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回忆中的1957年春与刘少奇调研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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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自人民领袖刘少奇）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当天下午，少奇同志通知我和有关的同志，乘火车，随他去南方做调查研究。随行的有五个人：中央办公厅研究室我一个，农村工作部两个，团中央一个，全国总工会一个。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上了火车。不一会儿，少奇同志来了，拿来一个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摘要，复写的，大概有十几页的样子。少奇同志坐下来后，非常兴奋。他说：为什么找你们来呀？今天上午，毛主席作了个报告，可重要呢。毛主席讲：我们国内阶级斗争解决了没有？已经基本解决了。阶级矛盾解决了没有？已经基本解决了。那末现在还有没有矛盾？有矛盾，在我们面前还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次叫你们来，就是去调查研究这个问题。这是毛主席出的大题目，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怎么样？有些什么问题？群众是什么意见？应该怎样解决？

　　据我接触，少奇同志对毛主席就重大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一直很重视，很拥护。‘过去我说过的，毛主席提出“十大关系”问题，少奇同志非常高兴。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也是抱着同样的感情，同样的心情，由衷喜悦。我看到，好像毛主席讲了这个问题以后，开了脑筋。他要好好领会，好好研究执行，作为一个新的课题应好好地调查研究。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稿子上，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时，确实讲过阶级问题、阶级矛盾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这段话，同后来正式发表的大不一样。

　　少奇同志外出调查第一站到保定。进行了分工，我和几个同志了解农村情况。少奇同志领几个人，在市里召开工人的座谈会、职工的座谈会、学生的座谈会、青年的座谈会，当然首先都听了当地党委的汇报。

　　我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满城一个村一个村地看，进行实地调查。那时候，正兴小社并大社。老百姓反映：社太大了，去社主任那里还得买火车票，走一两站路呢。最不满意的，后来叫平调，当时叫统一分配，大队范围内，好多个生产队，统一分配。一个大队里，有的地好，有的地赖；有的有灌溉条件，有的没灌溉条件；有的地多，有的地少，反正各种各样的差别很多。因此，各个生产队的亩产高低不一样，收获多少就很不一样。但一年下来以后是大队统一分配，把好的生产队的粮食一车一车往差的队拉。农民跟我们讲，每拉一车就揪心，但又不敢反对，心里难受得没法忍受。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了这样一种矛盾，大队内部分配的矛盾。

　　我们到县里作调查，同县里的同志开座谈会。他们给我们讲了一个意见：过去单干，自己干自己的，也要有民主，但即使民主少一点，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影响不大；现在搞集体了，每家每户的事情与集体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如果不注意民主，事情非坏不可。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了又一种矛盾，集体事业发展了，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发展了，发扬民主的问题更重要了。

　　回来向少奇同志汇报，他非常重视这些意见，说：这就叫人民内部矛盾啊。合作化以后，集体内部，集体和集体之间，集体和上级之间，群众和领导之间，人民内部有矛盾，从你们的反映中间就可以看出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很好地解决。我们又去石家庄，组织工人、学生座谈。下火车去开会，去调查，回来在火车上吃饭、睡觉，不打搅地方。这是毛主席的办法，也是少奇同志的办法。

　　原来石家庄没有纺织厂，建了纺织厂后，从天津、上海抽调了一些纺织女工作为骨干来带班。有一次调查回来在车上聊天，少奇同志说：现在确实是新社会了，三大改造完成了，工人农民自己作主了。你看座谈会里边，这些上海来的、天津来的纺织姑娘提了个意见，她们说，让我们到石家庄来带班我们赞成，但是石家庄的裁缝给我们做衣服不合身，能不能也从上海调些裁缝来？还有些人讲，石家庄地方偏僻，这个球队看不到，那个球队看不到，能不能组织一些著名球队轮流到全国的重要城市比赛？生产发展了，人民的生活好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文化生活也应有相应的提高，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包括衣装服式和文化生活而感到了这方面的不足，这也是一个矛盾啊。从大城市到小城市，这里边自然也存在这种生活的差别。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少奇同志听到这些要求，不仅认为应当给予关心和解决，而且非常高兴，说这是新社会的工人，新社会的妇女啊！还听到煤矿工人的反映。有个煤矿实行井上、井下工人差别工资，井下工人的工资也根据劳动好坏而有所差别，干得最棒的井下工人的工资一个月能超过400元。少奇同志听到这个情况，特别高兴。为什么？一、这种承认合理差别的分配方式，同我们在保定农村生产大队实行的那种统一分配的方式，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了。二、少奇同志想到了巴黎公社的原则。他特别动感情地说：真是新社会了，真是工人当家作主呀，井下工人工资超过了国家主席呀！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它是新社会的标志。到了新乡，听地委汇报。这个地方有山区、半山区、平原，生产条件差别很大。一个大队内情况不一样，他们试着实行生产队包产，条件好的包产高一点，条件差的包产低一点。收获了，交给大队应该交的部分，其余都由生产队自己作主解决分配问题。少奇同志听了认为是不错的，说：这是分级管理的办法，好。一个大社不能用一个办法，情况不一，应该用多种的办法才对。

　　到了郑州、开封，少奇同志吩咐我，不要再去农村了解情况了，跟他一起参加学生、职工座谈会。

　　在保定、石家庄的座谈会上，了解到一个问题，办学情况跟不上人民要求。就是小学生毕业升不了初中，初中生毕业升不了高中。县里有初中就算好的了，乡里还没有初中。大家很有意见。这反映了学生和农民对子女的升学愿望。在郑州、开封，也都反映这个情况。学生座谈会，教员座谈会，对升学的问题众口一词。因此，这个问题在少奇同志的脑子里就突出出来了。要求满足升学的愿望，这本来也是合理的。但当时的财力还不可能办那么多初中、高中，解决这个人民内部矛盾还力不从心，现在还没有条件实行普及中学教育，不可能完全满足人们的升学愿望。怎么办？应该还要考虑矛盾的主要方面，要从实际出发。一方面固然要想方设法扩大办学。一方面，刘少奇就提出，要说服那些毕业升不了学的学生参加劳动，不能只往升学的一条道路上引。从郑州到武汉，他一直在研究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翻来复去地说。当时，小学生、中学生的思想状况，普遍看不起劳动，认为劳动没有出息，特别是农业劳动，希望离开土地，离开乡村。这是受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的影响。在座谈会上，少奇同志发言，循循善诱，启发别人思考，也跟别人商量。他认为，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好怎样看待劳动的问题，要说服升不了学的小学生、中学生转变观念，自愿地参加劳动生产。而在当时，主要地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农村中有着广阔的劳动天地。在新社会里，不应该看不起劳动，应该尊重劳动，要把参加劳动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认为是光荣的。

　　到了武汉，也开了这样的一些座谈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发表这方面的意见。他前后讲了两三次后，叫我把它整理成一篇东西，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发表前，还有几次修改。在武汉的东湖住了一个星期，稿子写出来了。在东湖，征求省、市委同志的意见，作了一次修改。到了长沙，继续开座谈会，听了少奇同志再一次讲话，又作了一次大的修改。到广州，把稿子给少奇同志看过，并也征求了省、市委同志的意见，又作了些修改，寄到北京，在4月8日《人民日报》上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教育问题发表了。题目是：《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这篇关于中小学生参加劳动生产的社论，的确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的问题，发表了有的放矢的意见，反映了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它首先说明解放以后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各种条件的限制，现在还没有可能实行普及中学教育。不能说因为今年有许多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就说教育工作方面犯了什么错误，就责备政府今年的教育计划订得过低。今年高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小部分升学、大部分不升学的情况是正常的现象。情况的变化表明我国的教育事业已经开始转入比较正常的状态。我们今后的任务是首先逐步普及小学教育，使学龄儿童全部人学。所以，应届的毕业生、教师、家长，都应当有升学和不能升学的两种打算。不要把不能升学看作是什么“不得了”、“不能见人”的事情。对于不能升学的学生，不应当有任何歧视，而应当积极安排他们的出路。采用城乡人民集体办学等办法，再办一些小学、中学，或者采用自学小组和实习班等办法，组织学生自学，为日后参加生产劳动或升学准备条件，这是一种安排。但是这究竟只能解决很少数人的问题。因此最主要的办法还是就业。而就国家机关、事业机关和企业单位现在都在精简机构、调整人员等情况，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主要途径。然后就说明劳动光荣，劳动并非“丢人”、“没出息”，不能把劳动和劳动者分成等级，不能认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一等，什么是吃亏和不吃亏，什么是“傻子”和“聪明人”等的种种道理。少奇同志的这篇讲话，对当时解决全国普遍存在的升学矛盾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也是及时的。也可以说，是他在运用毛主席的“正处”理论方面的立竿见影的一次成功的实践。这篇社论，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毛主席说，少奇同志那个中小学生参加劳动生产的东西写得很好，人家都说长文章不愿意看，这篇文章很长，可是还愿意看。这是毛主席在广州修改定稿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的会议上讲的。那次会议少奇去了，我也去了。

　　要求转变小学生、中学生以至于所有学生的观念，这是对的。但是还应看到，少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比一般人想得更深一些，更远一些。应该乐于参加劳动，可是劳动人民终究也有一个要学习、增长知识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他们要求升学是合理的，因此国家和党有责任找到一种办法，逐步地使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间进行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科技水平。少奇同志还提出，在农村，除了正规的中小学以外，可不可以办别的一种形式的学校？

　　后来在江苏，发现办农业中学的形式，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学习。少奇同志认为很好，对他是一个启发。他感到，农村劳动力多，都到城市里去不可能，总干活不学习提高也不是个办法。所以，他提出了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在探索，其中包括劳动制度的改革，分固定工、合同工等。他不满足于说服青年去参加农业劳动生产，同时也探讨一种办法，使劳动人民在劳动中也能够学习、提高，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应该说，在“文革”以前，农村、工厂中业余学校的创办是有很大成绩的。少奇同志曾让胡绳同志把他的意思写成文章。他自己也向中央写过报告。1957年5月5日作为《中国青年报》社论发表的《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这篇，就是根据他在这次调查中的几次讲话整理的。刘少奇认为，勤工俭学，有可能成为解决学生学习费用困难和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后来1958年7月份，他在山东视察时，就说得更加清楚和理想化了。他说，应该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设法逐步做到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学校，半工半读，学生是工人，工人也是学生。农村也可以这样做，拨出几亩地，办一个学校，让他们包产，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既是学生又是农民。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学。

　　这次下去，他关注的问题不止这些。对不少问题进行了调研，写成了文章，《刘少奇选集》里就收入了其中三篇。两篇是上面说的那两篇。还有一篇是他4月27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题目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少奇同志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克服了官僚主义，问题就可以解决，矛盾就可以缓和。人民内部矛盾还表现在分配问题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少奇同志指出，我们有些地方已经有等级制度的萌芽。他看到一些工厂，那里的厂长、总工程师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房子是新盖的一幢幢公馆，处长又是一幢房子，科长又是一幢房子，其他干部又是一幢房子，工人宿舍是另外一幢房子，等级分得很清楚。他说，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他说，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少奇同志还认为，闹事，往往是由于官僚主义。他说：“大体上都不是突然闹起来，往往是经过了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者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来请愿、闹事、罢工、罢课。大部分闹事，开始只是群众讲闲话。所以劝告同志们要听闲话，群众的闲话不可不听。刚刚有了闲话，你听了，感到有问题，就去处理，这就比较好，解决了问题就可以不闹事。因此，应该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说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个大民主。”少奇同志认为，“因为我们是全民所有制，东西是大家有份的，群众敢于讲话，有权利讲话，有权利对分配问题提出意见。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基础。”他认为领导者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一定要去掉站在人民之上的错误态度，要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分子，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

　　少奇同志从外地调查回到北京，那时中央开始准备整党。后来作了个整党的决定。整党的内容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整党的问题是毛主席提出的，它得到了少奇同志等其他中央同志的一致赞同，并且决定公开整党，希望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党。毛主席也好，刘少奇也好，都赞成公开整党。当时，据我了解，都是从好的方面去想的，想动员党内外一起来整掉包括官僚主义在内的三个错误倾向。的确是开诚布公的，合作这么多年了，希望朋友提意见，帮助我们整掉那些毛病。当时是否预计到右派进攻？我看毛主席没这么想，少奇同志更没有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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