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朋：中国的身份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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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乡村中国讲坛"第一讲文字实录，已经罗小朋老师本人审订，共识网独家授权发布

主讲人：罗小朋（著名经济学家）
主持人：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讲坛时间：2012年6月9日上午
讲坛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讲坛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乡村中国读书会"

　　近年来，身份（identity）这个概念受到了越来越多学科和学者的重视。这个现象绝非偶然，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概念对于理解人类合作秩序之重要，而理解和促进人类的合作，正是21世纪人类的主题。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多重身份和多样的身份游戏中。虽然有些身份，如性别和种族，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但现代生活给地域、宗教、职业乃至政治和社会身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性和流动性，各种身份之间的互动和转换空前活跃。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身份游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包括性别和种族身份游戏在内，都处于快速的演变之中。不把身份概念和规则引入社会研究和分析，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会严重地脱离实际。诺贝尔经济学得主G.Akerlof在他合著的新书《身份经济学》的导论中就指出，今日的经济学已经不能仅仅把自己限于消费和收入的研究，而必须考虑多种社会动机。身份经济学的事实基础，就是人们的身份意识决定了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预期，而这种预期对于经济如何运转十分重要。

　　身份游戏遵循的规范不仅体现了正式的制度安排，也体现了历史事变和文化习俗的约束。因此，每个国家的身份游戏，都有极其鲜明的体制、文化和时代特色。过去的百年，中国人争独立和自由的激荡历史彻底重塑了自己的身份游戏。与传统的身份游戏相比，当代中国人的身份游戏在集体性和公共性方面，有了巨大飞跃，中国的国力和经济地位也因此而大为增强。但遗憾的是，当代中国人的身份游戏还不是自由人的游戏。中国人何以增强了集体性和公共性，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这种不自由的集体和公共生活如何可能？这样的社会组织和生活形式是否可以持续？中国人又如何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把外源的、强制的集体性和公共性转化成为内生的自治能力，从而获得真正的集体自由和个人自由？我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在不断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身份游戏”的概念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变化非常快，挑战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回首这几十年来的变化，像我们这一代人经常有一种做梦的感觉，三十年前，我是79级的人大工业经济系研究生，那时候，我们住在东门一进来的主办公楼里，那一年我们系就招8个研究生，住在一个办公室里，没有宿舍。现在高楼林立，我刚才和仝老师讲，其实我们当年是第一批学生到新华门去游行，那个政治氛围有点像二十多年前的那个事件一样。那时我们闹的是把二炮从人大校园里赶出去，结果也闹成功了。当时，我记得那些外国记者围着我们，同学里面有人能用英语跟外国记者交谈，我很羡慕他们，什么时候我的英语能那样。几十年的变化，真想不到。

　　言归正传，首先什么是身份游戏（identity game）？实际上每个人都在玩多种身份游戏，我们有文化身份，国家和民族身份，有地域身份，有职业身份。你要在这个世界生存，就要玩这个游戏，就要知道在你的身份里面包含着：一个是“权力的游戏”，在你的身份群体里，权力博弈是怎么回事；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相关游戏，就是“语言游戏”。谁看过维特根斯坦的东西？应该看一点，不一定要去看他的原著，有一本中英文的小书介绍他，可以去读。他是整个社会科学语言学转向的开拓者。他有一句话非常深刻，就是“不可说的东西不能说”。在你置身其中的身份游戏中，很关键的一个游戏就是语言游戏，语言游戏一个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不可说的东西不能说”，什么话是可以说的，什么话是不能说的。你懂了这个，你就懂了你这个身份的语言游戏，也是身份游戏最基本的部分。

　　让我就先介绍一下身份游戏的概念。身份游戏的起源，为什么扯那么远呢？因为这也和当前国际上社会科学的趋势有关系。我们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着共同创造新秩序的问题，所以那个老问题就来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今天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身份是从哪里来的？这应该是现代社会科学工作者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但中国很多人还没有这些当代的常识。那么二十一世纪的常识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常识是什么？那就是人类对自己怎么来的已经有了一个和二十世纪很不一样的认知，很不一样的知识基础。不管你是哪个文明，哪个文化，这些新知识应该是大家共有的知识基础。

　　这些知识有一些很晚近的发现和新假设，包括西方学者的争论，比如说文化演进最基本的机制是什么？几年前，包括最近福山的那本书，一些学者认为血亲选择（kin selection）是人类文化演进的一个重要机制。我上次回国做报告还用了这个观念，但今年4月份出版的Wilson的新书，他认为血亲选择作为人类文化演化最基本的机制已经被否定了。西方学者做了多方面的验证，包括有人从数学上来论证血亲选择机制不成立。当然还没有一个所谓终结性的结论。

　　所以，我今天也推荐Wilson的这本新书，我认为这本书代表了二十一世纪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需要的关于人性的一些基本的知识，书名是The social conquest of the earth。Wilson把这些年来关于人类演化的这些新知识综合在这本书里，当然也有他个人的观点，其中包括对宗教的批评，是很多美国人不能接受的。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身份意识最早的起源是部落文明。部落文明塑造了人类共同的人性与合作的文化本能（移情能力和语言能力等），这个结论现在是有实证支持作为基础的，包括基因考古的研究成果。

　　根据这些研究，人类进化的身份游戏也好，文化秩序也好，制度也好，根据Wilson的观点，推动演化的有两个最基本的机制，一叫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一个叫个体选择（individual selection）。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所有关于文化制度的讨论归结为这两种选择机制的组合和构造问题。

　　人性的矛盾就表现在它又是自私的，又是利群的，现代研究表明这两方面都有其基因根据。Wilson认为，人类的铁律就是自私的个体打败利他的个体，比如像雷锋这类人。个体之间的竞争，自私者必胜。当然不是最自私者必胜，因为个体竞争受到群体竞争的约束。群体之间的竞争，是团结的、利他的群体必胜。否则的话，就不能解释今天人类存在下来的社会为什么是现在既有自私的人也有利他的人这种形态。如果一个群体里面自私的人永远占上风，这个群体还能打赢其他群体的话，今天人类社会就全剩下自私的人了，但事实是人类社会今天还有不自私的人，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总体看，群体选择机制主导了人类文明的演化。身份意识是人类群体生存方式的演化产物。

　　二、“身份游戏”的历史渊源

　　这里又引出一个问题，既然人性之初基本上差不多，那后来的文化和制度为什么差异这么多，这么大呢？回到中国文明，我们跟其他文明一样，起点都是部落文明，这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国家起源于部落文明的整合，打仗、兼并，这个也没有错。在整合过程中间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说你打败了一个部落，打败了一个小的文明，打败了一个群体，怎么办？这个问题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君主论》里面明确提出来了。说穿了就是被打败的部落，有它的身份意识，有它的文化。马基雅维里说，无非是三种办法。“第一种是摧毁它们，第二种是征服者亲自去住在那里，第三种是让他们继续在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斯巴达人征服雅典，使用的是第三种办法，而罗马对希腊人使用的是第一种办法。马基雅维里对第二种办法语焉不详，因为欧洲古代文明没有第二种办法的典型例子。实际上中国文明恰恰走了一种中间路线，这就是我们的西周。

　　任何一个新的身份游戏都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结果，尤其是战争、革命，可以重新塑造人的社会身份。所以，重大的历史事件必然导致身份游戏的一种嬗变。西周伐商是整个中国文明身份游戏的一个很重要的有记载的起点。一个概念起了重大的作用，就是“天命”观的确立。许倬云教授认为这与周人一场辩论有关。因为周灭商，得到了一个统治整个中原的机会。为了为这种统治辩护，你要有一个说法。天命的说法很好，就是天给了周统治商原来势力范围的正当性。但天命是降于“周人”呢，还是天命降于“周王”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周人辩论的最后结论是天命降于周王，而不是降于周人。这个政治结果就使得我们中国文明和犹太文明不一样。犹太人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就是说天命降于犹太人，并不是降于犹太王。按照许倬云的意思，我们现在还生活在这场历史性的辩论后果之中，因为我们中国人统一的文化身份就是从这个天命来的。天命是降于王，而不是降于一个族，一群人。这样就使汉字文明的文化身份有了巨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你只要认这个统一的王，我们的文化身份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就此埋下了中国人身份游戏的根子。

　　当然，说法是这样，背后还有内在机制。我的理解，汉字的传播对中国大一统的身份游戏影响很深刻。主要就是汉字传播对瓦解部族的集体记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部族文明有一套口传文化，口传的信仰系统。来自不同部落文明的人，一旦学会汉字就进入到个人机会更广阔的一个大文明共同体内，容易把自己部族文明里的东西忘掉，或者撇下。杜赞奇对我们中国很多学者影响很大，他的思想很深刻。他讲中国人的信仰结构，精英和底层是两截子的，是一种上下相隔的纵向构造，跟其他很多文明不一样。我认为，这和汉字在中国的身份游戏中的作用有很大关系。

　　不过，西周还留了一条部落文明的尾巴，就是血缘神性。（帝王将相是有种的）春秋战国，血缘神性很重要，在古代的宗教和贵族精神的形成中很重要，但血缘神性在我们中国文明中消灭得比较干净。在部落文明里血缘神性是显然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部落有神的力量在支持。但在中国文明里，血缘神性从春秋战国开始，由于汉字传播提高了人的社会流动性，中国文明在春秋战国期间一个重要的身份游戏变化，就是出现了一个统一的认字的阶层，这对我们整个文明的演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文明是开放的，你只要认字就进到有地位的阶层来了。而且，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思想那么样精彩，现在说那时候天下大乱，死人很多，但思想的传播在汉字的文明圈里不受太多限制和操纵，思想只要在竹简上抄下来，就可以传播开来。孔子说那些话有人抄，所以传播开来。只要你的思想有吸引力，就有人抄，就传下来了。

　　这不像后来，后来有人可以控制。到了吕不韦他就想控制这个东西了，让人写书。但之前有一段时间，中国人的思想是属于完全自由的竞争状态，这就是百家争鸣的背景。一旦进入了控制，就不一样了。这个控制实际上从秦就开始了。在秦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突破，就是怎么解决被征服的部族文明，或者领土的治理问题，中国人给出了一个马基亚维里想不到的解答。那就是用游士，用别的地方出身的知识人来治理被征服的土地，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不用本土的，也不见得用直接从我这个国家派来的，而是用天下游士里面选择的知识人，这是郡县制最实质的内容，这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一种治理机制，这也是秦一统天下的一个制度基础。

　　这跟罗马帝国不一样。罗马帝国征服许多国家以后，它始终也想解决怎么统治，怎么控制的问题。它搞了一个什么办法呢？搞了一个citizenship。对被征服的土地，允许一些人通过效忠帝国获得罗马帝国的公民权，就是今天我们也在讲的公民权，身份权。这个不是很成功。所以，最后才走到基督教这条路上，利用统一的宗教信仰。因为基督教当时已经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它为什么原来杀基督徒，后来又转过来了，就是发现公民身份不成功，这是刘小枫讲过的，用公民权来一统天下的办法走不通，才走到了利用基督教统一信仰。你们去对比罗马帝国一统天下的机制和中国一统天下的机制很有意思，这里面有不同的身份游戏。

　　所以，到了秦汉，中国的身份游戏就定型了。我应用Wilson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的概念来理解中国文明：中国文明的个体竞争是不封顶的，就是血缘神性失去了以后，人皆可成舜、尧，而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在我们的文明范围里面，天下失鹿的话，人人皆可逐之了，是这么一种身份游戏。这个概念不是在所有其他文明里都有的。

　　另外，我们是家国一体，到秦汉以后，中国文明的家和国是同构的，它的包容性很大，只要你认同儒家的等级伦理。但是，这个东西造成了一种反政治倾向（赵汀阳）。一旦没有了（身份平等或政治人格平等）群体，也就没有政治了。中国的大一统，就是把内部（群体）政治自主性，系统消解掉了。所以，中国的身份游戏彻底解构了部落文明的群体文化特性，它的基本的原理就是用精英选拔的开放性来强化个体和家庭之间的竞争，压制非血缘性群体的凝 聚力，瓦解群体的政治自主性。

　　这样的身份游戏是有很多问题的。我开始讲到，部落文明它形成了人类文化心理本能，那种激情，互相的道德和情感的支持。而大一统的身份游戏难以满足人类在部落文明时代形成的许多文化心理需求，导致了集体的宗教生活之退化，情感和道德相互支持的退化，荣誉（英雄）机制的退化。所以，我们跟西方文明的区别，或者跟其他许多文明的区别，可以说是他们更多地保留了部落文明的一些东西，而我们把部落文明的东西消灭得比较厉害。像荣誉机制，中国不是说没有，但是比较弱。儒教是把家庭内部的伦理变成一种普遍性的价值，家庭要有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本质的要求，不是平等，家庭里面不能搞平等，否则跟个人基因要往下传的本能冲突。所以，福山在他的书里就讲，基督教对家庭有解构作用。

　　一种身份游戏必须要能够不断把自己再生产出来。探讨一个秩序它有没有生命力，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在哪里，就是精英选拔的开放性，在维护垂直整合的精英选拔的开放性上，中国文明是一直在进化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机制。我觉得孔子开辟的私塾教育，是这种秩序能够不断再生产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前的话，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是多元的，到西汉以后这个思想就完全是统一的了。当然也保留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支持大一统的儒教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且，大一统和儒教的主宰地位与土地产权的安排也是结合起来的，在中国，这个秩序游戏，身份游戏的再生产，是跟一种分散的土地产权有内在联系的。总的趋势就是下层的人向上流动性是不断扩大的，贵族的活力是不断下降的。

　　但是，这种秩序再生产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皇帝的选择就是一个问题。王莽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不但没有能解决问题，还把这个问题搞砸了。这样的话，改朝换代就变成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再生产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但改朝换代机制出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你们知道东汉以后，中国打来打去，就是统一不了。（分治稳定不下来），统一了也不稳定。原因没有人深究。日本有一个学者就专门研究封建领主制为什么不能够在中国确立，因为日本的封建领主制发展得很成熟。这可以看到我们汉字文明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力量，中国的文人不信分裂，不信分治。即使是处于分裂状态，信仰的还是大一统。

　　但文人也有一个弱点，他们没有本事重建统一。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代中国文人精神上处于一种虚无主义状态，（这恐怕）跟我们民族知识分子这个弱点有关系：你又信大一统又统不起来。（看看诸葛亮的命运）所以，后来大一统的重建，周边的部落文明起了很大作用。就是中国文明要借部落文明的血性和活力来重建大一统，包括北周改造自己的文化（来重建大一统）。再就是隋唐重建大一统，都有这些部族文明的作用。但是，中国文明有自己的长处，它的治国理念是轻傜薄赋，高度分散的土地产权支持了普遍的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支持了经济竞争。自治的农村社会支持了中国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以农村自治，以水网作为运输系统的这样一个市场系统，它的构造非常奇特。施坚雅就是研究中国独特的市场网络，在世界博得了很大名声。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市场构造理论。

　　而且中国的社会网络也很重要。我们的地缘身份在政治上不是很重要，但地缘身份一旦进入到市场游戏里面，就扮演了重要角色。明清时代同乡在商人组织方面起很大作用。晋商、徽商，地缘身份虽然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隐性的，但在中国的商业中，这种社会网络起着维系市场信用的作用。原因之一就是它有开放性，不那么封闭。但我们中国人的社会网络，弱点是公共性不足，没有地域政治共同体的支撑，它的公共性是不足的。

　　所以，李约瑟提出的那个问题现在已经被新的知识（包括语言与秩序建构的关系）解决了。因为中国文明这种构造，（包括它的语言游戏）不可能产生现代科学。当然不能因此而低估中国知识系统的价值，这是两码事。我们不可能产生西方这套科学的知识系统，但我们的知识系统是有很重要的认知价值的。这个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包括中医这一套，它的价值是会越来越高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身份和语言游戏玩不出科学来。

　　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逻辑（表达）能力不足，这是致命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身份游戏（和语言游戏）逻辑能力不强呢，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我的一个简单解读，就是中国差序的文化秩序。发展逻辑表达（要求对话者彼此承认人格平等）对维持等级秩序是不利的。说的直白一点，你要讲逻辑，很容易让身份高的人没有面子。
三、“身份游戏”的故事

　　西方走到今天有很多偶然性，不要用必然性来解读。但是，西方一旦掌握了科学和技术，像大工业，那打败我们就是必然的了。西方走到它那个阶段不是必然的。一个大行星撞过来，事情都不一样了，可能整个人类多少年爬不起来，甚至灭绝了。这一两年，中国又有了一个骄傲的理由。以前人们认为人类都是从非洲迁出来的，但是现在中国人找到了证据，非洲人是由中国迁过去的，我们还是你们的老祖宗。实际上整个人类演化成为如此复杂的社会，是很小概率的事件，中间有很多机会可以使你完全不是现在这样，所以西方文明的强势不是必然。但它一旦掌握了科学这一套，强势就必然了。

　　美洲大陆发现以后，打破了我们中国的文明的自洽性，最主要是过去的人口规律没法维持了。美洲大陆的发现，对中国文明现代文明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现在吃的许多东西，包括我们引以为豪的辣椒，都不是我们本土的东西，特别是红薯，土豆，整个把中国人口的基数给提上去了。

　　另外，通过白银的输入出现了全球货币一体化的问题，鸦片战争，白银经济，把我们和世界联在一起。中国必须变，因为你自洽的逻辑已经不能成立了。但是，也有问题要回答，为什么西方人不能像征服其他的一些民族那样把我们中国彻底殖民化呢，这个我就不回答了。

　　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关注，应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怎么没有搞过日本，日本也应变，我们也应变，日本人为什么应变能力比我们强，可以有很多的解读。如果回到一开始讲的，通过群体和个体竞争的机制来理解的话，我觉得日本领主制确实是一个不同于我们郡县制的群体竞争机制。也就是他们有很强的地缘政治共同体，这个东西在应变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日本精英在整个变革过程中，从地方自治里得到了许多支持现代化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跟中国在应对西方挑战时不一样。从开始来讲，中国其实适应得比日本要快，当时上海之繁荣，伊藤博文想象不到。但从总体上，日本为什么超过了我们？我认为他们地方之间的竞争提供了深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是我们中国没有的。孙中山只有靠海外，后来是靠帮会这种资源搞革命，跟日本人得到的（藩州）领主的政治资源基础是不能比的。

　　所以，这种来自于人类部落文明本性的那种群体凝聚的文化心理要求，情感的要求，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中国现代的身份游戏的演化路径，一开始和其他非西方文明一样，也是文化身份的政治自觉，这个日本跟我们一样，但他们的地域身份政治自觉早就有了。而我们是在国人身份政治自觉之后，地域共同体身份的自觉才开始。清末精英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地方自治。改良党和革命党有重大分歧，但在地方自治问题上是一致的。地方自治的概念，对于清末民初整个中国的演变，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保路运动对辛亥革命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保路运动就是地方自治意识的觉醒。汪太贤教授有一本书《从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与变迁》，你们也可以去看看。当时正因为有了这个觉醒，所以辛亥革命流血不多。各省宣布独立，并没有引起太大动乱。说明当时对地方自治是有信心的，地方精英认为可以行得通。

　　但是，中国的大一统的情结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这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是搞地方自治还是武力统一，曾经争得很厉害。这一段历史对理解今天的中国很重要，因为当时连毛泽东这样的人也同意联省自治。毛泽东关于湖南自治写过很精彩很漂亮的文章，但是后来毛成为武力统一中国的领导者。尽管如此，这一段历史对毛的影响还是不小。毛始终不太相信中央官僚，跟他这一段经历有关。

　　当时中国在武力统一还是联省自治处于争持不下的时候，谁打破了中国内部的均衡呢？苏联。苏联为了把中国变成保护苏维埃政权的战略缓冲带，下决心要干预中国内政，派人拿着钱找中国代理人。先找的并不是孙中山，而是地方军阀，最后找孙中山。孙中山要是没有苏联的钱，枪炮和军事顾问，根本就不可能把陈炯明搞掉，因为没有那个实力。陈炯明当时在广东自治影响力很大，他要以这个为基础来和平统一中国。苏联介入后，中国的大一统情结得到了新的思想武器，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从身份游戏的角度来讲，共产主义是把一个超越地域的身份游戏，阶级身份的政治觉醒压倒了地域共同体身份的政治觉醒。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武力重建大一统上是一致的，但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是，共产党为什么打败了国民党，其中不是没有偶然性。不过，如果从身份游戏来讲，我觉得共产党，毛泽东把底层调动起来了。杜赞奇认为，历史上中国的上下两种信仰系统有隔断，共产主义把这个打穿了。

　　底层人对尊严的向往深植于人性之中。今天笑话共产党容易，那个时候共产党能动员那么多人去赴死，是很厉害的东西。中国等级化的秩序，使身份处在底层的人，尊严得不到满足，共产党把这个东西利用起来了。但光有这个也不行，说到底以前的造反也利用过。洪秀全也搞到一定水平了，那为什么共产党没有走上洪秀全那的绝路。这里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因素，就是洪秀全没有第三国际。梵蒂冈来找洪秀全的时候，洪秀全不认，但共产党是认第三国际的，这对于中共内部的语言游戏和政治游戏规则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因素的话，中国人很容易回到山大王那个游戏里面去。正因为有了一个外在的权威，一个外在的主持者（裁判），整个话语游戏不一样了，就是说你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包括一些涉及到中共生死存亡的决策，如西安事变，抗战以后的国共谈判，其实都不全是中共的决策。这种新的政治文化使得传统的不平等的政治文化处于劣势。蒋介石就吃亏了，蒋介石用的人才也不少，但蒋介石就没有中共那样一种讨论氛围。所以，最后落实到战场上就不行了。战场上，粟裕就帮毛泽东打赢了关键的淮海战役。白崇禧本来是有机会帮蒋介石拿下东北的，所以白先勇到现在还替他爹耿耿于怀，一直在说这个事。但是，这背后有很深刻的政治文化和组织文化因素，也就是我说的身份游戏差异。

　　四、“身份游戏”在中国

　　下面我讲这部分是仝老师特别提出要求讲的，就是中国现代的制度是怎么来的。毛真是一个搞身份游戏的大师，不能不承认他的那种洞察力，创造力和行动的能力，你不同意他的主张是另外一回事。他充分调动了底层的卑贱者，因为过去占据中国道德制高点都是文人，毛把这个颠覆了，彻底颠覆了。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自己都认为自己错了，本来是士可杀不可辱，后来是你自己认为你在道德上就不行了。当然，历史事件起了很大作用。抗美援朝那一战，起了很大作用。杜润生是搞农村改革的教父，他总结共产党历史时说了很多人都不理解的话，他说解放后最大的失误是抗美援朝，这是真正过来人的见识。没有那一战，如果不是毛泽东那一搏赌赢了，中国的身份游戏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为什么？那一战把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话语权彻底打垮了。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些在战场上战死的，那些敢拼的，所以我们很多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顶不住这个压力，根本不可能顶住。还有一点，毛泽东趁势在这样一种道德强势话语之下，把农村里面所有能够跟共产党政权对抗的力量全部扫光了，知识分子都进城了，所以干干净净，农村是一个卑贱者控制的地方，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什么会道门，一切的一切，没有这样一个大扫除，不会有我们后来全新的身份游戏。

　　中共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唯一的组织力量，单位社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搞起来的。单位社会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是搞社会学的人用来概括毛创造的身份游戏和毛的时代。我们所有中国人被投入到从未经验过的集体化的社会形式和生活方式。单位社会也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才最后定型的，这就是大饥荒。因为在大跃进的时候，中国社会的群己之界，群群之界是不清楚的，包括农村到城市户口怎么迁，那时候虽然不断加强控制，但很多边界是不清楚的。所以大饥荒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这一套制度的形成，某种意义上讲像一次宇宙大爆炸。所有的群己之界和群群之界就是在那个时候定下来的。那时候不定也不行，不定就要继续饿死人，每个人就分配那么一点点粮食，从这个单位迁那个单位，从农村到城市，完全不能自由。

　　单位社会的基础，是确立一个统一的，等级化的集体资产权和身份权。这两个概念我讲一下，在身份（identity）里面实际上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地位权（status rights），另一个是资产权（assets rights），这两种权利都是资产的索取权，但是不一样。资产权是凭着社会承认的你对资产的控制权来索取，地位权则是凭着你被公认的一种社会地位来索取。这是两种不同的索取权。我以前也讲过这个，这个概念我觉得还是有意思的，今天不在这里发挥了。

　　单位社会的基础是集体的资产权和集体的地位权，它不是以个人来定位的。回到前面的概念，这是一种新的群体选择机制和个体选择机制，就是如何来决定谁上谁下。传统的中国，家族是中国群体选择的基本单位，家族之间的竞争是个体竞争的基础。这个选择机制对中国土地制度有很深的影响。南方的族田，不得了的。在一个县里，毛泽东调查的那个寻乌县，族田都超过30%，有的县族田占50-60%。越是资源不足的地方，越要靠族田来支持一个人通过科举上去，把外部的资源引进来。到了集体化以后，这个游戏全变了，这个竞争不管用了，变成是集体与集体的竞争了，个人的社会流动竞争是跟集体竞争的规则连在一起的。

　　单位社会对现代中国的意义就在于，中共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家能力，这就是通过操控这个社会的群体和个体竞争，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这跟苏联东欧还不太一样，因为中国这种操纵的程度是他们达不到的。中国个人不能自由流动。中国这种国家操纵社会的能力，对此虽然还不能在理论上充分表达，但是我提醒你们注意，一定要重视中国的这个经验，这既是中国的问题所在，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在参照别的国家演化逻辑的时候，很多学者很容易忽视中国有这个问题。其他国家的演化逻辑跟我们不一样，它们社会生活的自主性和公共性的内生程度比我们要强，因为国家没有这么强的控制力。农民工，举例来讲，哪个国家会有这种东西，几亿人口，几分之一的人口在异地打工，怎么控制，不能想象的。不能够解读这种特殊现象就不能解读中国，你就也无以创造中国的未来。

　　单位社会身份游戏的基础是统一的等级化的集体资产权和集体身份权。这些权利的确立意味着一种新的群体和个体选择机制的确立。对于这种机制尚没有权威性的理论解读。我们知道的是，这种机制赋予中共极大的国家能力来操控群体和个体竞争，推动大规模的社会试验。即文革和改革。中国单位社会身份游戏的鲁棒性（robustness）和适应性（adoptability）是惊人的。

　　中国的单位社会既支持了毛泽东的文革，又支持了邓小平的改革，如何来解释？我认为单位社会的鲁棒性首先来自它体现了现代国家的承诺。现代国家的正当性要求承诺对每个人基本生存的保障，传统国家做不到。单位社会对基本生存的保障具体表现之一是农村返销粮。如果要做历史案例，返销粮在中国身份游戏中是很有意思的。在确立了国家的这种承诺的同时，也确立了国家操控群体的正当性。一旦接受了返销粮，你同时也就接受了它操纵你的正当性，这是对称的东西。我提供你保障，我对你就有了操控力。当时的情况，你不用这个办法就要死人，但这个办法一确立，国家就获得了一种操控社会的巨大权力和正当性。

　　这样的话，如何解决社会流动问题，有一套规则。我曾试图概括单位社会流动规则的内在逻辑。单位社会的集体地位权利和资产权利有一种可交换性。地位和资产是可以替代和交换的，这是中国很妙的东西，别的民族也有，但没有哪一个像我们的文明发展得这么极致。韦伯对此很敏感，他在《儒教与道教》一书里面就讲，秦始皇灭六国后就开始卖官。我没想到中国卖官买官出现得那么早。韦伯认为，这个事实说明中国人血缘神性已经没有了，否则权位不可以随便买的。一种东西一旦可以买卖，就没有神性了。所以，中国资产权和地位权可交换的历史渊远流长。

　　资产权和身份权可以交换在当代中国的工业单位里面是明显的。不仅在城里有，农村也有。农村集体所有制升级，征地的时候就升级了。城市里，我们工业是有多种所有制的，有中央国企，地方国企，地方国企里面有省国企，有县国企，国企之外又有集体，集体里面又有大集体小集体。这个等级构造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这个集体地位越高，资产的处置权就越小，但是你控制的资源会多一些。

　　像中央国企，职工宿舍当时是肯定有的，地方国企还可以讨论，集体企业就不管，所以它的身份赋权是等级的。一旦升级，你控制的资源就多了，但是你处置资源的自主权就小了，它是这么一个关系。集体等级是可升可降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比方说农村集体发现一个煤矿，这个煤矿如果太赚钱了，就不能再让你集体搞，要国家来搞，太赚钱了就不能让你搞了。反过来也是，不赚钱（或赔钱）的时候，如果是中央国企就要下放到地方去。中国这一套，在那个时候都是大家的常识，但是我们今天还不能把它从理论上提炼出来。我认为，正是这个东西真正增强了中国国家的操控能力和适应能力。
  单位社会给了国家操纵社会的可能性，但其演变不是必然的，国家往哪儿玩呢？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如果毛泽东大饥荒后没两年死了，那文革绝对不会有。中国的单位社会就可能平稳地运转下去。但毛不干，毛认为这么搞官僚势力就坐大了。毛反对官僚主义，这是真诚的。毛想要扳回大饥荒死几千万人这个事，这是他的心病。

　　于是有了领袖操纵的政治大革命。这不是什么国家都能玩的，不理解单位社会的这种构造，你别的国家玩玩试试，想搞也搞不起来。单位社会的身份游戏，可操纵性是一个关键问题。领袖操控的政治自由，当时毛为了发动文革，就让你去造反，那真是下了决心，很多人想不通，这不是自己毁自己吗？毛真是下了决心。但这里还有一个制度因素，农村是经济基础。农村文革的规模，深度，力度都比较小。如果我们没有农民这么一个社会存在，文革也是搞不起来的。就如同没有奴隶经济，希腊民主也搞不起来一样。

　　但是，你说这个被操纵的政治自主性是一种什么样的自主性呢？从亲身经历来讲，当时觉得自己还是自主，写大字报，建战斗队，串联，到最后夺权，抢枪，打内战，这种操纵的政治自主性不能算真自由，是伪政治自由，是假的政治自由。这种假的政治自由它是不可能持续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不断调动多数人反对少数人，最后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是受害者。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父亲在的那个单位有个邮局，只有三个职工。两个人联合起来就把另外一个人揪出来了。最后三个人就全部都被揪出来了，这就是它的逻辑。所以，一开始大家还企图讲理，辩论，知道四大是什么吗？大字报，大批判，大鸣，大放。后来林彪都跑了，你这游戏还能玩下去吗？今天这场改革，我认为实际上也是国家操纵单位社会，它与文革有内在的共性。所以我有一篇文章，题目是“From manipulated revolution to manipulated marketization ， a logic of the Chinese model”，也就是“从操控的革命到操控的市场--中国模式的逻辑”。我们今天是操控的市场。操控的市场，它有一套伪自由。今天我们走到这条路上来，并不是说单位社会自然有一个走到今天局面的内生逻辑。如果当时邓小平不坚持的话，陈云等人是不干的，坚决不干，这个风险太大了。所以，历史是被创造出来的。

　　邓小平对整个单位社会做了带有革命性的变革。这个逻辑我也想总结一下，他怎么来操纵单位社会推动变革呢，就是给政策不给钱。这个基本的逻辑，翻译过来就是你用新增的财富来买自己的自由。反正我没钱，要害就是只要不花国家的钱，你就先折腾。你折腾出钱来得分给我。开始的时候，国家也没想着要钱，所以有那句话，“剩下全是自己的”。这个很厉害，经济学的原理非常清楚，经济剩余，定义得很清楚。（在合理的社会扣除之后），经济剩余如果永远是自己的话，那这个自由是可持续的。一开始中国经济自由的扩大，就是因为“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包括地方财政包干，包产到户，所以经济自由就起来了。

　　后来为什么越来越搞不下去？因为后来要用越来越多钱从中央换自由，剩余都交给国家，这是朱熔基税改的结果。朱熔基税改的规则，很多人都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它最实质的东西是什么。一个亲自参加这场改革最后设计的人，他说出来了。朱熔基是被广东谢非给弄上当的，本来应该以1992年为税改的基数，谢非非要以尚未结束的1993年为基数，结果朱镕基同意了。广东带头造假，93年的税收数字，全国都是假的。朱熔基面临一个问题，他只能一次性地从地方弄一笔钱，以后中央收入增长的稳定性没法保障。最后他就把一些省管财政的人关在北京的德宝饭店里，不拿出办法来不许回去。在这种情况下逼出来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对“剩下全是自己的”作重大调整，也不能说剩下不是你的。中央要求地方上缴每年固定递增18.5%。我不管你从哪里来，反正今年你今年给了我100亿，明年就是118.5亿，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游戏整个改变了中国。

　　最大的问题是用钱来向国家买自由。对于地方来说，你可以自由，但你给中央的钱得很多。所以落后地方给不起。农民工到沿海来支持外向型经济，中央坐享其成。这种用钱向权力买自由的游戏一开，犯了中国的大忌。中国其实有一个潜在的原则，包括刚才我说的富与贵是不能一体的，你又富又贵，中国就要出问题。国民党在台湾就注意这个问题，外省人在那掌权，但是外省人不能发财。有人告诉我，冯玉祥他爹给他赐的就是十个字，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你不能又发财又当官，中国就完了。现在我们这个伪自由就走到这来了，麻烦就平不了了。权钱交换游戏的必然后果是富贵集于一身，当官才能发财，发财可以当官。整个社会的基本安全感被动摇，与文革一样，所有人都成为受害者。不仅农民工面临何处是家园的问题，连富人也面临何处是家园的问题。何处养老？何处入土为安？到什么地方养老，到什么地方入土，都搞不清楚了。

　　现在中国与人力资本相关的长期投资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个社会的安定就没了。就拿住房来讲，现在北京一条爆炒的新闻，北京公安局的调查无意之中泄漏了天机。北京空置房是多少，知道吗？380多万套。如果真是这样，平均一套要住5个人的话，又可以装下一个现在的北京人口。我在贵州搞过扶贫，农民工在家里不能不盖房子，否则娶不着老婆。其实房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好几层的水泥房子，没有人住，到城里来还是住在地下室，窝棚里面，而那些空置房也没他的事。这样一种社会能够持续吗？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是可操纵的社会，因为我们没有自治。没有自治就没有真自由，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自由是伪自由，我们现在的经济自由也是伪自由，因为我们没有自治。所谓自治就是集体的自由，这是个人自由的前提。伪自由的本质是没有自治的自由。

　　从人性的角度看自治，只有自治的群体才能解决人性向往自由也渴望尊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任何群体内部都有特权，但只有自治才能解决特权的正当性问题。托克维尔讲法国大革命，你们都应该看看那本书，中央领导也在看。托克维尔观察到法国革命之前大家对特权的愤怒，这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普遍现象。托克维尔有一个很精彩的解读，他认为问题不出在特权的存在，而是出在特权与责任的脱离。封建制度特权也很厉害，但特权是有责任的，贵族打仗是要冲在前面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特权全面和责任脱离，这个社会就完了。托克维尔很厉害，他看得很深。

　　从文化演化的角度，自治非常重要。今天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弊病，比如缺乏公共道德和公共理性，与中国缺乏地方自治的传统是有深刻联系的。反过来，中国缺乏自治传统的文化对支持地方自治是有不足的。犹太人虽然早就失去家园，但他们一直维持了自己的自治能力（到中国的犹太人是例外）。一旦有机会复国，就很强势。

　　自治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也非常重要。今天中国人爱谈民主，法制，但很多人不知道地方自治是法制和民主的载体。没有地方自治你没法界定基本权利，像深圳要搞选举，80%都是外地户口，选票怎么发？

　　意识形态之争，左右之争，是推动现代社会和制度进步的一大动力。但中国左右之争之所以混乱不堪也和没有自治有很大关系。秦晖批评中国的左派讲公平不讲自由，右派讲自由不讲公平。为什么会这样？与没有地方自治有直接关系。没有地方自治，意识形态之争就失去了公共理性的约束。这方面美国也出问题了。美国现在的危机和州权的衰落有关系。联邦的财权太大，左右之争越来越集中到联邦一级。政治后果之一就是意识形态之争选区化，这个选区基本上右派没希望，那个选区左派没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分配资源少，两派都跑到中央来抢资源，在地方一级难以妥协。而恰恰地方利益是比较容易超越左右的。一旦地方内部不能妥协，左右之争就没解了。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间派被分裂了，找不到共识。左右之争来自人性，利己者比较强调右派这些东西，利群者比较强调左派那些东西，这都在我们人性里面，没有办法的。没有地方自治，左右之争就会成为很破坏性的政治游戏。

　　从单位社会到自治社会怎么走？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就回答不了我们如何得自由的问题。

　　在维持中央政府权威的前提下，中国的单位社会向自治社会的转型是可能的吗？中国只有分裂才有出路吗？一种什么样的身份游戏和政治游戏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个转型？没有地方自治和社会自治的迁徙自由是可能的吗？

　　中国的危机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危机最深刻之处就在于，人人都有一种无力感。不当权的人是这样，当权的人也这样。如何来理解这个现象？我的看法是，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是公共话语政治的危机，是集体想象力的危机。这个危机既有制度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在制度层面，国家管制社会的能力空前强大，权力高度集中，所有的牌都在少数当权者手里，但当权者无从知道先出哪张牌，后出哪张牌。中国的公共话语政治除了骂他们和捧他们，帮不了当权者的忙。而在文化的层面，我们除了道德话语，没有别的话语。问题是，道德话语并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历史上，当道德话语无效的时候，就意味着揭竿而起的时候到了，但现实中没有揭竿而起的技术可能。于是，中国人似乎别无选择，只有等待否极泰来，让天道来解决问题。

　　这种集体坐以待毙的宿命心态是非常有害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在网络时代，改善公共话语政治是应该有作为的。今天不谈这个问题，而是集中在如何发挥集体想象力这个问题上。

　　今天中国的问题很多，其中政府和官员的腐败，社会不公已经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我们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去发挥集体的想象力？我以为，与其朝着防止人去做坏事的方向，不如朝着逼政府和富人去做好事的方向。为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政府为什么自己不愿做好事，更严重的是，政府为什么还怕别人做好事？

　　单从人性自私贪婪的角度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身份游戏的演变，成功地调动了人性的贪欲，所以有了伟大的经济成就，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来调整这个游戏，把人性善与互助的一面也调动起来。

　　财政分权是调动各地政府积极改善产权的关键改革举措，正是这个举措成功地把人的贪欲调动起来了。事实证明，中国政府管不住人做坏事，但它自己又很难做好事。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制度构造有关系。财政分权一开始的好处，就是大家都竞争界定产权，谁的产权界定得比别人好，谁就得利。当时因为劳动不流动，资本也不大能流动，所以每个地方比赛的是产权的效率。一旦资本和劳动流动起来以后，问题就来了，西方有一个词叫race to the bottom，就是大家都竞相往底线冲，谁做好事谁倒霉。中国人天天骂政府，但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能干好事。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干好事对自己是不利的。我这个地方要是对农民工好，资本跑了，穷人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那政府为什么怕别人做好事呢？民间组织在这里搞好了，还是把穷人招来了，把富人赶走了，逻辑是一样的。让民间社会来做好事，还存在跟政府合法性竞争的问题，好事都让你干了，共产党政府就完蛋了。财政包干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改善产权的激励问题，但没有解决改善身份权利或社会权利的激励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搭便车。中央曾经试图用转移支付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又试图用统一社保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办法不适用于没有地方自治的中国体制。我们必须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发展地方和社会自治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提出来的办法，就是互惠的地方主义。我以这个题目在洪范作过一个报告。我的出发点就是承认中国这种非自治的单位社会是对自由的制约，但同时看到单位社会也有别人没有的可能性。这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里面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你不但要看到一种特定的制度约束性的一面，还要看到特定的制度它能够让你干什么的一面。一弊必有一利，一定的制约意味着你可能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中国在这方面的思维就不够。

　　我们如何走向自治呢？我觉得是应该在发展地方之间的关系上做努力。既然农民工乐意到发达地区来，为什么发达地区的社会服务不能过去呢？简单说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互惠的地方主义是在实现经济地方分权的基础上，对非自治社会的身份游戏向自治社会的身份游戏转型的一个重要改革。地方财政分权提供了改善产权的有效激励，提升了经济自由，但不能落实人口流动条件下的平等社会权利。互惠的地方主义就是在中央政府的主持下，发达地区以相互竞争的方式向落后地区提供长期的系统的公共服务援助来落实当地居民的各种社会权利；同时，地方之间就迁徙问题建立互惠的协调机制。

　　这种身份游戏改革的目标不是限制自由而是扩大自由，是通过地方之间的互助来不断提升地方自治和社会自治的能力，从而不断扩展个人自由发展的平等机会。也就是说农民工都跑到发达地区来了，不可能都留下来，我回过头来帮助你在家乡建立社会服务，首先是司法的，教育的和医疗的，这个实际上中国已经开始了。现在的问题在哪呢？现在搞地方对口资源，地方不能自主选择，是拉郎配。如果把它变成自主选择的关系，戏就出来了。地方间的援助有了自主选择和竞争，就要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了。发达地区做了这个服务，可以少给中央交钱，在竞争中输出服务的规模越大，对中央的上缴就减免越多。因为你不用转移支付了。转移支付在中国是不灵的。

　　这种新型的地方之间关系，政治上怎么弄？政治上我认为现在也缺乏想象力。在中国这样非自治的情况下，我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再造中国开放的精英主义传统。

　　大一统最怕的是“绝上下通”。一旦中国的上下不通，问题就都来了，现在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绝上下通其实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官僚绝上下通，官僚上下其手，绝上下通，谋自己的利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豪强，地方的强人绝上下通。（现在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很严重，而且纠结在一起）

　　解决上下不通的问题，政治上“官选官”很难摆脱官僚自利带来的扭曲，而在缺乏自治传统的情况下，“民选官”容易带来地方豪强绝上下通的问题。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建立新的地方之间的关系，都必须要回答怎么通上下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历史资源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把中国历史上开放的精英主义给予现代化的改造，来解决这个通上下的问题。同时，我们创造一些新的地方间关系，即互惠的关系来解决地方不平衡问题。我把这两个方面概括成“以开放的精英主义通上下，以互惠的地方主义和四方”，这是我总结出来的一个基本思路。

　　政通人和是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我们如何尊重多数中国人信仰大一统的文化心理传统，赋予政通人和新的时代意义，创新中国的政治文明，推动地方与社会自治，走出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双重困境？我以为发扬和改造中国开放的精英主义传统是一条可行的出路。科举制度最宝贵的理念，就是从全社会选拔优秀精英在异地进行地方治理。这个理念并不必然与民主理念冲突。问题在于如何设计选拔机制和激励机制。

　　在现有的知识、技术和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开放的精英主义还是互惠的地方主义，创新的空间都很大，具体的机制可以设计很多，问题是我们的语言游戏不能调动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的语言发现问题还可以，但是找解决办法不行。今天我的报告如果有什么意义，就是试图在语言游戏上有所突破，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互动环节

　　主持人：罗老师讲的时间稍微有点超，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尺度、全问题的，主要是他的分析的视野和想回答的问题都是既广阔又很深入。在他对当代问题的思考展现出来以后，我想我们就进入下面的讨论环节。今天说给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很多考虑问题的入口，相信大家有可能不同意的，或者跟你现在思考的问题有关的，或者你觉得他刚才讲的不太清晰的，大家听了会有感受，听和看PPT两个不能兼顾，现在如果觉得他讲得没有完全展开的，可以进一步询问，也可以讲讲你自己的看法。每个人提问或者谈自己观点的时间不超过3分钟，下面大家来提问。

　　如何理解重庆模式：

　　罗小朋老师（以下同）：简单说，重庆模式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重庆模式的夭折最有意思的不是它直接实践的失败，而是别的原因造成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现象。重庆模式提出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财富分配问题，他们想解决这个问题，但路子是错的，简单回答就是这样。它的思路没有想象力，还是要回到共产党劫富济贫的路子上。首先他们自己就腰缠万贯，所以他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大量官员拥有巨额资产，重庆的办法自相矛盾，自己的财产要保留，要去抢别人的，这个就自相矛盾，没有给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思路。 我的思路是应该逼富人做好事，应该走这一条路，不要去抢钱。你有本事，你去做好事。当然还有一些脏钱要给一个渠道让他自己吐出来，但不能给回国家。比如建立政治和解基金，慈善基金，所以在根本方式上犯了错误。

　　关于军队问题的提问：

　　中国最好的一件事，我们没有地方武装了。对一个大国来讲，这就给我们地方自治开辟了一个空间，为什么呢？因为大国，军队国家化以后，和小国不一样，因为我们地方的政治游戏玩起来以后，军队比较容易超越地方，这是一个要害问题。非洲那些小国，民主化以后又打起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太小。这不是我的观点，有一本书叫《Wars， Guns and Votes： Democracy in Dangerous Places》，是英国的一个经济学家Paul Collier写的。印度乱糟糟，但是它很大，统一的军队不易介入地方，所以民主化不会打乱。我们中国开始有了这样一个统一的军队，这对我们未来的政治发展有利。

　　关于改造中国的科举传统：

　　开放的精英主义实际上就是说和现在多数人理解的民主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理解的民主制度，地方执政官来自本土，而且由当地人选举产生。对中国来讲，这里有一个风险因素。因为有的地方选举可以产生比较优秀的执政官，有的地方则由于现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对抗带来了风险。从博弈论的角度，中国很多地方处于囚徒困境状态，官民对立，无论从本土选，从官里面选，都有问题。所以我所谓的开放的精英主义就是通过公开程序从外面选优秀的人来治理一些地区。我认为这是一个既能通上下，同时让地方从囚徒困境走出来的办法。在中国普遍的囚徒困境下，一个外来的贤人，是能够起到很多很好作用的。

　　当你选择地方领导人的时候，如果不是为本地选，不是为自己选，你会客观得多。中国没有自治的传统，又有这么多历史留下来包袱，一开始让人民自己选地方官，会有很多问题。如果用类似选美的办法，把过程放在电视上，人会有这个判断力，这个人比那个人强。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你并不知道它将来到哪去，所以没有扭曲。比如可以让一个省推出若干人到外省去做县官，那这个省自然就要选好人了。首先你不在我这个省，利害关系就没有那么直接了。第二，我送出来的人到人家那治理不好，人家会说你江苏省送来的官怎么这么差。

　　关于法治，我认为现在有把当年英国普通法的逻辑应用到中国来的可能性。英国普通法的逻辑也很简单，就是由一个中央认可的法官，跟当地土皇帝的法庭去竞争。并不是替代，而是提供竞争性的法律服务，削弱地方势力对当地司法的控制，减少这种扭曲。然后通过协调案例来统一法治。中国法治将来要处理的事情很多，累积下来的土地纠纷问题，各种产权纠纷，还有大量贪腐以后的处置，地方需要有一个实现local justice的政治和司法相结合的过程。完全靠内生的政治过程未必能够解决得好，所以可以从外部来帮助他，但这个过程要有中央权威的支持。

　　问题：封建社会作为精英有责任承担，现在的社会没有，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其实中国对封建打击得很厉害，中国贵族的活力早就没了。皇权是用文士，儒士来压制封建贵族的。传统中国的游戏就是从布衣，从平民中间来选拔精英。皇权是天命神授，贵族就没有神圣性了，它很难产生荣誉激励。支撑中国精英的是什么呢，是士大夫的天下主义，以天下为己任。这个东西在实践中很困难，多数人做不到，但中国原来的制度厉害在哪里呢？只要有很少人有这个精神，选对了人就不得了。一个宰相选对了，就影响大局，我们的政治制度是这么一种构造，是靠很少数很优秀的精英，不是靠地方精英。地方豪强都缺乏一种荣誉感，因为在整个中国话语体系里面就缺少正当性。像明朝利玛窦来的时候，他认识的朱姓王，都不敢吭气的，虽然是王，血缘是很高贵，但贵族活力早就完蛋了。

　　现在解决荣誉机制的办法，我的一个思路是延长县官任期。现在大家都是没有明天，这样就没有任何荣誉机制可言了。在中国，我的建议，县官可以连续任下去，一旦改变他们的预期，行为就变化了。具体设计，我原来提出，你干一届是县级，干两届就是副厅级，干三届厅级，干四届就是副省级，就是升级不升官，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最后你可以授他奖章。现在县官干两三年就跑了，荣誉机制不可能的。

　　回答教育问题：

　　中国教育堪忧，大家都看见了。整个世界的形势变化很快，中国如果不抓紧的话，新的教育革命正在发生，网络技术正在带来教育的革命性变革。我们中国如果这一轮落后，后面又要承担更多后果。积极的一面，现在信息和交流是通畅的，问题是如何选择，信息太多了，搞不清楚，糊涂了。我觉得把大学干脆交给地方，它会想办法，特别这些名牌大学，它会想办法。

　　另外我也想过，与其去海外办孔子学院，不如在美国办一所中文大学，这样的话，把中文的语言游戏搬到一个不同的土壤上，逼着我们中国人，逼着汉语去表达最前沿的思想，应对最前沿的问题，否则我们关在这里有很大的问题。

　　问题：互惠的地方主义如何能够带动社会自治？

　　我的路子是发展横向的联系，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展开。我给你举个例子，四川地震以后，上海浦东支持的是都江堰，他们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浦东原来中央授权综合改革。浦东也是走公民社会这个思路，引进了台湾的整个社工理念，培训，但是引进了以后，发现根本没法用，因为地方政府不给它资源，不让他干，你干了我还干什么，这就等于白引进了。但是，地震救灾就使他们发现，社工系统援助外地很有用。我用这个故事来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中国的灾难，在每一个局部都是一种囚徒困境。我认为这种困境可以靠发展地方之间的关系来打破。宗教也是这样，地方政府有一个责任，要判断这个宗教是真的还是在玩政治，这是现政权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你不能不承认有这个问题。你是玩政治还是玩宗教。中央来判断就比较困难，实际上地方有这个判断能力，但越界了怎么办，比如四川救灾里面最英勇的最忘我的就是教徒。他们深入到最危险，最难去的地方，但是当地政府害怕他们别有用心，早早想把他们赶走。我的方案里面包含了这种考虑，地方政府可以对这些民间，包括宗教组织做政治保险，就是说这些人我检查过了，他到你那去，多了一层政治保险，可以放心。我们必须从中国制度实际的内在逻辑出发来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摆脱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对，我想用互惠的地方主义来走出这个笼子。你说是国家想掌控，但最根本的问题是社会没有自治能力，而我们没有自治能力是文化和历史的深层原因造成的。你必须要回答我们怎么能够把自治的能力建设起来。互惠的地方主义实际上是想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发展一种新型的地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增强地方的自主性，也增强社会的自主性。今天中国的困境不是哪一个人要这样，这是一个博弈的结果。现在我们要改变这个博弈的游戏规则才能从困境中走出来。

　　关于日本与中国现代化的对比：

　　他们有自治的文化积淀是根本的问题。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只能想自己的办法。要说野蛮，日本人比我们野蛮。你看伊藤博文，政敌谋杀他好几次。在当时的日本，谋杀是政治游戏里面的一部分。但是，也要看到日本共同体文化对这个游戏的规则影响到什么程度？日本地方的政治领袖，对政治暴力是有控制能力的。有一个人多次组织谋杀伊藤博文，最后一次失败后，地方领袖就出来说话了，主谋者就不得不自杀了，这个事就了了。

　　中国的问题是没底线，没有办法约束这个。日本人最后还是有一个honor（荣誉）。在日本，一个人没有了荣誉，在这个地面上就混不下去了。中国人只要爬到中央以后，再无耻，地方上再被人看不起，也没关系。政治游戏没有荣誉这个东西不行，整个平衡就不利。所以，我们的政治游戏是很危险的游戏，必须要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弱点有很高的自觉。所以，说民主是好东西没有意思。问题是在我们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怎么利用这个东西，怎么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

　　关于落后地区的治理问题：

　　中国落后地区城乡对立的问题比发达地区更麻烦。而且它已经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贵州扶贫的时候，我就知道，中央给钱让贵州试验农村医改，但给钱也干不了。所以互惠的地方主义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解决社会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比如说现在90%的医疗资源都给了吃官饭的人了，这是不公平的，没有话说。如果省里有的是钱，也好办，但落后地区既没有钱也没有服务能力。那怎么办？我主张发地地区，比如说上海来援助。那就不是简单派医疗队，而是提供一套管理体系，包括诊所，医院怎么设置，上海有一套，浙江也有一套，广东也有一套。于是我这个贫困县就有了选择。援助目标是解决全县医疗权利均等化问题，但受援县可以选择上海方案，也可以选择浙江方案，这样就给你想象的空间。

　　法治问题也是这样，正是因为落后地区内部不平等更严重，它自身的力量已经解决不了了自身的问题。精英跑掉了，劳动力都跑了，内部形成不了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提出互惠地方主义的一个现实的基础。

　　当然是要保持中央的威权，中央威权本身可以起一个仲裁和协调作用。因为有很多需要仲裁的问题。我有一个没有讲清楚的问题：当发达地区给落后地区提供了服务，隐含的逻辑就是你不能随便向我这里迁徙。这是互惠的地方主义的一个内在逻辑。就是我为你服务的动力，第一就是你不能随便到我这里来。这就有点类似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不是说不能自由旅行，不能打工。我的主张是就业和移民要先区分开来，再建立某种关联。劳动力市场是自由的，迁徙不完全自由。地方政府有权说不，地方和地方之间可以有互惠性的安排，比如说各项社会扣除和服务的转移问题，是不是要把一部分资源带过来，诸如此类。

　　就是说要让地方自己去协商解决迁徙的规则问题，中央的责任当然要负到底。全局的平衡，包括人口往哪个方向诱导，有一个空间的分布问题。中央可以引导，向南方迁徙我有补贴，向某个方向迁徙可能要加税。我们的现实是已经生活在这个大笼子里面，有一个怎么样用我们的集体智慧来解放自己的问题。这是互惠的地方主义的核心动机。

　　关于互惠的地方主义是否可操作：

　　总的来讲，还是要把实际中发生的逻辑搞清楚。中央集权解决不了地方不平衡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原来会出现所谓对口支援，就是因为中央直接干预不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这次四川救灾，一开始中央也想集权，后来就发现根本处理不了这些问题，只好一个省包一个县，否则的话，根本就来不及了，物资的集中，中央再分配，根本来不及了。所以，它后来选择了一个省对一个县的办法。

　　这个办法很粗糙，因为是临时拍脑袋，没有一个设计，所以最后的结果也很荒谬。它是选择最富的省支持最穷的，困难最大的县。广东就背了汶川，但问题出在哪里呢？拍脑袋，每个省用1%的财政收入连续三年支持一个县灾后重建。汶川一共才8万人，广东好几千亿的财政收入，结果汶川一个人大概合好几百万。相对灾情比较轻的县就搭了一个相对穷的省，一个人大概只有几万元，所以就乱套了。这说明中央是需要的，这个时候中央的智慧在于怎么样来制定规则，使这个游戏玩得更公平，更有效率。互惠的地方主义不等于不要中央的权威，恰恰是维护中央权威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你说制约官员，选拔官员，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以为只要找到一个办法不让他做坏事就解决了问题，其实人跟人的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的人就是不会做好事，虽然他可以不做坏事，所以选官的程序非常重要。其实重要的不是选择不做坏事的人，有一些虽然做一点坏事，但他确实更善于做好事。我们现在的路子错就错在这里，我们想管住官员，不让他做坏事失败了，但是我们想让官员做好事也失败了。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政治家里面，两个极端，有相当坏的人，但那个环境逼着他不得不去做好事，也有确实是非常优秀的人，就是这样。

　　我们的办法最后选择了平庸，好事也不会做，坏事也不会做，这其实对社会是一个大坏事。

　　关于台湾的民主对大陆的借鉴意义：

　　东亚文明它在民主过渡的问题上，有一些特有的困难，包括日本最后终于还是用占领，靠迈克阿瑟，要有一个外来的力量。台湾经验也包含这个因素。外省人进来了，你如果没有外省人去台湾，民主自治这个坎儿怎么过去，不清楚。外省人在台湾治理，他坚持的一条就是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这对国民党很重要。当然它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个过程中，本土人，像王永庆，这些商人成长起来了。这给它的公民社会成长一个很大的支持，没有这个光搞民主，它也会乱套。我们今天困难，靠拔着自己的头发往上走，不好弄。所以我强调有外面人来，有这个意思。治理好一个地方不一定要选本地人，这是隐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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