量。在中国，关系运用的层面广，有政治的、经济的，还有家庭关系的，历史不断转变，有传统的、现代的、当代的。西方也是这样。对这个问题，我做过一些研究，但自己的研究还没让我感觉能够控制它，而且别人的研究也不能给我足够的基础来解决它。你提的问题很好，但太复杂，我没有办法回答。
问：您可否用一些例子来说明您是如何看待派系政治与关系的？
答：我自己的观察主要是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政府时代是比较自觉地在搞派系政治。我读那个时代的历史数据，经常碰到这个派、那个派，后来他们自己也承认这种派系是靠同乡关系形成的，其中也有师生关系。后来研究当代中国，也会碰到一些这样的材料。但我在清大也讲过，我自己很难判断毛时代有多少是在用个人关系去组织并运作政治势力。最近我在写一篇书评，评《毛泽东的最后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2006)。本书特别注重高层精英中人与人的关系，但从他们的材料中还很难得出一个结论，断定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有多大。我认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不能强迫他们的数据导出这样的结论。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还处在一个不清楚的阶段，感觉自己还是要继续研究。
理论与方法的挑战
问(中研院政治所徐斯俭)：您说现在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的鸿沟正在缩小，您指的是政治学与中国研究的例子吗？(黎安友回答：「是」。)但在台湾，鸿沟却在扩大。这涉及知识的目的问题，比如清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我们主张用社会科学最新的generalized(一般化)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这是假定知识是普遍性的。区域研究和学科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在您的生涯中，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答：这个问题还存在，但我感觉现在不那么尖锐了，特别是在哥大的政治系中。哥大的政治系是美国的最好者之一，有一定的代表性，密西根、柏克莱、普林斯顿也是一样。社会科学是要有一些generalized知识，但对「一般化的知识」这个概念本身，该怎么去理解它，与过去相比，已经起了变化。过去可能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可以产生一些普遍的规律，适用于任何一个社会运动。你可以说过去更有企图心地去追求普适规律的设想，后来就倒退，可能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失败。现在不那么追求人类行为的普适规律，连经济学也是这样，虽然在某些微小方面也还在追求一些普适规律。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发展到今天，用在处理每一个现象时，都得灵活地运用。
问：对于我们这些要选择学术作为自己生涯的学者，你觉得从事学术除了热情之外，还要什么特质？请给我们一点直觉的建议。
答：我们都是学习使用西方理论或经验，尤其是政治学来分析、理解中国的发展或改革。但目前的中国研究是单一案例研究，缺少比较研究的背景，很容易把中国视为很特殊。其实，与英、美早期的发展相比，可以发现中国的发展也不是那么特殊。但现在成熟的理论认为中国特殊，认为中国可以挑战西方理论架构，是这样吗？还是曲解了对中国的认识？
问(台大政治系陶仪芬)：1990年代我在哥大读博士时，正好是区域研究与学科的关系紧张之时，写博士论文，一定要用某种理论去解释某个问题，强调研究设计，认为变化研究加质化研究，在营销上是最好的策略，我们都是这么思考的。刚才听安迪谈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研究生涯中一些对他有很深影响的人和故事，谈到费正清的教育理念和郭廷以对研究的贡献。此时，我突然了解到学术研究与教育的意义是什么，到底什么东西会留传下来。理论来来去去，人们往往追逐它，今日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最时髦的理论，用它可以去发表更多的文章。但我想说，站在台湾，不管是教政治学或是搞中国研究，我们应去思考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样的教育、研究的方式，会让人们三、四十年后有机会回顾台湾的中国研究、社会科学的发展时，还会提到你。不管理论怎么发展，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
答：我想，仪芬的看法可能比我更能有效地处理大家所提到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我们面临的是理论和方法的挑战。你在撰写研究成果时，应该思考读者为什么要看你的东西，他有什么动机，特别是对研究其它区域的学者，为什么会对你的研究成果感兴趣。然后，你要想自己能不能把成果写成这些读者能够理解、能懂的形式，给他们提供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如果你能够引起你读者的兴趣并能使其理解的话，你就应该是能够突破理论问题和途径问题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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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见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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