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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南中国海知青偷渡潮
广州培英中学，前身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委派那夏礼博士于1879年于广州沙基创办的一间书院“安和堂”，其后不久改名“培英书院”，并于1890年发展为正规中学，是中国开始现代教育的第一批学校之一（该教会同期先后在广州香港等地创办的中学还有真光、培道、培正、圣心、青年会、协和、圣三一、兴华、美华、中德、真中、明德等校）。1953年培英中学改名广州第八中学，文革后1984年恢复培英中学原名。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之前，培英中学是广州市排名前十的优秀中学。这间百年名校师资力量雄厚，学校有科学馆、图书馆、大礼堂、大型足球运动场，还有全市中学独一无二的江边游泳场。当时全校共有初高中二十九个班（初中17，高中12），总共一千四百学生。学校规模是有史以来最鼎盛的时期。
一九六八年底，文革暴风骤雨式群众运动阶段渐渐结束，中小学重新开课，全国城乡几乎所有中学的六届中学生同时“毕业”，其中绝大部分人被分配安置到农村或国营农场。培英中学当时“留城”和其他原因没下乡的学生约有三、四百人（初中平均每班约10人留校当临时辅导员或继续升学，高中每班平均约2人留校当辅导员，总数约200多，再加上因病或其他原因留城、迁移外地及参军的，约100多）其余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初高中学生共约一千人都不得不上山下乡。培英和当年广州市绝大多数中学一样，下乡安排主要分去海南（或湛江）国营农场和在省内农村这样两大方向：其中去海南的将近三分之一；投亲靠友回乡或到其他地方农村插队的也有约三分之一，地点多在广州周边地区；余下略多于的三分之一的400人左右，大部分第一批被定向安排在珠江三角洲，位于广州和香港之间珠江航道旁的番禺县六个公社，其余的第二、第三批被分到东莞或博罗县农村。
一九七一年，整个广东农村的广州老三届知青，在下乡两年以后，主要以珠江三角洲中山、番禺、宝安及惠阳等地区为跳板，开始了大规模的知青逃港潮，一直持续到七四年十一月香港政府改变政策实行反解，国内政策也开始调整，知青陆续被召工返城，这才渐渐消退。偷渡高潮是七二、七三、七四年。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建国以来第三次大偷渡潮——“知青偷渡潮”。（根据陈秉安《大逃港》一书，前两次分别为：“五七大逃亡”和“六二大逃亡”）（注1）
培英知青成了这次大潮的其中一股潮头，下乡番禺的知青将近一半人卷入偷渡，该校更有两位数字的男女生不幸葬身波涛……
关于这次背景特殊规模浩荡情状惨烈影响深远的知青偷渡潮，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至今没见任何文字专门记载研究。
第一部分、培英中学老三届知青偷渡调查
一、偷渡人数统计
自一九七一年至七四年，培英老三届知青共有两百多人偷渡香港（注一），他们主要是分配番禺、东莞及博罗等地的同学，也有少部分是原来投亲靠友在其他地方下乡插队（至今没发现一个留城或分配海南（湛江）农场的同学参与偷渡）。他们中大部分人在历尽千难万险，经多次失败以后，终于登陆香港岛。其余除少数失败折回最终放弃偷渡以外，还有不少人不幸葬身鱼腹。
根据笔者随机对十个班（初三全部四个班和初二一个班及高三全部五个班）专门调查，据不完全统计，这十个班曾参与偷渡人数加起来，共有71人，已经确认偷渡成功的有54人（80%），中途死亡6人（8.6%），其余除了失败退回原地的，几乎每个班都还有下乡同学长期失联失踪，是否因为偷渡？生死如何？皆无法确认。
如果以此类推，全校29个班平均每班应该有7.1人曾偷渡，全校偷渡总人数应该就是200人左右，成功到达香港的应该是150人左右（全校学生的十分之一强），这个数字也从另一途径得到证实：
七十年代中期，在香港的培英和真光（偷渡）校友来往密切，经常聚会活动。每聚必有饭局，由是就要数人订位、收款、交款。据当时的热心组织者真光校友欧国樑回忆：两校参与聚会的人头常在二百到二百二十之间，加上一些没出席的，在港的两校偷渡学生应有三百人上下。两校总人数接近，分配同一范围，偷渡的情况也相似，以此推算，培英有约200人偷渡，其中150人左右成功的估计应是可信的。
这个数字意味：
全校老三届毕业生起码百分之十偷渡到了香港。
下农村插队同学参加偷渡比例约百分之二十。其中主要是邻近水道，邻近港澳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知青卷入偷渡，接近下乡该地区人数的一半。
要统计出准确的偷渡数字几不可能，不要说事隔40年，即便是事发当年也很难，原因是偷渡总在暗中进行，有些人失败后悄悄返回并无人知晓。几乎所有失踪者都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其中只有部分能够通过家人基本判断为死亡，另一些恐怕永远无法确认。但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笔者的调查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实际偷渡及死亡人数应该更多。
二、知青偷渡原因
广州中学生逃港在文革高潮的67、68年就已零星出现，68年底下乡以后逐渐增多，但大规模外逃，基本还是在71年以后才开始的。时间点之所以发生在下乡两年以后，除了熟悉环境和准备偷渡需要一定时间，共同的主要原因对留在农村的个人发展前途悲观绝望。
1、经济上翻身之日无期
培英同学主要被分配在番禺县的南沙，榄核，灵山，大岗,黄阁和万顷沙等六个公社（真光中学也被安排在同一地区）。珠江三角洲是一代代人围海造田开垦出来的一块富饶美丽的土地。
知青第一次可以放开肚皮吃香喷喷“新米”，比城里限量供应的压仓陈年米不知道好多少倍；蔬菜都是自留地种的，不用花钱且新鲜；每逢生产队刮鱼塘，杀猪宰牛时还可以打打牙祭；
下乡第一年，政府下拨每人二百三十元的安置费。由于改造空置房或搭建简易住房（草寮）花费不多，不少地方将余款作为生活补助发给知青，一般都有（每月）10元上下。那时的物价低，油盐酱醋花不了几个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保障；
少管束，较自由，距离广州又那么近——当天都可以来回……相对于全国各地大部分下到穷乡僻壤的知青而言，应该说他们已经是得天独厚，非常幸运的了。但即便是这样，知青在经济上也普遍是捉襟见肘的。
当时南沙公社最富裕的生产队一个工分的分值最多也就是一毛多钱，但大多数生产队分值只是七八分钱的水平，差的二、三分钱也有。假定分值一毛钱，一个强劳力一天满分十分，值一元，全年可有三百多元。知青一般不属强劳力，评个七、八分就不错了，一年出满勤，好的情况下也就分两百块钱左右，生产队扣去全年粮食和鱼肉油糖账等，辛苦一年，发到手已所剩无几，如果所在生产队分配水平低，或者自己回城多出勤少，年底不但没钱分，还倒欠生产队。特别是第二年停发津贴以后，一半以上的知青经济上不得不靠家人接济。不管报纸上如何宣传，广州人对省港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都是心知肚明的，知青又普遍收听香港电台的广播，两相对比，希望改变处境，向往富裕的生活的愿望也是人之常情。下乡第二、第三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学生时代的理想主义已经荡然无存，部分知青决心铤而走险寻找自己的幸福。
2、政治上被歧视难以改变
68年老三届的分配方案基本是三个地点：留城、去海南和下农村。初中每班大约都有20%的名额留校留城，这些人都要求是出身好的“红五类”。高中留下当辅导员或参军的，也多是军干子弟；去海南国营农场要经过一定的政审，出身不好的人即使到了那里，在严密的组织体制内，也难有好的发展；许多家庭背景政治条件差一些的同学选择下农村，其中的因素也包括乡下相对自由一些，管得不那么严。但其实农村一样也是讲阶级路线的。302班张X恕，因为出身不大好，文革中又卷进过武斗，分配时哭着要求去海南被工宣队拒绝，下乡头两年劳动很拼命，下面生产队推选为知青积极分子，上面一查档案就压住不批，后来他选择蹈海（见附件：张X恕口述历史记录）。605班梁X中，和弟弟在同一个队，出工满勤，副业也搞得好，生活还不错，但考虑到自己出身不好，将来有什么机会也轮不到自己，最后还是跑了（见附件：陈X成、梁X中口述历史记录）。205的蔡X梅,文革前是班长，文革开始以后当工程师的父亲成了牛鬼蛇神，她被同班同学批斗，下乡以后也跑了。
同样是下乡，同等的经济条件下，有的人留，有的人跑，原因当然很多也很复杂，要看香港那边有没有亲戚接应落脚，要衡量自己身体条件在路上吃不吃得消，要自问有没有冒险的胆量……等等，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从自身的政治条件估量自己留下来可能发展前途。学校分配已经把学生人为地分成“留城”和“下乡”两个等级，下乡后有又再分为“可信任”和“不信任”两个层次。知青底层多逃港就不足为奇了。
3、个人所长得不到施展
有的知青所在的生产队分红不错，自己也被信任培养，最后还是跑了，这又是什么原因？
602班陈X成，下乡后劳动积极，加上身体强壮，领悟快，不久就成了农活好手，和农民强劳力一样拿10个工分，他凭自己扎实的物理知识基础，在抗洪抢收的关键时刻修好了队里抽水机，后有又画图设计备料亲手帮助生产队装起了碾米机，从此农民不用再辛苦撑船到公社圩镇碾米厂碾米。当地农民对他很信任，让他当上基干民兵，在主要是防偷渡的边防哨所值班，长达两年都没偷渡，最后还是突然不辞而别，当时农民都觉得不可思议。
40年后的今天，笔者就这个问题请教陈X成。陈答：我的一个哥哥是北大毕业，在香港的哥哥也是高级工程师，“周身执照”（全身都是通过各种专业技能考核的不同证书）。自己本来66年一心是要考大学的，现在放我到农村，我能做的最多也就是这样了，一辈子，怎么心甘？（见附件：陈X成口述历史记录）
和陈X成同样想法的高中学生不在少数。培英高三级五个班，共有34人以上参加过偷渡，可能是全校六个年级中相对人数比例最高的。据当年高三的班主任饶成葆和余柏茂老师回忆：文革前高三级已考过毕业试，成绩相当不错，当时经过摸底，估计这届毕业生的大学升学率将超过以往历届。可见这批学生的整体文化素质比较高，自然每个人对自己的期望值也高。不愿意屈就农村一辈子。
4、身处有利偷渡的环境
其实知青面临的困境不论南北全国皆然，为什么唯独广州的知青会偷渡，且成潮流？原因很简单：第一是南方相对开放，一般市民长期向往香港生活方式。广州人多有亲戚朋友在港澳，因此普遍对香港这个有更高生活水平的社会有一个基本认知，这不是任何强势的宣传可以抹去的；第二是广东毗邻港澳，水陆两通，五十年代初封关以后偷渡就没停过。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广州知青偷渡就是顺理成章了。
培英中学偷渡比例高于当时大多数其他中学，还有两个特殊有利条件：
分配的下乡点主要集中在番禺六个公社，是平常人不可以随便进出的边防地区，因为临近通往香港的珠江航道（见附件：珠江三角洲地图），依靠平时农耕使用的交通工具小艇就可能逃到香港；第二是学校原本就有自己的游泳场，绝大多数学生都会游泳，因此即使因为投亲靠友等原因下乡其他地方，也有相当数量的知青从陆路到宝安后海湾（深圳湾）或经惠州泅渡过香港。
三、一条千难万险的不归路
当年偷渡香港有多难？说难也不难——笔者同班同学陈X津最近在电话中对笔者说：别人以为过香港有几难，其实好易，一路上航标灯，顺着棹艇（划船），天光就到啦！
确实，一次成功，有惊无险的幸运者也是有的，但毕竟只是少数。就像这位陈同学，他本人也是第二次偷渡才成功的(见附件：陈x津口述历史记录)，而且中间有一次摆在面前的机会他放弃了，原因是刚从监仓放回来，体力不济，结果他幸运逃过一劫——那船人当晚就在这条航道上全军覆没！
和大多数偷渡者大同小异，培英知青的逃港之路无非也多是：熟悉情况，筹划准备，闯关上路，经历失败……
熟悉情况——
对于主要分配在珠江三角洲的培英人，因为多是乘船走水路，首要掌握的就是水文知识。每年只有九月到来年三月的半年“水期”可以上路，根据潮汐变化，每月也只有几天是顺风顺水的——否则谁也不够体力划船过去。但这几天里会不会遇到台风？能不能避开民兵的哨卡？都是未知数。所以刚开始落脚未定的知青，就是有心要走，也不敢轻易上路。
至于在边防区以外一般走陆路，最后要游水过去的知青，难度就更大了，能不能进入防区都是一个问题，所以首先要到处找过来人“教路”（可能要付报酬，至少“请饮茶”），摸清沿途哨卡位置，山头路径，水流情况及海面巡逻规律等。
筹划准备——
为什么前述培英高三的五个班比初中的五个班成功率要高得多，死亡率则低得多？年龄是很主要一个原因——高年级的比较成熟冷静，通常计划周密，另外更高的知识水准也有助成功。
远在毕业分配以前，68年夏天，培英有高三学生胡X雄等在武斗混乱中进入广州外贸大楼，无意中发现墙上有珠江三角洲的高倍放大地图，有人用手比划一下，原来番禺、宝安等好些地方和香港只是一水之隔，一码之遥，去香港比往广州还近！当即就用半透明的信笺纸覆盖在地图（局部）上，用笔描摹复印下来。之后这张地图在高三部分同学中辗转传抄。不久得知本校分配地点正在地图范围，一些人大喜过望，原来不愿下乡的也改变主意争取下去。
下去以后，他们还做了长期的准备工作，如观察潮汐变化，计算水流风向等（绝不会像一些初中生那样未摸清情况就莽莽撞撞下水最后导致失败）。
一般决定行期后，就要找偷渡工具。
水路靠船，有经济能力的凑钱悄悄买一条，不然就偷。偷还不能打“窝边草”——偷本队的艇犯会众怒，万一失败回来无法面对，多数偷邻队的，或到圩镇码头趁乱解一条。
陆路可能要弄一辆自行车和干粮准备长途跋涉。当时进入边防区都得要证明。或涂或改，各显神通。笔者住在广州豪贤路的一个表亲，自已没有偷渡，却利用照相显影晒相的原理仿造出几可乱真的假证明，帮助好几个朋友偷渡成功（见附件：虾哥口述历史记录）
闯关上路——
每一个偷渡者的故事都是惊心动魄的传奇。（详见本文附后笔者历年所做的部分口述历史记录）
经历失败——
大多数偷渡者都不是一次成功的，“落格”（坐牢）两三次很普遍。笔者的同学黄X汉在电话里说：我都记不清走过几多次了，十次八次恐怕都不止。据另一位老同学张X恕回忆，第一次他和黄X汉一起偷渡，半途舢板入水不得不登岛，被边防军的狼狗发现，抓住后捆在树林里打了一夜雾水，后来关押时黄又被臭虫咬得生殖器发炎，结果发高烧大病一场……幸亏这位黄同学不是每次失败都被抓住，他只给关了两次，后来终于成功了。培英偷渡者最高纪录是失败六次，“落格”六次，最后是看守边防的民兵同情他，把他送上船……
关押期间恶劣的环境和揪心的饥饿令每一个经历者终身难忘。还好每次关押的时间都不太长，一般不超过一个月就通知大队派人来领回去了，于是养好身体恢复元气又“再接再厉”。最为可怕的是有的地方私设土牢惩罚偷渡者，八中高三吴X光曾因偷渡在顺德坐过“竹牢”，他曾向同学描述:
“竹牢”——一种竹编的长方形的笼子，宽窄仅可容一人直立，如果腿软想蹲下，四面锋利如刀片的竹篾就会割到，关一次就遍体鳞伤。
顺德还有“水牢”——水中立一桩，顶部仅一尺宽。坐其上，双腿必垂入水中，只好站或蹲，时间长不免困乏，跌落水中，落汤鸡，重新爬上桩……如此往复。原牢为日本人所建，当时用来关偷渡者等。
在偷渡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是女性，有的人被狼狗呲咬以后终生生活在恐惧的梦魇中；有的人因为月经期间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海中导致终生不育；有的人被民兵抓住以后羞辱强奸呼天不应入地无门……
大多数人失败了都会再来，直至成功，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失败者，永远不可能再有下一次了……
四、葬身伶仃洋的培英人
培英老三届学生68年毕业分配以后从此四散各方，直到近年生活安定，大部退休以后，才逐渐恢复联系，越来越频繁聚会。于是原来不大为人所知的某某同学当年在偷渡中死亡或失踪的消息才渐传开来为人所知，但一般知道的也仅限于本班、本年级或同一下乡地点的同学，多半以为是个别的偶发意外事件。培英中学有漂亮的校史馆，但校史上对当年老三届的偷渡和死亡不著一字。
1、已经调查发现八名死者
笔者至今还没有能力完成对全校29个班的全面调查，但就是前述最近抽查的十个班，也已经证实有六人死亡，加上笔者了解到的其他班两人，总共在十二个班发现八名死者，他们是：
沈南武（105）——培英数学老师沈文武之子。下乡偷渡死亡资料阙如。
彭树淦（201）——下乡偷渡死亡资料阙如。
蔡静雯（201）——女生，文革前是班长，因为工程师父亲文革中被揪斗，蔡静雯也被同班同学批斗，还逼其改名。下乡后数次偷渡都不成功，最后一次失踪。
何荣祖（604）——根据同班同学黄天源纪实文学《魂飘大海》，归纳如下：插队博罗，条件很差，连没油水的大白菜都不容易吃上。经济拮据，不是靠家里寄钱就是向生产队预支分红。1973年春节前，第一个寒流将至的夜晚，瞒着母亲和家人，第三次“起锚”（偷渡）。送行的朋友劝他：起风了，今晚是不是不走？他豪气地回答：风高夜黑，正是好时机，那能放弃！一个月后，同行的朋友已经被反解押回生产队批斗，他杳无音讯……
傅瑞生（304）、梁城根（304）、梁启光（304）、梁启成（107）——傅瑞生、梁城根和梁启光三人是同班同学，梁启成是梁启光弟弟。四人都插队在南沙公社。传说一九七二年年初海上偷渡遇风翻船死亡。由于这是目前已知是培英人在偷渡潮中最大的集体死亡事件，笔者专门做了追踪调查，以下是三段材料拼接。
2、追踪梁成根之死
同班同学岑X绵回忆：我和梁启光住一个“寮”（茅草房），那天他们四个都来了，在我这里吃饭。梁城根不是我们队的，在东瓜宇大队。我隐隐约约知道他们是商量“督卒”（偷渡）。吃过饭后他们就动身了，当时不知道他们是上路。大约过了十几二十日，年尾，快过年了，梁启光的姐姐到我这里来找弟弟，说她家在香港没亲戚，应该不会是…… 我回答，那天你两个弟弟在我这里吃完饭就走了，其余我什么都不知道。送她姐姐一出门，她就大哭，说现在没有一点音讯……
第二天我回到广州，约了几个同学去芳村梁城根家——他们是水上居民，大概因为相信他懂水，他们才约了一起走。结果梁城根的母亲一点都不知道他儿子走了（以为他还在农村）
以后听说是台风翻船死的了，都没有办法证实，不过我记得他们走的那天晚上是起风了……（“岑X绵口述历史”摘录）
302班陈X津回忆：“那天晚上，他们来到我这里，槽船大队。我知道他们要走，我刚刚放出来，浑身散了，没有力气跟他们走。我瘫在床上，是江X给他们做的饭。他们吃过饭走了，以后就听说翻船死了，到底是怎么死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陈X津口述历史”摘录）
302班江X回忆：“我不记得给他们做过饭，不过后来是听说他们被拦网挂住才死的。”（江X口述历史摘录）
304班赵X琦回忆：“1973年的7月中，我碰到‘沙螺湾’大队的民兵营长刘金喜先生，他笑嘻嘻地问我是否知道谁叫梁成根，我如实对他说了。刘又问我是否知道梁如今在何处，我因不知道也向他表明。原来，一年多前，刘曾接到‘宝安县’来的通报，说在一具知青的尸体上找到一张‘南沙公社东瓜宇大队’的证明，尸体被宝安渔民的拖网船所捞到的，然后就扔到宝安让沙堆埋葬了。我想不会是他吧！……1973年10月，我到了香港，向同学打听他们的下落，但没有任何人知道。可是在人们口中相传，他们几人，和梁启光的弟弟，在他们出海的当晚就被台风卷没了。快40年了，他们几位从此就由人间消失掉”……录自赵X琦博客）
第二部分对南中国海知青偷渡潮的观察与思考
当年广州上百间中学老三届下乡知青的偷渡情况如何？这是从来没有人关心，也不可能查得清的一段历史。笔者之所以将之定位为“第三次偷渡潮”，原因一是因其规模，二是因其影响。
培英中学的偷渡只是整个广州知青偷渡潮的一个缩影。
一、广州老三届知青偷渡的规模
范围：全市每间中学都有知青卷入
培英中学老三届偷渡调查是不是特例？有没有代表性？笔者可以肯定回答，当时的偷渡是全市规模的，可以说百分之百涉及到每间中学，差别只是由于下乡分配地点或其他因素，各校偷渡人数多少才有所分别，估计按一千人一间学校平均计算算，每校逃港几十人是很平常的。虽然不可能有全市中学的偷渡数据可以查证，但相信各校的老三届人都能证实这一点。笔者也随机抽样调查过几个学校班级：
九中302班55人，下乡37人，大部分分在宝安和花县，偷渡6人，成功6人。
二十二中304班54人，大部分下乡番禺等地，偷渡6人，成功5人，死亡1人。
二十二中305班42人，大部分下乡番禺等地，偷渡7人，成功6人，死亡1人。
华师附中303班51人，大部分下乡到东莞等地，已知偷渡并成功1人。
三中初三某班约60人，大部分下乡高要等地，偷渡的主要是投亲靠友等原因下乡宝安等地的同学，大约5、6人。
一中高三共四个班，每个班有大约一半的人被分配下乡增城新塘公社，除了一个（以军干、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为主的）班没发现有人偷渡，其余三个班证实已偷渡过港的就有20多人。
十中初二某班30多人，已知偷渡海外3、4人
地域：遍及全省，以毗邻港澳地区居多
前述培英和真光中学偷渡人数，保守估计平均每班大约6、7人，大部分是下乡番禺县，已经身处边防，邻近港澳，有地利之便的。当年老三届分配中，凡学校分配地区主要是：宝安、番禺、东莞、中山、新会、博罗、增城、惠阳等县的，情况应该是大同小异。不光是这些地区知青偷渡的比例高，同时下乡其他地区的兄弟姐妹、同学朋友通过他们作为跳板逃港的也不少。当时广州老三届分配是面向全省农村的，大部分学校的分配下乡地点远离边防，不具备直接偷渡的条件，但下乡第二、第三年以后知青普遍逐渐越来越不安心留在农村劳动，纷纷返城。滞留城市期间，接触到各种偷渡信息，同学朋友相互影响下，许多人开始“练水”，偷渡不仅成了知青中半公开的话题，而且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行动。全省各地农村，知青不管来自广州那个学校，都或多或少有人偷渡，即使下海南或湛江国营农场的知青经济有一定保障，环境相对封闭，管理比较严格，知青利用回广州探亲机会偷渡，也间有发生。（见附件郑X伟口述历史记录）
路线：“五箭齐发”
中线：据历史记载，早年的“五七大逃亡”和“六二大逃亡”，大批的农民、城市居民几乎都是沿广深铁路中线直下，闯关越过和香港接壤的深圳河，直达香港，特点是持续时间短，骤起骤落，偷渡越境主要是通过陆路，地点也比较集中。七十年代初的知青偷渡潮不同以往，从陆路越过深圳河只占极少数，大部分人主要先通过陆路到达海边然后泅渡或顺航道乘船而下等其途径。
东线：陆路经过惠阳到大鹏湾下水，泅渡到最近的平洲岛等香港管辖的岛屿。
西线：陆路经过宝安到深圳湾（后海湾）下水，泅渡过香港岛。
中山、斗门线：陆路到达近澳门海边下水，泅渡到澳门，再设法转到香港。
主航道线：沿珠江主航道乘船直达大屿山。
二、开始与结束
始于文革初，高潮于下乡，结束于74年底
从广州文革群众运动兴起，中学以致整个社会相继进入“无政府主义”状态的1966年夏末开始，一年又一年，直到70年代中期，广州市珠江游泳场、海阁红楼游泳场、越秀山游泳场、大金钟水库、中大码头、二沙头、白沙河……等地点，一直是当时中学生最活跃的地方，人人都心知肚明，在这里练习游泳的十有八九准备“较脚”（偷渡）。笔者在天津念高三的表姐，六八年夏天到广州来探亲，街上常常看见青少年肩挎汽车内胎，开始不明所以，后来才知道是去游泳，可能和偷渡有关。
笔者目前调查所知老三届最早准备偷渡的第一个案例就发生在66年夏天。
根据真光305班曾X萍回忆，她最早练习游泳准备日后偷渡，是文革大串联开始后，学校没人管的时候。据此推断，这个时间点应该是66年夏天9、10月份。从这时间直到70年9月实施偷渡，她常常在白沙河练习游泳，她说：当时江面上游泳的青少年很多，大家互不来往，其实彼此都心知肚明。曾本人之所以早于大多数人在下乡前就已经计划偷渡，皆因家庭出身不好，从小生活在阴影中，知道在这个社会制度下自己没前途，文革期间管制约束一旦放松，这个16岁体弱多病原来不会游泳的女孩子，就以惊人的毅力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拯救之旅……（见附件：曾X萍口述历史记录）
笔者目前调查所知老三届最早实施偷渡的案例发生在67年4月。
真光中学304班的罗X超，在本人还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67年4月由香港的母亲为他搭线安排船只成功偷渡香港。其父因为历史问题受到管制，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只身偷渡香港。他母亲则是大半年前通过蛇头乘船偷渡的。至此全家人得以团聚。（见附件：罗X超口述历史记录）
笔者目前调查所知老三届中文革期间最活跃的造反红卫兵个别人在68年夏天毕业分配前已尝试偷渡。
偷渡者并非都和家庭出身问题有关，培英603班胡X雄，家庭出身工人，是早期选上北京天安门接受毛检阅的红五类红卫兵之一，后来成了造反派头头。68年夏天，武斗硝烟未散，下乡动员还没开始，他就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偷渡一次，虽然失败回来，但也无人知晓。后来，下乡三年以后，他终于成功。笔者对胡某进行过多次访谈，了解到他的偷渡动力是直接来自于广州普通市民家庭对有更高生活水平的香港社会的本能向往，同时文革运动也锻炼出青少年弄潮儿不怕死的胆量。
74年底老三届的偷渡潮嘎然而止，主要原因是港方和中方的的政策同时改变。
香港政府以往拘捕的偷渡客，只要能证明是大陆来的，就作为难民接受并给予合法身份。七四年十一月以后，这一条取消了，开始实行“即捕即解”——偷渡客上岸后被拘捕，一律反解大陆。这意味着偷渡客千辛万苦登岸还可能功败垂成，偷渡的难度更大了。
中国政府对知青政策，自73年4月“李庆霖事件”（注2）开始出现松动，同年6月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以后，不再强调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而是实行“有放有收”，允许下乡早的知青陆续“通过招生、招工及病退、困退等途径，加快回收步伐，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一系列政策的转变，实际上已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高潮走向终点”。（注3）
偷渡者中不乏多年申请希望通过正常渠道出境探亲或移民不被批准的侨生或有特殊海外关系者，73年6月中央发了一个文件推广上海经验，允许这类人通过正常途径申请出国。（注4）他们自然额首称庆。这个政策落实到广东还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笔者调查中，下乡番禺的培英603班邬X芬多年申请赴香港和父兄团聚都不获批准，74年秋天，绝望下正准备偷渡前一刻，申请终于批下来了。
偷渡者大多数是因为回不了城，又不愿在农村呆一辈子，被迫无奈才铤而走险的，74、75年后老三届知青开始陆续被招生（主要是中专）招工回城，当时虽然上山下乡的政策还在继续，但基层动员应届毕业生下乡的口号已变成“早去早回”，老三届成了是优先安排“早回”的对象，人人有了指望，自然放弃冒险。75年直至八十年代初期，内地各类人逃港还是持续不断，但已基本和老三届知青无关。
三、关于偷渡潮的另类思考
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中独一无二的广州“老三届知青偷渡潮”，既是一段不可以回避的痛史，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壮举，更蕴含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契因。
1、反映了中国知青运动中被深深掩埋的最浩大最沉重最悲惨的一段痛史
当年全广州老三届知青共有多少人卷入这次偷渡潮？又有多少人葬身鱼腹？笔者只是一个身居海外的业余研究者，惭愧自己没有能力调查出确实的数字，只能提供：
至今为止随机询查过的三十多位不同学校或同校不同班级的广州老三届知青中，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班级都有人卷入偷渡，每个班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唯一一个军干、高干和知识分子子女为主的班级----一中高三某班，“没发现”有人偷渡）。以此类推，全广州一百多间中学，历尽千辛万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冒死“投奔自由”的知青——老三届知青和前后不同届的知青，该有几千几万人？试问全国上山下乡运动中任何地方可曾发生过如此长期，如此规模，如此激烈的抵制和反抗？
成千上万的知青“投奔怒海”，其中的准确死亡数字永远不可能统计出来，但可以推断一定是非常惊人的。前述笔者仅随机调查培英一间学校29个班中的12个班，确认死亡8人（相对而言，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师二人，两派学生都卷入广州几乎所有大型武斗没死一人）。该校老三届主要分配地点已属边防区内，偷渡者多使用较为安全的农艇，无需泅水，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其他大多数学校偷渡者的命运有多凶险。下面这一段口述历史调查，是对死亡数字问题最形象的回答：
“1974年8月，第五次偷渡终于成功。游水五个钟头之后，我们三人在平洲岛上岸，到警署再解过香港——我们好幸运，三个月之后，11月香港（接收大陆难民）政策就改变了，上岸后被拘捕的偷渡客一律反解回大陆。警察将我们一共十七、八个偷渡客送上船，从平洲岛到香港岛要走三四钟头，中途所见，成世都记得，如果之前见过，我一定不敢偷渡。
当时成海都是死尸，船走一段就见几件，好多好多，不是一下子好多，是这边几件，那边几件，在水抱（注：粤语指救生圈）圆圈中间，剩得个上半身，头在水抱上，下半身已经被鱼吃了。周围海水‘红扑扑’。我们那条船船员说捞一件看是怎样死的，捞上来，膝盖以下已经断了，还吊着皮。。。。。。同船还有几个女的，说原来和她们一起有男的已被鲨鱼吃了，有的是咬断脚后流血死的。。。。。。”（见附件：邬X芝口述历史记录）
试问全国上山下乡运动中，任何地方可曾发生过有比这一幕更惨烈的天地恸鬼神泣的悲剧？历史已经翻过这一页，但知青运动中被掩埋的最大最沉重的一段痛史，难道不应给我们某种教训和启示？明白这一点，一代人青春生命的才不会白白付出。
2、代表了十年文革暴政浩劫中人民奋起争取人权的伟大壮举
在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大多数人还是自愿选择这条道路的。（注5）这真是滑稽可笑！如果羊群别无选择被赶进羊圈，驱入屠宰场，你能说它们是“自愿”的吗？68年的老三届人毕业分配，没有任何个人置啄、选择的余地，“根正苗红”的少部分学生被照顾留城、参军，从没听说有谁会“革命”地表示主动放弃，这本身就是对上山下乡光荣的一种讽刺。不公正地被安排下乡的大部分学生，之所以对命运沉默顺从，绝大多数人其实是逼自无奈，多年灌输教育下的理想主义在逆境下确实起了一定的精神支撑作用，当时也喊出一些豪言壮语，但这不能代表下乡知青的真实思想。所谓“消灭三大差别”，其中和每个人最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是“城乡差别”，涉世未深的学生不一定明白注销城市户口对自己将来一生的严重后果，但父母是一定心知肚明的。不管口号喊得多么冠冕堂皇，无论毛本人的理想蓝图多么远大，上山下乡运动从实际操作的第一步开始——剥夺这些城市人的户籍，特别是其中一半还是未满十八岁的男女青少年，就已经是专制制度下对人权的粗暴践踏。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南中国知青偷渡潮——被驱离城市又在农村无法扎根生存的社会边缘人，用最激烈的方式反抗上山下乡运动，奋起冒死追求自己个人自由迁徙，自由生存的基本权利，这正是十年文革暴政浩劫中人民奋起争取人权的伟大壮举，对中国历史向前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正面推动作用。
（3）体现了中国历史的正确进步方向
给这段历史定位，把千千万万知青付出青春和生命代价的抗争看做仅止于个人幸福意义上的可以理解的追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一批当年叛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选择走个人发展的“资本主义邪路”的青少年，正是最勇敢的历史先行者。
本文开头所言，当年分配到番禺南沙的培英中学老三届知青，因为边防“前线”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了珠江三角洲汹涌澎拜的偷渡大潮的潮头。无独有偶，二十年后，震惊世界的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也是在同一地区卷起，南沙成了五大开放城市的交汇点，（注6）这不只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巧合，两者之间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偷渡，是人民对一种社会制度的义无返顾的否定和扬弃。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出自本能认同和追求。
开放，是执政党对自身制度的检讨和部分否定，是对西方社会制度的部分认同和学习吸收。
七十年代前期的老三届人知青偷渡潮只是前后持续三十多年的百万广东人民大偷渡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注7）正是人民前赴后继用生命抗争，才最终迫使执政党内的改革派作出让步，顺应时代潮流，打开国门，使文革浩劫中被折腾得奄奄一息，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国家重新焕发生机。
据说当年蛇口开发区最早开始破土动工时，在沙滩上曾挖出不少白骨。一座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新城，就是这样耸立在无数偷渡者的白骨之上。
今天，南海之滨除了“开荒牛”和“珠海渔女”的城徽，是不是还应该为那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梁城根和他的三位知青同伴们，安置另一座塑像？
——他们也是历史的缔造者，谁也没有权利将他们遗忘！
后记
重读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写于1931年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对赫胥黎的历史预见叹为观止！
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是一个分工严密的社会，人人各安其位，没有冻馁之虞，也没有选择之权，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受控制，任何人都没有个性，习惯于服从，视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艰苦的劳动为幸福。因此这是一个快乐的社会。如果你怀疑这种快乐，国家会帮助你用催眠术校正异端的思维；如果你感到不愉快，国家就提供一种叫唆麻的精神麻醉药物让你忘掉不愉快。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力，把它们全都交给了统治者，甚至连家庭、爱情和父母也不需要，因为国家的箴言是：“共有、统一、安定”。——国家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
五八年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是中国特色“美丽新世界”雏形，六六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而广之把整个中国“公社化”，就是要打造“史无前例”的“红彤彤”的“美丽新世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只是“美丽新世界”实验中的一环。我们现在还有许多老知青对那段历史情不断，理还乱，对当年的理想主义深深怀念，依旧陷在“美丽新世界”的迷思中不能自拔。南中国偷渡潮中的知青大部分不是红五类，不是学生干部，不是党团积极分子……红色历史对他们几乎不著一字，因为他们是异类，是走“邪路”的人，和现在热播的电视剧《知青》里面极力塑造的那位胸怀大志带领老百姓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陕北知青赵某，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他们只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逃兵…… 但是，但是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清醒者！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三十多年前老三届人中的一批精英曾不惜生命前赴后继勇敢追求的那个真实的“美丽新世界”——民主自由的世界，才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幸福未来！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
——谨以本文纪念在大时代中为追求幸福理想葬身南海波涛的同学：梁城根、傅瑞生、梁启光、梁启成、沈南武、彭树淦、蔡静雯、何荣祖、王汉杰……
阿陀2012年11月20日二稿于洛杉矶
（本论文正式提交将于12月6-7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的知青问题国际研讨会）
附件目录——
欧XX口述历史记录：为了生存
陈XX口述历史记录：出埃及记
何XX口述历史记录： “上地”
张XX口述历史记录：麻风坑
虾哥口述历史记录：我是策划者
曾XX口述历史记录：美丽的新世界
罗XX口述历史记录： 67年4月上船
陈XX口述历史记录：偷渡其实很容易
郑XX口述历史记录：从海南岛到香港岛
邬XX口述历史记录：永生难忘的一幕
珠江三角洲地图
附注
注1：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年
注2：根据百度百科——李庆霖（1936-2004）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不久被誉为反潮流英雄；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8月提前出狱。2004年2月逝世。
注3：见蔡天新“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与知青政策调整”，转录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集》（http://www.hljzqg.com/lsyj/ShowArticle.asp?ArticleID=244
注4：转自潘鸣啸《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版第170页
注5：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注6：黎服兵《构思南沙》：“南沙，挽珠江，面南海，背负南国重镇广州，怀抱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左深圳，右珠海，独得风流！在这历尽世界潮流，雄踞改革前哨的五个大城市中心划一个半径70公里的圆，它们的交汇点都落在南沙。按物理学的规律，这里就是重心；按社会学的标准，南中国的重心，也将落在这里。这就是南沙。”
注7：关于广东省30年偷渡情况和总人数，有以下资料：
据中国作家网介绍，“在许多学者看来，《大逃港》填补了一个历史研究的空白，即完整再现了1950年到1979年间发生在深圳河边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事件，它是冷战时期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其历史价值和反思价值极大”。
——转录自《真实性是纪实文学的生命---谈<大逃港>的几处硬伤》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45980852464.html2012-08-26
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万多人。
根据《1978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当前我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情况报告》显示，当年8月，广东全省就发现外逃6709人，逃出1814人
根据宝安县委《关于偷渡外逃情况的报告》，1952年后的25年间，宝安县有40598人逃港，约占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转录自http://www.sina.com.cn2008年12月08日11:42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注8: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一位多产的英国作家，共写作了50多部小说、诗歌、哲学著作和游记，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作为生物学家的儿子，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先后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他对人类生活中的矛盾具有超人的预见力。尽管一次眼疾几乎让他视力全失，但在学习了盲文后，他逐步开始写作，先后创作了许多胎炙人口的小说，并在20年代成为一个明星人物，其中，1931年创作的《美丽新世界》让他名留青史。——引自百度百科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8e5a5b1601016cd8.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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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1 02:4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