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盛：1966年10月陈毅专车归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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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66年10月，我作为《黑龙江日报》26岁的摄影记者，奉派跟随黑龙江省红卫兵到北京采访大串连活动，当时把美帝国主义制造的轿车称为“帝字号”，把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国家制造的轿车称为“修字号”，首都红卫兵发出倡仪，凡是“帝”“修”字号轿车中造型洋里洋气的一律不准在北京招摇过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专车，是外国贵宾赠送的美国福特公司制造的“墨丘利”豪华轿车，自然属于被禁之例。这种荒唐的倡仪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决定要净化“世界革命中心”的环境，将这类车辆下拨到边疆省份去“废物利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陈毅专车竟奇迹般地成为我在北京的采访专车。

1966年10月陈毅专车归我用　

图.文/李振盛

5年前的1966年10月间，我作为《黑龙江日报》一名26岁的年青摄影记者，奉派跟随黑龙江省红卫兵到北京采访大串连活动，当时把美帝国主义制造的轿车称为“帝字号”，把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国家制造的轿车称为“修字号”，首都红卫兵发出倡仪，凡是“帝”“修”字号轿车中那些造型洋里洋气的一律不准在北京招摇过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座驾，是外国贵宾赠送的由美国福特公司制造的“墨丘利”高级豪华轿车，自然属于被禁之例。陈毅元帅专车竟奇迹般地成为我在北京的采访车，归我使用了一个月时间。

  今天说起这件事来，许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置信，但这是有图为证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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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陈毅外长专车奇迹般地成为我的采访专车。采访之余我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在京学友同乘这辆豪华轿车游香山，为让这辆“帝字号”的车在北京畅通无阻，我在前车窗贴上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红卫兵招手的照片，在车头车尾贴上“反帝”标语，红卫兵见了不再拦截。我们在郊区公路上高速疾驶，车头前边贴的“反帝”标语被风吹飞了。照片中8位老同学都是二十五、六岁风华正茂的年青人，我们与刘司机在一起合影，左起：刘镜波(已故)、李振盛、赵立魁、黄邦一、刘凤武(司机)、郑连义(已故)、韩居策(已故)、于小平、李治元。(李振盛自拍照片)

“文革”初期，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出的“最新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时之间，举国上下大中专学校的青少年学生，热血沸腾，奋起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造反团，红卫兵们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革命大串连。

大串连重走长征路 　红卫兵汇集北京城

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毛泽东在1966年8月至11月间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万红卫兵，这些革命小将汇聚到他们称之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的北京，接受他们“红司令”的检阅，红卫兵把爆发的狂热激情扩散到全国四面八方，一场祸国殃民的“红色恐怖风暴”旋即席卷神州大地。  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或结队仿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模式，徒步踏上新的长征路；或集体免费坐汽车、乘火车，去韶山去延安瞻仰革命圣地。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驰骋南北，纵横东西，轰轰烈烈地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革命大串连，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大搞煽风点火之实。  “文革”初期，人们除了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红色电波”中倾听“中央的声音”，或从报纸上的“最高指示”中领会“中央的精神”之外，更多的信息则是从北京传播到各地的“小道消息”。各种传播“中央精神”和“北京消息”的传单满天飞舞，大字报、小字报到处张贴。谁拥有代表中央精神的小道消息最多，谁就最有资格来呼风唤雨，指点江山。  黑龙江省有一所全国闻名的高等学府——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及全国各地的许多“高干子女”就读于这所大学。哈军工的学生与北京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成为散布小道消息的大本营，也成为黑龙江省革命造反的策源地。因此，哈军工造反派的观点便成为黑龙江省各大专院校，乃至社会广大群众革命造反的重要参照系。  有一种现象很是奇怪，红卫兵都说是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遵照毛泽东“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办事，哈军工的数千名大学生们却以政治观点划线，大分裂，大组合，分化成不共戴天的三个都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号的造反派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团、毛泽东思想八八造反团、毛泽东思想东方红造反团。  哈尔滨十几所大专院校以及社会各界乃至每个家庭，也跟随着哈军工的三派观点分化组合。“八八造反团”的观点较为温和，人数最多；“红色造反团”的观点最激烈，人数次之；“东方红造反团”持中间立场，人数最少。他们之间互相攻击对方是“假造反真保皇”，闹得不可开交。使整个社会都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瓦解，有的家庭三五口人，也分裂成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派或三派，都说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或指责父母，或指责兄弟姐妹是保守派，好端端的一个家，常常为这看不见摸不着的“观点”而争吵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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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天安门广场跳“忠字舞”唱“忠字歌”，整个广场成为进京大串连红卫兵狂欢的红海洋。(李振盛摄影)

1966年10月18日，是毛泽东第五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日子，中央文革小组提前下令各省组织安排红卫兵小将到北京参加革命大串连，接受伟大统帅毛泽东主席的检阅。黑龙江省以哈军工为代表的三个观点各异的造反组织，在这无比崇高的政治待遇面前都当仁不让，人数最多的八八造反团，主张按人数比例派代表；人数最少的东方红造反团，则要求大团小团一视同仁；观点激烈的红色造反团，强调应按革命造反精神分配代表名额。  这使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那些尚未被打倒，仍在战战兢兢坚持工作的领导人十分为难。他们只有支持革命小将的份儿，那有敢得罪革命小将的胆儿。对任何一派都不敢说个“不”字，对三派之间的你争我斗只能采取和稀泥，搞调和。  时任黑龙江省委候补书记兼秘书长的谭云鹤，受命代表省委负责协调组成红卫兵赴京代表团的工作。  40多年后，从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总会领导岗位上离休的谭部长，在北京三里河部长大院的寓所里对我回忆起当年情形，他说当年经过几个日日夜夜与各高校造反派的艰苦协商谈判，好说歹说总算是把三个造反团暂时拢到了一起，终于达成一个被各派勉强接受的折衷方案，联合组成一个黑龙江省红卫兵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代表团。  不共戴天的三伙造反团的红卫兵在省委省政府统一安排下，分批乘专列奔赴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我作为东北边陲省份的《黑龙江日报》一名25岁的摄影记者，奉派随同黑龙江省数万名红卫兵赴京采访，去报道他们接受检阅和大串连活动。我曾采访过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在“破四旧”中彻底捣毁极乐寺等活动，与他们头头比较熟识。这次，他们特别邀请我与红色造反团同行。  10月2日，四名身强力壮的红卫兵奉命护送我上火车，他们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为我开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上了车。车厢里的拥挤状况令我大吃一惊，普通的硬座车厢里，凡是能站立或可坐卧的地方都挤得满满的，两人座席挤坐3人，3人座席挤坐5人，茶几和坐席靠背上都坐满或站满了人，座席下面的地板上和狭窄的行李架上也横躺斜卧着不少人，连小小的厕所里也挤进十来个人……  荒唐可笑破四旧 　陈毅专车被造反   经过20多个小时的疲惫不堪的旅程，列车终于到达红卫兵日夜响往的北京城。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称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是人如海，歌如潮，全国各地涌进首都的红卫兵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大跳忠字舞，高唱忠字歌。陈毅专车归我用" title="1966年10月陈毅专车归我用" action-data="http%3A%2F%2Fs13.sinaimg.cn%2Fmiddle%2F62aefc6agae602dca6ebc%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 text-align: center; display: block;" />

1966年10月5日，李振盛(左3)与新华社的老同学李治元(左2)及黑龙江日报社赴京采访组的几位资深记者一起走在天安门广场上。(刘文山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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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5日，李振盛(站立者)与在新华社做摄影记者的老同学李治元(前右)、何宗跃(前左)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相馆专用铁架子上拍摄红卫兵跳忠字舞的大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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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5日，李振盛(站立者)与在新华社做摄影记者的老同学李治元(前右)、何宗跃(前左)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相馆专用铁架子上拍摄红卫兵跳忠字舞的大场面。陈毅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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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新华社找老同学要一张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红卫兵招手的照片，贴在前车窗右侧最明显的位置。从各地来北京大串连的红卫兵们见到“红司令”在向他们招手，都举起“红宝书”向这辆车欢呼呢。(李振盛自拍) 第二步，贴好毛主席像就开车去前门大栅栏找到一家文具用品商店，要购买纸笔墨汁，当场书写“反帝”两个字的标语，把它贴在车头和车尾上。  当我刚刚完成了第一步包装时，为我开车的刘司机怀疑我这种办法能灵验吗？他仍然有点犹豫，生怕跑在街上被红卫兵截住挨斗。我拍着胸脯向他保证：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招手的照片为咱们开路，谁敢拦截？一定会畅通无阻的。  果然如我所料，红卫兵看到这辆怪里怪气的车竟然胆敢跑在长安街上，老远就横眉立目地挥手示意停车，等车开到他们眼前时，红卫兵才发现车窗上有“亿万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正在向他们招手呢，他们立即改变了态度，面部表情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先满脸的怒气，立马变成了幸福的微笑，还冲着那张毛泽东的照片挥动“红宝书”呢。  剩下来的第二步方案，就是去购买写“反帝”标语的纸笔墨汁了。  那时，中国大地上正蓬蓬勃勃地兴起一股对毛泽东“三忠于、四无限”的“忠字化”运动，唱歌要唱“忠”字歌，跳舞要跳“忠”字舞。就连在商店里购物也要体现“忠字化”，顾客和售货员都要先背诵一句“最高指示”，才能进行正常的买和卖。通常是顾客首先背诵一句或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告诉售货员自己要买什么东西；售货员也要先背诵一句或一段“最高指示”，才从柜台里为顾客拿货品。如果有哪位顾客不按照这套程序办事，而是直接呼喊售货员要买东西，就不会有人和你搭话，连理都不理你。  “墨丘利”顺利地开到前门大栅栏，在一家文具用品商店门前停车，我赶紧跑进商店里去买纸笔墨。我也有样学样地照着别人常用的方式与售货员对话。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服务员同志，我要买标语纸、毛笔、墨汁和浆糊。”我一本正经地对售货员说道。  “‘为人民服务’——同志，您要买多少？”售货员讲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她习惯地把“你”说成“您”，我听见这种称谓倒真有一种受到“尊称”的感觉。  “‘要节约闹革命’——我想买一张标语纸，一支毛笔，一瓶墨汁和一瓶浆糊。”我询问是否卖散装的墨汁，因为只想写几条仅有两个字的标语，买一整瓶墨汁也用不完。那位女售货员一听还想买散装墨汁的，就满脸的不高兴。  “‘要斗私批修’——我们的墨汁都是论瓶卖，没有散装的。”售货员态度冷淡地说，然后从货架上给我拿了一张标语纸、一支毛笔、一瓶墨汁和一盒浆糊。我猜想她说的“要斗私批修”大概是不满意眼前这个顾客如此小气，连买墨汁都不想买整瓶的。  交完钱开了发货票，我借用一把裁纸刀，把标语纸裁成像书本大小的长方条，工整地写上“反帝”两个大字，一连写了十几条，以备被风刮破或刮掉时可随时更换。  “反帝”标语贴在车头和车尾，在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大栅栏里，红卫兵一看这辆轿车上既有旗帜鲜明的“反帝”标语，又有“红司令”在向他们招手的照片，毫无疑问是一辆“革命车”，便顺利放行。  毛泽东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招手照片，虽然在全国各种报纸上整版地发表过，但那时都是锌版印刷，图像效果并不很清楚。绝大多数人还没有看到过真正的照片呢，红卫兵们一看我这辆车上贴的竟然是真实的照片，怎能不兴奋？尤其令那些从边远地区进京的红卫兵们更是激动不已，他们纷纷冲着车窗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有的人还高呼“毛主席万岁!”，主动地在那狭窄拥挤的小胡同里为我的汽车开道。  没想到一张小照片，竟有如此神威！再加上车前车后贴的“反帝”标语，那就威力无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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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亲手写的“反帝”标语贴在陈毅专车的车头和车尾，在北京城里就可以通行了。(李振盛自拍)

这么一来，可把司机老刘乐坏了，看着车外欢呼雀跃的红卫兵那一张张的笑脸，他也高兴得两手不断地按着喇叭，他说开了十几年车，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一再说真过瘾，过瘾，真过瘾!  当晚，我即兴在采访本上写下打油诗一首：     陈毅专车“墨丘利”，    美帝制造样子奇；    首尾难辨两头翘，    北京城里不容你。     车窗前有毛主席，    车头车尾贴“反帝”；    装扮一番满街跑，    红卫兵都笑迎你。   “帝字号”的轿车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车”，陈毅座驾成了我的采访专用车，开着它在北京街头纵横南北，驰骋东西，都畅通无阻。我很为自己的这一精心包装之成功而自豪，比起那些动不动就被红卫兵拦截查问的汽车来，我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安全感”，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幸福感”。  为加油动之以情　 屡奏效汽车照跑   我的采访专用车可以自由地行驶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了，可是刚跑了两天，问题就来了：汽车需要加油。这汽油可是紧缺物资，都是凭票供应的，这可怎么办呢?  那时加油可不像现在这样，只要有钱就能加上汽油，六十年代的中国物资极其匮乏，买什么都要凭票凭券，汽油尤其金贵，油票都是按计划分配，很难搞到手。  我去找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希望能得到支持与帮助，设法解决一些汽油票。  “驻京办的油票也很紧张，我们有的车也因缺油而‘趴窝’了。你这辆车如果是由红卫兵用它当大串连的工作车，省政府可以补贴一些汽油票。你作为省报记者用它当采访车，所用的汽油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了。”人家说得很客气，让我没话可说。  第三天，我的采访车正由西向东经过天安门时，突然熄火，没油了。不当不正地抛锚在金水桥前面，可把司机急坏了。我赶紧打听附近哪里有加油站，人家说最近的就是东单了。好在那时整个北京城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交通管理也并不严格，车虽然趴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地方，并没有交通警察过来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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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盛在车水马龙的天安门前为采访专车司机刘凤武拍纪念照片。(刘文山摄影)

司机老刘让我到车后面去推一推，这么个庞然大物，我一个人怎么能推得动呀。  “红卫兵战友们，我是来自反修最前哨的《黑龙江日报》的记者，是专门到北京来采访报道你们红卫兵小将革命大串连活动的。现在这辆汽车没有油在这里抛锚了，请大家发扬雷锋精神，帮忙把汽车推到前面不远的东单加油站去。”我看到旁边有许多红卫兵在围观这辆造型很特别的汽车，我便举起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挥了一挥，高声向他们喊道。  我很真诚地说这番话后，又背诵了一段“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围观的红卫兵一看这辆车的前后都贴着“反帝”标语，还有那张令他们激动不已的毛主席向他们招手的相片贴在前车窗上，又听说我是来自“反修最前哨”的记者，一下子拥上来十几个红卫兵，有的在车后推，有的在两侧拽，就这样连推带拽，汽车向前慢慢移动了。经过天安门广场的交通岗时，警察还向我们挥手致意呢。  没想到这“不远的东单”竟然走过了好几个街口。这些红卫兵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却没人有怨气或发牢骚。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推到了东单加油站，人家说没有汽油票不能加油。  “我是从东北边疆反修最前哨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来分享你们生活在毛主席身边的幸福……”情急之中，我又把在天安门前讲过的一席话说了一遍，特别加上一句“来分享你们生活在毛主席身边的幸福”这类动之以情的话，加油站职工听了这番令他们感动的话，他们的态度似乎有点缓和了。  “你们看，毛主席在向你们招手呢，他老人家要是知道我从边疆来到北京采访红卫兵大串连，采访用的汽车没有油了，也会同意给我加油的。革命的战友们，请你们伸出无产阶级团结友爱之手，给加点汽油吧，让我能采访好毛主席检阅红卫兵这件大事，让边疆人民能看到这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能与首都人民共同分享这幸福的时刻……”我特意指着前车窗上的那张相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友谊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我背诵了一段“最高指示”以后，又带领着那些帮忙推车的红卫兵一起挥动“红宝书”高呼口号：“向首都工人阶级学习!向首都工人阶级致敬!”  也不知道是我的一片真情打动了他们，还是首都工人阶级的觉悟就是高，只见加油站的几个臂带红卫兵袖章的人在一起商量一阵儿，竟然同意给我的车加油了，而且还不收我的钱。  “您是来自反修最前哨的记者，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应该得到首都工人阶级的友谊与支持。”加油站的工人师傅诚恳地对我说。  “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最后，加油站的工人师傅和我们一起挥动“红宝书”高呼那时每天都要喊上几十遍的口号。  从此以后，凡是遇到该加油的时候，我就如法炮制，屡屡奏效。  45年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特殊时期，到处都在“以革命的名义”破坏着或挥霍着国家的财产，只要你能说出一个在政治上站得住脚的过得硬的理由，就能把本来是“不可能的任务”也顺利地完成了。  我所在的黑龙江省与苏联接壤，当时，中国批判苏联共产党是背叛了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与“苏修”比邻的黑龙江就成了全国的“反修最前哨”。仅凭这一点，就是一个十分过硬的政治要素，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说是“来自反修最前哨”，就好像我们是在那里用胸膛抵挡着“苏修”的枪口似的，令人肃然起敬，办事都会比较顺溜，总会有人肯帮忙。其实，我工作与生活的省会城市哈尔滨，离真正的“前哨”还有千里之遥呢。再加上我这次是专门进京采访毛泽东检阅百万红卫兵的大事，正像东单加油站工人师傅所说的“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这个政治理由也相当过硬。两个过硬的政治理由加起来，足以赢得人们的无私援助。  现在，人们常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在那个狂热的岁月里，到处都在供应着“白吃的三餐”，凡是参加大串连的人，乘火车、坐汽车、住宿、吃饭全都不要钱，北京和全国各地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专门迎接这些白吃白喝的“毛主席的客人”。许多红卫兵小将把全国的名山大川都玩遍了，还说这是参加“新时期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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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老同学与刘司机在天安门广场合影，前排左起：黄邦一、李振盛、刘镜波(已故)、李治元；后排左起：郑连义(已故)、刘凤武(司机)、韩居策(已故)、于小平、赵立魁。(李振盛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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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8位老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合影，左起：郑连义(已故)、刘镜波(已故)、赵立魁、黄邦一、于小平、李治元、韩居策(已故)、李振盛。(李振盛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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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盛与为他驾驶“墨丘利”采访专用车的刘凤武师傅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李振盛自拍)

游香山惊动警方 疑为特务发电报

  有汽车的感觉真好，有自己专用车的感觉更好。这种感觉不要说是在40多年前轿车尚是稀罕物的时候，就是在私家车塞满大街小巷的今天，这种感觉亦然。

  几十年来，我看惯了周围的一些不学无术之徒不择手段地去争权夺位的丑行，他们削尖脑袋去钻营，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甚至不惜花费重金去买官。究其缘由，是有了官位就有一切，有车有房又有钱，有权还有势。有权可以谋私，搞权钱交易，祸国殃民。

  当年，我任职的黑龙江日报社，只有总编辑配备一辆苏联造的“伏尔加”牌专车，那就算是高档车了，其它几位副总编合用一辆波兰制造的“华沙”牌轿车，还有两辆苏联制造吉普车。记者有特急采访任务时，由总编室主任批条子，可以用一下吉普车，往往是只管送，不管接。

  我们一帮年轻记者，都盼着有省委领导活动或外事接待之类的“紧急采访任务”派到自己头上，并且希望赶上“吉普”和“华沙”都不在家，这样就可以由赵总编特批使用他专用的“伏尔加”，采访之后回到办公室还会调侃半天，说坐“伏尔加”不但舒服，而且跑得快。

  我这一回到北京采访红卫兵大串连，竟然有一辆美国制造的豪华轿车作为采访专用车，“墨丘利”可比我们总编辑的“伏尔加”高级多了，能不开心嘛！

  当有了一辆归自己指挥的采访专用车之后，我再也不用受挤公共汽车之苦了，采访效率自然提高多了。今天在天安门采访红卫兵宣传毛泽东思想，明天到首都工人体育场拍摄革命大批判；上午还在东城听万人高唱“忠”字歌，下午又到西郊看千人同跳“忠”字舞；刚刚看完工厂机关揪斗“走资派”，又穿梭于各名牌大学去抄写大字报。我曾将毛泽东的两句诗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改词填为“才饮北大水，又食清华鱼”，以助游兴。

  然而，人总是有两重性的，有了权力既可为公，也可谋私。今天，人们极其憎恶那些贪官污吏们的腐败现象，常说：“腐败是伴随着权力而来的，有多大的权力就能谋多大的私，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败”。这话我信。

  人的本性就存在私心，我也有私心。尽管天天喊“斗私批修”，还说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这“私”字仍难以根除。人有了一点权力，便想着如何谋私。早在40多年前，我就验证了这一点。北京的金秋时季，天高气爽。采访之余，琢磨着怎么充分利用这辆汽车。白天采访很紧张，到了晚上，刘司机问我还想干什么去？我一想也没有什么事儿可干，便说：“咱们开着车到长安街上转转，去看看首都的革命大好形势!”

  汽车跑在长安街上，两排华灯辉煌灿烂。汽车漫无目的地行驶着，我摇下所有的车窗玻璃，任凭秋风吹拂，那种悠闲自在的感觉令人陶醉，与当时的喧闹混乱的气氛形成强烈反差。嘴里说是去“看革命大好形势”，其实就是想开车在长安街上兜兜风。

  我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同班学友有9人在北京工作，5人在新华社做摄影记者，4人在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采访之余我数次让司机驾车去看望他们，尤其是看到在新华社摄影部的几位同学，自然而然地勾起三年前毕业分配时一段痛苦记忆：1963年我们毕业时，新华社到我们学院挑选5名毕业生，送北京二外学一年英语培养驻外记者。我是摄影系班长，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自然被选中。但在宣布毕业分配名单之前，代理院长叶华以“李振盛不听党的话”为由，把我从新华社选中的5人名单里拿下，缘由是头一年8月我作为学生代表不听她劝阻，执意上访国家电影局长陈荒煤，反映我们热爱电影的心声，希望别让长春电影学院“下马”。学院把我的越级上访定为“搞非组织活动”，代院长叶华利用毕业分配之机对我惩罚报复，她说决不能让“不听党的话”的人进北京，把我与分到黑龙江省科委情报所任科技情报翻拍员的韩居策调换位置，他成了新华社记者，我被发配黑龙江，失去到新华社学英语当驻外记者的机会。为此我在日记里发狠誓：“决不老死黑龙江”“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文革中为此遭到批斗和抄家。我一直为这两项“不可能的任务”埋头奋斗，二十年后“杀回”了北京，三十年后随我的环球影展游走世界了。这是后话。

  阔别三年，老同学重逢，他们知道我有专用采访车，而且还是陈毅的豪华专车，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一起策划利用一下陈毅专车去香山看红叶，10月16日在京老同学除张雅心等二人在外地出差之外，我们8名老同学乘车直奔香山，宽敞的双排座坐9个人，并未有太拥挤的感觉。

  车出北京城开上郊区公路时，路上的车辆稀少，刘司机想试试这辆车到底能跑多快，便加大油门拼命跑，里程表上的指针已指向“140”，两旁的树木飞速向后闪过，风驰电掣，令我们这些从未坐过高级轿车的年轻人高兴得手舞足蹈，司机也兴奋不已，他说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车。一路风光，满车笑声，很快到了香山，一路上飞车兜风，把车头前面贴的“反帝”标语也给刮飞了。

  观赏香山红叶，遍游各处景点之后，我们在一家饭馆用晚餐。饭后，天色已近黄昏，偌大的停车场上只剩下我们这一辆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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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游罢香山天色已晚，老同学们在一处巨幅标语牌前边合影留念。这种红底白字的大标语牌随处可见，是当年中国社会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于小平摄影)

当我们9个人一起说说笑笑地走出饭馆正准备登车时，突然间，从周围的树丛中钻出七八个公安人员，他们以警惕的目光审视着我们，他们中的一个人走过来询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是哪个单位的？其它公安人员则站在远处紧紧地盯着我们，有的人还把右手插在那鼓鼓囊囊的衣兜里，我猜想那兜里面准有“家伙”——手枪。  我们几乎每人都挎着一台照相机，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那时的照相机是职业与身份的象征。面对公安人员的严峻目光，我们意识到是被他们怀疑了。这时，李治元、韩居策同学出示了他们的“新华社记者证”，使一场误会云消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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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8位老同学几乎每人都挎着一台照相机，大多是专业摄影使用的禄来福来或莱卡相机，新华社的同学还背着进口闪光灯，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警察看到我们同学出示的是“新华社记者证”，他们便解除了对我们的怀疑。(李振盛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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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摄影经验告诉我：凡是拍摄合影照片时，最保险的方法是拍到自己的相机里，这样就会留下一张属于自己的底片。如果拍到别人的相机里，弄好了会得一张小照片，弄不好连照片都看不到。如此这般，我手头保存了大量的自拍像底片。(李振盛自拍) 这时，公安这时，公安人员友善地告诉我们，他们是香山派出所的干警。当这车辆非同寻常的汽车停在这里时，立即引起注意，这辆车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直到黄昏还没开走，更引起他们的警惕，便在周围布置警力暗中监控。  警察有两种判断：要么是首长游香山，要么就是搞特务活动。  第一种判断，令我们十分高兴，他们把我们误为“首长”了。这种高档轿车通常是中央首长的专用车，今天并没接到上级的通知需要加强香山的保卫工作，既然首长的座车已经来到了香山，那就主动上岗警卫吧。  第二种判断，让我们有些后怕，他们把我们误为“特务”了。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年月里，这种很特别的外国车跑到香山来，到了晚上还不走，很可能是在搞“敌特活动”，到这荒山野岭来，准是向国外特务机关发电报......  “你们辛苦了!我们给你们添麻烦了，真是对不起。”一番谈笑之后，我向他们道歉并友好地握别。  “以后这辆车不管停在哪里，都更有安全感了。”当“墨丘利”飞快地驰驶在回程路上，同学们还在议论这次香山奇特的遭遇。  撞坏车掩瞒不报 逃责任心灵难安   红卫兵在首都大串连的采访活动结束了，这辆采访专用车也结束了它的使命，该归还了。我依依不舍地最后一次坐上陈老总的专车“墨丘利”，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车队还车。  路上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黑龙江日报进京采访组一位老记者李得希顺便搭车去西单办事，半路下车时，还没等汽车停稳，他坐在司机后边便匆忙推开左边车门准备下车。我当时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位，突然听到后面发出“咣铛”一声响，像是金属与金属的撞击声。急忙转头看去，只见一名解放军战士骑一辆三轮车擦边而过，正好撞到刚打开的车门上，三轮车急刹车停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刘司机和我赶紧下车去检查车况，好端端的车门被那辆装满蔬菜的三轮车撞坏了，平整光洁的车门也被撞得变形了，无法顺利地关紧车门。经询问知道那个骑三轮车的是一名炊事兵，上街采购蔬菜和副食品正要返回军营，他看到这辆汽车靠路边停下，便想从左侧通过，没想到左边的车门突然打开，来不及刹车，就撞上了。  “这不能怪我呀，不能怪我……我的三轮车也给撞坏了，回去怎么向司务长交待呀？”老实巴交的小战士看着被他撞坏的高级轿车，手足无措，嘴里在喃喃地说。  那位连向后看都不看一眼就打开左边车门的老记者，面对这突然发生的事故，也不知如何是好，他与小战士在争执着……  “按照交通规则的规定，在马路旁停车应从右边开门下车，从左边下车的话，必须先看清后面没有来车才能开门。这个事故不能怪那个当兵的，责任全在咱们自己。”刘司机悄悄对我说。  我曾考过三轮摩托车驾照，懂得交通规则，但是心里仍无法平静，难以接受这突然发性的事故。  老实厚道的刘司机比我还紧张，车是他从国管局车队开出来的，快一个月了都没出任何事故，偏偏在最后还车时撞坏了，怎么跟人家交待呀？  “车虽然是你开的，但是我是使用者，要算账也该算到我的头上。今天这件事故由我来想办法应付。”刘司机一再说这个事故可不能算到他头上，我便想法去安慰他。  “这件事就算了，也不让你赔了，以后你再骑车上街买菜要多注意一点就是了。”我对那个满脸涨得通红的小战士说，他很不好意思地推着三轮车向远处走去。  我们勉强地把撞弯曲的车门关上，驾车继续向国管局车队开去。刘司机说，像这种在中国只有这么一辆的美国高档进口轿车，那怕撞坏了一点点，即使是小修一下，也要花很多的钱。  “你一个月的工资能挣多少钱?”刘司机问我。  “五百六十大毛——56元。”我答道。  “要想把这扇撞弯的车门修复成原样，恐怕560元也打不住呀!反正咱们挣的那点儿工资是赔不起的。”他苦笑着说。  他这一说可把我吓坏了，我那时尚未结婚，虽无家室之累，但每月还要给远在山东老家的父母寄些钱，自己还要吃饭呀。心想：要是让我来赔的话，就得赔上一年多的工资。那我只能喝西北风了……  一路上，我不断地在盘算着怎么应付这桩毁坏汽车的事。我俩商量着如何在还车的时候，不让人家发现车门已被撞坏了。  最后，总算想出一个办法：汽车开进国管局车队大院时，把左侧车身紧贴墙边停下，我和司机都从右边开门下车，装作没事儿似的去跟人家联系还车事宜。  下车后，我先是小心揭下贴在前车窗上的毛泽东主席像，然后双手捧着走进车队调度室。首先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我背诵了一段“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友谊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  当我把那张并不容易得到的毛泽东相片赠送给他们时，车队调度室里的人都很高兴，他们说这是最最珍贵的礼物，一定要用镜框镶起来挂在车队的荣誉室里。  我表面上还算镇静，就像啥事儿也没发生过似的，心中却是忐忑不安。当车队的人到院子里去检查验收这辆车时，我紧张得心里嘭嘭嘭地跳个不停。比我年长几岁的刘司机，看样子他比我还紧张，满脸涨得通红。  一位调度员走上前去验车，他看到车前车后和右侧的整个车身都完好无损，打开右车门探头朝车里查看了一遍，验收工作就算结束了。他们把借车单据从活页夹中抽出来交给了刘司机。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办理完还车手续，我们与他们一起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与他们握手说声“再见”，便佯装从容地向大门口走去，慢慢地走出大门，一转弯我们就加快脚步，赶紧远离车队大院，生怕人家发现车门被毁坏再追出来。  当年，天天都在学习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强调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还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但是，真正斗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撞坏了车门，还车时又不敢实话实说。凡是干了撒谎的事，总会受到良心的自责，这件事折磨了我好一阵子。  回到报社过了几个月之后，我看到那辆 “墨丘利”轿车时常出现在哈尔滨的街道上，据说是将它从首都运回省里以后，分配给省交通局使用。这时，大造“帝、修汽车反”的风头已经过去了，那辆美国造的汽车照旧还是洋里洋气的样子，并没有任何变化，车头车尾上也不用再贴“反帝”标语了，也没有人再去造它的反了。  我特别注意看了看那扇曾被撞坏的车门，已修复得完好如初。心想：也不知道为修复这扇车门花了多少钱？  这件事在我心里总觉得像是结了一个疙瘩，每每想起，便有一种负疚感。                           ——2012年2月8日修订于北京无为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