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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第十一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
1966年，正当全国基本结束经济调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
第一节运动初期县委努力稳定局势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由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大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被发动起来。
商河县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还是按以往的政治运动那样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商河县委多次召开常委会，学习、讨论中央文件及报刊上的有关文章，努力理解和领会《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实质。根据山东省委和德州地委关于有范围、有秩序、有领导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经德州地委批准，于6月21日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门办公室，对全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领导。
1966年5月，根据上级的部署，商河县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在5所中学开始，广大师生员工热烈响应党的号召，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三家村”、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运动。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各个中学利用课余时间按班级组织学习中央文件和《解放军报》发表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署名文章、《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文章，对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和吴南星（邓拓、吴晗、廖沫沙合用的笔名）的《三家村札记》进行批判。随着全国各地掀起的揪斗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的矛头迅速指向了本单位家庭出身有问题或本人历史有问题的、平时言行不严谨的以及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等等所谓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学校领导和个别教师，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进行揭发批判。商河一中通过对个别教师的抄家，“揪”出了一位老教师写的长篇小说《烈日残霜》、一位年轻教师的所谓反动日记以及美术教师的所谓反动漫画等“大毒草”，进行“上纲上线”地批判斗争，使这些人成为了当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批受难者。6月1日和2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两篇社论，迅速把学生的目光引向了社会，革命小将们纷纷到县电影队、图书馆、京剧团等文化部门搜集认为是“封、资、修”的电影、剧目和书籍，揪斗所谓的“黑线人物”，并焚烧了剧团用于演出的所谓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道具、戏装。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运动日趋走向疯狂，“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胆敢反对党，马上叫他见阎王”的歌声唱响社会的每个角落。1966年6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重要文章，突出报道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的一张诬陷、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响，在群众中，尤其是高等学校学生中，迅速出现了观点对立。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的意见正式公布，高校停止了招生，高中也停止了招生，高中、初中相继停止了上课，商河县教育系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斗争对象逐渐转向学校的负责人。面对来势汹汹的运动，学校领导开始表现出束手无策，纷纷向上级反映情况，请示对策。针对这种状况，县委根据中央关于派工作组的指示，召开了常委会议，决定向各中学派出工作组。6月28日至29日，县委组成的5个“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分别进驻各中学。工作组按照县委的指示，试图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遏制学校的混乱现象。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依靠学校的党组织，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采取了从高中部的学生中选派“学生班主任”管理初中部各个班级等措施，力图将运动纳入有序的轨道。这些措施对控制当时的事态、安抚学生的躁动情绪、稳定学校的局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运动的逐渐深入和不断升级，工作组的领导和成员也弄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一度错误地在教职员工中划分一、二、三、四类：一类是积极分子，属于好的；二类属于较好的；三类属于有严重问题的，进行严厉批判；四类基本属于敌我矛盾性质，进行无情斗争，残酷打击。致使教职员工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工作组发动学生开展大批判运动，进行大批大揭。对划分为三、四类的教职员工进行“口诛笔伐”。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一片恐怖气氛。工作组用“统一部署”、“统一口径”、“统一行动”、“统一步调”的条条框框限制运动，让部分学生认为是压制不同意见、给运动定调子，妨碍运动发展。在血统论错误观念的影响下，学生中出现了所谓“红五类”与“黑五类”的论战，有的工作组人为地在学生中划分所谓“左、中、右”，在组建红卫兵时只注重家庭出身，搞“唯成分论”，使许多学生对工作组产生了反感。工作组一方面要支持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又要执行上级党委的意图，对运动进行掌控，引起了部分学生对工作组的对立情绪。在当时的情况下，工作组只会将自己置于矛盾焦点之中，陷于被动局面。不久，根据毛泽东认为工作组实际上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的意见，中央于7月28日决定撤销工作组，8月2日，山东省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决定》，随后，商河县委派往各中学的工作组被撤销，改由党支部和“文革筹委会”负责对各自学校的运动进行领导。但各个学校的负责人很快就成为了运动的斗争对象，根本无法左右当时的形势，文革初期短暂的有序状况到此结束。
第二节内外串联混乱局面快速形成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公布了毛泽东1966年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会议文件，发给到会同志讨论。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上层建筑，以利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这个文件强调“群众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革命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红卫兵运动迅速风靡全国，“红色恐怖”逐渐笼罩了全国各地。商河县也和全国一样，许多学生、群众自发地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呼喊口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批判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社会开始出现了动乱。随之而来的“破四旧”，各校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标语，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各学校学生按班级分工，深入城镇、乡村，把他们认为带有“四旧”色彩的所有物品进行销毁，剪辫子、烧家谱、砸匾额、毁古迹，县城内福胜寺唯一幸存的明代大铜佛被砸碎投入了炼铁炉，张大人村的古坟被挖掘，甚至连许多村镇和个人的名字也改成了有革命色彩的新名称。空前的狂热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一场浩劫。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从9月6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通知》发出以后，商河县委指示各学校从当时的工作组与校领导组建的红卫兵中选派赴京代表，引发了多数学生的抗议。在学校选派代表的同时，同学们自发选出的代表也自行去了北京。学生自选的代表到了北京以后，同样受到了毛泽东的检阅，并从北京发回了“给全校师生的公开信”，讲述了接受毛泽东检阅时激动人心的场面，介绍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使广大学生本来就按奈不住的情绪激发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热血沸腾的学生纷纷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身穿绿军装、手举红战旗、臂戴红袖章、怀揣红宝书，一窝蜂地汇入大串联的洪流之中，争先恐后地去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在大串联期间，商河县委责成县人委，设立了多处“红卫兵接待站”，接待外地过往串联人员，安排食宿和交通。
大串联归来的红卫兵，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张贴“炮轰商河县委“的大标语，揪斗“走资派”成为时髦。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在全国迅速形成了高潮。商河县各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11月，各群众组织进驻县委、县人委及所属机关，批斗各级领导干部，党委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已经无法正常工作，无政府主义的狂潮迅速泛滥。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指出1967年的政治任务是“工厂、农村‘抓革命、促生产’，大搞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知识分子到工厂、农村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充分发扬大民主，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论精神的指引下，商河县各学校的红卫兵成群结队地走出校门，深入到工厂、农村，煽动工人农民进行造反。各系统、各单位的造反组织纷纷立起了大旗，把单位里的领导人拉到大街上批斗；农村的造反派不断地邀请学校的红卫兵革命小将去“传经送宝”，几乎所有公社书记、村支部书记一时间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批判、被揪斗、被勒令“靠边站”。面对日益混乱的形势，商河县委仍然在努力维持正常的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正确对待群众的批判，尽可能地坚守各自的岗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尽最大努力维护群众的正常生活。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县委、县人委还坚持工作，向困难户和烈军属优抚对象发放了救济款和治病款6万元、发放棉布13333米、棉絮1500公斤、棉衣1431件，保障了困难群众和烈军属安全过冬。
学校中的红卫兵深入工厂、农村以及各部门、各系统，为组成全县的造反派队伍创造了条件，各种名目的联络站、兵团、联合会迅速挂牌成立。
第三节“一月风暴”商河的两次夺权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王洪文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强行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人揪到上海人民广场批斗。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权力落到造反派手里。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从此，全国掀起了夺取各级领导权的夺权风暴。
1月10日，《大众日报》社革命造反联络部宣布接管了《大众日报》。1月22日，时任青岛市副市长的王效禹与康生之子张子石相互勾结，夺取了青岛市的党政大权。1月24日，济南市部分造反组织夺了中共济南市委、济南市人委的权。同日，“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等造反派组织，联合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告全省人民书》，鼓吹全面夺权。1月26日，“商河县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率先组织下属近1000人冲进县委、县人委大院，揪斗县委、县人委孙立阶、石寿亭等负责人，抢了县委、县人委及部分部、委、科、局的公章，宣布“商河县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归商河县革命造反联络总部”，造成了各级党政机关瘫痪，全县陷入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参与夺权的群众组织迅速联合起来，发表声明，愤怒谴责联络总部的行为，宣告不承认这次夺权。从此，商河县正式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派。
2月初，商河县人民武装部与公安政法部门发布命令，取缔了参与“1·26”夺权的群众组织，逮捕了十几名骨干，并将他们在全县范围游街示众（后称谓“二月镇反”）。2月28日，商河一中“红卫兵东方红公社”、“商河县县直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兵团”、“商河县工人革命造反指挥部”、“商河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指挥部”等群众组织与商河驻军、部分领导干部一起在县一中操场集会，宣告成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人民解放军和革命领导干部“三位一体”的商河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革命委员会，由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王咸熙任主任，县委副书记孙立阶主持工作，群众组织代表参加常委领导，实行“革命三结合”，成为全县最高权力机构。由于二月份取缔了一派群众组织，派性斗争暂时缓解，使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得以进行短暂的正常工作。3月，夺权委员会改为商河县革命委员会，下设综合办公室、政治部、保卫部和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各公社和生产大队也组建起了相应的“三结合”领导班子。
3月8日，孙立阶在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上强调，各级“三结合”领导班子“必须有职有权有责”，“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应服从他们的领导，积极完成所交给的任务”，帮助“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支持他们、相信他们”，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出来大胆为党工作”。截至3月20日，全县正副科局长、公社正副主任以上干部210人，已经站出来的116人，一面检讨一面工作的56人；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2241人，已经站出来的944人。15个县直部门、22个公社、764个大队已经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全县混乱局面有所好转。
在县革命委员会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上，传达了省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学习和讨论了《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及《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会上县革委主任、军代表王咸熙作了总结报告，要求全县人民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不失时机地掀起一个春季生产新高潮，誓夺农业生产大丰收，促进“抓革命、促生产”向更深入发展。25日，县革委召开了县、社两级干部会议，会议目的是统一思想，落实组织，建立健全制度，迅速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新高潮。孙立阶在讲话中总结了全县“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后的形势，以及当前有碍“抓革命、促生产”的主要问题，从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诸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
鉴于学校停课“闹革命”后的无政府状态，商河县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中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从3月起，动员各中小学师生陆续回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商河部队，于3月奉命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任务，并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对商河县的中学师生分批分期地进行了一次短期的军政训练。虽然军训中兴起了“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及“突出政治”等一套庸俗化、简单化和实用主义的做法，但对当时稳定学生的思想情绪，缓解动荡的混乱局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军队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是在执行“文化大革命”总的方针，因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和不利影响。
第十二章“反逆流”与“反复旧”运动
第十二章“反逆流”与
“反复旧”运动
1967年１月至２月，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行径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林彪、江青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于是，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林彪、江青一伙开始在全国自上而下反击所谓的复辟逆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王效禹，在全省发起了所谓粉碎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运动。“反逆流”以及后来的“反复旧”运动使商河县的混乱局面进一步加剧，各派群众组织几经分化、组合，长期陷于派性斗争的漩涡；各级领导干部遭受批斗的磨难。
第一节“反逆流”运动“反逆流”矛头直指县革委
1967年3月，商河县各中小学的师生返校复课闹革命及接受军训时，各种自发组织的红卫兵名称被取消，成为学校统一的红卫兵组织形式。在全省“反逆流”浪潮的影响下，红卫兵速冲破了这种束缚，按照班级成立了各自的“战斗队”，进而组成全校甚至跨学校的联合体，重新杀向社会。
“反逆流”初期，参加“2·28”夺权的商河一中“红卫兵东方红公社”，吸收了原来因参加“1·26”夺权被取缔组织的学生，重新组成了“红卫兵东方红指挥部”。他们认为夺权后成立的县革命委员会排斥群众组织的代表，实际上还是“走资派”控制着领导权。参加“1·26”夺权的组织被取缔后，参加“2·28”夺权的组织也实际上被解散，县革委执行的仍旧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恰在这时，县革命委员会为了控制日渐激烈的学生情绪，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和凝聚力，做出了组织学生下乡帮助农村春耕生产的决定，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大标语、大字报糊满了十字街头及县委、县人委大院两侧的墙壁，县革委会的日常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随着运动的深入，商河县的群众组织也在不断地分化和重新组合，“商河县联合兵团”和商河一中的“鲁迅兵团”举起了“捍卫新生红色政权”的大旗，组成了保县革委的派别，形成了“炮轰派”与“捍卫派”的混战局面。
4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通称《军委十条》）下发全国。《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是被反动分子控制的，都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文件传到商河以后，引发了为被取缔的群众组织平反的狂潮。8月，商河县的造反组织召开会议，追查所谓“二月镇反”的责任，掀起了大揪“军内一小撮”和“砸烂公检法”的浪潮。
“翻旧账”围绕夺权打派仗
参加“1·26”夺权被取缔的原群众组织及其遭逮捕的头头，在得到“平反”以后，提出对现存的县革委会必须彻底“砸烂”，参加“2·28”夺权的一方则持不同观点，认为“2·28”夺权符合“大联合”和“三结合”的方针，夺权行为本身是正确的；只是夺权以后被“走资派”篡取了领导权，坚持“炮轰”县革委会的口号。这样，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派性大战。
1968年初，在江青一伙所谓“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商河县武斗急剧上升。
1968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商河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成立，开始对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军管对当时维持社会治安、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反复旧”运动在驻商河部队“支左”一边倒、“1·26”派占了上风的形势下，县革命委员会基本被“砸烂”，全县陷于无政府状态。1968年5月24日，山东省革委批复以“1·26”派为主组建新的商河县革命委员会，成为特殊时期的全县最高权力机构。5月27日，召开新县革委会成立大会，新县革委下设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部、政法组（1969年4月21日改为保卫组），并将原县人委的职能部门改组为农林水机、财税、工业、商业、邮电、文教、卫生、粮食及人民银行等革命委员会，组建相应的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7月，成立公、检、法军管组，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全面实行军事管制。
新的县革委成立后，在全国、全省政治形势的影响下，陆续解放了一批领导干部，吸收到“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截至8月25日，45个县直企事业单位中的37个建立了革委会或领导小组。全县22个公社，成立革委会或领导小组的有19个，陈宋、潘桥两个公社各指定7人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这些革委会或领导小组，几乎都是在一派掌权的控制下建立的，至此，全县基本形成了“1?26”派的一统天下。
8月4日至7日，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到德州视察，指示要反击领导班子中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9月18日，县革委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成立了被广大群众称为“棒子队”的所谓“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些人头戴柳条帽、手持大棍棒，疯狂地迫害过去“整”过他们的老干部和持不同观点的群众，恐怖气氛一时笼罩了全县。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商河县大批“靠边站”的干部被贬职去新成立的玉皇庙公社“五·七”干校插队，参加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进一步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作出了对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一切职务”和对二月抗争继续批判的错误决定，使山东省革委王效禹等人倍受鼓舞。11月24日至12月3日，省革委召开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关于全面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的决议》，《决议》主要内容是“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会后，王效禹等人借此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发动了“反复旧”运动。12月23日，王作栋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深入开展反复旧斗争，彻底粉碎阶级敌人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商河县革委主要负责人将吸收老干部参加革委会视为复旧的主要特征，组织并亲自带领“反复旧”调查团，到处搞所谓“解剖”试点。
1月27日，县革委出台文件，批准陈宋公社革委会对四官集大队“复旧”等问题的处理意见。1月30日，又批转沙河公社革委会对沙河、辛庄两个大队革委会“复旧”问题的处理意见，要求全县肃清“二月逆流”流毒，彻底解决“复旧”问题，通过充实调整吸收大批“造反派”进入革委会。
到2月，“反复旧”运动进入高潮，全县基层革委会80%被冲垮、改组或重建。参加各级“三结合”的领导干部，70%被揪斗、清理出革委会或调整职务，有的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挂牌游街，劳动改造。50%的公社人武干部被清理出革委会或调整职务，近半数的大队民兵连长被撤换。参加生产大队“三结合”的1347名农村干部，570人被踢出革委会，271人被调整职务，260多人被揪斗。
2月5日，县革委出台文件，撤销原公安派出所，公社革委会设公安员。3月11日，将市场管理和税务两所合并为工商税务所，将17人下放劳动，并对16人进行跨公社调整。3月31日，各公社邮电支局、所一律下放各公社革委会管理。4月29日，全县民事案件处理由军管组、保卫组移交和下放到各公社革委会。
“反复旧”运动的开展，不但造成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且使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1969年上半年，生产任务只完成全年的38%，建筑社、服务公司等单位出现了少有的亏损，夏播夏种较上年同期减少10万亩，农田水利建设也受到较大影响。第十三章政治局势的暂时稳定
第十三章政治局势的暂时稳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在党遭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尚未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使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得以乘机把他们帮派体系的许多人塞进代表行列中，造成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会议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九大以后，商河县贯彻落实九大精神及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十条》，开展了“斗、批、改”运动，并抓住政治局势暂时稳定的机会，召开了商河县第三次党代会，在动乱之中恢复了县委的领导。
第一节贯彻落实中央
《批示》和《十条》山东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运动，使山东的混乱局面加剧，并影响到周边一些省份，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九大召开前后，济南部队司令员、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得志、济南部队政委袁升平等人在北京向中央和中央军委谈了山东问题。5月1日，山东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组长、前副省长穆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周恩来汇报了山东造反派的情况，要求解决山东问题。中央在九大召开期间，就酝酿解决山东问题。九大一结束，中央就决定解决山东问题。5月4日至28日，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委会和济南部队的27名代表被留京集中学习。学习期间，毛泽东接见了学习班成员，对解决山东问题作了指示。5月24日，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将十条措施报告中央。这十条措施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进一步在全省掀起一个持久的学习、宣传、落实九大精神的高潮”。第二，“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第三，“切实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第四，“要加强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第五，“要充实加强省革委会的领导机构”。其中提出对省革委会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在‘反复旧’运动以前的基础上，适当充实和调整。进驻省革委会的工宣队，要做好工作，迅速撤出”。第六，“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军队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单位，不要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要干涉和插手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第七，“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其中提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现阶段，不能再在群众中划‘革’与‘保’”，“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其中专门规定“进驻公、检、法的‘文攻武卫’要迅速撤出，继续加强军事管制”，“做好思想工作，撤销‘文攻武卫’组织”。“要建立健全‘三代会’（指红卫兵、工人、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置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与下面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不准插手外单位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第八，“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第九，“巩固和发展各级革委会”。其中规定“对革命委员会只能补台，不能拆台”。第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其中规定“坚决反对口是心非、玩弄权术的资产阶级政客作风”。这里是特指王效禹，因为此后不久在批判王效禹时，就以“资产阶级政客”作为了王效禹的代名词。
5月25日，即报告呈送上去第二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对报告作了批示，并以中发［69］26号文件（《中央对王效禹、杨德志、袁升平三同志报告的批示》）发出。批示指出，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由于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精神，在全省进行了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错误。中央希望山东省革委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顾全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当时称中央批示和十条措施为《批示》、《十条》。
为贯彻落实《批示》和《十条》，6月27日，根据省革委和德州地革委的指示精神，商河县革委采取了自上而下、先骨干后群众，层层召开会议，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等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传达和学习。
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8月28日，又发布加强战备的紧急动员命令。9月4日，商河县革委会组建人民防空办公室。9月5日，县革委在《关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八二八”命令的意见》中指出，要进一步落实《批示》、《十条》，彻底纠正“反复旧”错误。“凡是《批示》、《十条》尚未落实，‘反复旧’前的革委会还未恢复的单位，限期在9月10日前”恢复“反复旧”前的领导班子，“立即解散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绝不允许冲击革命委员会和批斗革委会的成员”；整顿劳动纪律，“一切擅离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员，限期在9月10日前返回本单位”；迅速恢复在“反复旧”中被撤职的民兵干部职务，立即恢复被冲垮的民兵组织。
截至9月8日，全县22个公社、1个国营农场、10个县直系统革委会，基本恢复“反复旧”前的领导班子，80%的生产大队革委会恢复工作。
9月20日，县革委宣布“反复旧”时下达到各公社的市场管理和税务两所人员变动方案作废，恢复“反复旧”前的原领导班子成员和工作人员，下放到公社管理和调整调动人员返回本单位。
10月8日，德州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决定充实李清臣、宋玉升、张铁跃、何明成4人为商河县革委会常委。10月27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建立中共商河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王咸熙任组长，马忠堂、王作栋为副组长。11月4日，又增补王咸熙、马忠堂2人为商河县革委副主任，充实石寿亭为革委常委。
10月31日，县革委会全体成员和各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去德州参加为期15天的地、县（市）革委会全委会议，传达学习落实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十条》和党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的有关精神，研究讨论“解放”干部和革委会“补台”问题，从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批示》、《十条》。
11月1日，县革委召开公社、县直机关革委会全委会议，召集各公社革委会和县直十大革委会全体成员和部分持不同观点的群众，举办为期10天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传达学习“九大”精神，部署落实中央《批示》、《十条》，批判“资产阶级政客”王效禹的“黑五论”，进一步纠正“反复旧”错误认识，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各级革委会补台工作做好准备。
到1970年1月25日，县革委会补台工作基本结束，原县委常委、副县长以上干部11人，已解放结合9人，其中7人参加领导核心。县直机关机构设置几经反复基本成型，县革委会设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办公室，政治部设办事、组织、宣传、群工、教育5个组，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下设政治工作、计划、综合办3个办公室和农林、水利、农机、工业、交通、财税、商业、粮食、物资、民政、卫生、邮电12个局。原县委副部长以上17人，已解放16人，原县人委副局长以上84人，已解放76人，参加“三结合”46人，各部门的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已基本落实。
全县22个公社、1个国营农场，都对革委会进行了充实调整和补台，建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原公社正副书记、正副社长109人，已经解放108人，有88人参加了“三结合”，22个公社的一把手只有一个不是原公社党委的主要负责人。
全县需要充实调整的681个生产大队，已经充实调整630个，占应充实调整的93%。原生产大队正副支书、正副大队长2143人，已解放2111人，参加“三结合”的1780人，担任正副主任的1320人。
2月29日，县革委下发文件，对怀仁、孙集公社消极对抗《批示》、《十条》的两名干部进行停职反省处理。3月12日开始，县革委会对“反逆流”、“反复旧”运动中上台的县、公社革委会成员进行了清查、清理工作。6月1日，增补孙立阶为县革委会常委。至此，全县各级革委会充实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通过贯彻落实《批示》、《十条》，全县基本清除了在各级革委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群众代表”，解散了除“贫代会”、“工代会”、“红代会”以外的其他群众组织，充实提高了县、公社、大队各级领导班子，对在“反逆流”和“反复旧”运动中受到处理的干部职工予以平反，有效克服了无政府主义和各种派性斗争，基本纠正了“一派掌权”的错误，“反逆流”和“反复旧”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思想上、组织上基本得到了纠正。
全县开始转入整党建党和以清队为重点的“斗、批、改”群众运动，混乱局面有所遏制，全县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第二节全县开展“斗、批、改”运动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斗、批、改”运动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精简机构、下放人员等。毛泽东还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做为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要求各地按这些单位总结的经验仿照执行。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本身就是“左”的错误，结果使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社会秩序和各项工作并没有出现很大的好转。
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的一场运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借机清除他们篡党、夺权道路上的障碍，成立所谓抓叛徒战斗队，残酷迫害老干部。1968年，《人民日报》等报刊提出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之后，这项工作开始有步骤、有领导的全面开展起来。
商河县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9月18日至28日，分别召开县直机关各单位和各公社、各中学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各单位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县革委派往各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两处中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同志，共计128人，会上传达贯彻了德州地革委召开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座谈会议精神,开始布置清队工作。
商河县革委会于1968年12月23日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对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进行调度安排，提出了几点要求：1、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盖子，让领导权真正掌握在经过两条路线斗争考验的、政治上可靠的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2、要充分地把广大革命群众发动起来，特别是把贫下中农充分发动起来，使一小撮阶级敌人陷入孤立。3、充分掌握和落实党的政策，在阶级阵线严重不清的单位要复议阶级成分，彻底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4、彻底做好群众定案和落实群众专政的制度，深入调查研究，摆疑点，查敌情，把隐藏较深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实行群众专政；要求阶级斗争盖子一直没有揭开的老大难单位要发动群众，找出原因，扫除障碍。
后来，省革委发动了反复旧运动，使全县清队运动停下来，各级革委会刚刚建立的清队班子被冲垮、解散，有的档案材料被查封、销毁、窃走。党的“九大”以后，中央批示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措施，对反复旧运动进行了批判，省清队工作会议之后，县革委认真作了传达贯彻，于1969年12月28日对清队工作提出若干条意见，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全面发动，县、社都充实调整了清队领导班子，搞了试点。许多公社召开了清队誓师大会，举办了清队骨干学习班，以清队为重点的斗、批、改群众运动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清队工作的基本做法，在一个单位分以下四步进行：1、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清队工作的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和进行阶级教育。2、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坦白检举运动。3、在坦白检举的基础上，做好排队工作。4、核实定案。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虽然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政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求过细地做工作”；各级革委会也郑重其事地提出过像模像样的要求，但由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所谓“阶级敌人”的界限没有明确的规定，使“清队”运动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必然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再加上派性作祟，“清队”就成为了派别使用的一个武器，不仅落实政策无从谈起，反而加重了大批干部群众遭受迫害的程度。于是，敌情被夸大，敌我被混淆，最基本的民主和法制被破坏，各种名目的组织都可以任意揪斗、关押、审讯被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具体过程中往往又是轻证据、轻调查、重口供、重揭发，致使许多无辜干部群众蒙受不白之冤，成了“清队”的牺牲品。1970年4月15日，县革委会统计清理阶级队伍情况，共清理出1145人，其中：一般脱产干部32人；国家职工65人；农村大队1036人；其他12人。在1145人中叛徒97人，特务58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3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552人；现行反革命分子32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59人；其他坏分子144人。这场“清队”的结果是在全县又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使不少老干部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群众重遭迫害和株连。
“一打三反”运动
商河县在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同时，还根据德州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的指示，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同年2月，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在全县多次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中央文件精神，迅速掀起以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为重点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为中心的斗争新高潮。要求各公社、大队和县直各单位都要成立专门领导班子，组织专门力量，发动群众开展大批判、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活动。为了使运动开展起来，县革委还召开了全县有线广播动员大会。
全县在进行“一打三反”运动中，各级各单位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普遍开展了忆阶级苦、忆民族恨、忆个人成长史和查思想、查立场、查演变的“三忆、三查”活动。并采取“上挂下联”的方法，开展了广泛深入地检举、揭发和批判。经过查摆问题和检举揭发，全县先后挖出各种案件达23847件，在政治上挖出了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和其他坏分子以及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15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及500多发子弹，在经济上挖出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和犯有贪污盗窃错误的3100多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非法所得140多万元。“一打三反”运动中采取了办“学习班”隔离反省、限期交待问题等做法，有的还采取逼、供、信和抓住一点无限上纲，乱联系，甚至使用在精神和肉体上进行摧残和折磨的手段，扩大打击面，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由于“一打三反”运动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而夸大敌情、混淆敌我的问题普遍存在。虽然在制止经济犯罪方面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总体上，同样为少数人进行派性斗争所利用，是一次错误的政治运动。
清查“五一六”运动
1971年，商河县在进行“斗、批、改”的同时，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组织。该组织曾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毛泽东对此曾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彻底揭露。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商河县革委根据省和德州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指示，于6月21日制定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实施计划》。《计划》指出：清查“五一六”是“一打三反”的重要任务，要发动群众进行“大检举、大清查、大揭发”。要求对“五一六”分子挖深挖透。并成立了商河县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12月中旬，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举办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学习班，学习班上，把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般错误的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毫无联系及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清查、批判，进行了一场“莫须有”的诬陷迫害。1973年11月12日，中共商河县委发出了《关于纠正清查“五一六”的错误，落实党的政策的意见》，13日，召开了全县有线广播大会，对一些被清查错了的同志进行了平反，为因在清查中受到影响的和被撤职、调出和退出的人员恢复了名誉。
教育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斗、批、改”过程中，进行了所谓“教育革命”，它所涉及的范围包含了整个教育领域。毛泽东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对教育革命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教学体制的改革。1968年7月，商河县革委会遵照上级教育部门有关规定，全县中小学校的招生时间由秋季改为春季，将全日制小学六年（前四年为小学初级，后两年为小学高级）改为五年一贯制。初中、高中学制分别由原来的三年制缩短为两年制。教学内容以“阶级斗争”为纲，小学的语文、政治教材用《毛主席语录》所代替，取消美术、体育和手工课程，只有算术按原教材施教。此后又废除学生的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
“教育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改革领导体制。“外行就是要领导内行”的说法在教育、文卫、科研部门流行。1968年10月，根据毛泽东“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商河县革委会抽调了40多名贫下中农，组成“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进驻农村中学，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在社队革委会领导下，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主，教师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简称“贫管会”）。“贫管会”进驻后，宣布废除校长负责制，学校的一切重大工作，均由“贫管会”决定。此外，县城驻地的中小学校还进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由“工宣队”管理学校。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给教师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1969年商河县落实“侯王建议”，将在本公社的小学教师原则上都回本大队；本大队教师超员的，由公社统一安排，到邻近大队任教；家在城里的教师，原则上留在原任教学校，并全部实行民办公助，参加生产队的分配。在小学下放到大队办的背景下，全县5所国办中学全部改为高级中学。1971年又将5所国办中学的教师、校具分配到各公社中学，实行社社办高中，并归公社领导。至此，全县有高中22所，联中300余所，由于普通中学急剧增加，师资、校舍严重不足，使中小学比例严重失调，加之学校可随意对教材进行“删、减、补、合”，甚至实行“政文合一”，只学所谓思想性强的文章，过多地练写“大批判文章”，数理化不学皆可，使中学教育名不符实。
在“教育革命”中，教师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打击。在“知识越多越反动”谬论的影响下，教师不敢教书，学生不愿读书。这种所谓的“教育革命”，已将教师置于受改造的地位，很难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又破坏了正常的师生关系和教学秩序，加上“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的设施、图书等遭到严重破坏，又缺少经费维修、补充，致使教育质量全面下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商河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自1962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项运动被推向高潮，1979年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下乡，1983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全部得到圆满安置，整个过程历时21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成为家庭、社会的负担。作为“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和解决城镇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举措，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全国各地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商河县从1969年开始，陆续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管理，1973年12月，县革委会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由安置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的公社成立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大队建立“三结合”管理教育小组。1974年县革委做出规定，年满17周岁符合条件的城镇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中途退学学生和社会青年，都要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踊跃报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组织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批当地城镇知识青年下乡落户。至1978年5月，全县共接待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四川、福建、吉林、唐山、宣化、济南、曲阜等外地的知识青年588人，分别安置在胡集、张坊等16个公社28个生产大队安家落户。到1979年县革委会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共接待安排外地及当地知识青年724名。从1969年开始，在接受和组织知识青年下乡的同时，全县通过向大、中专院校输送新生、应征入伍、转干和社会招工等途径，逐步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就业。
1968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采用政治动员，解决政治、就业和社会问题的产物，虽然在促进当地发展，加强思想文化交流和知识青年自身得到锻炼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也给国家和一代青年带来了不良影响和消极后果，贻误了人才的培养，直接导致了以后多年国家各方面建设人才的奇缺和断层。
整党建党
整党建党是“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又一项重要任务。1967年1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开展了全国性的整党建党工作。
当时，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1967年10月提出的“五十字建党大纲”：“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个五十字被称为“确定了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后来毛泽东作出的“吐故纳新”的指示，即：“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则被称为“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
在整党建党中，中央还要求“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党员都要进行“斗私批修”，党组织要“吐故纳新”。所谓“吐故”，当时的要求，就是要“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所谓“纳新”就是要把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吸收入党。
商河的整党建党工作是从1969年2月开始的，21日，受王效禹“群众组织领导党，群众组织发展党，群众组织审批党”主张的影响，县革委会成立由革委会主任王作栋任组长的整党建党7人领导小组,其中穆振田、许荣昌、孙清环3人为非党员，有的不是党员的群众组织头头成为部门或单位的整党领导小组负责人。
1970年4月21日至5月31日，根据山东省和德州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指示精神，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在胡集公社魏家等13个生产大队举办了县、社干部第一期整党建党学习班。参加学习的人员共285人，其中党员181人，非党员104人。这次整党建党学习班主要是学习贯彻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党的“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章》，总结交流前段整党建党工作的经验。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求党员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开门整党，集中批判了“人人有私合法论”、“错误人人有份论”、“老实人吃亏论”等错误思想。通过这次整党建党，有91%的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根据“吐故纳新”的要求，进行党的组织建设，清除了一批“不合格”党员，吸收了一批“新鲜血液”，调配了一批党员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
“文革”中的这次整党建党，由于指导方针不正确，出现了很多实际问题。所谓的“吐故”实际上打击迫害了老党员干部和持不同观点的党员，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所谓的“纳新”，又把一些造反派拉进了党内，给党的组织带来了严重的不纯，影响了战斗力。总之，它给党的肌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是，这次整党建党毕竟重新建立了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于稳定动乱中的局势，推进恢复正常的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召开全县党的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召开商河县第三次党代会
恢复县委1971年2月6日至25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精神，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用19天的时间，在全县开展了“反骄破满、谦虚谨慎”为重点的开门整风。开始，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用5天时间，学习文件，学习新党章，联系实际，提高认识；21日至24日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开门整风会议，发动大家揭矛盾，摆问题，帮助县核心领导小组整风。之后，县核心领导小组又动员群众给自己提意见，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提出了边整边改、在整中改、改中整的工作思路。通过开门整风，继续贯彻党的九大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加强上下团结、干群团结和召开县第三次党代会，恢复全县党组织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经过近4个月的组织筹备，在全县22处公社先后召开党代会、建立新党委的基础上，1971年5月4日至9日，中共商河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商河县城召开。会议主席团由35人组成，出席大会的代表989人，代表全县已恢复组织生活的13131名党员。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刘海云作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贯彻落实了党的九大方针，批判了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资产阶级政客王效禹篡权复辟、反党乱军的罪行，总结了商河县“文化大革命”以来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要切实加强对“斗、批、改”的领导，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1971年各项国民经济计划。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领导干部代表、军队干部代表、群众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中国共产党商河县第三届委员会。新组建的县委共有委员31名，三届一次全委会议上选举产生刘海云、马忠堂、王国恩、杨书清、刘志美、傅增义、孙清明、李清臣、孙淑义9名常委，刘海云当选为县委书记，马忠堂、王国恩为副书记。
中共商河县第三届委员会的恢复和建立，结束了商河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历史使命，使“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组织形式成为了历史。中共商河县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初期，其工作机构仍与县革委会为一套班子。1972年7月，恢复成立了机关党委；1973年2月恢复建立了党校；至1975年7月设立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农村政策研究室，至此县委方设有6个工作部门，并逐步使县革委会成为了县委领导下的行政机构。
中共商河县第三次代表大会贯彻执行了党的“九大”的错误思想，坚持“九大”的错误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回顾总结商河县取得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同时，就深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提出要求：要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认真搞好“斗、批、改”；要继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要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和实现工农业生产的新跃进。农业上提出要把商河建设成为“大寨式”的县，工业上提出大力发展支农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五小”工业。大会号召全县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十四章商河经济的有限恢复
第十四章商河经济的有限恢复
1967年至1969年，商河的经济形势因社会动荡而急剧恶化。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极为不满，也深感忧虑，迫切要求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此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针对林彪一伙推行的极“左”路线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危害，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认真落实各项经济政策，努力调整国民经济，并采取许多具体措施，积极解决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了转机。1972年8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驻外回国大使时指出，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这对于肃清林彪一伙搞“空头政治”、不抓业务、不抓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影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省、地委的要求，商河县委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第一节工业生产方面的整顿和恢复1971年12月5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的企业管理很乱，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经济核算制度等7项制度；强调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7项指标。这些本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措施，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全部被破坏，造成了企业管理的严重混乱、生产连续下降的局面。
商河县委在贯彻落实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中，要求各企业都要建立集中统一的生产指挥系统；要求加强党组织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政治和业务的统一。1972年下半年，县委从机关抽调120名干部组成宣传队，下基层蹲点，帮助工厂开展“工业学大庆”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等活动。经过初步整顿，许多企业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恢复了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奖罚激励制度和经济考核制度；建立了以生产计划、技术质量、财经纪律、物资供应、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劳动工资等一系列企业管理制度；对生产、工作成绩优异的职工予以考核奖励，对学习优良的徒工提前转正定级。通过这些深受广大职工群众欢迎的举措，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使商河县的工业生产逐步走向正轨，促进了工业生产逐年发展。
商河是农业大县，工业基础薄弱，工业项目缺乏，无法满足当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商河县委紧紧抓住政治形势暂时稳定的时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力所能及地开办了几个社会生产生活急需的工厂。1970年前，县里没有水泥生产工业，所用水泥均从外地运进。1971年4月，县工业局在济南市党家庄建立了商河县水泥厂。水泥厂占地面积19亩，修建了房屋150间，2×8米立窑1座；安装了1?2×4?5磨机2台，1?5×5?7磨机1台，80千瓦以上电机5台，鼓风机2台；至1974年，年产325#矿渣硅酸盐水泥4000吨，基本保证了当时县内基本建设的需求。1971年5月开始筹建的商河发电厂，占地面积37333平方米，建筑面积24000平方米。安装了容量为1500KW的汽轮发电机组，采用济南锅炉厂生产的STD10—25立体式锅炉、济南生建电机厂生产的TQTK1?5—4型发电机和青岛汽轮机厂生产的N1?5—4型汽轮机，主变1台，容量为1800KVA。1972年12月建成竣工，1973年元旦正式投入使用后运行正常，达到了安全经济发供电，并取代了一直未列入山东省电力工业局计划的商河35千伏变电站，基本满足了全县电力需求。1973年12月12日，山东省计划委员会批准商河县建立年产3000吨合成氨的化肥厂。当年12月21日，商河县革命委员会组成筹建化肥厂领导小组，经过3年施工，于1976年10月18日竣工投产，该厂占地面积67804平方米。建筑面积10606?7平方米。设有政工、财务、行政、供销、生产5个科室，设机修和化工2个车间。主要设备有：油汽转化炉2台、锅炉2台、高压机5台、循环机3台、冰机3台、卧式离心机2台、铜泵2台、机电设备291台，仪表64部。产品有合成氨、碳氨和氨水，满足了县内农民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大面积丰产，并还能部分支援外县。县磷肥厂1973年筹建，厂址在城东北昝家村北，距县城2公里，占地面积31550平方米。1974年建成投产，主要设备有1×3?5米和1?2×4?5米球磨机2台，破碎机3台，烘干机1台。1975年年产磷肥500余吨，为改良当地土壤，保障农业丰收做出了贡献。
在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建设新厂、努力填补工业产品空白的同时，商河县委更注重传统工业项目的发展和壮大，在这一期间，全县的粮、棉、油加工业、酿造、肉食品加工业、铅网编织业、纺织服装业、机械制造业、砖瓦烧结及混凝土构件预制等行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支农产品增长幅度较大。1972年县、社两级还组织修配队51个，161人走社串队巡回检查修理排灌机械1500台次，生产农机配件10000多件，复新旧件500多件，各种铁木农具20000件，农用水泵320台，运输工具30多辆，松土器具3000多件，点种器2000件，为农业生产和粮食增产打下了基础。
第二节农业生产方面的整顿和恢复县委在批判极“左”思潮及其在经济战线上的流毒后，大力纠正农村一些“左”的政策。针对出现的“穷过渡”、扩社并队、大砍自留地、限制多种经营、“分光吃净”、搞平均主义等一套“左”的做法，县委根据1971年12月26日中央做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精神，强调必须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坚持按劳分配，坚持农业必须全面发展，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批判。将前几年因“并队升级”而改变为生产大队核算的，重新恢复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落实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大部分大队推行了底分活评的记分方法，少数大队实行了大队一级核算。取消了“政治评分”，实行按劳评工记分法，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972年4月，全县计划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继续调整生产关系，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体制政策；二是按劳分配政策，克服平均主义，反对“一平二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群众三者关系，在增产的基础上，保证农民收入逐步有所增加；三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政策；要大力改善农民的劳动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计划管理和农机管理等。进一步做好包工定额的落实。原合并为大队核算的单位，群众有意见的，要坚决纠正；要搞好年终分配，尽可能使农民在正常情况下，从增产中逐步增加收入，同时加强财务管理，实行经济民主；要贯彻好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实行评工记分。会后，对尚未恢复核算单位的生产大队，根据多数群众的意愿，大多数重新恢复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对有些生产大队，群众要求调整的，县委也按照中央《农业发展纲要》的政策规定，有领导地进行了调整。农民在纠“左”中得到了实惠，调动了农业生产积极性。
在县委的政策措施引导下，1972年在大旱年的不利情况下，全县粮食总产2360万斤，比1971年增长7?1%,棉花总产98000担，比1971年增长12?5%。其中，怀仁公社粮食亩产近500斤，殷巷、城关、潘桥、张坊4个公社粮食上了《纲要》（亩产400斤）。粮棉上《纲要》的大队由1971年的114个猛增到317个大队。其中：116个大队粮食单产过“黄河”（亩产500斤），15个大队粮棉分别跨“长江”（亩产800斤）。崔洼、西关、怀仁公社东风大队粮食亩产突破1000斤大关。这些先进典型对全县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与此同时，县委还强调农、林、牧、副、渔五业并重、全面发展。1972年3月26日，县革委会制订了《关于植树造林，实行大地园林化规划》，要求全县逐步实现“地成方、沟成网，沟渠路旁树成行，排灌路林四结合，实现大地园林化”的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当年育苗4?5万亩，种植树木3173多万株，营造农田防护林带180条，绿化沟渠河堤203条，公路63条，大防护林3万亩，搞林粮间作2?36万亩，244个大队达到每人植树100株，大家畜3万头，猪10万头，羊8万只，水产品30吨，其中放养鱼苗158万尾，多种经营收入为1210万元。全县出现了粮丰林茂、五业兴旺的景象。
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从1970年开始，几经周折的商河干部群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采取“沟渠路林配套建设，旱涝碱洼综合治理，一工多效”的办法，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1971年11月，县革委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意见》，遵照毛泽东关于“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指示，坚持排与灌，骨干工程与田间配套，旱、涝、碱综合治理的原则，使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迅速。至1972年，全县机井已发展到1200多眼，稳产高产田已达到40多万亩。在完成了徒骇河、马颊河和德惠河三支干流的治理以后，又经过全县干部群众苦干3个冬春，先后完成了商东河、临商河、跃进河、前进河、土马河、改碱河和备战河的下游及丰收河的中游等骨干工程的开挖，完成土方4496万立方米。在全县境内，北有德惠河，中有跃进河、备战河、前进河；南有徒骇河、土马河；东有丰收河、商东河；西有临商河等9条河流纵横全县，初步完成了骨干河网贯通。同时，县委、县革委还发动全县群众自力更生开挖大沟36条、中沟50多条、小沟400多条，修台田、条田17万亩，干渠160多条。兴建了大、中、小型桥梁226座，30马力（22?05千瓦）以上的扬水站32处，水泵500台，变压器20多台。至1974年，还相继建成了各内河的节制闸，临商河修建了台子刘闸、怀仁闸；跃进河建成了太平庄闸、西关闸、殷巷闸、王素环闸；商东河建成了相家闸、任家闸、大仉家闸、聂家营闸；土马河建成了大石家闸、三王闸；清水干沟建成了小街子闸和王寨闸。所有节制闸建成后均发挥了蓄水灌溉、调控水量和排涝泄洪的有效作用。其中，1970年首先开工修建的徒骇河营子闸是商河县境内最大的水利建筑工程。该工程由山东省海河流域治理指挥部设计，商河县组织专门施工指挥部施工。该节制闸为钢筋混凝土开敞式，全长180米，混凝土砌体4500立方米，平板钢闸门17孔。设计流量780立方米每秒，校核流量1190立方米每秒；闸底高程为9?49米，蓄水深4?5米，拦蓄水量2020万立方米，最大拦蓄量可达1880万立方米，年调节水量8100万立方米。闸室基础为钢筋混凝土井柱桩，附设交通桥，桥面宽4?5米。配有手摇、电动两用固定式卷扬启闭机17台，外接电源30千伏安，并备有100千瓦柴油发电机组一台。该闸建成后成为商河县引河灌溉的主要工程。
通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全县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改善，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基本扭转了旱涝易灾的局面，为农业的长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水利建设得到大发展的同时，也有不少工程由于缺乏科学论证，盲目上马造成浪费。有的重视工程建设，忽视综合工程配套与综合治理，降低了综合效益，影响了群众生活的提高。
第十五章开展“批林批孔”与努力稳定局势
第十五章开展“批林批孔”
与努力稳定局势
“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全党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对于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揭发批判。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手解决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商河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部署，开展了“批林批孔揭袁”运动，使刚刚趋向稳定的局势再次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样的形势下，县委为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第一节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揭袁林彪叛逃事件发生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感到突然和震惊，由于一时无法理解为何会突然发生令人难以理解的重大事件，干部群众议论纷纷。1971年9月至1972年7月，揭发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级传达至基层，使全党全国人民比较系统地了解林彪叛逃事件后面的真相。1971年11月2日至5日，商河县委召开了县、社和县属企业党委（支部）书记会议，研究部署了向全体党员和群众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精神的有关问题。县委领导针对如何正确认识林（彪）陈（伯达）集团，如何认识党和革命事业的前途，如何看待党的各级组织，如何正确认识党内路线斗争，如何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等问题发表讲话。会后，全县以公社、工厂为单位，向全县党员进行传达。县委常委分头带领一批机关人员下乡进厂面对面进行传达。随后，县委又抽调县、社干部到工厂、农村生产大队等基层单位，向群众传达有关的中共中央文件。到11月底，中央下发的5个文件基本传达到广大群众，全县有20多万人听了传达。12月起，商河县委又将中央批转粉碎林彪集团政变阴谋的3批材料陆续传达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组织学习，并联系实际，结合回忆对比进行阶级教育，揭发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及其极“左”路线。当广大群众了解到林彪集团的真实面目后，都赞同当时流行很广的说法：林彪一伙真的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为切实传达贯彻好中共中央文件，深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571工程”纪要》政变纲领，县委于1972年3月1日至6日，举办了有县直机关干部、公社、管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学习班。学习班共有2300多人参加。通过学习使大家初步认清了林、陈反党集团罪恶阴谋和《“571工程”纪要》的反动性和罪恶实质，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和认真读书的自觉性。
8月25日，商河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公布林彪集团罪行的中共中央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关于开展“批林整风”的精神。县委主要领导要求：“批林整风”运动要继续深入放手发动群众，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各级党政领导要掌握斗争方向，分清路线是非；根据商河情况，在联系实际进行揭批时要注意避免派性纠纷，防止发生新的派性斗争。并要求根据农忙实际，开些小型揭批会，推动当前生产和各项工作。此后，全县各系统、各公社结合批林整风，召开1000人以上的大型批判会30多次，召开中、小型批判会1500多次，各公社、各单位更新大批判专栏2000多个。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集中批判了林彪集团自“九大”以来，尤其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煽风点火、制造反革命舆论，破坏全会日程、大搞分裂党和军队活动，发动突然袭击、妄图抢班夺权的罪行；批判林彪集团阴谋篡改党的历史，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行；批判林彪集团阴谋暗害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罪行，并对林彪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谬论进行了深刻地批判。
1973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辞》，提出：“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商河县委进一步加强了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县委书记挂帅，副书记亲自靠上抓。2月17日，县委召开扩大会（扩大到大队党支部书记），15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地委批林整风会议精神，王殿臣在讲话中，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领导；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大批判，彻底肃清林彪反党集团的余毒；要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不搞“上挂下联”，防止纠缠历史旧账；要全面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全县的各项工作做好。
“批林整风”运动开展以来，通过动员干部群众揭发批判林彪及革命集团的罪行，提高了对“左”倾错误危害性的认识，增强了人们冷静思考的能力，并能够较多地注意经济工作，对政治经济形势的一定好转，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场运动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未对“文革”中暴露出的根本问题进行应有的反思，指导思想仍然坚持“左”的一套东西，再加上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所起作用有限，存在的问题不少。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但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没有根本认识和改变“九大”错误，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有更多的造反起家的人进入到中央委员会为形成“四人帮”集团创造了条件。9月26日，县委发出了《关于深入学习十大文件的安排意见》，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抓住十大文件的学习和十大精神的贯彻落实，继续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
1972年底，山东省部分地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出现了两派之间的激烈争论，中央召集济南军区、山东省委及青岛市革委、北海舰队主要负责人进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1973年1月5日，汇报会向中央政治局呈送了《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1月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4号文件形式批转了这个报告，称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在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随后，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内部展开了对杨得志、袁升平等人的批判。后来，又把山东问题的根子归结到袁升平1人身上。8月11日，中央决定撤销袁升平山东省委第二书记、济南军区政委的职务。9月28日，省委印发《彻底批判袁升平的严重错误的材料》，要求各地要揭发批判袁升平严重错误，搞好批林揭袁的斗争。于是，全县的“批林整风”运动进而变成“批林揭袁”运动。
党的十大前后，毛泽东在谈到批林时，多次指出要把批林同批判孔子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早已聚合在一起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借此机会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1974年1月，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通知，并把江青等人策划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作为中共中央文件附件转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党的十大要求放在首位的“批林整风”运动，此时变成了“批林批孔”运动。为执行中央、省委有关开展“批林批孔”的指示，商河县委在全县上下进行动员和发动。2月3日，县委召开常委会，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在全县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要求各级建立“大批判班子”，举办学习班，培训“批林批孔”骨干，将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传达到广大群众，把“批林批孔”做为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头等大事来抓。7日，县委召开2000多人参加的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6日，县委又召开10000多人参加的全县工农兵批林批孔誓师大会。大会要求各单位各公社要进行“批林批孔”试点，培训骨干，抓好典型，推动运动的开展。要组织好宣传队伍，利用广播、黑板报、批判栏、大字报等形式，广造舆论，大造声势，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此基础上，县委、县革委会还指示布置举办阶级教育展览室，组织干部群众和学校师生参观展览，进行忆苦思甜。3月10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主要是交流汇报“批林批孔批袁揭袁”运动的开展情况，统一对“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批袁揭袁”运动的认识。4月15日，县委召开“批林批孔揭袁”大会，县委领导人作了批判发言。随着“批林批孔”的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已失去了批判林彪集团的实质性内容，只不过是江青一伙打着批林的幌子，借“批孔”、“批周公”攻击周恩来总理；借批“克己复礼”，反对解放老干部；借评“儒法斗争”，暗喻反对复辟倒退。在这种形势下，全县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再度出现混乱。少数靠造反起家的人重新拉起山头，成立了所谓“商河县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办公室”和“商河县工农兵联络站”，并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企图重新制造内乱。5月初，他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县委、县革委进行的所谓“右倾翻案”罪行，强行将县委全体常委集中在一起交代问题。县、社领导干部也再次受到冲击，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再度受到破坏。停工、停产现象再次发生，工农业生产受到影响。5月2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山东问题的指示》。王殿臣作了《贯彻中央指示，搞好农业生产》的报告，报告要求全县人民要用党中央的指示统一思想，稳定局势。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坚持揭发批判林彪及其在山东代理人的斗争大方向，做好不同观点的群众工作，说服他们回本单位参加工作和运动。通过做工作，“大批判办公室”及“联络站”自动解散，形势逐渐趋于稳定。6月14日，全县教育战线批林批孔会议召开，700名教职员工代表和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参加。教育战线上不断揭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和“复辟势力”，前一时期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制度与秩序所采取的努力和措施，被斥责为“师道尊严”、搞“复辟”、“回潮”，忠于职守的教师被打成“复辟”典型，被迫作检查，受批判。阶级斗争再度成为学校的主课，文化学习仍难以坚持，教育工作秩序重新陷入混乱局面。
为制止全国内乱的发展，1974年4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成立战斗队，不搞跨行业垮地区的串联；干部群众不要拉山头，不要搞进驻，不准非法抓人等。对于那些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予以揭露和打击。县委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的通知精神，坚决用这一精神指导全县的“批林批孔”和“批林批袁”运动，努力稳定局势，坚持团结，千方百计地恢复工农业生产秩序和社会治安秩序。第二节落实各项政策努力稳定局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商河县的一大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而遭受批判和斗争，被打倒后随即下放到农村和五七干校从事劳动改造。致使不少党政干部和科技人员因长期被排除在各级领导岗位以及本职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事业之外，耽误了宝贵时光，给商河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972年6月，商河县委根据省、地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在继续抓紧定案处理时，着重抓了重点案件的复查工作。特别是在传达贯彻中央［1973］4号文件、纠正清查“五一六”错误结束后，把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的重点放到了对“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发生的案件进行复查，撤销了在这些运动中对干部的错误处理决定，其中也恢复了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干部的名誉，把一批被下放劳动或者“靠边站”的各级干部重新安排到领导岗位。平反了一部分冤、假、错案，收到了良好效果。
县委在开展这项工作时，为摸清全县在落实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县委负责人亲自带领调查组到基层蹲点、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县委曾先后召开三次全县政治工作会议，反复宣传和学习上级的有关指示，为此，县直各单位和各公社都组织了专门班子，对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检查。县委在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的每一个环节，都认真调查研究，掌握可靠材料，不轻信口供。充分发动群众，把政策交给群众，以防止派性干扰。同时，县委还反复强调，各级党组织在纠正错误、落实政策中，要做到实事求是，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按照党的政策，一一作出适当处理。
1973年11月，县委对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清查和受牵连的人员，全部予以平反，恢复了名誉。到1974年11月，又对“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清查和受牵连的人员进行了全面复查。使全县属县管理的各级领导干部的98%得以解放，85%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大队干部96?5%得以解放，已结合进工作班子的有80%。各项政策也在各单位得到全面落实，保证了工作的有序进行，提高了工作效率，巩固了团结、稳定的局面，推动了商河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面对社会上极少数造反起家的人企图重新拉山头、制造新的内乱局面的可能，5月29日，县委召开三干会议，认真贯彻中央下达的《关于山东问题的指示》，王殿臣在三干会上作了《贯彻中央指示，搞好稳定团结》的报告，要求全县人民用党中央的指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稳定形势、坚持团结。要求各公社党委和县直各部门负责人，主动找有意见的群众谈心，做好观点不同的群众的工作，努力削平山头，劝他们回本单位工作，搞好工农业生产。通过努力，加强社会安定，形势逐渐稳定。
自1971年商河县第三届县委建立以后，对全县基层党支部进行了多次思想和组织整顿。这些整顿，基本上都贯彻了“左”的指导思想和“左”的政策。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为纠正“左”的错误做出了努力，进一步稳定了局势，为各项工作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72年11月，为了贯彻落实省、地革委关于加强党的基层建设的工作意见，根据商河情况，县委提出以贯彻三项基本原则（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和批林整风为主要内容，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学习昔阳县的经验，加强领导，集中精力，集中力量，搞好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1973年10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扩大到基层党支部书记）。会议利用9天时间，学习党的十大会议文件，让广大党员深入理解文件精神，并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会议还要求党员要增强团结，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吐故纳新工作。注重选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发展新党员，注重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党员发展工作，同时，要重视发展女同志入党。
为进一步加强全县基层党组织建设，县委对全县所有基层党组织普遍进行一次集中整顿，整顿的重点对象是存在不足的“三种班子”，即软班子、散班子、懒班子。按照县委统一部署，整顿结合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同步进行，在整顿中注意落实党的政策。同时还选拔了一批优秀党员，特别是妇女干部，进入了党支部领导班子。通过整顿，全县已恢复建立支部1106个，占全县应建支部的98?1%，处理党员331人，发展新党员3387人。加强了全县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力，实现了领导班子的老、中、青三结合。
第十六章全面整顿被迫中断及粉碎江青集团
第十六章全面整顿被迫
中断及粉碎江青集团
1975年1月17日，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即推动了经济和生产秩序各方面的大力整顿，从而开始了清除“左”的影响的努力，使各条战线都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势。但是，1975年底在全国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刚刚出现好转的局势又重新遭到了破坏。商河县委积极落实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认真进行了各方面的整顿，使1975年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较大起色。同时，在全县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第一节贯彻中央全面整顿精神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出面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面对全国无政府主义泛滥、生产水平下降，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等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实施整顿。
1975年1月，邓小平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指出：“军队的整顿，一个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要加强纪律性。”这是邓小平抓全面整顿的开端。此后他又进一步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全国各方面工作都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加快落实干部、劳模和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等。整顿首先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也在积极着手。在60年代初制定的工业等方面若干条例的基础上，邓小平领导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提出加快工业和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坚持主张“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重要观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主张与“四人帮”极左思潮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明显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商河县委紧跟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开始对全县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
整顿党组织，抓好党的建设
1974年底，德州地委召开全区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以后，商河县绝大多数公社思想重视，措施有力，行动较快，效果较好，但是全县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对整顿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抓的不紧，有的认为基层支部问题多，时间短，解决不了问题；有的认为当前工作多，人手少，没有精力搞；还有的认为，生产忙，任务重，没有时间搞；也有的公社忽视思想整顿，忙于建立班子，以致赶进度，走过场，质量不高。为了切实把这次集中整顿搞好，为大干快上打下坚强的组织基础，1975年1月13日，商河县委召开了全县有线广播大会，全县进行党组织的集中整顿，参加收听的达3万多人。王殿臣在大会上作了报告。白桥公社、张坊公社党委书记作了抓党的建设、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经验介绍。这次整顿的指导思想始终围绕着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以批林批孔为动力，以贯彻中央关于安定团结、大干快上的指示为指针，以党章为标准，以提高领导班子素质为重点。这次集中整顿强调分四步进行：第一步，搞好思想动员，提高思想认识。第二步，学习有关文件，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第三步，总结工作经验，实行开门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四步，充实健全领导班子，建立健全党的生活制度和教育制度。1月28日，县委召开了贯彻落实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的大会。王殿臣在会上提出了认真学习全国四届人大文献，贯彻落实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进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3月，全县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上旬，县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先后四次学习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以及《人民日报》发表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全县举办了领导干部、理论骨干学习班和读书会，农村开办了政治夜校，工厂成立学习小组。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强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影响了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
从下半年开始，随着全国整顿工作的步步深入和中央关于整顿“软、散、懒”领导班子、建立各项生产管理制度等文件的发出，县委对机关和基层领导班子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有些基层领导班子存在着软、散、懒的问题，领导干部工作不敢抓，责任心不强，派性严重，影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为此，县委决定要坚决贯彻中央指示，整顿好领导班子的软、散、懒问题，对重点单位，县委领导要亲自抓，要敢字当头进行整顿，并抽调部分机关干部帮助老大难单位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通过整顿，使领导班子和机关干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都有了明显好转。7月6日至10日，县委召开贯彻落实中央文件和省、地委指示的工作会议，5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重点是解决领导问题，把领导班子的思想路线搞端正，要求领导干部要敢于领导，努力工作。会议以边学边议的方法，讨论了中央提出的7个问题和4个重点，总结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切实转变领导作风，努力把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搞上去。1975年7月，在全县开展领导班子思想和组织整顿的同时，上级党委对县委、县革委领导班子作了调整。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王晓华、孙清明、冯士祥、孙淑义任中共商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同时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对党政机构作了调整。月底，县委决定调整县委、县革委办事机构。撤销县革委政治部，设立中共商河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及政策研究室，撤销生产指挥部，各企业、事业单位的政治部门调整为党委的直属办事机构。
消除派性，增强党的团结
1975年8月10日，商河县委召开批判资产阶级派性会议。王殿臣在会上提出要进一步整顿好领导班子，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派性。之后，全县掀起学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热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批判派性分子反对和削弱党的领导的谬论。着重批判极少数坚持派性的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委，企图使党组织变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攻击、污蔑、丑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破坏党组织的威信；抓住党组织的某些缺点、甚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纠缠不休，无理刁难，使党组织无法进行正常工作的罪行。二是批判派性分子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安定团结的罪行。三是批判派性分子破坏工农业生产，反对大干快上的谬论。在整个批判派性斗争中，始终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对曾参与派性活动的人，以中央文件为界限，只要认识错误，讲清问题，坚决改正的，表示欢迎；对于通山头、靠山头，坚持错误，坚持派性活动的领导干部，采取坚决的组织措施；对于极少数屡教不改，顽固坚持派性的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严肃处理；对被派性掩护的一小撮破坏分子进行彻底揭露，坚决打击。
通过对派性的批判，全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划清了是非界限，认清了派性的反动性及危害性。普遍认识到资产阶级派性在政治上是搞复辟的，在组织上是搞分裂的，在作风上是搞阴谋诡计的。全县逐步形成了说派性没人听，干派性没人跟，搞派性没市场的好局面。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党委说话灵了，团结气氛浓了，各方面的关系理顺了，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众多工作积极分子受到无辜伤害和打击，他们的许多权利被剥夺，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给国家的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落实党的政策，把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老工人、老劳动模范和技术骨干、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仅是全面整顿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条重要措施。1975年12月25日，根据中央文件和省、地委审干会议精神，县委把审干落实政策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组成专门班子。主要是解决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等运动中的案件遗留问题，着力抓好专案处理。曾经受审查的194人，经复查，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未定案的做出了结论，对遗漏的问题纳入结论。结论中含有不当之词的予以改正，重新做了结论。经过3个多月的时间，全县审干落实政策工作，已基本完成。落实政策工作的开展，调动了一大批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安定团结，推动了全面整顿工作的深入开展。
整顿农业，加快农业发展
在整顿领导班子，消除派性、落实政策等工作开展的同时，县委开始了对农业的整顿。1975年2月15日至19日，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学习了毛泽东的指示和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公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文件及《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传达贯彻全国和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以整风精神，总结全县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落实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措施。王殿臣作了《坚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领导好大学大批促大干》的总结报告。提出了1975年农业学大寨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和要求。
关于棉花种植，周恩来曾提出“加强领导，依靠群众，合理布局，适当集中，总结经验，推广技术，保证面积，提高单产”的原则。遵照这一指示，为贯彻落实全省棉花生产现场会议精神，搞好棉花田间管理，夺取棉花丰收。6月19日至22日，县委、县革委从全县抽调60余名干部，对全县22个公社的19?5万亩棉田进行全面检查指导。为了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向深入，8月30日，德州地委决定从农村抽调800名党团员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商河有75名农村党、团员参加。工作队的任务是到后进队、村去，发动群众学理论，抓路线，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发展农业生产，改变落后面貌。
1975年9月1日至3日，县委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及省、地委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的经验介绍。会议重点交流农业学大寨经验，尽快改变穷队面貌和加速农业机械化发展。会议强调要种足种好小麦，努力夺取明年小麦大丰收。王殿臣在会上讲话并对种足种好小麦提出工作目标：一是大面积种植，计划种植55万亩，春种5万亩，比1975年实收面积增种5万亩。二是大幅度增产，保证单产125公斤，总产6875万公斤（比上年4590万公斤增长49?6%）。三是搞大面积丰产田，要求全县种到30万亩，保证亩产150—200公斤以上。
1975年9月15日至19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邓小平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问题，强调要对各方面工作都要实行整顿的方针，实际上这是提出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华国锋作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县委书记王殿臣参加了这次会议，并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了报告。报告指出：自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后，县委提出了学大寨，赶昔阳，打好农业翻身仗，“四五”期间粮食上纲要的口号。具体提出了：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粮食亩产过千斤（500公斤），每人建成一亩高产稳产田，3年完成大地园林化，5年实现水利化的奋斗目标。1976年2月4日至11日，商河县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大会召开，60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贯彻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精神，总结交流了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
改变观念，实行丧葬改革
整顿工作是全面的。其中，属于移风易造领域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在全县推行了丧葬习俗的改革—尸体火化。几千年来，商河的老百姓一直实行的是土葬制度，在习俗上也有着一套固定的模式，要改变这一数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制度和习俗，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1976年2月5日，县革委会发出《关于改革旧丧葬礼俗，废除土葬，推行火化的意见》。指出：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致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造成生活困难。实行火化既节省土地，又节约开支，值得提倡和推行。自《意见》发布后，“改葬“工作在全县逐步普及推行。把移风易俗、改革旧的丧葬礼俗、推行火化，提到了思想文化战线上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高度，要求各级革委会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推行火化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指定一名副主任或者常委分管这项工作。根据《通知》精神，各大队在党支部领导下，建立起了有民兵、贫协、青年、妇女等组织参加的推行火化领导小组，利用会议、广播、幻灯、黑板报、文艺演出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大讲火化的意义和益处，提高群众对丧葬改革的认识。各村通过树立典型，由点及面地推动了这项工作的开展。特别是村里有影响力的人物死后，运用毛泽东提倡的“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的办法，在火化之前，召集有关村民参加追悼会，颂扬死者生前为人民做过的好事，达到教育群众、增强团结的目的，同时借榜样的力量来大力推行火化。对于积极支持火化的优抚对象和经济上确有困难的贫下中农，火化费用由村里给予补助；对于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的群众，由领导小组一而再再而三地登门做工作，一直到做通为止；对于制造谣言搞封建迷信或者私做棺材、牟取暴利等破坏丧葬改革的行为，则予以狠狠地打击。经过艰苦的工作，推行火葬的做法逐步被群众所接受，并形成了一种新的风尚。
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进行的全面整顿，是在困难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一场改革。整顿工作进行的时间虽短，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和宝贵的经验。全面整顿，在商河县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整顿带来了全县形势的好转，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第二，整顿使全县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了“左”的错误危害，提高了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自觉性。第三，整顿，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后来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彻底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以及后来的拔乱反正，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
与全面整顿工作被迫中断“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人心思治，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坚定不移地进行了各个领域的整顿和改革，这段时间，毛泽东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有所觉察，及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评和抑制。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9年，人心思治、思稳、思安定，进行全面整顿，符合民心民意，因此广大干部群众都以高涨的热情积极努力地投入到生产和工作之中，使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5年11月初，在“四人帮”的鼓动下，毛泽东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看做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并认为他们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1月下旬，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由130多名党政领导干部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文件《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文件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此后，所谓批判“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从北京扩大到全国。
1976年3月，县委常委多次集中学习，并召开公社党委书记和县直机关党支部书记会议，部署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日，县委主持召开了有2万人参加的教育战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批判大会。5日，又召开了由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6000多人参加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批判大会。会议要求，教育界要联系实际，把教育革命大辩论继续引向深入，各条战线要组织动员干部、群众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县商业局下属10个单位，共500多职工，根据县委的部署，程度不同的召开了批判大会。由于这一次运动是对邓小平进行的错误的批判，重又搞乱了人们的认识，致使全县趋于好转的形势又出现混乱。
1976年8月8日，江青等人擅自印发《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纲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三个文件，并污蔑为“三株大毒草”，是所谓的“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等，强加罪名，进行批判。9月5日至7日，县委召开以教育为主的3000多人批判大会。在批判中，把加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企业管理说成是为条条框框翻案，是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把提倡又红又专、造就无产阶级的技术队伍说成是“走白专道路”；把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科学技术，说成是“把我国工业的命运系在外国资本家的裤腰带上”等，使全县批判所谓的“三株大毒草”掀起了高潮。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一次明显的倒退，它破坏了全国刚刚出现的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否定了整顿中提出的各种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造成了新的混乱。在运动中，坚决执行整顿政策的不少干部遭受了新的打击，而不少因派性思想严重在整顿中被撤职、降职者，和部分靠造反起家的头头们，再度张狂起来，乘机制造混乱、紧张的政治气氛，破坏工农业生产，妄图再次在混乱中捞到新的政治资本。
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在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一开始就遭到了人民群众的抵制。一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9年，广大干部群众已经厌倦了这种无休无止的政治批判；二是因为邓小平恢复工作以来，特别是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以来，整顿工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人们并不明白整顿错在哪里。1976年2月，当中央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下达后，不少单位领导持等待观望态度，迟迟不予传达贯彻，实际上是思想上想不通。人们从阅读印发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对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邓小平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信任，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篡党夺权的阴谋和行为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三节江青集团覆灭十年内乱结束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10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于内心深处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厌恶与愤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第一次爆发出来。
这种愤懑情绪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阻挡地喷发而出，这是由“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周恩来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他在多年的外事活动中，凭着机警、睿智、果敢、儒雅的风采征服了世界；他在长期担任的国务院总理任上，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的工作感动了人民。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尽最大可能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他的逝世，在国际国内引起了震动。联合国决定，降半旗一周表示哀悼，这是破例使用了针对国家元首的礼遇。11日下午4时45分，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上百万人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伫立在寒风中为他送行，几十里长街上一片悲泣，灵车缓缓、阴云低垂、山河呜咽、天地同悲，周恩来在亿万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与江河同在。但江青一伙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借口“化悲痛为力量”，不准人民群众戴黑纱和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不准各地召开追悼会。
商河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不顾江青一伙的阻挠，利用各种形式自发地悼念周恩来总理。全县各级党组织按照县委的要求，组织广大干部、党团员和人民群众认真地、反复地学习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悼词和报刊上的悼念文章。全县人民连日里沉浸在肃穆悲痛的气氛之中，人们心情沉重，都在以勤奋工作的实际行动，悼念人民的好总理，表示对周总理的无限敬仰和深切怀念之情。江青集团却反其道而行之，做出了猖狂反对周总理，极力阻挠和污蔑群众性悼念活动等一系列的倒行逆施，激起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愤怒。自3月下旬起，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逝者的习俗，冲破重重阻力，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怀念周总理。首都人民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悬挂挽联，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缅怀之情，痛斥江青集团的丑恶行径。在此前后，南京、杭州、西安、太原、遵义、昆明、重庆、青岛、天津、长沙等地都出现了同样的活动。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有200多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呼号，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场面。在广场上的人们争相传抄着凝聚着爱和恨的诗词和挽联，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心声。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主张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镇压了下去。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两个决议：一是决定由华国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全县人民通过各种形式举行了悼念活动。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县委召开紧急会议，组织领导全县人民举行各种悼念活动，9日至18日，全县一律下半旗致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连日来，在县委、县革委领导下，全县人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举行各种吊唁仪式，全县参加吊唁活动的达10多万人。18日，全县军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冒雨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崇高敬意和无限哀思。10月11日，县委发出文件，号召在全县人民中迅速掀起一个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新高潮。决定说，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是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最好的实际行动。各级党组织，都要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把对毛主席无比崇敬和深切怀念的无产阶级感情倾注到学习毛泽东思想、实践毛泽东思想中去，要重新通读《毛泽东选集》前四卷，认真学习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把学习不断引向深入。
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大问题。此时的“四人帮”，在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毒瘤。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随即，党中央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商河全县人民和驻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24日，县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动员全县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以消除“四人帮”在各行各业造成的影响。从此拉开了全县人民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序幕。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它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正常，党和国家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左”的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最严重灾难的时期，因而也是经验教训最为丰富的时期。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商河县同全国各地一样，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其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一、党的组织和政权受到极大的削弱。从“文化大革命”初始阶段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迅即发展到造反组织向县委夺权，全县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党政组织即陷入瘫痪状态。广大党员被长期停止过组织生活，处于迷茫境地。国家专政的主要工具公、检、法被“砸烂”，生活无人问，生产无人管，全县长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二、造成全县人民思想的混乱。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长期“左”的指导思想统治下，造成广大干部群众思想混乱、观念落后、是非不清。使全县相当数量的人们，包括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代青少年出现了信仰危机。这种思想理论上的创伤是沉痛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县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被冲垮、被夺权，从上到下，生产指挥系统陷于瘫痪。社会秩序和生产关系失常，各企业内部的生产秩序被打乱。“四人帮”打着“革命”的幌子，制造各种破坏生产的谬论。在“停产闹革命”的口号下，攻击四个现代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污蔑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等等。对于“四人帮”种种破坏生产的极左谬论，全县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了顽强的抵制和抗争，也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始终贯彻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基本维持了全县稳中有升的经济局势。
四、科学文化事业遭到摧残。10年“文化大革命”使商河的科技文化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地方的代理人，推行极“左”路线，极力破坏科技文化事业。一方面搞乱思想，用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一切。污蔑搞科技是“唯生产力论”、宣扬“读书无用论”；另一方面，极力打击陷害科技人员和教师，把他们诬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解散科技队伍，拆散或撤销科技管理机构，使全县广大知识分子和专业干部的业务被荒废；中小学教学长期中断。耽搁了人才的教育和培养，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断代。同时，在大破“封、资、修”的口号下，将一些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历史名胜古迹和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当作“四旧”，而毁坏，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文化大革命”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原文地址：http://www.shxq.gov.cn/moban.asp?typeID=140&newsid=1020&sortid=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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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5 20: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